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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陈启能 一 1988年6月，正当苏联广大中小学生面临紧张的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们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这学期的历史课考试被取消了。从6岁至16岁的学生都可以从这项决定中获益。他们不仅可以因此少开几次夜车，而且更重要的，可以少受一些欺骗。 这真是一项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清楚地表明苏联官方对迄今在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沿用至今的关于苏联历史的一整套说法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当然不止是历史教科书，掩盖了苏联历史的真相，讲给人们听的是许多谎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版的《消息报》热情赞扬这次取消历史课考试的决定，并尖锐地指责说：“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不能再让谎言毒害广大中小学生了，这就是决定取消这次考试的原因。 作出这个决定不是偶然的。这是苏联当前进行的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步骤。要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弄清楚历史和现实，苏联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改革之间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苏联今天存在的、已成为改革对象的高度集权、采取行政命令管理方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形成于30年代斯大林时期，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中间有过赫鲁晓夫等的改革尝试，但并未根本触动，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后期）反而得到加强和巩固。由此可见，苏联的这套旧的体制已成为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被舆论宣传为完美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从理论上（从哲学上、经济学上等等）千方百计得到论证。更有甚者，这个体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真相被掩盖了起来。人们知道的只是专为这个体制唱赞歌的，由斯大林审定、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了调的不真实的历史。 今天要改革斯大林的模式，就必须要正本清源，必须要弄清现行体制的历史根源，必须要恢复历史真相，清除多年来制造的种种“历史神话”，总结7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能真正弄清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吸取教训，因而当前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从苏联的改革正式开展以来，有关苏联历史的种种问题很快就成为中心议题之一。揭露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恢复历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真正的“公开性”，就是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公众，敢于揭露存在的问题，如果做错了就公开承认错误。这同样适用于历史。如果对历史真相遮遮掩掩，不敢揭露，对历史上的错误不敢承认和纠正，那当然也就不可能在现实中贯彻“公开性”原则了。因为历史和现实是分不开的。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此后，在苏联舆论界就掀起了“填补空白点”的热潮。在史学界也开始了“史学改革”。 这次史学改革的先锋、莫斯科国立档案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尖锐地指出，党史直到现在还是按《简明教程》的公式阐述的，只有它的作者（指斯大林）一人头上罩着一贯正确的光圈，而其论敌全都被抹了黑。今天谁都明白，《简明教程》是一面历史的哈哈镜，里面照出的人，一些是被不成比例地过分夸大了，另一些却被漫画式地缩小了。里面只有巨人和矮子，其实巨人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侏儒、各种错误倾向分子和人民公敌。苏联作协会员、哲学博士F·沃尔科夫认为：“我们国家的历史在许许多多著作中被糟踏成了这种样子，以致于满篇不是空白，就是黑焦油，已经到了无法再下笔修改的地步了，因而可行的办法不是修订这部历史，而是彻底矫正这面哈哈镜。” 打碎这样的历史哈哈镜，换上一面真正的历史之镜，首先是为了现实的需要。用沃尔科夫教授的话说：“被歪曲、被篡改了的历史产生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思想，而恰恰是对于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来说，‘真理’一经提出就变成了永不变化的公式，变成了铁打铅铸的模式。”一位叫E·萨夫佐夫的副教授也认为：“需要了解事件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是为过去一些诚实的名字恢复名誉，而首先是为了今天。这里首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人怎样进行当今的改革。绝不能指望能把当今最先进的思想长期地同《简明教程》中那种简单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我们走向何方——是前进还是倒退，这最终取决于我们对1929年、1937—1938年、1948—1949年这些事件的根源和真正含义能否搞清楚。” 我们看到，从1987年起，苏联国内掀起了一股“历史热”，至今方兴未艾。许多报刊杂志，其中《莫斯科新闻》周报、《星火》杂志等尤其引人注目，纷纷发表各种历史题材的文章、专访、回忆、资料，揭露许多历史上的问题，或者对许多历史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发表新的材料。看报成了许多苏联人每天要做的一件大事。许多报亭前，人们排起长龙抢购有新鲜内容的报刊。科学家们也开始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历史学家为填补历史上的“空白点”，在努力收集资料，进行研究。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格·斯米尔诺夫1988年6月20日的电视讲话，仅仅这个研究院的学者在填补“空白点”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搞清楚了100多个历史事实和现象。许多新的历史专着正在编纂中。