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谁能想到，今年的圣诞节会在南京城度过。当首任南京市长刘伯承乘火车来到浦口，前往南京的时候，便感觉到扬子江畔一片喧闹，整个城市充满着活力。大街小巷秩序井然，到处欢声笑语不断。南京市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来迎接他。仅仅一年半的时间，这里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化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共产党的“魔力”啊！ 第二天上午，刘伯承便开始办公。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临时委员会。 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干部组成的。其中，有的来自华东军区，有的来自中南军区、有的来自西南军区，有的来自华北军区。他们在以刘伯承为书记的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创立与发展，为全军教育与训练事业的不断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领导班子组成之后，刘伯承连续主持召开了院务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号召全院同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把“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学院开宗明义的“第一乐章”。 从1950年11月下旬开始，奉中央军委命令，从全国各大军区调给军事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陆续报到了。 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刘伯承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总政、总干的安排，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他说：“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刘伯承办事就是讲效率，办学校也不例外。这边刚刚搭起学院的架子，那边就开始招生了，从12月份开始，学员们陆续从全国各地来军事学院报到了。根据报到的学员们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重新调整了各个学员科的组成和学制。把原来的情报参谋训练班改为情报科，学制两年。把原来的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分为三个科：一个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的营级干部，学制两年；一个科训练师、团级干部，学制一年；一个科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学制也是一年。 一位参加军事学院筹建工作的老将军回忆说：“50年代办事，刘帅的作风，就是说干就干，说办就办。你想想，美国佬在朝鲜杀人，还想搞垮中国，不拼命干能行吗？” 急上、快上，不能粗枝大叶，而且要创出自己的特色。刘伯承工作非常细致。对于各个学员科和教学组织的名称，他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有人提出叫“将官班”。刘伯承认为这个名称不好。国民党陆军大学就曾经设有“将官班”。那是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收买拉拢各派将领而设立的。根本不是传授军事学术的组织，而且早已声名狼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把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定名为“高级速成科”，训练师、团级干部的定名为“上级速成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的定名为“基本科”。 对于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也翻书查典，很动了一番脑筋。他查阅了俄汉辞典、露和辞典和原版俄文辞典等好几种工具书。最后，看到露和辞典上有一个词俄文原意是讲坛的意思，是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他非常欣赏这个词。他认为，作为给学员传授知识的教学组织，应该是一个有充分学术民主和学术研究空气的宽松和谐的组织。不应该把它搞成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于是，他根据露和辞典这个词，把军事学院的教学组织定名为“教授会”。他解释说：“教授会，教授会，顾名思义，是‘教之以理，授之有术’；是教授们开会的组织。” 坚持收生标准，是刘伯承严格把住的关口，对于报到的学员，刘伯承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入学条件进行了严格的复查。将“少数师团干部，因身体残疾不能坚持学习者，及一部分营级干部，军事基础太浅，无实战经验，非优秀干部，确无造就前途者”一概退回。但是，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学员文化程度的审查则不得不适当放宽尺度，只要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军队的精华，大都是工农出身，又长期经历战争的考验，是真枪实弹里冲杀过来的英雄好汉啊！ 报到学员共900多名。经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退回或转送其他学校的有140多名，军事学院只招收了758名学员入学。刘伯承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拔一个合格的学员入学，就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交给国家。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大纲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在实施训练之后，以能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训练大纲还规定了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情报科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规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不久，刘伯承又颁布了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掌握联合兵种的作战本领，必须是和总结我们过去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应当强调学习新东西，但不能脱离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政治工作大纲还指出：“一方面应当说明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迅速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又一方面又应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协助改进教学方法，巩固与提高学习信心与学习情绪。