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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忠臣


潜移

  七月底,海明威正忙于准备再次到怀俄明去旅行。这时正好是西班牙爆发国内战争。忠于共和国政府派袭击了马德里的蒙塔纳兵营。海明威给他的西班牙朋友写信说,本来他应该在他写信的时候就到达西班牙。但实际上,他似乎并不急着要去,而且当他开着福特牌越野汽车到别处去旅行的时候,也没有表露任何不满的情绪。
  这次出外旅行,除了海明威夫妇,两个小孩——波比和帕特里克外,还有波林的妹妹吉尼以及哈里彭斯教授。他们出发到新奥尔良去。他们刚好碰上暴风雨季节,车子在去路易斯安纳的途中,天气又潮湿又闷热。在经过得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的时候,他们遇到特大阵雨,雨水渗进车里,到处湿淋淋的。八月十日傍晚,他们的车子开过回声板小桥来到埃尔巴梯大牧场。两个小男孩下车后高兴得又蹦又跳,简直象小马驹见到青草地一样。第二天,海明威写信告诉普菲弗夫人,他们到达目的地后的头一个十二小时里,帕特里克除了吃饭外,其它时间都在骑马。诺德基斯特过去受雇的人员大部分到别处谋生去了。后来找了朱布维夫作为杂务总管兼厨工。海明威一家搬到河边一处高地上西德莱的小木屋去住。房子很宽敞,在那个地方这屋子算是最大的了。客厅里有个用石块砌成的壁炉,有一间多余的厨房,海明威便用它作为自己临时的工作室。每天他都收到很多信,大多数是读过他的小说《基里曼查罗山上的积雪》的读者。这些人很崇拜他。凯蒂多斯帕索斯说:“这是停战以来人们叫得最凶的。”西班牙的内战也是引起人们情绪激动的原因。”我从来不去打听有关西班牙的新闻,”她写道:“我没有厌恶和冷漠的情绪,一心只考虑自己的事,关心自己的疾苦。”她说,路易斯昆塔尼拉已成为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军官。七月二十日他参加了袭击蒙塔纳反对派警卫部队的兵营。反对派一些受伤的人被送进昆塔尼拉所在的监狱。后来海明威和多斯设法保释他出狱。
  尽管海明威写信给他的西班牙朋友彼雷达说他暂时不能去西班牙,但他仍然盘算着到那儿去。他还以十分渴望的口气谈到他准备再去比米尼岛,甚至第二次非洲大陆旅行。然而西班牙的内战使他感到不安。九月底他写信告诉伯金斯,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无法到西班牙去,这是他最为懊丧的。他准备在写完手上那本小说后,即使战争还未结束,他也要到西班牙去。他预感到他即将死去,仿佛象多年的风湿病引起周期性的痛苦一样不断地折磨着他。他私下告诉玛米里金纳罗林,说他感到即将死去。说他宁愿当一个美髯垂腮,口里嚼着旱烟叶,有识的长者。他发泄了一阵这样的感情之后,随即又给马克莱西写信。他说,他非常热爱生活,他不愿意被迫拿起枪来杀死自己。
  九月初,汤姆和罗拉恩谢夫林来到他们那里,海明威给他们介绍了当地的奇闻。接着他们到格朗奈特湖去钓鱼,到科迪附近的诺德基斯特兄弟牧场区猎捕叉角羚羊和一般羚羊。九月十日罗伦斯诺德施放诱饵猎捕大灰熊。厄内斯特到大牧场后至今还没有猎捕到野物,尽管这是狩猎的大好季节。他们弄死一头驴子作为捕熊的诱饵。他们在牧场里守候,等大灰熊上钩。海明威趁机把他的小说稿拿给汤姆谢夫林看。汤姆考虑到海明威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不大愿意接受,但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了。他对书中人物哈里摩根的杰出才能十分敬佩,但对那个冒牌的无产阶级作家,摩根的化身理查德戈登没有好印象。同样,对这些在弗雷迪酒巴间喝得醉醺醺的退伍老战士也是不敢奉承的。汤姆虽然不想太直率提出意见,以免伤害海明威的自尊心,但他还是说出他总的看法。他认为那小说写得很一般。海明威一听,火冒三丈,突然从汤姆手里把稿子抢过来,用力往窗外一甩,稿子落在盖着初雪的地面上。他们两人个性都很犟,整整三天彼此碰面都不讲话。到了第四天,海明威才主动向汤姆表示歉意,说他不应该发那么大的脾气。
  谢夫林夫妇在木溪河边搭了一个帐篷。海明威一家在送波比回芝加哥后便搬到谢夫林那里去住。当天下午,厄内斯特亲自带罗拉恩上山去查看那捕熊的诱饵。汤姆独自站在附近的山坡上察看周围的地形。地势很高,周围是茂密的林木。蓦地,海明威和罗拉恩听见树林里发出一阵树枝折裂的响声。他们立即躲在一块岩石背后等着。大约过了几分钟,三只大灰熊从林子那边走过来,在暗淡的光线下,个子显得特别大,身上皮毛发亮。它们没有觉察到猎人。其中最大的一只径直朝海明威和罗拉恩隐蔽的地方走来。海明威向罗拉恩努一努嘴巴示意地爬上附近一棵树上去,同时自己站了起来向大灰熊开枪。大灰熊前肢腾空,耸起半个身子,前肢张得开开的,爪子象钉耙。这样子正好让厄内斯特向它左胸瞄准射击。霎时间,一声枪响,只见那大灰熊扑腾一下倒到地上。其余两只灰熊迅速往树林里逃跑。厄内斯特追上去,朝其中一只的后背开了一枪。第一只熊这时已从地上爬了起来,伤口流血不止,狂吼着,极力想找个躲避的地方。厄内斯特赶忙跑去截击。正当那大灰熊朝一条溪流的岸上爬时,厄内斯特对准它脖子一枪把它打死。
  夜幕降临时,诺德基斯特刚刚把熊皮剥下来。那又厚又湿的皮毛在篝火亮光照耀下闪闪发亮,马上就可用盐腌起来。厄内斯特咧开嘴笑,就连两天后谢夫林猎捕到第三只熊,他都丝毫不在乎。他极力主张吃一顿熊排午饭。汤姆和小帕特里克永远忘不了这顿美味丰盛的午餐。那熊的腥味很重,又多筋,煮得半生半熟,吃的时候象吃三明治一样,先在发了酵煎好的烧饼上铺一层桔子酱,再放上熊肉然后滚叠起来,厄内斯特兴致勃勃大口大口地吃,一边咀嚼,一边品味,嘴边的黑胡子沾满了熊肉的油,闪闪发亮。
  在返回牧场的途中,厄内斯特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昂,尽管谢夫林猎捕的那只熊比他的那两只重些,大些,因而他有点妒忌心。
  妇女和小孩同诺德基斯特以及装着熊皮和两只羚羊的马起程先走。当厄内斯特和汤姆下山时,天开始下雪。这时,他们离牧场有五公里,厄内斯特出五百元同汤姆打赌,看谁先回到家里。汤姆体重比厄内斯特轻四十五磅,比他年轻十五岁。开始下山时,他们的马速度差不多。到达平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离牧场半公里的地方,汤姆的马开始以二匹马的距离领先。马蹄溅起的污泥浊水,弄得跟在后面的厄内斯特全身一塌糊涂。后来波林和罗拉恩整整用了四个小时才帮他洗刷干净。厄内斯特输了五百元。当晚他想同谢夫林掷骰子赌博把输掉的钱赢回来,可是他运气不好,又输掉九百元。
  九月底,谢夫林离开牧场到加利福尼亚去。他们走后,海明威精神抖擞又拿起笔来写作。他希望十月份能完成小说的初稿。他写信告诉伯金斯,他正在写的这本书内容很充实,是本好书。书里的人物有穷人,富人,反动者和革命者。人物的活动场所,除了开头部份在哈瓦那外,其余的均在凯威斯特岛及其周围。这本书不好写,但他觉得十分有趣。现在他已写到根据他的构思,全书主线情节发展的关键地方。
  虽然这本书的主要活动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大量的细节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经验写成的。小说中哈里用来枪杀古巴人的汤普逊冲锋枪就是海明威在比米尼岛从里兹那里得来的那号枪。他曾用这种枪去对付残暴攫食的鲨鱼。作者充分利用凯威斯特岛的地理环境。这个地方作者已经住了八年,情况了如指掌。哈利偷回自己的船的那个地方是以前海军使用过的潜艇基地。一九三五年九月发生暴风雨时,作者正好把他的“彼拉”号小船停靠在那个地方。佐斯鲁赛就是书中那个弗雷迪酒巴间老板弗雷迪华拉斯。鲁赛尔曾抱怨他整天站柜台,招待顾客,站的时间长了,两腿就发酸,痛得难受。这种情况作者通过弗雷迪的口在书中反映了出来。同哈里做生意打交道的那个蜜蜂嘴律师,实际上就是凯岛上人人皆知的律师兼政治家乔治布鲁克斯。
  通过好几个星期的写作,海明威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一个小说家的要求的。他全然不顾会不会伤害他的朋友的感情。复活节前夕,海明威给多斯帕索斯讲述他们的朋友杰克科斯的事。多斯听了很好笑。原来,杰克带着他的新婚老婆到凯岛旅行。海明威蓄意把她描写成一个黑皮肤,剪平头短发,体格象摔跤运动员一样的女人。现在在小说里,作者继续追求个人讽刺的乐趣,以弗雷迪酒巴间为背景,涉及的人物有哈里摩根和詹姆斯劳顿夫妇。实际上詹姆斯劳顿夫妇就是杰克科斯和他妻子的自画像。第三位游客,一位留着赤褐色短胡,戴着绿色遮阳帽的人,是经济学教授约翰麦克华尔赛。这位教授爱挖苦人,说话时嘴唇动得很特殊,仿佛口里吃了什么太热的东西而受不了似的。这位古怪的学者在小说里是位次要的人物。他是作者以哈里彭斯教授和阿纳尔德金格里奇为模特儿加以描绘塑造而成的。
  当海明威在西部山区兴高采烈地狩猎时,司各脱却倍受敌对的舆论所折磨。一个叫米卡尔莫克的新闻记者专程到阿赛维尔走访他。记者把会见时谈话内容登在九月二十五日的《纽约邮报》上。文章标题是《在天堂的那一边》。十天之后,《时代》杂志转载了这篇文章。司各脱后来打电报给厄内斯特。
  电报全文如下:
  “最近一个叫米卡尔莫克的记者,利用采访我的机会,把有关我的情况全登在纽约邮报上,把我置于荒唐可笑的地位。如果你能帮助我的话,请设法阻止他进一步把事情扩大,直接或间接地刺痛我的心。司各脱。”
  厄内斯特在答复中说,他没有读过那篇文章,但愿意为他做力所能及的事。接着,司各脱又复电说,“请打电报给我,让人有这样的印象,你现在正在纽约。相隔的地方太远了,事情就办不好。仔细想起来,似乎什么事情也办不了。但不管怎样,我还应当感谢你。司各脱。”
  这种若即若离的接触标志着他们逐渐疏远的友谊已处于停顿状态。正如司各脱在笔记中所写的,他一直盼望自己身上具有厄内斯特那种令人羡慕的特性和气质。有了这种气质,当心里上感到压抑难受时,便可作为精神支柱加以依靠。十一年来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这次莫克事件发生后,他主动向他求援这还是第一次。
  十月底的一个星期五,玛朱里金纳罗林到阿赛维尔拜访司各脱。从他那里她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在谈话中她发现司各脱关于海明威在《基里曼查罗山上的积雪》一文中所提到的“毁灭”意见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远比她自己强。她对司各脱说,海明威这种到处打击人,可能是由于神经失调而产生的心理虐待狂。司各脱告诉她,那篇《毁灭》的文章出来后,海明威给他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他接着说,一个人通过作品来发泄心中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正如一个拳击者对一个弱者屈臂挥拳向上一击,但不存心伤害对方一样,都是无可非议的。显然,司各脱感到最恼火的是,海明威在那篇文章里公开说他毁灭了。那天下午司各脱谈了很多,他要罗林夫人相信他的精神活力正在得到恢复,勇气和信心正在提高和加强。
  罗林夫人在阿赛维尔同司各脱的谈话结束的时候,在诺德基思特牧场,一天晚上,厄内斯特在西德莱的小木屋里喝威士忌。那一天,他的作家同行正在认真分析他的人品和性格的时候,他却用一个铁质捕鼠器捕捉老鼠,因为夜间老鼠在房间里横冲直撞,闹得全家不得安宁,无法入睡。第二天上午,波林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凯岛。厄内斯特则向诺德基斯特借来一把剪发刀,点上一点酒精,然后把胡子剪掉一大截。当他把稿子收集拢来,准备起程的时候,发现自从八月中旬以来,他已经写了三百五十二页,大约五万字。“真是累得腰酸背痛,”他自言自语地说。
  返回东部自己的家,除了中途在彼格特稍事停留外,路上几乎没有歇脚,最后平平安安到达家门。海明威回到凯岛后,开始写小说的高潮部分,“即书中主人公哈里摩根躺在海岸民防队长一艘快艇的睡铺上奄奄一息。尽管这年秋天海明威向伯金斯和金格里奇夸下海口,准备在哈里摩根的三本书中加进一些次要的情节,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实际上他不得不承认,很难办到。多年来海明威坚持独立创作,在文学创作和政治观点上,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坚持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爱憎,不盲从,不屈服于任何人。这说明他心灵深处有一股不同凡响的反抗力量。这在小说主人公哈里的临终嘱咐里就可看到。哈里和厄内斯特一样极力主张独立行动。不过现在看来,“单干”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行得通呢?或许从集体行动中可以获取力量或者说重新获取力量,正如西班牙的共和党人结成了联合战线,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去反抗弗朗哥统治下的反对党。
  感恩节的前后西班牙的内战逐渐缓和下来。华尔特温切尔的闲话栏中有一条短讯说,厄内斯特将到西班牙去进行战地采访。不久,他接到北美报业联合会总经理约翰N·维勒的一封信。信里说,他已看到华尔特温切尔在报上报导的消息。他说他的报联是由六十家报社所组成,问海明威是否能代表报联到西班牙去作战地采访。海明威正求之不得,于是满口答应。
  西德奈弗朗克林刚好在古巴,他同意和海明威到西班牙去。但波林和伯金斯却极力反对,尽管波林明知弗朗克林会坚决支持海明威而态度不象伯金斯那样坚决。他为两个志愿到西班牙参加忠于共和国政府派的人筹备旅费,还借了一千五百元分期两个月送给美西民主友好医疗组织另有一笔相同数目的钱即将支付使用。主要用来购买救护车。厄内斯特最关心的是装运货物的详细情况。首先把汽车底盘运到哈佛尔①,到西班牙后再组装。海明威极力主张先把车子装好开到法国去,这样汽车的引擎得到考验而逐渐适用,到达西班牙后也就能立即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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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国北部一港口城市。