譬如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将于1988年秋季完稿的斯大林政治传记《胜利与悲剧》，尚未出书，已经引起国内外的注目。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及作者的文章《斯大林现象》在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此外，关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书，关于20年代权力斗争的书等都在撰写中。新的苏共党史也正在编撰。一些过去被禁的著作纷纷开禁解冻，得以问世。如米高扬回忆录的第三部分，现在获得了出版的机会，其中一些章节已在报刊上发表。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反对农业合作社给斯大林的信也首次得以发表，等等。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可以说，这个问题成了苏联当前对待改革不同态度的两种力量之间斗争的焦点之一。以至戈尔巴乔夫多次出面公开表示支持对历史真相的揭露。1987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对苏共和苏联历史作“真实的分析，必然会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民主化、法制、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问题，简言之，解决改革的紧迫问题”。在1987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严厉驳斥了把当前恢复真相和公正，摒弃教条的做法说成是“冲掉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原理”，是“给社会主义历史抹黑”。他指出，绝不能允许改革和公开性被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绊脚石绊倒，被某些人的偏见和个人野心绊倒，并强调“这是与国家和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 二 在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中，在需要揭露的历史问题中，30年代和40年代末、SO年代初的大清洗可以说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中“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应该被恢复和填补，这不是偶然的。试想，为什么会有“被遗忘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空白点”？就是因为这些人物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后被枪决了，被赶出了历史，因而造成了“空白点”。简言之，这些“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主要是由“大清洗”造成的。 这些被清洗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百二百，甚至不是十万百万。究竟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确切的数字恐怕还要历史学家去考订。但据苏联一些人士估计，数目是十分惊人的。譬如，苏联一位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1987年12月22日在电视节目里说，他估计斯大林时期的被害人至少有1500万。如果加上进劳改营、流放、剥夺自由等其他形式的迫害，数目就更要大得多。譬如，据一位接近官方档案的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发表的数字，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有120O万人被关在劳改营中，如加上流放和其他形式的处罚，则有约7400万人。这些数字是否完全确凿，恐怕还有待进一步考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清洗”涉及的面极广，仅被处死的就不计其数。而事实已经证明，这些遭到清洗处死的是无辜的冤死者。 “大清洗”的对象主要不是普通老百姓，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军队、共青团、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各行各业，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许多都遭到了镇压。譬如，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中指出，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举行）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苏联方面统计的数字：5个元帅中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这样惨重的损失对军队造成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大清洗规模之大和性质之严重，所以就造成苏联历史上出现许多“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如果考虑到这许多“被遗忘的人物”中，很多都是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和有功勋的人（当然他们也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那末就不难想象，把这一切都一笔勾销的话，一部苏联历史如何能够完整、真实？因此，如果要填补“空白点”，恢复“被遗忘的人物”的应有地位，恢复历史真相，就绝不能回避大清洗这个可怕的事实。 这里首先需要“正名”。我们过去（恐怕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总是把“大清洗”说成是“肃反扩大化”。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套苏联的历史。我们总习惯说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直到最近发表的文章仍是如此。其实苏联人自己并不这样说。他们习惯用的是镇压、清洗、恐怖、迫害。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为例，这个报告的重要内容就是讲30年代和以后的清洗。赫鲁晓夫说的是“镇压运动”、“利用政府机关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办法”、“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等等。这同“肃反运动”的提法是根本不同的。“肃反运动”，顾名思义，首先是肯定有反革命存在，需要去肃清，这个大方向并没有错，在这个前提下，即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不管范围有多大，似乎也只是正确方向下出现的偏差或严重偏差，因此对运动本身似乎不能全盘否定。