同时，反对骄傲自满、懒惰松懈、闹个人主义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这两个大纲，体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方针，明确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 1950年的最后一个月，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紧要时刻。侵朝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集中了20多万人，发动了所谓的“圣诞节总攻势”，叫嚷”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先是主动后撤，撒开大网。尔后展开了强大的反攻，收复了平壤市，把侵略者一举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 在这一个月中，刘伯承主持了军事学院第一次训练准备会。在10天时间里，他和参加准备会的干部、教员一起，拟定了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四个科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研究了这四个科军事基本课目的教授方法和野外作业实施方法；并组织了对一些重要课程的集体备课和试教工作。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强大的新年攻势，开始进行第三次战役。 这一天，刘伯承向全体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作动员报告。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大家说： “同志们，今天是1950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教员、学员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会。我们并没有休息，都在积极地准备着开学。 “全国人民在今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中，筹建了我们的军事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在国家被侵略的战争状态之下筹建起来的。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接着，他历数美国侵略者的罪行，赞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勉励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尽快把军事学院创办起来，为建设一支“如虎添翼”的新型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而奋斗。 开学了，真该乐呵一下。从四面八方来的兵团、军、师、团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入伍的，也有少数解放战争时期升上来的。这批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度过10多年以至20年的艰苦生活，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他们是即将授衔的将军和校官，是人民军队的栋梁之材。胜利之师的将校级军官，勇士、英雄辈出的军队精华，今天得到入学深造的机会，谁也抑制不了内心的激动。 可是，几堂课下来，学员队就炸开了锅： “谁是谁呀，这位教员老兄是国民党的厅长啊。” “没有错。” “刘院长怎么了？是看花了眼，还是昏了头？！” “真是怪事！” 原来，刘伯承为新中国的军事教育事业，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一些学有专长、擅长外国语言的老译员和许多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军事教官，云集紫金山下。经中央军委批准，先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600多名旧军事人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其中有原国民党陆军副总长、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有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师长、军长、司令，以及一批少将、上将“高参”、“教官”等等。最高时约占全院教员总数的70％。 这些“旧军官教员”为能在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领导下，在全军最高学府里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顾虑：怕提起过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因此，一到军事学院，就渴望见到刘伯承，聆听刘伯承的教诲。 刘伯承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从1950年年底起，每当他们来军事学院报到时，不管是一二十个，还是一两个人，他都抽空去看望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有时还请他们吃顿饭，他风趣而又诚恳地说： “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不管是请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还是捆上梁山的，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纲领，认真改造思想，好好为人民服务。”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旧军官教员”与学员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少矛盾。 从“旧军官教员”方面说，由于政治立场没有彻底转变过来，表现在军事学术思想上就比较庞杂混乱：有人崇拜英、美的军事思想；有人宣传德、日的战略战术；还有的在介绍战例时，竟使用过去国民党惯用的语言，引起了学员们的强烈反感。 从学员方面说，一些同志对“旧军官教员”很不尊重，认为让他们讲课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个别人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说：“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就打胜了。” 这些现象引起了刘伯承的高度重视。 鼓不敲不响，灯不拨不明。