  海明威的写作仍在不断进行。这年冬天他还结识了两位到凯岛来旅行的客人。这两人一个叫詹姆斯T·华雷尔,是史坦兹罗尼根三部曲的作者。另一个叫雷克斯福德·盖·杜威,是罗斯福总统智囊团的成员之一。华雷尔是个青年人。长着一头卷发,个子矮小,热烈而认真。厄内斯特的慷慨大方,和蔼可亲的态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厄内斯特也很快把华雷尔当成最知心的人,至少,华雷尔是这样认为的。一天晚上,他们两人喝酒的时候,大家都谈到福克纳,认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比他们两人都强。一个名叫朱纳森拉迪默的人来到凯岛,装模作样,大摆文学架子。华雷尔当众训斥他。厄内斯特刚好在场,立即把华雷尔拖到一旁,说道:“杰姆,看在上帝的份上,饶了他吧!这些人除了写文章,别的什么也不会干。要是把他们这一技之长都剥夺了,他们准要自杀。”杜威和华雷尔不一样,他对海明威印象不怎么样。“但是他不愿意了解任何问题。他被我弄糊涂了,不是因为我是个政治家,而是因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当杜威想用政治作为小说题材引起对方的兴趣时,海明威耸一耸肩表示不乐意。“他不愿意动脑筋去想,”杜威说,“满足于住在这个偏僻的赶不上时代潮流的凯岛上……从事写作和体育运动……创作题材极为原始……我曾经想过,他的创作源泉越来越枯竭,处境越来越艰难。”
  十二月份里的一天,厄内斯特坐在斯洛彼佐的酒巴间里边喝酒边同佐鲁赛尔聊天,这时从门外走进三个人。其中有位五十开外的女人,长着一对蓝眼,还颇有风度。她由一对青年男女陪伴着。男的是一个大学生模样的英俊青年,女的是位高个子姑娘,一头垂肩金发。这位老妇人刚从附近的邮局打完电报,由她儿子和女儿陪同走进这家名称十分古怪的小店。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圣路易斯来这里度假的。他们不喜欢米阿米那个地方。他们一阵心血来潮,搭上公共汽车到礁石滩去。那男青年叫阿尔弗莱德,那姑娘叫玛萨。他们称那老妇人为奥米。
  玛萨姑娘朝旁边那个身材高大,穿着短裤和一件很肮脏的运动衫的男子瞟了一眼。海明威一下子兴致上来了。他走上前去有点羞怯地低声对他们说,他年青的时候在圣路易斯住过。他和妻子都曾在那个地方念书。还有他的朋友毕尔和凯蒂史密斯也在那里呆过。那位老妇人对他说,她成年后一直住在圣路易斯。她自称是埃德娜·菲斯切尔·盖尔荷。她的丈夫乔治盖尔荷是位妇产科医生,出身于奥地利,前不久才死去。她的女儿玛萨原来在约翰伯伦斯学校念书,毕业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布端恩的马沃学院深造。母女俩讲话时有很重的马沃口音。
  玛萨在学习上不甘居于中游,她很有抱负,决心靠自己的才能使自己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果然,不久她就成为一名小说家。她的第一部小说《狂热追求什么?》名称是从济慈那里借来的,卷首引语是借用海明威的。今年九月份她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意识到的问题》,H·G·威尔斯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精采的前言。不久前,她到德国创作她的第三本小说。在那里由于纳粹党人的猖獗活动,她感到很厌恶,所以离开了。她计划这次回家探望母亲和弟弟之后再到欧洲去。
  海明威同盖尔荷一家,通过接触,很快就结下了友谊。他热情地带领他们到岛上各个地方参观游览,并邀请他们到他家里作客,见见他的妻子波林。不久,玛萨的母亲和弟弟先后离去。母亲返回圣路易斯;弟弟回学院念书。她自己仍留在凯威斯特岛。现在,海明威几乎每天陪着玛萨出游。有时候带她到彭纳斯玫瑰园去玩,有时候回到斯洛彼·佐的酒吧间喝酒。她在海明威家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她十分坦率地说,她几乎成了他家的常客了,就象挂在墙上那个弯角大羚羊头一样。有眼力的观察家象洛莱恩汤普森开始感到,海明威已被那位金发女郎弄得神魂颠倒了。波林自然更为敏感,只是看在眼里,秘而不宣,至少是不张扬出去。她真切的希望他们不要出乱子就好。
  海明威急于把小说写完。在书里他插进了许多讥讽游客私生活的情节。这些游客曾乘着游艇到凯岛来,把他们的游艇停靠在凯岛的小码头上。他还对一些稀奇古怪的自杀案件加以评论。如:把自己关在汽车库里让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从摩天大楼的窗口跳下自杀或者开枪击毙自己等等。海明威现在最担心的是自由权利的问题。在他的书里他已经损害了他一些朋友的自由权,或尽管作了一番乔装打扮,仍然容易被识破的侵犯他人自由权的言行。十二月八日伯金斯陪汤姆沃尔夫去找律师,因为沃尔夫被人控告写文章诽谤别人,要罚款十二万二千五百元。有鉴于此,海明威写信告诉伯金斯,请他在出版他的书之前,以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编辑部的名义作个说明;该小说里的人物都不涉及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出书前,海明威特地从芝加哥请来金格里奇,从纽约请来毛里斯史贝塞,认真仔细检查稿子,以免有影射,诽谤他人的地方。
  检查书稿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每天下午他们抽出一定时间出去钓鱼。金格里奇提出他的看法,说书中一些人物,如小说家理查德·戈登,格朗特和杰恩梅森显然是影射多斯帕索斯。金格里奇对上述这些人非常熟悉,因此就看得特别清楚。他主张把有关的章节删掉或重写。但厄内斯特不同意金格里奇的看法。他提醒注意一个事实:当人们说杰恩梅森是马奇特梅坎布的模特儿时,她感到非常高兴。再说谁也看不出梅森与布雷德莱有什么相同之处。理查德·戈登更不象多斯帕索斯。他说,万一多斯提出抗议,他自有办法对付他。原来海明威早就知道多斯不喜欢金格里奇,他只要对多斯说,金格里奇要删去书中某一段话,多斯一定站在海明威一边把这段话保留下来。
  一月下旬,玛萨返回圣路易斯之前先乘汽车到米阿米去玩。她刚一离开,海明威便毫不情愿地出发到纽约去。当他们在米阿米相遇时,他带玛萨到一家餐馆吃牛排饭,陪同他们吃饭的是一位叫汤姆希涅的拳击师。后来他们同乘一列往北的火车。他们在中途分手,各自朝自己的目的地走。在火车离站前几分钟,海明威接到金格里奇拍给他的电报,说有人谣传海明威得了重病。后来波林又给海明威复电。从字里行间,人们不难看出一种争风吃醋的现象。她的电文如下:
  的确,谣言是不可信的。厄内斯特在去纽约的途中到米阿米去玩。难道说身体会不好吗?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几天之后,波林接到一封玛萨从圣路易斯寄给她的信。读后痛苦之情有增无减。玛萨在信中说,圣路易斯每天风很大,气候十分潮湿。她盼望能乘船到别的吸引人的地方去玩。她十分欣赏她和海明威在米阿米吃的牛排,敬佩那位拳击师希涅。谈到厄内斯特时——她现在称呼他为厄内斯提诺,她说,她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读了他的小说集,认为他是位非常可爱的人。对于这封信,波林尽可妄加评价。但有一点对她精神打击很大,就是玛萨的信同她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在波罗格纳给哈德莉写的信有令人震惊的相似之处。

世界的首都

  一月份,海明威在纽约每走一步就意味着他靠近西班牙马德里一步。他旅途上的费用大部分将通过自一九二三年以来第一次重操新闻业所得酬劳偿付。他同约翰维勒签了合同,规定每个由电报发出的短篇小说五百元,每篇由平邮寄发的字数在一千二百字以上的一千元。海明威向阿伦打听马德里的情况。联系后他才知道阿伦已辞去《芝加哥论坛报》驻西班牙记者的职务。但海明威此时大部分时间用在同一位年轻的小说家普鲁丹西哥·德·彼雷达一起写一部文献纪录影片《西班牙烽火》影片忠实地反映了围攻托莱多的阿尔卡扎的情况,结果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在卡达拉马山区获取胜利,法西斯的飞机把毫无防卫的城市炸成平地,成群成批的儿童从马德里疏散撤走,因为弗朗哥军队的炮火不断轰击市中心。影片事先就配好解说词,只是不太准确而已。厄内斯特把它剪掉一些,再重新组合过。虽然在一月二十八日,电影在纽约加米奥剧院初次上映时,他离开纽约回凯岛去,但他仍然拍回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极力赞美这部影片。后来还把他这些话作为广告登出来。
  海明威对战争的态度仍然是以博爱为怀。他认为即使“红色分子”象谣言散布的那么坏,他们终归代表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去反对那些有名无实的地主、摩尔人①,意大利人和日尔曼人。他十分清楚,大多数的“白种人”是“很坏的”。他到西班牙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看看那里在人性的基础上如何建立起民主制度的。这场内战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因为很明显,它是欧洲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序幕。他作为“北美报联”的派出记者到西班牙去,实际上就是作为一名反战的战地记者,到那里进行考察,收集情报,促使美国政府不要介入将来的任何战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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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泛指公元八到十三世纪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

  海明威虽然在一月初就写信给伯金斯,说他的小说已经写完了,但实际上却有点言过其实。阿纳尔德金格里奇给海明威写了一封长信,从编者的角度,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他说书中人物有影射杰恩梅森的地方,为此他大伤脑筋。尽管厄内斯特认为金格里奇对于有关问题的判断有点站不住脚,但他仍答应等他到达巴黎后重新仔细考虑。厄内斯特给金格里奇打电报,口气十分傲慢。他说,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比金做编辑的时间要长得多。他提醒金格里奇,上下场之间不要、也不指望给球员说打气鼓励的话。不过,由于要为去法国和西班牙作好准备,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考虑解决小说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他答应伯金斯在六月份之前交给他全部用打字机打好的书稿。虽然他还没有多大把握。
  二月初,海明威回到纽约,发现多斯柏索斯正忙于筹集资金拍摄第二个文献纪录片,目的在唤起美国人对正在受苦的西班牙人民的同情。这项工作由一位非常能干的名叫佐里斯伊凡斯的荷兰共产党人直接领导。摄影师是约翰费诺。阿齐马克莱西、里利安赫尔曼、多斯和海明威立即成立了一个叫“临时历史学家”的组织协助募捐筹集资金和最后的影片发行工作。在关于影片内容重点方面,海明威和多斯意见不一致。多斯强调影片内容的重点应放在反映西班牙人民在这场内战中所处的艰难困境。海明威则主张强调军事行动方面。
  海明威终于起程到欧洲去。他搭乘客轮“巴黎”号。同行的有西德奈弗朗克林和诗人伊凡西普曼。他们三个人各有各的特性和癖好。西普曼个人悄悄地溜进舰上的酒吧间;弗朗克林在一间闹哄哄的特别船舱里参加他的四个漂亮妹妹为他举行的送别会,会上他象记者那样发了言,解答了问题;厄内斯特则同一些人谈话,表示自己这次出行的使命是要美国人认清一场新的战争就会到来,而弗朗哥和他的外国盟友已经抢先发动了的形势。他说,这是一场总体战,到时人人都得参加战斗,都要卷到战争的旋涡中去。一位叫艾拉·沃尔夫特的年青记者把海明威这些话认真地写入笔记本里。不过这位年青人的主要兴趣在于观察海明威的外貌,研究他的性格。沃尔夫特写道:“他的胸脯象一堵墙一样,把上衣胀得绷紧的。”虽然他已经三十七岁,但看起来很年青。在他那圆圆的脸上长着络腮黑胡,脸上微放红光,显得非常精神,格外健康。谈话时,眼睛透过镶着银丝镜框的眼镜玻璃片盯着对方,回答问题时从嘴角勉强挤出两个字“是”和“不”,一边把两只大手抬到齐腰的地方,仿佛要在他的朋友背上猛击一掌或在一个他不喜欢的人的下巴猛击一拳。他的目的地是马德里,不过他准备还到邻近的城镇去采访,看看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什么危害,特别是酒店、咖啡店、酒吧间等的服务员、汽车司机、皮鞋匠、擦鞋童等。然后他准备到前线去,看看自从上次战争以来,士兵们使用的武器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海明威在巴黎停留了十天,主要等美国方面给弗朗克林办理去西班牙的签证,但没办成。在这段时间里,海明威主要呆在赛恩街左派诗人罗伯特迪斯诺的家里。在那里他碰到十年前在柏林同辛克莱勒威斯一起结识的法语教授拉蒙格瑟里。他差不多每天都同杰内特弗朗纳和索利达·梭拉诺一起吃饭饮酒。每次弗朗克林都在场。有时候,他们一起到圣贝诺伊特大街蒙塔纳旅店弗朗克林住的那间幽暗的房间去。每当西德奈打开收藏起来的斗牛士服装和剑供大家观赏时,就心花怒放,喜笑颜开。这些华丽的服饰使索利达眼花缭乱。她没有发现厄内斯特对于这些每天都要贪婪地盯着看的色彩鲜明的东西以及金银色刺绣等表示过赞叹。但是在他的行动上却有所表现。他对于西德奈所拥有的东西十分羡慕,眼睛死死地盯着看,足足看了大半个小时。接着拿起一把剑,用手握着镂刻着花纹,失去光泽的剑柄,高高举起,试着挥舞刺杀起来。这时,西德奈把他收藏的其它珍宝全都摊在房里那张双人床,一张小桌和两张椅子上。
  当西德奈的热情被激发了,他就猛然地抓起斗牛布,口里大声喊“杜拉——呼——杜拉”,一面开始做出一系列用斗牛布遮挡猛牛向他冲击的动作。这时,海明威简直快乐极了,跑到床铺那一头的空地上,两只手靠在耳朵上模拟牛角,向西德奈猛冲过去。西德奈也当装作当真,连忙把斗牛布摆动起来遮挡。索利达和杰奈特则坐在屋角里观看。他们两人不断地用西班牙斗牛场内的行话进行评论。越说越快,弄得上气接不着下气。索利达认为弗朗克林似乎可以把比赛进行下去。但流着满头大汗的海明威,没过好久就先开口说,“走!伙计,我们出去喝一杯。”说罢就把两位女性带走了。西德奈留在最后面,因为他要把衣服、物品重新仔细收藏好。
  三月初,海明威碰到画家昆塔尼亚,对于马德里局势的严重性看得更清楚了。路易斯从监狱出来后,前后判若两人。由一个艺术家变成一个军人。七月份他在蒙塔纳兵营就开始行动,后来在托拉多和马德里郊区等地行动。路易斯说一颗炮弹炸毁了他的绘画工作室。
  “那著名的壁画也被炸掉了吗?”厄内斯特问,“还有大学城以及卡塞市呢?”
  “都毁了,”路易斯回答说。
  “那么帕布罗·伊格勒西斯纪念塔呢?”
  “也毁了,”路易斯说,“算了,咱们别谈这些了。”
  对于路易斯的不幸遭遇,海明威深表同情。他永远不会忘记在巴黎火车站,他的早期创作稿件全部丢失所蒙受的痛苦的情景。路易斯作品的丧失完全归咎于战争。这就是战争带来的灾难。
  美国方面对于弗朗克林的签证问题仍然不予解决。最后厄内斯特只好请求路易斯的上级帮忙。他的上级是路西斯·阿拉基斯坦,西班牙驻法国巴黎大使。接着厄内斯特单独到土鲁斯①——部队向南移动的中间集结待运地区。海明威十四日到达上述地点,租了一部汽车去了解法国边境的巡防情况。途中汽车两次被肩上扛着带刺刀步枪的边防武装警察拦阻检查。据一位边防警官说,只有持法国政府签发的特别签证的人员才能通过边防关卡。海明威心想,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把一支一万二千人的部队开到南海岸去准备协助弗朗哥独裁者镇压反对派。而法国政府却对中立国的观察员的入境签证问题采取卡、压的态度。十六日,海明威坐上法航班机到巴塞罗纳②,然后继续往西班牙南部。
  当飞机沿着海岸线低空飞行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望,看不出这个国家正在打内战。海水轻轻地拍打着长长的海滩,在未被破坏的铁路上,火车喷出阵阵浓烟,轰隆隆前进;农夫正在地里犁田;工厂里的高大烟囱升起缕缕黑烟。一直到了塔纳戈纳才发现有战争的迹象。一艘属于忠于共和政府派的货船,象一条搁浅躺在沙滩上的巨鲸,一动也不动。船上高大的烟囱好象在监视着什么。飞机在瓦伦西亚的黄色高原地带的对面缓慢地越过山脉,来到外表很象非洲的阿里肯特滨线。这里的人正在热烈地庆祝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在卡达拉查拉打败意大利军队的胜利。男男女女欢声雷动,街道上回响着吉他和手风琴的演奏声。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手拉手乘坐着小艇欢快地在海湾里航行。招募新兵入伍的征兵站前面站着长长的队伍,等候登记办手续。总之从沿岸城市到瓦伦西亚到处呈现出一派节日气象。海明威坐在汽车里昏昏欲睡,仿佛感到路边桔子林也在开庆祝会似的,从尘土飞扬的公路那边飘送过来阵阵芳香,他如痴如醉,一动不动地坐着,脑子里闪现出结婚典礼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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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国西南部一城市。
  ②西班牙北部,地中海沿岸港城。


