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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战争时期的生活，比喻成一首变奏曲：时而激昂高亢，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如狂风骤雨，时而转日丽风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打中有停，停中有打。不论是停是打，始终也没有平静过。 这不，刘伯承正在总结平汉战役胜利经验的时候，又接到谈判的任务。出面调停的是美国人，跟蒋某人配合著演“双簧”。中国的事就这样，太急了不行，还得坐下来谈，没脾气。 这天一早，刘伯承司令员带着谈判小组风尘仆仆来到河南安阳，准备前往新乡参加谈判。他们在招待所刚刚安置停当，门外就有人来通报：“美方交通小组组长考尔上校求见！” 交际处长李新农得到消息后，马上进屋向司令员报告。刘伯承放下手中的书本，从容地说：“哦，来得好快啊。”转身问交际处长：“新农同志，你看考尔先生来意如何？” “对方说是礼节性拜访”，李处长一边思忖，一边回答道：“我看是来者不善，夜猫子进宅——没好事。美国人给老蒋撑腰，发动内战，在上党、邯郸吃了败仗，这回肯定是为平汉路交通而来。” “嗯，”刘伯承点点头，表示赞同地说：“日本人投降以后，美国人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看到，跟共产党来硬的行不通，又想来软的一套。考尔先生肯定是为交通问题来的，他们比蒋介石还着急哩。” 李处长接茬说：“司令员说得很对。最近军调处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移到新乡谈判，主要也是交通问题；现在考尔匆来访，也是打铁路的主意。” 刘伯承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颇有感慨地说：“现代战争，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抗战中，我军扼住各路交通，日本人就寸步难行。现在，从辉县到邢台以北的大段铁路，已被我军切割、分裂，铁轨被扒掉，火车头被卸开，成了一堆废铁。平汉线交通一断，就好比断了老蒋的血管、气管，美国老板当然着急啦。” “我们要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决不恢复交通。”李处长干脆地说，“是不是回绝考尔？” 刘伯承摆摆手说：“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但在策略上要讲究斗争艺术。如今，蒋介石在高唱和平，美国人又装出调解的模样，所以我们在态度上要加以区别，言辞上加以注意。总之，不能让他们捞到什么油水。”讲到这里，刘伯承停顿了一下，说道：“你告诉考尔先生，一小时以后，我可以见见他。” 考尔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颇善言辞的军人。在美军服役期间，他靠着自己聪明的头脑和流利的口才，被擢升为上校并被派到中国。名义上是调停国共两党争端，实际他肩负军事、外交双重使命，为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此间，他得知刘伯承路过安阳前往新乡的消息，便急忙抓住这一机会，施展先发制人的外交手腕，企图率先敲开交通问题谈判的僵局。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先碰了个软钉子：等候一个小时。但考尔是个有耐性的使节，在六十分钟的冷板凳上，早就背熟了该用的外交辞令…… 刚一会面，风度翩翩的考尔就堆着满脸笑容，对刘伯承发出问候：“How areyou？Esteemed Gemeral！（尊敬的将军阁下，您好！）” 刘伯承以礼还礼，温和地笑了笑，一面伸过手，一面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考尔，高个子，约莫40岁左右，淡黄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眼神中透出狡黠。 “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当然也是贵军的朋友。”考尔彬彬有礼地献殷勤道：“久闻刘将军威名，今天特以朋友的身份前来拜访。” “欢迎。我们中国人是极重交情的，对真正的朋友都是以礼相待。”刘伯承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地说。 考尔目睹刘伯承的大将风采，联想起上党、平汉两役国民党军被歼5万余人的战绩，和眼前这不冷不热的答问，心中不由得一阵发怵。