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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幸运又不那么幸运的中国人。作为勇敢的先行者，他们赶上了国家大发展的年代，赶上了求才若渴的用人之秋。他们因而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待为上宾和委以重任，许多人捷足先登地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又因为是少数先行者，他们的影响还非常有限，还会有曲高和寡的孤独。 他们必须做一番艰苦的拓荒，甚至冒着有种无收的风险。 这是一群奋斗着的中国人。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奋斗”二字对他们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在国外，他们无所依傍，唯有奋斗，一天不奋斗，他们就可能沦落到社会最低层。带着这种严酷的生活加倍强化了的奋斗的天性，他们选择了比轿车、洋房更为博大的奋斗目标，追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业、以科技、以革命报国的几代留学生的足迹，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整个民族奋斗的史诗。 历史将会记住这些奋斗者，这些以青春作伴，在九十年代踏着归国的潮头、以涓涓之流推涌着祖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留学生。 十年的旅日生涯，使她浑身透着一种日本式的教养。第一次见面，她穿了一身大红的绒线套装，淡妆的脸上带着矜持的微笑，双手前垂，微微鞠了一躬，这便是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上海创办玉垒环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冯坤范。 我到过她的公司，很有几分悲壮的色彩。三年了，公司不仅没有利润，每年数万元人民币的开销全靠冯坤范在日本的奖学金支撑。包括公司最初的投入，三年来冯坤范已花去了三千余万日元(约280万元人民币)。她在日本的学业还没有最后结束，公司的日常工作由两位副经理打理，她自己则在日本的冲绳和中国的上海之间飞来飞去。两位副总经理一位是她的表妹冯小姐，一位是她丈夫在农场插队时的插兄张久蔚。出于对她的支持，尽管步履维艰仍在勉力维持。张先生比较乐观，说我们是志同道合，舍命陪君子。冯小姐看不到公司的前途，不禁抱怨：她何必急着回来争这口气？ 张先生安排我们在一家红茶坊见面。 冯坤范说张久蔚已经是她的第六任副总经理，前面五位都辞了职，说不定不要到明年此时，他也会离我而去。她笑着看了一眼张久蔚，我发现她的眼里闪着泪光。此后的谈话中，她常常会笑着，却泪光闪闪。 十年多前冯坤范是上海中山医院一个护士。二十来岁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小提琴、国画、电影配音、谈心所，什么都学，还自学了日语和中医。不知是哪一天，她突然留心起病房的病人，特别是患白血病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被送进来，又一个个因不治而抬出去。看着不堪丧子之痛的父母，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一下子知道了自己该干点什么。 1988年她和丈夫钱小明双双自费到日本留学。她执意要学医，准备了半年就以在上海读夜大的基础考上了日本红十字医学院。在日本毫无根基，经济来源显然难以支持两个人同时求学，更何况冯坤范上的是学费昂贵的医学院校。丈夫钱小明默默放弃了自己喜爱的金融管理专业，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苦工，为的是每天有一万日元的收入。冯坤范当然不能靠在丈夫身上，自己也要打工挣钱。从此刻起，冯坤范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她在向我回忆这段经历时甚至说：如果我当时不选择出国，也许这辈子要轻松得多。 在日本，不少穷困的女性都去酒吧做陪酒女，因为这类工种比较省力，来钱快，但是往往要付出代价。就冯坤范的性格，她无论如何也不去做这份工作的，这样，她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多打几份挣钱不多的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的课余时间连打三份工。她在酒吧托儿所看孩子。这些孩子的妈妈深夜还在酒吧陪酒，孩子就寄放在酒吧外面的这个临时托儿所里。她夜夜陪着这些陪酒女的孩子，体味着在日本做一个女人的艰难。 三年，她读完了医学学士学位，又考上了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医学研究科，攻读“环境生态免疫”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便是漫长的七年学程。 在这里她有了足够支持学业的奖学金，但让她缺乏思想准备的是，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之外，她还必须体验中国女人在日本求学的艰难和屈辱。 她就读的专业有一位傲慢的日本人，38岁就当上了教授，自恃甚高，尤其看不起中国女生。 他经常晚上喝酒，每次喝酒都让中国女生陪着，趁着酒兴撒野，还满嘴污言秽语，说“女人不就是一匹任人骑的马吗？”。他有恃无恐，因为这些中国女生的命运就拿在他的手上，每年的奖学金都需要有他的签字和评语。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冯坤范被动地保护着自己，心中有说不出的压抑。这些苦楚她也不能向丈夫诉说，他的负担已经够重，一切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过去爱唱爱笑的她变得不愿说话，精神极度忧郁。每每得不到排解时，她便独自驾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把车开到海边，向着大海痛哭一场。 