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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岁，她开始了自己的初恋，且激情持续了两年。 ●为了生存，伊莎多拉不得不满足经理的低级要求，跳“刺激性”的舞蹈。她历经苦难。 ●在芝加哥，伊莎多拉陷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的情网。他吻了她，并向她求婚。但她不解风情。 ●伊莎多拉和经理的关系破裂了，因为她不想当艺妓。 1877年5月26日，伊莎多拉·邓肯在美国的旧金山降临人世。 按照伊莎多拉自己的说法，她的性格在娘胎里就已经定了，她在娘胎里便开始跳舞。母亲怀她的时候，痛苦得经常说：“这个孩子一定很不正常，”而且预料会生下一个怪物。 伊莎多拉一生下来，似乎就开始手舞足蹈。母亲此时不由得大叫：“我没说错吧，这孩子是个疯子。”后来，伊莎多拉成了全家和朋友们的笑料：他们给她穿上衣服，放在桌子上，然后演奏音乐曲子，于是她便随着舞起来。 伊莎多拉还在襁褓之中时，父亲和母亲便离了婚。孩子们都由母亲抚养。她的母亲很穷，家里雇不起佣人，也请不起家庭教师。由于缴不起房租，他们经常被房东赶走，一次甚至连续搬了15次家。 五岁时，伊莎多拉就到公立学校读书了，因为在外工作的母亲必须给这个好动的孩子找个安置的地方。 伊莎多拉大约六岁时，有一天，母亲回家发现她召集了六七个街坊上的孩子——他们小得还不会走路——让他们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教他们挥动手臂。母亲问她在干吗，她说这是自己办的舞蹈学校。邓肯夫人觉得很有趣，就坐在钢琴前面为她弹奏乐曲。后来，这个“学校”继续办了下去，而且大受欢迎，邻居的小姑娘都来了。他们的父母给伊莎多拉一点儿钱，让她教她们。伊莎多拉成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舞蹈教师”。 伊莎多拉十岁的时候，来学跳舞的小姑娘越来越多了。她对母亲说自己已经会挣钱了，这比上学重要得多，上学只会浪费时间。她把头发梳拢，盘在头顶上，自称十六岁。就年龄来说，她的个子很高，谁听了都会相信。她的姐姐伊丽莎白是由姥姥抚养大的，后来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参加了教这些班的舞蹈。需要她们的人越来越多，旧金山许多有钱人家都请她去教舞蹈了。 伊莎多拉从来没见过父亲。有一次她问姨妈，她是不是有过父亲。姨妈回答说：“你父亲是个恶魔，毁了你母亲的一生。”从此以后，她总是把他想象成图画书中有角有尾巴的恶魔。在学校里，当别的孩子谈到他们父亲的时候，她则一声不吭。 伊莎多拉七岁时，全家住在三楼的两间四壁空空的房间里。有一天，她听见前门铃声响，到前厅开了门。来人是一个头戴礼帽的绅士。他说： “请问，邓肯太太家在哪儿住？” “我就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伊莎多拉回答。 “这就是我的翘鼻子公主吗？”那位陌生绅士说。 他突然把伊莎多拉抱在怀里，泪流满面，不断地吻她。伊莎多拉非常惊讶，问他是谁，他流着泪回答：“我就是你爸爸。” 伊莎多拉一听，高兴极了，连忙跑进去告诉全家。 “来了个人，他说他是我爸爸，”伊莎多拉说。 她的母亲一下子站了起来。她脸色苍白，神情激动，走进隔壁房间，随手锁上了门。她的哥哥一个钻到床下，另一个躲到碗柜后面，姐姐则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 “叫他走开，叫他走开，”他们叫喊道。 伊莎多拉非常诧异，但她走到前厅，很有礼貌地对他说：“家里人不大舒服，今天不见客。” 她的父亲听了，拉着她的手，要她跟他一起去散散步。 下楼来到街上，走在他旁边，伊莎多拉茫然不解地想：这个漂亮的绅士是我的父亲，可他不像我一直想象的那样，既没有长角，也没有长尾巴呀。 父亲把她带到一家冷饮店，让她把冰激凌和点心吃了个够。伊莎多拉十分兴奋地回到家里，可是发现全家人情绪却非常沮丧。 “他真漂亮，明天还要来，给我多多的冰激凌。”她告诉他们说。 但是全家人拒绝见他。不久以后，她的父亲回到洛杉矾他的另一个家去了。 以后，伊莎多拉有几年再没见到父亲，一直到他又一次突然出现。这一次，她的母亲大发慈悲见了他。他送给他们一所漂亮的房子，里面有大舞蹈室、网球场、仓房，还有一座磨坊。 邓肯夫人是一名音乐教师，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是在音乐和诗歌熏陶之中度过的。每天晚上，母亲坐在钢琴旁，一弹就是几个钟头。孩子们的奥古斯塔姨妈也很有才气。她常来他们家做客，并且常常参加一些私人的业余演出活动。她长得很漂亮，一双黑眼睛，一头乌亮的头发。她嗓子很甜，要不是她父亲把和戏剧相关的一切都看成属于魔鬼的东西，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前途无量的歌唱家。 “我宁愿看见我女儿死，也不愿看见她在舞台上演出。”她的父亲当时这么讲。 搬进父亲给他们的那所大房子以后，首先是伊莎多拉的哥哥奥古斯丁的“剧院”在库房里开张了。他把客厅里的皮毛垫子割了一块作胡子，扮演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的瑞普·凡·温克尔。 