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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夏末，我到巴黎接任驻法陆军武官。赴任前，我曾到越南作过短期逗留。我走遍了越南整个战区，并参加过不少次战斗。越南战争卷进了大批美军，需要掌握大量有关越南的情报。我觉得当时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越南受法国统治几乎长达一个世纪，在法国的档案和卷宗里，关于越南的情报堆积如山。我就承担了尽可能多地搜集北越有关设施、通讯和运输等方面情报的任务。这些设施和设备，几乎全部是法国人以前修建的，只要注意观察，这方面的情报在巴黎都能搞到。而且，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曾搜集并积累了许多越南领导人的材料，其中有不少人当时正在同我方进行战斗。把这种情报搞到手并不容易，但我逐渐获得了搜集这些大量情报的能力。 不少法国人在越南住了一辈子，对情况非常了解，但美国人一般都认为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已经过时。当我们在制订计划准备营救关在河内希尔顿监狱中的战俘时，我找到两名熟悉该监狱情况——包括它结构上的薄弱环节和坚固难以突破之处——的前狱吏。然而，我们没有请他们帮忙。 我当时也找到了曾与河内某些领导人一同上过学或工作过的法国人。我在巴黎工作的第一年，向国防部作的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越南的。那些在这一战火纷飞的国家里工作的司令官，曾多次向我表示感谢。有一次我曾得到过关于北越人企图暗杀艾布拉姆斯将军的情报。 我在别处已明确表达过我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这里不再重复，但只想说明，我当时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在努力帮助南越人维护他们原来享有的那点自由——这远远超过他们现在享有的自由，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我认为，北越人是敌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代表着生活当中一切可恶的东西。甚至在我们已深深地陷进了南越的战争时，我也一点都没有想到会被找去同越南人打交道。我没有自告奋勇去承担这个任务。我是接受命令不得不去。我在苏联集团举办的招待会上常常遇见北越驻巴黎的代表。我们对待他们，象对待中国人一样，彼此从来不说话，也不打招呼。北越不同于中国，他们没有在法国派驻武官，因而我见到他们的机会不如见到中国人的机会多。我见面能认得出来的唯一的北越人可能就是北越驻法国的高级专员梅文蒲了。同许多越南人一样，他曾在法国受过教育，能讲一口地道的法语。 约翰逊总统宣布同北越人开始和谈，并派遣艾夫里尔·哈里曼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谈判。哈里曼先生到达巴黎时，我前往奥利机场迎接。他曾不胜感慨地说，从他为执行马歇尔计划前来巴黎已相隔二十年了。 在最初阶段我没有直接参加谈判，我作为武官，在后勤方面对美国代表团给过支援，直到代表团的机构齐备、生活可以自行安排为止。我同哈里曼先生、赛伊·万斯先生、菲利普·哈比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一些成员都是老相识。我当时已逐渐意识到这种谈判不会有什么成果。我知道，对于会议桌的式样和位置以及谁应该坐在什么地方等等具体问题会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从同法方的接触中，我也得知，双方代表团除了在美淇饭店进行公开谈判外，还有其他接触。例如，我知道哈里曼先生曾秘密会见过北越代表团团长。根据我从法国人那里得来的情报，我很清楚地了解春水团长的情况。他曾因诈骗其法国雇主，一度入狱。雇主观还活着，而且还在巴黎。我把他这一段个人经历统统报告了美国代表团，但他们似乎不懂得如何利用这一情报，可能还怀疑这一情报的真实性。谈判从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中间经过美国大选和新总统就职，一直拖延下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哈里曼先生辞去美国代表团团长后，由美前参议员、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代表团长人选的更换丝毫未改变在美琪饭店无止境谈判的局面。