因为，在华盛顿军方看来，曾经使日本人闻风丧胆的刘伯承，自上党、平汉交手之后，已被美蒋中人视为难以制服的“中原之虎”。然而，考尔毕竟是考尔。他一面打着手势，一面夸夸其谈，颂扬刘伯承是“抗日名将”、“闻名的军事家”等等。 可惜，刘伯承对此反应冷淡，毫无兴趣。考尔一看自己的独角戏唱不起来，自知没趣，便狡猾地转换话题：“听说刘将军一路骑马到了安阳，旅途十分辛苦啊。” “嘿嘿，”刘伯承风趣地说：“骑半天马就到安阳，算啥子辛苦？我这二十多年差不多都是在马背上过日子。” 考尔斜瞟了对方一眼，借题发挥道：“要是改坐火车，到安阳就方便多了”。说时，自信地掸了掸手中的烟灰，道：“现代文明与古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交通。在我们美国，铁路是极普通的交通工具。如今，飞机和小汽车对我们更为方便。” 刘伯承微笑着说：“考尔先生的话不无道理。现代交通确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可惜，近百年来，我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交通十分落后。其中的原因，想必先生略知一二。” “当然当然，”考尔应诺道：“贵国与我们美国不同，贵国刚刚经历战争嘛。我衷心希望贵国交通发达，这样各地的物资可以交流，民众也便于往来呀。” “谢谢考尔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但是，要请先生注意一个现实：中国面临着战争！”刘伯承用手往上推了推眼镜，加重语气道。 考尔自以为对方已为其花言巧语所打动，便继续说道：“对！对！中国需要和平。我就是为和平而来的。我们希望国共两党的朋友实现和平，恢复交通。想必刘将军会赞同我们的建议。” 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正是为了和平，我们才同国民党谈判的。当然，恢复交通与实现和平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极了！对极了！应该尽快恢复交通，修复平汉路。”考尔自以为得计地附和着。 “可惜，考尔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刘伯承莞尔一笑，认真地指出：“目前，恢复交通的条件还不成熟。如果现在恢复交通，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考尔先生想必明白：铁路固然可以很快地输送旅客、物资，但也可以用来运兵，运枪、炮、子弹！” “当然！当然！……” 刘伯承逼视对方，一板一眼地说：“暂时截断交通，是人民要求和平的举动。如果现在恢复交通，有人就会加快运兵，运枪炮弹药，就会加快战争的到来！” 考尔慌忙插嘴道：“不会，不会……” 刘伯承用质问的语气问道：“考尔先生和美国政府能保证国民党不运兵进攻解放区吗？！要是这样，我肯定华北人民是会同意恢复交通的。考尔先生，你说呢？” “NO！NO！（不！不！）”考尔一面掏出手绢抹嘴，一面自我解嘲地说：“我的职责是调解交通问题，停战问题由新乡谈判小组负责……” 刘伯承站起来，客气地笑了笑，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到新乡再会吧。” 的确，谈交通斗争，考尔先生还嫩了点。早在抗日时期刘伯承就对中国的交通斗争，有过深入的研究，因为交通战是中日双方相持阶段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自侵华以后，日军就把“宝”押在交通线上，狂妄地宣称：“只要交通有保证，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日军以平汉、正太等铁路作为大运兵线，以公路作为小运兵线，沿途修筑据点作为兵站，一步步“蚕食’哗北，并进而深入腹地，妄图灭亡中国。 为了保障铁路、公路的畅通，日军费尽心机，强迫民众修筑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单是平汉铁路边沿，就重重叠叠修筑了三道封锁线。在太行山与冀南平原之间，日寇沿铁路挖了四道至六道护路沟，又以积土筑成与沟平行的长城。在两路之间，还加设鹿寨与木栅，并筑平行公路。在铁路沿线每隔一二里至十里就构筑一堡，派日伪军守备。各碉堡之间，每隔近百米修筑一堡，强迫民众看守。一到夜间，便张挂马灯，并分段递呼联络口号和传递签名票单。如发现联络口号或票单中断及马灯熄灭，马上就派出装甲车巡逻检查。日寇还在沿路的电线杆上张挂明灯，在路旁修筑围沟、围墙、埋设地雷等。特别是在接近抗日区地境，筑成了百多里长的封锁墙沟。在占领区内日寇推行法西斯的“治安肃正”，把铁路、公路称为“治安”路，将公路扩张为“王”字形“田”字形，强迫群众为其修路、护路，企图将抗日军民困死在“囚笼”里。 