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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多年来第一个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于一九五八年如期举行就职典礼。美国对阿根廷还政于民感到高兴，根据历来派遣一名高级政府代表参加这类典礼的惯例，决定委派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为代表参加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的就职典礼。这一消息宣布后，许多其他南美国家也向尼克松先生发出了邀请。由于尼克松在一年前已访问了巴西，这次当然不再去该国访问了。这时，在利马的美洲大陆上最古老的圣马科斯大学——这所古老的学府的创办时间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将近早一个世纪——邀请尼克松先生前去演讲。发出邀请的还有其他国家：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美国认为，这次访问将表明我们对拉美邻国仍感兴趣，而驻上述国家的大使亦都强烈敦促副总统接受邀请。华盛顿发表了接受邀请的声明，有关国家政府对此均甚为满意。但当时对某些消极因素也许估计不足。美国政府在国内团体要求保护其利益的压力下，曾采取了某些保护性措施，结果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强烈愤怒。例如，美国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作了一定的限制。而在加拉加斯暴力事件发生以后，据说有许多委内瑞拉人因此失业。共产党人知道尼克松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因此，他们不愿失去这一机会：企图通过暴力行为，使尼克松信誉扫地，如能使他蒙受耻辱，当然就更好了。怀有这种意图的不仅仅限于共产党人。自称不依附于莫斯科的所谓新左派，在其它地方还没有露面之前，就在拉了美洲出现了。当时，新左派为了给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辩解，便拿美国当作现成的替罪羊，就象它目前所做的那样。有个外国人曾向我讲起他们国家的一句谚语：“下雨了，怪奥政府！不下雨，也怪奥政府！”他说，如今这句谚语已改为：“下雨了，怪臭美国佬！不下雨，也怪臭美国佬！”此外，还有一个消极因素，就是南美大陆上的人普遍认为：美国对泛美主义理想只是一味空谈，其真正利益在欧亚。他们觉得自己象一个前娘养的孩子，非得通过使用某种暴力，才能引起美国的注意。遗憾的是，这种看法确有一定根据。拉丁美洲有许多人看到美国富强，而自己的国家却不是如此，于是便认为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过错。不少非左派人士也持有这一观点。许多极右分子也把这当作福音书中的真理一样。左右两派的极端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往往相去不远。 当时，美国政府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但也许它看得并不象我说得这样直截了当。政府曾考虑过这些因素，最后仍决定进行访问，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 我随同尼克松副总统去南美访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和他第一次接触很不寻常。一九五八年四月初，我在佛罗里达州度假，当我驱车从迈阿密去棕榈滩时，一名州警察在公路上追上了我。我一直很注意遵守汽车的时速限制，因此当他打信号叫我停车时，我吃了一惊。停车后，他问我是不是弗农·沃尔特斯中校，我说是的，他便要我赶紧给白宫挂个电话。于是我在下一个服务区停下车来，打了电话。总统的军事副官罗伯特·舒尔茨告诉我，经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我将随同副总统尼克松先生去南美访问，并由我担任他的副官兼翻译，我们将于四月二十六日离开华盛顿。我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必要非得在路上紧急通知我不可，但我对于进行这次有趣的旅行，并有机会见到副总统，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以前我还从未见过尼克松先生。 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是蒙得维的亚。临出发前，我获悉我将不和副总统同机前往，而是和陪同他参加阿根廷总统就职典礼的一个小组，同乘一架空军C－118型飞机。该小组包括参议员蒙扎亚，当时他是国会议员。由于这架飞机只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从那儿到蒙得维的亚，我只得改乘班机。我一到乌拉圭首都机场，就有一名使馆人员来接我，并告诉我马上去乌拉圭国会大厦，因为副总统准备在那儿讲话。于是我立即赶去。当我走进国会大厅时，尼克松先生即将开始他的讲话。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介绍给尼克松，他就开始讲话了，而我对他要讲些什么，事先一无所知。对一个翻译来说，如果以前曾给某人当过翻译，那么，第二次再给他做翻译就容易得多。但这次，因为我一下飞机就直奔这里，身边连作速记的纸都没有带，这样，当尼克松先生讲了很长一段，停下来让我翻译时，我只得尽力凭记忆来翻。这次讲话受到了乌拉圭人的热烈欢迎。随后，当尼克松先生跟国会议员交谈时，也由我给他翻译。接着，我们又拜访了国务委员会，这里的政府机构有点像瑞士，当时，乌拉圭以这种机构取代了总统制。以后，我被指令随时跟随尼克松先生，共坐一辆车，同乘一架飞机。我也见到了尼克松夫人，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富有魅力、举止文雅的女人，后来她还显示了非凡的勇气。 在访问蒙得维的亚期间，参观大学也许是一项最有意思的活动。