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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越南期间，有一天，艾布拉姆斯将军召我前去，并向我表示祝贺。当时，他担任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副手。我问他，是否我正在争取派驻越南的想法实现了。他说：“不是。”我又问，是否要授予我勋章。他说：“也不是。”后来他告诉我，我被提升为少将。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事能有错，一定是提升另一位沃尔特斯将军吧。于是他引述了我的军号，并问我是否就是已被任命、但尚未就职的驻法国武官。我回答说，是的，这时，我才相信我确实被提拔了。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认为，我在工作中并不是走的那种让上级选拔为少将的道路。我认为当初升为准将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我不相信这种意外提升的事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发生。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还去巴黎担任武官呢？因为这一职位通常是由准将充任的。不久，我从华盛顿得到证实，大意是命我前往巴黎，以少将衔仍派驻该地。这时我才明确要去巴黎，而不能留在越南了。我写了一封信给波伦大使，告诉他我在期待协助他进行工作。当时他任驻法大使，我同他相识至少已经有二十年了。他的复信语气有些生硬，说他将高兴地同我合作。对此我感到有点诧异，因为我通常不是同上级“合作”，而是“协助”他们工作。后来我接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一封电报，任命我为驻法武宫的就是他，电报中说，巴黎情况发生了变化，要我务必在八月十五日到巴黎报到，不得有误。这样，我在越南的时间大大缩短了。更使我吃惊的是：八月份法国人都要休假，很清楚，等我到达法国时，不会见到任何高级官员。这份电报不仅指示我八月十五日报到，而且要我回电，答复执行这项命令。我认为这件事有些令人恼火，就简短地拍回一封两个字的电报：“遵命。”我想这表达了我两点不愉快的心情：一是被迫缩短了在越南逗留的时间；二是我在陆军服役期间，历来都是服从命令的，可是他还要指示我复电表明我将遵照命令行事。 我取道曼谷、新德里和罗马飞往巴黎，武官处工作人员到机场前来迎接。我于八月十五日开始主持武官处的工作。那天是圣母升天的节日，法国人不上班。我情不自禁地想给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他和我一样也是天主教徒——发一封电报，我想告诉他：“我已于圣母升天节接任武官处职务，但无人在场可资证明。”后来，我想这样做一定会被视为傲慢失礼，所以电报没有发出去。 直到九月，我才得以谒见法国军方当局，这时他们都已休假回来。我被引见给国防参谋总长、陆军参谋总长、国防部参谋处情报官和陆军参谋处情报官。陆军情报官居伊·塔坦维尔上校是一位生性相当固执的军官。尽管如此，在我离开法国前，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我发现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同他一样的固执。我到达法国时，就已经感觉出来，对我有某种怀疑的气氛。四年以后，国防部参谋处一位情报官退休了，这时他才把这一点对我作了解释。他退休后，有一天我同他共进午餐。他告诉我，把我派驻巴黎，是在要求美国撤出在法国的基地后不久。当时法国人认为，我肯定是奉命代表北约组织煽动法国陆军反对戴高乐将军的，因此他们对我进行非常严密的监视。由于我是单身汉，他方认为对我有两个可乘之机，利用美女或娈童。这位朋友说：“当两者都不见效时，我们感到简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参观了第一批法国部队后，那位固执的情报官对我说：“我注意到你参观部队时从来不提令人为难的问题。”我说：“我想法国人很精明，我参观部队时，那里的司令官只会同我谈规定他所能谈的问题。如果我提一个问题，他因为不能告诉我而感到为难，而我又因为得不到答复而感到难堪，这就不合适了。我对于了解一个营的实力实在不感兴趣，因为过一天它就可能变了。我比较感兴趣的倒是我所代表的美国军人能给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苦笑说：“嗯，这一点你做到了。”。 我调法国工作后不久，法国人为了表明他们对情况的深入了解，向我提起我八岁住在法国时所发生的一件小事。那时，我因为骑自行车没有牌照而被拘留，我母亲缴了一百法郎罚款，我才获释。这样的材料还留在档案里，合我留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告诉我，任何一个同警方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只要他还活着，他的档案就得保留着。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他们对外国人的记载都保存了下来。 我刚到巴黎任职时，法国人告诉我应当去拜会一下那里的武官团团长、苏联将军谢尔盖伊·索科洛夫。我先用电话同他约会，叫他定个时间。电话中，我提到我打算穿便眼去拜访他。他相当狡黠地回答说，他要穿军装。我于是说：“那么我也得穿军服。”他在隆香路的一间小接待室里接见了我。在场的有后来接替他的雅罗申柯上校。谈话前，我们先寒暄了一番，然后他说：“你认为越南的形势怎么样？”我答道：“将军，我想你是知道我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观点的，现在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看法吧！”他说：“对，是这样。我对对他说：“第一，你必须知道，我认为越南这场战争是正当的；我是志愿动去参加的，本来可以不需要我去。第二，我想你应当知道，我认为，我们来到越南就是给苏联人效了劳，而对此你们却表现出忘恩负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句话使他不知所措，他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对他说：“只要我们呆在越南，中国人对他们南方的边界就感到担忧。什么时候他们不再为他们的南方边界担忧，他们就要关心他们的北部边界了。现在，我们美国人同中国人关系不好，但是感谢上帝，我们同他们并没有六千公里的共同边界，我们也没有占领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任何领土，而他们的人口却有八亿之众。”我接着说：“将军，坦率地说，你给我世界上任何东西，我都不愿意处于你们的地位。”这一席话使他十分震惊，我就趁机向他告辞了。两年后，雅罗申柯上校已升为将军，他对我说：“你知道，那些中国人发疯了。他们认为战争是件好事。”我说。“雅罗申柯，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的话吗？”他悲叹地说：“是的，我记得很清楚。” 我到法国后不久，就认识到我以前决定要到越南去是多么明智。