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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引亨利·基辛格进入巴黎与中国人和北越人进行秘密谈判这件事，通常总会遇到种种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他一般带领两个助手。我必须用各种不同的办法使基辛格的未来去去躲避开爱打听的新闻界。在巴黎知道我的秘密使命的唯一的美国人是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 基辛格常坐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巴黎。他这一行人出国的名单是不通过正常渠道的。这种秘密谈判连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在开始进行秘密旅行时，基辛格问我，他进入法国是否能不让法国人察觉。我回答说，这不大可能。法国有高度熟练的情报机构，他们只要觉察到我的活动或中国人、北越人的活动，就会发现你在巴黎。基辛格问我怎样能使这件事不在法国新闻界扩散开去。我说，照我看来，只有直接去找蓬皮杜总统，将我们的会谈之事告诉他，并要求他把这件事高度保密在法国情报机构的上层范围之内，这样也许可以避免走漏风声。蓬皮杜给予了全面的协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０年四月三日那一次。那天，我接到通知，基辛格要来与北越人会见。我安排让他的飞机在法国中部布尔日机场着陆，我到那里去接他。 我接到通知，他将于黄昏时分到达布尔日。大约在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在大使馆接到华盛顿发来的电报，说飞机发生技术故障，困而有可能要改变着陆的目的地，不能在布尔日机场着陆。随后，我继续接到白宫令人不安的电报，不能确定在哪里着陆。如果飞机在别的机场着陆，基辛格的抵达必然会引人注目，而我们为他准备的极端秘密的会谈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华盛顿的紧急电报也越来越令人不安，他们要求我作些准备。 最后，我也确实有点火了。我回答说，我只有一个人，我也照顾不到西欧的所有机场，如果华盛顿能够格外开恩地告诉我飞机着陆的地点，那我还有可能使基辛格摆脱困境。晚上八点左右，我接到现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当时担任基辛格助手的黑格将军的电话，告诉我飞机的液压系统和操纵装置出了问题，制动器和减速装置很有可能失灵。因而决定飞机在靠近（西德）法兰克福的莱因一美因机场着陆。这个机场跑道的终端备有拦机网设备，这种专门设施是为飞机发生类似上述故障而准备的。黑格将军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基辛格被别人认出来的可能性比任何其它地方都要大。他急迫地催促我设法使基辛格摆脱这种局面。。我对他说我将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我当时对他说，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挂上电话后，我呆坐了一会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我的办公室已锁上门，我的女秘书也已经回家，只剩我一个人。最后，我想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去找蓬皮杜总统。 我从我的办公室步行到爱丽舍宫，告诉门警我是美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我不久前曾陪同蓬皮杜总统访问美国。事实上，法国电视片和纪录片中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出现过我陪同蓬皮杜总统访美的镜头。门警对我的要求颇为惊奇，但是他还、是给米歇尔·若贝尔先生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不多久，我被带进若贝尔先生的办公室，并向他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到隔壁房间找总统，不多会儿就回来对我说：“总统想跟您谈谈。”我走进了蓬皮杜总统办公室，用法语对他说：“总统先生，我向您致意！”他非常亲切地回答：“我亲爱的沃尔特斯，我向您致以友好的问候！”