尽管大使馆很担心，但尼克松先生还是在那里同一群有反美思想的大学生机智地进行了辩论。我为双方这场连珠炮式的交锋担任了翻译。尼克松先生欣然同意参加这种方式的辩论，他在辩论中表现得如此神态自若，以及他胸有成竹的态度，使大多数学生不得不十分佩眼。辩论开始时，气氛不甚友好，但到后来，却以握手和拥抱而告终。不管学生对美国抱有何种政治态度，他们对副总统居然抽出时间来与他们进行辩论，显然感到高兴。我也感到高兴。后来尼克松还在其它地方进行类似的辩论。 我们乘坐副总统的专机从蒙得维的亚直飞阿根廷首都。在这儿，我们受到了威勒德·包拉克大使的接待。一九四八年在波哥大时，我就认识了这位大使。这次，尼克松先生和他同住在使馆官邸，其余大部分随行人员，则住在古老而又漂亮的普拉萨旅馆。第二天是个宗教节日。清晨六时，我来到旅馆附近的一个教堂，我惊讶地发现副总统的秘书罗丝·玛丽·渥茨和他的空军副官唐·休斯少校也在那儿。我们都是单独偷偷溜出来的，但又一起回到旅馆用了早餐。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尼克松先生的正式拜会活动均由我陪同，但没有让我陪他去参加弗朗迪西总统的就职典礼。包拉克大使会讲西班牙语，他向我保证说，一切都由他负责。结果他带着副总统去参加典礼时，竟迟到了十分钟。这件事曾被广为传播。副总统对此很为不安，但包拉克大使却反而无所谓。 参加就职典礼后，尼克松对大使很不满意，便改为由我陪他前去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官。我们从那儿的阳台上观看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在游行过程中，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庇隆分子的示威活动。数以千计的人模仿埃娃·庇隆的姿势，并挥舞着小白手绢。许多带着庇隆夫妇肖像的小气球飞上天空，在游行队伍上空飘荡，但没有发生暴力行动。 尼克松先生参观了由弗朗迪西总统的兄弟任校长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的政治观点非常左。在校园里，尼克松先生又和学生进行了辩论。这次辩论进行得特别活跃。我为这场一来一往的唇枪舌剑翻译，简直有点招架不住。总的来说，象在蒙得维的亚一样，这次辩论给学生们留下的影响是积极的。尼克松先生没有对学生摆什么架子。他显然很了解这一情况，而且关于他的形象并不象学生过去心目中所想象的那样。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阿根廷逗留期间，竟然还抽出时间来与他们谈话。 尽管庇隆分子吵吵嚷嚷，举行了示威游行，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上到处都被画得一塌糊涂，但人们还是能感到立宪政体确实回到了阿根廷。临时总统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将军已率领部队回到兵营。阿兰布鲁是一个气宇不凡的军人和政治家。他秉公无私，并没有想在政府里长期做官的野心。后来，他遭到极端主义分子残忍的谋害，死得很惨。他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尊严的印象。 我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乘飞机前往内陆小国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在途中，我向尼克松先生简单地介绍了斯特罗斯纳总统的情况。以前，我曾陪同其他显要人物在这里访问，对他很了解。我从自己过去的经历中，给尼克松提供了有关他将要会见的许多重要人物的情况和趣闻。对此，尼克松先生是非常感激的。 斯特罗斯纳总统在机场上迎接了我们。检阅了服装笔挺的仪仗队以后，我们就驱车前往亚松森。我住在格兰德饭店，这里原来是十九世纪巴拉圭独裁者罗佩斯的情妇埃莉萨·林奇的寓所。饭店里的旅客住得很挤，分配我住的那间房间只有一张床，而另一位官员也分配到这个民间来住，于是我们不得不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睡床铺，谁睡地板。结果是我睡了地板。 在一块准备修建美国大使馆办事处的空地上，演员们为尼克松先生表演了瓜拉尼民间歌舞。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表演者将一个空瓶顶在头上的舞蹈。在亚松森，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棘手的麻烦，老百姓的欢迎是热烈而友好的，斯特罗斯纳和巴拉圭人对副总统的访问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安然结束了对巴拉圭的访问。 下一站是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我们从海拔只有几百英尺的巴拉圭首都乘飞机前往位于世界之颠、海拔达一万三千英尺的玻利维亚首都①。同其他各段行程一样，尼克松先生也随身带了几名记者，并在飞行中同他们进行简短的交谈。记者们同副总统谈话后，回到尾舱喝酒。忽然间，有人想知道驾驶员准备何时给机舱减压，以适应拉巴斯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度，于是我走进驾驶舱，去问驾驶员。他回答说：机舱压力早已定到一万三千英尺（他说话时已戴着氧气面具）。我回到尾舱告诉了记者。不管感觉如何，他们已经身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气压中了。几分钟后，其中有一个人感到气喘，另一个人觉得头痛。而这些症候，只是在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高度之后才感觉到的，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作用。一飞机在拉巴斯爱鲁阿尔托机场降落，一下飞机就看到一块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写的牌子：“拉巴斯爱鲁阿尔托，海拔一万三千英尺，世界上最高的商业机场。”有位记者一见这牌子后，当即昏了过去。 -------- ①玻利维亚法定首都为苏克雷（Sucre），但政府所在地在拉巴斯（La Pas）。这里所说的玻利维亚首都，指拉巴斯。