  海明威在瓦伦西亚出版局那里弄到一部交通车。同他联系的是一位贵妇人。她个子挺高,三十岁左右,眼睛黑黑的,脖子长长的,一张鹅蛋脸。司机叫托马斯,个子特别矮,简直象个侏儒。他穿着一身无产阶级的蓝色工作服。二十日他们的车子穿过瓦伦西亚的绿色平原,来到被雨水侵蚀的灰濛濛的山地。一路上不时停下来喝点酒暖暖身子。最后车子来到卡斯迪尔黄色高原,北边赛拉斯峰峦起伏,高高的峰巅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平原周围的城市就象一个个白色银堡,构成一幅动人的自然风景画。“克德里万岁!”那司机大声喊了起来,“首都马德里就是我的生命。”接着他加大油门,车子飞奔前进,经过格朗维阿,来到卡拉奥广场,最后停在弗罗里达旅店的大门口。
  海明威乘飞机来到西班牙那一天他就知道忠于共和政府派的军队在卡达拉查拉和布里休格两地打胜仗的消息。现在他急于到现场采访,特别要抢在打扫战场之前到达那里。他在马德里稍事停留,到新闻检查官那里办理登记手续,在这里,他无意中认识了一位腰板挺直,模样象波斯人的德国共产党人。此人名叫汉斯卡尔,曾参加过德国西线侵略战,后来逃离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来到西班牙,正好赶上参加米阿查的冬季马德里保卫战。
  三月二十二日清晨,海明威在汉斯的陪同下,向北方向出发。托马斯开着车,当时正好下着小雨夹雪。恶劣的天气预示着他们将看到一场灾难所造成的结果。当车子抵达离马德里五十公里的原来战场时,只见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地上有丢弃的机关枪、小型迫击炮,一箱箱的子弹堆积成山,大批的卡车、拖拉机、轻型坦克车,有的停放在路边,有的掉到路旁的水沟里,有的深陷在泥田里。托马斯看到这些,表示对战争的厌恶。车子在一条满是泥泞的公路上行走,来到一处交叉路口,正好遇上一辆共和军的坦克朝他们开过来。这辆坦克原先同另外六辆坦克隐蔽在山坳里。这个目标一下子被反对派的三架轰炸机发现了。这些飞机贴着地面飞行,突然发起进攻,狂轰滥炸。从这个时候起,托马斯的车子明显地开得比原先差了。
  在布里休格的高地上,他们躲在一块大岩石背后,看到前方地面上横七竖八地满是意大利士兵的尸体。渺小,可怜象是被人遗弃了的玩具人。他们面如土色。但连绵细雨使之变得越来越苍白。厄内斯特还注意到在死尸边上有一些信件和报纸以及他们用来挖掘壕沟的工具。本来这些士兵想在这块多石的山地上挖出可容纳一至两人的散兵坑,但没挖成。汉斯卡尔说,这次意大利的军队吃了败仗使弗朗哥包围马德里的梦想破灭了。马德里的天气虽然恶劣,但它那起着防卫作用的天然地势却可弥补它的不足。海明威返回住地后说,防卫工事正在修建加固中,要想正面攻取马德里是不可能的。弗朗哥如果要取胜,他的军队就得沿海岸线走,把巴塞罗纳和瓦伦西亚切开。但忠于共和政府派的军队正在不断加强自己的战斗力。海明威根据汉斯卡尔的推测,在电报中说,忠于共和政府派将有力量发动进攻战。
  海明威在电报大楼对面街“格朗维阿”旅店地下餐厅吃饭时候,碰上了玛萨和辛德莱弗朗克林。他们各从不同的路线到达瓦伦西亚,后来才一起开车到海明威的那个地方。见面时,海明威不冷不热的态度使玛萨感到气愤。玛萨虽然很坚强,但由于一天旅途上的劳累奔波,感到十分疲乏,又冷又饿。“好姑娘,我料你会来的,”海明威兴高采烈地说,“因为我早就这么想。”可是海明威除了给她打两次电话外,其它什么也没做,而她确实又需要他帮忙。想到这里心里更有气。由于他们来迟了,服务员有点不耐烦,食品质量太差了。自从一月份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晤面,本应该是充满罗曼蒂克气氛的。海明威所关心的是这位有上进心的年青人如何成为一个名作家。尽管他们对于普通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抱着相同的同情心,但玛萨认为在政治上和反法西斯方面她比海明威更敏感,更强烈。虽然玛萨身边有伪造信件,但严格说来,她不是战地记者。那伪造信件是“柯里尔杂志社”的基尔克里奇顿给她的,用来证实有关文件的真实性。
  第二天,海明威带玛萨去电报大楼,随后介绍她认识主持新闻检查的检查官阿杜拉和伊尔沙。他们给她开了住旅店和供给汽油的证明以及安全通行证。这两位官员看着这位衣着时髦,一头艳发,长相漂亮的女郎在那发出霉气的幽暗办公室里象水蛇一样扭着腰肢走路的样子,望得痴呆入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是玛萨察觉到他们的这种举动,她又会增添新的恼怒。三月二十七日是入春以来第一个好天气的日子,玛萨和海明威一起到北部去。他们登上卡达拉查拉地段的红土山岗,看到一大群反对派士兵象蚂蚁一样从狭窄的山谷那边爬上悬崖峭壁,加强高地的兵力,以防忠于共和政府派的军队发动突然进攻。在海明威和玛萨周围的士兵在和暖的春风中沐浴着阳光,一边抽烟一边谈笑。此情此景真难想象到过去七天中,气候那么恶劣,意大利三个师的兵力被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成为乌合之众。
  目前城外的情况比城里好多了。驻扎在格拉比塔山地的弗朗哥炮兵每天向马德里开炮。城里到处硝烟弥漫,灰尘滚滚。厄内斯特从北部观察回来的第二天凌晨,突然被落在广场上一颗炮弹的轰炸声惊醒了。他穿着睡衣下了床,穿着拖鞋匆忙走下楼去,刚好遇上有人把一位中年妇女抬进旅店的大厅来。她腹部受伤出血。在旅店门前不到二十码的地方,人行道被炸开一个大坑,旁边有一具男人的尸体被碎石尘灰掩盖起来。离旅店大约十七个短街区的大学城,经常是通夜炮声,枪声不断。厄内斯特在写报导文章时,特意用上拟声词描写当时他听到的枪炮声。例如:来福枪的声音是,“砰!砰、砰、砰!”,机关枪的声音是:“哒哒哒!哒哒哒!”
  海明威的许多朋友现在都会集在马德里。他首先接待的是同约翰哈曼恩离了婚的佐西赫布斯特。她身上背着一个沉重的旅行袋,手上提着一台打字机,跌跌撞撞满脚尘灰地跑进弗罗里达旅店那萧瑟凄凉的大厅。她在大厅那一头租了一间房间离海明威和弗朗克林的住房不远。西德奈虽然伤口尚未愈合(因上一次斗牛时被牛撞伤),加上在西班牙北部边界涉水渡河,因河水冰冷得了感冒至今尚未全愈,但他仍全力以赴协助海明威工作。他非常喜欢波林,因之也就不喜欢玛萨。他经常对伊尔沙和其他的人埋怨玛萨不但影响了海明威的思想情绪,也影响了他的行为。每天的早餐都由弗朗克林请客。弗罗里达旅店里的主楼梯是在中央大厅边上盘旋而上的。当佐西赫布斯特和多斯帕索斯坐在大厅里呷着晨茶,啃着前一天晚上剩下来的枯干面包时,他们闻到从厨房里飘送而来的阵阵咖啡和火腿的香味。过了一会海明威或西德奈就下楼来叫他们去楼上。大家都好久没有吃到好东西,正饥肠辘辘,当然也巴不得去大吃一顿。可是佐西总是委婉谢绝,因为感到自己德性不好,不好意思接受邀请。到西班牙来的其他美国人对海明威所处的优越地位表示不满,因为只有他要车有车,要汽油有汽油,从不短缺。佐西虽然同海明威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她十分赏识他那热情洋溢的神态。他也为自己是美国战争小说作家的翘楚而感到自豪。与此同时,他探索新的写作方法,积累经验。他的一些主张,多斯和佐西赫布斯特认为十分幼稚。另一方面,他夸耀自己从别人那里学到许多知识,例如从正在参加作战的汉斯卡尔那里。
  多斯和厄内斯特继续就小说《在西班牙的国土上》展开辩论。多斯的意见是突出描写古老的卡斯迪尔这样典型的村子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反映那里生活条件之艰苦简直使外国人不敢相信。厄内斯特虽不说不重视人道主义,但他主张着重描写打仗的场面,枪炮的方位和蔽体,开枪射击和造成的破坏等情况。另外,多斯决心要去寻找二十年前结识的一位西班牙朋友兼翻译家佐斯·罗布尔·派卓斯,看看他的情况如何。厄内斯特对此颇有异议。罗布尔雷在约翰霍斯金大学教西班牙文学一直到西班牙爆发内战,他回国参加忠于共和政府派的军队并当上了上校。前年秋天有人劝他离开西班牙,因为当时敌对势力太强了,但他没有那样做,他继续留在国内。同年十二月他突然在瓦伦西亚地方被捕。今年三月多斯向当地政府部门打听他的情况,有关官员告诉他,罗布尔的问题并不严重,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厄内斯特告诉多斯他曾经同反间谍的主要人物柏普昆塔尼拉私下谈过,说罗布尔将受到公正的审裁,问题是在战地军法审判之后,罗布尔已经被处死。佐西赫布斯特对海明威说,据她所知,昆塔尼拉要嘛是上了别人的当,要嘛自己撒谎。不过,他毫无疑问是属于后者。海明威听了十分吃惊。可是一下子又说,罗布尔犯了罪,他表示要把这消息告诉多斯。
  有一次,各国记者集体参观杜范公爵的城堡。吃中餐时一些外国记者应邀同几个俄国人共桌吃饭。厄内斯特借机把上述消息告诉了多斯。多斯听了大吃一惊。他无心吃饭,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摆在面前的盘子,坐着一言不发。返回旅店后,厄内斯特向多斯挥了挥手,便迳自往房里走。对他来说,他要办的事就已办完了。十五个月后,海明威把多斯继续对罗布尔的信任归诸于一位有自由思想十分典型的美国人的善良和幼稚。海明威这种傲慢的判断反映了他为在马德里的一大群人中有自己贴心的密友而自豪的态度。
  海明威时常定期到盖洛德旅店去。这个地方是俄国派驻西班牙人员的社会活动中心。他在那里进进出出的次数多了,车辆出入门道,持枪的守卫认识了他。他只要招一招手,就可大摇大摆地走进那大理石的厅门,从容地登上慢速的升降机。开初,他并不喜欢这个地方。他觉得,对这个处在被围困的城市来说,这里食品和饲料的供应之多,简直超过常规。活动也太频繁。人们接触谈话也离不开冷嘲热讽。尽管如此,他仍常常到那里去。他相信,只要他用心听人讲话,就可能比较准确地获取一些讯息,知道战事发展的情况。果然,过不多久,他发现,西班牙的许多军事将领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思想训练。例如,格里西亚师师长恩里克·利斯特俄语讲得很流利;统帅一个军团的朱安摩德斯托在彼都桑塔马丽阿地方以前从未学过俄语,现在竟讲起俄语来了。一个曾在西班牙外国兵团当过军士,名叫坎普西诺的人现在当上了旅长。此人留着黑色络腮胡子,嘴唇又厚又黑,目光如火,谈起话来,三句离不开本行。但厄内斯特耐心地注意听。
  在盖洛德,为海明威提供情报的人主要是苏联真理报记者米克海尔高尔特索夫。他的皮肤白里透红,面目表情多变,戴的是牛角眼镜,留着一头卷发,显得很年青。海明威说,高尔特索夫知道他的美国朋友不会轻易倒向俄国一边。但他把海明威完完全全当作一位作家看待,所以他才愿意把一些真实情况告诉他,作为他以后写作的资料。有天晚上伊尔亚爱伦堡发现海明威在高尔特索夫房间里,神情忧郁地喝着威士忌。爱伦堡走进房间同他寒暄几句之后,使用法语问他拍回国内的电报是特写报导还是新闻电讯。可是他把“新闻”两字说成“小说”。海明威一听火冒三丈,随手抓起威士忌酒瓶威胁要打他,爱伦堡吓得要命。旁边的人立即出面调解。解释了误会,结果双方哈哈大笑,言归于好。即使引起了这场小小的风波,爱伦堡仍然觉得,海明威基本上是一个性格开朗,快乐的人。他热爱生活,特别喜爱谈论钓鱼和打猎,常常一谈就一两小时。他煞有介事地谈起他即将拍摄的电影,并希望能顺利完成。他参加过战争,爱伦堡心想,“立下功勋,历尽危险,差点丧命。”他每天所看到的人都是视死如归的。
  “他重新获得了生命,恢复了青春活力。”
  以上这些话正好说明那年春天海明威发生的事情。他此时的思想状态正好同很久以前在意大利的时候相同。不久前他在《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一书中,谈到“同志之间的欢乐和安慰,”战友之间的兄弟情爱。在战争之后的年代里,为了寻求安静孤独的生活,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摒弃了。在他全盛时期,陪伴着他的主要是困难和危险。现在海明威想全力以赴,毫不自私地为西班牙人民以及他们的事业作出贡献,与此同时,积累经验,使自己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西班牙土地