他演得非常逼真，小伊莎多拉坐在饼干箱上看戏，感动得直流泪。 这个小小的剧院越办越好，在邻里中受到热烈的赞誉，因此，后来他们就想到海滨会巡回演出。伊莎多拉跳舞，奥古斯丁朗读诗歌，然后合演一出喜剧，伊丽莎白和雷蒙德也扮演了角色。尽管伊莎多拉当时才十二岁，其余的孩子也不过十几岁，他们遍及圣克拉拉、圣罗莎、圣巴巴拉等海滨地区的巡回演出却非常成功。 伊莎多拉童年时的主导精神，是对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的狭隘束缚，对强加于生活的种种限制不断反抗，以及对东方日益向往。在她的想象中，东方一定是比较宽广的。当时她常常在家人和亲友面前侃侃而谈，而且总是这样结束她的演说：“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在全家人中，小伊莎多拉是最有勇气的。当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她就自告奋勇到肉铺去。耍点小花招，诱使肉铺老板赊给一点羊肉片。派到面包师那儿去的也是她，去左说右说，央求面包师继续让她家赊购。出门办这类事，小伊莎多拉总是得到真正的冒险乐趣，特别是成功的时候（而她总是成功）。高高兴兴地回家，跳着舞，手里拿着战利品，心里的欢欣就跟抢掠得手的强盗一样。这是很好的一种教育，因为从哄骗凶恶的肉铺老板中，她学得了一种本领，后来能够对付凶恶的经理人。 一次，邓肯夫人因为商店不肯收购她编织的一些东西哭了。伊莎多拉便从她手里接过篮子，把她织的帽子戴在头上，织好的手套戴在手上，挨家挨户兜售叫卖。东西不仅全部卖掉了，她带回家里的钱还比商店给的多上一倍。 有些家长说，他们工作是为了给孩子们留下很多的钱。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正好是把这些孩子生活中的冒险精神一笔勾销了。因为给子女们留下的钱越多，孩子们就越软弱无能。给子女最好的遗产就是放手让他自奔前程，完全依靠他自己两条腿走自己的路。这是伊莎多拉·邓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的经验。 一到晚上，邓肯夫人给孩子们弹琴，小伊莎多拉就即兴表演舞蹈。 有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是她家的朋友，常去她们家消磨晚上的时间。她从前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住过，她说伊莎多拉使她想起了意大利著名芭蕾舞演员范妮·艾斯勒，常常给她们讲述艾斯勒大获成功的故事。她总是说：“伊莎多拉将成为范妮·艾斯勒第二。” 她的话激励了小伊莎多拉的雄心壮志。 老太太让邓肯夫人把伊莎多拉送到了旧金山一个著名的芭蕾舞教师那里去学习。 但是，伊莎多拉并不喜欢这位教师的课。当他让她用脚尖站立起来的时候，她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这样美。”伊莎多拉说那很丑，不自然。上完三课以后，她就不去了，而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去。 在小伊莎多拉看来，那个芭蕾舞教师称之为舞蹈的那些僵硬而陈腐的体操动作，只是扰乱了她的理想。她追求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舞蹈。她说不清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她探索着，走向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旦找到钥匙，她就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离开学校以后，伊莎多拉依然喜欢读书。他们一家当时住在奥克兰，那里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尽管离家很远，她还是跑着步，或是跳着舞，跳跳蹦蹦到那里去。 图书管理员名叫艾娜。她鼓励小伊莎多拉看书，当她向她借好书的时候，她总是显得很高兴，美丽的眼睛充满着热情。艾娜曾经和伊莎多拉的父亲热恋过，她显然是他终生钟情的对象，大概是这根看不见的命运之线把伊莎多拉引向她的。 那时伊莎多拉读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读了无数小说，有好有坏——贪婪地什么都读。往往坐在白天搜集来的蜡烛头的亮光下通宵读书，直到黎明。那时伊莎多拉还坚持记日记，并为它发明了一种秘密文字，因为这时候她有了一个巨大的秘密：陷入了情网。 除了儿童班以外，伊丽莎白和伊莎多拉还收了一些年纪较大的学生。伊丽莎白教他们跳交际舞，如华尔兹、玛祖卡、波尔卡等等。 这批学生中有两个青年，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药剂师长得英俊潇洒，名字也挺漂亮——弗农。 伊莎多拉当时才十一岁，由于云鬓高耸，衣衫垂地，所以看起来要大一些。她狂热地爱上了他。但她不知道弗农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那样的年纪，她实在不好意思去吐露自己的爱情。 