我向他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他随手拿起桌子上的电话，给巴黎南郊维拉库布莱机场的总统专机组打电话，总统的神秘式20飞机就停在这个机场。经过了一番简短的谈话，总统对我说：“您到维拉库布莱去。巴。他们等着您呢，他们将送您到法兰克福去把基辛格接到这里来！” 我对蓬皮杜总统友好的做法表示感谢，这样就帮助我解决了看来几乎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若贝尔先生和我一起走出总统办公室。我对他的协助表示感谢。这位平时颇为文质彬彬、甚至有点拘谨的法国人祝我一帆风顺。 回到大使馆后，我马上驾驶汽车奔赴维拉库布莱机场。在机场作业室里，专机组人员正在等我，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马上登上飞机。驾驶员是法国空军的考尔德伦上校。几分钟后，我们就起飞了。我看了看表，从离开总统办公室到现在，只花了一小时零六分钟。即使考虑到专机组人员住在维拉库布莱，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飞行任务，准备如此地迅速，也确实是令人十分钦羡的。 虽然晴空万里，气候很好，但当飞行高度迅速上升，并离开巴黎向东飞行时，我开始产生某种忧虑：“万一飞机坠毁，我不仅命丧黄泉，而且名誉扫地。别人会说我乘坐法国军用飞机叛逃到苏联。”我很怀疑基辛格会公开站出来替我说话，证明我担负某种使命，尤其不会说我是为了使他摆脱在法兰克福遇到的尴尬局面。 幸好万事顺利。我们很快就看到了飞在我们前面的基辛格乘坐的飞机。我们紧跟它，直到进入法兰克福机场跑道。因为我们的飞机比基辛格的座机小得多，所以比它光滑出主要跑道。这样我们就停在平时为美国空军准备的停机场内，这里正在等待基辛格乘坐的美国总统飞机。无数耀眼的探照灯照亮了整个停机场。我穿着便衣走出机舱，带着命令的口吻竭力大声疾呼：“我是沃尔特斯将军。请立即熄灭探照灯！”探照灯马上熄灭了。美国总统座机停住不久，机舱门就打开了，一放下梯子，我就登上飞机。我找到了坐在座位上设精打彩的基辛格。他抬头看看我说：“老天爷！我是多么高兴地见到您呀。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基辛格博士，摘下眼镜，把衣领翻上去，赶紧下飞机，登上那架停在您的飞机旁边的法国小飞机，等着我们把行李搬过去。”即使基辛格助手被人认出，这也无关大局，因为这不意味着基辛格跟他们在一起。基辛格博士急忙按我的吩咐行动。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基辛格如此听话和唯命是从。他走出飞机，登上法国总统的小飞机，在我们把行李搬运到神秘式20飞机时，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我们的行动非常迅速。不久，我们的飞机就离开地面，掉转机头向巴黎飞去。 在我们飞向巴黎途中，考尔德伦上校把我叫到驾驶舱里，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的将军，我怎么向德国人交代呢？他们知道这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飞机，也知道这架飞机深更半夜飞人德国领空，在法兰克福机场着陆，而且既无飞行许可证，又没有飞行计划。我们滑进为美国军用飞机准备的地段，并且只在地面停留了九分钟，又立刻飞回巴黎。这对我来说确实很尴尬，因为德国人必然会问我，我这是在干什么。那时我该怎么说好呢？” 当时，我由于搞到一架飞机把基辛格从莱茵－美茵“取走”而松了一口气，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经他一提，也有点着慌了。我想了一会儿，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德国人会相信法国人干这种事的，因而不会声张出去。”“那末，如果蓬皮杜夫人发现这件事，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说好呢？”“考尔德伦上校，如果蓬皮杜夫人谈及此事，我以一个美国军官的荣誉担保，告诉她事实真相，说这是基辛格。”这个回答使考尔德伦上校感到满意。 我们到达巴黎后，在维拉库布莱机场着陆，我把基辛格和他的二位助手领进我的汽车，汽车驶过梅东森林和塞弗尔桥，到达纳伊区我的寓所。当我们经过巴黎市郊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基辛格博士带点抱怨的口气对我说：“您为什么带我从这里走？别人可能认出我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我已经很疲乏了，说实在话，我确信已完成了一项奇迹，而他这样挑剔，我可有些火了。