在全院教、学员大会上，刘伯承十分严肃地说： 一在我们学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旧军官的教员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2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当中，有的已经转变了原来的立场，有的正在转变。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奋斗。” 像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水，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给学员很大震动，在“旧军官教员”的心中更是荡起了一层层的涟漪。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心里很不平静。既敬佩刘伯承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胸无丘壑、光明磊落的名将风度；同时，也从刘伯承这些赤诚相见、团结合作的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看到了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后的光明前途。 这次讲话之后，刘伯承深入到学员与教员中间，首先教育学员正确对待“旧军官教员”，正确认识“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问题。 刘伯承反复给大家讲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并多次回顾自己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苏联学习时的情景。他说：“古时候，赵武灵王还知道以敌为师咧！在苏联，也曾有过利用白俄军官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列宁的主张，历史证明效果是很好的。在中央根据地，我们活捉了国良党52师师长陈时骥，经过教育工作后，让他到红校当教员。二、六军团在长征的时候，也请国民党的俘虏师长张振汉讲过课。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华北军大，同样录用过大批旧军人和旧知识分子当教员。我一贯主张，对原国民党军队中有军事专长的专家，要为我所用，用其专长。此事可谓前有范例，后有来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目前，只有利用老的翻译人才，老的军事教官才能编译出我们急需的教材，才能了解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从前苏联的情况，有些和我们是一样的。我去苏联学习时，教员中就有沙俄军队的旧军官。那时，斯大林同志就强调要向他们学习。今天，我们也要接受他们的教学。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其特长来教我们，对于我们建军有啥子不好嘛！从现象上看，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我们改造‘旧军官教员’，‘旧军官教员’接受我们的改造，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对个别骄傲自大、调皮捣蛋的学员，刘伯承也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他说：“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坚决去做。说服说服，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阿弥陀佛了，就要绳之以纪律。今后，谁要再顶撞教员，在课堂上给教员难堪，就开谁的党小组会，执行党的纪律。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量，不要长一副周瑜周都督的细肚肠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 另一方面，则教育“旧军官教员”克服旧思想，改变旧观念，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这种教育是从学术思想的改造入手，以学术思想的改造为突破口进行的。 刘伯承提出要端正教风，在课业讲授中“提倡扼要踏实，反对铺张浮夸”，要求他们按照教材内容，根据试教情况，原原本本地进行讲授。他形象而诙谐地告诉这些“旧军官教员”，不准“偷工减料、偷税漏税，一刀杀死杨六郎，使杨家将没有戏唱”；也不要“故弄玄虚、画蛇添足，把本来两小时的课程硬拉长到四个小时去讲。杨六郎在该死的时候也得让他死掉，不要怕杨家将没有戏唱。”总之，一定要把军事学术确确实实地交付给学员。 以后，刘伯承又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抛弃头脑里美、英、德、日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他专门给“旧军官教员”和翻译室的译员作了一次《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的长篇讲话，强调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要为人民服务，首先要把屁股坐正，坐在共同纲领上面。只有如此，才能服务得好。这个讲话，给“旧军官教员”教育很深，使他们认识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坚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 在军事学院创建初期，”旧军官教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编写与翻译了大量教材，承担了技术兵种和文化教学中90％以上的授课任务，参与组织实施了许多次规模较大的实兵演习与现地作业，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贡献了力量。 当时，最紧迫、最困难的问题是翻译和编写军事教材的问题。因为我军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在军事教材方面准备不足，加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先进国家认真总结战争经验，大力发展新式武器，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水平均已跨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教材必须适应这新的要求、新的水平。要想大踏步地促进我国的国防建设，必须吸取世界上先进的军事科学和军事理论来为我所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军队，伸出了友谊之手，派出了一批军事顾问到人民解放军有关领导机关和军队院校工作。当时，中央军委决定选二十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到学院各个教学部门，带队的总顾问叫罗哈里斯基。对于顾问的到来，刘伯承是欢迎的，同时也是十分持重的。 为著有效地借鉴苏联红军的战争经验，编写出适合我军需要的军事教材，必须先有大批懂得俄文的军事翻译人才。