  在马德里海明威除了同玛萨有来往外,同其他外国记者的来往主要有赫伯特马修斯和赛弗顿迪尔默。这两人在马德里的时间都比海明威久。迪尔默在七月内战爆发时就来了;马修斯却是十一月份来的。马修斯个子又高又瘦,态度拘谨严肃,瘦削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一看到他,海明威就想起另一个人——沙沃纳罗拉。迪尔默,外号汤姆,三十刚出头。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身高大约六呎,体重二百二十二磅。在海明威看来,迪尔默大概当过“英国的红衣主教”。比起他的同伴马修斯来,在关于共产党人左右共和国命运方面的热情就更低了。他也不完全象马修斯那样对生活充满信心,认为几个月来,生活在被围困着的马德里城,作为一位新闻记者,他感到非常满意。总比整天坐在巴黎办公桌旁没完没了的抄写好得多。但海明威的看法比马修斯还要好。他在弗罗里达旅店住了两个星期之后,产生了一种人力所不能控制的自由感觉,仿佛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小孩,没有家庭、船只、家里各种用具和其他物品。
  四月间,他一心扑在制作电影文献纪录片上。这部片子准备取名为《西班牙土地》。他常常同制片主任佐罗斯·伊凡斯和不爱讲话的摄影师约翰弗诺在一起。伊凡斯中等身材,身体结实,一头浓密的赤棕色头发。有点象个左派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共产党人。他开始对海明威施加影响,充当他的政治指导员,并设法使人相信,他的朋友最终将成为集体运动中一个真正的成员。
  制作电影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们跟随在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的坦克和步兵通过塔朱纳·摩拉塔地带的丘陵地带时,从大山那边吹刮过来的风卷起地上的灰尘,散落在他们身上,眼睑和鼻子内外。使摄影机的玻璃镜头蒙上厚厚一层灰。九日晚上海明威一直狂饮到深夜。接着张开眼睛躺在床上,连续几个小时倾听着反对派炮轰忠于共和政府派在卡拉宾塞尔附近的阵地。清晨六点刚过,伊凡斯就来敲他的门,建议立即出去开始工作。据可靠消息说,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将向驻守在马德里以西及以北卡沙大山岭对面的反对派阵地发动攻势。于是他们两人加上美联社记者汉克戈雷尔和摄影师弗诺,来不及吃早饭就出发了。反对派的大炮不断地轰击皇家狩猎山林小屋附近的林地。不一会,他们一行发现他们往山下走得太远了,将看不见两军交战的情况。于是又倒抄回去,重新爬上山坡,气吁吁,汗流浃背,最后来到树林东端一处高地上。这个地方十分适中,两军对峙,交战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到一队步兵正沿着与对面山坡成直角的一条壕沟前进。三架忠于共和政府派的轰炸机正向反对派的地面防御工事轮番轰炸。炸弹落地开花,掀起了巨大的火烟柱,遮住了他们的视线,看不到对面山脊上的情况。海明威和他的同伴显然暴露了目标,敌人的狙击手立即向他们开火。弗诺立刻匍匐前进寻找一个可以存放摄影器材的安全地方。后来他选了一处在几间山间住屋前面的一个水泥平台。从那里朝下望,山谷西边很宽很长的地带一目了然。这里的房子由于几个月来炮火的轰击,已经伤痕累累,残缺不全。不过有间房子的顶楼还安然无恙。他们便凭借这有利地势开始工作。海明威给这个地方起个名称,叫“故园”。这时他突然想起他的祖父安德森在比奥克派克大街那幢自己的房子。他们用破布蒙在摄影机上伪装起来。整个下午用来观察、拍摄战场上的动态。由于地势相隔太远,拍摄的效果不理想。海明威后来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我们离目标大约有一千码远。坦克车看起来象泥色小甲虫在树林里瞎冲乱跑,不时射出一道道火光。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象玩具人,时而平卧在地上,时而向前爬行,时而奔跑……随着坦克向前推进,漫山遍野都有他们的人。”
  黄昏时候,他们把大型摄影机抬下楼去,拆除三角架,分作三节。每次扛一节迅速穿过这幢房子的危险过道,躲在一堵石墙背后。当他们来到空空荡荡,铺着鹅卵石的广场的时候,一架德国单翼飞机正在轰炸附近的忠于共和政府派军事阵地。飞机一下子朝他们飞过来,他们慌忙猫着身子低着头迅速找地方躲避。幸好敌机驾驶员在完成任务后驾着飞机轰隆隆越过马德里城上空返航。
  第二天一大群人蜂涌到“故园”那个地方。其中有多斯帕索斯、马修斯、西德·弗朗克林,汤姆迪尔默、玛萨和弗尔基尼亚·科勒斯等。海明威尖刻地批评保守派的坦克部队行动太缓慢。不料深深激怒了迪尔默。海明威特别小心谨慎,他说,“我们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免招来敌人的炮弹。”他后来评论说,由于计划不当,从而招致了当天下午忠于共和政府派的猛烈攻击。夕阳的余辉帮了他们的忙,使他们的摄影机能清楚地拍下摩里斯部队的活动情况。海明威说,“要是你想引起敌人对你开火射击,你只要拿起一副双筒望远镜,去掉伪装,敌人就会向你开枪。那时候就够我忙上一整天。”
  海明威同玛萨的真正接触,可说是最近才开始的。迪尔默十分欣赏玛萨捉弄海明威,使他入迷。但他自己在她面前并不显得奴颜婢膝。当然,迪尔默根本不知道海明威和玛萨已经相爱了。直到后来,反对派一颗炮弹把他们住的那间旅店的锅炉炸开了,热水到处流淌,把那个地方弄得一塌糊涂。这时秘密暴露了,他才幡然大悟。当房客们从他们的卧房出来到楼下寻找回避的地方时,他看见海明威陪玛萨从卧房里出来。他还特别注意到那位法国作家赛恩特爱克斯普里。他房里贮藏着很多不久前买回来的葡萄。他站在楼梯头,手里挽着一个盛满葡萄的篮子。当每位女士下楼经过时,他一边彬彬有礼地拿出葡萄,一边十分和气地用法语说,“夫人,请品尝一点葡萄吧!”
  海明威现在呆在旅店里的时间不多。先后有几个司机开着车送他到市郊各地两军阵地上进行采访。原来的司机托马斯走后,来了另一个人。他开的是一辆官方的汽车,带来了四十公升的汽油。第三个司机是个目无章法的农村小伙子,名叫大卫。这位年青人满口下流话,海明威感到不堪入耳。大卫一直对战争抱着美丽的幻想,直到有一天,他目睹反对派一颗炮弹落在广场附近的地方,把一群排着长队等买蔬菜的妇女炸死炸伤了好几个。于是他离开了马德里,到一个叫塔约的乡村去。当时伊凡斯和弗诺正在那个地方拍摄影片《西班牙土地》的内景。大卫走了,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来接替大卫工作的是一位叫希波里托的人。他粗壮有力,沉默寡言,工作起来一本正经,很能干。海明威断定希波里托一定在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军队里当过兵。
  厄内斯特很快结识了许多军事人员。其中同他来往较多的有:美国赴西班牙志愿飞行员怀梯道尔,据说他是洛杉矶警察署验证处雇请的人员;弗朗克丁克,来自离彼格特不远的阿堪萨斯州的第维特。还有一位朋友叫拉蒙雷瓦勒,海明威在巴黎时就认识他。不过他那时年纪还小。此外,他在巴黎认识的现在在这里的古斯达武·杜朗上校。过去他在学校念书并从事过音乐创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当上了少尉。后来在忠于共和政府派统治集团里他得到迅速提拔,如今他当上第六十九师师长,驻守马德里东部的托雷扬地区。昔日在巴黎初识,如今在马德里友情加深。杜朗象路易斯金塔尼拉那样,由艺术家变成军人。海明威开始津津乐道地谈起他来。显然,他是把杜朗作为他“群英”中的一员看待的。
  海明威经常到国际第十一旅去采访消息。国际第十一旅主要由德国共产党人所组成,旅长是汉斯凯尔。海明威曾在三月份同汉斯到布里休格去旅行。凯尔手下的人多半是参加过帝国战争的老兵,他们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海明威一度想写一本有关凯尔事迹的书,后来转念一想,认为“我们接触太多,一写起来就没个完”,终于作罢。倒是特威尔弗史旅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被那里的人和精神所感动。他们把他作为尊敬的艺术家而欢迎他。他却觉得置身于那个环境,与其说自己是个非作战人员,不如说是个士兵。旅长是位四十一岁的匈牙利人,曾写过许多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旅长名叫鲁卡兹,矮个子,有点肥胖,神情很快活,灰蓝色眼睛,淡黄色头发,赤胡子,小嘴巴。一经接触,鲁卡兹那种随和的态度便给海明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有位负责医疗的军官魏纳赫布伦也引起海明威的注意。赫布伦态度温和,能干。他是一位提倡人道主义,讲究禁欲和刚毅精神的典型人物。他那黑色的头发剃得短短的,斜戴着一顶鸭舌帽。他象一个苦行僧,日夜不停地工作,穿梭在伤病员之间,两眼深陷,目光炯炯,放射出一种对工作有高度责任感的光芒。在特威尔弗史旅部,海明威感兴趣的第三位人物是鲁卡兹的政治指导员古斯塔夫里格勒。此人是德国共产党人。皮肤暗褐色,额前有许多皱纹。下颚宽阔,一副军人模样。他于一九一八年进入军队,当过预备兵。自那以后他一直坚持反对法西斯,前不久,作为难兵逃离纳粹统治下的德国。
  在马德里,海明威最不喜欢的人要算驻扎在阿尔贝斯特城附近那拥挤不堪的国际旅旅长安德烈马提了。海明威笔下的安德烈是个又大又胖的老头子。头上戴着一顶比他的头大好几号的卡其布贝雷帽。一对在浓密眉毛底下的灰眼睛湿润润地……长着一个双下巴。他那淡灰色的脸死气沉沉,仿佛就象死人的脸。无独有偶,爱伦堡也不喜欢安德烈。他发现安德烈飞扬跋扈,专横暴戾,总怀疑别人有叛逆行为。他直言不讳地说,安德烈根本不配当军人,更不用说当军官。他经常心血来潮,神经质地突然作出某项决定,他的部下十分不满,不买他的帐。因此,他常常公开地同他的属下吵架。不仅如此,他还同那位工作出色,一度担任该旅军需兵司令兼军需局局长的美国人路易斯·费斯切吵过架。
  虽然海明威与安德烈接触不多,但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结识了一位波兰军官。这位波兰人的真实姓名叫卡洛尔·斯维兹沃斯基。他和其他在国际旅工作的军官一样,使用假名——华尔特将军。卡洛尔出生于波兰华沙,在俄国长大。俄国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红军。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到西班牙佛兰兹军事学院教军事科学和技术。自那以后他率领第十四旅参加了十二月至一月的科隆纳战役,接着部队开往马德里驻防。卡洛尔给海明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但是因为他佩服他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是他那非凡的外貌。他有张特别的白皙的脸,一个鹰勾鼻,一对眼光逼人的眼睛,薄嘴唇,剃得光光的头上满布伤疤印痕。
  四月份,反对派从月初到月底不停地炮轰马德里城。格朗维阿旅店里窗户玻璃常常被震破,碎片掉在地上,海明威滑稽地想到,人们可能认为每天那个地方都在下冰雹。伊尔莎·库尔克沙的鞋子由于炮弹碎片飞进她房间,起火烧坏了。弗罗里达旅店一个搬运工人被一颗机枪流弹击穿大腿。另一颗子弹射进玛萨的卧房,把房里一面穿衣镜打了圆圆一个洞。幸亏当时玛萨不在房里,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尽管食品从瓦伦西亚源源不断运抵马德里,但由于储存不得法,常常上市供应时就变质了。所以马德里市内的食品供应越来越短缺。海明威闷得发慌,只想找机会运动一下。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他借来一支猎枪到巴多前线林地去打猎。回来时,带着许多猎物;一只野鸭,一只鹧鸪,四只野兔和一只猫头鹰——这只猫头鹰在林中飞行时,海明威以为是松鸡。
  当天晚上,他写了一则快讯。这是近十天来他写的第一则新闻电讯。玛萨写了一个条子,一起留下请弗朗克林交给电报室发送。她的便条内容如下:
  亲爱的西德奈:
  今晚我要回扎拉马前线去,不能回来了。海明威的
  稿子校样我已经对过了,请你把这三份稿子送电报厅402房间伊尔莎那里去,请她立即发电。这三份东西,除她自己留一份外,其它两份必须按上面注明的地址发出去。我身边没有信封。我想你能在401印刷室弄到信封,如果找不到就向伊尔莎要。这些稿子大概今晚就得发出去,因为海明威为了赶时间,想用外交小邮包的方式寄送。请你向伊尔莎说明此事,并告诉她,这稿件很重要,因为近十天来他都没有写稿子,而这是他的第一篇……
  谢谢。里格勒又发烧了,白求恩大夫仍坚持说他患的是伤寒病……里格勒晚上的饭菜都放在我的房里。
  格拉西斯·玛蒂
  第二天厄内斯特同玛萨一起到他所谓的“四个中心防线”去采访。给他们开车的是西波里多。他们的预定旅程包括到四千八百公尺高的卡达拉马山地。到达那里后,他们将骑马上山采访忠于共和政府派的前沿阵地,那里的训练有素适应山地作战的士兵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次他们坐着一辆装甲车上山,由于暴露了目标,反对派的军队用机枪扫射他们。他们龟缩在车子里,只听见车子周围的钢板被子弹打得砰砰作响。对于厄内斯特来说,这种情况比起每天住在马德里城内来,危险性小多了。回来的时候,他们闻到空气里充满着硝烟气味,尘土飞扬,格朗维阿的人行道上又有被炮弹轰击留下的累累新弹坑。不过除了对城市轰击外,山区地带各战线仍然平安无事。
  四月下旬,伊凡斯从瓦伦西亚写信给海明威。西德奈·弗朗克林和约翰弗诺在胡安迪都纳村拍摄影片《西班牙土地》的内景将于二十八和二十九两天内拍完。伊凡斯在信中请海明威到他们那里去,因为他即将回纽约。厄内斯特曾答应在五月六日左右为他提供一张飞机票。多斯帕索斯仍为他的朋友罗布勒斯被谋杀不断提出抗议,他不久前在瓦伦西亚看到了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伊凡斯希望多斯最后能现实一点看问题——在严重战争的艰难时代里,作为一个人或同志能做些什么呢?
  拍摄影片《西班牙土地》的胶片已全部拍完,全部摄影器材和胶片都已装箱待运,厄内斯特准备返回美国。他到克鲁兹广场外交部大楼给报联发回最后一次电讯。白色的电报大楼在晨曦中更显得洁白高雅,可现在却成为弗朗哥炮兵部队最好的靶子。伊尔莎·库尔克沙请求把新闻检查办公室迁到别的地方,并获批准。阿杜罗巴雷阿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和每天炮轰所引起的恐惧,使他病倒了。厄内斯特却兴高采烈。他去向巴雷阿告别时,一切忧虑都抛到九霄云外,站在外交部大院里的台阶上用卡斯梯利安土话边开玩笑边哈哈大笑。
  特威尔弗史旅为海明威举行告别宴会。在宴会上他显得非常高兴快乐。宴会是在一个当时用作战地医院的古堡内空地上举行的。那天刚好是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鲁卡兹旅长也出席了宴会。赫尔布朗医生和古斯塔夫雷格勒也来了。后来厄内斯特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那天晚上的宴会开了很久。已经很晚了,鲁卡兹还表演节目。他用一只铅笔顶住合拢起来的牙齿,然后用口吹起一种音调来。那声音十分清晰,如同笛声。这是厄内斯特同赫尔布朗和鲁卡兹最后一次见面。十分惋惜的是他同古斯塔夫雷格勒的见面也是最后一次了。

