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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德·加伊 50年代初是苏维埃国家崛起和恢复战争破坏的时期，是征服原子、修建大型水力发电站和运河的时期……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战争的人民有权期待新的生活——开放的和自由的生活。他们曾为之准备，也为之历经了痛苦。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为伟大的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所做的报告中谈到战后的年代时说：“……一切都越发明显地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社会的现状与过去的领导方法之间的矛盾。权力的滥用、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都在继续。‘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被炮制出来。” 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播发了一条医生团伙被捕的消息。当时宣布说，这个医生暗杀集团为自己拟定的目的是通过有害的医疗方法以减少苏维埃国家积极活动家的寿命。“安·亚·日丹诺夫同志和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就死于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匪帮”。接着又说；“业已查明，这一医生团伙的所有参加者均受雇于外国情报机关，向他们出卖了灵魂与肉体，是他们雇佣的忠实走狗。医生团伙的大多数参加者——沃夫西、鲍·科甘、费尔德曼、格林施泰因、埃廷格尔和其他人——已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他们被吸收进美国情报机关的分支机构——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国际犹太组织’……暗杀集团的其他成员（维诺格拉多夫、M·科甘、叶戈罗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老牌爪牙。” 这条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医学科学和实践的泰斗、克里姆林宫医院的顾问会是间谍和杀手？刚一开始人们不愿相信这些，然而，许多人还是相信了。结果，门诊部变得空空荡荡，医院里的患者拒绝服药。白衣使者令人感到害怕。 “医生案件”是怎样开始的？其根源何在？医学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战后曾任苏联卫生部长的叶菲姆·斯米尔诺夫就这一案件透露了一些情况。在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回忆说： ——1953年1月13日以前不久，我在斯大林距索契不远的别墅作客。我们在花园里漫步、交谈。斯大林指着长有柠檬和橙子的树木，谈论需要如何照料这些果树。话锋突然一转，问道： ——斯米尔诺夫同志，您是否知道给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看病的是哪个医生？ ——知道。——我回答道并说出了姓氏。 ——真奇怪。一个医生治病可两个病人却都死了。 ——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医生是没有过错的…… ——怎么能说“没有过错”呢？ ——我曾注意过季米特洛夫的病历和病理解剖结果。我敢说，请您相信，当时已经毫无办法了。我了解到，顺便提一下，是季米特洛夫自己把这位医生介绍给日丹诺夫的。季米特洛夫觉得他是个知道分寸、学识渊博的人，是位业务精湛的专家。 斯大林沉默了片刻，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未必已经说服了他。他总显得疑心重重，在晚年这一点简直成了病态性的。 因“医生案件”而被捕的雅科夫·拉波波特教授（他的回忆录即将在《人民友谊》杂志上发表）回忆了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在当时说过的话； 一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在最后一次探望斯大林时，发现自己的病人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就在病历上作了记录，要求必须严格作息制度，完全停止一切活动。应该说，斯大林死后，维诺格拉多夫的诊断完全得到证实。但是，在“人民领袖”生前，这位著名医生政治上的天真使他付出了自由，也可能付出生命。他的建议被视为企图阻挠斯大林参加一切积极活动，当然，其中也包括政治活动…… 当负责斯大林医疗观察的贝利亚把维诺格拉多夫的意见告诉斯大林的时候，他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之中，喊道：“给他戴上镣铐！戴上镣铐！” 他的发怒似乎根本就不是偶然的。完全可能。斯大林想起了列宁患病时期自己借口关心他的健康在隔绝革命领袖参加党的事务中的作用。现在出现了他本人陷人类似境地的情况。他的治病医生想要让他彻底平静，停止一切活动。 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很快就被捕了。 对第一批最权威的医生的逮捕发生在1952年11月。鲍皇斯·科甘教授的儿子、建筑师列奥尼德·科甘回忆说： ——我在建筑工程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回家晚了，突然听到房间里的高声喊叫声。我们家里正在进行搜捕。我记得父亲已被带走了。搜捕进行了整整三夜，他们敲打墙壁，查找武器、毒药等等。我的父亲是1917年2月入党的党员，是沃伦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之一。此后他献身医学，成为莫斯科著名的内科医生。