显然，北越利用公开谈判作为宣传，鼓动欧洲和美国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他们宣传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公众舆论。 在某一时刻，华盛顿作出了试图同北越进行私下会谈的决定，但同时，公开谈判仍照常进行，这是为了使他们感觉到，既能保留宣传讲坛，又有希望在私下会谈中取得进展，以寻求体面地结束战争的途径。 基辛格博士来到巴黎。他在大使馆约见了我，他充满信心地告诉我，他将去会见北越代表，并要我同行。他要我为他任翻译，还为双方以后可能进行的交往充当联络。他是通过前法国驻北越高级专员让·圣特尼的关系，安排同他们会晤的。圣特尼夫人是基辛格博士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基辛格同北越人第一次会晤是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地点在巴黎的繁华地区里沃利街圣特尼的公馆。我们比北越人先到。在我们等他们的时候，圣特尼招待我们喝酒。当时，我考虑应该怎样同敌人交谈，是否同他们握手？举止行动该怎样呢？我不知该怎么办。那所豪华寓所的门铃响了，我们都走向门厅。那时春水已在那里站着，根据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越南人。基辛格向春水伸出手去，他带着尴尬的微笑同基辛格握了手。当圣特尼为我们作介绍时，基辛格又同那两位越南人握了手。其中一人是很高明的翻译，他除了本国语外，法英两种语言都掌握得很好。然而，这个人并不讨人喜欢，常常在翻译令人不愉快的言词时，明显地表现出他十分欣赏他所翻译的那句话。 后来，圣特尼把我们带到他的起居室，为我们准备好饮料后，他就走了，留下基辛格博士、北越人和我。基辛格博士说，美国政府愿意同北越进行私下会谈，看是否可以努力找到某种办法来结束这场漫长而破坏严重的战争。要做到这点，只能是私下会谈，双方都不得利用会谈达到宣传的目的。北越人当即申辩从未利用会谈进行过宣传。在长时间会谈中，少不了北越人的挖苦讽刺和基辛格博士的尖刻回敬。我们边谈边喝茶，情况逐渐明朗。北越人感到战争的压力，乐于进行这种私下会谈。但他们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当场也没有表示以后继续会晤。他们只答应把这个意见转告河内，并表示如有答复将同我联系。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双方谈定，以安德烈作为彼此称呼的代号。他们强调必须绝对保密，并明确表示：此消息一旦被泄露，他们将切断那条即使业已沟通的渠道。按照规定，我如有情况，就给越南驻巴黎高级专员公署去电话，自称是安德烈，要同高级专员梅文蒲谈话。他如有消息告我，则说安德烈来电话，并要求见我。他们再次强调，全部问题都将由河内决定，以后才能答复。他们先离开公馆，我和基辛格博士稍留几分钟，喝了一杯茶。然后我们步行回大使馆。当天下午，我和基辛格博士同机飞往布鲁塞尔。他严格指示我应如何与北越人打交道。为了直接与他在白宫进行联系，他将为我准备一套专用密码。电文由我自己翻译。他嘱咐我，绝对不许把会谈情况告知大使馆任何人，也不得报告我在国防部的上级领导。当我表现出某些犹豫时，他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并说我不久即可回华盛顿，届时总统将以总司令身份确认这些指示。我应该记住，总统负责执行外交政策，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他可以根据他的意愿行事。我对基辛格说，通知一下法国最高领导可能是明智的。他问我有什么必要这样做。我说法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情报机构，关于这种接触，必然为他们所获悉。如若不通知他们，他们可能恼火。于是他问我怎样才可以防止法国情报界扩散这个消息。我建议由他亲自和蓬皮杜总统通话，请总统以非常秘密的方式加以处理，只容许法国情报机构最高一级人员知晓。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还对他说，我必须告诉我的秘书，她这人非常严谨。他又问这样做的必要性。我说要是有一天我去会见北越人而没有回来，总得有个人知道我的去向。他很勉强地同意了。我同他在布鲁塞尔分手后回到巴黎，在那里等候北越方面的第一个信息。此刻，有人自华盛顿带来了专用密码，供我与基辛格联络使用，并教给我使用的方法。 我不禁思忖着这种情况的讽刺意味。象我这样如此强烈地反对北越的人并不多，然而偏偏是我被选中去和他们打交道。作为一个军人，我接受了命令，并准备去执行一项我根本没有争取过的任务。 我想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梅文蒲和春水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对付他们。 