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交通斗争就十分激烈、十分残酷。对于交通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刘伯承有着直接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的交通斗争，是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所谓交通斗争，简单说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以求畅通我之交通，斩断敌人交通。反之，在敌人方面，也是如此。”他强调：“抓住敌之背后补给线活动，破坏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军火无法补给，也无法继续‘扫荡’，实属有战役意义的。……锅中加水，不如炉内抽薪。要使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制身的现象。” 对交通斗争问题，当时在抗日队伍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看不到日寇强化交通，残暴地推行殖民统治的严重性。有的虽然看到了日寇利用交通线扫荡抗日根据地，企图灭亡中国的局面，但又看不到游击队开展破击战的巨大作用，认为破路没有多大用处。有的则在严酷的斗争面前，犯了急躁情绪，采用正面“挡仗”的办法；专和优势装备的敌人硬拚、硬碰……。为了教育部队认识交通斗争的严重性，认清破坏敌人交通的战役意义，把开展交通斗争当作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刘伯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象而深刻地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对交通的依赖性，和我们开展交通斗争的急迫性。 首先，从军事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敌人的大运兵线、小运兵线和兵站，摧毁日寇的“扫荡”基地。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对于交通的依赖性是极大的。日寇的现代化大军就是靠着铁路、公路源源送往各根据地。展开扫荡，屠杀抗日军民的。到1940年9月，日军已侵占中国领土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在纵的方面，从大青山到广西就有3000公里，在横的方面，从山海关到宜昌就有1500公里。日寇要维持和巩固它的占领区，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一刻也离不开现代化交通条件。单就华北来说，日寇除了采用挖封锁墙、封锁沟等办法，还专门组织了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确实费尽了心机。刘伯承坦率地指出，日寇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和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的。因为这是它的整个侵华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它的生死攸关所在。 刘伯承说话向来一针见血：“铁路是日寇活动的生命线，是它扫荡的基地”，“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没有铁路便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公路便没有据点”。“敌寇倘使失去‘朝发夕至’的铁路、公路，凭着它的两只泥足行军作战，运输军实，其困难将不堪想象。” 根据刘伯承的主张，抗日军民必须彻底地对敌展开全面的交通斗争，真正做到战斗力与劳动力很好地结合，不断与敌寇进行长期艰苦的交通斗争。一二九师及其所属部队正是遵循这一方针，一面摧毁敌之交通，一面畅通我之交通，自由自在地发扬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迫使日寇处于身体支离、血管破裂、接济断绝的被动地位。 从政治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砸烂日寇的“柱子、链子和锁子”，粉碎“囚笼政策”。 “囚笼政策”本是德国帝国主义发明的用以统治殖民地人民的极为残酷的反动政策。日寇将其借用过来，用以推行“治安强化”的法西斯统治，企图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完全禁锢起来，永远作它屠刀下的顺民。为了维护这奴隶统治，日寇强迫占领区的民众修路、护路，驱使它们自己制造“囚笼”，自己禁铜自己，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罪恶野心。刘伯承同志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开展交通斗争与推翻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关系。他指出；从“囚笼政策”的意义上来说，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侵略者之所以能推行奴隶统治，完全是借重于交通的维系。我们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和据点，砸烂其“柱子”、“链子”和“锁子”，就能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 从经济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切断日寇的大小“血管”，打击其殖民主义的经济命脉。 战争史表明，一切侵略者为了维持其军队的补给，必定采用“以战养战”的基本策略，掠夺所在国的财富，以保证战争机器的运转，滋补它国内日趋枯竭的财政经济。日本军国主义正是这样，当他们侵入华北以后，就提出了所谓“自给自足”的口号，加紧矿山、煤铁等军需原料的开发和经营，大肆掠夺中国人民的资源和财富。敌人这一切强盗式的抢劫，都离不开交通条件。“敌人在临时补给线，开始是前送粮弹，后送伤员，最后多是送其掠夺的壮丁、赃物，这是规律。”刘伯承指出：“铁路、公路之于日寇，有如人体上之大小血管，据点则好比淋巴腺。”并告诉我们，开展交通斗争，必须抓住敌人的这些特点和规律。倘使我们到处展开交通斗争，破坏铁路、公路，切断敌之大小“血管”，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偷送中国人民的财富，使敌人的国内经济日趋消瘦枯朽。另一方面，这些军用品和物资，对于抗战的军事建设、政治建设，又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完全切断敌之大小“血管”，使其无法伸展于中国的乡村，使日寇完全困扼于城市之中，就可以缩短乡村战胜城市的过程，这便是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 从文化思想方面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大小“毒水管”、“放毒器”，清除日寇的奴化教育。随着军事侵略的深入，必然是更为疯狂的文化侵略。当日寇侵入华北以后，便在占领区大肆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宣传什么“王道”、“共荣圈”、“共存共荣”等货色，强制灌输日本军国主义的腐朽思想和文化毒品，这都是通过交通线贩运来的。刘伯承比喻说：“铁路好比大毒水管，公路好比小毒水管，据点好比放水口，各种毒水都从那里放出。倘使我们斩断了敌人的交通，便是斩断了它的放毒器。这样，便可以根本断绝一切妖氛毒气的来路，使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发扬中华民族抗日民主的文化教育，这又是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当时，日寇极力维护交通、强化交通，而我军则大力破坏敌方铁路、公路。敌人修得快，我们破得更快。例如正太路，当初修的时候，费了5年时间，但在1940年的正太战役中，只消半个月功夫便被八路军一二九师摧毁大半。整个正太路全长249公里，被八路军彻底破坏者，占三分之二以上。在长期的交通斗争中，刘伯承创造性地运用破击战法把主动、积极和经常的实施与隐蔽、周密地组织和准备相结合；把游击队进行的局部破击与全区域性的全民破击相结合；把破坏敌人原有交通与破坏敌人新建交通计划相结合；把破坏交通与阻止敌人修复交通和改造地形相结合；把经常研究敌人强化交通措施和我之对策与对部队和群众进行政治、专业教育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革命军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读者只要概略了解一下刘伯承的交通斗争见解，就会明白美国人和蒋某人搞的那点“交通把戏”，是不够刘伯承“玩”的。 