美国人的介入

  五月九日星期天,厄内斯特在西班牙呆了四十五天之后回到了巴黎。他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看起来十分健康。他告诉记者们说,他也没料到这场战争会打得那么久,说他回美国去的目的是要重新修改他的小说稿。当修改工作完毕,小说出版之后,他将重返西班牙参加一场“大的运动战。”这场战争据他估计可能在夏天爆发。
  接见记者后,厄内斯特在巴黎度过了繁忙的四天。主要同路易斯·阿拉基斯坦磋商关于西班牙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需要药品问题以及应邀到美英新闻俱乐部、莎士比亚友协和西尔威亚比奇书店等地作报告。做报告时他讲得结结巴巴,听众认为他完全可以讲得更好些。佐斯也出席了报告会,坐在会议厅的一个角落里。他对政治和西班牙问题没有任何兴趣。厄内斯特对听众说,写作是件艰苦的工作;说自他写作以来除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之外,其它作品他都感到不满意。他谈到用随意手法创作的作品,随后把话题转到阅读短篇小说《父与子》上面来,而且谈得津津有味。
  海明威乘坐“诺曼底”号邮轮于五月十八日抵达纽约。登岸后他立即准备返回凯威斯特岛,带着妻子和小孩到比米尼去度暑假,一边修改小说稿子,一边钓鱼。在这期间只有两件事插了进来。其一是,他答应六月初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其二是,《西班牙土地》必须剪接,定主题,配上音,然后公开放映,为西班牙忠于共和政府派筹集资金买救护车。六月二日正当他在比米尼度假,忙着钓鱼的时候,伊凡斯从纽约打来电报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同意在七日初在白宫观看他们拍摄的那部影片。他说,这次重要活动是玛萨通过伊丽诺罗斯福作出安排的。正在这个时候,朱里斯寄来该影片的主题说明词,请厄内斯特审阅修改。其主题词内容如下:“我们的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取得了合法地位。如今我们决心捍卫我们的权利。我们被迫拿起武器同反动的军事集团和外国干涉者作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农民比过去的地主能更好地利用土地,生产粮食。他们充分挖掘西班牙土地的潜力。”海明威修改时,将原来的六个句子压缩成三个句子。“我们通过民主选举取得耕种土地的合法权力。可是现在的一些军事集团和不在位的地主又想重新从我们手里把土地夺走。我们决心为捍卫我们的权力而战斗,把那些地主老爷们恣意让其荒芜的土地耕种好。”作为说明引起内战的原因,这两个主题说明都嫌简单了一点,但还能简要地说明主题的要旨。
  六月四日,厄内斯特从比米尼动身乘飞机去纽约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司各脱去出席了会议。在这期间他们会面了几次。司各脱从一月份起,思想清醒过来了。他同米特罗——哥尔德温——马约订了许多合同,正忙于写作。司各脱对海明威说,“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接触。我觉得我并没有了解你。”司各脱再次感到,象过去一样,海明威的乐观和自信深深地感染了他。大会是在卡纳基大礼堂举行的。海明威走进会厅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站在会厅的一侧,自言自语地说,他不是大会的发言者。大礼堂里很闷热,有一股很浓的烟草味。会场正厅,厢房和阳台上都坐满了人,大约有三千五百人左右。还有上千人被关在门外。印刷好了的会议说明书上写明了会议发起主办单位是美国作家联盟,主席是多纳尔德·奥格登·斯迪华特。除他以外,当晚安排在会上发言的有:伊尔布罗德——美国共产党书记、伊凡斯和海明威。阿齐波尔德马克莱西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和主持司仪者。
  布罗德的发言既克制又直率。他说欧洲的独裁者已经用炮弹把象牙塔炸得粉碎。作家的当前职责是关心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生活和要求。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力量的源泉。伊凡斯在会上介绍了影片的拍摄经过和影片的内容。他说,“大家可能感到奇怪,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谈电影问题……不过我想,在这里谈这部电影是合适的,因为这部电影的制作宗旨同各位作家的创作宗旨是一致的。”海明威和玛萨,马克莱西坐在一起听前面几个人的发言。天气很热,他衣服穿得太多了,领带系得很紧,感到呼吸不自如。现在轮到海明威发言了,当马克莱西向大家作介绍时,会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额头冒汗,眼镜片上有一层雾气,黄棕色的脸颊上湿润润的,他十分激动地站起来,掌声刚落,他就开始他那历时七分钟的讲话。他说:
  一个作家所要对待或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会变的。作家本人及其思想可以变,但那问题是永远不会变的。这问题就是如何写得真实和有了真实的材料之后,如何写出来使读者读后感到是他自己生活经验的一部份……任何一个好作家几乎都能在任何一个他所能接受的政府统治下写出好的作品,受到人民的赞扬。但有一种政府是例外。在这种政府统治下不可能出现好作家。这个政府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是靠刺刀和子弹欺骗人的,不会欺骗人的作家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生存的。
  尽管他的讲话的后半部,内在逻辑关系显得不那么清楚。然而,他发言中存在的缺点比起海明威能亲自到场,愿意给大家讲话这一点来是微不足道的。从米尔涯基来的出版商保尔罗梅恩同所有到会的听众一样真诚,热烈、认真地听海明威发言。他说,“那场面真了不起,仿佛大家的心都被他的话打动了……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他是大家真正的朋友。有了海明威的支持,这场战斗就会继续下去。”海明威的话刚结束,场内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很激动,衣服被汗湿了,匆匆地向大厅侧边走去,消失在人群之中。这时会场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不仅是由于他传奇式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他在会上说出了肺腑之言,真诚地表达了人们心中要说的话。
  海明威在回比米尼的路上突然患了脑病,由于生病,他不可能把未写完的小说写完。但与其把它搁在一边,不如把已经写好的部分以散文的形势出版。他已经写好的文章包括:《基里曼查罗山上的积雪》,《弗朗西斯·马坎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帕科的悲惨身世》,《马德里的男待应生》,《北美报联电讯摘要》,《梅特坎布礁石滩上被淹死的老兵》以及《在卡纳基大会堂上的讲话》等。他想把这些文章收进一个集子,并为这个集子想出几个名称。例如:《生存还是死亡》,《武器种种》,《重返战场》等。显然,根据近来他在社会觉悟上的重新转变,他想把这本书写成一部纪实小说。伯金斯基本上同意海明威的计划,但某些细节仍有待商量。他着手收集上述各类文章好寄给正在凯特海滩度假的海明威。
  六月十六日,海明威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鲁卡兹和古斯塔夫雷格勒在阿拉贡附近的休斯卡公路上被反对派的炮火打中。鲁卡兹当场死亡,雷格勒受了重伤。这是这年秋天,海明威受到的最严重的精神打击。雷格勒身受重伤还能活着,这是一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特大奇迹。厄内斯特后来写道,“一块一磅半重的弹片,从雷格勒身子的前边穿过后边,在腰中间穿了一个洞。从洞口可以看到肾和周围的韧带。”第二天,海明威在特威尔弗旅的两个死伤朋友被运走了。跟车护送的是温纳赫尔布朗医生,对于鲁卡兹和雷格勒的不幸遭遇他感万分悲痛。车子直奔比利牛斯山区。一架反对派的飞机发现了他们,立刻跟踪,并在一处宽阔地上空咬住了他们。
  敌机用机关枪扫射,结果赫尔布朗医生中弹身亡。
  六月十九日,朱里斯·伊凡斯拍电报给海明威说,影片《西班牙土地》已经剪辑完毕。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是给影片配上音。演员奥森威尔斯已经搞出了一个文字解说词,但青年作家普里登西佩里达——在影片《西班牙烽火》的制作中,他曾和海明威赶到伊凡斯那里,着手工作,佩里达高兴极了。尽管天气热,工作时间长以及复杂的校订工作,他们仍坚持干。
  最后,任务终于完成了。
  海明威这次纽约之行的另一收获是,他几乎是偶然地决定出版摩根小说,取名为《生存还是死亡》。他暂时不考虑把它作为散文集的一部分出版。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立即把该书列入秋季出版的书单里。伯金斯把书稿送到印刷商那里去,希望在七月中旬能进行排版。海明威回到凯特海滨才几天,伊凡斯又给他拍电报,规定时间要他到纽约去。原来一切活动已安排好。十月八日他同海明威去白宫吃饭,饭后为罗斯福总统和夫人放映影片《西班牙土地》。七月十日他们带影片到加利福尼亚,让影星们观看,为购买救护车募捐。
  厄内斯特不得不又到纽约去帮忙。当他抵达纽约时,伊凡斯和玛萨正在等候他。七月八日他们去纽华克①搭乘下午班机。在机场快餐室玛萨特意吃了一些夹心面包,厄内斯特和伊凡斯感到很奇怪。玛萨便给他们作解释,说白宫里的食物并不可口。当时华盛顿正遭到热浪袭击,总统府里简直热得象火炉。吃晚饭时哈里霍金斯也在座。这使玛萨更感到难受。厄内斯特还比较喜欢霍金斯和罗斯福夫人。后来他提起罗斯福夫人时说,她个子挺高,很有风度和魅力。但他对罗斯福本人却没有好感。罗斯福摆出“哈佛派”的派头使厄内斯特感到恶心。他觉得罗斯福缺乏男人的派头,外貌倒十分象个女人,就象劳工部的女秘书一样。接着他们开始做放映电影的准备,半身不遂的罗斯福总统,坐着轮椅跟着他一起退出饭厅。罗斯福总统和夫人看完电影后很受感动。他们表示应该广泛地宣传这部电影,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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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城市。

  两天后,厄内斯特和朱里斯乘飞机去加利福尼亚的电影城好莱坞寻求经济上的支援。不久,弗雷德里克和弗罗伦斯·马奇出面主持电影招待会。伊凡斯当放映员,厄内斯特作介绍。他事先(在旅店里写的)准备了一份长达十七页纸的讲稿。这次集会开得很成功。厄内斯特在讲话时指出,尽管受拍摄电影器材和技术的限制,不可能把西班牙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全部重现出来,但电影里所反映的情况却是千真万确的。他谈到鲁卡兹和赫尔布朗等朋友被敌人打死的情况;敌人飞机不分青红皂白对城市平民进行狂轰滥炸,残杀儿童以及无幸士兵惨重伤亡的情况。末了,他强调指出,如果募捐到一千元,就能买一辆救护车,支援西班牙人民抗战,募捐得多,对他们的支援就多。整个募捐宣传工作前前后后要忙四个星期。由于海明威的名望,他的一片忠诚之心以及电影所起的作用,他们的募捐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共募捐到足以买二十辆救护车的钱。司各脱当时也在那里,知道这情况后,不胜敬佩。但是第二天他打电话给厄内斯特,却说,“那部电影和你的态度都不值得赞扬。”后来司各脱写信对伯金斯说,海明威的举止带有宗教的色彩。他象旋风一般在好莱坞进进出出,大肆制造紧张空气。结果成百成千的金钱捐献出去了。
  海明威到达纽约时,出版社正等着他看《生存还是死亡》一书的校对稿。他照例住起巴克莱旅店,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他匆匆地读完校样,因为他急于及时返回比米尼去庆祝他三十八岁的生日。他的这次假期过得很不顺利,多次受到干扰和中断。八月三日假期结束后,他便带着波林和波比驾着“彼拉”号渡海到米阿米岛去。西德奈弗朗克林这次不想到怀俄明的诺德基斯特大牧场去,他准备带波林和两个大男孩到墨西哥的牧牛场去。厄内斯特的第三个儿子格雷格里则同他的保姆阿达到赛拉古斯①去。弗朗克林不愿意再去西班牙。正如海明威所说的,弗朗克林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现在该是储精养锐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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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国纽约州中部的一个城市。

  家里的人都不同意厄内斯特到西班牙去。波林的母亲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劝他改变主意。海明威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诚然,他的妻子波林美貌贤慧,全家又过着天伦之乐。但他已经答应了西班牙人民他将再次到他们那里去。当世界上某个地方的人民正处在危难之中,一味考虑个人或小家庭的利益,未免太过于自私了。他的第一次到烽火连天的西班牙之行使他对今后的美好生活失去了信心,同时也消除了对死亡等一切的恐惧。他出发到巴黎去,路经纽约,他自感到信心百倍,情绪高昂。他应《绅士》杂志刊物发行人大卫史马特的邀请,同他到一家高级饭店去吃晚饭。厄内斯特的模样与平时大不相同,整齐多了,神气多了。大卫正准备办一个颇具规模的左派刊物——肯恩。厄内斯特和蔼可亲地坐在大卫史马特左边的正座上。他的头发刚刚剪过,梳得整整齐齐,绸质领带打得端端正正,那排双排纽扣的上衣同他那在弗罗里达州晒黑了的皮肤形成强烈的对照,更显出他的健美。
  然而,八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当厄内斯特来到伯金斯办公室,看到马克斯伊斯特曼时,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突然消失了。四年前伊斯特曼对海明威的《下午的斗牛表演》作品进行评论,伤害了海明威的自尊心。四年前,海明威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伯金斯预料到可能会出什么乱子,马上走到伊斯特曼跟前,说,“马克斯,你的朋友来了。”他们两人握了握手,寒暄几句。伯金斯见状松了一口气,正准备坐过椅子里去,只见海明威一面咧着嘴轻蔑地笑,一面解开衬衣的扣子,露出那毛茸茸的胸脯来。伊斯特曼哈哈大笑,海明威仍咧着嘴笑,走过来剥开伊斯特曼的衬衫,露出那秃顶老头般的胸膛。对照之下,他们更加笑得厉害。伯金斯正准备剥开自己的衬衣,象他们一样露出胸脯,不料海明威心中突然升起了无名火。
  “你到底为了什么,指责我是个软弱无力的人?”海明威怒吼般地说。
  伊斯特曼不承认他说了那句话。他正想进一步说明,蓦地举目看到伯金斯办公桌上放着他写的那本《艺术和生活行为》。刚好书里收进了海明威的那篇短篇小说《下午的斗牛表演》。伊斯特曼拿起那本书往海明威面前一丢,说,“诺,你看看我到底说些什么。”海明威接过书,快速地翻了一下,嘴里咕咕哝哝地说些什么。“还是请伯金斯读一下吧,”伊斯特曼说。
  海明威怒不可遏,抓着那本推开了的书朝伊斯特曼脸上狠狠一掴。伊斯特曼猛地向他扑去。伯金斯唯恐海明威会伤害伊斯特曼,跑过去想抓住他的胳膊。不料他刚绕过桌子,他们两人已扭打起来,倒在地上抱成一团。伯金斯走过去抓住上面那个人的肩膀,一把将他掀开。他以为上面这个一定是海明威。可是他定睛一看,只见海明威仰面躺在地上正咧着嘴笑。一见伯金斯,他几乎马上又发火了。
  三天后,当海明威乘“参普兰”号离开纽约去巴黎时,报纸登载了他同伊斯特曼打架的消息。伊斯特曼公开说,他相信,在扭打中他一定打中了海明威。可是海明威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伊斯特曼是在胡说八道。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他象个女人,张开双手,跳着向我冲来,乱抓一气。我只略用一点力气就把他制服了。我根本不想伤害他,因为他比我大了十岁。”
  当记者指着厄内斯特额头上那个在一九二八年被天窗玻璃砸破,留下的印痕,问他是不是伊斯特曼打的。他说不是,边说边脱掉外衣,卷起衬衫袖子,露出右手二肌头上留下一九三○年右手臂被打断时的伤痕。“这也不是伊斯特曼干的,”他说,“要是伊斯特曼那么相信自己的能力,就让他来好了……法律上保证对损坏者予以赔偿。我愿出一千元作为慈善捐献。然而我们一起走进一间房间,他可以读书给我听……最后胜利者把门打开。”厄内斯特洋洋得意,说着这些挑逗性的话,一边向上船的跳板走去。他的皮肤象古铜色,同以往一样健康。他确信对方是不敢应战的。
  当伯金斯把海明威同伊斯特曼打架的情况详细地告诉司各脱时,海明威已经抵达欧洲。伯金斯得到消息后,心中自责和羞辱相互交织,他从没想到厄内斯特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他写道:
  海明威干了一件大蠢事。不过,照他那种性格,我完全可以料到……虽然他大发雷霆的时间不长,但选错了时间。大概他的判断能力大为衰退,不然就不会轻易相信那帮记者的话。现在,他越来越主观武断,别人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即使我同他比较亲近,实际上却很疏远。然而,我非常喜欢他这个人。正因为此,每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总畏怯不前。对此,我感到十分惭愧,特别是有些蠢人挖苦他,伤害他的自尊心的时候,我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你看到他已成为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作家这个事实,对于他的大喊大叫,甚至发脾气,是完全可以谅解的。

