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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事实真相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案件平反以后的思索

             尤里·费奥法诺夫

  我刚刚参加过苏联最高法院上午的全体会议。6月13日,最高法院撤销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同志的案件的判决。他们在1936年和1937年被处决。

  担心错过这一事件的记者们早已在互相询问:“会平反吗?什么时候?不会吗?那又为什么”?他们说的就是会不会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平反。提到这些人的名字说明,有两次对人民的敌人的公开审判仍然暖味不清,因为,布哈林、李可夫等同志还在二月份就被平反了。

  我不敢说,“人民要求”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我可以大胆地肯定“社会舆论的关注”。而且,这不是无谓的好奇。须知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令人担心:要是恢复事实真相的既定进程受到破坏,某种东西作梗,人们自然就会产生怀疑:事实真相将会基本上恢复吗?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异母姐妹的幽灵不会在天边出现吗?

  不过,现在公布了这个判决书,那些案件的判决被取消了。当时这些案件确实是尽人皆知的:一切都公开刊登,给人的印象鲜明、严厉、可怕。1934年,斯大林可能会用鲍里斯·戈东诺夫说过的话形容自己:我已达到了权力的高峰,一种绝对的权威,“一切都能做到”,“一切”都会毫无疑问地得到拥护——一致的全面的拥护,没有丝毫的疑义。从报刊上可以看出,某种虚幻的东西如何进入了当时的生活,这种东西是恐惧和热情,有组织的顶礼膜拜和甘愿抛弃自身的奇怪的交织物。

  过去,人们对于会议演说家或者报纸评论作者提出的非常模糊不清的问题,也要表示赞同或者及对,只要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大约是1934年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流行病,可以称之为“一窝蜂综合症”。大家知道,人群生活的规律具有一种反常的辩证法:他们无所制约,同时又会轻易地受到一声警呼“抓住他”的驱使;他们虽然不信,却会为一时感情迸发所控制;他们顷刻之间可以聚集上百人,但也可以转瞬即散,不过,他们也能够无限地膨胀,并且长年坚持……

  为了把一群人排除于社会之外,需要极其有力、疯狂和致命的打击。需要一种粘污了党和国家的耸人听闻的罪恶行动。于是,这种罪行完成了。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

  谁杀的呢?12月20日,侦查部门就已确认,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受地下恐怖组织“列宁格勒中心”的指使干的。起诉书中说,“这个反苏集团是一个秘密集团,它对群众的支持完全丧失了希望……”交付法庭审判的有14人,当月全部被枪决。

  但是,究竟是谁杀的呢?显然,尼古拉耶夫案件的审判没有给予所需要的回答。于是,1935年1月重新审理。不是审判此前默默无闻的尼古拉耶夫,而是昨日的领袖、极著名的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后来又开庭审判了加米涅夫、他的一名兄弟等一些人,即所谓的“克里姆林宫案件”。这是一次“试笔”,是测试社会舆论的气球:缺乏罪证的起诉,没有证据的判决会通得过吗?“工业党”已经被判决,“沙赫特案件”也已通过。可是,这些都是国内不知名的人。而现在则是……

  起诉书谨慎地说:“审讯设有确认据以向‘莫斯科中心’成员就下列问题提起直接控告的事实:他们在组织实行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上曾经表示同意或是曾给予某种指示”。没有事实。但是,苏联检察院检察长维辛斯基和苏联检察院重大案件的检察员n·台伊宁仍然签署了对19个人的起诉书。苏联检察院检察长N·阿摩洛夫批准了起诉书。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瓦·乌尔里希·N·马图列维奇、A·戈里亚切夫)的巡回审判会作出了判决。最高法院同样“没有确认事实”,但是起诉足以成立,因为被告“知道‘列宁格勒集团’的恐怖意图并且煽动这种意图”。结果,季诺维也夫判了10年,加米涅夫5年,其他人5至10年不等。从法制的角度看,不太令人信服,……但“试笔”之举通过了。

  但是,这种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某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作出的残缺不全的判决,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它仍得到大家的拥护。总的来看,需要施放烟幕,制造一种惹人注目的闹剧。于是,1936年8月,著名的“莫斯科审判案”的第一幕揭开了。这些审判在联盟宫公开进行,大厅里坐满了人,还有外国记者参加。审判程序的所有形式得到了遵守。被告,即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另外的14人当众供述,检察长讯问,称呼被告时用“您”。这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一案。所有人都被枪决了。在判决书上签署的是瓦·乌尔里希、N·马图列维奇、N·尼基琴科。

