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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风云变幻的岁月，用当时亲历者的话来说，“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当时的年轻人接受不了！” 十年内战，尸横遍野，革命根据地被国军洗劫，多少血案？多少人命？ 红军长征，千辛万苦，国军围追堵截，每一段路都是一场血战，红军几十万人被折腾得只剩下三万多人。多少血泪？多少深仇？ 可在几个月之间，“共军”真真的要编成“国军”，“红五星”真真的要换成“青天白日”了。真叫人难以置信！ 可这是千真万确的！！！ 谁叫这年头是1937年呢？！ 谁叫日本人把两个冤家对头拧到一块儿呢？！ 谁也别怪。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请看1937年9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留下的一组历史镜头： 清晨，浓云滚滚，细雨蒙蒙。 新改编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此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8时左右，各路步兵、骑兵从四面八方准时汇集到阅兵场。阅兵场上黑压压、静悄悄地排列着一万三千余名中华壮士。将士们悲壮而激昂，许多人流泪了。是啊，当了十多年的铁杆红军，跟国军血肉搏杀了十多个春秋，今天一下都要变成国军，谁能想得开？！ 前几天，改编的消息一传开，就在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对于这个陡突的转弯，许多同志一下子适应不了，出现相当强烈的抵触情绪。有的说：“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多少亲人，这个仇能了吗？” 有的说：“我宁愿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的军装，不戴青天白日帽徽！” 就连反正过来不久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心里也憋着气，纷纷议论说：“我们戴红军帽，脑壳还没戴暖，现在又要摘下来，真不痛快。” 老天爷也仿佛悟到了壮士们的复杂情感，猛地刮起阵阵强风，泼下倾盆大雨，劈头盖脑地浇了下来。 刘伯承神情肃穆站在阅兵台上。 阅兵总指挥陈赓跑步上前报告： “报告师长：队伍集合完毕。……如此大雨，誓师大会是否顺延一天？” 刘伯承坚定地说：“革命的人民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候、地利去夺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机、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 管它狂风暴雨，管它电闪雷鸣，一切照常进行！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多少土地被日寇践踏，多少同胞被日寇欺凌，刘伯承心急如火，恨不能立刻杀上抗日前线，别说是刮风下雨，就是下刀子也挡不住这位爱国者的决心。 这时，警卫员给刘师长送来了雨衣，他用手一摆说：“你没看见全师都淋着雨？我怎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的面前呢？”全师指战员见他在大雨中巍然挺立，也都抖擞精神，像雨中的青松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立。 突然，嚎亮的军号声响了。陈赓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开始。” 接着刘伯承师长发表讲话，他首先概述了抗日战争的当前形势，然后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我们要把祖国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九师。同志们！改变番号，只是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说完，刘伯承拿出军帽，指着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说罢，他率先把那顶军帽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于是，全场将士一齐戴上了黄军帽，把戴了多年的红军帽，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放进怀里。 再往下，举行了授旗仪式。授旗后，张浩主任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授红军十年纪念章。 刘师长及张浩主任、宋任穷副主任、李达参谋处长英武地驱马阅兵，然后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誓，誓词如下：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污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刘伯承读一句，大家复诵一句。那气壮山河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旷野的上空，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刘师长磐石般地站在检阅台上，雨水从他饱经风霜的双颊流淌下来，他却毫不介意，庄重的脸上渐渐泛起了慈祥的笑意。他那箭似的目光，穿过绵密的雨帘，仿佛看到了这些南征北战的红军战士们心里掀起的汹涌波澜。 风在吼，马在嘶，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937年9月30日，刘伯承亲自率领一二九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从庄里镇出发，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向晋东南抗日前线进发。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 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高山连绵，地势险要。