——译者 我们在数以千计手持旗帜大声欢呼的人群中乘车驶向拉巴斯。人群中夹杂着很多头戴圆顶札帽或圆顶硬礼帽的玻利维亚妇女。这里的欢迎场面也十分盛大、热情和友好。但美国报纸对此却很少报道，似乎只报道了此行的消极面。我相信。就在这次访问中，尼克松先生开始感到新闻界对他怀有很深的成见。一九六二年，尼克松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后，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流露了这种情绪。 在拉巴斯，我亲身领教了尼克松先生的精力。在一天之内，他向不同的团体作了十一次演讲。我所以能记住这个数目，是因为我要把每篇演讲用西班牙文重复一遍。 在拉巴斯市政厅向副总统赠送该市钥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市长先用西班牙文向尼克松先生致欢迎词，我在副总统耳边悄悄地作同声传译。尼克松先生致答词后，我再大声地将他的话翻译给市长和市议员。赠送钥匙后，一位印第安人酋长——他头戴一顶高原之国的阿伊玛拉①印第安人特有的帽子，这种帽子又称为“楚诺”。他开始用阿伊玛拉印第安语向尼克松先生致欢迎词，但由于我对这种语言一窍不通，一时感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突然有人在我左耳旁轻声地将酋长的话翻译成西班牙文，原来是一位身材矮小的玻利维亚人正踮着脚尖在给我翻译，我转身又用英语对尼克松先生说：“我们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为能使用我们祖先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就已经使用了一千年的语言向你表示欢迎而感到骄傲。”尼克松先生懂一点西班牙文，他知道这位酋长讲的不是西班牙语，于是他惊愕地看了看我，因为他看不到帮助我摆脱窘境的那位矮小的玻利维亚人，还以为我是直接将阿伊玛拉语翻译成英语的呢。我们离开市政厅后，他在汽车里问我是在哪里学的阿伊玛拉语，我听后忍不住笑起来，并将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满意。但使他感到可笑的是：几天后我们在美国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使每个人感到惊讶的是，沃尔特斯上校翻译阿伊玛拉语竞象他翻译西班牙语那样不费力气。” -------- ①阿伊玛拉（Aymara），原为上秘鲁印第安人，文化比较发达，后被西班牙人征服。——译者 虽然我终日不离副总统，陪他到处活动，但并不觉得拉巴斯的高度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事实上，由于我整天忙忙碌碌，根本没有功夫去检查自己呼吸是否急促。然而，当我夜间躺在床上的时候，可以感到我的心跳动得比较剧烈，好象是由于我已处在地球王常大气压一半多一点的情况下，因而要求补偿一些氧气似的。尼克松先生对拉巴斯的访问非常成功。玻利维亚人对美国和其它国家的达官要人越过他们国家的领空去访问南美其他国家的做法，早就习以为常，因为人们不愿去尝试一万三千英尺高度的严酷气候。我们从拉巴斯乘飞机于当天下午就抵达了秘鲁首都利马。我们在机场受到了由许多著名人士所组成的代表团的欢迎。举行通常的机场仪式后，我们便乘车进入利马市。副总统一行下榻在位于秘鲁首都中心的圣马丁广场上的玻利瓦尔①饭店。使馆办事处在广场的对面，我们在那里会晤了美国大使特德·艾基利斯和使馆其他成员。按照日程，副总统要到圣马科斯大学去参观，该大学的一个学生团体早已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因此人们很关心此事。使馆大多数官员劝阻尼克松先生不必前去，他们认为，如果他去，就会发生不愉快事件。大使认为，既然副总统几个月前就已接受该大学的邀请，那么，他起码应该去试一试。但是，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强烈反对副总统做这种尝试。最后，尼克松先生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曾在南美生活过多年，了解当地的情况。我回答说：不同的国家重视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譬如在法国或比利时，聪颖被视为最大的优点，而愚笨则被视为最大的缺点。但是，在任何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被视为最大的优点是勇敢，而最大的缺点是懦怯。如果尼克松先生认为不应该去，那么，我觉得还不如干脆取消此行，并宣布由于国内事务，应召回国。我建议他按计划去圣马科斯大学，并补充说：“我能这样坦率地向你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如果你去，我必将同车随你前往。”尼克松先生决定于次日访问该大学。大学校长那时虽有满腹疑虑，但并未撤销对副总统的邀请。尼克松先生说，如果他数周前接受的这一邀请没有被撤销，他至少得去走一趟。 -------- ①玻利瓦尔为十九世纪南美的一位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英雄。——译者 当我徒步穿过圣马丁广场回到玻利瓦尔饭店时，饭店外面已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是不友好的，笼罩着一种敌视的紧张气氛。回到饭店后，尼克松先生正派人来找我。他对我说，在参观大学问题上，他同意我的观点，并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将和他同车前往。必须承认，尽管我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有些担忧，但如果尼克松先生从这里“偷偷溜走”，我将更感到失望。 第二天，在一大批警察的护送下，我们驱车前往圣马科斯大学。校方最初向副总统发出邀请时，并没有考虑到左翼学生团体会出来捣乱，更没有估计到这些学生如此好斗。在副总统到达利马前一、两天，一些学生开会宣布：如果尼克松准备来这里，他将是不受欢迎的人。正是这项宣布引起了我们在使馆对副总统是否应该参观该大学的那场讨论。校长通知我们，他自己对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也无把握。