他们一起去参加各种舞会，他几乎每个舞都和她一起跳。舞会以后，伊莎多拉迟迟不能入睡，直到凌晨还在写日记，叙述自己极度狂喜的心情：“我在他的怀抱中飘飘荡荡。” 弗农在一家药房里工作，小伊莎多拉常常为了经过他面前，不惜走上好几里路。有时候还鼓足勇气走进店里跟他打个招呼。她甚至找到了他租住的那所房子，经常在晚上从家里跑出来，去看他窗口的灯光。 这种激情一直延续了两年，伊莎多拉受尽了相思之苦。 最终，弗农宣布和奥克兰上流社会的一位姑娘结婚，伊莎多拉只得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失望和痛苦。在他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看着弗农和一个蒙着白纱、貌不出众的姑娘一起走向圣坛，伊莎多拉仿佛落入了无底深渊。此后，两人的联系断了。 多年后，伊莎多拉在旧金山演出。一天，一位白发苍苍，但看起来很年轻、漂亮的男子走进她的化妆室。她一下子认出了他，是弗农。伊莎多拉想，过了这么些年，总可以把年轻时候的热情告诉他，他可能会感到有趣。然而，他却异常害怕，马上就和她谈到他的妻子，他对妻子的眷恋之情始终不衰。 这就是伊莎多拉的初恋。她爱得发狂。而从那以后，伊莎多拉从没有停止过疯狂的恋爱。 受所读书籍影响，伊莎多拉打算离开旧金山到国外去旅行，想随同某个大剧团出去。于是，有一天她去拜访一家巡回剧团的经理，请求允许给他表演一下舞蹈。 试演是在一个又大又黑、空荡荡的舞台上进行的。邓肯夫人为女儿伴奏。跳完以后，经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对邓肯夫人说： “这种玩意儿不适合在剧场演出，它更适合于教堂。您还是把小姑娘领回家去吧。” 伊莎多拉大失所望，但她并不死心，又开始想别的主意出国。她邀集了全家人来商量，侃侃而谈，说了一个多钟头，向他们讲清楚了为什么在旧金山再也不能待下去的种种理由。邓肯夫人有点困惑不解，但她乐意跟伊莎多拉到任何地方去。于是她们两人决定先期出发去芝加哥。伊莎多拉的姐姐和两个哥哥留在旧金山，等有朝一日伊莎多拉给全家挣得财富后再来接他们。 她们到达芝加哥时，正是大热的6月。她们随身只带了一只小提箱和伊莎多拉祖母的一些老式首饰，外加二十五美元。伊莎多拉盼望能立刻得到聘用，这样一切事情便会十分顺利和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伊莎多拉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经理，给他们表演舞蹈，但他们都像最初的那位一样，说：“好倒很好，只是不适宜舞台演出。” 过了几星期，她们的钱渐渐花光了，典押首饰也没有弄到多少钱。后来，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们付不出房租，行李全被扣留；再后来，她们被拒于门外，身无分文，只得踯躅街头。 伊莎多拉的外衣衣领上有一个小小的上等真丝花边，在炎炎烈日下，她东奔西走，转了一整天想卖掉它，总算在傍晚的时候把它脱了手，卖了十美元，足够再租一间房子了。至于剩下的钱，伊莎多拉想了个办法，买一箱西红柿。以后接连一个星期，她们就吃这些西红柿度日。吃不着面包，也没有盐吃，可怜的邓肯夫人衰弱得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每天一早伊莎多拉就出门，想尽办法去见经理。最后她只好决定，只要有工作，干什么都行。于是她便去找一家职业介绍所。 “你会干什么？”介绍所的人问她。 “什么都会。”伊莎多拉回答。 “哼，依我看，你什么也不会！” 绝望之中，有一天伊莎多拉去找共济会教堂屋顶花园的经理。他嘴里叼着一根很粗的雪茄，帽子压住一只眼睛，傲慢地看完了她的舞。 “嗯，你长得不错，”他说，“风度也挺优美。如果你肯改变一下，不跳这些，跳点有刺激性的玩意儿，那么我可以雇用你。” 想到家里饿得发晕的妈妈，伊莎多拉便问他：“你所说的‘刺激性’是指什么？” “嗯，”他说，“不是你跳的这些。得穿短裙，加点花边，还得甩大腿。你可以先跳点希腊舞蹈，然后再转动花边裙子，甩开大腿，那就引人注目了。” 但是她上哪儿去找带花边的裙子呢？伊莎多拉知道，开口借支或预支是没有好处的。她只说了一句明天我带刺激性的东西再来，就走了出来。 那天正是芝加哥通常特别热的天气。她徘徊在大街上，又饿又累，差点晕倒。她忽然看见旁边有一家百货公司的一个分店，便走了进去，要求见经理。 她被引进办公室，一位年轻人坐在写字台后面，瞧上去很和气。于是她向他解释，明天上午她需要有一件带花边的裙子，如果他能赊给她，她一定订了合同就付款。 这位年轻人应允了她的请求。若干年以后，伊莎多拉又遇到了他，这时他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伊莎多拉买了做裙子的白色和红色布料，还有荷叶花边。挟着这一大包衣料回到家，她的母亲已经气息奄奄了。 但邓肯夫人坚持从床上坐起来，为女儿赶制服装。她干了整整一夜，直到黎明才缝完最后一个褶子。 伊莎多拉带着这套服装再去拜访那个经理，乐队已经做好了试演的准备。 “你用什么音乐？”他问。 伊莎多拉事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随口说了一句：“《华盛顿邮车》吧！”