基辛格离开后不久，我就去华盛顿。总统确认了基辛格博士给我的指示，并重申我不得同任何人谈论这条同北越人谈判的渠道。 在这之后不久，我接到了期待中的梅文蒲的电话。他对我说，北越人要在巴黎一个工人居住的郊区的一所私人别墅里见我。这使我面临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我的汽车上有外交牌照，清楚地表明是美国使馆的汽车。这样一辆车在塞纳河畔维特里这一主要是共产党人居住的郊区出现，一定会引人瞩目。因此我不得不把车停靠在距离较远的地方，然后再搭公共汽车到北越人指定的别墅附近。北越的高级官员多数都住在巴黎豪华的第十六区。他们甚至在那里为本国人开设了一家妓院，里面全部是北越妇女。然而，他们会见我的地点却经常在工人区。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座落在维特里的朱尔拉盖斯街七十三号别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别墅的马路斜对过就是一座天主教堂。我去别墅参加第一次会谈时，先搭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前往。那时是否有人跟踪，我并没有发现。接待我的是梅文蒲和另一个越南人。我们在他们起居室坐下，喝着越南茶。他们对我说，他们已同意我们提出的私下会谈，并建议基辛格博士选定一个同他们会晤的日期。我向他们说明，基辛格博士希望河内方面能派出一个同他在美国政府中地位相当的人选。他们说，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将来参加会谈。接着，他们向我提了一些关于我个人的问题，问我是否在越南服过役，是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提出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且，我在越南服役这一段经历，看来根本没有使他们不安。我们总是用法语交谈，他们很想知道我是怎样学的法文。他们大都进过法国学校，而且法语都很熟练。梅文蒲讲的法语没有一点越南口音。他们还问了我许多其他问题。显然，他们在编写一篇人物材料。我们谈话时，座位上方悬挂一幅胡志明在向我们深情地微笑的像片。后来，他们交给我一封胡志明主席致尼克松总统的信。我对他们说，我将把信转交给总统，不久便可收到复信。我离开别墅后，立即去使馆执行把信息译成密码以供发报的累人任务。 连续进行数年的一系列会晤就这样开始了。为了会晤，我必须俏悄地安排亨利·基辛格到法国而不让使馆人员发觉。我被告知，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记者发觉，一经他们发觉，事情就会宣扬出去。北越人说过，如走漏消息，他们将中断会谈。 基辛格博士一般乘“空军一号”飞往欧洲，这有利于保密，因为毋需旅客名单。这架飞机经常用来训练空勤人员，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基辛格博士星期五晚上要特意在华盛顿某处公开露面，然后飞往巴黎。他回国后，又要马上在公共场所专门出现一下，使人们觉察不出他有来回巴黎的时间。他要为自己安排乘飞机旅行的问题，我则必须为他安排不经过海关和移民手续就进入法国。他有时转道英国或德国进入法国，有时运来法国。我曾同蓬皮杜的顾问米歇尔·若贝尔交谈过，他非常帮忙。基辛格博士指示我要不时地向他通报情况。我曾把基辛格秘密弄到法国前后加在一起多达十五次以上，但从未与法国海关稽查或移民局官员碰面。我同奥利机场的朋友一起安排了一个停放军用飞机的地方，这样就没有人来找麻烦。有时由于若贝尔的协助，他可从另一个法国机场入境，一切安排妥当，不会有人提出任何问题。法国人曾为美国“空军一号”加过几次油。我相信这些法国人至今都还没有得到过任何报偿。我还多次使用阿沃尔的法国机场，这个机场停有为他们的核打击力量空中加油的飞机，而这种加油飞机从外表看又酷似“空军一号”。我在那里安排他乘我自己的武官专用飞机或法国飞机到巴黎。大概就在这时，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的武官专用飞机被撤销了，而我又不能说出我需要保留这架飞机的理由，因为我不能向国防部报告我在利用这架飞机偷偷运送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去法国的事。有一次我问基辛格博士，他是否能帮助我留下这架飞机。他说，他不可能做到既过问这件事，而又不暴露他在巴黎的会谈。他有时先飞德国，把美“空军一号”留在那里，然后换乘空军飞机，机上人员都曾宣誓要保密。 基辛格博士来巴黎时，通常带两名年轻的外交官作为助手。他们都住在我在纳伊区的寓所里。