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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最快的速度在母亲百日的那一大赶到了我的家乡。 久病卧床的父亲，看到我忙三忙四地进了家门，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要准备母亲祭奠用的东西。我带着自亩的侄子和侄女上街去买母亲生前爱吃的东西，由于我长期没有理发，刚下火车，又是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结果，在街上引来了人们不屑的目光。我的心里十分委屈，有准知道这是我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呢？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集市上两位老人的议论：“你瞧，这个孩子多孝顺，他一定在给他的母亲带孝。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普通人能这么理解我的窘境，我禁不住向他们投去感激的目光。这些日子所受到的白眼，一下子都如冰雪消融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有许多非常不一样的人，有的人能难得糊涂，有的人会自得其乐，有的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有的人却总是被别人的意见左右，还有一种人天生的秉性就是打斗杀光奋斗到底。 我也许就是这最后一种人吧，对于很多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弄明白就会寝食难安。这种喜好刨根问底的毛病也可能造成了我生活中的许多悲剧。 在动物界，也有这种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动物，我们家乡有一种鹿科动物叫抱子，这种动物对人类的贡献，除了可以成为东北人餐桌上佳肴，皮可“成为保暖的褥垫。 小时候随军期间，妈妈给我们讲过这样的事情。早晨起来。爸爸在窗户看到对面山上有抱子，就命令警卫员到对面山上去取抱子，然后才从窗子里伸出步枪，一枪就把抱于打倒了。我家的墙上就挂着这样的抱子角，那是父亲在和别人打赌一枪打中了两只飞跑的抱子后留下的纪念物。那时，我们也经常有机会吃到达种抱子肉，而且，经常能看到有人把刚打来的抱子扔在地上，上面撒满了炉灰，使它们能成为一张完整的抱于皮。 猎人们都知道抱子有这样一个习性，在发现抱子以后，只要抱子没有发现你，那么，如果你第一枪没有打中，只要在那里笆静地等待就可以了。抱子被枪声惊吓后，自然会逃走，可是，这种动物却有一个置自己于死地的大性，它总要跑回来看一看是怎么回事，是谁在放枪，这个放枪的人又在哪里？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它转了一个圈之后，又会悄悄地回来…… 哎！猎人的第二枪总会瞄得很准，抱子的这种秉性不知葬地了它们多少条生命。 我大概也有这样的天性，所以很长时间我一直被一个念头同扰着，究竟什么时候，我的妻子送给了我一顶“绿帽子”？ 说实在的，我觉得“绿帽于“对一个男人来说太沉重了，我曾经千方百计地想否认它的真实性，甚至有时候靠对自己撒谎来欺骗自己：那可能是哪个小人故意造的一种舆论；或者是哪个阴谋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做的肮脏的部署；或者仅仅是一些无聊的人为了在茶余饭后给自己的生活添一些佐料而编造的黄色笑话而已。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愿意轻易地让自己面对这顶“绿帽子”，这其中蕴涵的侮辱足以便每一个男人汗颜。但是，它是事实，就像这本我不得不写的书一样。现在，这“绿帽子”已经不是传言了，它已经成了我无法回避的真实故事的一部分。然而，我仍然忍不住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时间，她把这顶绿帽子“有意无意地送给了我，这个原因，如果不是当事人自己学出来，那么我所能够得到的也仅仅是一些个人的猜想。如果刘晓庆没有撒谎的话，我想，在《芙蓉镇》的前半部，也就是在我到王村和我离开王村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她依然是我可爱的、忠实的妻子。这一点，也许还是用刘晓庆自己的话来说会更为准确。 记者：听说你在《芙蓉镇》里不愿意拍接吻的镜头？ 刘：怪了，你怎么知道？这次演胡玉音，为了要拍我接吻的镜头，我恼火极了，差点没跟谢晋急了。 记者：为什么？ 刘：我认为接吻是神圣的，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去表演。 记者：为什么不能表演，这有什么了不得？ 刘：是没什么了不得，拍出来了也没什么了不得，但拍的时候我恼火得很，我不干。 记者：演员就是表现生活，接吻是一种生活现象，反映生活的需要，刻画人物的需要，不演怎么行？人说刘晓庆敢演，看来也不凡得。人说刘晓庆思想很开放，我看，观念还陈旧得很。多刘：我思想很开化，别人这样做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不做！ 记者：这算什么开化？ 刘：我闹了很长时间，谢晋一定要拍。我说，我要是拍了接吻的镜头，人家还以为我把谢晋带坏了呢！ 记者：接吻镜头就是带坏了，这种观念本身就不对。谢晋让你拍是艺术上的需要，倒是社会上的世俗观念还很深，也会有不少把角色和演员混为一谈，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议论，那是他们的事。 刘：没法子，只好拍。男演员比我年轻，平时很少找他玩为了拍好接吻的镜头，我主动找他玩，把他想得很好，培养感情情，我们还互相鼓励要排除杂念。开拍之前我问他，你脑袋偏右还是偏左？免得接吻时发生故障，我们还互相保证，拍的时候不去想，也不笑。开拍了，机器转了好一会，他还是不肯过来我急了，大喊一声“来”，他才过来和我接吻。 如果刘晓庆没有跟记者撒谎的活，那么我想，刘晓庆和这个比她年轻的男演员发生的故事应该在影片的后一个阶段。