为此，刘伯承提出专门设立翻译室和开办俄文训练班，建议开办“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五十名相当大学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教员问题。” 与此同时，刘伯承还决定选调一些老的军事翻译人员，从事翻译和编写教材的工作。其中，也包括部分原国民党军队中的旧人员。刘伯承说：“学院的摊子铺开了，就如戏院开张，要有好戏给人家看，一要有好剧本，二要有好演员。”为此，他专门委托有关人员到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访贤”、“招贤”，并提出选拔译员和教员的三条标准：要有扎实的学术（外文）基础，一般经过专门军校训练；有深入学习军事科学的兴趣；更要有为革命军队服务的思想和决心。 刘伯承还亲自写信给一些学有专长的知名人士，介绍我党我军的用人政策，诚心诚意聘请他们出来任教和做翻译工作，鼓励他们将功补过，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出力。翻译人员党必刚，早年在苏联学习军事，俄文基础很好，归国后曾在上海当过“地下译员”，为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后来，他走了一段弯路，自己悔恨不已。刘伯承宽以为怀，摒弃前嫌，坚持调他来南京，让他担任军事学院翻译室主任。 这位老译员到南京后，刘伯承连夜在北极阁住所召见他，亲切而又郑重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形势十分紧急。现在，训练干部的任务更为迫切。眼下，学院刚刚开办，军事教材和军事教员非常缺乏。苏联军事顾问应聘前来，俄文教材需要翻成中文。现在各地的学员已经到齐，马上就要开课，各类教材亟须边写、边译、边印、边用。任务很大啊！” 稍停一会儿，刘伯承又风趣地说：“这好比做菜，我们是热锅现炒，现炒现卖，当场出货。你来了，要放手工作，不要辜负了人民的信任。”这位老译员听后，非常激动，当即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建设做出贡献。 刘伯承还亲自找到一些有成见的同志，耐心做思想工作，讲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和他们交换意见。刘伯承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教员现在是我们请来的‘先生’，是帮助我们学习现代军事知识的。至于‘旧军官’的帽子，那是他们的过去。如今，他们已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是我们的教员，他们介绍的是现代军事科学，是现代军人不可缺少的学问。我们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要老老实实学习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 与此同时，刘伯承又对旧军人出身的教员和老翻译人员做工作，一方面从政治上严格要求，教育他们真正转变立场，端正思想，明确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目标。对一些思想压力较大，工作缩手缩脚的教员，刘伯承经常找他们谈心、开座谈会，热情地开导说：“过去走错了路也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在课堂里要抛弃杂念，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解放军受挫的例子，通过你们的对比来讲，可以更为生动、深刻。你们诸位如今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要背过去的那个小‘包袱’。”刘伯承还坦城地说：“要说旧军人，我也是旧军人出身。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出力。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有出路，有建树。” 在少数旧军官出身的人身上，也有些残余的旧观念和对军事学术的模糊认识。如有的说：“国民党打败仗，只是败在学术上，如果有真正的军事家，就不至于输得那么惨。”还有的认为：“国民党不是没有军事理论家，而是老蒋不听‘忠言’，带兵者也多是庸碌之辈，酒囊饭袋。” 听到这些议论之后，刘伯承不是简单地给予批评，而是把教员、译员召集起来，组织大家座谈、讨论，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后，他联系中国军事界两位著名人物：蒋百里、杨杰的经历，阐述政治立场与军事理论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刘伯承说：“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必须有一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目标，如无政治目标，则是无的放矢。蒋百里大家说他是中国的军事学家，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清政府禁卫军管带，北洋政府军官学校校长，北洋总统府参议，孙传芳部队总参议，吴佩孚部队总参谋，国民党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著有《国防论》、《日本人》等书。他也曾煞费苦心地去研究过军事，然而由于他是中国士大夫阶级，主要依附于没落的封建阶级反革命派，反对人民革命，所以每次都打败仗。他帮助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打仗，被革命所击败了；后来他又依附蒋介石，至死也无所作为。杨杰将军早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同盟会。1916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之役。曾任护国军支队长，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第1集团军参谋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著有《军事和国防》。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反内战的爱国活动。1949年被邀为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未及参加会议，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大家也说他是一个军事学家，但他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时候做不出什么事来。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两位军事学家，不能说他们学而无成，而只能说是由于他们研究军事为反革命服务而无一成。我们今天来研究军事科学，目标显明，就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服务的。希望在座同志，首先确定为解放人民事业服务的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也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把智力、毅力用之于人民解放事业。” 