当然，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决不会沉湎在对既往战史的回味上。因为，勋章和战功只能记录将军的过去，而个能保证未来。 战火仍在燃烧。 时间已经是1946年8月。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为配合中原、华东战场作战，打乱蒋介石南进的战略计划，主动出击陇海线。12天内连占砀山、虞城等5座城池，歼敌1.6万余人。国民党统治区朝野震惊。其国防部长何应钦仓忙中急调在陕南、豫西追堵我中原野战军的孙震第五战区的3个整编师东援陇海线，把已准备再次进犯华东解放区的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王牌部队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也调往鲁西南战场，策应陇海线作战。此时，我中原、华东野战军所受压力减弱，但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却面临了内战爆发以来蒋军的第一次重兵围攻。鲁西南上空一时战云密布。 其时，刘伯承、邓小平统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部队只有第二、三、六、七四个纵队，5万余人。而对鲁西南定陶、曹县实行钳击的国民党军却有32个旅、30万人。兵力对比如此悬殊，加之晋冀鲁豫我军刚刚结束陇海线出击，兵马疲惫，人员亟待整补，所以处境十分不利。 然而刘伯承自有成竹在胸，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重兵，他看到了敌人强大外表下的虚弱。徐州之敌虽强，但远在200里之外，远水难解近渴。作为主攻部队的郑州绥靖公署刘峙部，虽有整编第三、四十一、四十七、五十五、六十八师10个旅约10万人，但除整编第三师外，均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较弱。而且东、西两个攻击集团指挥不统一，派系间矛盾重重。因此，我集中主力歼敌1到2个整编师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我军虽只有4个纵队，5万余人，且极度疲劳，处于劣势，立即作战确有困难。但若不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挫其锐气，狠狠教训他们一下，势必将被迫在短期内退到老黄河以北。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必须克服困难，粉碎敌人进攻。进攻之敌虽在数量、装备上远优于我，但用于一线作战的仅15个旅，10万余人，且郑州、徐州两个方向的敌人又分为6路，每路只有1至2个师。郑州、徐州两个系统指挥不统一，嫡系和杂牌间矛盾很深。 经过反复权衡，刘。邓首长终于定下了先打郑州之敌整三师，尔后视情况再打整四十七师的计划。把目光瞄向了刘峙。 刘峙，作为国民党二级上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可说是蒋介石、何应钦的心腹干将。此人在过去的中原大战中福星高照，青云直上，着实风光过好一阵子。然而，是“福将”还是“麻将”，要动过真刀真枪才能算。 8月28日，刘峙下令全线攻击。国军整编第三师、四十七师、四十一师、五十五师、六十八师像张开的5个手指一般向定陶、曹县方向伸了过来。而东线薛岳的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八十八师也远在200里外向平县、鱼台发起攻击。 开始攻击并不十分顺利。尤其是刘峙的王牌整三师在推进中遇到顽强抵抗，伤亡较大。整三师的王牌20旅，3个团长就有2个战死，部队伤亡逾1500余人。对此，刘峙是既忧又喜。忧的是他的嫡系部队早早便有如此之重的损失，今后攻击还能维持下去吗？如果整三师垮了，那他刘峙还能有好日子过？喜的是不管怎样，各部队还是在向着刘邓的心脏地区推进，而刘邓在外围就投入如此重兵猛烈抵抗，下一步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不过，刘峙又错误地估计了刘伯承，其实我外围抗击部队只有4个团。不过刘峙动作迅速，确实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部队刚刚结束陇海线出击，撤到休整地时间太短，兵马劳顿，人员待补，持续进行一次战役很困难。但仗总是要打的，休整时间争取一天算一天。于是刘邓急调六纵的两个团和三纵1个团、晋冀鲁豫野战军五分区1个团，在白茅集、常路集一线以运动防御迟滞整三师、整四十七师，疲惫、消耗敌人，尽可能迷惑、牵制住整三师、整四十七师，掩护我军主力休整和完成战斗准备，并想方设法扩大敌人这两个师的间隔，将其诱至定陶以西，安陵集、韩集以东我预定歼敌地区。