当尼克松先生询问这是否意味着他撤销邀请，校长答复说，他不能这样做。汽车快到学校时，我们远远看到校舍前聚集了几千名学生。等车开近校舍，我们发现有不少学生年龄已有三十多岁。当汽车在他们前面停下后，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喧闹的嘘叫声。许多学生打着小旗或举着牌子，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尼克松滚出去！”有一条用英文写的标语是：“尼克松滚回去！”还有一条是：“美国佬滚回去！”有一条用西班牙语写的标语，竟把尼克松先生叫做驴子。尼克松看到了这条标语，并问我：标语中是否把他叫做驴子。我回答说是的，他说，作为一个共和党人，他最不愿意别人管他叫驴子。警察非常紧张，他们使劲将学生从汽车旁推开。充满敌意的呼喊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副总统无法以自己的声音去压住这种呼喊。我们乘坐的是一辆敞篷车，他叫我站起来，用西班牙语问学生，他们肯不肯听他讲话。我照他的话问了，为了使人群能在嘈杂声中听到我的话，我放开喉咙用力地喊，结果却引起了一片更大的嘘声。这时尼克松对我说：“你问问他们是否仍然惜守旧有的大学传统：只有在听完讨论双方的意见后才能下结论。”我用最大的劲拉开嗓门将他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然而，引来的仍然是一片嘲笑声。尼克松先生离开车座站了起来，叫我跟着他，下车后，他迈步走进笑骂的人群中。那些学生和警察以及我自己都对尼克松先生的这一举动感到惊讶，警察开始把学生往后推。尼克松问我西班牙语的“不要推”怎么说，我告诉了他，他听后便用西班牙语多次告诉警察不要去推学生。他走“进发出一片嘘声的学生中间，并伸出手去。对于尼克松所显示的这种勇气，许多学生的脸上露出了钦佩但又局促不安的笑容，他们纷纷上前同他握手。那幅场面看起来真有意思。接着更多的学生围拢过来，争相同他握手。警察再次推赶人群，但尼克松告诉警察不要这样做。这时，一些学生告诉尼克松先生，他们和他并无个人恩怨，他们反对的只是美帝国主义。尼克松主动来到学生中间所产生的这种反应使我惊讶不已。那些站在后面的学生既看不到也听不到这边发生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向尼克松所站的方向乱掷小石子、水果和鸡蛋，但他们却不知那些站在前排的学生正在抢着和尼克松握手。由于扔过来的东西纷纷落到我们近旁，我就悄悄对尼克松先生说：“副总统先生，他们在向我们扔石子和水果了。”他也悄悄答道：“知道了，我们很快就走，但要慢慢离开，切不可失掉尊严。”从人群的数量和大多数人的情绪来看，要进入这所大学显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但尼克松先生拒绝采用这一办法。我们开始慢慢地向汽车走去。我穿的是军服，但使我惊奇的是，竟有不少学生来和我握手，并用西班牙语说：“美国佬有男子汉气概！”这在西班牙语中要算是一句最高的褒奖了。我们走向汽车时，尼克松先生告诫警察，不要粗暴对待学生。有些学生还友好地拍了拍尼克松的后背。我们坐进汽车后，尼克松还站起来向学生们挥手力果这时有人向他瞄准，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很多学生也向他挥手。 我们慢慢地驶离大学返回旅馆。这是事先计划好的，一是准备一旦无法进入大学时的办法。尼克松先生在大学里所目睹的这种偏激情绪，使他感到十分愤怒和失望，然而，对于靠近他身边的那些学生的反应，却又使他感到高兴。在他身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焦急或恐惧，但在我们回旅馆的路上，我可以从他脸上的严峻表情，看出他多么失望。我对他说：“先生，你到这所大学去过了。他们至少能看到你并没有被他们所吓倒。”他笑了笑说：“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抢着同我握手的吗？”他说这句话时似乎情绪有所好转。于是我又说：“他们可能不赞成你的政治态度，但他们至少知道，你并不怕他们。”谈话间，汽车驶过一些高大的建筑，他问我这些大楼是什么机构，我告诉他是利马另一所有名的大学——天主教大学的校舍。 突然，尼克松先生厉声说：“停车！”汽车停下后，秘鲁警察和便衣警卫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副总统。他叫我跟他一起下车，并登上了通向天主教大学主楼的台阶。按照活动日程，我们不该在这里停留，当然也就没有人出来欢迎我们。尼克松先生健步如飞，几乎用小跑的速度拾阶而上，走进大楼的门厅。这里除了几名惊慌的学生外，几乎空无一人。他走上了二层楼，打开了一个教室的门。里面正在上课，教授大吃一惊，全班学生都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我们。当这位教授认出他是美国副总统后，便停止讲课。尼克松先生举起手来说：“我刚刚从圣马科斯大学来，我看到在那里的学生并不恪守昔日的大学传统；要听完讨论双方的意见后再行动。但是，我在利马的时间只有一天了，我也很想知道天主教大学是否也不惜守这样一个传统。”我立刻将他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话音未落，学生们便不约而同一窝蜂地向他拥去。这时，秘鲁警察和使农警卫也赶到，使他们感到着慌的是，学生们把尼克松抬到肩膀上，口里还用西班牙语呼喊着：“尼克松万岁！”“美国万岁！”我尽量使自己站得离尼克松近一些，以便为他和那些抬着或者说是护卫着他的学生们之间的友好交谈进行翻译。那位教授兴高采烈地也跟着我们一起往前走。学生们洋洋得意地将尼克松抬到汽车旁才把他放下来。他们的行动已经解答了他的问题。尼克松和学生说了几旬开玩笑的话后告诉他们，他很高兴看到天主教大学的这种宽厚态度，这是他在另一家更为古老的大学所没有看到的。在我把他的话译成西班牙语后，学生们呼喊着表示同意。尼克松和他们挥手告别后，便坐进了汽车。 我和他同坐一辆车。当汽车慢慢驶离仍在欢呼的学生时，他亦频频不断向他们挥手致意。有一位随团记者塔德·苏尔克——他当时并不崇拜尼克松，以后更没有崇拜过他——一边跟着车跑，一边喊道：“副总统先生，干得漂亮！”尽管我和苏尔克之间很少有意见相同的时候，但必须承认，我是赞同他的话的。