法国武装部队中差不多每一个少校以上的军官都曾在那里服过役。由于我去过越南，他们对我更尊敬了。要不是我到过越南，我就只能是从一个武官职位到另一个武官职位上的一名参加鸡尾酒会的将军而已。我曾在越南拍摄了许多影片，。其中几部有相当多的战场实况。我常常邀请法国军官到我家观看这些片子。有一次，我放映一部有关越南一个小市镇的影片，在座的一位法国军官告诉我，他就是在这个市镇的教堂里结婚的。在我参观法国部队时，几乎每当部队的指挥官单独同我在一起时，他就会对我说：“我国政府对你们正在越南干的事不太积极，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正在挨你们打的人，杀死过我们的人，杀害过我们的伤员，因此，每当你们同他们斗争取得胜利时，我们心里就觉得很高兴。”这种感情在法国陆军中很普遍，他们能理解我们在越南干的事。有一位法国军官对我说：“你们拾起了我们的折断了的剑。”可惜，我们也要象法国人一样把它扔掉。 我到法国不久，一位老朋友安德烈·拉朗德少将请我吃午饭。我们在华盛顿北约组织常设小组共过事。拉朗德是法国陆军中最卓越、最勇敢的军官之一，他在奠边府表现出非凡的英雄主义。在我派驻法国期间，他担任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军事助理，住在总统的官邸爱丽舍宫。我到他漂亮的寓所去同他共进午餐，餐厅在这座宫殿的三楼，可以俯瞰下面的花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客人。我们喝了几杯酒就用午餐。午餐主要的一道菜是鸡。正在吃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一块鸡骨头卡在喉咙里。我转动舌头试图把骨头吐出来。后来发现不行，我开始担心咽喉会被卡住。我说声对不起就站起来，转身打开最近的一扇门往外走。我原来想到另一个房间去，这样可以在那里用手指把骨头取出来。然而，我发现走进了一个漆黑的壁橱。尽管如此，由于情况紧迫，我把指头伸到嘴里把骨头取了出来。我怀着某种宽慰的心情重新回到餐桌前就座。在餐桌上，没有人问我这件事。但是，当其他客人告辞后，拉朗德将军问我道：“迪克，你突然进入那个壁柜，究竟怎么回事？”我说：“安德烈，我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我不愿意在席面上把手伸到嘴里去，以免大家把我看成一个美国的乡下佬。我当时以为我是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当我发现走进了一个黑暗的壁柜时，我也感到很惊奇，但是不管怎样，我把手指伸进去把骨头取出来了。”他说：“我的上帝，你把它取出来了我很高兴。你想想，假如你在爱丽舍宫憋死了，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说：‘瞧！戴高乐将军的又一卑劣勾当。’” 还有一次，也是我任职初期，戴高乐将军为波伦大使调离法国设午宴饯行，我也被邀请出席。当我被引见戴高乐时，他谈起以前我们在许多场合见过面。这时，我没有讲很多话，而是沿着迎宾队列前进。宴会上，我坐的席位离戴高乐很远，没有机会直接同他谈话。午宴结束，当端上咖啡和甜酒时，戴高乐将军的副官弗朗索瓦兹·弗洛希克上尉走过来说：“将军想同你谈谈。”我立即走到他身边。他回忆起当年我们在意大利见面时的村庄的名字。他象往常一样，非常得意地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这种得意也是有道理的。他问我回到巴黎多久了。我当时很想对他说：宴会前法国国内情报机构国土保安司给他的有关来宾的材料上大概已写清楚。可是再一想还是不这么说为好。尽管他以为我是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对我仍然亲切相待。其实我是几年以后才入中央情报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美国新任驻法大使萨金特·施赖弗来到巴黎。他娶了尤妮斯·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的妹夫。他向戴高乐将军呈递国书时，我再次见到了这位将军，并同他闲谈了几句。那时，行将震撼法国的骚乱已经开始，戴高乐将军说，他将尽力而为，但是，未来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这句话使我感到有些不祥之兆，因而深感忧虑。骚乱是五月初开始的，骚乱的学生占领了各种建筑物。他们接管了圣日耳曼大街，并重新命名为英雄的越南大街。骚乱迅速蔓延全市。当时总统和总理都不在国内，等他”徊国时，巴黎塞纳河左岸大部分地区已被骚乱分子占领。骚乱分子得到了法国共产党人和其它极左分子的很大支持。红旗、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在许多被占领的工厂上空飘扬。形势日益恶化，最后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几乎使全国陷于瘫痪。巴黎最大的拉扎尔火车站关闭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骚乱蔓延到法国其他各地，反对戴高乐将军的各派政治领袖开始谈论要组织临时政府。在美国大使馆中，许多人强烈反对戴高乐将军。看来有些人几乎欢迎这种事态的发展，认为这样就有希望把他推翻。这件事，使我回想起古巴的局面。我们并不喜欢巴蒂斯塔，可是顶替他的是卡斯特罗，而卡斯特罗领导的是一个更具有压制性的社会，并且同苏联结盟。我担心这一次戴高乐将可能由共产党人或者某一个同共产党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来接替。对这一前景，我不象我的一些美国同事那样处之泰然。我向他们表示忧虑时，他们带着宽容的神情向我解释说，法国和巴西很不同。法国的武装部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一位同事认为，戴高乐将军三十天以内定会下台，并与我打赌三十美元。我同意打赌，结果我赢了。（迄今我未拿到这三十美元，我怀疑他是否还记得同我打过赌。） 在同法国军方人士谈话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尽管由于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尽管由于他对法国将军们在阿尔及尔的反叛而对军方采取的措施引起军方对他抱有反感，但在他们看来，如由共产党来统治那就更糟了，因此，他们肯定会保卫戴高乐和捍卫法国合法政府的。大使馆的这一时期的报告表现出相当的惊惶失措，所以我不得不在大使馆的电报后面附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各军种武官不同意这种估计。事实上，海军和空军同僚也很有经验，并且了解法国，他们同意我的估计，认为这些骚乱不会推翻戴高乐将军。但有人又一次对我说，说我对这个问题根本不理解。我对于大使馆的报告感到十分不安，因此，以我的名义开始拍了一系列给国防部的电报，题目是：“当前事态对武装部队的影响”。我首先就武装部队的情况写了几行，然后我对当前事态发展的政治意义作出估计。