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毛主席就已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日趋恶化，并预定在日寇深入山西时，以八路军的三个师（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面对穷凶极恶、野蛮残暴、且又握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者，刘伯承指挥部队，大力开展游击战，接连不断地取得了胜利。1937年10月19日，一二九师首战阳明堡，刘伯承所部以一个营的兵力，夜袭日军机场，仅用一小时激战，便毙敌百余名，焚毁日军飞机二十四架，使日军空中突击力量一时处于瘫痪。 从10月25—28日，刘伯承又指挥部队连续出击，在山西平定县附近的七亘村，连续两次成功伏击日寇辎重队，共击毙敌人四百多名，缴获战马三百多匹。同时，使被围困在榆关以南的国民党第三军千余名官兵得到解救。 11月初，刘伯承又指挥七七一团在昔阳附近的黄崖底“重叠待伏”，第一天毙伤日军一三五联队三百多人，缴战马二百余匹。第三天，又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日军二十师团近千人，缴获骡马七百余匹，步枪三百余支。几天后，七七一团再次和兄弟部队一道，设伏于黄崖底附近的广阳、户封地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抗日名将刘伯承的威名也随之传遍海内外。 有人问致胜的谋略，有人问克敌的妙法。每当一位名将出现，必然会有诸如此类的轰动效应。当然，如果简单地介绍某次战斗的胜利经过，某次战役的经验，可以令许多记者和传播界人士滔滔不绝。然而，军事专家们却有另外的思路。笔者在采访许多老将军时，常常问到刘伯承的致胜谋略、克敌妙法之类的话题。他们总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三言五语讲不清的！” 的确，懂得读诗的人，能品味到好诗的功夫在诗之外。懂得打仗的人，能体味到胜仗的奥秘在战场之外。于是军事研究者们搜寻到了刘伯承的“阵中日记”，洋洋数百万字。其中，早在抗日出征前夕，他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我想看的书：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日本将如何进行战争。”由此可见，刘伯承所思之远，所虑之深。 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将进行理论创造的瞄准点，选在当前战争的急需上，直接地为军队作战和教育训练服务。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环境的恶劣，我军的军事教材很不完备。如一二九师部队用的战术教材，是由十八集团军总部颁发的。主要内容是讲游击队动作和预定的战术动作，以及战前、战后检查的战术结论。但是，这类教材，有许多缺陷，讲具体战术动作多，而没有认真抓基本训练，没有系统地进行一般基本原则的战术教育。刘伯承认为，今后应改进教育训练方法，在教完具体战术动作的应用教材之后，“就要有系统的进行基本原则的战术教育。当然，在这里必须抓紧当前战斗需要的重点而融汇贯通之。在基本原则的战术教育上，此时还找不出切合我军本身装备编制的教材，不得已只好找苏联的《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中国的《步兵操典》、《骑兵操典》、《迫击炮操典》、《战斗纲要》、《阵中要务令》请书作底本。这些底本主要是借它的基本原则，来供我们本身的实际应用。我想，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把这几本书带在身边，先发奋读它一遍。如时间少，嫌多了，又只好找这些书的缩影或摘要的册子来作教材。” 为着解决教材的不足，刘伯承在这里又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办法。只要抗日急需，不管是苏联的，国民党的，甚至日本鬼子的，先统统拿来，然后逐步消化，为我所用。因为军事教材、军事知识同一切科学成果一样，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无国界可分。谁学得更多，谁应用得最好，谁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刘伯承认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我们必须经常兢兢业业地根据中央的方针，实事求是，发扬我们的战斗力，尤其是智力。”提高军事智力的重要途径就是学习、教育、训练。为了这一目的，刘伯承千方百计地搜集各国军事教材和条令，或借、或找、或买，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据《一二九师阵中日记》记载，1938年10月15日，邓小平政委到延安开会。刘伯承在发往延安的电报中特别提示：“致小平：请在后方买书：《爆破教范》、《苏联爆破教范》、《火药学》、《新步兵战斗条令》、《野外条令》、《骑兵操典》、《迫击炮操典》、《阵中要务令》、《战斗纲要》。”邓小平对军事教育和翻译工作也十分重视，千方百计购买了许多军事书籍，热情支持刘伯承的工作。 当时，讲解苏联步兵战斗条令的小册子有两种，一种是郭化若写的《战术问答》，另一种是李德（就是那位军事顾问，当时正在延安做些军事翻译工作）写的《步兵战术概则》。刘伯承积极向部队推荐这两种比较适用的编译教材。他指示部队，连排干部可先用《战术问答》，一面自学，一面教人，营团干部可先学《步兵战术概则》，同时用《战术问答》教连排干部和部队进行演习、作业。“至于旅、师级干部的研究，除先使用《步兵战斗条令》外，还要使用《野外条令》、《战斗纲要》和《阵中要务令》等。”他再三强调，为着早日争取抗战的胜利，“就要一步进一步地学习技术，以使战术原则的见解一致和各部队的动作协同。各部队在实战经验中锻炼，要紧在抽出战斗时间中的休整时间，或轮班行动，腾出某部的休整时间，来进行教育和加强战斗力。这是要紧的事。长期抗战，日益向胜利方向前进的抗战，如不从军事教育方面着手，要加速军队正规化的进度是不行的。” 1938年7月，在刘伯承的倡导下，一二九师部队，自营以上单位，到各级指挥机关系统内，均设立了“军事研究会”。各级政治机关系统内，设“政治文化研究会”。并且，由各级军政首长兼任该级研究会主任，刘伯承亲自担任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主任。 据史料记载，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是我军最早成立的军事学术团体之一。各级军事研究会，分设战术组、射击与兵器组、工事与地形组、军队建设组。各研究会是辅助各该行政系统进行教育，以提高军事、政治、文化水平而有社会性质的组织。 