我当时的心情同我陪伴哈里曼先生——他属另一派政党——在波哥大和德黑兰时所产生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为我国一位重要的政界人物表现出这样的勇气，不禁产生出一种自豪感。很明显，不论在民主党内还是共和党内，我们都不乏这样的人物。 这件事像春风一样，很快传遍了利马。这一夭，不论副总统走到哪里，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他出席了秘鲁商人为他举行的一次午宴，稍后，又出席了一个大型记者招待会。我们在利马参观时，只要有人向我们提出刁难的问题，那么他的声音便立刻被人们压下去。在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尼克松已经受了必须经受的最大考验，表现了勇气。他在卡亚俄港向一群码头工人发表了讲话。他讲到圣马科斯大学事件时说道：这清楚地表明了共产主义的丑恶嘴脸。这时人们向他热烈欢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特别指出：上述事件是对秘鲁、秘鲁的解放者圣马丁以及所有维护自由的人的一个侮辱。他的话赢得了秘鲁记者们的喝彩。 第二天，我们飞往基多。它海拔一万一千英尺，是安第斯山脉中另一个高山之都。副总统在机场受到热烈的欢迎。在通往基多的公路两旁，人们夹夹道欢呼，那是一幅热烈而令人鼓舞的欢迎场面。尼克松几次停车同欢呼的群众握手。在尼克松正式拜会了卡米洛·庞赛·恩里克斯总统和其它政府官员之后，我们便到美国使馆听取汇报。在这之后，尼克松提出要穿过市中心去散步，这使便衣警卫和厄瓜多尔人感到意外，因为日程上并没有这项活动。散步时，我跟随着尼克松，路上不断有人走上前来同他握手致意。在一条大街上，他忽然看到一家理发店，他决定进去理发。他坐在理发椅上对我说：“叫理发师给我修修边。”我把他的话告诉了理发师，而他已被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楞住了。这时，门外聚集了一大群人，来观看如何给美国副总统进行“修剪”。我幸好随身带着一点厄瓜多尔钱，付了理发费，还给了理发师一笔可观的小费。开始他不愿接受，他表示这件事本身已使他感到荣幸之至了，但最后我还是说服了他，副总统还为他签字留念。理发时，副总统不停地向理发师了解厄瓜多尔的情况，还问他有什么困难。理发师高兴地用西班牙语对我说：“这下子，我这家理发店可要变成金矿了。从现在起，我准备将店名改为‘尼克松理发店’。”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一年后，当我再次到基多时，我看到“尼克松理发店”的招牌已高高悬挂在店外。走出了理发店，我们又徒步去看了一场当地的足球赛。在这里，尼克松又被人们认了出来，于是又受到一番热烈的欢迎。基多市民对我们真是再友好热情也没有了。 厄瓜多尔前总统加洛·普拉萨讲的英语完全像个地道的美国人。他对尼克松先生说，尼克松到圣马科斯大学去参观，并同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展开辩论，这样做是对的，显示了他的理智和勇气。由于学生不能找到权威人士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往往带有情绪。我们在厄瓜多尔听到一个消息：利马圣马科斯大学在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学校内所发生的那次事件。由于群众指责了他们，因而使他们感到压力不小。不论是在哪个国家或哪所院校，有一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组织严密，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他们还知道怎样去利用大多数人的冷漠态度，同时他们又是将少数人装扮成代表大多数人的能手。 我们在基多收到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有人预谋在尼克松先生访问波哥大和加拉加斯时，将采取暴力行动。十年前，我曾陪同马歇尔将军到过波哥大，过去的经历使我对那里的形势尤为担心。何况十年来，哥伦比亚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局部内战，发生了很多暴力和流血冲突，这一事实更加重了我的忧虑。然而，我们在波哥大受到的接待却是热情友好的，局势是平稳的。军人政府刚刚推翻了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政府。其成员在嗣后的自由选举中，选择了阿尔贝托·耶拉斯·卡马戈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担任总统。波哥大海拔八千英尺，也是安第斯山脉中的一个高山之都，但这不论对代表团的成员还是对随团记者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了。波哥大的变化使我感到惊奇，城市规模扩大了，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两旁，盖起了很多高楼大厦。我们按照日程不论到哪里去参观，人们都非常友好。圣马科斯事件帮助了我们。事实上，那些敌视美国的示威，并不都是由共产党人煽动起来的，很多国家对美国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颇为不满，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或是由于国内压力，或是对这些措施在某些穷困的南美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一无所知。在哥伦比亚访问期间，副总统拜访了一位颇孚众望的天主教牧师，并观看了由他组织的一个旨在消灭这个国家的文盲的广播节目。他是一位将全部精力献给扫盲事业的人，节目安排得很周到。哥伦比亚准备结束军人统治，把政权移交给刚刚选出来的文官总统。拉丁美洲的军人力量是这一地区的稳定因素，也是对共产党人实现其野心的一个障碍。据我看，共产党人最大的本领就是抓住一项正义事业，并利用它来动员许多善意的非共产党人，让他们不仅支持这一正义事业，而且还支持其为该国制订的全部共产主义纲领。南美的大多数国家，除军人外，只有共产党人及其朋友有严密的组织。