我并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使美国政府知道我对于法国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态的正确看法，而直接向国防部发电报是我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我把电报的副本分别交给了大使、大使馆政务处和有关的其他人。 在电报中，我在好几处提到这一事实，即戴高乐将军手中有“王牌”，那就是武装部队的忠诚，首先是宪兵队的忠诚。宪兵队是一支高度军事化的警察力量，组织形式既有地方小部队，又有驻扎在营地的类似军队的部队。人数约有六万五千名，分布在法国全国各地，一般年龄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或者更大一些。官兵纪律严明，有忠于政府的伟大传统。这时，他们已征召了后备兵力，拥有实力共约十万人。大使馆负责政务的部门不断催我提供情报，要我说明对法国武装部队和陆军中应征入伍的士兵将采取什么行动的看法。各个左翼组织正在号召他们起来造反。我答复说，现在的形势同当年阿尔及尔的形势很不一样，那时有人要求法国陆军起来反对合法组成的共和国政府，而这一次，连最敌视戴高乐的人，对他的总统职权的合法性也没有提出异议。此外，我还觉得当初阿尔及尔的形势是，应征入伍的士兵不听从他们军官的号召，不去造戴高乐的反，因而当前的形势，同那时不能相提并论。大约就在这时，某些陆军部队开始向巴黎附近地区移动。有些法国部队，根本就没有应征士兵，如海军陆战队中的步兵部队。似乎正是这支部队正在向巴黎附近移动。有几支装甲部队在骚乱开始时，正在外面进行演习。总罢工开始后，它们又不能按正常程序，把坦克经铁路运回原来驻地，而只靠坦克的履带由公路返回。许多坦克已开到巴黎地区附近，夜间就可以开到巴黎周围的一赤色地带区，午夜时刻就可以听到坦克履带的隆隆声。有报告说，法国可能起用外籍军团①，但是我对此有点怀疑，因为外籍军团有相当大的比例——虽然不到一半——是外国人，起用他们来恢复法国国内秩序是不明智的。 -------- ①外籍军团原系法国统治集团招募外国人组成的雇佣侵略军，后来也招收本国人，因而其大部分成员为法国人。——译者 我在电报上一再提到一件事：武装部队和警察仍忠于戴高乐将军，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合法政府。从实质上说，这就是戴高乐将军手上的一张有力的王牌。在此期间，我的年轻侄子吉米·沃尔特斯和他的朋友杰伊·史密瑟——两年前，这两个孩子都曾到巴西去探望过我——正同我在一起。自然他们都渴望来看一看骚乱的情况。通常，我每天晚上都到发生骚乱的地方去，而且总是穿着法国衣服，戴着荣誉军团勋章绶带，以免被人看出我是一个外国人。后来，在一本有关情报工作的无聊的书中，作者写到过这一时期，并且描述他如何观察“那位肥胖的武官在办公室往窗外看，数着卡车。”那时，我并没有临街的办公室，也没有数过卡车。一天晚上，我发现外面情况比较平静，我决定带那两个孩子出去，因为他们非常渴望去看一看骚乱的场面。我们驱车越过协和大桥朝着圣日耳曼大街的陆军部方向开去。我因为车上有外交牌照，；所以把车停在远处，然后沿着大街朝一处街垒走去。当我们走向街垒时，遭到催泪性毒气的袭击，不得不跌跌撞撞地流着眼泪退回我们的车里。我决定带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于是我掉转车头，重新越过协和大桥，沿着塞纳河岸行驶。杰伊对我说：“将军，我们周围有些人在拣石头呢。”我已经看见，并且有些担心，但是为了不使孩子们惊慌，我说：“啊，他们老是那样于。别去管它。如果他们拦车，你们就高呼‘打倒美国’，并且帮助他们把车推翻。他们看你们年轻，不会对你们怎么样，我就可溜之大吉。”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的车已开到一个广场，而且两边受到包围，一边是一批警察，另一边是一群骚乱分子。我们驶到广场时，那些骚乱分子扔出一个莫洛托夫燃烧瓶，它越过我们的车顶向警察方向飞去。警察则向骚乱分子回敬了音响手榴弹。我立即全速沿着码头向前开去，但是一个警察把我们拦住了。于是我向后倒车，试图穿一条小街开走，但在那里我又被骚乱分子拦住，还是无法前进。我再次倒车试着走另一条小街，可是再次被骚乱分子拦住了。于是我决定沿着码头往前开，不去管那个警察。我高速从他身边开过，这次他没有企图拦阻我。当我们的车于开出骚乱地区时，我的侄子吉米大笑起来。我问他笑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在即将离开亚特兰大时，我的哥哥弗雷德曾对他说：“巴黎现在正在发生骚乱，但是你用不着担心。迪克叔叔不会让你们卷进去的。”如果我真的不让孩于们来看看，那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我。我理解他们的心情。 我认为在那个夜晚，我目睹了人民表现出来的反对骚乱分子的情绪。当时我在巴黎东部共和国广场工人住宅区。骚乱的学生用电锯把几棵百年老树锯倒，用以修筑街垒。我看到劳动人民的愤慨。一位妇女对我说：“这些小杂种，这些树再长起来得花五十年。”那天夜里，骚乱分子放火烧了许多小轿车。我在观看这些骚乱活动时，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大多数不属于劳动者阶级。他们多数是巴黎有钱人聚居的第八区和第十六区富裕阶层的左翼青少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时髦的左派观点和由于继承财富而感到内疚，这三者的结合才把他们卷了进来。人们常讲一个关于这个时期的故事：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回家对他爸爸说，那天夜里他放火烧了七辆车。他的父亲问：“七辆？好，你比我强。我只烧了一辆。”他的儿子感到很惊讶，问道。“爸爸，你烧的哪一辆？”他爸爸说：“孩子，我烧的是你那辆敞篷跑车。”我觉得这次骚乱不会把戴高乐将军推翻，理由之一就在于此。如果我看到巴黎工人阶级。的青年参加骚乱，我就会感到忧虑，因为他们人数多，足以推翻法国政府，而有钱人的子弟太少了，所以是不足以推翻法国政府的。 每天晚上我外出时，总要首先经过宪兵坦克营的营房。如果坦克仍然停在营房的院子里，局势就不是真严重。我常常从那里再到其它容易发生骚乱的地方去，以便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我对于宪兵队的纪律性和克制态度，印象极深。尽管骚乱分子对他们进行了恼火的挑衅，使用了最肮脏的语言，巴黎却没有发生死人事件。在持续一个且的骚乱期间，整个法国只死了两个人。我真羡慕法国警察所具有的这种高度纪律性。他们从来没有由于骚乱者的挑衅而开枪射击，但是上帝知道他们是受到挑衅的。因骚乱分子撬了铺路石板，用碎石打人，许多警察受伤，有的腿被砸断。巴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多次把固定铺路石板的沥青化开，然后用这些石板作为武器来砸警察。 政府的举棋不定使我迷惑不解。我觉得有办法把骚乱镇压下去，他们何以不使用这些办法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明白，戴高乐将军的策略是让总罢工造成的不方便把居民彻底激怒起来。我把这种想法用电报报告了华盛顿——我说戴高乐将军是在等待这种情况的出现，然后他就会还击而使局势恢复正常。这时，出乎大家意外，并使人感到惊愕的是戴高乐将军失踪了。施赖弗大使把我召去，问我：“他在哪儿？他可能上哪儿去？”我说：“大使先生，他到哪儿去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正在干什么。