这批老翻译人员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政策，重视思想改造，逐步转变原来的思想感情。在业务上；他们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与有关军事人员通力合作，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编译出数百种军事教材，还用俄、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国语言，摘编出大量军事参考资料，有力地保证了军事教学的需要。 1951年1月间，在军事学院正式开学典礼上，刘伯承宣布了军事学院的任务，“就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熟习与指挥现代化各技术兵种，组织与指挥协同动作，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这些指挥人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忠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事业、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新英雄主义的精神，认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的任何侵略阴谋，明确这一斗争方向，保卫祖国，保卫东亚，保卫世界和平。” 在军事翻译和军事教育的指导思想上，刘伯承是十分明确的，他鲜明地指出：学校的训练工作，“一定要依据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军事学说，依据毛泽东的建军传统、军事思想，以及我军百战百胜的丰富经验，针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精细研究敌人，研究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特别是研究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所获得的经验，并且要不断讲求生动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所担负的训练任务。” 鉴于当时我军的军事教材大多是参考苏军教材编写而成的，所以，翻译工作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它是学院训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继成部分。 刘伯承强调指出：军事翻译同军事教育工作一样，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南，正确认识和处理翻译与教材、翻译与教学、翻译人员与军事顾问的关系。这是端正翻译工作方向，明确军事翻译要求的重要环节。后来，刘伯承在《把我们的教授法和学习法提高一步》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一般说来，我们学员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做军事工作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顾问同志有着丰富的斯大林军事科学知识，而许多教员多年从事学习具有介绍军事科学的能力，这是很好的客观条件。但是如何把这三个方面的训练工作联贯一气，协同互助，即如何教得好，学得好，关键就在于怎样确实交付与怎样确实接收的问题。教员在军事科学上除了从少数书本上接收外，主要还是向顾问同志当面学习。这里首先关联着翻译工作，就是要翻译能准确介绍学术内容。” 由于翻译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刘伯承十分重视翻译队伍的思想建设，专门为翻译室选派了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定期进行整风，以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还经常到翻译室开座谈会，与翻译人员促膝谈心，说明只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才会有钻研业务的革命动力，才能在学术上不断进步，有所造诣，并提出了“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政治家兼业务专家”的口号。1951年12月21日，刘伯承以《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为题，专门向译员、教员作了一次报告。在报告中，刘伯承着重指出了军事翻译工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性。他说：“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是要在解放军原有的基础上着手，要学习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诸兵种学术。这些学术就我来说，也是无经验、无知识的，必须依靠顾问同志编写教材。而顾问同志不懂中文，因此需要译员同志把它译成中文。这好像顾问的学术是自来水的发源地，而翻译工作则是自来水龙头，它使顾问的学术源源不绝的输送给教员、学员，同时也要将教员和学员的思想综合反映给顾问。所以，翻译工作是一个‘关键’工作。译员同志译稿给教员，经过教员介绍给学员；学员有问题，教员能解决的为之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归纳起来请教顾问。这样协同互助，以达介绍军事科学的总任务。” 在讲话中他严肃地指出，当时翻译人员主要的思想缺点表现在：“内部不团结、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文人相轻、不问政治、生活散漫不坚持制度、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纪律、赏罚、总结、考核制度等都很差。特别是‘骄傲自大’、‘文人相轻’的缺点表现得最严重。中国旧社会里‘文人相轻’是很严重的；看不起别人，文章总是自己的好，自己的作品不准人家改一个字，若人家改了一个字，就‘如丧考妣’，就有‘不共戴天之慨’，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刘伯承特别提到有的翻译人员工作马虎，“潦草塞责，懒得翻字典，凭自己主观猜测。还有些同志虽翻了字典，但因没有军事学术上的素养，又不深思熟虑，就随便写上，以致闹出笑话。有的同志俄文好、中文也好，但是缺乏军事知识。又不虚心，也就常常发生错失。毛主席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容人丝毫调皮。’如海军教材中把‘登陆战’与‘反登陆战’译成‘陆战队作战’与‘反陆战队作战’。这些同志不问译得是否正确，只凭想象或从字句上臆测一下，张冠李戴的武断、轻率现象，是不可原谅的。” 在论述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的辩证关系时，刘伯承指出：“军事科学不但包括武装斗争的军事知识，而且还包括政治工作。如果思想意识不改造，是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的。恩格斯说：‘客观事物是思想的源泉，思想是客观的反映。所以思想经常落后于客观事物。’我们的思想是已经落后在翻天覆地的现实之后了。