这是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曲。 音乐奏了起来，伊莎多拉尽最大努力给经理跳了一段“刺激性”的舞蹈，边跳边编。 经理简直高兴极了，从嘴里取出雪茄，说道：“跳得不赖！你明天晚上就可以上台，我要替你宣布一个特别节目。” 他给了伊莎多拉周薪五十美元，并且预付了她一个星期的钱。 伊莎多拉用了一个艺名在屋顶花园登台表演，获得很大成功。但她心里腻味透了。 到了周末，经理提出要续约，甚至进行一次巡回演出。 伊莎多拉拒绝了。虽然幸免饿死，但这种违背自己的理想，只是取悦于观众的事，伊莎多拉真不想再干了。她这样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这一年的夏天是伊莎多拉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之一。以后再到芝加哥的时候，每次看见大街，她就会感觉到饥饿、恶心。 但是，在这次可怕的经历中，邓肯夫人从来没有提出要回家去。 一天，有人给了伊莎多拉一张名片，介绍她去见芝加哥一家大报的女助理编辑安勃。伊莎多拉去见了她。她个子很高，瘦精精的，约摸五十多岁，红头发。伊莎多拉跟她谈了关于舞蹈的见解。 安勃非常热情地倾听着，并邀请伊莎多拉和母亲到“波希米亚人”俱乐部去，说在那里可以见到文学家和艺术家。 当天晚上，她们去了俱乐部。俱乐部只是一幢高大楼房顶部的几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有几张桌椅。尽是些与众不同的人物，是伊莎多拉从未见过的。安勃站在他们当中，用男人般的嗓子大声喊道： “豪放的波希米亚人，一起来吧！豪放的波希米亚人，一起来吧！” 她每喊一声，他们就举起啤酒杯，用欢呼和歌唱来回答。 在这欢呼声中，伊莎多拉跳起了那种充满宗教色彩的舞蹈。那些“波希米亚人”有点迷惑不解，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他们还是认为伊莎多拉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小姑娘，邀请她每天晚上都去参加。 那些“波希米亚人”是一群奇特的人，其中的诗人、艺术家和演员，什么民族的人都有。他们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全都一文不名。有不少“波希米亚人”，如果不是来俱乐部吃由安勃供给的三明治和啤酒的话，根本没有东西吃。 那些人中间，有个叫米罗斯基的波兰人。他四十多岁，一头蓬松的红鬈发、红胡子、蓝眼睛，通常坐在角落里抽着烟斗，面带一丝冷笑，观赏“波希米亚人”的余兴节目。在所有看伊莎多拉表演的人中间，只有他懂得她的理想和作品。 他也非常穷，不过常邀请伊莎多拉和母亲到小饭馆去用餐，或者带着她们乘电车到乡下树林里去野餐。他很喜欢野菊花，不管什么时候来看伊莎多拉，总是抱一大堆野菊花。因此，以后一见金红色的野菊花，伊莎多拉就会联想起米罗斯基的红头发和红胡子…… 他是诗人兼画家，非常古怪，曾在芝加哥经商谋生，但根本不会做买卖，在那儿几乎饿死。 那时伊莎多拉还只是一个小姑娘，还太年轻，对他的不幸或爱情丝毫不解。她当时对人生的看法也纯粹是抒情的、罗曼蒂克的，还不解风情。很久以后，她才明白自己激起了米罗斯基的狂热感情。 这个四十多岁的人疯狂而愚蠢地堕入了情网，爱上了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 邓肯夫人显然缺乏预感，仍允许他们长时间单独在一起。 面对面地单独相处，在林子里长时间地散步，产生了心理效果。最后他忍不住吻了她，并向她求婚。伊莎多拉当时相信，这是自己一生中一次伟大的恋爱。 夏天快过完了，她们手上的钱也花光了。在芝加哥已经没有什么指望，她们必须迁居到纽约去。 但怎么去呢？ 一天，伊莎多拉在报上看到，著名的奥古斯丁·戴利和他那个由艾达·里恩担任明星的剧团正在芝加哥。她决定去见这位大人物，因为他享有美国最喜好艺术、最有审美能力的剧团经理的蜚誉。 接连好几个下午和傍晚，伊莎多拉站在剧场通往后台的门口，一次又一次将她的姓名通报给戴利，求他接见。但是人们告诉她，他太忙，只能让她见他的助理。伊莎多拉坚决不肯，说一定要见戴利本人，有十分重要的事情相告。 最后，在一天的薄暮时分，她终于被允许谒见这位大人物。他长得漂亮，但是对于陌生人总是显出一副挺凶的样子。伊莎多拉被他吓住了，不过终于鼓足勇气，发表了不同寻常的长篇演说： “戴利先生，我有一个重要的想法向您讲，在全国恐怕只有您能理解它。我发现了舞蹈，发现了已经失传两千年的这种艺术。您是卓越的舞台艺术家。但您的舞台上缺少一样东西，然而正是它曾使得古希腊戏剧那样伟大，那就是舞蹈艺术——悲剧合唱队。没有它，等于头和躯干失去了运载它们的双腿。现在我把这种舞蹈贡献于您的面前。我给您带来了足以使我们整个时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想法。我在什么地方发现它的呢？是从太平洋，从内华达山脉波涛起伏的松树林。我看见了年轻的美国在洛基山顶峰翩翩起舞的理想丰姿。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诗人是沃尔特·惠特曼。我发现的舞蹈足以同惠特曼的诗媲美。