他们有明确的动机，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他们不断训练自己所需要的干部，让他们渗透到学生、工人、教会和知识分子等不同组织中去。人们不能不钦佩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热忱，当然还有他们的勇气。但是，这些青年人拿自己的全部勇气和献身精神去为本质上是邪恶的事业服务，这对世界来说是个悲剧。美国繁荣富强，而许多比我国稍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却并非如此，这一事实也使人们感到失望，并产生嫉妒。因此，他们想找个替罪羊，而最现成的答案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应对此负责，因为美国使这些国家成为经济力量极为虚弱的原料供应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南美国家很容易煽起反美情绪，而我们的愚昧无知，又往往促进这些因素的发展。 我们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离开波哥大，飞往相距不远的加拉加斯。我们被告知说，那里有可能发生问题和暴力行动。我们在飞行途中几次收到美国驻加拉加斯使馆的告诫：为抗议尼克松副总统的这次访问，当地将在他抵达时举行暴力示威游行。由于飞机上装有一台单波段收发报机，我们可以与华盛顿的家属直接通话。我同母亲通了话。母亲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说正在从波哥大飞往加拉加斯途中。她说：“我的上帝，那儿有刺客在等着呀！”我听了这话心中很不轻松，因为我们已经收到过一份十分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有人将要把一枚白磷炸弹扔进副总统的车内。白磷是一种非常讨厌的东西，它能把人烧成灰烬，根本无法扑灭。 我们的飞机在加拉加斯的迈克蒂亚机场降落。当飞机滑行到跑道尽头时，我看到机场大楼的楼顶上和主停机坪周围站满了人。他们象是拿着旗子，边喊边挥舞。机舱问打开后，我紧跟在尼克松副总统和他的夫人后面走出机舱。我能听到敌意的叫骂声，。并辨认出标语上写的：“尼克松液回去！”“美帝国主义和尼克松一起滚出去！”还有其它一些类似的敌意的口号。这时，副总统扭过头来问我：“他们在叫喊些什么？”我回答道：“这群人是反对我们的，副总统先生！”我们走下舷梯到了地面后，看到委内瑞拉当局派来的人正在欢迎我们，为首的是委内瑞拉外交部部长文图里尼先生。这时，示威者的嘘声、叫骂声连成一片，副总统转过身来对我严峻地说：“我不准备发表通常的机场演说了。”示威人群不但站在机场大楼的楼顶上，连阳台上也有。副总统与美国大使以及在场的要人握了手，然后向机场的机械师组走去。他们都神情严肃地站在那里。副总统也同他们一一握了手，这时他们才露出了一丝笑容。我记得，当时我曾希望他们不要来检修我们的飞机。在乐队演奏《星条旗歌》的整个过程中，嘘声、叫骂声震耳欲聋，一直没有中断。在乐队奏起委内瑞拉国歌时，我本指望吵闹声会逐渐消失，因为在每个拉美国家，演奏国歌是一件十分庄严的事，通常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不管其政治上属于什么党派或何种信仰，但加拉加斯那次的情况却不然，演奏时，叫骂声照样不断，而且叫骂声之高，同演奏《星条旗歌》时完全一样。奏完国歌，我们便穿过机场大楼走出去。奇怪的是，委内瑞拉人没有把汽车停在停机坪附近，而是停在离我们很远的大楼那边。当我们穿过大楼时，那些站在阳台上示威的人就从头顶上向我们吐唾沫。唾沫密如雨点，简直无法躲避，二、三层，甚至三层以上的阳台都站满了人。我们压住心中怒火穿过了大楼。我看出尼克松副总统极为恼火，我也由于生气和感到无可奈何而差一点失去了控制。这帮家伙眼看着我们无力还击，眼看着警察对骚动听之任之而显得极为得意。警察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 副总统的汽车已停在那里，当地警察把一大群示威者拦阻在离副总统约四、五英尺远的地方。他们无法靠近他，但照样能吐唾沫、起哄、骂人。雨点般的唾沫又开始掉在副总统及其夫人和我的身上，有的甚至溅到了委内瑞拉外长身上，但他似乎并不介意。我和副总统、委内瑞拉外长一起坐前面的那辆车，副总统坐在后排右手，外长坐在左手，我坐在外长前面的折叠椅上，副总统前面的折叠椅上坐着一名保镖，另一名保源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当我们的车子穿过嘲笑叫骂的示威者，离开机场大楼之后，委内瑞拉外长转向尼克松先生，苦笑着说：“请你别把这件事情看得过于严重。这不过是出于一些年轻人的兴奋心情，他们在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统治的漫漫长夜后，呼吸到了醉人的自由空气。”尼克松先生看了看外长身上、他自己和我身上的唾沫，冷冷地答道：“如果你们不学会控制这些暴民，将会出现另一个独裁政权。到那时，相形之下佩雷斯·希门尼斯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委内瑞拉外长突然把话题一转，指给我们看眼前的漂亮的公路。这条公路从机场附近的沿海地区通往海拔三千英尺的加拉加斯市区，它沿着海边的陡坡蜿蜒上升，途中景色颇引人人胜。外长告诉我们，这条路的造价高达每公里数百万美元。对于美国副总统刚才受到极大的侮辱，而那些委内瑞拉警察却呆在一旁，几乎袖手旁观，他仿佛毫不介意。我发现四周没有军队，一切保卫工作似乎都交给了警方。一路上还算平静，汽车在滨海公路上疾驰，很快就进入了加拉加斯的新建设区。在我们前面还有几辆小汽车，一辆满载着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大卡车就走在我们前面。我们驶抵加拉加斯市郊时，发现在高速公路上停着两辆被人扔下的小汽车，而路中央的安全岛又很高，无法越过它到另一条行车线上去。我们的车不得不随着前面的卡车停下来。这时，、从公路两旁的灌木丛中涌出来一大群人，手里都拿着棒球棍、铅管和石头Z我始终没搞清楚，原先护卫我们的摩托车队这时跑到哪儿去了，反正都不翼而飞了。暴徒们开始用铅管、棒球棍击打我们的车子，而坐在一辆正在被人敲打的、车门又紧闭的汽车里，就象坐在一个鼓里一样。副总统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尼克松夫人正坐在我们后面的那辆车里注视着眼下所发生的一切。