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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 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 行—— 中南海。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丰泽园那道婉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的四边都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给斯诺的印象，这儿更象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斯诺关切地说： “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 “是呵。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象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的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作‘赤匪’。” “我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象‘赤匪’了。”斯诺又说。 毛泽东问：“我听讲，前两年你想来，有人反对？” “我写过信来要求的。”斯诺答。 “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这两年中，反对你到中国来的那些官们是一帮极左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都早被清除出去了。”毛泽东说。 斯诺说：“我记得，一九六五年元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一” 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份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 毛泽东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是动了点情绪的。他很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这一切。他让斯诺上天安门看到了个人崇拜，看到了他作为领油的绝对权威及无上优越，看到了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动，人们的情感就会象波浪一样翻腾，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去赴汤蹈火。他的声音从中南海的书房里发出来，亿万人民会怀着虔诚的激情当作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孤独的。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屋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副统帅也说得很明白，只要是他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象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才能披露一点儿。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独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复。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让刘少奇下台；这次，讲“四个伟大”讨嫌，尽管斯诺还没有理解其深意，可是历史学家在今天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已经觉察了林彪一伙的用心了。他又在考虑林彪是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在这年三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家同意了。可是，四月分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林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此后半年内，他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人家就是不听。林彪还是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他警觉了，还说“一句顶一万句”呐，狗屁！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会上抛出反对所谓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接着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打乱了议程，引起庐山的一场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他富于政治斗争经验，需要时就搞个人崇拜，不需要时就反对个人崇拜。 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和斯诺谈锋极盛。午饭时分，两人在北屋中间的起居室里，共进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他说： “中美会谈，十五年谈了—百二十六次。” “名符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他说。 “主席愿见他么？”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他爽快地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斯诺说。 他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这次谈话长达五个小时，直至午后一点。他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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