我实在可以说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我要为美利坚的儿女创造出一种表现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给您的剧院带来它所缺少的那个生命所系的灵魂——舞蹈演员的灵魂。因为您知道……” 这位大牌经理不耐烦地插话：“得啦，别说了！别说啦！” 伊莎多拉竭力不去理睬他，一个劲儿讲下去：“因为您知道，”她提高了嗓门，继续讲道：“戏剧是从舞蹈中诞生的，第一个演员就是舞蹈演员。他载歌载舞，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舞蹈演员原来那种伟大的艺术一天不返回剧院，您的剧院就一天不可能有真正的表演！” 戴利看到这个瘦小、古怪的孩子竟敢如此放肆地用这种口气教训他，真不知该如何对待，他只是回答了一句： “好吧，我在纽约排演的一部哑剧里，有一个小角色。你10月1日可以来参加排练，如果合适，就雇用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伊莎多拉。”她回答。 “伊莎多拉，挺好听的，”他说。“好了，伊莎多拉，10月1日我们在纽约再见吧。” 伊莎多拉喜出望外，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告诉母亲。 “妈妈，到底有人赏识我了，”她说。“鼎鼎大名的戴利先生雇用我啦。10月1日以前咱们必须赶到纽约。” “好的，”邓肯夫人说，“可是，用什么去买火车票呢？” 这确实是个难题。伊莎多拉急中生智，给旧金山的一位朋友发了个电报： 荣获戴利先生之聘，10月1日须抵纽约，火速电汇旅费一百元。 奇迹居然发生了，钱寄来了。同时来的还有她的姐姐伊丽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见了那份电报，他们都来投奔她。一家人都乘上火车，满怀憧憬、高高兴兴地前往纽约。 伊莎多拉心想，社会怎么说也一定会承认我的！如果她当时能够稍稍想到以后将熬过多么令人精疲力尽的漫长岁月，才得到这种承认的话，恐怕她就会勇气顿消。 米罗斯基想到即将与伊莎多拉离别，伤心之至。不过，他们发誓永远相爱。伊莎多拉还向他解释，如果她在纽约发迹，他们结婚就不成问题了。其实，她并非当真对结婚抱什么信心，只是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她的母亲心里高兴。 纽约给伊莎多拉的第一个印象，是它比芝加哥更美丽、更艺术化。另一方面，能够重新来到海滨，伊莎多拉非常高兴。住在内地城市，她总觉得气闷。 他们在一家供应膳食的客栈里住了下来。那里寄宿的旅客光怪陆离，也像“波希米亚人”一样有个通病：谁若付不起账单，随时都有被撵出店门的危险。 一天早晨，伊莎多拉去戴利剧场后台的大门口报到，又一次被领去见这位大人物。她想再次向他解释那套主张，但他忙得很，而且满腹心思。 “我们已从巴黎聘请了哑剧明星简·梅。”他说，“如果你能演哑剧，可以给你分配一个角色。” 虽不情愿，但伊莎多拉除了接受这个角色外，别无他法。于是她把剧本带回家去研究。整个作品在她看来非常愚蠢，同她的理想志趣很不相称。 第一次排练就令伊莎多拉大失所望。 梅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子，脾气极坏，动辄大发雷霆。伊莎多拉被告诉说，指指对方，是表示“你”，使劲地按着胸口是“爱”的意思，还有用力捶胸，则是表示“我”的意思。这一切对她来讲简直滑稽可笑。伊莎多拉没精打彩地做着，做得糟透了。 梅大为不悦，去向戴利告状，说伊莎多拉根本没有才华，不能胜任这个角色。 伊莎多拉听到这番话，马上想到全家都将流落在一个可怕的客栈里，听凭那个铁石心肠的女店主摆布。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前一天见到个瘦小的合唱队歌女被扣押了行李，撵到大街上的情景，同时又想起可怜的母亲在芝加哥遭受的种种苦楚，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簌簌地沿着两颊滚落下来。 看到她那副凄惨可怜的模样，戴利先生脸色变得温和了。他拍拍伊莎多拉的肩膀，对梅说：“您看，她哭起来倒还是挺有表情的，她能学会的。” 但是这些排练对伊莎多拉来说简直是活受罪。然而，年轻人适应能力强，她总算进入了这个角色的情绪。 梅扮演皮埃罗一角。有一场戏，是伊莎多拉向皮埃罗表露爱情。在三段不同的音乐里，她必须走过去，在皮埃罗面颊上吻三次。在彩排时，她这一段表演得非常卖劲，竟把嘴上的红唇膏印在梅的白脸蛋上了。这一下，梅立刻火冒三丈，给了伊莎多拉一记耳光。 然而排练越往下进行，伊莎多拉越钦佩这位哑剧女演员异乎寻常、充满活力的表情。 首演之夜来临。邓肯夫人坐在第一排，看着女儿的表演，简直不堪目睹。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提出要回旧金山。但是伊莎多拉看出母亲大失望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得到的结果却是如此可怜！ 在这出哑剧排练期间，是没有工资的。他们被撵出了那家客栈，搬进两间没有任何家具的房间。 由于没钱坐车，伊莎多拉经常步行到戴利的剧场去。为了抄近路，她常常在泥地上奔跑。没有钱，她就不吃午饭，躲在舞台两侧的包厢里，精疲力竭地打个盹儿，然后饿着肚子继续参加下午的排练。