刘峙不知是计，不断电令各师加紧进攻，早日进入定陶、曹县。 9月2日，整三师进入秦碧、桃园地区，整四十七师进至黄水口、吕岩地区。此时，我晋冀鲁豫各纵队已获得了4天宝贵的休整时间。政委邓小平在此期间进行了政治动员，表扬了陇海出击战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批评了少数人的右倾畏惧思想。他那深入浅出的分析，简洁明快的语言，使指战员大开眼界，倍增信心，一时间部队士气高昂，积极求战，做了很好的战前准备。 打仗也是头三脚难踢。踢开了，就有戏！刘峙眼见定陶、曹县在望，不免又有些飘飘然，人说刘伯承用兵如神，今天看来，也不过如此。他甚至觉得自己开始时的小心谨慎有些可笑。看来进攻速度使刘邓有些吃不消了，再添把火，把胜势烧得更旺些。他改变了计划，令整三师改攻我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菏泽，整四十七师拿定陶。他不禁为自己的这一临机决断而沾沾自喜起来：也许几天后，我刘峙又要成为全国注目的人物了。 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前指司令部里，对这个意外情况，刘邓先是一惊，但随之便是一阵欣喜：刘峙啊刘峙，你贪功好利的毛病还是没改啊。想直取我首府，想得真是不错，只可惜你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过，倒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刘峙改变计划，使整三师与整四十七师的间隔由15至20里扩大到20至25里。而且越往西，两者间隔越大。敌整四十一师被我二纵一部阻于东明地区，距整三师80里；整五十五、六十八师被我三、七纵一部阻于曹南地区，距整三师60余里；徐州之敌则远在200里以外。战场态势于我有利。 此时，刘邓又一次显示了“变通”力：你刘峙变，我也变！遂决定部队迅速准备，提前一天于9月3日在原预定歼敌地区以西之大杨湖地区首先歼灭整三师，以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敏锐的眼光、临机决断的魄力、善于捕捉战机的高超艺术，成了后来被军事界公认的刘邓指挥特色。 3日晨，我第六纵队担任阻击整三师任务的两个团稍加抵抗即主动后撤。整三师师长赵锡田误认为我军战力不支而溃退，乃放胆前进。当日下午，便一头钻进大小杨湖、阎寨、大黄集。周集、天爷庙及方车王等我预定歼敌地区。 当晚，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即以第二、六纵队主力5个旅为右集团，第三、七纵队主力4个旅为左集团，右集团一部由西向东，主力由北向南，左集团主力由南向北，向整3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为更进一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我在对整三师达成4：1的优势兵力对比时，又以左右两集团首先攻歼整三师的王牌第二十旅，对第三旅及师部则以部分兵力包围、牵制。这样，我与敌第二十旅的兵力对比为7：1以上，是绝对优势。 然而攻击并不顺利。3、4两日的猛攻，仅歼敌2个营。 刘伯承呀刘伯承，你面对的是大杨湖，你的对手是整三师，不好意。整三师，尤其第二十旅看来真有点名不虚传。缅甸战场的经历，使它取得一定的作战经验，也给增添了几分士气，加之一色的美式装备，的确使我攻击邪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仅大杨湖这个只有200来户人家的村庄，整三师第二十旅第五十九团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便把它变成了一个内有暗堡工事、结合穿墙破壁的枪眼，外有密布的地堡、交通壕的坚固工事群，致使我第六纵队3个旅6倍于敌的兵力，两昼夜猛攻拿不下来。这在我第六纵队作战史上尚属首次。两天激战，第六纵队伤亡较大，部队更加疲惫。 面对这一情况，刘伯承思绪万千。这可是一场速决战啊！为了速决、全歼敌第二十旅，动摇整三师，他和邓小平将全部兵力一半以上都用来对付第二十旅，可两天了，居然连第1攻歼目标大杨湖的第五十九团还没吃掉。一旦拖下去。敌重兵从四面八方涌来，那时就欲战不能，欲走不得，将陷入全面被动的境地。处于内线作战的我军必须速战速决啊！ 5日清早，刘伯承来到了六纵前方指挥部。在一间用门板搭成的地下室里，主持召开了各纵队首长会议。他用平静而坚定的语调说道：“同志们，攻击已经两天了。部队，尤其是六纵伤亡较大，也很疲劳，可眼下火烧眉毛啊！这两天有些部队攻击太晚，协同得差，使真正一线攻击的力量显得有些不足。