他可能正在同将军们谈话，问他们是否支持他。这些将军会告诉他，他们是支持他的。他将回巴黎，并制止这些胡闹。”我眼睛盯着那位认为戴高乐将军三十天内要下台、并以三十美元同我打赌的政务官员，并对他说：“你知道，巴西和法国情况可能很不一样。这位总统正在同他的将军们谈话，看他究竟能否继续执政。而在这方面，这两国的相似程度可能比你想得还要高一些。”戴高乐将军从德国回法国。他到德国去是会见驻德法军司令马絮将军。马絮将军向他保证一定支持他。于是戴高乐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当时。我到巴黎附近絮伦地方的美国公墓参加授勋节典礼，在返回巴黎途中，电台节目中断，宣布戴高乐将军要在电台发表讲话。我命司机立即停车，因为我想要听清楚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我环顾了四周，注意到其它车辆也都停下来了。他的讲话很简短，他宣布所有加油站都要开门营业，总罢工现在将要结束，大家都要去工厂复工。我驱车返回大使馆，马上给华盛顿发了报。我知道使馆政务处无疑已经把戴高乐将军的讲话稿报回。我这一个电报是我作为武官所发回的最简短的电报之一，电报上只说：“今日下午四时，戴高乐将军打出了我前几次电报中提到的王牌，游戏到此结束。”我前次曾经报告说，接连两天戴高乐派在巴黎各处活动，他们正在组织一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示威游行。我还说，等戴高乐派起来进行反击时，规模将是巨大的。那天傍晚，大批手舞旗帜的戴派和反对左派接管行动的人开始在协和广场集合。在这以前，我曾经向一个负责政务的同僚发表评论说，许多法国人对于被占领的工厂上空只飘扬红色和黑色的旗帜，而没有一面法国国旗感到很不安。共产党人的红旗在抵抗德国人期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面受尊敬的旗帜，但是在这红旗旁边往往有一面法国国旗。一位政务官员对我说：“沃尔特斯，你真是老脑筋。你还认为旗帜具有意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在大使馆前面的协和广场上，群众越聚越多，我们在大使办公室里往外看得一清二楚。夜幕降临时，我朝外望去，看到集合在广场上的人大概有五十万之多。他们全都挥舞着旗帜。一些年轻人站在广场周围象征法国各大城市的各个塑像顶上，挥舞着大型法国国旗。后来，我到隔壁克里荣饭店吃饭，吃完饭出来时，一批青年来到饭店门口要求会见经理。我留下等着看发生什么事。他们对经理说：“先生，你们饭店没有悬挂法国国旗。请升起一面法国国旗。”经理似乎相当害怕，并且说：“噢，我得问问饭店的老板。”他们听到这句话后又说：“先生，这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一家法国旅馆，限你五分钟内挂起法国国旗来。”经理赶忙上楼升起国旗。升旗时，旅馆前面的群众高唱《马赛曲》，唱得真是扣人心弦，和我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卡萨布兰卡法兰西广场听到的《马赛曲》一样地激动人心。 这些人看来已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接近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捷克居民头一天在就寝时还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第二天一觉醒来却已经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里了。广场上有许多人并不是戴高乐派，事实上，群众手里拿的除了法国国旗以外，还有许多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国旗，真是有意思。庞大的群众队伍开始涌向香榭丽舍大街，朝着凯旋门走去。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香榭丽舍大街拐角，我顺着大街往前望去，看到整条大街从凯旋门直到协和广场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我想这恐怕是我一生中很少看到的集合了百万人的场面。坐汽车的人驱车前进，喇叭根据约定的代号鸣响，意思是：“戴高乐要继续当政。”他的确继续当政了。 那天晚上，我到一家饭店吃晚饭。我知道这家饭店的主人强烈反对戴高乐将军。开始时他不在店里，稍等了一会儿，他偷偷地带着一面法国国旗进来了，我禁不住想挖苦他一下，就说。“你到哪儿去了？”他说：“我到香榭丽舍大街去了。”我对他说：“我原来以为你不喜欢戴高乐将军呢。”他说：“我是不喜欢他。但是我一想到可能取代他的人时，我认为我能为法国作出的最好的事，就是到那里去参加示威，并向对方表明法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这是他的目的的话，应该说他是成功的。 在骚乱结束后，我又开始了武官的正常业务。我继续到法国陆军的许多单位去参观。那年夏天，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陪施赖弗大使和他全家到诺曼底滩头堡去，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施赖弗大使曾经告诉我，他这次去要不露姓名，但是又要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我不知道他此行能够保密到什么程度。他问我在哪里接见记者最好，由于夭气不好，所以我建议他在圣母教堂镇空中博物馆室内会见记者，那里既可遮蔽风雨，又能为采访提供照明。我们到达该镇后，他就在空中博物馆开始答记者问。不多一会儿，施赖弗夫人和孩子们对记者的采访就感到厌烦，而去教堂游逛，那座教堂是因为电影《最长的一天》而出了名。（一名伞兵的降落伞缠在教堂尖塔上，教堂轰鸣的钟声把他的耳朵都震聋了。）我们走进这座古老的教堂。那天是礼拜六下午，一位神父正在忏悔堂听取忏悔。由于我已很久没有参加忏悔仪式，我就进去作了忏悔。我出忏悔室时，施赖弗的小儿子十五岁的博比问我：“你怎样用法语作忏悔呢？”由于他法语讲得很好，所以我就告诉他作忏悔开始时用的那些套语。他说：“对，但是请告诉我你是怎样忏悔你所犯的罪。”对此，我回答说：“博比，我向神父忏悔我所犯的罪，但不向你忏悔。你进去向他好好地坦白你所犯的罪吧。”博比耸了耸肩膀就进去了。博比还没有出来，施赖弗就来了，他说：“噢，做忏悔啊！你怎样用法语做忏悔呢？”于是我又告诉他那些套语，等博比出来时，施赖弗又进去了。当他还在忏侮室的时候，采访施赖弗的电视台记者同省长一起来了，后者的职位相当于美国州长。电视台的那位记者问我：“大使在哪里？我想同他告别。”我回答说：“大使正在作仟悔呢。”这位法国电视台记者说：“他妈的，我知道他对我说了许多谎话，但是他的确抓紧时间以求得上帝的宽恕啊！” 后来我们继续前进，来到圣米歇尔山，在那里省长把他的直升飞机让给施赖弗一家使用。大使、大使夫人和博比乘直升飞机围着这座山绕了几圈。向大海那边看去，景色确实非常壮观。然后，我同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和小儿子蒂莫西坐上直升飞机也绕着山飞。我们只绕了一圈就开始返回。蒂莫西很不满意，他说他们都飞了三圈。我给他解释说，我是少将，只有飞一圈的资格。你得当大使才有资格飞三圈。