在刘晓庆的那本巨著中，有一段话使我莫名其妙，它的大概意思是：“当我要拍一个含情脉脉的特写，当光打好一切准备要开拍之时。心明眼亮的导演会悄悄叫人把姜某找来坐在我的视觉范围内，那么这个镜头一定会拍得相当出色，在配青的时候，如果我不在，姜某要单独配一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画外音。导演会在姜某耳边轻轻他说：‘想想刘晓庆，想想她平时的样子！’众所周知的结果是这句话配得非常动人心弦。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和刘晓庆呕心沥血拍摄的《无情的情人》在上海首映了。当时，我在上海正在修改后来拍成的电影《大清炮队》的剧本。 算起来，我们这部戏的停机，已经是十五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这风风雨雨的十五个月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审查，经历了二十五次的修改，终于可以放映了，这足以显出这部片于顽强的生命力。 在影片公映之前，上海市的电影系统就把它和台湾的一部片子调出来放映。哼乡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丑媳妇总怕见公婆。所以每个导演把自己的作品呈献出来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迟疑，显得很不自在。特别是，《无情的情人》是我的处女作。观众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一点底也没有，心里非常忐忑，不敢去看。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硬着头皮去看了这部影片。 电影院里座无虚席，不知是那部台湾影片吸引着观众，还是我的这个有争议的片子使大家兴致更高？那时，台湾的影片还属于内部放映的范畴，能够看这样的片子被认为是特殊身份的象征，所以，观众们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 灯灭了，我坐在那里和大家一起注视着银幕上变化的每一个画面。所有做导演的，在他们开始这个行当的那一刻，就丧失了和普通人一样的欣赏电影的心境，他们在看到画面的同时，更会回想着这个镜头拍摄时的情景以及镜头外面的故事。所以，如果一部影片能够让导演们忘乎所以地融情其中，确实不容易。这不能不说是导演这个职业的遗憾，这也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我在看我的处女作的时候，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和我坐在一起的观众们，因为，现在在他们面前展现的，已经是被修改了二十五次，割爱了很多精彩镜头的拷贝。 我是在准备《大清炮队》的时期到上海的。我想，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突然的，总会露出这样那样的蛛丝马迹，只是在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记得有一次，刘晓庆突然问我，私生子是不是都很聪明？我乖禁有些诧异，因为我和刘晓庆已经名正言顺地结婚了，怎么又有了私生子的问题呢？刘晓庆连忙把话岔开了，说是同组的一个女演员想为一个画家生一个私生子，所以谈起来的。那时我并没有感觉有丝毫的不对头。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有些人就是那么傻，在众多的傻子中间，我可能算是最傻的一个了。因为，我傻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我常常在想，刘晓庆成为我忠实的妻子的日子究竟有多长虽然我一直希望它在半年以上，但是我想，也许不会吧！ 在我和刘晓庆的故事里，有一个自始至终了解我们的旁证人——巴经理，这个当年由葛存壮介绍的好朋友，多年来一真变生活上关心着我们．当时我从长春调到北京，也是落在他的厂里给他作厂长助理。 由于刘晓庆在北影九号楼的住房被分给了一个落实政策的老同志，我们只好换到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里。 这是个老式的两室一厅，所谓厅，不过是一个仅仅能摆下一个小饭桌的过道。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和刘晓庆的父母、小阿姨以及刘晓庆妹妹的孩子一起搬到了这个小单元里。六七个人呆在这个天地里显得是格外的拥挤。 就在这个时候，巴经理伸出了热情的手。因为我本来是厂长助理，理应享受厂级干部的待遇，这样，就在他们的宿舍里分给了我们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 说起来也怪，过了这么多年，每当我看到老巴的时候，都为没有报答他当年的慷慨感到欠他很多。因为在我和刘晓庆结婚到闹离婚的日子里，他都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旁观者目睹了一切。他是一个好心人，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有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也总是劝我，浪子回头金不换，相信刘晓庆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成为我非常贤惠的妻子。对于老巴的好心，无论我怎么泼冷水，他依然是那么自信，以致于许多次他好心的劝说使我岂有些恼火了。面对这样“痴心不改”的好朋友，你又能怎么样呢？以致于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竟然会产生错觉，好像做锗的是我，是我对不起他。 不管怎么说，老巴还是这个故事的不可缺少的见证人。 在我和刘晓庆还在上海的时候，老巴帮着把我们全家都搬到了新居。于是从上海回到北京，我们又一次为新家兴高采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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