今天我们已经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推翻了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推翻了几十年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我们是处在人民当主人的新民主主义的时代了，是受着新民主主义的教育、马列主义的教育，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时代了。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看到这样巨大的转变，还没有发觉自己的落后。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努力改造自己，跟着时代前进。” 最后，刘伯承强调教授会和翻译室都是重要的工作部门，尤其要接受思想改造。他运用形象的比喻，语重心长地指出：“教员同志要很好学习，提高介绍能力。翻译同志要加强学习军事，学习俄文，学习中文，提高翻译能力。这即是译员之三套本事，缺一不可。现在我们翻译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是中俄文程度不够，军事知识懂得更少，因此常常使译文生硬难懂。以后必须广看精读，加强学习。在军事知识方面向有关教授会联系学习，俄文方面向苏联翻译学习，更不断地学习中国语文，只有这样像瞎子驮着跛子行路一样的协力合作，多了解自己的译文缺点，多谦虚些，才能不断进步。 “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旧的斗争，是阶级的矛盾，要随时发现缺点，纠正错误。毛主席说：‘我们不要脱离实际，要好好地学习千百万人民血汗换来的经验。把旧的、肮脏的东西抛弃，新鲜的东西只有冲破旧的才能新生。’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对‘文人相轻’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好好学习这个文件。鲁迅先生也说过：‘文人像有刺的刺猬一样，不能互相触碰，一接触就要你刺我我刺你地相打。’这是很深刻的话，有这个毛病的同志，必须引以为戒！朱总司令对旧军事科学曾这样说过：‘过去旧的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的学生。’毛主席的《实践论》，是马列主义宝库中中国的经典著作，我们必须仔细研读。今天我对思想改造问题提出如上意见，愿大家共同勉励，响应毛主席号召，把军事学院的工作做好。” 由此可见，刘伯承对军事翻译工作的政治方向是把得很稳的，对军事翻译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是抓得很紧的。由于刘伯承的努力，我军进入和平时期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人数较多，业务能力较强的军事翻译队伍。 刘伯承不但重视当时军事翻译的现实急需，而且特别关注军事翻译事业的未来。为着培养翻译队伍的新生力量，刘伯承专门指示学院干部部门，从西南地区和上海地区调来许多青年学生进行培训。刘伯承在繁忙的工作之暇，还抽时间接见年轻翻译，交谈学习外语的心得，讲述做好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刘伯承指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发展是一致的。从1840年到五四运动前夕的70余年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了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至于中国近代的军事翻译，首推林则徐，他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向西方学习进步技术的开风气者，他开设过译馆，编译过《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对中国军事很有影响。还有严复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家，他翻译《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曾经刺激了当时的维新浪潮。清末西风东渐，促进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推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当然，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是社会变动的内因。我举这些例子，是说明搞好军事科学翻译工作，对国防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希望大家少壮立志，边干边学，深钻进去，成为德才兼备的军事科学翻译。 当有的同志表示自己爱好文艺，不愿做军事翻译时，刘伯承便风趣地开导说：“文艺翻译固然使人丰富想象，可军事翻译也是动人的交响乐啊！你们喜欢文艺，学点武艺也好嘛。”当发现有的同志重俄语而轻视其他外语的时候，他又语重心长地提醒说：“俄语、英语、日语，都是重要的工具，不可偏废，到需要的时候，都会有用。” 当时的青年翻译王树森曾回忆说：1951年开学后，刘帅为我们做了几次报告，说明只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才会有钻研业务的革命动力，才能在学术上不断进步，有所深造，并指出大家应该“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做军事翻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不但要外文好，还要中文好，并懂得较多的军事知识，“三套本事，缺一不可”。刘帅自己精通俄文，尽管工作繁忙，仍然利用休息时间钻研外文，长期养成早晨朗读外语的习惯。在他的感召下，同志们自觉地苦练基本功，每天起床后都到校园里朗读外语，渐渐形成了一种早读制度。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翻译，年轻译员们的业务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经考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成绩都很好。刘伯承看到新生力量的茁壮成长，心中十分高兴，称赞大家各方面有了“大大的进步”，肯定大家发扬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刻苦学习精神，同时进一步要求大家戒骄戒躁，多了解自己译文的缺点，并根据各自的情况和弱点，有所侧重地抓紧学习。 经过刘伯承的精心培养和译员们的共同努力，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支军事翻译队伍迅速成长，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军事特色的翻译风格。老翻译人员党必刚，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感慨万千，给笔者寄来他的一首感怀诗，诗中写道： 饮罢蜀水到钟山， 闲骚风雅日文瞻。 开茅韬略诲不倦， 启蒙箴言响耳边。 呕心沥血为育才， 鞠躬尽瘁不歇肩。 而今桃李满天下， 伟绩长存天地间。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