  不必叙述审判本身是如何进行的。它与随后进行的对皮达可夫一拉狄克“平行反苏中心”一案,与最后一次公开审判即1938年对布哈林、李可夫及其战友一案的审判,如出一辙。对最后一次审判的详情,报刊已陈述得相当充分,有细节、引文和评述。因此,叙述其他的审判就显得是简单重复。情况是相同的。只不过在第一次审判中还没有指控被告是间谍。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但是已经接近,因为他们实际上得到社会舆论对其任何举动的无条件的支持:来自上面的一切都受到一致拥护。

  1936年8月历日,在《消息报》第二版右上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在苏联检察院》。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已提交法庭审判。但是,所有报纸立即表达“劳动者的愤怒”:“对敌人毫不留情”,“把坏蛋消灭掉”等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学者和文化人士通过了决议;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党员大会;一些最先进的公民单独写信和附署集体信件,向斯大林同志表示忠诚。还没有看到被告的供词、判决,可是“群众”已经怒火中烧。社会变成了人群。可是,究竟所有这些要求消灭坏蛋的决议的真诚程度有多大呢?我不知道,什么也不能确定。但是,难道说人群的疯狂的冲动不是真诚的吗?

  整个这次运动发生在全国讨论已被称为“斯大林宪法”草案的时候。无线电不知疲倦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象苏联这样,“人民如比自由地生活”。《消息报》刊载一篇题为《人格的不可侵犯性》的文章说:法官和检察官应该“首先审理案件,然后实行逮捕”,“迟早应该提出允许辩护人出席预审的问题”,甚至提到了“人身保护法”,这是许多世纪以前论证无罪假定的文件。人们也读了这篇文章。可是却立刻要求“把坏蛋消灭掉”,尽管还没有开庭。

  这种双重的道德观念被粗暴地、执着地、大规模地加以灌输。很少有人想到法制。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律与永远正确的“政府”的行为混为一体。

  可是,出现了怪事。审判进行的第三天,《消息报》上登载一封信:“发自巴黎。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尽管被告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一直是社会党国际和国际工会联盟的最凶恶的

  敌人,我们仍然不能不提出一个请求:给予他们一切诉讼的保障,允许他们有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辩护人,不要判处他们死刑,并且无论如何不要实施什么剥夺其上诉机会的法律程序。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布鲁凯尔,国际工会联盟主席西特林。”

  多么天真的人们!他们不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自然地立刻得到了应有的回击:“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杀人犯的辩护人钉到耻辱柱上!”这就是回击。这一文告想必会使人清醒吧。但是,难道投机商会倾听“理智的声音”吗?况且,天真的巴黎人在谈论保障、辩护人和上诉问题时,根本不知道1934年12月1日前这里已经在“法制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我想,现在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也是满有意义的。

  那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附设一个非诉讼机构“特别会议”。其成员包括苏联检察院检察长。这样,不但被赋予“法律之权柄”,而且能“监视”它。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遭害的当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对待准备和进行恐怖活动的规定》的决议。同一天就作出了决议!是效能高吗?这样短的时间就制定一个法律文件吗?抑或是有对事件预见的特殊天才?不过,事实是文件有了,并且由它确定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规定》。审前调查的期限不超过10天;审前一天提交起诉书,检察员和辩护人“双方”都不参加审讯;废除上诉,甚至不准请求宽恕,立即枪毙。(1937年这种规定施用于破坏行为案件。但是,程序这样简化还嫌不够。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建议,非法庭的审理可以判处死刑,而莫洛托夫则以案件太多为由,建议大体上“判定”后立即按名单枪决)

  显然,同样也进行了“社会舆论”的准备。开始时,反对派“在思想上被粉碎了”,其最主要的代表被撤职,开除出党。后来,他们表示悔过,于是对其宽大:1933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恢复了党籍。

  这一切过后,公开审判的闹剧本应向世界展示客观事实和真实情况。被告有“机会”在全世界面前招供。审判的组织者也关心起“诉讼问题”。在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时,他们只不过是给了“不请自来的辩护律师”以坚决的回击。而在审判皮达可夫和拉狄克时,维辛斯基的起诉中已有整个一节冠以《程序问题》的题目。他竭力证明,似乎审前调查合乎规定,法庭遵守一切法律程序。维辛斯基的表白此前已为被告们自己的供词所佐证。

  摘自审讯诺尔金的速记记录(他全部招认):

  维:或许,有人向您逼供?您大体过得怎么样?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诺:非常好。您问的是外部压力吗?

  维:是的。

  诺:任何压力都没有。

  维:可以不叫人吃好。不让人睡觉。我们知道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监狱史中知道的。可以不让人吸烟。

  诺:任何类似情况都没有……我懂得顽抗没有希望,懂得必须揭发全部事实。

  法学史上未必有过原告和被告思想如此一致和如此合作的先例。而且下述问题也不知产生过多少次了:他们为什么在公开审判时都承认那些无稽之谈的事情?(诚然,伊·尼·斯米尔诺夫在过第一堂时并没有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供词;布哈林也否认自己是间谍)。有人坚持一种说法:那都是冒名顶替的人演出的活剧。我甚至听说,似乎在审判时“布哈林的胡须都掉了下来”。这种说法很有吸引力,因为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一切。不过,我们会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斯大林会同意用这些冒名顶替的人吗?