这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公寓，有两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和一个餐厅。车库有两个出入口。这两个出入口，都可以上锁，以防别人随后跟踪，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车朝不同方向的两条街道开出去。基辛格博士住在我的卧室里，两个助手住客房。我自己则有时睡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有时让我的带有军籍的副官住到他朋友家去，我便住到他的公寓里——距我的寓所只有一条街远。但是这件事本身却给我增加了麻烦，因为离我住所一条街远的地方有一幢属于美国大使馆的大楼，里面住了不少美国人，由于距离这么近，我经常担心，怕基辛格博士会被人认出来。我告诉我的女管家，这位客人叫H·A·基尔希曼，是一位美国将军。我认为有必要使用基辛格博士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其实，我的副官对这位来访者究竞是谁是清楚的，但他保密做得非常好。 有一次，基辛格博士要我把他带到塞纳河畔总统私人公寓去见蓬皮杜总统。他叮嘱我不要对跟随他来巴黎的两名助手提及此事。我们把这两人留在我的寓所，我用自己的汽车把他送到波旁码头。基辛格同蓬皮杜谈论了有关谈判事宜，并感谢他给予的帮助。数月之后，一家新闻杂志发表了基辛格曾在蓬皮杜私寓会面的消息。我没有告诉过杂志社，我肯定蓬皮杜也没有告诉过；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基辛格博士一般是在深夜到达巴黎，然后我们一同到我的寓所，他在那里过夜。翌晨，他就在那里吃早饭。基辛格通常不大夸奖人，但有一次，他说我招待他吃的早餐，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早餐，也就是说；我的厨师兼管家和那位副官手艺高明。早餐后我们去同北越人会晤。为了这个目的，我不得不用租来的汽车。这是为了避免由于在北越别墅外面出现有外交牌照的汽车而使整个事情暴露。同北越人会晤后，我通常送基辛格到奥利机场隐蔽的停机坪，他就乘机前往德国或英国，然后坐“空军一号”飞回美国。后来，同中国人的会谈开始以后，他总是先会见中国人，后会见越南。人。他曾向中国人提到他正在同越南方面会谈。显然，越南人早就将此事通报给中国人了。有时他们会转弯抹角地提到此事，问基辛格说：“你这次来还要见见别人吧？”我不能肯定，但我十分怀疑，中国人曾否告诉过北越人，他们也在同美国人会谈。 我在巴黎陪同基辛格会见越方人员的地点总是在西图阿希的达尔特路一所小房子，而不是我单独拜会他们时的场所。这些会谈是在不同程度的紧张气氛下进行的。基辛格博士会见黎德寿和春水时，由我把他的话译成法文，越南译员再把法文译成越南文。他们用越南文回话，译员再把越文译成英文。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用两种语言通话，而是用三种语言。但这是他们要求的。而且在我参加的会谈中也都是这样做的。基辛格回国后，双方的信息都由我传递。不论什么情况，我从来没有参与实质性的会谈。有时我也同他们长谈，当他们交来胡志明致尼克松总统的信件时，我们曾相当长时间地谈论过胡志明和他的生活情况，我们也谈过战争，但我也很清楚，他们真正的希望不是在打仗的战场上取得胜利，而是在争取美国公众舆论的战场上取得胜利。他们做得对。他们在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没有在他们发动最后胜利攻势的南越中原高地取胜。他们参加谈判的人始终是以黎德寿和春水为首。我们一方的公开谈判人员，先后由戴维·布鲁斯大使和波特大使接替了洛奇大使。我从未受权向洛奇大使作过汇报，但后来却允许我告诉布鲁斯大使和波特大使。通常的情况是，在把基辛格送上飞机之后，我就去见布鲁斯或波特，并把经过情况报告给他。由于那些会谈，多次影响了我作为武官的正常外出活动，和作为大使随从在正常情况下应陪同大使外出的活动。 我也很难在我的休假期间安排外出旅行，因为我知道，我随时可能接到通知，要把基辛格博士弄到法国同北越人会晤。在谈判过程中，北越人的发言充满宣传的语言。但中国人却完全不同。北越不断指责美国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指责美国从未表现出“善意和诚意”。特别是后面这句话是他们爱用的口头禅。有时候基辛格对那些宣传感到厌烦了，便说，“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话留到美琪饭店公开谈判时讲呢？”他们听了咧开嘴一笑，然后又继续讲下去。 起先他们提出一条不可更改的先决条件，要美国人“搞掉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这个办不到，他们就不提陈善谦了，只要求撵走阮文绍和阮高其。