第五纵队

  海明威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对战争发展趋势的估计,现在证实完全错了。战局正沿着他原先估计的相反方向发展。在他离开西班牙那段时间里,忠于共和政府派的军队没有发动攻势使马德里得到解围和遏制叛军向北方省进攻。五月底华尔特将军的部队攻打塞格维亚防线。开始时打得很顺利,但后来失败了。六月十八日弗朗哥军队占领比尔保。七月份正是酷暑,光是布鲁奈特一战,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损失惨重。巴斯克诸省已被叛军占领。八月十四日正好是厄内斯特从纽约动身去欧洲那天,叛军对圣坦德发动进攻。
  九月初旬的一个下午,厄内斯特和玛萨在派克斯咖啡馆遇见赫伯特马修斯。当时战局的发展真令人担忧。弗朗哥已经占领了西班牙领土的三分之二,并且随时都可能进攻马德里。后来,他们到阿拉贡前线去,看到战局略有转机。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在下扎拉葛扎地区发动进攻,收复了被夷成废墟的贝尔柴特。厄内斯特和玛萨在派克斯咖啡馆遇见赫伯特马修斯。当时战局的发展真令人担忧。弗朗哥已经占领了西班牙领土的三分之二,并且随时都可能进攻马德里。后来,他们到阿拉贡前线去,看到战局略有转机。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在下扎拉葛扎地区发动进攻,收复了被夷成废墟的贝尔柴特。厄内斯特找了第十五国际旅的一些志愿军交谈,了解到他们在贝尔柴特所运用的战术。那些志愿军告诉他,他们的首领罗伯特马里曼少校使用猛打猛攻硬拚的战术,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厄内斯特听了,立即把马里曼少校列入他的英雄录。
  厄内斯特、玛萨和赫伯特马修斯是第一批到贝尔柴特周围军事防区进行全面采访的美国记者。他们时而徒步爬上陡峭的斜坡,时而骑马通过山间石径。有时坐着卡车或借来的专用车行驶在新开辟的战略公路上。他们感到棘手的问题是吃和住。农民们给他们提供面包和酒。他们自己则在露天烧饭。晚上睡在敞篷的卡车里。车上铺着从瓦伦西亚送来的垫席和毯子。车子停放在一个大院子里的篷屋里,周围挤满鸡犬牛羊等家禽牲口。每天天才濛濛亮便被鸡鸭牛羊猫狗的鸣叫声吵醒。山地里已经下雪,刺骨寒风从车后挡板飕飕地向车里吹刮。玛萨以罕见的勇气和沉着忍受着眼前的痛苦。若干年后,每当厄内斯特想起这年九月份他们经历过的那些艰难日子,对玛萨当时的英勇行为就免不了要赞扬一番。
  九月底,马德里城内的气氛比起四、五月份来平静多了。在乌赛拉、卡拉邦切尔和大学城的包围战仍在进行。但是驻扎在卡沙坎普河对岸的叛军炮兵,有时候整天都没有开炮。厄内斯特和玛萨搬到弗罗里达旅店去住。这次弗朗克林没有来,他们就用不着担心他的妒忌了。情况在发生变化。这年夏天,那里的新闻检查局调换了人。新上任的是从瓦伦西亚来的康斯坦西亚摩拉。厄内斯特得知消息后皱着眉摇摇头说,“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很遗憾,似乎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十月初,厄内斯特、玛萨、马修斯和迪尔默乘车到布鲁奈特前线采访。他们从山上往下看,只见叛军士兵在城里街上走。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城里秩序不但不混乱,而且安安静静的。迪尔默在那辆福特牌汽车前边防护板上竖起一面英国旗和一面美国旗,以示他们是中立国的人。可是,当车子朝北向威拉纽瓦疾驰的时候,他们险些被叛军打死。原来叛军以为车里坐着敌对派的高级军事人员,于是开枪开炮封锁汽车前进的道路。厄内斯特幽默地说,“炮弹嘛,就是那么回事。不打中你,你就没有事迹可写;打中了你,你就写不成。”就这样,迪尔默一路上小心谨慎,终于在夜暮降临后返回马德里。抵达马德里郊外时,天上繁星闪闪,马修斯和厄内斯特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抬头仰望着星星。这时厄内斯特开始高谈阔论,讲起热带地区,人们如何凭借星光辨别方向进行航海的。
  虽然厄内斯特此时的心情不如四月份时那么愉快,但情绪仍然十分高涨。他在弗罗里达旅店租用的房间成为国际旅志愿军休假时的避风港。菲尔迪特罗上慰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得克萨斯州人,身高六呎多。当假期结束返回第十五旅司令部时,他不断地宣传海明威的好客和热情招待——洗热水澡,吃火腿和奶酪,喝烈性酒,玩投掷骰子赌钱,听唱片,有时候还同一两个姑娘调调情。有时候,厄内斯特在奇科特酒吧间同美国青年志愿军见面。这是他在格朗维阿地区最爱去的地方之一。他正是在这个地方结识林肯机关枪连班长弥尔顿沃尔夫的。沃尔夫二十二岁,身高和迪特罗差不多。体形有点象林肯,鼻子又大又勾。他看见海明威由一个姑娘陪着坐在酒巴间里。沃尔夫写道,“海明威买了一些酒和其它饮料,不一会,他独自走开了,留下那位姑娘和我……他是有意这样做的。我在马德里愉愉快快度了十天假,真的感谢他。”另一个常客是弗雷迪凯勒,林肯机枪连的训导员,个子矮胖,长着一对浅蓝色眼睛。不久前,在弗安特埃布罗战场上立了功。弗雷迪强烈反对法西斯,他参加希腊的反法西斯地下组织,取了一个希腊名字——钟尼特塞纳基斯。这两人是菲尔迪特罗介绍给海明威的。一下子他们就混熟了。特塞纳基斯有个自得其乐的习惯,常常坐在厄内斯特的房子里只顾自己讲话,滔滔不绝。当他停下来时,就莫名其妙地问旁边的人说,“其他的人也是来参加集会吗?”厄内斯特便把他这句话当作暗号在他们中间使用。在此期间,他们采访了乌塞拉前线,据海明威说,乌塞拉同卡沙坎普和大学城一样都很重要。玛萨在走出一处防空壕时额头被硬木碰了一下,肿起一个大包。那天吃完中饭海明威作为记者,凯勒作为训导员被邀请去检阅第三十六旅八百人的阅兵式。
  当《生存还是死亡》一书十月中旬在纽约出版时,厄内斯特仍在马德里忙于采访和视察。他和过去一样,最担心的是该书的销路问题。从十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九日他先后给伯金斯打了三次电报询问该书销售的情况。十一月初,伯金斯复电告诉他,截至发报时间,该书已售出二万五千册,成为全国销售量最大的第四本书。当然,大多数评论家的评论有褒有贬。评论家路易斯说,该书逻辑混乱,转移论锋或两者兼有之。他说,尽管海明威有成功之作,如小说《摩根》和其它一些短篇,但这本书的中间部分在写作技巧上有多处明显的缺陷。丁·多纳尔德阿丹斯认为海明威本人的经历和成就比起这本书来要好多了。这本书使人觉得没有《永别了,武器》写得好。《时代》周刊把这本书作为该杂志的封面加以报导,配上华尔多帕西给海明威画的一幅画——海明威上身穿着一件有蓝色条纹的运动衫,头戴长舌帽。这小说本身说明海明威的写作技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在右派政治和左派政治的压力下)他已经形成了新的世界观。据分析,海明威的潜在社会意识是由于西班牙内战引发的。在英国,对于他的反应就更为强烈。《曼彻斯特卫报》的评论家深深为书中人物摩根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所感动。但又指责作者使用不正当手段占有闲阶级的人的便宜。《时代文学》增刊对于书中的含蓄对话和激动人心的描述表示赞扬,认为该书的缺点是作者描述的范围太狭窄。
  海明威与往常一样听不得反面意见。他先是愠火中烧,接着大发雷霆,过了一阵子才慢慢平静下来。但对于那些不喜欢他的书的人,他心里都有一本帐。他把他们的名字开列出来备查。但时间长了,人数越来越多,老方法行不通了。因为每当他出一本书便有一些人提出非难,特别是当那书得不到普遍欢迎时。厄内斯特说,显然有一批人专门与他作对的。可是他仍按自己的设想去办。书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这年夏天,他一直在构思写一个三幕话剧。内容取材于前一年春天在马德里时他同忠于共和政府派的军官的谈话。七月底,他又想把它写成一部中篇的反间谍小说。到了八、九月份才算基本上定下来,写成一个情节剧。这时,敌对双方在各条战线上暂时停止攻击。用约翰维勒的话说,不必给北美报联写新闻电讯了。厄内斯特于是开始写起剧本来。
  厄内斯特早就计划写一个剧本。一九二七年,他曾就写剧本的事告诉过伯金斯,说他虽然没有创作剧本的经验,但那项工作一定很有趣。十年之后的今天,他创作剧本的欲望不减当年。十一月下旬,他写信告诉波林,说他的剧本已经写好了。波林于是在十月八日把这消息告诉伯金斯。《纽约时报》得讯,抢先报导,弄得戏剧界的人纷纷打电话给斯克里纳出版社询问情况。但伯金斯本人对该剧本的名称和内容一无所知。他仅仅知道,海明威当时正住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弗罗里达旅店,剧本的稿子就放在他的皮箱里。
  凡是看过海明威写的那个剧本的人,都觉得剧本内容是描写作者本人。他把自己的某些习惯、爱好和性格移植到剧中的主人公身上,以此自娱。例如:主人公菲利普罗林斯肩膀宽大,走起路来模样象大猩猩;匆匆地吃完早饭,浏览各类报纸;喜欢吃放有牛肉和生葱的夹心面包,常到柴科特酒吧间喝酒,并为自己分辩说,“他不是和尚,他不吃斋。”他的社交活动包括:酗酒、打架、无理取闹、处处要显示自己男子汉的威风以及在女人面前绝不低头等。总之,处在叛军重围之下的马德里,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秘密进行反间谍活动的书中主角菲利普罗林斯的形象就是厄内斯特自己。作者根据自己在马德里同一些人的接触,如主管马德里戏剧文娱工作的安东尼奥,加上自己想象而进行创作的。为了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作者在每个细节上,如布景、房里的摆设,日常用具等,尽可能做到描写准确。例如:书中描写的主人居住的房间就是海明威住在马德里弗罗里达旅店里的房间。房里摆着提花装饰布的椅子,装璜精美的大橱里摆着各类食品,一架手提式唱机和一些肖邦①乐曲唱片。此外,把负责打扫收拾房间的女服务员彼特拉也写进书里去。由于这本剧本是在秋天写的,所以作者就以最近奥地利的沦陷为背景,时间是秋末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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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波兰钢琴家和作曲家。

  剧中的那位女记者朵罗西布里奇毫无疑问就是玛萨的化身。朵罗西个子高高,皮肤白皙,十分漂亮,一双秀腿。讲话文雅,注意分寸,是个大学毕业生。她和玛萨在许多地方非常相似,如:讲究清洁卫生,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就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一件银狐皮披肩。朵罗西虽然在外貌和行为上不象波林,但她却再现了海明威在他的《基里曼查罗山上的积雪》一书中所公开表露的逐渐嫌弃他的第二个妻子的思想情况。菲利普满不在乎地历数那些他和朵罗西有空就会去的地方取上名字,这种情况同海明威与波林到过法国,肯尼亚和古巴完全相同。菲利普说,“一切都成为过去了。”现在,他要去的话,我就自己去或者同那些抱着共同宗旨的人一起去。这些地方是他和马克斯,一生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为了执行任务而要去的地方。那个摩尔人妓女安尼塔对菲利普说他带着那位高个子,白皮肤的女人朵罗西一起跑实在失算。菲利普听了表示同意,说“她真是一个很大的包袱。”不过他说朵罗西为人友善、美丽迷人,既天真又勇敢。他说,“恐怕问题就在这儿。权衡之下,我倒愿意犯这个错误。”这里,剧本中所描绘的,正是海明威同玛萨恋爱关系发展的写照。
  十一月中旬,伊凡西普曼从阿尔巴色的卡沙罗亚来到海明威那里。从自离开医院后,他一直在那个地方生活和工作。七月份,在布鲁奈特,有一天一架叛军飞机进行疯狂的低空扫射,他的大腿被机关枪子弹打中。虽然他脸色苍白,衣衫不洁,但精神仍十分饱满。他从不抱怨自四月份以来连续遭受的厄运。开初,他跟随着一队志愿人员设法进入西班牙,不断被托劳斯的警察抓进监牢。获释后,他从马赛乘船到巴塞罗纳。然后,在一个由法国人,比利时人混合组成的志愿军营里当口译人员和通讯员一直到他受伤。他在马德里才住了几天就生病了。等到他病好时,海明威也病倒了。玛萨刚好到外地去,伊凡便代为照顾海明威,常常坐在病人的床头,一支接一支地大抽其烟,一边同病人谈天直到深夜。十二月中旬,他开着车子回阿尔巴色。不久,又生病进入医院,体温升到华氏一○四度。
  海明威后来说,圣诞节前夕,他离开西班牙路经巴塞罗纳①时,自己也病得很厉害。但不久,他病愈了。正好听到消息说,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向叛军发动突然袭击,进攻占据在托鲁尔的叛军防线。托鲁尔是西班牙最冷的一个城市。十七日星期五,海明威同马修斯和迪尔默开车前往瓦伦西亚。第二天清早他们到达赫纳德兹·塞拉比亚上校设在托鲁尔附近铁路隧道里一个火车车厢里的司令部。他们在铁路旁生起火烤桔子当饭食。随后,到附近一个高山顶上的指挥所里找到了塞拉比亚。气候彻骨严寒,狂风怒吼,比怀俄明的暴风雪有过之无不及。他们躲在大石头背后,观看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抢登一处高地。那高地的形状很特别,象个灭火器上的锥面体,四周修筑坚固的工事。那座黄色的小山叫做曼苏托,形状象一艘战船,突击队从这里绕道前进,因为公路已被大雪封住。厄内斯特同一位嘴唇被冻得发紫的士兵谈话。这位士兵当时正一边烧火,一边唱歌。那歌词道:
  我的先辈给我留下一笔遗产,
  那就是太阳和月亮。
  它们航行全世界,
  不知疲倦,
  永远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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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西班牙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市。

  海明威听了很为高兴。他说,为了打胜仗,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里需要象他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们急忙返回瓦伦西亚,派秘密情报递送者把他们的消息送回马德里。二十一日凌晨赶回塞拉比亚铁路隧道的司令部所在地。接着他们来到前沿阵地,在侧边一处高地上进行观察。观察地点很适中,但没有掩护体,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要是有把铲子堆个土丘,好把头躲一躲,那该多好!”厄内斯特说着,往一个新兵身边的地上躺,四肢伸开休息起来。那新兵的步枪机件失灵,厄内斯特便用一块石头把锁机砸开。五天来连续下着大雪,天气寒冷。这一天,天转晴,太阳露出脸来,暖烘烘地,天空由暗灰色转成浅蓝色。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节节推进,穿过铁路,跨过曼苏托河,在进击的部队前方有两只狗在嬉戏,最后到达一个城镇。这座市镇的后面是一片红色沙岩土,在夕阳的反照下,显得十分肃穆森严。正在这个时候,两辆满载炸药的卡车慢慢地爬上坡,向前方开去。
  厄内斯特和他的同伴跟着车子来到特鲁尔。他后来写道,“我们不放一枪一炮就收复了被占领的城市,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当老百姓从家里跑出来,问我他们应怎么办时,我便告诉他们呆在家里,不要出来。并且对他们说,红色分子全是好人……老百姓都把我当作俄国人。当我告诉他们说,我是北美洲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老百姓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拥抱我们,”马修斯说,“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怕我们的肩膀……一位妇女高兴得把一坛新制作的酒拿出来招待我们。酒色深红,上面蒙着一层薄薄的酒膜,稍加尝试,味道醇香。”在扫荡战中,士兵们在城里展开巷战。厄内斯特还第一次见到。在这期间他们往返于瓦伦西亚两地之间。圣诞节前夕他们回到巴塞罗纳。至此,厄内斯特的第二次西班牙之行就要结束了。从开始到结束历时二十三个星期。
  当海明威和玛萨在卡塔洛尼亚静悄悄地一起过圣诞节的时候,波林独自到了巴黎,心想竭尽全力秘密地保住她和海明威的婚姻关系。她有意把头发留得长长,梳成象玛萨那样的发式,虽然她对杰阿伦说,她到法国来是想了解西班牙战争的情况,并弄清楚为什么这次战争对她丈夫这样的人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她要阿伦向美国驻巴黎总领事馆为她申请去西班牙的签证。可是签证还未办好,厄内斯特已返回巴黎。他去看罗伯特华里西,请他检查肝脏的毛病。华里西医生告诉海明威一套摄生法,要他戒酒。他和妻子波林住在伊丽榭宫附近的伊丽榭大旅店的顶楼上。他们准备立即乘邮船回纽约。毕尔去探望他们。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波林。会见时,大家各有心事,气氛十分忧郁沉闷。后来,毕尔听说,波林和厄内斯特为了玛萨的事闹得很凶。波林甚至威胁要从旅店的阳台上跳楼自杀。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海明威夫妇乘坐格里普塞姆号邮轮前往纽约。四年前他们从非洲回来也是乘这艘船回美国的,但这次海上航行却没有上次那样心情舒畅,海上风浪也比较大,一直到海明威去米阿米把他的小船“彼拉”号开到凯岛海上的风浪还没有平息。他心情十分复杂,烦躁不安,自怨自艾,加之被《时代》杂志深深激怒。该杂志暗示当西班牙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收复托鲁尔重镇时到现场采访的只有马修斯一人。海明威写信给他的第一个妻子哈德莉说,当时他安排了马修斯和迪尔默陪他到托鲁尔,说他劝说摩拉接受通过他们的报导,即使会冒丢失新闻检查官的职务。他还说,他比马修斯在新闻采访区多呆了十小时,因此,引起了那些霸占《纽约时报》夜间编辑部职位的天主教徒的妒忌。他们不但把他提供的材料丢在一边,甚至把他的名字从马修斯发回的电讯上勾掉。对海明威来说,这种奇耻大辱给他心理上带来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同时又是屡见不鲜的。他的肝病使他对前途产生悲观和失望。他喜欢玛萨而逐渐抛弃波林,这使他心绪不安,暴躁,易怒。这种现象同他以前喜欢波林而逐渐抛弃哈德莉完全相同。在一九三八年的前几个月中,他的神态十分异常。虽说不上是发狂,但总是动辄发怒,爱吵架以及变态性的多疑等。
  在这种思想和身体健康条件下,海明威自然感到事事不如意,什么东西都可能使他受刺激。提前出版的新刊物《肯恩》杂志试刊上登出了编辑部的人名,其中有海明威的名字。海明威看后立即写了一个声明寄给金格里奇,要求登在该杂志的第一期上。该声明如下:“《肯恩》杂志酝酿创办的时候,厄内斯特海明威并没有参加,当时他正在西班牙。虽然杂志公开宣布他是编辑之一,但实际上他既未参加讨论该杂志的办刊方针和宗旨,也未参加编辑审稿工作。倘若海明威参加我们的编辑工作,推选他为编辑,那是理所当然。否则,他只能是位投稿人,不能当编辑。”斯马特和金格里奇接受了他的撤销声明。接着海明威写了一篇一千六百字标题为《当前的西班牙形势》的文章,并于五月二日邮寄给金格里奇。他对金格里奇说,这是一个严肃的声明,往后将还有更多的声明。该声明着重指出:只要美国政府改变其中立国的态度,并为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提供他们需要的军事物资,法西斯主义就能在西班牙国土上被消灭。否则,不需好久时间,美国将面临着比墨索里尼兵团和弗朗哥将军的军队更难以对付的局面。
  厄内斯特自己思想上也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一方面他迫切要再访西班牙,另一方面,几乎同样迫切地想留在凯岛把他上次在马德里的所见所闻加以整理写成文章。可是,目下思想不安定,一下难以写出来。当他的儿子帕特里克和奇奇出麻疹的时候,家里的日常生活被搅乱了,他的脾气更加暴躁了。他写信责怪伯金斯没有为他的书《生存还是死亡》登广告加以宣传。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知,伯金斯邀请马克斯伊斯特曼出席茶话会,他一怒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谩骂伊斯特曼。他说要是他碰到伊斯特曼准会砸烂他的狗头。伯金斯写信给他,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汤姆沃尔夫近来情绪特别低落。厄内斯特复信说,沃尔夫是个“大活宝”,并说要成为一个天才人物是不容易的。甚至司各脱对他的赞扬也平息不了他心头的怒气。据伯金斯说,司各脱把海明威说成是世界上最有魄力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最有魄力的人。关于司各脱恭维海明威的话的其它详细内容,伯金斯就记不起。海明威听了又火冒三丈。他说他不稀罕当个有魄力的人,他所孜孜以求的是当一个作家,唯此而已,岂有他哉!
  其实,海明威心急、烦躁,爱发脾气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心灵深处有一种无声的痛苦在折磨着他,那就是他意识到自己对波林的不忠诚。毋庸赘述,他于二月初告诉伯金斯,说他简直处在一种疯狂,野蛮,不道德的境地,实际是滑稽可笑——他根本不愿意回家见到波林。这种情况,正如,他的剧本《第五纵队》中的主角菲力普罗林斯一样,他的命运由另一个因素所决定。尽管他离开西班牙和玛萨只有一年,他的心早就飞到那里去了。呆在家里他根本无法生活下去。