而苏联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斯大林及其帮手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大规模镇压措施和违法行为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上面这句话之前，他指出斯大林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指出斯大林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为捍卫社会主义成果作出了“不容否定的贡献”，同时指出他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滥用权力”。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当然还需要深入研究，苏联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以后还会更多地发表。这里不去说它。这里想说明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的政治错误和罪行是作了区别的，而这样区别是有道理的。譬如，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立高度集权的宫僚行政体制，乃至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的判断和指挥错误以及外交方面的错误等等，这些方面的弊端和失误，哪怕十分严重的，恐伯还应归人“严重的政治错误”。即使其中有的措施今天看来完全错了，也造成很坏的后果（譬如1929至1931年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但还是多少可用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首次建设社会主义来解释。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是方法、判断、措施，乃至理论都错了。唯独“镇压运动”不能这么说，这不是简单的犯了错误，而是罪行。因此，把“大清洗”说成是“肃反运动”是不恰当的，这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是犯了扩大化或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或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在事后判断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时，称之为“镇压运动”的。这是就其实质而言的。可是在当时呢？在当时难道不是作为“肃反运动”开展的？ 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 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是同党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年代三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即1923—1926年同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1927年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斗争；1928—1929年同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或称“反右倾斗争”，同30年代后期的“镇压运动”直接有关。“大清洗”是从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害以后开始的，实际进行主要是在1936—1938年。 且不说基洛夫被刺案本身疑窦重重，有许多迹象表明同斯大林有关。就从后来事件发生的实际进程来说，基洛夫被刺案很快被用来作为镇压斯大林在20年代党内斗争中的老对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借口。基洛夫被刺被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干的。从这里开始，许多骇人听闻、难以想象的罪名被加到过去的反对派头上。大家知道，在30年代大清洗时期，在莫斯科举行了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这可以说是这次大清洗的主要标记。第一次是在1936年8月，被审的是所谓“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在1937年1月，被审的是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17人被处死。第三次在1938年3月，被审的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1937年6月，还审判了一批著名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8人），罪名是参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受害者的主要罪名都同过去的反对派有关，特别是同托洛茨基有关（托洛茨基因为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因而只能缺席审判，无法把他枪毙，但他后来在1940年也在墨西哥被暗杀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罪名是外国间谍，这是为了加重罪行。 当然，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止于过去的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在大清洗疯狂进行、法制破坏殆尽、人民的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什么坏事不能发生？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许多党员也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的人的告密、诽谤，有野心的人的抉嫌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者，以及奸佞小人陷害忠良、仗势害人的种种罪恶行径，更是层出不穷。加上一人遭殃，祸及九族，这样被镇压的人数自然越来越多。然而，总的说来，这次大清洗的主调还是要消灭党内的反对派和潜在的对手，还是同党内斗争有关，主要是同党的领导层的斗争有关。其结果，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战友被从肉体上消灭。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十一大，1922年召开）选出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人在大清洗中被处决、暗杀和流放。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5年，联共（布）中央先后选出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O人死于党内斗争。 这难道是“肃反运动”？