后来他们又降低要求，改为只要求撤换或清除阮文绍。一天，他们又在唠叨这个问题，基辛格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在越南只有二十万人，而阮文绍却有一百万。后来和基辛格同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的黎德寿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基辛格回答说，他不明白黎德寿要我们干什么。黎德寿又说：“你是知道的。摘掉他。”我确信基辛格知道北越人指的是什么，但他有意要对方亲口说出来。基辛格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干什么？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杀掉他吗？”黎德寿立即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不必把这一点写进协定中去。”他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要美国暗杀其盟友。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而丝毫没有不安的表现。亨利严峻地回答说，这是不光彩的犯罪行为，美国是不会参与这种行动的。北越人像往常一样，感到难堪的时候，就神经质地咯咯发笑。 还有一次，基辛格来到会晤地点，预期要见的是黎德寿，可是只有春水在那里。春水对他说，黎德寿因身体不适，不能出席。亨利说：“我是个忙人，我是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我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期望见到与我级别相当的人。”于是春水说：“我是特命全权大使。”亨利回答说：“比尔·波特也是特命全权大使，你去同他谈吧！”基辛格说完拂袖而去，重新登上飞机飞回美国。从此以后，黎德寿再也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会谈。他们明白了。由于北越不肯妥协，会谈每隔两个月就要中断一次。过了若干星期之后，总有一方会建议本着“新的态度”恢复会谈。北越人只有一种态度：总是要求清除阮文绍。显然，他们把他看成一个很强的领导人，看成是他们希望实现征服南方的主要障碍。他们如此不断地催逼基辛格，国会方面对他也有沉重压力，我真担心会给他造成什么影响。我对他说，“你若有意把阮文绍的脑袋献给他们，可不要指望我去端盛脑袋的盘子。”他以十分震惊的目光盯着我，问我什么东西使我产生这种想法，认为他想干这样的事。我答复说，“没有什么东西。我只想确定你获得的是好的、而不是坏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基辛格经常担忧国会可能强迫政府对北越做更多的让步。他多次在汽车里对我嘀咕：“下届国会非放弃这块地方不可了。” 在这些令人厌烦的谈判过程中，基辛格始终表现出非凡的耐心和宽容，令人钦佩。他只是在对方傲慢无礼的时候，才说一些自我贬低的话来巧妙地泄他们的气。起初，他们对他总是自我贬低感到迷惑不解。他有时会说：“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大学教授。”他们猜不透这句话讲的是否是真情，是否在和他们开玩笑，还是在企图蒙骗他们。他们又觉得这三种意图的成分都有。对方一遍遍反复宣传同样的题材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一年我们同摩萨台的谈判。他们同他一样，都认为只要他们反复讲某一件事，讲的次数多了，对方就会认为这就是实际情况。 显然，他们对美国深有疑虑，并认为我们是不可信赖的。他们从来不承认在南方驻有他们的军队，也不承认对临时革命政府有任何影响。这是一次使人难以置信的伤透脑筋的经历，而基辛格表现了极大的耐心，他只是在对方说了些明显攻击性的话之后才发过一两次脾气。有关会谈的所有情况，在我们办公室里除了我的秘书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我单独同越南人的会谈总是呆板而生硬。梅文蒲因河内认为他太法国化而终于被召回国，我就和他的继任者武文充打交道。武文克现在是北越驻法国大使。此人远不如梅文蒲有风度。在我与他们的会谈当中，他们总是想探听美国公众舆论的情况，并期望舆论界敦促政府服从他们的要求。 当我们派兵进入柬埔寨时，他们确实震动了，而且据我看，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现出害怕。他们反复地对我说：“你们的总统怎能干这样的事？他这人完全不可捉摸。”到那时候，我才初次认识到，“不可捉摸”是多么有力的一件武器。