几个保镖走到我们汽车周围，他们既想要保护车子，又怕伤害了委内瑞拉人，但当暴徒猛击车窗并想敲碎玻璃时，保镖们便将他们拦开。 坐在我旁边折叠座上的那位保镖拔出枪来说：“让咱们打死他几个王八羔子离开这里吧！”尼克松先生却非常镇定地对他说：“把枪放下！等他们打开车门要抓我时，你再拿枪，现在别拿，我不叫你开枪，你就别开！”保镖听了他的话，把枪收了起来。 这时车窗外面那一张张气愤的脸孔也真值得一看，愤怒、仇恨、恶狠狠的表情简直使人觉得可怕。我看见一个男人的大衣掀开了，一支手枪掉到地上。当时我弄不清楚他究竟是捣乱分子呢还是警察，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警察，但他并没有为保护我们免受这些恶棍的伤害而出什么力。 尼克松先生镇静地坐在后面座位上。我们前面那辆车上的摄影师，对这场围攻看得一清二楚，一个劲儿地忙着抢镜头。记得我当时有点惊慌，不知所措。我担心自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始终没有人开枪，这多少使我放了心，我并不认为有人会要我的命。一般说来，怕遭人杀害时会引起最恐惧的心理。我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天真的，没有什么道理吧！ 委内瑞拉外长的神色非常不安。他坐在后面座位上，说话有点语无伦次。当一块石头打破了他身边的车窗、玻璃碎片飞溅到他身上时，他简直要发歇斯底里了。我我还记得有一个男人站在车外，手里拿着一大块金属制品，看上去象一个炮弹壳的底盘。我希望他把它扔进另一边的车窗里去，别往我这边扔。他桌然往那边扔去了。正当我从我这边的车窗往外看时，从人群中飞来一块石头，正巧打碎了我面前的车窗，碎玻璃片溅了我的脸。 副总统问我是否受了伤，我说我自己觉得没有。我将嘴里的玻璃碴子吐在车板上，扭头刚要答话，尼克松说：“嗯，也许你没有受伤，但你的嘴在流血！”他接着又说：“把玻璃片吐出来吧，今天你还得为我翻译呢！”我吐出玻璃碴子，但心里却怀疑是否已吞了几块下肚了。这时，愤怒的人群还在敲打着我们的汽车，想法摆脱这一困境似乎极为困难。可是，奇迹出现了，横在我们前面的两辆汽车竟然开走了。我不知道是谁把它们开走的，是保镖呢还是委内瑞拉警察，或别的什么人，反正它们终于被人从路中央开走了。这时，我们前面那辆载着记者、摄影师的卡车也开动了。它二开动，我们的车子也跟着动了，并慢慢地从人群中开了出去。暴徒们跟着追了一阵子，但汽车开足了马力把他们甩在后面，车队的其他车辆也跟了上来。我们穿过了相形之下颇为空旷的街道，经过名叫埃尔·西伦锡俄的主要新市区后，便进入加拉加斯市中心。我们拐进一条窄小的街道，这条街通向伟人祠，祠内埋葬着半个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遗体。按照原定日程，我们要去那儿向这位解放者的坟墓献花圈。我们的武官戴利中校正带着花圈等候在那里。当我们驶进这条又长又窄的街道时，我发现这里也站满了一大群怀有敌意的人。我便转身对副总统说：“副总统先生，您不能去玻利瓦尔墓。”他瞅了我一眼，说：“那么，咱们上哪儿去？你熟悉加拉加斯吗？你以前来过这里吗？”我回答说：“来过，先生。如果我们从这里向右拐，很快就能到住宅区，到美国使馆。使馆在一个山顶上，等他们追到那儿，也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最要紧的是，这样我们可以绕开已经公布的您的车队的路线。”尼克松先生对我说：“那么，告诉司机拐弯吧！”委内瑞拉外长因为眼睛里飞进了玻璃片，一路上没讲话，靠在后面座位上差一点要抽泣起来了。这时，他开了腔，他说。“那简直是发疯，那条路上可没有警察保护我们啊！”我听了这话，有点忍无可忍，因为自从离开迈克蒂亚机场以来，我几乎连个警察的影子都还没有见到！我转过身去用西班牙语说：“请问部长先生，，护送我们的警察在哪儿？”我们汽车周围连一个警察都没有。副总统厉声对我说：“告诉司机向右拐！”我向司机重复了这句话，他照办了。我们的车子在那条偏僻的街巷开了几百码，街上行人稀少，一片寂静。我们已经摆脱了人群，进入了一个安静的居民区。副总统要我让车停下。然后他请我到后面去看看他的夫人，问她情况如何，并转告她，他自己安然无恙，准备去大使馆。我下了车，走到她的汽车跟前，见她坐在车里泰然自若，双手放在膝盖上。我对她说：“尼克松夫人，副总统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他说他很好，我们现在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她抬起头来看看我，平静地说：“告诉他，我也挺好，不过刚才我在这儿从后面看去，可真够热闹。”我不能不钦佩她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有这种勇气和这样的镇静态度，尤其是她坐的那辆车被拦在后面，同我们的车隔开了，可以说她是坐在“前排席位上”观看了人们对她丈夫的那辆车的围攻。她的车窗也全被打破了。副总统的秘书罗西·玛丽·伍兹与尼克松夫人同乘一辆车，也很镇定自若。 我们把委内瑞拉外长顺路送到一家医院去治眼睛。其实，他伤得并不厉害——不过是飞进了一小片碎玻璃，但惊吓甚于伤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随后，我们便驱车前往美国使馆。斯帕克斯大使也在我们的车队里，大使夫人是一位非常沉着的比利时妇女。根据原定计划，我们应该下榻在豪华的委内瑞拉官员俱乐部，现在我们三、四十人，却出乎意料地来到了使馆。但几分钟后，大使夫人就为大家准备了吃的、喝的，我们吃上了烤面包。 过了一会儿，委内瑞拉总统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海军上将来到了美国使馆。他是前来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的。他也把此事看得很轻松，只归罪于佩雷斯·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和他所想到的其他一些人，而偏偏没有提到共产党，但这一事件恰恰是共产党人应负主要责任；同时还应归咎于政府的疏忽和无能，它把保证副总统安全的任务全盘交给了城市警察而不调军队进城。况且关于发生抗议尼克松先生访委的暴力行动，政府事先已得到过警告和威胁。当然，参加这些暴力示威游行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人，但正象共产党人经常所做的那样，他们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和控制者。