有谁能相信，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出生人死的革命者，到30年代统统成了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大清洗发生在1936年以后，那时20年代的党内反对派首领都已经公开承认错误，苏联也已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称“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革命分子反而格外猖獗？这是说不通的。 因此，就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30年代的大清洗也绝不是一般所说的“肃反运动”，不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现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破坏活动，需要发动一场运动去肃清他们，而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偏差。当然，关于30年代的大清洗，在苏联也是刚刚开始揭开内幕，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清楚的，即无论是基洛夫的被暗杀，还是以后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都是有明确的预定目标的，那就是要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和反对派。大清洗中的无数冤假错案，并不是简单地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而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现在知道，对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对许多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对经济工作者和军人、对科学家和文化人士的政治控制和镇压措施，是精心策划的伪造的结果。” 至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清洗，当时虽然已经没有2O—3O年代的党内反对派，但也绝不是一般的“肃反运动”。这时期主要是两大案件，一是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被害的是当时身居要职并有上升趋势的很有威信又很有主见的干部。这样的干部要被剪除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另一起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则是一件典型的诬陷案。 只有这样理解“大清洗”的实质，才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才可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这里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学者们去认真地研究。但首要的是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要求敢于抛弃不符合实际的旧观念、旧概念、旧的习惯看法。要根据客观实际去思考，去分析，去得出必要的理论结论和经验教训。这里一不要掩盖真相，而要揭露真相；二要抛弃旧的观念，建立符合实际的新观念。在苏联，当前“公开性”的执行往往和“新思维”的推行分不开，就不是偶然的了。 围绕着“大清洗”的问题，苏联报刊发表不少文章进行分析。虽然也只是刚刚开始，但有些新的看法已很值得引起注意。譬如，莫斯科大学的布坚科教授在1988年第9期《莫斯科新闻》上撰文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问题。过去只把这种问题看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人。可是这样就很难解释苏联尖锐的党内斗争，难道都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苏联的大清洗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似乎很难说得通。布坚科教授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当然这个问题还刚提出，很多方面还需要讨论研究。不见得这个说法就能解释许多问题。然而，重要的是，敢于打破旧的框框，真正面向实际，大胆探索，并努力根据客观实际提出新思维。 三 1937年2月，布哈林在被捕前悲愤欲绝地写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绝命信，请求他的妻子把这封信熟背记住。布哈林相信他的不白之冤在将来一定会被洗清。他在信中高呼：“我向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你们的历史使命是有责任去解开一团可怕的各种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些罪行日益猖獗，象火焰一样燃烧，摧毁着党。” 布哈林是有远见的，他的坚定的信念使他相信，这团乱麻将来一定会被解开。但不知他是否预想到，这团乱麻的解开是多么的不容易。 1956年2月，离布哈林的绝命信整整19年之后，在斯大林逝世后三年，作为“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为解开这四乱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可惜的是，并没有把这四乱麻完全解开。 赫鲁晓夫严厉地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残杀无辜、大搞恐怖活动的罪行。在当时的确起了震聋发聘的作用。这个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赫鲁晓夫做得不彻底，他的揭露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他对大清洗本身的揭露是不彻底的，三次莫斯科审判没有触及，20年代反对派的问题没有动，这样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如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等都依然是反革命恐怖分子、间谍特务，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这样一来，大清洗中的主要案子没有推倒，尽管也平反了许多冤案，毕竟还是留下了个大口子。这样就不可能把问题彻底弄清。因为，给人的印象必然是：斯大林的清洗还是肃清了不少真正的反革命，其错误在于“肃反扩大化”。同时，不给20年代反对派首领们彻底平反，不仅大清洗的实质会被歪曲，而且也势必影响对20—30年代整个历史真相的恢复，对这一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农业集体化、工业化、意识形态争论、党内斗争等）的正确评估。 第二，赫鲁晓夫把大清洗的原因归咎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把个人迷信的产生又主要归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毫无疑问，大清洗同个人迷信是分不开的。但是，不管是大清洗，还是个人迷信，都不能单从斯大林的个性上找原因。