带着这样的精神压力，冯坤范咬牙进行着自己的学业，经常通宵达旦地守在实验室，三岁的女儿带在自己身边，困了，就让她和衣睡在实验室的沙发上…… 1998年3月，冯坤范终于出色地完成了需经十二个国家的医学教授联合审批的博士论文，戴上了日本琉球大学的医学博士帽。在日本学医不易，女性学医更难，苦读十年学成女博士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她的学成引起了琉球大学的重视，校方“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三次提出请她留校工作并邀请她一家三口“归化”日本籍，但均被冯坤范婉拒。 为了挽留冯坤范，日方提出将她的留学签证从3月25日延长到9月，给她留出时间在日本各地观光——也是一种无声的挽留。这一从不给予中国留学生的厚待，却被冯坤范拒绝了。 她不是不知道归化日本籍有多少人求之不得，也深知留在琉球大学的职位意味着收入的丰厚和生活的稳定。但十年的日本求学生涯，使冯坤范饱受了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将成为“日本人”这个事实。当时，丈夫钱小明已开办了一家经营大理石的公司，并拿到了经营签证。冯坤范把快要到期的留学签证转成了家属签证，彻底放弃了留校和入籍的机会。 此时，她早已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玉垒”公司。玉垒，取意冰清玉洁的志向，取意宁为玉碎的刚烈和执着。它的诞生，是一个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 冯坤范在报考研究生时，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学科方向。她在医学领域钻研得越深，就越追根溯源地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许多疾病的高发，都与环境息息相关。她放弃了继续攻读临床医学这个被认为最有职业保障的专业，而转向环境免疫学。 直接导致她创办环保企业的，却是两次与专业无关的刺激。在一次研究生的聚会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的导师当众让她把剩下来的食品带回去明天吃。在日本，熟食是从来不过夜的，日本人也是绝对不吃过期食品的。冯坤范很礼貌地谢绝了。这位导师却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地说：“上海黄浦江、苏州河那么脏，你们不也喝了吗？你们上海人有特殊的免疫力，不会生病的。” 冯坤范虽有满腔愤怒却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她陪同导师到上海访问。那位傲慢的日本导师提出要去钱小明的家。 当时上海的城市改造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破旧的街区。钱小明的家就住在卢湾区一条小弄堂里。出于礼貌，冯坤范难以拒绝。导师仿佛寻找什么似的一个劲地往前走，一进弄堂迎面而来的就是臭气阵阵的垃圾桶和小便池。导师没有说话，却早已是满脸鄙夷。 冯坤范下了决心，这辈子就做一件事：亲身投入上海的水源和环境治理。 这成了她在日本留学后几年的一个情结。她成天想的就是寻找日本最好的环保技术和产品，把它带到中国去。经过反复检索、考察，找到了一种已经在日本广泛使用、被认为是最好的环保生物制品——“东江放线菌”。 “东江放线菌”是日本一位叫东江幸信的生物学家开发的一种微生物技术，广泛用于水处理、垃圾处理、粪便处理、油污处理等环境工程，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成功地处理了波斯湾的大面积石油污染而名声大振。它用于垃圾处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机垃圾“消化”为水和二氧化碳，用于河流治理，可以迅速“吞噬”淤积在河底的有机污泥。 用于饲料添加和粪便处理，既可以做到畜粪的“零排放”，又可以消除恶臭改善养殖环境…… 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冯坤范去拜望了这位东江先生，提出希望将东江先生的微生物技术引进到中国。她提到了她的母亲河黄浦江，提到了原本美丽却因为工业污染变得黑臭不堪的苏州河，提到了她今生的愿望和志向……一向对中国友好的东江先生被这位中国姑娘打动了，同意用最低廉的价格向冯坤范出让十种微生物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权。开价是1500万日元。这的确是最低的价格了。两年后，香港一家公司意欲买断东江菌在香港的代理权，东江先生代理商的开价是3亿日元！但这1500万日元对于一个靠奖学金和打工收入维持生计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足够把天捅一个窟隆！ 钱小明先生也是一个有强烈情绪的人，如同当年自己退学成全妻子上学一样，此次他也毫不犹豫地将七、八年的辛苦积蓄倾囊相助。加上冯坤范的奖学金，加上亲朋好友的帮忙，冯坤范凑足了这笔巨款，千金一掷地和东江先生成交了。 1500万日元，相当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冯坤范把自己的身家和未来全部押上了。 她必须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她的“玉垒”设在上海农学院，第一笔“业务”就是治理农学院门前的一条污水河。她非常清楚，这种高科技的、在普通人看来过于神奇的微生物产品，非通过实例难以让人信服。 仅仅一个来月，这条180米长的河段由黑变绿、由绿变清，与未经治理的河段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时间，报纸、电台、电视台争相报道，市政府、市人大环保方面的官员纷纷亲临视察。冯坤范成了新闻人物，玉垒成为颇有知名度的留学生企业。 不喜欢热闹的冯坤范也开始热衷于这种宣传，她太懂得环保这种特殊的产业多么有赖于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政府的推动力，多么需要借助媒体来提高公众的信任感。