埃布罗河两岸

  海明威呆在凯岛自己家里如坐针毡。他硬着头皮顶到三月中旬。三月十三日晚,他给一场拳击赛当业余裁判。在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因某事引起争执他把一个拳击教练击倒在地。原来当海明威把得胜的拳击手拉到场中间,然后向倒在地上的失败者喊数时,打败一方的拳击教练向场里丢了一条毛巾。海明威用脚把毛巾踢开并继续数数。那年青的教练发火了,一脚跨进场,朝海明威背上猛击一拳,海明威用右手臂一勾,卡住他的脖子,接着用手提着他一只耳朵不放,直到一个警察来把他带走。“大概我那一踢把他踢火了,”海明威说。
  那天晚上的拳击赛是海明威在那个季度参加的最后一次。十五日他写信对伯金斯说,他晚上常常睡不着,因为他的心早飞到西班牙去了。他离开得很仓促。十七日他同波林从米阿米坐飞机到纽华克。十九日星期六他搭乘邮轮“法国之岛”前往欧洲。在途中他写信给伯金斯,说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情况的改变使他不得不再次到西班牙去。他随身带着一个手提箱,里面放着那年秋天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将要出版的他的第一个小说集的手稿。他计划在巴黎停留期间,挤出时间看阅和整理稿子。最后,他将把审阅完了的书稿寄给伯金斯以便排版付印。
  三月三十一日,海明威从巴黎奥色车站乘火车前往帕匹格南。同行的有温生特·锡安和灵格拉德纳的儿子杰姆。这小伙子腿很长,黄棕色头发,戴一付牛角眼镜。海明威同北美报联签了一个六个星期的合同。锡安和拉德纳都是纽约论坛报的特派记者。抵达帕匹格南后,海明威立即安排了车子把他们送到巴塞罗纳去。四月一日晚他们到达那里时,天正起雾。最近意大利的飞机经常轰炸这个城市。城里一片混乱,海明威住进一间杂乱无章的房子里,对于埃布罗两岸的军事情况一点也不清楚。他只知道弗朗哥在阿拉贡的春季进攻已经在三月二十二日开始了。弗朗哥的意图是在巴塞罗纳和瓦伦西亚之间向地中海打进一个楔子。先把他们分开,然后各个击破,夺取仍被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控制的面积很小的地区。
  海明威和以前一样渴望到两军交战的地方去采访。四月三日上午,他同赫伯特马修斯开车长途跋涉到靠近塔拉哥纳南部地区。在这里公路分了叉。一条通往内地的雷厄斯和华尔赛特;另一条通往注定要陷落的甘德塞村。这地区显得十分宁静,粉红色的杏花、浅绿色的橄榄树果林,到处呈现出一派春天气息。可是谁会想到战争就会来临呢?车子离雷厄斯半公里的时候,一架单翼敌机向他们上空飞来用机关枪猛烈扫射,他们的车子立即寻找隐蔽的地方。那飞机朝前方一个市镇飞去,接着投弹返航。他们在内陆二十公里处遇见了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的士兵向沿海方向败退,跟在他们后面的车辆里装着各色各样的家用物品。先是看见撤退士兵们跟在老百姓后面,接着看见坦克、大炮等。甘德塞已经失守,落入敌人手中。
  第二天,在埃布罗河东岸的拉斯格拉丘陵地上海明威和玛萨碰上几个从甘德沙郊外山地冒险突围的华盛顿林肯营的士兵。他们仍心有余悸地描述了他们怎样在夜间偷偷地通过敌人的防线,在寒风刺骨的黎明横渡埃布罗河。海明威听了之后说,“横渡过埃布罗河的人才会出名”。弥尔顿沃尔夫上尉也在那里,他的模样比起秋天在马德里时老多了。他在敌人占领区走了两天,最后渡河过来。他的胡子很长,头上戴着呢帽子,身上那件黑色的披肩沾满了红土。弗雷德凯勒也来了,那双蓝色眼睛仍炯炯有神。虽然他腰部在甘德塞时受了重伤,但不哼一声,情绪仍然十分饱满。约翰盖特·佐赫齐特和乔治瓦特三人在一起,穿着临时找来的衣服,因为原先的衣服在渡河时掉了。阿尔瓦·贝西也来了。他告诉厄内斯特,说他在六月份曾在卡奈基大会堂里听他演讲。“哎呀,我能见到你很高兴”,海明威说:“我读过你的作品”。说罢把一包香烟塞进他的手里,阿尔瓦·贝西感到更高兴了。
  五日海明威越过图托沙铁桥,然后沿着河的两岸向北走,一直到彻塔。忠于共和政府军的士气比人们所能估计的要高些。这主要是这些疲劳困倦的士兵,由于源源运到的支援物资,使他们重新振作起精神来。海明威从那里又继续往北走,到达比利牛斯山麓。返回驻地后他说,叛军正窜犯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的阵地。在那里纪律松弛,有的士兵仍有闲情逸致去捕杀野兔。海明威把这些情况记载下来,以备日后之用。他十分欣慰地看到,尽管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在天上飞,两个意大利师团的兵力轮番向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的阵地进攻,但图托沙防线仍牢牢控制在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手里。复活节前,海明威去河西一个反坦克连阵地。对岸的一个古堡的塔楼上,叛军有两挺机枪监视着河西。塔楼的一个窗口上挂着一个晃亮的洋铁皮罐子。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的炮手向城堡那黑洞洞的大门开了两炮,海明威高兴极了。他天真得象个小孩子,竟要炮手朝窗口那个洋铁罐开炮。当炮手告诉他,炮弹来之不易,不值得那样浪费,他才省悟过来。
  叛军在地中海沿岸地区露面,这在复活节前还是第一次。耶稣受难日①的那一天对于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来说是个危难的日子。叛军一个师的兵力在阿隆索维格将军的统帅下从纳瓦尔直扑威纳罗兹渔村,然后长驱直入杀到海边。结果把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的防守区分割成两半。海明威同玛萨、马修斯和迪尔默天未亮就离开巴塞罗纳。上午九时,他们经过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的图托沙,通过铁桥,匆匆南下,向离威纳罗兹渔村十公里的乌尔德柯纳进发。但是,叛军已经抢在他们前头。他们只好倒退到桑塔巴巴拉,把车子开到橄榄树林里去吃午餐。恰巧在那里碰上温生特锡安和佐诺斯。等到他们折回图托沙时,那座长长的铁桥已被叛军的轰炸机炸断了,有一节桥身悬挂起来,一截浸在浑浊的奔流里。在下游不远的地方,有一些士兵正在搭架一座便桥。迪尔默开着车子跟在一辆农民的驴车后面,小心翼翼地从便桥开过河去。车子经过图托沙的时候,厄内斯特风趣地说:“我们简直象攀登月球上的火山口。”比较而言,返回巴塞罗纳的道路好走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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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叛军占领了威纳罗兹的结果,造成了更多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纷纷逃离住地到比较安全的塔拉哥纳和巴塞罗纳去。复活节的那一天,海明威特采访了一个难民。他已经七十六岁,是从圣卡罗斯通过埃布罗河下游的阿姆波斯塔附近的一座浮桥过河的。他疲惫不堪,面容憔悴。在交谈中,他说他被迫匆忙离家,非常惦念家中的牲口。根据老人的谈话和周围的情况,海明威立即构思了他的第二篇关于战争的短篇小说。当晚写完后就用电讯的形式发出去。作者在许多年前描写希腊难民在阿德里安诺普的惨景时,寄予无限的同情。这次对西班牙难民他同样表示深切的怜悯。然而,在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已懂得采用举隅法来取得艺术上的效果。他集中笔墨描写桥边老人,把他作为成千上万被战争弄得家破人亡的百姓平民的典型代表。第二天下午,河上的浮桥已被炸毁了。叛军已占领了阿姆波斯塔。海明威亲眼看到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炸毁他们即将放弃的城市设施。图托沙城也在同一天失陷。这样,敌人基本上完成了他们占据埃布罗河下游地区的计划。
  天气已经转冷,到处呈现萧瑟凄凉的景象。迟迟不来的春雨终于来了。大雨从客观上延缓了由瓦雷拉将军率领的三师叛军重新夺取托鲁尔直捣地中海沿岸的速度。海明威此时正忙于给《肯恩》杂志写另一篇文章。文章强烈指责卡迪纳尔赫斯在纽约记者招待会上歪曲事实,说他为弗朗哥战胜站在共和党人一边的激进派和共产党人而拍手称快。厄内斯特还和锡安一起劝阻年青的杰姆拉德纳不要去参加国际志愿军营。可是徒劳无功,拉德纳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参加了国际志愿军营。他是最后一个加入该组织的美国志愿军。
  弗雷德凯勒住在巴塞罗纳以北的马塔罗海滨医院里养伤,现在已经痊愈了。海明威和马修斯以及迪尔默带着火腿、奶酪等慰问品开车到医院去慰问他和其他在林肯旅的受伤志愿军。海明威身边带着一张军用地图。他一本正经地向凯勒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例如,在埃布罗战役中,他的轻举妄动和冒险行为,他被叛军抓获,擅自离开岗位,后来冒险渡河等。但是海明威的马塔罗之行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在那里认识一位医院里的护士。她是一位文静、热爱自己祖国的西班牙姑娘,名叫玛丽亚。战争爆发后不久,她被法西斯士兵奸污了。玛丽亚的不幸遭遇在他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五一劳动节,海明威到埃布罗三角洲采访,在返回巴塞罗纳的途中,他和佐诺斯开着马修斯的车子碰上一辆满载西班牙人的卡车。卡车走在他们的车前面。车上的人高兴地唱着歌,一边向这两位美国人挥手致意,一边喜气洋洋地挥舞着拳头表示向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致敬。可是他们的高兴和欢乐是如此短促,转瞬即逝。当车子拐弯的时候,由于速度太快,车子顿时失去平衡,司机无法控制,刹那间车子翻进了路边的深沟里。车上的人全被抛出车外。海明威和佐诺斯急忙刹车,飞也似地跑去抢救遇难的人。那些人有的已当场死去,有的受了重伤。海明威不顾一切踏进没膝深的乱石草丛中,急忙给受伤者包扎伤口,揩干他们脸上的血迹,想方设法做到他所能做到的。起初,佐诺斯被这种惨象吓住了,但很快他便紧跟在海明威身边协助抢救工作。尽管彼此的政治见解不同,但在这次事件中,海明威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佐诺斯永远难以忘怀。
  三天之后,海明威坐飞机到马赛取回他存放在那里的邮件。其中有月前伯金斯写给他的一封信,说他已经阅看了《第五纵队》一书的稿子,认为写得很好。他说:“阅后印象很深,也很受感动。这足以说明你在《生存还是死亡》一书中所显示出来的才能,并进一步证实你已进入创作的新境界,取得可观的成绩。”第二天,海明威在复信中说,他原先指望能看到他写的那个剧上演。但由于三月份奥斯丁派克突然逝世而不能实现。奥斯丁曾答应秋天在百老汇上演那个戏,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过,他说他并不很担忧,他正在十分舒畅地度过他回到欧洲后的第一个全日假期。他希望能这样连续休息一个星期。可是,他必须在五月六日清晨起床乘飞机回西班牙,到瓦伦西亚上方的卡斯特隆前线视察。
  厄内斯特同北美报联签订的合同行将到期。约翰维勒对厄内斯特拍给他的电讯并不怎么欣赏,毫无选择地采用。依靠维勒提供新闻情报的纽约时报四月份不满地说,厄内斯特拍回来的电讯内容常常和该报的记者马修斯的相同。起初,维勒限制厄内斯特报导人们喜闻乐见的人物趣闻,不直接写情况报导,想以此来消除纽约时报的不满。后来他又指示厄内斯特只写特别重要的报导。显然,这些要求对发挥厄内斯特的能力是不利的。事实上,他为北美报联的工作同二十年代他为多伦多明星报的工作差不多。他能从经济和力量的角度总结出一套策略来。他对研究地理、形势有浓厚兴趣。他的作品写得很出色,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喜欢引用他同士兵和老百姓谈话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带有作者本人的很大倾向性,但其真实性是十分可靠的。他的优点固然不少,他的缺点也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维勒比较清楚。在他的描写战争小说中,有一种十分奇特的单调的格式。他喜欢描写血肉横飞的场面使读者精神紧张、惧怕。他常常暗示,他单独一人工作。但实际上他经常同玛萨、马修斯以及迪尔默一起工作。他也常常自吹自擂,希望他的读者和雇主能充分了解他正在最前线工作。在观察分析事物方面他还不如多斯;在工作的细致、准确等方面他也比马修斯和迪尔默略为逊色。
  厄内斯特乘飞机去阿里坎特。从飞机上往下望,维纳罗兹和贝尼卡洛的轮廓清晰可辨。可是这两个地方现在都被敌人占领了。“那赤黄色的山脉,”他写道,“象一条巨龙,从内陆一直延伸到海边挡住了弗朗哥军队向卡斯特隆的去路”。阿里坎特和瓦伦西亚处处都充满着战争的气氛。适龄的男人全都穿上军装。昔日商店,饭馆里的繁荣、热闹的气氛已不复存在了。在沿海地区的卡斯特隆全城的人都在挖防空洞,形成一个地下防空网。空袭警报一发出,人们象老鼠一样纷纷钻进地洞。驻扎在奥罗彼沙的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司令在会见海明威时笑着说,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们将同敌人血战到底,不轻易放弃每一寸土地,即使要作战略撤退,也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向海边撤退。
  厄内斯特已经有五个月没到首都马德里了。当他开着车子从瓦伦西亚到达马德里时,佐诺斯已在那里等他。他们一起先去新闻检查局后到弗罗里达旅店。路上他们为了政治观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厄内斯特象只捕鸟猎犬瞪着眼,望着佐诺斯大声说:“我喜欢打仗的共产党人,不喜欢说教的共产党人。”佐诺斯十分沉着地反驳他,指出那是一种虚伪的选择。他说,共产党人之所以打仗打得好,正是他们会作宣传工作,对事业充满信心以及有明确的宗旨。厄内斯特象个拳击手,摆开架势站在房子里,两只巨臂轻轻地来回摆动着,蓄着短髭的下巴气势汹汹地向前倾突,仿佛就要同人家打起架来似的。突然,他放声大笑。这是他的老习惯,说明他不想再辩论下去了。“嘿,”他说,“我想你一定是一个……他妈的大主教。喏,咱们喝一杯吧!”
  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不一致,但厄内斯特忠实地站在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这一边,这是毫无疑义的。他对当前局势并不抱乐观态度,他在打电报给约翰·维勒时说:
  这次到前线采访,发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无论白天黑夜人们都在挖防空洞,壕沟,用沙袋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敌军前进,延缓该城市受包围的时间。预计,将有一场激战。这样,就可使卡斯特隆暂时喘一口气。弗朗哥可能会从托鲁尔挥军直插卡斯特隆和瓦伦西亚之间,把这两个地方分割孤立起来,再各个击破。显然,不久将发生一场恶战。这是一个战争的年头,丝毫不可乐观。
  可是欧洲的一些外交家们都说,战争将很快在一个月内结束。