这样过了六个星期，直到哑剧上演了一个星期以后，伊莎多拉才拿到工资。 在纽约演了三个星期以后，剧团接着走码头演出，一个地方演一场。 伊莎多拉每周挣十五美元，除了一半作一切开支外，另一半寄给母亲维持生活。当剧团在小站下车后，伊莎多拉不去住旅馆，而是提着旅行袋，步行去寻找便宜的客栈。一切费用在内，每天至多只能花五十美分，所以有时她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几英里路，才能找到合适的住所。有时她到的客栈，住着非常奇怪的邻居。一次，她住的房间门锁不住，那里的男客人喝醉了酒，一个劲儿地想闯进她的房间来。伊莎多拉怕极了，把沉重的大衣柜拽过来堵住了门。即使那样，她也不敢上床睡觉，警戒地坐了一夜。 梅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每天都召集排练，但总是不合她的心意。 伊莎多拉随身带了几本书，不时翻阅。她每天都给米罗斯基写一封长信，算是给自己的一点安慰。 这样巡回演出了两个月，最后，全班人马回到纽约。戴利不幸蚀了本，梅也就回巴黎去了。 伊莎多拉又去见戴利先生，试图吸引他对她的艺术发生兴趣。但是，他一点也听不进去，对伊莎多拉提出的任何主意都毫无兴趣。 “我打算派一个剧团出去表演《仲夏夜之梦》，”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在那个仙女场面里跳舞。” 伊莎多拉主张舞蹈表现凡人的感觉和情绪，对仙境之类她一点不感兴趣。不过，生活所迫，她还是答应了。 《仲夏夜之梦》开演的时候，伊莎多拉穿的是一条白色和金黄色薄纱做成的直筒长裙，还插有一对金丝编成的翅膀。伊莎多拉对这副翅膀十分反感，觉得真是滑稽可笑。于是她对戴利先生说，不用假物她同样能够表现出翅膀来。但戴利固执得很。那天晚上是伊莎多拉第一次单独登台表演舞蹈，她觉得非常高兴。 她终于一个人站在一个大舞台上，在大批观众面前跳舞了。她跳得很好，观众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用他们的话来说，她“打响”了。当伊莎多拉走进台侧，满以为戴利先生会高高兴兴地过来向她祝贺，没想到他勃然大怒，冲她大发雷霆：“这里不是舞厅！”可是观众好像不理睬他的叫嚷，依然为这个舞蹈鼓掌。 在纽约演了两星期后，《仲夏夜之梦》也“上路”了，伊莎多拉又得恢复那种沉闷的旅行和寻找客栈的生活了。只是她的薪水已加到每周二十五美元。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伊莎多拉非常难过。她的美梦、她的理想、她的抱负，全成了泡影。在剧团中她也没交上几个朋友，他们都把她当作怪人。伊莎多拉常常捧着一本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书，在布景后面走来走去，她试着采取斯多噶学派的哲学来减轻自己常常感觉到的痛苦。不过她在那次旅行中交上了一位朋友——一个叫莫德·温特的姑娘，是扮演泰坦尼娅王后的。她长得很甜，讨人喜欢，但是有个怪癖：靠吃柑子过活，从来不吃别的食物。几年以后，伊莎多拉听说她死于恶性贫血症。 戴利剧团的明星艾达·瑞痕是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尽管地位比她低的演员非常不喜欢她，但伊莎多拉在剧团中唯一的乐趣就是观摩她的表演。艾达很少同伊莎多拉参加的那个巡回剧团在一起，伊莎多拉返回纽约，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表演。她是世界驰名的超级明星之一。这位大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屑于博得剧团里人的好感。她非常骄傲，连向大家问声好也觉得十分勉强。 在戴利剧团整整两年里，伊莎多拉未有机会同瑞痕小姐说话。 在巡回演出《仲夏夜之梦》的过程中，剧团到了芝加哥。伊莎多拉又能与心上人会面，真是高兴极了。正好又是夏天，只要没有排练，他们就到森林里去做长时间的散步。伊莎多拉越来越佩服米罗斯基的聪明。几星期后，当她动身回纽约的时候，他们已经商量好，他随后就去纽约和伊莎多拉结婚。 伊莎多拉的哥哥听到了这个消息，经过一番打听，发现米罗斯基在伦敦早有家室。邓肯夫人惊愕万分，坚持要女儿跟他分手。 全家都搬到纽约后，他们设法搞到了一间带洗澡间的工作室。由于伊莎多拉想不放置任何家具，留出空间来跳舞，所以只买了五个弹簧床垫。他们给工作室四周的墙壁统统挂上帷幕。白天把这些弹簧垫子竖起来，晚上就睡在垫子上，没有床铺，大家合盖一床被子。 就在这个房间里，伊丽莎白开始办舞蹈学校，像在旧金山一样。奥古斯丁加入了一个剧团，经常去外地巡回演出，很少在家。雷蒙德则尝试从事新闻工作。为了弥补支出，他们白天把工作室接钟点转租给教念白、音乐、唱歌的教师们。但是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样一来，全家就不得不外出散步。他们曾在中央公园的雪地里跑来跑去，以便使身体暖和一些，然后再走回来，站在门外谛听。 此时，在剧团里，戴利先生出了个高招，想把日本艺妓这种形式搬过来。他要伊莎多拉加入四重唱，而她生来连一个音符也不会唱！其他三个人都说伊莎多拉老是使她们走调，因此她时常张着嘴巴，美滋滋地站在那里，其实一声也不吭。 为了充当艺妓这事，伊莎多拉和戴利先生原已很僵的关系最终破裂了。 