我说：“基辛格博士，您管您的世界大事吧，有关进出巴黎的事让我来管。这方面我比您在行得多！”基辛格发起脾气来了，说：“谁也不敢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接着又改口说：“对，对，您干的这些事别人是办不到的。”我回答说：“这就对了，基辛格博士，您说的很对！”谁也没有认出基辛格，这就不必多费笔墨来描述了。我把基辛格带进我的寓所，并把他安置在我自己的卧室。 这个故事的结尾也是很有趣的。我在几个月后碰到了考尔德伦上校，我不禁问起情况是否象他预料那样，德国人是否问起过这件事。他说，在这次飞行后的第二天，他回到办公室不久，海国空军武官就来拜会他，一进门就要求说明这次飞行的目的。 “那末您怎么说的呢？” “我照咱们商量好的话告诉他了。”考尔德伦上校面带笑容地说道。 “他们对这个回答满意吗？有没有提出其它问题？” “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他笑得更厉害了，“他问：‘这个女人是不是德国人？’” 我讲这段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基辛格博士多次秘密访问巴黎期间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在发生这段插曲之后不久，基辛格为了我的努力写了一封感谢信，但是加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为他做这些事而毫无怨言，我把他当作骗子或聋子来对待。最后又说：“但是，还是说正经的吧，我知道，您不但外表上相貌堂堂，而且还有一颗坚强的心。” 显然，正如以上所述，这些活动搅乱了我的个人生活和公务活动。因为这样就使我很难进行我作为武官应该在驻在国进行的正常的旅行。有时大使要我陪同他到某一个地方去，而这时恰巧基辛格要来，我不得不表示歉意或找个托词以摆脱这种活动。有一次，我的姐姐洛琳正住在我家，我得到通知，基辛格要来巴黎，我只好请求我姐姐离开我的寓所三天。 “为什么要我离开你家三天？”她问道。 “别问我这些问题，你就到别处呆三天吧。” “你要干什么？你搞女人来了吗？” “洛琳，这与你无关。只要离开三天，三天后再回来。” 基辛格在巴黎停留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两夭。 此外，在基辛格到巴黎的多次访问中，发生过一次有趣的小事。我有一个多疑的女管家。她经常琢磨着我为什么把卧室让给这个客人住。我向她解释这是来我家作客的美国将军。有天晚上，基辛格来了，他的衣服弄得很皱，需要熨一下。他问我谁能帮他干这件事，我说当然是我的女管家。那时，我还有一个难题，我不能用我私人的车辆或使馆的车辆供基辛格使用，因为所有外交使团或外国政府官员的车辆都有特别标志，这实际上等于告诉人们乘坐者来自哪个国家。我们不能坐着有这类汽车牌照的车子去中国或北越的外交官官邸。我要求我的助手以他的名义去租一辆车子。我驾驶这辆车子带着基辛格去和中国人或北越人进行会谈。然而，我也不能把此事告诉委派我来此担任公职的国防部情报局。要不然，他们会问我，使馆有六辆车供我使用，为什么还要去租汽车？基辛格最初二次秘密访问，我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去付租车费。我曾想与基辛格谈这件事，但是他把话题叉开了，说：“我是为保证和平而奔走，而您，您帮助我分担事务性工作。”我明白提这类问题并不恰当。 这天晚上，当基辛格问我能否熨烫衣服时，我刚拿起他的上衣，他急忙说：“啊，这不行，里面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标记！”我瞧了瞧，看见衣服夹里的衣兜上确有一个标记，几乎快掉下来了。我把它一撕，结果把夹里给撕破了。他看了看我说：“啊，您把我的衣眼夹里给撕破了，谁来付缝补费呢？”我回答说：“将来和租车费一起结账吧！”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在下次来巴黎时，他一下飞机就拿出一张支票，还说：“还您这笔债，您拿这笔钱去付租车费吧！” 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对我来说确实是项艰巨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也确实使我感到很快慰。在结束本章时，我再次向蓬皮杜总统和米歇尔·若贝尔先生表示敬意，感谢他们谨慎和友好的帮助。他们两位严守秘密，这是进行谈判所非常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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