当时规定军事研究会的职责是： 一、研究整理抗战中的经验教训，编审本部队、国内、国外的军事教材； 二、预先指示干部自修的题目及其材料，定期召集干部讨论这一题目，以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 三、将教育内容提出要点，订出实施教育的方法，召集负责教育的干部开教育准备会。 在刘伯承的亲自主持下，“军事研究会”的学术研究活动搞得生气勃勃，很有成效。一二九师的广大指战员，从上至下都结合实战战例，认真总结抗击日寇的经验；各部队结合练兵活动，探讨游击战术；各类外语人材悉心搜集外国军事资料，翻译介绍给部队。“军事研究会”还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共同切磋军事理论，研究战胜日寇的各种方法。同时还因陋就简，编发各种军事教材和外国军事资料，等等。 1937年冬，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进入一个严重的过渡阶段。毛泽东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刘伯承根据我党提出的坚持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集中全力培养中国现代游击战的斗士。 刘伯承在进驻太行山以后，首先在辽县开办了著名的游击训练班。他亲自编写游击战教材，翻译外国军事参考资料，登台向干部讲授，为抗日游击战培养了许多精良的“种子”。当时在一二九师担任参谋处长的李达清楚地记得：“在辽县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刘师长谈游击战术，讲如何汲取我国古代兵法和外国军事学术精华，来丰富我们的游击战。” 在发掘古代兵法精髓和外国军事精华的同时，刘伯承特别注意总结部队参战以来的游击战经验和教训，探讨新的斗争形势下开展游击战的规律。在辽县的日子里，刘伯承住在一间半窑洞式的房子里，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伏案疾书，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短短的十个月当中，他以惊人的毅力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 1937年11月28日，写出《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 1937年12月7日，写出《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 1937年12月27日，写出《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 1938年3月，写出《论游击战与运动战》； 1938年7月19日，写出《本师现在要确定或恢复的教育工作》； 1938年9月18日，译出《游击主义的克服一摘译（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 1938年10月29日，写出《关于现在紧急动员中军区的建设工作》、《我们在抗战中的军队建设》等等。 刘伯承的这些论著和译作，根据抗日战争的最新实践，特别是阳明堡、七亘村、广阳等几次伏击战的最新战斗经验，阐述了抗日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指明了抗战中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原则。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内容，比之刘伯承在上地革命时期关于游击战的著作和译作，不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些著述与毛泽东同期的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论著一样，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 1938年5月间，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军事著作。刘伯承和邓小平马上布置师直机关和各部队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刘伯承曾在文章中高度评价说：毛泽东同志这两篇重要著作，“有力的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了持久战的道理和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并且英明地指出了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以无比的光辉，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到1938年金秋时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按照毛泽东的预料向前发展。 一二九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刘伯承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并且与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进步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在晋东南地区开辟抗日新局面。冀西地区也成立了冀西游击队。这几支力量结合起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晋东南和冀西的几百万人民动员起来了。工会、农会、青救会和抗日自卫队在各地组织起来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加入抗日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初具规模：北起正太、沧石路，南迄黄河之滨、东至津浦路，西抵同蒲路，全都在抗日军民的俯瞰之中。太行山根据地的人口已达到两千三百万之多，抗日武装力量也猛增到九万五千五百人。与此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一二九师部队又先后取得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大量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了晋东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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