好几次，只要有领导出面，哪怕她远在东京，哪怕她手中的事情再紧急，她也会立即买上往返机票，飞赴上海。 这对她来说无论时间还是金钱都绝不轻松，但她得珍惜这个称得上红红火火的开端。 然而，最初的热闹过去，玉垒并未能进入良性运转。漫长的三年，冯坤范和她的同仁们记不清做了多少次应用性实验，开过多少次现场推广会，进行过多少次有始无终的洽淡。为了让权威部门对东江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她们甚至邀请东江老先生到上海讲学，邀请上海方面的有关人士去日本冲绳考察……该做的工作他们都做了，该得到的重视和关心似乎也应有尽有。然而东江菌的推广至今仍停留在周而复始的实验上，除了玉垒自己没完没了地投入实验费用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买主。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究竟障碍在哪里？ 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当年给玉垒以实质性承诺的一位副市长已调离了上海，几位经手玉垒的项目、并专程去日本考察的主任处长大部分已经退休！也就是说，玉垒所有的前期宣传工作都因为这些实权人物的离任而化为乌有，他们满心指望的政府推动已经投报无门！ 当然，玉垒不顺利也还可以找出一些其他的原因，如玉垒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科研经费和贷款都没有渠道，市场资信度也大受影响。公司只能用低薪聘用亲戚朋友，他(她)们凭着一腔热情与冯坤范同甘共苦，赤手空拳，四出游说，既没有足够的公关费用，更没有可资提高信任度的社会背景。一些公司看中他们的技术，却看不起他们的公司…… 冯坤范承认她的公司太小，要想在市场上站住脚还得假以时日；她也承认她的工作对象首先看中的是经济效益，要想说服他们关心环境、而且拿出钱来治理环境确非易事；她还知道一些政府的环保项目首先会考虑一些大的研究单位而不会看重她这样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企业；有些实权部门宁可相信一个有钱的外国人，却不肯相信一个穷留学生，哪怕是拿到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这些，虽然是她回国以前始料不及，但她能面对现实。 让她怎么也想不通的是，那几位让她倾尽心力、给过她莫大希望的实权人士，怎么能就这样轻飘飘地一走了之，不留任何痕迹？而玉垒公司的命运怎么不是取决于它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几个人？ 冯坤范只能接受张先生和冯小姐对她的评价和分析。他们说她太不功利，太不世俗，想法也过于简单，简直就是唐吉诃德式的热情和勇敢。十年学府苦读，社会全然不知。对人对事太单纯，太透明，有时也太偏激，边缘切割得太清楚，非此即彼，没有模糊学。 她说她知道现在要做成一件事公关很重要，但自己回到上海整个一个小老太婆，张先生带她出去开“洋晕”，她只觉得眼花缭乱，不会跳舞，不会卡拉ok，连上餐馆吃饭点菜都不会。她适应了国外线条简单的生活和思维，她也说不清自己是进步了还是落伍了。 说到这里，她又是那副含泪带笑的表情。她说：“或许随着时间推移情形会有所改变，但时间太长了，我怕我会失去了耐心。今年我博士学业完成后奖学金就没有了，公？” 驹僖膊荒芸？” 我来维持了。最近东江先生将技术卖给了船井公司，船井公司又在和一家香港公司谈代理权的问题。我担心香港这家公司一旦谈成，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有可能很快打进内地市场，这样我的心血真的就完全白费了。真到了这一天，我只能把公司拆掉。钱我看得很淡，大不了权当这么多钱都丢进了黄浦江。我对自己做了这么一件事不后悔，不管成与不成都不后悔。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位新华社记者以《不要让报国的学子凉了心》为题，将冯坤范的情况写成内部材料，受到当时国务委员宋健的重视，把材料批到了国家环保局。冯坤范的事业出现了转机。 不知应该说是他选择了生活，还是生活选择了他。同是留日博士，陈刚走的简直是一条超理想状态的“绿色通道”。他1997年8月28日回国，9月1日到上海浦东新机场指挥部上班。步入办公室，一纸《任命书》赫然在目：“任命陈刚同志自1997年9月1日起担任浦东国际机场指挥部副总工程师。” 这个任命连陈刚自己也没有料到。 浦东是长江的“龙头”。浦东国际机场，则是带动这个龙头起飞的双翼。 机场候机楼的主体设计就是一只巨大无朋的白色海鸟。整个机场占地32平方公里，相当于解放初整个上海城区的面积。以其特定的地位，这个机场可能是本世纪末中国在建的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港，首期投资高达130亿元人民币。 陈刚的副总工程师职务意味着什么呢？机场130亿元的投资中，三分之一是设备和材料的投资，光是外汇采购部分的金额就是400亿日元。陈刚便是全部设备的引进、采购、制造、安装等庞大组织工作的第一协调人，由他直接向工程总指挥负责。 而陈刚，此时不过是一个刚刚回国、年仅35岁的“毛头小子”！ 电话里就听出一股青春勃发、血气方刚的气息，一见面，果然年轻，似乎未脱学生气。说到他的来龙去脉，他用了一个很调皮也很学生气的比喻，他说：我曾经是个“伪军”，或者说是伪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陈刚1987年去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学习海洋船舶学。硕士读完后又读博士，1993年博士毕业，由日本文部省提供机会，又做了一年博士后。以后在日本的一家大公司就职，一方面积累工作经验，一方面选择了自己的方向。 1996年，浦东国际机场开始启动。这是一个日元贷款项目，按照惯例，应由日本政府提供技术援助，派遗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合作设计。机会不期而至。这年5月，陈刚所在的公司受日本政府的委托组织专家团前往浦东，陈刚是上海人，很自然地成了这个专家团的成员之一。“日军”中的中国人，陈刚便有了一个“伪军”的身份。 其实，更“伪”的是，从打进入这个专家团，陈刚就开始谋划着离开它，谋划着真正以主人的身份正式投入浦东机场的建设。