这里面还有深刻得多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不触及体制，只从斯大林个性上找原因，这样的揭露和批判是很肤浅的，因而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 第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对大清洗的揭露，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没有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社会舆论的广泛发动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是秘密报告，事先既无很好的酝酿，事后又缺乏广泛的宣传讨论。直到今天这个秘密报告还没有在苏联公开发表（有消息说苏联塘公布这个报告），而西方宣传工具却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很快就全文公布了它的内容。这样反而造成了苏联国内的思想混乱。 然而，总的说来，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彻底解开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团由各种罪行组成的可怕的乱麻，但他毕竟打开了缺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曲折的，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不能要求这样的难题很轻易地就得到解决。老实说，从赫鲁晓夫当时所处的情况来看，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略。如果不算马林科夫在斯大林逝世后曾经极短期（一共9天）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外，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斯大林之后的第一任新的党的领导人。布哈林寄于希望的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中的第一任，就能以对当时来说相当大胆的作法为解开这团乱麻做出了努力，这是相当不简单的。这同时也说明，斯大林在世时，他的统治虽然看似稳固，但由他的许多违反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做法所造成和积累起来的矛盾实际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然而，总的说来，赫鲁晓夫并没有彻底解开这团乱麻。就拿布哈林来说，虽然1962年12月苏共中央委员彼·波斯佩洛夫（据说他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起草者）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宣布布哈林不是间谍和恐怖分子，但1938年苏联最高法院对布哈林判处死刑的判决并没有撤除。至于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人，连这点松动都没有。乱麻，可能松开了一些，但依旧还是一团乱麻。 接着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长达20年，根本谈不上解开乱麻问题。 转机来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 1988年，布哈林被枪决之后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他在绝命书中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发出的呼吁才真正被听取，他的愿望（把他头上的污秽冲掉，宣告他无罪）才完全实现。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定，撤销1938年对布哈林、季可夫等十人的判决。在这之前，对同一案件中被牵涉的克列斯京斯基等另十人的判决也被撤销。这样，在这个案件被判刑的21人中，只有雅哥达一人未被平反。雅哥达何许人也？他1934—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贝利亚的前任，直接参与镇压的刽子手，后来被抛出作为替罪羊。如今，大清洗的受害者被平反昭雪，大清洗的直接参与者依旧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遗臭万年。真所谓，善善恶恶，自有天报。 接着，据3月26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正式撤销了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罪名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八人的判决。在此之前，1950年的“列宁格勒案件”也被彻底平反。这次案件没有象莫斯科审判案那样举行公开审判，被害者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也没被正式开除出党，只是收回了他们的党证。考虑到这个情况，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于2月26日作出决定，重新确认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三人的苏共党员资格。 又一个重大行动是在6月13日作出的。这一天，苏联最高法院作出决定，为当年在莫斯科第一次和第二次审判案中受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等33名老布尔什维克恢复名誉，宣布他们无罪。 最后剩下一个托洛茨基了。托洛茨基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因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因此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没有被正式判刑，也未遭枪决。他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加上许多罪名。因此，对托洛茨基自然也有一个平反的问题。比较复杂的是对他的许多活动的评价问题，当然对别的已被平反的政治家也有一个评价问题，但对托洛茨基要更为复杂，因为他1929年出国以后还进行了许多活动。但不管怎么说，公开性的原则、恢复历史真相的做法，对托洛茨基也应该是适用的。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否彻底贯彻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已经有两位有影响的人物在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托洛茨基，要为他平反。1988年6月17日，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著名改革派人物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政府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必须为所有那些根据虚假的证据遭到镇压和被指控的人恢复名誉，托洛茨基就属于这些人之列。”他接着指出，为托洛茨基平反并不意味着赞成他的主张。