由于进兵柬埔寨，美国国内引起了骚动。越方对此充满希望，希望这种骚动会迫使美国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当然最后看来，他们寄托这样的希望是对了。水门事件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帮了他们的忙，使他们有可能取得胜利，这件事大大削弱了总统的地位，因此福特无法继续沿袭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等曾试图在东南亚走过的道路。 我永远忘不了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天。那天我正同基辛格一起走上他们别墅的台阶，看见黎德寿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面带胜利的笑容对基辛格说，“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同你进行谈判。我刚刚同麦戈文参议员谈了好几个小时，你们的反对党将迫使你满足我的要求。”他说话时那种洋洋得意的口吻简直难以容忍。这是基辛格最了不起的日子中的一天。他两眼直盯黎德寿说，“特别顾问先生，你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率极权国家的公民，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反对党，因为在贵国一旦出现任何反对党，都会遭到你们残暴的镇压。还是让那些可以容忍反对党的人去解释什么是反对党吧！你不要企图解释你根本不懂的事情。”黎德寿神经质地咯咯发笑，意识到他威胁基辛格的企图未能得逞。此后，他们再也不直接提美国的内政了。 这些谈判真是枯燥无味、令人沮丧。有时会感到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他们又会后退到原来出发点的后面J八月间，我收到基辛格一封来信，他说，“对你作出的非常宝贵的贡献再次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这些贡献被证明是有成效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总统昨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可能无意识地使人们进一步猜测正在进行秘密谈判。他的讲话将使你本来就很艰巨的任务更为复杂……”他说对了，是这样的。北越人怀疑我们泄露同越方进行秘密谈判的消息以减轻政府受到的压力。收到基辛格信后第二天，我同越方进行了一次异常激烈的会谈。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向他们传递信息，说美国准备在新的态度的基础上恢复谈判。 会谈是恢复了，但僵局仍继续存在。他们坚决要求把越南政府首脑阮文绍总统赶走，并以此作为任何实质性谈判的绝对必要条件。十一月我从英国把基辛格接来巴黎同越方再次会晤。我必须先去伦敦，要求空军部的人员保证为他这次行动保密。虽然报界曾揣测某处可能在进行秘密谈判，但从未报道过亨利来往巴黎的消息。我为此非常引以自豪。一九七二年一月，武文充召见我，指责我们走漏了谈判的消息。后来到二月，双方又同意继续会谈。然而我在巴黎任职的期限快到了，而且我急于卸掉这一重担。尽管北越人十分粗暴无礼，我同他们个人之间还是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他们对于通过我进行联络表示非常满意。日我知道我在法国的任期快结束，我就向基辛格博士和黑格将军推荐了我的助手、驻法空军武官乔治·圭上校。我说他将是一位同北越继续保持联系的合适人选。他是一位风度出众的官员，说一口漂亮的法语，而且有印第安阿贝纳基人的血统，所以外貌有点象东方人。他为人十分严谨，而且我多次看到他表现出具有十分高超的判断能力。基辛格表示同意。我当即通知北越方面，乔治将接替我的联络工作，并陪同他前往维特里别墅，把他介绍给北越人。 在这之前，当我准备陪同基辛格博士去会见北越人时，我总要先派我的秘书南希·乌莱特乘另一辆租来的汽车到北越的别墅附近巡视一番，看是否有记者或可疑的行人。然后她就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同我们碰头，并向我们报告平安无事。我感到翻译密码太乏味，所以把译密码的方法教给了我的秘书。她为我翻译来往的电报，使我腾出不少时间，减轻我不少工作。她在这段困难时期给我的帮助是怎么赞扬都不过分的。在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内，唯有她一个人知道我同北越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活动。