当时的工作是与中方合作设计机场的飞行区。 整整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陈刚在工作中充分显示着自己的才华和敬业精神，同时和中方负责人建立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和信任。当下，他就向吴祥明总指挥——一位非常有决断又爱才若渴的将军似的人物——表达了向往回国参加机场建设的志愿。 然而，真正到了转变身份“投奔八路”时，下决心却非易事。 陈刚夫妇双双赴日，在日本已有了十个年头。妻子是工程硕士，先于陈刚毕业，在日本的土木设计公司搞桥梁设计，虽然才三十出头，却参与设计过十多座桥梁，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工程师。陈刚在公司的前程也是很明朗的。离开日本，意味着放弃多年奋斗的基础和十多万美元的年薪！ 然而陈刚就是陈刚，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思想和他的选择。他一向非常幸运，好机会都赶上了。文革以后的第一届经过考试进入重点高中，又顺利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入党，毕业留校，23岁成为全院最年轻的系党总支副书记。然后又是出国留学，拿政府奖学金，甚至没吃过打工的苦头。他的人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完全重叠，自认是最直接、最充分的受惠者。日本对高学历的人才在入籍上网开一面，陈刚的机会唾手可得，但是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反哺，回报，这是他最基本的准则。 到日本后，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和发展，大量阅读着、慷慨激昂地交流着各类有关中国动态的资料。他读到美国一家著名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说“看到现在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百年以前德国的崛起，现在轮到中国崛起了”。 这类历史性的预言一次次地在他心里点燃着一种激情。八十年代初，他是在“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氛围中进入青年时代的，至今想起这些口号他还会热血奔涌。他想，他陈刚不能做果实的坐享其成者，他不能想象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他陈刚的参与。而且，作为一个工程师，在日本固然可以做一些技术工作，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工程给自己做。有的工程师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等到像浦东新机场这样辉煌的工程，和这相比，十几万美元算什么！ 使陈刚向往浦东新机场工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知遇之恩。尽管他并不知道吴总指挥会在他成为机场指挥部职工的第一天就委以重任，但凭他对留学生的那份理解就让陈刚动容。 吴总说：对留学生来说，生活待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最大限度施展才华的舞台。因为留学生若是奔物质享受就不会回到国内来！ 拿着不到日本十分之一、甚至都说不清具体数目的工薪，陈刚却强烈地感到一种当家做主的豪迈和忘我工作的快感。和他相处不过两个多小时，我也受到了这种风风火火的情绪感染。 他一边啃着因为不及去饭堂吃饭、让设备处的小刘给他拿来的花卷，一边和几位早已等在办公室的客户打招呼：“不礼貌了，因为早饭也没有吃，只好边吃边谈了。”十分钟以后。他又拿起电话，用日语和对方谈了好一阵子。原来他明天要去东京出差，却刚发现多次出国的签证已经到期，必须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先生通融。然后他说去处理两件事，让我等他一同乘车去市区，他必须亲自去拿签证。我问他明天要去东京，今天就不回浦东了吧？ 他说不行，办公室还有好几件工作没处理完，而且晚上还有一个700万美元的合同要签。东京也是明天去后天回，去看一套2000万美元的关键设备。他说：为了这套设备，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细了，对方的设备也非常好，但还要最后去看一次。就我一个去，去了最后拍板。你看，吴总真敢用人，也不怕外商收买我。 吴总真敢用人。陈刚为此再次成为让多少同龄人羡慕的幸运者。为机场设备引进的第一份合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吴总主签，他是做为技术负责人辅签。自此以后，吴总就放手了，把签署合同的职责全权授予了陈刚。“副总工程师陈刚”的签名，意味着独立地对几百上千万美元的购货合同负责。当然，这种负责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完善的运行体系上的，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严密而规范的。但是他得对各个关节点有充分的把握，他必须非常老练、周全、胸有成竹。 然而，在所有谈判对手眼中这位有决断权的年轻人，在此之前并没有搞过工程，甚至也不是学工程或学设备出身！吴总对他钟爱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为优秀高级人才的综合素质的直觉。 设备副总工程师的工作头绪让人听起来头皮发麻。 造空港就像造一座城市，城市有的设备机场几乎都得有，而机场有的设备城市却不一定有。 如灯光系统，导航系统，航站楼，行李寄运系统，能源中心，冷通设备，供电设备……光是电梯，候机楼的加上工程配套用的要突破两百五十部！ 和制造商打交道，大家都在算计，这就要看你维护国家和业主利益的洞察力，要有强硬的制裁措施。但这又必须非常慎重，稍有差错他就要投诉你。