他负责著名国际活动家的健康情况，包括为季火特洛夫治病（斯大林在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斯火尔诺失的上述谈话中指的恰恰就是鲍·科甘）。父亲和季米特洛夫结下了友谊。第一次审讯时，当他听到证词称他是外国走狗时，他是何等震惊。 瓦莲京娜·戈特利布大夫，这位在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业已去世的雅科夫·戈特利布教授的女儿说： ——父亲曾为后来被枪毙的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鲍基罗夫看过病，好象还是1946年在巴库时，父亲为鲍基罗夫作过染色膀胱镜检法治疗。为此曾往其静脉注入一种专用溶液。后来，歹徒们便先给父亲，然后给他的病人的静脉注射这种溶液…… 还是让我回到1952年的那些日子吧！我们一家与沃夫西一家交往密切。11月7日我们去他们家里过节。不久以后我们就知道：米隆·谢苗诺奇被捕了。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逮捕他？百思不得其解。战时他是红军中的内科主治医生、杰出的临床医师、学者——这是怎么回事？ 柳博芙·沃夫西工程师说： ——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我结了婚并搬到了列宁格勒c1952年11月的节日我是和三岁的儿子在莫斯科父母那里度过的。爸爸和我出去散步，路上他突然说道：“前几天维诺格拉多夫过70寿辰，人们很奇怪地、几乎是压低噪音向他表示祝贺。叶戈罗夫那里也有不愉快的事……”我明白了：爸爸是想让我对以后的事情有所准备。或许，那时他巳料中许多事情。我忧心忡忡地返回家里。而在11月11日前夕爸爸就被捕了。 对于不久以前受到尊重的人们的荒谬指责令人震惊。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莉季娅·季玛舒克却很快声名鹊起——她是揭露“罪犯团伙”的主要人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授予她列宁勋章。在那些日子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还在不久以前，我们还未认识这位妇女，但是现在莉季娅·费奥多西耶芙娜·季玛舒克医生的名字成了苏维埃爱国主义、高度的纪律性、不屈不挠勇敢地同我们祖国的敌人斗争的象征。她帮助撕下了美国走狗利用医生的白大褂从事杀害苏联人民的败类们的面具”。 1953年1月中旬“人民的敌人”的妻子们也被逮捕，而他们的孩子受到迫害：解除工作，开除党籍、团籍。 凡被列人“暗杀集团”主要参加者名单的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不久以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年届90的弗拉基米尔·瓦里连科是最后去世的人。他们极不愿交谈对狱中经历的痛苦的回忆，这一痛苦没有随着岁月流逝，只是变得遥远一些罢了：他们不愿有人用各种问题来触动旧的伤疤。因此，在他们亲近的人的记忆里，保留下来的与“狱中岁月”有关的片断是不多的…… 审讯是在夜间进行的。最难忍受的是通宵不能睡觉。审讯过程中用强烈的灯光照着面部。从那时起，沃夫西的妻子——藏拉就对强烈的光线感到惧怕。 他们要求米隆·沃夫西承认他同希特勒德国的情报机关有联系。米隆·谢苗诺维奇冲着侦查人员说道：“你们把我说成两家情报机关的走狗，就是不要把德国间谍强加到我的身上，我父亲和我兄弟一家战时都被法西斯分子在德文斯克折磨死了”。“别用自己亲人的鲜血做投机”——侦查人员答道。 国家安全部特别重要案件侦查处的头头柳明亲自负责“医生案件”。这是一个绝对没有道德、卑鄙无耻、热衷权力、追求官运的人。柳明有意伪造侦查材料。医生被捕很久以前，他就开始陷害他们。还在有关“暗杀集团”的消息在报刊上出现以前，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描记技术室主任索菲娅·卡尔芭依和这家医院的顾问雅科夫·埃京格尔教授就成了他的牺牲品。他们被指控故意错误地分析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心电图。埃京格尔没能熬过监狱生活就离开了人世。 逮捕的规模扩大了。柳明预感到了飞黄腾达、高升、奖赏……而这时斯大林死了。人民没有将这个消息通知给被关押的医学家们。审讯还在继续，看来似乎劲头小了一些，好象是因为惯性仍在继续。 没有被捕的许多人——被捕者的孩子和亲属——对斯大林去世的反应是：“现在谁也帮不了我们的亲人了”。他们把斯大林看成是救命恩人和保护者…… 4月3日到4月4日的夜晚到了。所有被捕的医生和他们的妻子突然被带出监狱，装上汽车，分别送回家里。只是现在，在获得自由以后，医生们才知道报上刊登过关于他们的报道和斯大林的死讯。 翌日清晨报纸刊发了消息，其中特别说道：“核查表明，对他们的指控……是伪造的，而侦查人员所依据的文件资料是不能成立的。业已查明，被捕者的供词（这些供词被用来确认对他们提出的指控）是前国家安全部侦查处工作人员通过采取苏维埃法律所不允许和严格禁止的方法获得的”。 接着是关于撤销授予季玛舒克列宁勋章的命令。她本人还在医院工作了不短的时间，然后就退休了。关于这一点，看来还应说明一下，因为至今有人听信流言蜚语并且散括它们，好象季玛舒克在50年代中期死于一次车祸，成了某人阴谋的牺牲品。不是的，她平安地活到老年。 沃夫西、维诺格拉多夫、科甘、叶戈罗夫、费尔德曼、瓦西连卡、格林施泰因、泽列宁、普列奥勃拉任斯基、波波娃、扎库索夫、舍列舍夫斯基、马约罗夫和其他人重新获得了清白名声，并回到医学领域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去。 至于柳明，如同政府通告中所讲的那样，“考虑到他行为的特殊危险性及他所犯罪行后果的严重性，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柳明极刑——枪决。”与伪造、强加虚假指控有关的前国家安全部有关人员也得到了严厉的惩处。 这样“医生案件”被圈上最后一个句号。 （原载《莫斯科新闻》周报1988年第6期，1988年2月7日。杨来弟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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