这个答复看来使他满意了。 在这段时间里。戴高乐夫人前来回访施赖弗夫人。施赖弗夫人对于儿童智力发育迟钝的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而据我所知，戴高乐夫人对这个问题又非常敏感，因为戴高乐夫妇有一个名叫安娜的孩子，智力迟钝，二十岁就死了。施赖弗夫人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很多，我给她翻译。她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的兴趣似乎使戴高乐夫人很感动。施赖弗夫人在谈到某一处时说：“我注意到将来智力迟钝的成年人将享受法国社会保险。我想这是由于你对将军谈过这件事才作出的决定。”戴高乐夫人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的，是因为我对将军谈过这件事。”根据我的记忆，她承认对将军施加影响，这是仅有的一次。 我到法国后不久，我建议，美国国防部应邀请法国国防部参谋长空军将领米歇尔·富尔盖将军和他的夫人访问美国。后他们接受了邀请。我被指定陪同他们访问。六、七年来这还是头一次由一位法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前往美国访问。在为富尔盖将军安排日程时，五角大楼问我；他可能想看些什么。我没有同他本人商量就说，我想他会愿意看导弹发射井。这一建议引起了一阵忙乱，并为此反复商议。然而，最后五角大楼让步了，同意让他看导弹发射井。富尔盖将军在美国各地参观期间，被带到太平洋沿岸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和那里的导弹发射井。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这些发射井。人们拍摄了许多有关他参观这些导弹发射井的照片。这些照片几年以后对我极为有用，而且对于改善法美军事关系起了极大的作用，而我刚到达法国时这方面的关系是非常冷淡的。后来还进行了更高一级官员的相互访问，从而大大促进两国武装部队重建友好的关系。我初到法国时，曾试图不介入与北约或者与戴高乐将军有关的政治问题。我多次设法参加关于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法美联合军事行动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往往使这些城镇的居民感情激动。他们往往走到我身边说：“戴高乐将军也许已经忘了你们美国人所干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忘。”有时候他们还当着法国官员的面对我讲这样的话，这多少有些使我尴尬。 我同各国驻法武官关系很好，其中有一位后来担任了秘鲁总统，那就是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以后，在秘鲁和美国关系紧张时，我利用同阿尔瓦拉多的友好关系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有一次，我去参观法国山地旅。我同他们一道滑雪。在参观的最后一天，我邀请该旅的旅长埃切维利将军及其幕僚同我共进晚餐。当天下午四点钟，我去滑雪时，出了事故，把腿跌断了。我被送进医院，腿部打了石膏。这时我接到电话，建议我取消这次晚宴，但我决定仍照常进行。那天晚上我虽然感到很疼，腿上石膏也没有干透，但是还主持了宴请阿尔卑斯旅全体军官的晚宴。这件事传遍了法国陆军，他们说我不仅法语讲得很好，而且摔断了腿并不影响宴请法国同僚的预定计划。 法国人还头一次允许我参观在科西嘉岛上的外籍军团。以前他们不让我去，因为有少数几个美国人在外籍军团中服役，他们不愿意让我同他们有任何接触。我说，对于外籍军团中是否有美国人服役我是最不关心的。这是他们的事，同我无关。我到科西嘉岛参观了外籍军团的各个部队后，感到非常有意思。外籍军团在越南战争中首当其冲。我去参观时，他们对我特别热情。事实上，当我参观外籍军团的第一个营地时，他们唱军团的一支旧歌《反对越南人》来欢迎我。尽管名叫外籍军团，但这支部队的官兵绝大多数是法国人，其次是德国人、南斯拉夫人和西班牙人。人数的多少大概就按这个顺序。现在，军团大部分驻扎在科西嘉岛上。它的招兵站在法国。有些部队仍然驻在吉布提和太平洋各法属领地。 我有许多美国客人，他们一般地位很高，都是前来参加北约或者盟军驻欧最高司令部组织的军事演习的。他们总是要找个借口到巴黎来，指望我款待他们一番。不幸的是，供我支配的招待费只能用于招待外宾，所以这给我增加相当大的负担。有些客人我是很欢迎的。我记得有一次纽约大主教库克红衣主教来了，因为他是天主教教士的代理主教，所以请我照顾他。我请他在我们的俱乐部吃晚饭，因为天气很好，我们就在花园里共进晚餐，突然间下起暴雨来了，客人们一个个都立即将桌子搬到屋子里去。我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对一位红衣大主教应该怎么办，可是正当我看他时，他正站起来准备把桌子抬走，于是我就同他一起把桌子抬进了屋里。当我们正抬桌子时，俱乐部那位年轻的经理跑过来，对我参加抬桌子表示吃惊。他说：“我的将军，我不能让一位将军抬桌子啊！”我看着他笑了笑说：“你还只知道一半呢。你知道谁在抬桌子的那头吗？那是纽约教区红衣大主教。”他更吃惊了。等他安定下来后，我们已把桌子抬进屋内，并且又开始吃起来了。 尼克松总统就职后不久就访问了法国，这大大促进了正在改善中的法美关系。象往常一样，他到达法国后，我就奉命给他当翻译。大使馆为他准备了一篇在机场发表的讲话稿。然而，当尼克松到达巴黎后，戴高乐将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欢迎他，这样，总统只得完全离开了他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答词，对戴高乐将军说了更多赞美的话。对英法两种语言都懂一点、但又不很精通的某些记者，指责我改动了总统的讲话。我对他们说：“你们可能手里有事先发给你们的讲话稿，但是我翻译的是总统在机场所讲的话。” 戴高乐将军的内心对尼克松先生始终怀着特别热烈的感情，并且认为尼克松一生的经历同他自己颇有某些相似之处。有一次，他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对我说，尼克松先生还会再度担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总统抵达法国后，举行了各种各样的集会，其中有一次是在凡尔赛官中在戴高乐将军主持下修复的特里亚农宫举行的。戴高乐将军在午宴上回忆往昔，说他认识我的时间最早，比认识在座的法国部长们都早，因为我们是一九四二年在伦敦相识的，而这些部长是以后在伦敦、阿尔及尔、或者在他回到法国本土以后才认识的。这时，席间的气氛顿时大大融洽起来。 有一段时间，戴高乐将军认为我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我同他的一位副官谈了话，十分明确地告诉他，我可以向他保证，我不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事实上，好几年以后，我才开始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我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这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戴高乐将军一直对我极为热诚，而且法国人确实让我享有比其他武官同样或者更多的行动自由。