投诉就得调查，这倒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时间赔不起。上海市政府要求1999年底第一架飞机要在新空港起飞。像这样的大型机场的建设，国外一般都要七、八年，国内花个五、六年时间也是正常的。但陈刚他们只有四年不到的时间。搞工程的人都知道，土建可以拼出来，设备却是赶不出来的，弄不好就拉整个工程的后腿。 设备造出来就要按期到货，按期安装。不能货到了在码头上躺着吧，这得付多少仓储费！而吴总要求的是无仓储管理，什么时候需要安装时什么时候到货，安装单位把设备直接运到工地。这在我国的建设史上也是少有的。陈刚这儿都是白领，没有扛活的，没有吊车，没有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合同管理得天衣无缝，稍有脱节就撂在那儿了。 所有这些是一个极其庞大而严密的“系统工程”。于是，海洋船舶系的陈刚就有了优势。造船就是造一座应有尽有而且能在海上流动的城市。而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根本就是系统工程。感谢这种专业长期以来建立的一种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思维方式，陈刚如鱼得水。他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协调，他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和大学教师的经历又帮了他的大忙。他的工作对象大多是日商。十年的日本生涯，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对他们在什么情况会做出什么判断，陈刚基本有数。当然有很多新的东西要熟悉，如设备本身、市场变化等，这样大型设备的采购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陈刚渴望挑战，惟其挑战，更能激发人的智慧、潜能和创造欲。 最大的挑战是日元贷款的采购招标。设定的什么样的条件大有讲究，太宽，不良厂商可能入围；太严，入围的厂商太少，价钱会抬得很高。要确保多少家厂商入围，不同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尺度，真是大费周折。合同和评标报告要经货款方审批。这里面常常会涉及非常微妙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往往表面是卡在这里，而骨子里问题却出在那里，明里暗里的周旋，完全是斗智斗勇。 在谈判最紧张的时候，陈刚的位置在前线指挥部的“掩体”里，通过协调各路大军的专家——土木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控制工程师、建筑师——掌握着谈判的节奏，控制着谈判的局面：这件事可以让步，那件事要逼到底，这件事交给商务谈，那件事情必须先把技术方案敲死……除非有重大问题向总指挥报告，大部分问题就由陈刚现场决断。陈刚一般不在谈判桌上出现，在外方眼里他是有决策权的，直接面对谈判对手就没有了回旋余地。而一旦在谈判桌上出现，就是向对方施加压力，就是拍板。 1997年4月，机场设备的第一批合同即将签署。指挥部计划搞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一方面为机场作宣传，一方面出于外交配合上的考虑，给日方抛一个绣球。当时有一个大项目的技术问题还没有谈下来，对方是日本的三菱电梯公司。这个技术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三菱总部的决策已拖延了一个多月，谈判也延宕了一个多月。指挥部决定逼他一下。于是，陈刚亲自出阵。 陈刚对三菱的谈判代表说：第一批合同的仪式马上就要举行。这个仪式要请日本的总领事出场，所有相关的日商代表也要出席，还要邀请上海、日本的媒介。三菱能不能成为这次俱乐部活动的嘉宾，就取决于你了。上海是中国的门户，浦东是上海的门户，机场是浦东的门户，电梯又是机场的门户。这个合作对我们双方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明天敲定所有的技术方案，你们干不干。 三菱当然要干，而且确实也把价格定很低了。但从价格和技术性能比上还没有达到中方的要求，必须再作让步。陈刚了解，这样的较量是很残酷的，对当事人心理压力极大，按日本人的性格若谈不下来自杀的也有。于是他控制好分寸，既摆出步步进逼的态势，也和对方共同寻找出路。 三菱代表说，你们监控系统的技术要求太高。陈刚说，你这不是真正的原因。都说要看日本最好的电梯到新宿去看，到横浜的地标大厦去看，那可都是三菱的电梯。你们的技术水平我了解，我们这个电梯你做得了。如果说自动扶梯和人行过道的监控系统有问题，我给你一个解决办法。日本关西机场的监控系统不亚于我这个要求，是日本的富士达做的，他做得很成功。我倒不是想伤你三菱的自尊心，如果你认为你的不如他，可以向他买。 三菱代表不得不说，技术方案可以接受，工期无法完成。陈刚说，这是托词，你们加班加点地干，干得出来，无非是加班费。日本的法定加班费比工资高25%，说到底是成本问题。这样吧，我可以帮助你解决成本问题。你去找上海三菱帮忙。上海三菱有非常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可以做出不亚于日本的软件。软件成本就是人工成本，你知道，我们目前经济能力有限，工程师的工资水平还很低，你找上海三菱做，既可以满足技术要求，又可以满足合同金额的要求。 三菱的代表沉吟不语。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他犹豫着要不要把这部分业务分出去。陈刚绕了一个弯子：当然，你如果实在不干，我可以在日本给你找两家软件公司。你是要找富士通还是找ntt，我有很多同学就在这些公司工作。我可以去跟他们联系。 陈刚拿准了三菱代表的心理，他绝不会到日本去找富士通，ntt，虽然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但毕竟还是三菱。果然对方再也无话可说，接受了陈刚的方案。陈刚一石三鸟，既解决了技术问题，又打破了谈判僵局，还为上海三菱揽到一笔大业务。 人们会说，花钱还不容易吗？采购还不容易吗？给你钱让你去买东西，这不是太自在了吗？而且，谁不知道搞工程招标，搞设备采购是一个肥差呢？陈刚太明白人们的这种心理了。