一定要记住，在战术上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才能打垮敌人。眼下首先要歼灭的还是大杨湖的五十九团。歼灭了它，断了二十旅退路，该敌也就乱了。二十旅一乱，整三师也就顶不住了。只有坚决、迅速地歼灭整三师，才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攻。下一步，以王近山的六纵主力继续攻击五十九团，一定要坚决、迅速地消灭该敌。二纵以1个旅包围周集、大黄集敌第三旅，把他拖在原地，不让他动，支援六纵作战。另以1个旅迂回该敌侧后，切断其后方运输，防止其向西南突围。三纵、七纵主力攻击方车王、申柴地区敌二十旅另一部，尔后攻击整三师师部天爷庙。这次攻击是关键一战，意义重大，困难也多，希望大家回去后搞好战斗动员，把士气鼓起来。攻击时再猛一点、狠一点，吃掉他的二十旅。”从他的目光中，各纵队指挥员看到了殷切期待，也看到了必胜的信心。 当日夜，我各纵队经过一番调整后，再次对敌第二十旅发起了猛攻。 6日拂晓，在天爷庙整三师司令部里，赵锡田突然发现部队处于我北、东、南三面包围之中。一阵惊惧，惶惶然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这位中将师长在同我军多年的作战中，已深深地了解到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的战术。想不到刘邓今天歼到他的头上来了。他当然知道自已被围后的处境。其它各师早就对他在刘峙面前得宠而耿耿于怀，眼下能指望他们来冒险相救？何况解放军既然包围了他，就不会让其它各敌轻易靠过来。不管怎样，刘峙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于是他速电刘峙，急呼求援。同时他还另有打算，靠别人靠不住，只有靠自己。他急忙命令第二十旅、第三旅坚决抵住共军进攻，必要时听命令突围西撤。他想凭整三师的美式装备，量刘邓未必能一口吞下去。 他又棋输一着。在他犹豫未定之时，我第六纵队第五十四团已于当日晚9时，占领了大杨湖西南，封闭了第五十九团。第二纵一个旅也插向其侧后，敌第二十旅、第三旅几乎全部陷入包围圈中。 午夜11时半，3发鲜红的信号弹升起在大杨湖黑沉沉的上空，大杨湖东南角敌第五十九团和整三师师部结合处响起了炮弹隆隆的爆炸声。对大杨湖守敌第五十九团的攻击开始了。 激战至7日零时，第五十四团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攻占了村西南边缘敌防御要点：大土围子（三个大院组成）。零时45分，第六纵队首长命令第五十四团在大土围子就地转入防御，防敌突围。 第六纵队第五十二团从村东北、四十九团从村东南突入大杨湖村，占领了部分工事后，赵锡田见大势不好，急令第二十旅第五十九团向村西南猛攻，企图打开通道，掩护整三师主力突围。立时，我第五十四团坚守的阵地被敌密集的炮火所覆盖，黑压压的敌人也向大土围子涌来，第五十四团处于敌包围之中。 一次次冲击，一次次击退。第五十四团已连续打垮了敌人9次冲锋。 当敌人发起第10次冲击时，第五十四团子弹几乎都打光了。手榴弹成了他们唯一的火力。从七连长黎智富牺牲时身边留下的几百根手榴弹拉火线就可想象出当时战斗的激烈和残酷。 燃烧的大地上涌动着打红了眼的兵。整三师第二十旅第五十九团团长吴耀东挥舞着手枪亲自督战，敌人倒下了一批又卷上来一批。关键时刻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一时间爆炸声、军号声、喊杀声惊天动地。敌人终于不支，退了回去。大土围子外，敌我双方尸首交迭，血流成河。这悲壮的场面使第五十四团团长卢彦山这位硬汉子忍不住落下了滚滚热泪。 这时，刘伯承说，死人算什么？！见多了。刘伯承就是多次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为了不受苦，不死人，就免不了要死人。不然，叫什么战争？要什么革命军人？！刘伯承异常镇定，他在第六纵队前方指挥部里向司令员王近山说道：“五十四团这颗钉子楔得好啊。它打掉了敌人的锐气，取得了良好的战果，对这次战斗全局起了重要作用。请代为问候五十四团全体指战员，并要他们坚持住，守住阵地就是胜利。” 消息传到五十四团，官兵们热血沸腾，群情激奋。这褒奖既是对烈士的赞誉，也是对活着的每一个人的激励。于是，轻伤员拿起了武器，重伤员爬着在阵地上搜集弹药，卫生员放下绷带也冲上去和敌人厮打在一起。团长卢彦山和政委也端起枪冲了上去。我第五十四团终于又粉碎了村内敌第五十九团的反扑，像颗钉子一样牢牢地楔在敌军心脏里。 7日拂晓，申倪寨之敌400多人，在5辆坦克的掩护下冲了上来，企图与村内之敌配合，内外夹攻我第五十四团，杀开一条血路。我第五十四团战士们第一次见到坦克，又开枪又投弹，但坦克推墙撞村，丝毫没受到影响。战士们立刻傻了眼，不知所措地看着这几个庞然大物冲过来。