  现在,许多文章都论及斯大林。关于他搞的血腥案件、他所建立的体制、“斯大林现象”、“斯大林之谜”,人们正一件件地分析其事及其人格。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材料看,未必可以认为斯大林会同意用冒名顶替的人演戏。斯大林需要的是正式的胜利,使过去的对手屈服直至精神上彻底崩溃,他需要的是复仇,并且静观猎物在他的复仇的火焰中挣扎。我想,别的解释将不合乎逻辑。简单地处死吗?这是以后的事情,他会不加审讯,大规模地杀人的。镇压机器即将开动,它是按其设计者的程序,在他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动作的。他会知道在他手下毙命的成千上万人吗?

  他个人是知道的。那些人是在论战中败在他脚下的对手。这样,他自然也取得了夺权的胜利。那末,他会放弃自己瞬间的狂喜吗?

  20年代,列宁不再视事和列宁去世后,党和国家上层确实充满了争夺影响和权力的斗争。开始时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反托洛茨基;后来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后来是斯大林反自己的忠实伙伴布哈林。只要您读过历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就会看到一切了如指掌。表面上看,他们并非为个人权力进行辩争,而是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关于这一建设的道路,关于世界革命的前景,关于新经济政策,关于对列宁主义的理解等等。要回答究竟是谁和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不难看出其踪迹:斯大林的每一个对手都力图捍卫其理论,以图这一理论能使自己成为领袖。斯大林愿意采纳任何一种纲领,只要能取得专制权力即可。斯大林把“螺丝”和“螺母拧紧”论的创造者了击溃后,放心地把其理论变成了自己的实践。

  他记住一切并且一切都不能原谅。他成为领袖以后,未必没有记起加米涅夫在第14次党代会上的讲话;

  “我们反对制定‘领袖’的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把政治和组织实际上合为一体,从而凌驾于一个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我们党内上层应这样地组织,即能使政治局成为真正的全权机构……我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成为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人”。

  顺便说说,这种说法当时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人们这样做时并不踌躇,这是常事。奇怪的是另一种情况:看领袖的眼色,揣摩如何说才使他适意。列宁就是一个热情的雄辩家。我们从他的演说、辩论和文字中看得出这一点。这些证明了列宁对别人的意见的宽容大度。他极其严厉地谴责过宗派斗争,但却尊重哪怕是敌手的论证。我们摘引列宁的著述时,常常距离上下文和当时形势,忽略论辩的激昂热情。在列宁著述中可以看到“应当枪毙”、“把官僚主义者关起来”等话语。但是,如果说列宁赞成不经审讯的镇压,那便是侮蔑。他在热烈争论中说的话并非供法令草案,甚至也不是供报纸社论用的。他的战友、对手和敌手也是这么严厉。他们狂怒地争论时,想的不是他们的话将来如何评价,而是今天的事业。让我们回忆一下“布列斯特和约的冲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民族问题等许多事情吧!

  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即使在热昏的梦幻中也不能想象,关于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争论的总结将会拿到审判桌上受审,而且他们甚至失去了辩护的权利和说明真相的权利。而且不仅被告如此。社会本身也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并且如我在前面冒昧说的,从而把社会变成了人群,缺乏思想感觉、只受热情驱使的人群,只会如痴如狂地向上帝膜拜的人群。而这种使人头脑发胀的运动还会来多少次呢!

  呜呼,从各方面来看都体面的人也会沉湎于这种痴狂中。这些明天的牺牲品在火上浇油。让我引用1936年的一段小故事为例。

  审判的最后第二天,即8月21日,卡尔·拉狄克写了一篇长文:《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法西斯匪帮及其首领托洛茨基》。其中写道:“案件审理时有几百人参加,其中有几十名外国记者。任何没有失去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被告是往自己脸上抹黑……”第二天,当作者在同一张报纸上读到维辛斯基的声明,即已下达开始审查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的命令时,他的感觉如何呢?而一年以后,当他同样如此地诽谤自己时又如何感觉呢?当他倾听维辛斯基引证他抨击“人民的敌人”的文章时,又如何感觉呢?