厂商成天围着转，对自己视若神明，不就是因为自己挥笔就是钱吗？ 花钱苦呀，真苦。有钱去扛一台电视机回家这很容易，说现在给你钱到商店去买两千台电视机回来，做得到吗？你还得给他订货，进行商务谈判，能不能便宜，特殊要求能否满足，怎么到货，问题就来了，和个人消费完全是两码事。更何况国际金融贷款，看上去是日元，用的却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若干年后是要用子孙后代的钱来偿还的！ 在国外，留学生们习惯了规范化、法律化的行事方式，对国内的人事关系、腐败的社会风气常有微词。陈刚没想到自己一回来就成了掌管如此重要权限的官员，他感到责任之外的另一份沉重。 他想起了和吴总指挥的一次争论。吴总是刚卸任的上海市建委主任，主管过很多大型工程。一次陈刚和他一起去北京，在飞机上聊起城市交通问题。陈刚书生意气，说上海的交通出路在于消灭自行车。他头头是道地分析：道路就像一根管道，自行车就像流动的水，速度慢占用的空间就大，所以自行车绝对不适合特大型城市的大型交通。吴总说你说的那些理论我全懂，但我必须更正你的一个说法，消灭自行车不是出路，而是结果。要消灭自行车首先要发展轨道交通，要造地铁。但造地铁容易吗？一公里六亿元人民币！ 陈刚思考着这场争论的深意：要批判一件事容易，但仅仅提出问题是不负责任的。 作为一个工程师或研究工程问题的学者，你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问题，而且在于解决问题。你的言论必须是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的。 眼下的建设性就是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净化自己的工作环境。指挥部有关廉政的规定，在他这儿成了铁的纪律：全过程控制，不接受厂商任何形式的宴请。 一个舍弃十几万美元年薪奔事业而来的人，在这方面的素质是一种天赋。 十几万美元年薪，陈刚的妻子占了一半，但她却远没有陈刚那么如意。她回本校教书，海外六年工程师的实绩打了水漂，中级职称还要重新来过，只能拿不足千元的助教工资。学校搞学术研讨会，她临时被拉去担任日语翻译，不仅翻得贴切，技术问题还能讨论。系主任说不知道捡了一个宝。但事后却依旧弃之不用……怀着对妻子的歉疚，陈刚更加感念浦东新机场指挥部和吴总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中国的人才还远不能依靠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时，碰上一位什么样的上司，有时往往能决定你的一生。 但愿飘泊海外的学子，都能遇上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吴总”。 张启华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动员太太回国来了。整整三年的苦熬，他的捷华通讯电子有限公司已经像模像样地在上海立起来了，而且显示的前景不错。他倒不是要太太回来帮他，她早就有言在先，决不给他“打工”。他只是想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太太也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就像当年人家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一样。 当年他决定只身回来创业时，是为了他的一个梦想，严格地说，是他张启华的梦想。他和妻子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相互约定，尊重对方的想法。妻子不责怪他贸然辞去了在加拿大一家跨国公司任技术主管的工作，他也不强求妻子和他一道回国创业。再说，当时他的事业从零开始，他也不能要求家人共同来承担风险。 权当两地分居吧。只是没想到一分就这么久远。张启华呆在上海的时间越拉越长，开始是一次三个月，以后便是六个月，九个月……一家两国，每月电话费开销就是五、六百美元……妻子在加拿大管理一家超市，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她的这份收入。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启华还不得不让妻子做自己的经济后援。 但他已经顾不得了，他的这个“捷华”梦已经做得太久太久了。 启华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几十年来转战在祖国的万里海疆，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海港军营，一个在连云港，一个在青岛，张启华出生在威海，那个拥有承载着民族光荣和民族耻辱的刘公岛的威海。跟着父母在军营中度过童年和少年，“国家”是他幼小心灵中的第一个崇高的名词；父母一直给他们灌输知识报国的思想，使他从小就崇拜科学家，一部《第二次握手》是他少年时代最倾心的作品，常常读得热泪盈眶。 循着他那些科学家偶像们的人生轨迹，八十年代中期，他大学毕业不久，便怀揣着几十美元和一个并不很明晰、却无形中推拥着他的梦，去海外求学。199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拿到了工程硕士的学位。 在海外，他每天必读四张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同时在互联网上与朋友交流着国内的情况和信息。九十年代初，“科教兴国”、“科技产业化”、“信息产业化”的词句频频出现在报端，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暗示，他的梦想越来越清晰。 九十年代初，正赶上加拿大经济萧条，房地产不景气，正是购置不动产的好时机。在加的亲友纷纷筹划买房产，而已经拥有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张启华夫妇却不见动静。他要办一件大事，家里的资金要随时可以动用。 1991年，张启华在蒙特里尔注册了一家叫“j.h.”的通讯技术公司，着手开发一种语言信息综合处理系统。