一天，他穿过熄了灯的剧场走过来，发现伊莎多拉躺在一间包厢的地板上哭泣，便弯下腰问她出了什么事。伊莎多拉说，对他那个剧团接二连三干的蠢事，再也不能忍受了。但是，他说他对“艺妓”一点也不比伊莎多拉更喜欢，只是不能不从经济利益着眼。然后为了安慰她，顺手在她的后背上抚摩。这个动作把伊莎多拉给惹火了。 “我有我的天才，你们既然用不着我，又何必把我留在这儿？”她说。 戴利先生惊讶地瞪了她一眼，“哼”了一声走开了。 这是伊莎多拉最后一次见到戴利。几天之后，她鼓足勇气申请辞职。在这个剧团里，同样的台词、同样的手势，没完没了地重复，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都使伊莎多拉感到厌恶。 离开了戴利，伊莎多拉回到卡内基会堂的工作室。身边的钱已寥寥无几，但她再一次穿上了那件白色的练功衣，邓肯夫人为她伴奏。由于白天她们很少有机会使用这个工作室，可怜的邓肯夫人只得为女儿通宵达旦的弹琴伴奏。 这时的伊莎多拉已被美国钢琴家、作曲家埃斯尔伯特·奈温的音乐深深地吸引住，并为他的音乐《那吉苏斯》、《奥菲莉亚》、《水仙女》等创作了舞蹈。 一天，伊莎多拉正在工作室练功的时候，门忽地开了，冲进一个年轻人。他两眼冒火，怒发冲冠。他向她冲过来，大声嚷道： “听说你用我的乐曲跳舞，我不准，我不准！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谁也不许用它来跳舞！” 伊莎多拉拉着他的手，领他到一把椅子旁边。 “请坐，”她说，“我要用你的乐曲跳个舞给你瞧礁，要是你不喜欢，我发誓以后决不再用它来跳舞。” 于是伊莎多拉用他的《那吉苏斯》跳给他看。从那美妙的曲调中，伊莎多拉早已发现作曲家对于年轻的那吉苏斯的想象：他站在小溪旁看着看着，终于对自己的影子发生了爱恋，最后衰竭而死，成了一朵水仙花。 最后一个音符的声响还没有消逝，埃斯尔伯特已经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来一把把她抱住，两眼噙满泪水，凝视着她。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真是个歌舞女神。我创作这个乐曲的时候，心目中所看到的恰恰就是你表现的形象。” 接着她又为他跳了《奥菲莉亚》和《水仙女》。他越看越入神，最后主动地坐到钢琴边来，为伊莎多拉即兴创作了一首称之为《春天》的美妙舞曲。 埃斯尔伯特完全陶醉了，立即建议跟伊莎多拉在一起，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举行几次演出，并将亲自为她伴奏。 埃斯尔伯特亲自筹备，预订会场，设计海报，并且每天晚上都来跟伊莎多拉一起排演。 埃斯尔伯特·奈温拥有一个伟大作曲家应有的一切才能。他本来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可惜他终生坎坷，不得不以整个身心顽强奋斗，导致了严重的疾病，终至不幸夭折。 第一次演出非常成功，接着举行的几次，在纽约轰动一时。如果她们讲究实际，物色到一位出色的经理人的话，那他们很可能就此发迹，可是当时他们简直对此一窍不通。 在观众中有许多社交界名媛。演出既然成功，在她们纷纷邀请之下，伊莎多拉得以出入纽约各式各样的客厅。这时，伊莎多拉根据奥马尔·卡扬的一首诗编了个舞蹈，跳的时候，有时由奥古斯丁，有时则是伊丽莎白为她朗诵。 夏日渐近。伊莎多拉接受阿斯特夫人的邀请，和母亲、伊丽莎白一起到她的新港的别墅去。 新港是一个时髦的游乐胜地。阿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就像女王在英国那样，前来拜谒她的人比觐见英国女王陛下还要诚惶诚恐。可是伊莎多拉倒觉得她和蔼可亲。 她安排伊莎多拉在她的草坪上演出。新港最有身价的人物就在草坪上看伊莎多拉跳舞。伊莎多拉一直保存着这次演出的一幅相片。在这张相片上，德高望重的阿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身边，范德比尔特、贝尔蒙特和菲什等几个家族坐成几排，围绕着她。 伊莎多拉还在新港其他别墅里跳过舞。可是那些贵妇人极为吝啬，给的“赏钱”连盘缠和膳食都不够。同时，尽管她们欣赏伊莎多拉的舞蹈，并且认为挺优美，但没有一个人对她的舞蹈稍微有一点点的理解。 整个来说，新港之行给他们留下的只是不愉快的印象。在伊莎多拉的心目中，那些人是那么趋炎附势、铜臭熏天，对艺术一窍不通。 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艺术家低人一等，只是高等杂役罢了。 伊莎多拉渴望找个比纽约更合适的环境。于是她向往着伦敦，向往着在那边可能遇到的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这些名字多么富有魅力。实际上，在纽约的全部经历中， 伊莎多拉没有发现任何人对她的理想表示同情和赞助。 与此同时，伊丽莎白的学校越办越兴旺，他们从卡内基会堂的工作室搬进温莎旅馆底层的两个大房间，每星期的租金是九十美元。但是，不久他们就发觉学生所交的学费还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费用。表面上看来很成功，其实银行帐户上却出现了赤字。温莎旅馆气氛阴沉，他们还得想方设法应付较大的开支。 