危急时刻，守在电话机旁的团政治部主任霍示狱一把推开电话，大喊一声“跟我来！”抓起一捆手榴弹冲向敌坦克，警卫员、通信员、电话员共15人也提着手榴弹冲了上去。他们冒着敌步兵密集的火网，机警地把手榴弹塞进了敌坦克履带，“轰、轰、轰”三声巨响，三辆敌坦克趴下了。我第五十四团趁机一阵猛烈反击，敌退了回去。 6时半，敌又以400多步兵，在10辆坦克的掩护下猛攻我第五十四团侧后，村内之敌一见援兵到来，也孤注一掷地向外猛冲。一时间，小小的村西南厮杀成一片。混战中，已没有了界限，没有了官和兵，只存在着生和死、胜与负。双方炮兵一见无法用炮，也端起枪冲入了厮杀中。在这危急时刻，我第六纵队其它各团队终于冲了过来，投入了猛攻。天平立刻开始倾斜。敌第二十旅第五十九团终于再难抵抗，不到7时便全部被歼。 卢彦山站在土坎上，看着兄弟部队勇猛地冲击着，看着敌第五十九团的溃乱，再看看自己团里所剩不多的干部战士，泪水盈满了他的双眼。这是怎样的一夜啊！他想到了那些倒下的战友，禁不住在心里发狠道：“好兄弟，你们的血不会白流，我要让他们成倍、成十倍地偿还。” 大上围外，一群群俘虏在转移着，一个看来像个官的俘虏忍不住问道：“请问贵军是哪部分的？”看来他栽也想栽个明白。“刘伯承的，听说过吗？”他点点头叹息道：“败在他手下，我没说的。我们部队就够顽强了，想不到你们比我们更顽强。这一下我们这个团完了，二十旅也完了，第三师也就完了。” 他说得不错。此时，大杨湖守敌第五十九团被歼，右邻我第二纵队在大黄集、左邻第三、七纵队在周集、小杨湖地区也各歼敌一部，并进逼天爷庙整3师师部阵地。赵锡田这时如笼中困兽，一会儿哀叹第二十旅的全军覆灭、第三旅的大部被歼，一会儿又大骂刘峙指挥无能、四十七师和四十一师无情无义，见死不救。昔日那种骄横不可一世的神态早已不见踪影。其实他哪里知道，四十七师就在他10里之外被我军阻得寸步难行，自身难保。赵锡田眼见解放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痛感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可又不甘心坐着等死，以为只要拼死突围，或许还能求得一存。于是他仓皇率残部向西南突围，以图靠拢整四十七师。 然而我军早有准备，乘敌脱离工事混乱溃退之际，全线突击，在运动中将其全歼于秦寨地区。 赵锡田哭丧着脸站在路旁，看着成串的俘虏低着头从他面前走过。一想到昔日威风八面的整三师，竟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不禁摇了摇头，仰望着刚刚从头上飞过的国民党飞机，哀叹道：“完了，一切都完了……” 此刻，国民党郑州绥署前线指挥部内，刘峙也垮了，当得知整三师被全歼的消息后，他像是当头挨了一问棍，半晌没缓过劲来；只是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整三师，我的整三师……”。他感到自己的头再难抬起来了。尽管他与何应钦、顾祝同同属一派，何也常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好话，吹嘘他能担负起“勘乱救国”之重任，他却如此一败再败，何应钦在蒋介石面前再难替他说话，他感到了大难临头的那种惶惑。他强打精神，急令其它各师迅速后撤，以稳住阵脚。 其实这道命令不但下得太晚，而且下得多余。整三师的全军覆没，使参与进攻的其它各师极度震惊、惶恐。各师，尤其是整四十七师唯恐自己成为第二个整三师，匆忙掉头后撤。 然而晚了。刘邓首长早在攻歼整三师的最后阶段，眼光就已远远地盯住了下一个目标整四十七师。一俟整三师基本被歼，即迅速命令以部分兵力肃清残敌，主力火速转向西南，向整四十七师侧背猛烈卷击。此时整四十七师这伙兵无斗志的“川军”哪还有心恋战。所以一触即溃，慌不择路地逃向兰州、考城。我攻击部队乘势穷追猛打，在追击中全歼整四十七师的一二七旅和一二二旅。与此同时，我另一部兵力在追歼整四十一师中又歼其2个营，在追歼整五十五师、六十八师中再歼敌2个营。 至9月8日上午，郑州绥署之残敌退至兰封及铁路沿线各要点。徐州薛岳之敌也被我刘邓军阻于成武地区。定陶战役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歼敌整三师、整四十七师等4个旅、1.7万余人，生俘整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击毙其第二十旅旅长谭乃大的辉煌战绩而宣告结束。 秋雨淅沥，南京城充满了晦气、霉气。倒霉的刘峙在被蒋介石痛骂一顿之后，丢掉了全部军权。天晓得，战争的方程式这么难解？昨天的“福将”，今天为啥不灵了？看来，刘伯承真是国军的克星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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