这是一种把程控电话与计算机软件技术联结起来的系统，又称“智能电话”，可以大大提高电话的使用效率，如提供24小时电话自动转接，如跨地区跟踪，将留言自动送达主人预选的电话机……当时这种产品在加拿大已经有相当的普及率，但张启华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和差不多四十万美元的开发投资，因为他不仅要搞出自己的产品——他把它命名为“泰立”，还要准备各种语言的版本，尤其是绝对汉化的中文版本。 1993年，张启华的大事终于启动了。他要把他的“泰立”推到中国去。他做过市场调查，这类产品在北美国家使用率达60%，欧洲达40%，日本达20%，港台达15%，而中国内地基本上是空白。虽然这个技术在北美国家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在中国可能有一定的超前量，但张启华从国内对于信息产业的重视，从这几年寻呼机、移动电话的神速发展，认准了“泰立”的潜在市场。 九十年代初不少先期回国的留学生选择贸易中介或投资咨询的方式进入，因为这种行当只需要关系和头脑，不需要太大的投资。万一不成功，抽身折返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也有一些选择做外商代表，凭借他们既了解中国文化，又了解外国惯例的优势，帮助外商在国内建点，在没有风险的前提下为自己积累资本和管理经验。这些或许都是进入中国市场比较便捷安全的途径。 张启华的心很急，他不想绕弯子，甚至还有一些偏激和自负。他说，他不想在中国再给外国老板打工，他觉得这样做很尴尬，因为从职业道德上讲必须代表外方老板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不甘心老是屈就在人家的天下。华人有聪明才智，为什么做实业成功的不多，是不是只配给别人打工？张启华要试一试自己的能力。他要建一个厂，要办一个实体型的公司，要把国际上通行的技术开发模式、市场模式、公司模式带到中国去。他没想给自己留后路，他对太太说：“不成功，就算重新来过。”办加拿大的永久性居留权，也不是为了留一条后路，而是更加方便跟踪国外高新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生命周期很短，若不是随时可以出国，他担心自己对新技术发展的感受会变得迟钝。 张启华做的是几代海外华人实业救国兴国之梦——“j.h.”，就是“捷华”的英文缩写。 捷，快捷，捷报，大捷，从在加拿大注册“j.h.”始，他就为他的公司、为他的中华赋予了这种悠悠赤子的祈祝。 张启华从来不掩饰他的中华情结，他说，爱国绝不是狭隘、保守和虚伪的情感。不爱自己国家的人，走到哪里也会被人看不起。相反，那些民族英雄，往往在人格上受到对手的钦佩。在加拿大的家中，他和妻子绝不讲英语和法语，也让孩子跟着他们讲中国话。 他担心孩子从小受西方的教育，日后会徒有中国人的面孔。当然，他也很欣赏西方的教育，孩子上学很轻松，课程涉猎却十分广泛，像环保、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连张启华自己也感到新鲜。 课余活动很丰富，冰球、棒球，野营……但孩子毕竟是黄皮肤，他必须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 第一次他带孩子回上海，外公外婆特意粉刷房子，装上新的热水器。没想到孩子一进家门就嚷：“外公家怎么这么破？”张启华正色地告诉他：“你的妈妈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里就是你的家。”孩子在加拿大居住的蒙特利尔市才百万人口，国庆游行时街上也不过七、八万人。第一次带他逛上海的马路，见人群熙来攘去，他大惊失色：“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张启华说：“这样不好吗？热热闹闹，每天都在过节。”孩子对自己的家太陌生了。 张启华每年暑假都让孩子在上海过一两个月，一方面补习中文，一方面认识自己？” 募遥煜ぷ？” 己的国家和城市。 张启华的身上明显地有着几代海外华人的印记，但作为新一代的实业家，比起他们的先辈，优势和劣势同样鲜明。老一代华侨不少是富豪、富绅。早年为了谋生，他们漂流海外，靠开餐馆、开洗衣店起家，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用一辈子的血汗积起一份家业。他们与当地社会相对隔离，依旧生活在地道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氛围中。新一代移民走的另外一条路。他们一般在国内读完大学，文化水平的起点高，出国的目的不再是谋生而是要开阔眼界，学习更多的东西。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华人圈子里按旧的轨道生活，而是千方百计地融入当地社会，自觉地接受非中国文化的熏染，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西化。他们头脑里现代的东西很多，在知道时代占有头脑的优势，但经济实力却远不如老一代华侨雄厚。 “捷华”要启动了。在移往中国之前，张启华已经为它投入了近四十万美金，几乎是倾其所有了。注册新公司最多能再凑个七、八万美元。就在此时，张启华得到一个信息，上海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创办了好几处留学生园区。而且他们看出新一代留学生资金不雄厚，因此注册资金的起点只有一万美元(后为二万五千美元)。张启华心领神会：一万美元能干什么事？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抛给海外学子的绣球：只要你带回技术，只要你有心干事，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于是，上海捷华通讯电子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在嘉定留学生创业园区落户的留学生企业，张启华开始了比地道的中国企业家要艰难得多的创业。 为了节省公司的开支，创业初期的三年，张启华在离嘉定城5公里的农村租用了一间农民房，用作自己的生活起居。这三年，张启华足足把自己的生活往回拉了二十年。没有电话，没有家用电器，更没有专车。每天骑五公里自行车上下班，还创造了连吃五个月速泡面的纪录！公司的员工想不到他们身为洋硕士的总经理能吃这样的苦。他却释然：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不见得出了国就变成贵族了。 