  真是可怕的年代:人们怀着对光辉未来的理想,同时又一致拥护血腥的镇压。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完成了审判”。我们现在是追溯到那个时代,尽力去理解它和重新评价它。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得极不彻底,有些忙乱,我们仍不想正视事实,正视整个事实!比如,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瓦维洛夫等许多人,还在发布正式文告以前很久,在大家的心目中就已经平了反。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知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列宁的朋友,党所爱戴的人,党内最大的理论家。李可夫,与其一起受谴责的、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的主要被告皮达可夫,以及其他几十名大活动家,总的来说也没有引起疑问。起码从我的感觉说,人们是把他们的平反当作斯大林专横枉法的“纯粹的牺牲品”的名誉恢复而加以接受的。

  可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在1935年和1936年的审判中首先被判刑的人呢?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反动派。这实际是说:他们对革命发展最重大问题有自己特殊的观点。过去,而且现在仍被认为:列宁去世后,他们反对“总路线”,背离了列宁主义,滑到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相对抗。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宗派活动进行了谴责,于是这就仿佛预先肯定了对他们的指责,这次已是法律上的指控,说他们犯有难以想象的罪行。早已无人相信他们是恐怖分子和杀害基洛夫的罪犯。可是,据我看来,如果说他们是正直的革命家,忠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本不是党和国家的敌人,那末人们还有怀疑。就说他们并非在被指控的所有方面都有罪,但终究有罪,即使是“大体上”说。

  哲学副博士F·马特维耶茨今年4月30日在《苏维埃文学报》刊载了一封信,以回答早些时候登载的一篇文章。他以战前小学生的天真责备作者说:“科学博士应该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已经变成了反对革命的反对派,从事反党反苏维埃的活动……”

  这样的反苏维埃的即反对国家的行动是什么呢?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反对斯大林的路线就是反党?反党反在哪里呢?上面提到的哲学副博士本应知道,不掌握罪证是不能起诉的。可是,1936年维辛斯基根本不掌握任何罪证。什么时候公开表达的意见,只要不同于官方的路线,在不能容忍的斯大林专制的条件下,就注定了说话者的命运。一旦持有异议,就意味着是异教徒,就意味着该处以火刑。可是,现在为什么还要煽动这已经熄灭的火焰呢?

  那个哲学副博士有权就列宁的战友的立场发表任何见解。但是这个“众所周知”却……

  其实,人们是否知道反对派分子是哪些人呢?

  我想向读者介绍一下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的主要人物,对于他们,疑云至今还未消释。您可以看出,人们迄今谈论这些人时仍象在谈论各方面都可疑的人物一样。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和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早年踏上革命斗争的道路,直到列宁逝世一直与列宁在一起。我不再叙述他们革命前的经历,他们在这方面是无可指摘的,我只提出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十月革命前夕他们在公开刊物上着文对起义的冒险行动提出了警告。列宁愤怒地斥责这一行为时,甚至使用了“工贼”这个词。但他由此得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季诺维也夫1917年10月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胜利后继任此职。11月他到乌克兰组织反对拉达的斗争。同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918年1月出任彼得格勒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主席,2月成为彼得格勒劳动公社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布列斯特冲突期间坚定地站在列宁的立场上。稍后是红色彼得格勒抗击尤登尼奇进攻的组织者,第7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1919年,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他此后10年的主要工作。在党的第七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洽报告。

  加米涅夫十月革命前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真理报》编辑之一。不是别人,正是加米涅夫宣布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宣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成为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因参加布列斯特谈判代表团,将此任交给斯维尔德洛夫担任。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国防委员会驻国内战争前线的特别委员。1922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去世后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的增补卷大约可以认为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出版物吧,其中写道:“列宁患病期间将自己的私人档案交给了加米涅夫,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列宁研究所,加米涅夫任所长”。

  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的那些审判案,特别是因这些案子而发生的一切,这是今天大家所关切的问题。我们正在学习民主,同样是在紧张的斗争中去掌握政治争论的原则。我们的先辈,20年代的人们,未能驾驭局势,因而出现了3O年代,在迫害的大火中自已被烧毁了。他们信奉对反对派意见的不加容忍的态度,导致了恐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恐怖,对少数派的镇压导致一个人践踏大多数人的状况。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这一概念本身的缺乏,造成了那种愚昧的“一窝蜂综合症”,它以人民的名义使任何专横神圣化。

  总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争论的特征早已形成了。经过半个多世纪后,这种争论现在重新开始,并且争论点与过去一样:围绕革命发展的道路、党的作用、“领袖”的地位。同时还围绕那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建造了我们的国家却又“丧失”了它,而我们的国家在半个世纪以后才给他们恢复名誉。

  当然,最高法院并不审查被平反的公民的“党员面貌”,不评价他以前争论中的正确与错误。但它明白地说:在法津面前,在国家和人民面前,他们是无罪的。

  我们今天重新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争论。所以,昨天发生的一切同样具有现实性。须知,争论仅仅是刚刚开始……

  (原载苏联《消息报》1988年6月13日。康春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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