离弃

  五月中旬,当厄内斯特和玛萨回到巴黎时,发现伊凡西普曼、弗雷迪凯勒和马蒂霍里汉已住在里普酒馆的对面街一家叫阿戈恩旅店里。凯勒和霍里汉同路,他们离开西班牙时碰到了许多麻烦。他们被西班牙有关部门扣押等待美国大使威廉布里特带着玛萨、谢安和马修斯等三人的证明前去保释。西普曼曾被抓捕关进监狱。后来,通过朋友担保才释放出来。厄内斯特立即对他们加以安抚。他带他们到朗乔普斯体育场去进行体育活动,把他们介绍给一家书店老板赛尔维亚彼哥,请他们到里普酒店吃饭。此外,他还单独带凯勒去听音乐会。在音乐会上,他以行家自居大谈特谈音乐旋律的配合法,并且劝说凯勒谈一谈尤里西斯格朗的回忆录和罗曼罗兰的小说。
  这四位参加国际志愿军旅的美国人甘愿当揩油乘客,搭乘“诺曼底号”邮船前往美国,并于阵亡战士纪念日①那天抵达纽约。在纽约,厄内斯特没有公开谈起其他几个人的情况。他只对记者说,他自己计划返回凯威斯特岛去,动手写小说。当记者问他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情况时,他说,他一直在前线报导现场情况,弄得精疲力竭,发腻了。不过,一旦那里的战事恶化,他可能重返西班牙。他又说,弗朗哥已感到兵力不足,而且他的军队里有外国士兵,常发生磨擦,使他大伤脑筋。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组织得好,纪律严明,可望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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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国大多数州定为五月三十日。

  在纽约逗留期间,厄内斯特去华盛顿广场附近探望杰伊阿伦和他的妻子。他盼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他妻子波林的消息,想知道波林是否仍愿意继续维持他们的婚姻关系。这种含糊不清的意图使阿伦夫妇大为诧异。厄内斯特指摘波林的妹妹吉尼挑拨离间,恶化他和波林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做目的是想把责任推到吉尼身上,把她做替罪羊,而丝毫不敢承认,他同波林婚姻关系的破裂,关键在于他同玛萨的相爱。
  阿伦夫妇虽然认为波林已完全接受导致这场婚姻破裂的结果,但心里总免不了有些怀疑。厄内斯特装作若无其事回到凯岛。显然,他决心厚着脸皮干到底。
  厄内斯特回到家里,波林对他十分冷淡,但仍关心安排他的日常生活。厄内斯特每天安排好时间,除了外出钓鱼外,其余时间分成两半。一半用来为《肯恩》杂志写文章,另一半用来写小说。小说是根据他在马德里齐科特所收集到的材料写的。大卫斯马特因在《肯恩》杂志第一期上登了两幅关于共产主义的漫画,结果被指控为“赤色分子”。斯马特说,仅仅因为《肯恩》杂志反对法西斯主义,就硬贴上亲共标签,实在太不讲理了。厄内斯特认为,如果《肯恩》杂志真的亲共,那么编辑要嘛是个傻瓜,要嘛是个恶棍。不过,他仍然同该杂志签订合同,这一年的夏季仍然要为该杂志写稿。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斯马特答应每周给厄内斯特一百元,随便他写什么文章都行;第二,厄内斯特想利用这家杂志作为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武器。他的第六篇文章谴责美国政府里的所谓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利用权势,玩弄花招否认西班牙现政府有权力购买武器去对付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另一篇文章指摘多斯帕索斯对佐斯罗布尔的问题在政治上表现出过份天真。还有一篇文章严厉谴责纳维尔乔姆伯兰和法国的外交大臣们背叛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忠于共和政府派。厄内斯特请求罗斯福在时间来得及的时候,旗帜鲜明,起来反对乔姆伯兰,坚决支持共和派,成为一位受人民欢迎的伟大总统。
  六月二十二日,厄内斯特到纽约去参加路易斯·史奇梅林的拳击赛。约翰维勒愿意用二百五十元的代价买他两篇描写拳击的文章。一篇报导拳击手的情况,另一篇叙述拳击的过程。维勒还建议和格朗特兰德·赖斯,朱里安斯特里克和吉纳图尼到大学俱乐部去吃饭。这两个建议都被厄内斯特拒绝了。相反,厄内斯特请这些人到圣雷格斯去吃饭,并给《肯恩》杂志写了一篇措词通俗活泼的文章《我的好朋友加根图大猩猩》。加根图是灵格林兄弟马戏团里的一只大猩猩的名字。吉纳图尼多次谈到,一个在青壮年时期体重超人的人能击败任何一只大猩猩。厄内斯特写道:“吉纳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不怕大猩猩,他敢打它;因为他有脑筋,掌握了方法。”看这样的拳击赛比看路易斯·斯齐梅林的拳击赛还精彩些。在那场比赛里斯齐梅林被打得喘不过气来,靠在场边的绳索上,眼里闪着泪花。可是路易斯的拳头仍象雨点一般无情地落在他身上。这种情况厄内斯特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还注意到图尼和加根图也在那里。
  厄内斯特又接连给《肯恩》杂志写了三篇新闻报导。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作出预测,说最迟到一九三九年夏天,欧洲就会爆发全面战争。他的这一预测,后来应验了。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赞扬了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的一位神经错乱的将军曼格达率领部下打退了叛军的多次进攻,牢牢地控制住在加达拉马赛拉的阵地。第三篇文章狠狠地批评一些记者捏造事实,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电讯发回去。这是厄内斯特和马修斯经常讨论的问题。他写给《肯恩》杂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第二年(一九三九年)一月。至此,他同该杂志签订的合同就此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所写的文章自成一类,不象他以前写给《绅士》杂志那样有关体育运动的信件式文章。尽管他的文章和电讯范围受到限制,但每篇文章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写的。这个主题是:坚决主张并一再强调,必须反对和制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发动世界大战。他认为西班牙的内战只是更大规模战争的一个序幕。他要求美国政府卖武器给西班牙忠于共和政府派,帮助抗击法西斯主义。可是美国政府没有丝毫反应,也没有采取相应对策阻止英、法外交官玩弄政治权术和空谈“我们时代的和平”。
  七月初,厄内斯特的短篇小说集最后定稿出版。在这四十八篇小说中,只有《在密执安那边》一篇使伯金斯感到伤脑筋。厄内斯特为它辩护说,那小说内容令人悲痛,但不低级。他承认有缺陷,人物对话太刻板单调。然而,他相信,书中所描绘的具有魅力的那个雾濛濛的码头标志着作者掌握自然主义描写艺术的开端。除了上面说到的四十八篇之外,他还加上他那小说《阿姆普斯塔桥边的老人》,以及《第五纵队》和《第四十九个故事》。他正期待着评论家在他的书出版后对他的指责和攻击。那样,他就有充分理由来回击他们来发泄心头之恨。但是,他写信告诉伯金斯说,截至写信之日止,还没有人指责他自私或狂热地声称许多评论家讨厌海明威,想破坏他的名声,使他写不成书。厄内斯特觉得对于某些问题,自己也应负部分责任。过去,他一向脾气暴躁,如今,不喜欢他的人仍以此为理由来反对他。
  现在还有两个大问题要解决。第一是为这本书的出版准备一个序言;第二是《第五纵队》这篇文章是否要发表。八月三日,他说,他对那个剧本感到恶心。他花费了七、八个月才把它写成。他想把这篇文章暂摆在一边,这样做有好处。如果他同意让别人把这剧本重新写过,搬上舞台,可能还有点利可图。不过,情况很糟糕,“都不可靠”。因此,还是按原稿出版。作者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就让读者去评介。
  凯岛的夏季,气候变得酷热异常,厄内斯特决定带他妻子波林和孩子们开车到怀俄明山区去呼吸清新的空气。他们的长途旅行于八月四日开始。但车子才开到帕尔姆海湾,他的那只有毛病的左眼眼珠被擦伤了,接着右眼也受了感染。这种情况,以前他在瑞士时也发生过一次。他们住在汽车游客旅馆里。厄内斯特整整两天呆在房里,关起百叶窗,不敢出来。第三天,伤势略有好转,他的左眼上贴着一块大纱布,右眼不时流着眼泪,弄得视线模糊不清。他仿佛象个恶魔开着车子疯狂地逃离酷热和潮湿的地方。车子到了丹佛,他的钱用光了,立即打电报向伯金斯要钱。八月十七日,海明威一家住在勒巴特牧场。天正在下雨。这时他已经校正完全部书稿,开始写书的序言了。
  厄内斯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写信给波林的母亲了。他每次在写给她的信中,不是说得天花乱坠就是遮遮掩掩含糊不清。他心想,出版他的剧本可以赚一笔大钱,这好象你牵着一匹马到制作肉罐头的工厂去,而同时又希望在肯塔基大赛马会赢一笔大钱一样。然而,十八个月来,他重写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同别人合作拍摄了一部电影,写了一个剧本,为杂志撰写了十五篇文章以及发出价值一万五千元的新闻电讯稿。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他雇请别的什么人来认真管好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可能还会做得更好些。他先后三次去西班牙,既没有被战争吓倒也没有受伤。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他非常偏执,自以为公正,无情和残忍。唯一能使他的生活过得体面的是基督的教规和宗旨对他的约束和指引。问题是西班牙国内的教派都站在敌人那一边。这种事实深深激怒了他,一气之下祷告也不做了。一种宗教信仰竟同法西斯主义这样紧密勾结。这种现象多么奇怪,发人深省。
  八月二十日,该书的序言写完了,邮寄给伯金斯。这篇只有一千字的序言是对该书非正式的评论,措词既矜夸又委婉谦恭,口气象他写给波林的母亲的信一样。其中他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隐语。作家总是用他的秃笔走到那里写到哪里,做什么就写什么。既然知道刀具可以重新磨尖磨利,那么,不断地使用总比把它束之高阁,任其生锈要好得多。因为,长期不用,等到要用时才发现已经不行了。在序言的结尾,厄内斯特写明了这本书是献给谁的。他十分工整地写下他的手笔:“作者怀着诚挚的爱谨将此书献给玛蒂和赫伯特”。在巴黎,在巴塞罗纳,瓦伦西亚和马德里,甚至在纽约,人们都十分清楚他同玛萨的关系。但他一直小心谨慎,尽量不露出破绽。如今那小说已经写完,他和玛萨的关系也不必再遮遮掩掩了。虽然他在书中没能明确表示他对玛萨的一片衷心,但他终于以一种新的方式表示自己对她的无限忠诚。
  眼下,连怀俄明山区清凉的气候也留不住他。八月三十日他飞抵纽约,在巴克莱饭店同伯金斯共进早餐。第二天他搭乘“诺曼底”号邮船前往法国。到了巴黎,他又同玛萨聚会。他把在凯岛因天气炎热而中断写作的那本小说,重新继续写下去。在写作之余,他常同本盖拉赫到山林间打野鸡和飞鸟。十月二十日他已写完两个短篇小说和一本长篇小说中的两章。其中一篇小说《激战的前夜》,开头描写一九三七年四月作者亲眼见到的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攻打派索罗塞尔的情况,接着描写他在弗罗里达旅店的遭遇以及在格朗维阿旅店地下餐厅的情况。厄内斯特满怀高兴地把这篇小说邮寄给《绅士》杂志的金格里奇。
  厄内斯特的书终于出版了,一本红色封面的厚书,大约有六百页,是他迄今所写的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评论界的反应和以往差不多,有褒有贬。波林当时正在纽约度秋假,便把收集到的第一批评论资料寄给厄内斯特。他看了之后又怒气冲天,甚至当伯金斯打电报告诉他,头两个星期,该书就出售了六千册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的怒气还没有消。爱德蒙威尔逊说,小说写得不错,但剧本却不敢恭维。克里弗顿华迪曼同意伯金斯的观点,阅读他的剧本时,心情相当激动。他说海明威是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佳短篇小说家。马尔科姆考莱说,朵拉西布里齐的形象使得剧本的内容不成为悲剧,甚至爱情与责任感之间的冲突成为正确合理的了。朵拉西只是激进派运动组织的一个外围低级盟员。厄内斯特在描写两次战争中的情况时,十分强调了暴力。现在充满着血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行将结束,暴力却成为现代世界司空见惯的事了。
  厄内斯特把存心摆脱波林的计划同到西班牙去结合起来。十月下旬,他写信告诉伯金斯和金格里奇,他已经对波林讲清楚,他将呆在西班牙直到战争结束。因此,他谢绝了有人好心地向他提供在一个新成立的支持忠于共和政府派的法国部队里当上尉的好意。当然,离家远走高飞还有别的理由,他带着伤心和轻蔑的口吻谈到双方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感情破裂,已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他说,他决心在十一月初到卡塔洛尼亚作最后一次访问。最后回家专心创作长篇小说。
  十一月四日,在巴塞罗纳·马修斯和迪尔默找到厄内斯特研究共和政府的前途和命运。国际旅在九月底开始从前线后撤。撤退的那一天刚好是那个年青人吉姆拉德纳失踪死亡的时候。由恩里格·利斯特率领的第十五旅仍占据埃布罗河对岸的桥头堡。十一月五日厄内斯特同汉斯凯尔将军驱车南下到塔拉哥纳和华尔赛特,同行的还有亨利巴克莱、马修斯、锡安和《生活杂志》摄影记者鲍勃卡博。埃布罗河河水正在上涨,汉斯将军找来一条小船,让船工渡他们四个人过河,用香烟代替船费。上岸后他们步行到摩拉镇。只见到处断垣残壁,一片废墟。丢弃下来的几辆坦克和运输车静静地躺在路旁空地上。第五军团司令部设在一处高地上一幢石砌的白色房子里。他们见到里斯特将军。他很热情,但显得忧郁。他正准备放弃这个桥头堡,把部队撤到对河去。后来他派凯尔送他们四个人回去。过河时租了另一条小船。船到河中间时,激流把船冲向一座被炸坏了的铁桥那里,厄内斯特急忙抓起一把桨,奋力地把船划开才避免发生碰撞。由于他的努力,他们得以安全上岸。
  第二天,厄内斯特同马修斯来到里波尔市。这个市镇靠近法国边界,离班格马达姆五十公里。参加国际旅的一些美国自愿军到达那里已经十天,等候在十二月二日作最后一次疏散的命令。在街上,他碰到阿尔瓦·贝西。四月份他们曾在埃布罗见过面。
  “见到你还活着,真高兴,”厄内斯特说。
  “我也高兴,”贝西答道。
  “我总觉得,”厄内斯特继续说,“你会到这里来的。”
  贝西感到十分茫然。
  “你听过我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是吗?”厄内斯特问道。
  贝西说,海明威讲话的内容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因为听了我的报告,有许多人自愿跑到这里来了,”厄内斯特说。
  贝西觉得厄内斯特当时讲话的声音仿佛仍在他耳际回响。在他那个讲话中,别人觉得厄内斯特在关于他访问战争中的西班牙方面有夸夸其谈,妄自尊大的现象。到底他有没有呢?
  在巴塞罗纳的那天晚上,在苏联真理报记者布列斯拉夫斯卡亚的住所里聚集了一大批人。厄内斯特和安德烈马尔劳夫都出席了。厄内斯特眼睛盯着马尔劳夫,一面喝着威士忌,心想,他的这个对手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忠于共和政府派军队还未取得任何可观的胜利时,极力想摆脱战争的困境,以便写出象《希望》的惊人之作来。那天晚上他们又唱又跳,一直到了半夜。后来布列斯拉夫斯卡亚的司机——一个高个子,面容严肃的人,提议大家起立向为保卫马德里而献出生命的战士们默哀致敬。厄内斯特手里拿着酒杯,低着头默默地站着。同站在这房里其他的人一样,他也有许多朋友,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了,其中包括还没有死去的多斯帕索斯。至于他自己,他在这次战争中所得到的是一个作家的新生。他不忍心把许多新闻电讯,写给《肯恩》杂志的宣传文章丢掉,他把其中较好的收集起来存放好,作为备查资料。在厄内斯特的眼里,只有象里斯特这样有才识,有胆略的人才能把共和派垮台的时间延缓几个月。但是,他认为奸诈的政客总是躲在幕后出谋划策,政界里腐败之风越刮越烈。现在,该是解脱的时候了。作家的义务就是拿起笔来老老实实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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