阿法纳西耶夫说：“至于在政治上恢复名誉，我认为在这方面也将有所突破，但是，这要取决于对我们的历史以及对党内的政治斗争进行深入的研究。” 十天之后，6月27日，苏联《共产党人》副主编奥托·拉齐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国家应该撤销对托洛茨基的间谍指控，苏联历史书中应当重新写上他的名字。但是拉齐斯不主张为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他说：“我们应当停止把他的名字从历史书中勾掉的做法，给他在革命和（革命后的）内战中应有的地位以及作为红军缔造者的地位。我们应当还他以本来面目，既不美化也不丑化。” 今天，大清洗中的主要冤案已经平反，20年代反对派首领的不白之冤已被推翻，根据这种实事求是恢复历史真相的原则，原先的苏联历史必然要重写。在对苏联历史没有作根本的改动之前，决定取消中小学的历史课考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没有阻力的。围绕着“公开性”政策，围绕着恢复历史真相的做法，斗争十分激烈。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文章作者声称，当前报刊上不少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上述文章进行迎头反击，尖锐地指出，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是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目前，这场争论虽然已经过去，但斗争并未停止。 尼娜·安德烈耶娃断言，对大清洗和其他历史问题的揭露，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这种思想恐怕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如果真正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论是苏联人民几十年取得的成就，还是历史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客观存在。就象不承认问题的存在、甚至千方百计加以掩盖并不能把问题一笔勾销一样，客观存在的成就也是无法否认、抹煞的。如果要否认、抹煞成就，也象要掩盖、否认问题一样，只会延缓历史的发展，并为此付出代价。因此，并不能因为要实行公开性，要恢复历史真相，就一定会否定和抹煞成就。现在的问题往往是，人们在成就的掩盖下。不敢去揭露问题；或者怕否定成绩，就去讳言、掩饰问题。 一个社会也如同一个人一样。一个社会出现问题犹如一个人生了疾病。如果讳疾忌医，人的毛病就无法治愈。社会也一样，社会的弊端和毛病，如果不揭露出来，就无法找到治愈的方法。给人治病，并不是要把人治死。给社会治病也是一样。目的都是为了挖掉病灶，使身体健康起来。如果说，社会和人在这方面还有区别的话，那么，一般说来，人患了病，真正要想隐瞒病情不请医生的，恐怕还在少数。而一个社会有了弊端，要下决心去揭露它、医治它，恐怕要困难得多。这里面的原因是明显的，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利害关系。但有一点也是肯定的，不管多么困难，有了病总得去治，早治比迟治好。 拿苏联来说，今天揭露历史上的问题，正是为了克服社会中的弊端，为了今天的改革，为了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譬如，揭露大清洗的内幕，不仅是为了平反冤假错案，为历史上无辜受害的无数正直的人平反昭雪（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更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弄清出现大清洗悲剧的原因，挖掉根源，健全法制，发扬民主，保证这类罪行以后不再发生。这件事情做好了，所得到的收益是无法比拟的。 在这一点上，社会也和人一样。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人总是在不断犯错误的过程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一个社会也是一样。任何社会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发展。过去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一切自然而然都是好的，怎么可能出现弊端和问题，甚至象大清洗这样严重的问题。如果从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待问题，这原本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早就原则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说，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单独地出现的。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说就是苏联），旧社会的痕迹自然更要比马克思设想的多得多。加上资本主义的包围，初创的缺乏经验，工作中的失误等种种原因，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出现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是并不奇怪的。重要的是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头脑和比较现实的看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大工程，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总是估计不足。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总结。目前，搞改革也是这样。但有一点十分重要。社会主义已经有了7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笔财富。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隐瞒，不夸大，必然会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加深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 苏联学者认为，在了解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了解为此所蒙受的巨大灾难。如果回避历史上这些痛苦的问题，那就无助于今天所要解决的民主化、公开性、遵守法纪、官僚主义等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如果以“成就”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那就是为今天的生活和实践中保留斯大林所创造的“解决”争端问题的方法，为他所创立的党和国家的结构、社会生活准则，最主要的是为专横武断的权力辩护。 我们看到，在苏联当前的改革巾，十分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注意革除旧政治体制的弊端。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28日开幕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的长篇报告中强调，在当前面临的许多复杂；司题中，“改革政治体制是最关键性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参政和管理国家。