我不仅参观过法国各地的部队，而且还参观了驻德法军。 尼克松先生第二次到法国访问时，仍由我陪同。那时我们同戴高乐将军的关系也非常亲密而热情。戴高乐将军辞职后，尼克松先生请我特地到科隆贝双教堂镇向他递交了一封亲笔信。 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开始参加基辛格同北越人秘密谈判的工作，这将在后面的一章中叙述。稍后一些，到一九七0年，我参与了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秘密谈判，这一谈判导致尼克松先生访华并同中国人建立了新关系。然而，这些谈判以及经常把基辛格先生秘密接到法国的工作，使我在巴黎任武官的日子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我不能进行武官正常的参观访问活动。当大使要我和他一起去参加某些庆典时，我也不能告诉他由于这些秘密谈判而不能同去。这样，我就很难执行我驻法武官的职务。我认为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先生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处境多么为难。，他们指示我不要对任何人讲起我所做的事——既不要对我为之服务的大使讲，也不要对我的上级国防部讲。我离职返美前不久，前往德国向法国驻德部队告别时，四天中有两天，我接到基辛格博士的两次电话，命我返回巴黎去同中国人和越南人会见。头一次我乘的是班机。第二次，我坚持要他派一架军用飞机接送。他马上搞了一架。当然，法国人对我的行动感到莫明其妙，这两次突然的巴黎之行只能增加他们的好奇心。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在我任职即将期满时来法国访问。法国人问我惠勒将军想参观些什么。我没有同他商量就说他想看导弹发射井。他们不同意，说外国人没有到他们的发射井参观过，而且，我们也没有给他们看过我们的导弹发射井。这时候，我得意地拿出富尔盖将军三年前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参观导弹发射井时所拍的照片。这起到了必要的作用，法国人在惠勒将军的日程中列人了参观阿尔比恩高原的导弹发射井这个项目。我相信他是参观这些发射井的第一个外国人。不用说，我也作为译员随同前往了。这是改善法美军事关系的一个象征。他们还授与惠勒将军荣誉军团大军官勋章。 我在巴黎任期即将届满时，同北越人和中国人的谈判几乎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然而到我真要离任时，法国人对我极为热诚，随后又第三次把我在荣誉军团中的地位升到司令官一级。这一级的勋章实际上是我回国后由法国驻美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一莫理泽送交给我的。蓬皮杜总统接替戴高乐将军后，我陪同蓬皮杜总统去美国进行访问。这是一次既辛苦又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美国访问了许多地方，其中有肯尼迪角、洛杉矾和旧金山。但蓬皮杜总统这次访问的时机对他不利。因为当时法国出售飞机给阿拉伯人并对以色列实行禁运，因此美国发生了多起反对蓬皮杜的示威活动。所有这一切使情况极为糟糕。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它决不允许在一位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身边发生这样的示威活动。我力图向蓬皮杜总统解释美国的联邦制度和市政制度，但是对他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在法国，要是一位市长以任何方式使中央政府难堪的话，中央政府就可以把他解职。蓬皮杜很喜欢旧金山，我们从那里乘直升飞机前往斯坦福大学。学生排成长队，进行示威，反对蓬皮杜，既抗议法国在阿以争端中的态度，又抗议蓬皮杜在一九六八年担任总理时“镇压”学生的骚乱。参观完学校后，蓬皮杜同教职员和一位学生代表会见。他同每一个教职员工都简短地谈了几句。针对他的话，这位学生代表总是说：“学生们不同意你说的这一点。”最后，蓬皮杜凑近他，并问他是怎样成为学生代表的。他说，他是被推选出来担任这一代表的。蓬皮杜两眼闪闪发光地说：“这学校的一万主千名大学生中有多少人在这次选举中投了票？”那学生说：“五千。”蓬皮杜说：“五千张选票中你得了百分之几？”那学生说：“嗯，候选人很多。我得了百分之三十二。”蓬皮杜眼睛问得更亮了，他侧过身子说：“孩子，我得的票数，百分比比你大。”大家都笑了，那个青年也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 我们离开旅馆，前往直升飞机停机坪时，蓬皮杜问我在等什么。我转问礼宾处长布斯·莫斯巴赫尔。他回答说，舒曼外长还没有来。我把这句话翻给蓬皮杜听后，他说：“在巴黎有排成六队的候选人在等待接替他的职务呢！”我把这话翻给莫斯巴赫尔听后，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我理解的意思是说，以后我们只要等蓬皮杜夫人就行了。 后来我们飞往芝加哥。在那里，遇到一件我们在整个旅程中所碰到的最难办的事。当我们走进旅馆门廊时，有一批大喊大叫的示威者走到离蓬皮杜和他夫人很近的地方。他们喊“沙龙”（Shalom），希伯莱语的意思是“欢迎”或者“和平”。蓬皮杜夫妇却认为他们喊的是“萨劳”（salaud），这个词在法语中是一个侮辱人的词汇①。蓬皮杜夫人很生气，当晚，蓬皮杜回到旅馆后，就决定提前回国。负责安排这次访问的美国礼宾处长莫斯巴赫尔吓坏了。蓬皮杜对我说，他不能让他的夫人遭受这样的侮辱。美国可能容忍这类事情，但是他不能容忍，特别是涉及他的夫人。蓬皮杜夫妇是一对特别恩爱的夫妇。他们在车上，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经常手拉着手。蓬皮杜对自己不能讲英语很遗憾。蓬皮杜夫人是一位讨人喜欢和通情达理的妇女，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蓬皮杜决定自己留下来，继续进行访问，但是他要在第二天把他夫人送回国。莫斯巴赫尔问我怎么办。我说我确信唯一能给蓬皮杜消气和防止他第二天把夫人送回国的办法，就是请尼克松总统亲自打个电话来。于是，莫斯巴赫尔便打电话给尼克松总统，并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总统同蓬皮杜通了电话并说他本人将出席原定由阿格组副总统出席的在纽约为蓬皮杜举行的宴会。蓬皮杜很高兴，于是取消了原定第二天送蓬皮杜夫人回国的计划。后来我们就飞往纽约，住在怀特普莱恩思，礼宾处长莫斯巴赫尔的家里。一位神父到莫斯巴赫尔家里为蓬皮杜夫妇作弥撒。我充当作弥撒时的助祭，并且用法语念诵了《使徒书》。在沃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了欢迎蓬皮杜的盛大招待会，但是那里又有一些示威者走到离他很近的地方，看来他对此很生气。这次访问给蓬皮杜对美国的态度留下了伤痕，这道伤痕直到他逝世前一直没有消失。我听一些朋友说，他曾发誓永远不再到美国来。