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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似乎不是作新闻的材料。三年前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当实习生时，处在被录取的边缘，后来的录取，得益于她写的一篇几千字的“非新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才气，那篇作品写了四个女性的情感世界，颇有些后来“口述实录”的影子。 安顿又非常聪明。她将自己的意愿和长处，与她所供职的报纸的宗旨和要求结合起来，找到了一种自己独特的做“记者”的方式。当同来的姐妹们奋力拼搏的新闻作品还不足以汇集成书的时候，她凭了一个录音机，已经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常曾对这批实习生说：我们的报纸不仅要出作品，还要出名记者。安顿走前了一步。 安顿的成功又绝非靠了聪明。那么多的人要找她倾诉“绝对隐私”，那么多的读者说喜欢看“口述实录”这个栏目，安顿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或者想做也做不好的事情。 一年前，安顿提出办“口述实录”时似乎已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们在共同认可了“口述实录”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同时，深感办好这一栏目的难度：有没有人肯“口述”，有人口述了能不能“实录”。开始的几期异常艰难：不知“口述实录”为何物的人拒绝安顿的采访；实录到何种程度以保证栏目的生存与完善又颇费考虑。 尽管安顿的“口述实录”体现了她的素养与文采，而我以为她最成功的原因还是在于倾心倾听倾诉。 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欲求。这种欲求并不亚于人们早已知道的其他欲望。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隐秘世界，只不过更多的人受到环境和自我的压力，最终将这个隐秘世界与自己一起带进坟墓。于是能够找到可以信赖的倾诉对象的人是幸福的。来找安顿的人明明知道她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明明知道将把她（他）说的要发表出去，却依然下定决心，也许这正意味着倾诉本身就是一种解脱。 安顿的成功似乎又恰恰在于她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她只要认真倾听就够了。有人说安顿像思想工作者，有人说她像牧师，我以为都把她抬高了，她只是一个倾听者。而唯有你是一个倾听者，倾诉者才感到一种平等，才能充满安全感而保留内心的激情。安顿的成功也许又恰恰在于能够把倾诉者所说的发表出来，于是找安顿又不同于找自己好友的私下诉说。倾诉者为自己的感情历程而有人记录并会公之于众而满足，甚至将此作为一件大事和新的起点。 从这一角度说，报纸办了“口述实录”，给出一块倾诉的天地，也该算个创造。 人们之所以信任“口述实录”，因为这里是接近真诚的倾心而听。倾心，便是不带报纸和编辑任何功利目的，真的为倾诉者和读者作一件事情；倾心，便是对每一个倾诉者情感世界的理解与尊重。尽管报纸与编辑本身可以对“倾诉”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安顿坚持在“口述实录”中不作价值判断。这首先是理解每一个倾诉者所走过的情感历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对每一个人拥有复杂丰富感情世界权力的尊重（其实越是社会进步，越是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情感世界越将丰富）。另外，作“口述”的人已经在面对公众无保留的解剖自己，他们的真诚和勇气，似乎足以替代旁观者道貌岸然的教诲和自以为是的指点。 前几天安顿送来一本刚出版的“口述实录”集——《绝对隐私》，尽管此前已有不少内容我已经知晓，但我仍然一口气读了下来。此时的阅读不同于以往每期报纸发表时绷紧神经毫无阅读快感的“审读”，于是便更可以感受到作品的价值。安顿尽了一个记者的职责——公正客观地记录历史，而她记录的又是更多的记者未曾涉及的领域。 就在写此文的前一天，一位读者打电话找我，说他们办公室的人都非常担心，为什么这两期《青年周未》没登“口述实录”，是不是这个栏目被“枪毙”了？我解释说：这个栏目始终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或许从这点上说，正体现出社会的开放与进步，至于为什么停了两期，大概是安顿又在策划两个新的栏目。而我要劝安顿的是，也许她应当首先把“口述实录”坚持办好。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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