一天晚上，伊莎多拉和姐姐坐在火炉旁，盘算着怎样弄到足够的钱来偿付那些帐单。突然她大声喊道；“解救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旅馆失火烧光。” 三层楼上住着一位很有钱的老太太，房间里布满了古董家具和名画，她习惯于每天上午八点整下楼到餐厅进早餐。她们决定由伊莎多拉出面向她借钱。 第二天早晨，伊莎多拉向她告借，不料那天正巧老太太心情非常不好，拒绝借钱给她，还抱怨咖啡不好。 “我在这家旅馆里已经住了多年了，”她说道，“要是他们不给我好一点的咖啡，我可要离开这儿了。” 当天下午她真的离开了，整个旅馆突然失火，旅馆的一切都化为灰烬，老太太也被烧成了焦炭！ 伊丽莎白镇定自若，英勇地把她那舞蹈学校里的学生抢救了出来，领着她们挨个儿手牵手逃出那座楼。但她们丧失了全部家当，其中包括十分珍惜的家庭照片。她们在同一条街上白金汉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暂栖一时。几天后，和初来纽约时一样，不名一文了。 “这是命运，”伊莎多拉说，“我们必须到伦敦去。” 此时全家只剩下四个人了。奥古斯丁有一次跟一个小剧团去巡回演出，扮演罗密欧，爱上了扮演朱丽叶的一个十六岁的姑娘。 一天，他回家来宣布了自己的婚事。 这件事被家人看作背叛行为。邓肯夫人大为恼火，跟伊莎多拉第一次看到父亲时一样，走进另一个房间，“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伊丽莎白用沉默来回答，而雷蒙德简直是歇斯底里发作。对奥古斯丁稍稍有点同情的只有伊莎多拉一人。她愿意同他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 他把她领到小街上一座阴暗的公寓里，爬了五层楼，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了“朱丽叶”。她容貌秀丽，身体虚弱，好像有病似的。他们悄悄告诉伊莎多拉，她已经怀孕了。 这样一来，去伦敦的计划势必要把奥古斯丁排除在外了。全家把他看作旅途中掉队的人，不配跟他们一道去追求远大前程。 他们再次像初夏时一样待在空荡荡的工作室里，一钱不名。伊莎多拉想出一个主意，去找她曾经在她们大厅里跳过舞的有钱太太们，央求她们给一笔钱去伦敦。 她首先访问了住在五十九道街的一位太太。她住的那幢大厦下面就是中央公园。伊莎多拉对她诉说温莎旅馆失火，他们丧失了所有行李，并告诉她自己在纽约得不到知音，而确信在伦敦能够找到赏识自己的人。 最后，那位太太走到书桌旁，拿起笔来签了一张支票，折好交给伊莎多拉。 伊莎多拉两眼噙着热泪向她告别，跳跳蹦蹦地走出来。可是走到五道街，她才发现这张支票只有五十美元，这实在不够全家去伦敦的费用。 接着，她想再到另一位百万富翁的妻子那里去试试。她走过五十个街区才到达那家的公馆。 在那里，伊莎多拉受到一个老年妇女更加冷淡的招待。她认为伊莎多拉的请求是非分的，把她教训了一顿。说要是当初伊莎多拉学的是芭蕾舞，她对这个请求的看法也许会两样，而且她曾听说有个芭蕾舞演员发了财呢！ 那时已是下午四点，伊莎多拉还没吃过午饭。那位太太一看，似乎有点过意不去了，便叫来男管家，送来一杯咖啡和几片烤面包。 伊莎多拉的眼泪滴进咖啡里，洒到面包上，但还是竭力想使那位太太相信他们非去伦敦不可。 “总有一天我会名扬四海，而您将因为赏识一位美国天才而声誉大振。”伊莎多拉对她说。 最后，这个拥有六千万财产的贵妇人也给了她一张支票。又是五十美元！她还加上一句：“你挣到了钱，得还给我。” 就这样，伊莎多拉对纽约一个又一个百万富翁的妻子游说了一番，终于凑足了三百元这个可观的数目，做为去伦敦的旅费。 但是，要是指望到达伦敦之后多少还剩点钱的话，这笔钱连买普通轮船的二等舱票还不够。 幸亏雷蒙德出了个好主意。他在各个码头附近兜了一圈，终于找到了一艘运牲口到赫尔的小船。船长被雷蒙德的诉说感动，答应把他们当作旅客带走，虽然这样做是违反船上规章制度的。 一天早晨，他们只带几个旅行包上了船，因为箱子都在温莎旅馆烧光了。 正是这次旅行的影响，使雷蒙德成为素食者。眼见二三百头可怜的牲畜从美国中西部平原运到伦敦，在货舱里挣扎着，日夜相互用角抵触，用最令人哀怜的声音嚎叫。这种情景深深地印入他们的脑海。 后来，当伊莎多拉坐着大型定期班轮豪华舱室的时候，经常想起这次乘坐牲口船的航程。当时，他们吃的只有咸牛肉和淡而无味的茶，床铺硬梆梆的，船舱很小，食物又不足。可是在前往赫尔的两星期旅程中，他们都十分快乐。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乘坐这样的船，毕竟有点不好意思，于是他们就签上了伊莎多拉外祖母的姓氏——奥戈尔曼。伊莎多拉改名为玛吉·奥戈尔曼。 船上的大副是个爱尔兰人，他跟伊莎多拉一起在了望塔上消磨了几个月色皎洁的夜晚。他不断对她说：“真的，玛吉·奥戈尔曼，要是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做你的好丈夫。” 好心的船长有时晚上拿出一瓶威士忌来，给他们加上柠檬做热饮料喝。 不管怎么艰苦，他们还是生活得非常愉快，只是货舱里那些可怜的牛羊的哀鸣声使他们心中难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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