在我会见北越和中国共产党人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担心的另一件事，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可能发现我的活动，并认为我要叛逃或同这两个共产党国家进行里通外国的接触。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发现。我离巴黎后，一位我在法国认识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对我说，“哎呀！我一直以为你仅仅是一位顶呱呱的语言学家呢。”这是一句老实话，但是对一个即将成为他上级的人说这样的话是不得体的。 我同北越本最后一次会见时，他们问起我尼克松和蓬皮杜在亚速尔的会谈进行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在电视新闻里见到了我。我就告诉了他们，我不久将回美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武文充颇为酸溜溜地对我说：“但愿你在这个职位上永远不要做任何给我们提供把柄的事情而指责你。”我回答说我唯一关心的是我在那个职位上，永远不做使我们国家有理由指责我的事情。他点点头，未做进一步的评论。 我离职后，乔治·圭接替我同北越打交道。他的工作成绩显著，因商被提升为空军准将。他同北越秘密联络，直到一九七二年谈判转为公开，基辛格能堂而皇之前往巴黎同越方会晤为止。 我在巴黎将近两年半的时间一直同北越人打交道，但从未走漏过消息，没有把当时发生的事情泄露出去。我在完成武官正常业务之外，还要担任联络工作确有很多困难。这一点基辛格博士十分清楚，他曾多次给我鼓励。我经常在基辛格的办公室同黑格将军接触，他也特别理解我，给了我很多帮助。 同北越人打交道远不如同中国人打交道有意思。我当时必须同时同这两方面发生联系，但又要装作他们彼此都不知道。有时我觉得我象一个玩杂耍的人向空中不断地扔三个球：一个球是驻法武官；一个球是中国；一个球是北越。我很不谦虚地说——我希望这种不谦虚可以得到谅解——在这段漫长而令人厌烦的时间里，这三个球哪个也没有从我的手中落地。至少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方面，我能够看到些进展。坚冰逐渐消融，继基辛格博士之后，总统又前往中国访问。同北越的谈判，役有明显的进展，有的只是长时间的相互指责和紧张激烈的辩论。中国人很有风度，富于幽默感。越南人或许也有这种性格，但我所能说的是，他们如果真有这种幽默感，那么，他们在这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内，在我面前隐藏得十分彻底。去和中国人见面总是使人感到激动和振奋，但去见北越人却有点像去见牙科医生。此外，北越人只供我用茶，而中国人的招待却十分丰盛。 我同北越人打交道是有反感的，但我有服从命令的义务，还想到“向和平使者祝福”这种福音，反感情绪也就克服了。我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做出真诚的努力。我对基辛格博士的耐心，和他在执行华盛顿的正常任务之外，还毫无怨言地在漫长和疲劳的旅途上奔波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有十分惊人的巧妙的答辩本领，他的对手从没有能够占上风。就我看来，有时他的涵养功夫和容忍态度简直象个圣徒——尽管我把这个词用在这位大博士身上不一定恰当，但他确实在过去谈判者很少遇到的情况下作了最大的努力。 这对我是一次不寻常而有挑战性的经历。我必须同对方交谈，还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组织完成当代一项极为秘密的使命。在这方面，过去长期搞情报工作和同具有不同文化、思想的国家打交道时积累起来的经验，都对我很有帮助。谈判期间，我读过的越南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当然都是翻译本），比我一生中其余时间读过的还要多。由于这些原因，我得以使他们承认我是一个对越南的国情、文化和历史都有所了解的人。 我能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并能在风云四起和最动荡的时期在政府中任职，是由于我参加过同中共和北越两方面的谈判以及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一九七二年春，我结束了同北越和中共打交道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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