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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０年夏季，在我刚担任驻罗马使馆的武官职务几个月之后，我接到我的老朋友、肯尼迪总统的军事副官特德·克利夫顿少将的电报，通知我准备到巴黎去与白宫派出的先遣人员汇合，一起商讨如何安排肯尼迪总统即将到法国首都对戴高乐将军的访问。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指令，因这件事对我表明，新政府了解到我是一个纯粹的军官，不管白宫的最高司令员是谁，我总是忠心为之服务。我以前既为民主党的杜鲁门总统服务，又为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服务。我听到一些谣传，说是新政府派性比过去的政府要强，但克利夫顿发来的电报足以向我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我告诉了莱因哈德大使，他也非常高兴，认为由于我早已非常了解戴高乐将军，在这法美关系趋向分裂的时候，我可能有助于促使两位总统接近起来。几天之后，我又接到一个电报，指令我立即到巴黎去会见先遣组的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和肯尼思·奥唐奈以及其他成员。我把这件事通知武官处，并得到他们的许可，就动身去巴黎。我一到巴黎，就向皮埃尔·塞林杰报到。塞林杰原是（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人的儿子；他父亲移居美国，他当时法语就讲得很好。由于长时期住在法国，他的法语越发讲得流利了，常常在法语电视台讲话。他还在法国各种社会团体和机构公开讲课。 他们相当热情地接待我，我也跟其他成员一一见了面。我们就开始同法国总统府和外交部门进行联系。戴高乐保卫部门的许多人员在上次艾森豪威尔将军访法过程中已跟我混得很熟了，所以他们都热忱地欢迎我。我感觉到，他们并不很热情地欢迎塞林杰和奥唐奈。我与戴高乐的副官和一些主要助手的关系是亲密友好的。在讨论到总统访问时，他们都非常融洽和合作。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塞林杰和奥唐奈的某些态度使我感到有些不安，但不管怎样，我们逐步为肯尼迪总统的日程作出各种安排。我知道有一句话我永远也说不得，这就是：“这是我们过去用过的办法。”这种话总会触犯新政府的，所以在会谈时，很多事我让法国人多做一些。有一次，塞林杰他们问到我某一件事过去是怎么办的，我在这种情况下，才回答他们，并叙述了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访问所做的特殊安排方式。 这次与法国的讨论包括许多事情：肯尼迪总统访问的项目、他将会见哪些人、戴高乐将军举行的官方招待会、肯尼迪总统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答谢招待会，还要安排复杂的与报刊和电视界人士的会见。在安排中，正如过去我参加过的总统先遣组工作一样，我们很注意既让总统本人感到愉快，也要让新闻界和宣传部门的人感到愉快。因为塞林杰是新闻秘书，对这方面特别注意。这种事往往使法国官员有点恼火，因为他们（至少在那时）对他们的新闻界不象我们那样关心我们的新闻界。他们有一次对我说：“你们美国人对新闻界比对总统还更为操心。我们却正好相反。” 此外，对总统的安全作了复杂的部署。这些就需要在美国总统保卫处和法国各种各样的保卫机构之间进行费时的讨论。法国的有关机构我都很熟悉，它们是国际保卫处、总统安全处和巴黎警察局。再则，我们还探讨了美国总统抵达和离开奥利机场的安排，因为我曾多次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安排而受过训练，故而我很熟悉法国所喜欢用的办法。然而，我却闭口不谈，除非他们问我，而我还是尽量保持客气谦虚。即使这样，我仍感到这个先遣组对我愈来愈冷淡，因为他们意识到我非常熟悉那些他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法国权威人士。 然而，我们心里都明白，但嘴里不说出来，直到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他们回美国，我国罗马。只是约定，当总统来访法国时，我得再来法国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翻译。我知道这种做法多少有点打乱了国务院的计划；因为，如果他们的翻译人员在场，他们就能弄到总统与别国领导人会谈的纪录。而我呢，我遵守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令，千万不能把会谈纪录抄录给任何人，除非经他亲自签署。有一次，我不得不拒绝把这种纪录交给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虽然当时对我的拒绝发火，但并不因此反对我，并且。在下一次见到我时显得格外亲热。塞林杰、奥唐奈和他们的先遣组回美国，我回意大利仍担任武官职务，并约定在总统到达法国前一、二天我再到巴黎去。 我回到意大利之后，就开始琢磨我在巴黎所处的气氛，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塞林杰和奥唐奈把我看作是艾森豪威尔某种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不完全了解我，我只是一名陆军军官，只知道执行命令，不管谁当总统，我总得为他效劳。我想到这些，在我看来，最好是打一个电报给克利夫顿将军，说明我与先遣组相处的结果使我觉得我不宜为总统访法之事再到巴黎去，除非他能肯定地告诉我，他们的确需要我去巴黎。如果我事实上毋需到场，我这样做会使他能体面地摆脱困境。我就给克利夫顿打了一个这样的电报去，我很快接到他的回电，证明我的印象是正确的，叫我不必为总统的访法再到巴黎去了。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 肯尼迪总统的访法进行得很好。肯尼迪夫人也获得很大的成功。访法结束后，她要飞到希腊去，她要在罗马稍为逗留一下换乘飞机。我接到总统保卫处的通知，要我去接她，并安排一间候机室，以等候飞机，继续她到雅典去的旅翟。我很高兴做这件事，在指定的日期，我跟我的老朋友、机场的指挥官萨拉里斯上校一起作了必要的安排。当肯尼迪夫人的飞机一到达，旅客们还在机上时，我就走上飞机。我走到肯尼迪夫人跟前，自我介绍我是美国驻意大利武官，并告诉她由我负责带她到候机室去，以等待到飞机为飞往雅典作好准备为止。她瞧着我，用深沉和动人的声音对我说：“你是沃尔特斯上校吧，你是在巴黎最失意的人。”我常常说，任何专说奉承话的人也会到处获得奉承话。这件事给了我极好的印象，所以我得说，我成了杰奎琳·肯尼迪的热心的赞赏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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