那些捣乱事件发生在反越战争示威高潮时，当时有大批煽动者竭力在国内外进行捣乱，使尼克松政府难堪，甚至连外宾也没有能够幸免。 -------- ①法语Le salaud，意思是坏蛋，下流胚。——译者 欧洲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在制止群众侮辱外宾方面存在困难。在欧洲，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即使在法国和英国这种民主国家也不会发生。不久，亨利·基辛格处境不好，可能使他同中国人和北越人进行的谈判处于不利地位。当我要求蓬皮杜帮助基辛格摆脱这一困境时，证明我那次陪同蓬皮杜夫妇在美国参观访问是非常有益的。蓬皮杜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帮助。然而，由于他访美期间遇到了反对他的示威活动，所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美国仍怀着一种比较冷淡的感情。 一九七一年美军开人柬埔寨，并进攻早已存在的北越庇护所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阵鼓噪声。这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新左翼分子组织安排的。在美国各大学的校园里，各城市的大街上，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前，普遍都出现了骚乱。也许使用“组织安排”这个词并不恰当，但是时间步调配合得很一致。在巴黎奥尔塞码头、法国外交部附近有一所美国学院，校舍是哥特式的石头建筑，墙上有嵌板，很有美国名牌大学的气派。这所学院的学生占领了校舍，并要求美国大使馆派人去说明为什么美国入侵柬埔寨。据我所知，他们对于北越人许多年前就侵入柬埔寨并且一直占领那个国家的大片领土，从来没有任何疑问。气氛很紧张，大使馆很不愿意派人到学院去同这些学生见面。对此我有些恼火，因此我说我去。我穿的是便服，万一他们对我无礼（我确信会发生一些这样的事），那只是针对我个人，而与美国陆军无关。我通知学生，我于一九七０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到那里去。我在校舍前下车，看见了在那所学院读书的一位第六舰队海军上校的女儿。她认出了我，并对我说：“将军，别进去，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我回答说：“亲爱的，我成人以后在陆军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对付某种不愉快的事，而大多数于那些事的人，他们的本事，要比我预计在这所学校里遇见的人要大得多。”我走进那座房子，人们同我打招呼，并把我带进礼堂。我从四处分散的一群群学生身边走过，他们对我投以饱含敌意的目光。礼堂里有大约二百五十名或者更多一些的学生同我面对面坐着。我发现他们坐的地方刚好把我同唯一的出口处隔开了，这时，我觉得已没有在外面同那位女学生说话时那样有信心了。会议开始时，派克教授情绪激动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然而，这位教授说明，他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只是反对越南这场战争。他讲话结束时，人们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就轮到我讲话了。我站起身来走到放扩音器的那张小桌旁，当我开始讲话时，十来名学生从中间通道朝我走来，领头的是一位美国青年，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他们一言不发地朝我走来，并且把那个包放在桌上。。纸包散开后，露出了一个胎儿。一名女生在胎儿身上放了三朵花，说：“献给越南的死者。”我小声说：“我希望也献给在南越的死者。”她似乎有些吃惊，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然后，这批人走到礼堂尽头开始大喊：“不要听这个法西斯猪猡讲话；他讲不出什么来的。在越南正在死人，而他却在这里高谈阔论。”下面的话就听不清楚了。看来大部分学生对这次捣乱感到意外。有些学生喊道。“住嘴，我们要听听他有什么话要说。”那批喧闹的学生提高了嗓门，再次高呼同样的口号。大多数学生生气了，高呼：“我们也许不同意他的话，但是我们要听听他要讲些什么。”一个男生大声对示威者说：“你们不是我们学校的。我们是请你们来听这场辩论的。现在住嘴，不然就滚出去。”那个把胎儿放到我面前、并且看来闹得最凶的男生回答说：“我穷，这是有钱人子弟上的学校，我缴不起学费。”在这一段时间里，扩音器在我手里，我决定利用它，因为扩音系统的音响足以淹没他们之间的一切吵嚷声。我说。“如果为了证明我的论点，由我来导演今天这场戏，决不会干得比这更好了。事情的实质就在这里，是让你们大家按照老的学术传统，先了解问题的全面情况，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呢，还是让礼堂尽头那伙大喊大叫的人来决定你们的年龄是否够大、听我的讲话是否有分析能力、会不会受骗上当呢？我并没有要求到这里来，是你们请我来的，如果你们不愿听我讲话，我就走。但是如果你们想听我讲话，你们就得有所作为，以便维护你们自由听取意见的权利。”许多人为我这段话鼓掌，包括派克教授在内。 一位头发特别长的男生站起来，向那些吵闹的人喊道：“要是你们不想听，就滚开！我们想听。”那个闹事的小集团大声嚷着回答说：“那个法西斯猪猡不会对你们讲什么的。”那位长发青年又说：“谁愿意听？”绝大多数人举起手。那位长发青年于是用最高的嗓门喊道：“滚出去！不然我们就要把你们赶出去。”大多数人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那些捣乱分子只有离开，他们喊叫着：“那么，好吧，你们要听那个法西斯猪猡的讲话；你们就听吧！”他们走了。我向学生们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英、法两国丧失信誉之后爆发的，他们容许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河地区，占领萨尔地区，然后夺取奥地利、苏台德区，以后又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和梅麦尔。最后，他们不得不在波兰问题上坚持立场，于是一场世界大战就随之发生了。如果他们早一些反抗侵略者，那时，还比较容易一些，那么这场浩劫本来是可能避免的。我们在亚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美国的信誉是否可靠，并不一定非要在越南来证明。但是无论如何，已经有四位美国总统支持要在越南保住美国的信誉，假如我们现在丢掉信誉，那末将来谁还会信任我们呢？我们还会有多少真正的朋友呢？也许南越并非是一个理想的民主国家，但是它容许某些反对派存在。如果北越人哪一天来到西贡，他们根本不会容许任何反对派存在，正如在北越不容许有任何反对派存在一样。多年前，北越人早已侵入柬埔寨，并且一直把它当作享有特权的庇护所，用以攻击南越和美国部队。是不是说我们进攻柬埔寨是错了，而他们进攻柬埔寨又是对的呢？当时，偶而有人发出嘘声，但是学生们基本上是注意听我讲话的。讲完话以后，我宣布准备回答问题。 