毫无疑问，在场的许多人并不是共产党人，但他们对既富有又强大的美国人怀有某种厌恶或妒忌的心理。 拉腊萨瓦尔总统是个矮小精干的人。他自称是民主分子，打着反对独裁统治的招牌大做文章。谁都知道，他在佩雷斯·希门尼斯手下工作过，是委内瑞拉现代史上第一个海军上将，而任命他为海军上将的人正是现在他所谴责的那个独裁者。 他离开了使馆。后来我听说，在下山的路上，他的汽车也遭到石头的袭击，车窗也被砸碎了，袭击者就是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尼克松的那些人。应该说我有点幸灾乐祸，虽然他的汽车是防弹的，但他至少尝到了我们早些时候尝到的那种滋味。 晚上，国防部长卡斯特罗·莱昂将军不顾拉腊萨瓦尔和政府的反对，把军队开进了城，恢复了法律和秩序。 接着举行了由新闻界人士出席的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先生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很克制，他说，他相信白天的事件并不代表委内瑞拉人民的真正感情，而是捣乱分子、职业仇美分子搞出来的。 在这之后，一批委内瑞拉的政党领导人拜会了尼克松。他对他们坦率得多了。他对当地政府无力维持最起码的法律和秩序——尽管在闹事前已得到多次警告——表示十分忧虑。但这些政党领导人都坚持应把这一事件归罪于佩雷斯·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仿佛这个独裁者不是流放在迈阿密，而仍然在掌权。本来，肯尼迪政府要把这个独裁者交给委内瑞拉政府审讯，但他被囚禁多年后，一直没受审讯，最后还被选为加拉加斯市议员，但由于当地对民主程序的古怪解释，所以一直未能就职。从他被选为加拉加斯议员这一事实看来，这个独裁者可能并不象我们所听说的那样为众人所痛恨。 看到使馆里的人实在太多，我便对大使夫人说，我想进城去看看，顺便在城里吃顿饭。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市区，在一家饭馆吃了饭。人们可以感觉到城里的紧张气氛，但那家饭馆还照常营业。我没花几个钱，就吃了一顿美餐。当地饭馆的价钱一般都便宜得惊人。 吃完饭，我上山回到使馆。我宽慰地看到，使馆已由国防部长调进城的军队警卫起来。当晚，代表团成员长时间讨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以及副总统应怎样离开加拉加斯的方案。他的几位顾问主张尼克松去城市另一头名叫拉·卡罗利纳的小机场乘C－47型飞机离境，而不要再穿过城市到迈克蒂亚机场。但我强烈反对，副总统不能从后门溜走，应该昂首阔步按原路回去，委内瑞拉政府应该保证这一点。对我来说，这并非夸夸其谈，因为假如我的意见被采纳，我就得和尼克松同乘一辆车去机场。 我们还决定，如果城里平静，就争取完成原定第二天日程中安排的大多数活动。 商定以后，我们便上床就寝。我还睡得很酣呢！机长有一台单波段收发报机，一直带在身边，以便与华盛顿联络。华盛顿得知我们的情况后甚为惊恐，命令两连海军陆战队作好一级战斗准备来搭救我们。很难说这两连海军陆战队在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里能起多大作用，但不管怎样，这是当时下达的命令。尼克松先生为此生了气，他认为这既无必要，又耸人听闻。 第二天，我们得到报告说城里十分平静。副总统在其夫人陪同下，按原计划活动，参观了一家医学实验室和其它几个单位。当我们经过大学时，当局显然很紧张。加拉加斯大学享有中世纪的庇护权，警察不能入内，任何罪犯都可以躲在校园里而不受到警察的追捕。这里一直是共产党发动暴乱的温床。几年后，警察进入了该大学，在那里发现了不少坟墓。 很难相信，在二十世纪竟然还存在这类古代的特权，而这也正是委内瑞拉许多骚乱的根源。 我们参观了安排中要去的各个地方。第三天早上，我们终于驱车出城，所经街道人迹稀少，只有曾用来驱赶人群的催泪弹的烟雾在上空飘扬。我们很顺利地到了迈克蒂亚机场，离开了加拉加斯。当飞机一起飞，机舱内立即发出一片欢呼声。我相信，当时大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终于离开了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接替佩雷斯·希门尼斯政权的政府是如此软弱无能，它在重建民主和自由的幌子下，实际上是在为那些极左政党采取这类暴行和恫吓大开绿灯。如果听任这些极左分子恫吓美国，以致使我们的政治家不能再出国活动，那么，当我们要对付其在我们和美洲兄弟之间所制造的矛盾时，我们将完全处于防御地位——如果不是束手无策的话。 我们顺利而又愉快地飞到了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并受到了地方长官路易斯·米尤诺兹·马林的接待。尽管他在政治上与尼克松先生很不一样，但他热情而尊敬地欢迎了尼克松先生。我们在圣胡安过了一夜，第二天就飞回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了对尼克松先生的盛大热烈的欢迎仪式。次日，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白宫把我拉到一旁，说道：“我对迪克·尼克松是非常看重的。但请告诉我，有人想把尼克松从车里抓走的时候，他到底表现如何？”此人是接近政府上层人士的，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我感到讨厌。我冷淡地回答说：“我所能告诉您的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为美国副总统感到骄傲。”他有点局促不安地说：“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是不得体的。”我没有再答腔。也许尼克松先生的这一形象与大多数报道不相符合；我只能说，我在这里是如实地记录了这次出访中我所见到的和观察到的一切。尼克松先生显示了他的智慧、勇气和判断力。后来一九七三年在欧文委员会作证时，我也对尼克松先生的这种品质表示过钦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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