为此，要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建立完整的法制体系、加强人民代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党政职能分开、对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进行监督等等。这个改革纲领还只刚刚提出，在实施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对公开性政策的坚决执行，这是苏联当前改革引人注目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同苏联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对历史上的黑幕的揭露，恐怕是分不开的。 苏联著名作家阿纳托里·雷巴科夫于1987年公开出版了他酝酿了十多年的长篇小说《大清洗——阿尔巴托街的儿女们》。小说一出版，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很快被抢购一空。雷巴科夫在谈他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时说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造成了巨大的人员牺牲和经济损失，但最可怕的是道德上的损失。当人的生命贬值的时候，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丧失了，道德标准消逝了，心理气氛改变了……我的写作就是为了说明我们应当唾弃什么，我们必须摆脱什么样的桎梏。” 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幕前夕，苏联30个城市大约3万人签署了一份致这次会议的呼吁书，呼吁在莫斯科建立一座斯大林时期遭受镇压的牺牲者的纪念碑，以及有关这些牺牲者的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在内的信息研究和教育中心。“纪念碑”倡议小组的代表、地质学家尤里·萨莫杜罗夫1988年6月2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样做“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法律自我意识和培养我国公民具有不与罪恶与暴力相妥协的精神”。7月4日，苏共领导作出决定，在莫斯科建立这样的纪念碑。 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论是功勋还是罪恶，都已经永远逝去。但历史和今天又是不可分的。在今天的生活中处处可以见到历史的影子。历史可以成为财富，也可以成为包袱。关键就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但如何前进，速度如何，曲折多大……都同人们如何对待过去有关。 我们看到，今天，在苏联，历史又迈出了一步，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四 下面，再简单地谈一谈本书的情况。 1987年以来，苏联报刊十分活跃，发表了许多历史反思的文章、揭露历史问题的资料。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恐怕主要还不是历史学家，记者、哲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党政工作者、作家、各行各业的干部……纷纷投书报刊。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披露自己知道的事实，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专访，回忆自己切身的经历，公布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对不同观点进行热烈交锋……这是全民族的历史反思，是为了当前的改革回首历史，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总结。这里面不仅有对过去黑幕的揭露，有新鲜的历史事实的披露，更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当然，目前许多问题还没有定论，还在争论，还在探索。但重要的正是思想、启示、求索，而不是现成的答案。 对已有70多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这个变化，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关心世界发展的人，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关心我国改革的人，都应该注视它，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为此，我们决心编译《苏联历史启示录》，选择苏联报刊上最新发表的文章资料，尽快地奉献给我国读者。《苏联大清洗内幕》就是其中的第一本。 收入《苏联大清洗内幕》的文章，从内容上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在大清洗中受害人的案件情况的。这一类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因为大清洗中的案件太多，涉及党政军团科学文化各个领域，我们尽可能地各个主要领域都照顾到，这样多少可以从中看到当年大清洗牵涉面之广。大清洗中的主要案件，如“布哈林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等等，也都有收入。 第二类是关于揭露当时直接从事镇压活动的刽子手，主要是贝利亚的面目的。除了贝利亚之外，象叶若夫，以及过去揭露较少的维辛斯基等也有所涉及。 第三类是分析大清洗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的。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结合具体事例进行分析的，文笔比较生动，并不是干巴巴的说理文章。 总的来说，可读性是所有这三类文章的共同特点。因为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学术论文，而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报刊上的文章。文章的形式和文字都比较生动活泼。很多是对当事人或家属的采访，加上对第一手资料的摘录。这样除了可读性之外，还增加了这些文章内容的可信性。 但是文章牵涉到苏联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可能会给对苏联历史不甚熟悉的读者增加困难。为此，我们尽可能地加了注释，以帮助读者阅读。另外，有些文章的标题我们作了更动，有的加了副标题。 由于时间匆促和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在翻译、编排和注释方面肯定会有不少纰缪，敬请读者们给予指正。 最后，应该指出，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苏涵、营特金、陈京宪等同志的许多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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