一位青年站起来对我说，你必须懂得，青年人的这种政治活动是新生事物，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说，我不同意，因为青年一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我还说：“请允许我给你讲一讲我们那个时代表示抗议的那支伟大歌曲。歌词是这样的：‘青年一代正在奋起迎接风暴。在我们的拳头面前，一切壁垒都要崩溃。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我们，因为我们是迎击风暴的青年一代，我们高举着新时代的旗帜。’”我接着又说，他们都太年轻，不会记得这是一支什么歌。它是希特勒青年团团歌《我们的旗帜飘扬在前方》的第一节。有一个男生站起来说：“但是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我说有三百万德国青年战死在全世界各个战场上——他是否认为这些人不诚心诚意呢？我所知道的最大悲剧是青年人的真诚被利用于邪恶的目的。有一两位勇敢的青年人为我这句话鼓掌。我接着又说：“在我们的制度下，存在着变革的途径。如果有多数人表示同意，你们就可以改变我们制度中的任何东西。这一点，任何其它制度都不能办到。虽然，我们的现存制度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现象和缺点，但是它同人类所建立的任何其它制度相比较，我们的制度为其大部分成员所提供的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要多得多。等到马克思主义所能提供的自由和取得的各种成就和我们的制度一样多的时候，我才会比现在更注意地听它的宣传。（这段话引起相当多的掌声）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人们不听我们的？”我回答说：“他们是听的。但是，你提问的真正意思是为什么我国政府不按你所想的去做。你必须懂得，虽然智力和教育很重要，经验同样也是重要的。你是愿意同一个经验不多、却有许多函授班文凭的驾驶员一道飞行呢，还是同一位文凭不多、但有许多小时的飞行经验的驾驶员一道飞行呢？你无法期待那些身负重任、了解情况、偶而不慎遭损失最大的人会听你们的哈喝指挥。” 最后，我读了三段引语——肯尼迪总统、罗伯特特·尼迪参议员和艾德莱·史蒂文森的话——以此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介人越南以及我们要在那里保卫些什么。讲话结束后，约有三分之一的听众鼓了掌，还有许多人走到我身边说，虽然他们仍然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们感谢我到这里来讲话。我离开那里时，从学生中间走过，已没有人表示敌对情绪。所有的学生都特意告诉我，那些试图冲散会场的人不是这所美国学院的学生。 后来，我收到那个学院的十六封学生来信，感谢我前去讲话。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人不同意，但是都为我到他们那里去讲话表示感谢。当天晚上，阿尔巴尼亚电台报道说。“巴黎美国学院的民主学生阻止了那位法西斯武官为美国可耻的越南战争进行辩解。”后来法国人给我讲了一位目击者的叙述。显然他们也在场。我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了很大教训，那时青年人之所以表示愤怒和沮丧，大部分是由于他们认为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我未能使听过我讲话的大部分学生明显地改变观点，但是我去学院时和我离开时的气氛截然不同，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调离法国就任新职以前，在巴黎工作期间，还做了另外两件事情。我奉命陪同尼克松夫人前往秘鲁访问遭受地震灾害的地区。一九七０年七月二十六日，我飞往洛杉机，并从那里前往圣克利门蒂。二十八日是星期天，我同尼克松夫人乘总统专机从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基地直飞利马，随机携带了药品、医疗设备和食品。临出发前，总统把我叫到一边，要我照顾尼克松夫人并尽力多帮助她。我们抵达利马时，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总统的夫人孔苏埃洛到机场迎接。我住在大使馆驻地。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政府对美国一向不甚友好。几年以前，当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担任驻法武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尼克松夫人的到来使他极为感动。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知道，只有当你患病卧床时，你才发现谁是你的真正朋友。”星期天，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夫人和我们同乘C－130飞机前往遭受地震严重破坏的瓦伊拉斯街地区。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夫人是一位美貌而引人注目的妇女。当我看到我们将要降落在安塔深谷底部一个用泥土修筑的简易机场时，我不敢相信他们竟会把美国和秘鲁的两位第一夫人带到这样危险的简易机场上来。机场跑道很短，没有铺路面，海拔九千英尺高，狭隘的山谷，两边高耸着高出地面达数千英尺的大山。尼克松夫人和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夫人似乎都没有感到不安。可是我很担心。飞机一降落，直升飞机就把我们送往这一地区的各营地和遭到破坏的村庄。一个叫云盖的市镇，在一场土山崩裂中被全部埋没，许多受灾者在此葬身。死者约两万人。这座市镇留下的唯一遗迹是以前矗立在教堂前高耸入云的几棵棕榈树的树顶。其它一切全都埋在深达三十英尺的泥土中去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想同帕特和孔苏埃洛谈话。当地居民一再要求，在原地重建这个市镇，尽管他们的家园已不是第一次遭到地震摧毁。人们对本乡本土的深厚感情使我赞叹不已。尼克松夫人对于灾民的苦难深表同情。有一次，一个小男孩泪汪汪地向她跑来，她一把将他抱起，紧紧拥抱，直到他不再哭泣。美国总统夫人在秘鲁人民十分悲痛和遭受苦难的时刻，远道而来，同他们相聚在一起，这件事秘鲁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那天下午，我们从那条危险的泥土简易跑道起飞，在壁立于峡谷的山崖中间升入高空，飞返利马。第二天上午我陪尼克松夫人去参观儿童医院。头颅开裂病人的数目十分惊人。一般土坯修筑的房子屋顶很重，墙壁一倒塌，房梁就掉下来，往往造成头部创伤，看起来确实很可怜。六月三十日，我们飞返埃尔托罗后，又乘直升飞机前往圣克利门蒂。第二天，我又动身返回巴黎。后来我接到尼克松夫人一封非常客气的来信，感谢我在这次访问中帮助她与秘鲁人民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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