要在市场上新推一个产品谈何容易？张启华从在报上写科普推介文章开始，让大家认识泰立。公司十七名员工，全是在上海招聘的大学生。张启华让他们去一家一家电话总机造访。他给员工们的信念是，只要我们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市场一年不接受，两年、三年总要接受。做一个企业要熬得住，大家认识了这个产品，就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这时，一位朋友告诉张启华，有家美国公司在上海开了一个同类产品的公司，并不成功。张启华一惊，立即前去探访。他发现它起点不高，而且一个致命的缺陷是没有汉化，没有区别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电话的习惯。这反而显出了捷华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所有留学生的企业一样，它比纯粹的外国人企业要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泰立不仅是文化的，而且是中英双语系统，不仅具有留言追踪功能，而且能追踪中国人几乎人手一机的寻呼机，不仅可以自动转接，同时也与人工兼容。中国的许多企业虽然不吝啬人力，但双休日是一个机遇，电话值班员可以按例休息；还有一个能让用户动心的是，电话服务准确到位，能改善公司的对外形象……用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指导着产品的开发和推介，终于，“泰立”智能电话走进了上海莘松高速公路指挥部，走进了上海石化股份公司……市场接受的难关基本上闯过来了。 国内有一个意识很不利于“泰立”的生存，那就是对知识产品即软件价值的认同。他曾听说上海市内环线监控系统，业主单位买硬件可以出价一千万元，但软件却只出到6千元，只有千分之零点六。而泰立的软件开发成本占到总成本的一半以上！按照这样悬殊的概念，张启华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一次与客户的洽谈却使他大喜过望：客户谈到这套软件的价格，认为他可以到三万元。虽然实际价值比这要高，国内的进步要比他想象的快得多。他分明听见知识经济的春水已经在坚冰下湍流。 张启华的“捷华”跨过重重路障，终于迅捷地壮大起来。“泰立”三年中派生出四个系列，1995年销售额60万元，1997年400万元。这年春天，第七届国际通讯展在北京举行，张启华把“泰立”带到了国际性的大展台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除获得次年数百万元的加工订单以外，竟有几家海外的大公司向张启华表示合作或收购捷华的意向。 这些大公司的鼻子很灵。在当今国际市场，这种电话与计算机的结合(cti)是一门正在兴起的技术和行当，股票行情看涨！张启华并不打算出让他的捷华，但他想知道上海捷华在这些公司的眼里价值多少。一家加拿大的大公司说他正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打算投？” ？”500万美元，如果捷华同意合作，公司资产可以作价15%。500万的15%是75万美元，615万元人民币，这就是说，张启华当年8万美元的投资，至少已经增值了近十倍！ 张启华不知怎么突然想到刚出国的时候，他靠奖学金度日，当时想如果有5千美元就够了，现在早已不是这个数了，他却没有任何满足感。他经常做梦，梦见他成为这个行当领头的中坚企业，梦见一提起“泰立”像大哥大的摩托罗拉，尽人皆知……那种欣慰是一亿元的身家都换不来的。下一个世纪是环太平洋世纪，无论对生产商还是发展商，在中国这个市场得到承认，这才是梦寐以求的。 张启华的企业在国内出了名，登了报。太太来电话开玩笑说，搞得像真的一样，人家还不晓得你靠老婆养活！他想到应该回去一趟了。他怠慢家人太久了。有一次，孩子只身从加拿大来上海，他竟抽不开身去机场，只得让公司的同事代劳，儿子一肚子的委曲。 就像每次回加拿大一样，他的家里又围满了亲朋好友，有些还从纽约赶来。与其说他们想知道捷华的发展，还不如说想从启华的身上获得一些对国内情况的真实感受。张启华很客观，也很动情。他说，在国内，生活的舒适性肯定是不及这里的，但人的一辈子总还是要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叶落归根，不一定要叶落时才归根吧！” 最早让我对苏珊和宋学孟发生兴趣的，是他(她)们那年近乎异想天开的计划——开发长兴岛。那是个著名的桔乡，又是上海一片难得的净水净土净天。 他们颇有眼力地要在那里搞一个8平方公里的大型石沙旅游渡假区，请了十二个国家的旅游专家来考察，规划书都作好了。而且，听说他们把各自在澳洲积攒的钱一分不剩地从银行里取了出来，足足向这个未来的旅游区投进了500万元人民币，弄到连房租和电话费都付不出的地步。 何止是理想主义，简直就是浪漫得可以。但是当我终于找到两位的踪迹时，他们的公司已经更名为“世华国际金融顾问有限公司”，并迁离了原先在淮海路的办公大楼。从旅游跳到了国际金融，又是匪夷所思！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叩开了地处外滩的光明大厦22层“世华”公司的大门。 这一天是周日，办公室里有几位年轻人正在考试，苏珊说总经理宋学孟出差了，她正利用假日招聘公司职员。我扫了一眼宽大敞亮的写字间，说你们能租到这样的办公楼真是很有气派。说到办公楼，苏珊一下来了兴致，她把我领到高大的玻璃窗前，俯瞰大上海最繁华的外滩，比划着环绕大楼的黄浦江，抑制不住的得意。她说：有一年我到上海，从外白渡桥上一眼就看到了这座大楼，这是外滩唯一的现代化高层建筑。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要在这座大楼里办一间我自己的公司。一个意外的机会果然让我们如愿以偿。这间办公室是最好的，三面环窗，视野极开阔。国外的大公司很讲究这一点，宁愿办公条件差一点，但窗外一定要有风景。 这种议论似乎有点玄妙，我猜测她可能是因为事业受挫，开始寄情于某种神秘的力量。我有意绕开长兴岛，问起她世华公司的业务。没想到她开宗明义，说他们之所以转向，源头就是长兴岛。 长兴岛的开发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是它需要的资金是5亿美金。这么巨大的投资只有依靠国际融资。当时这项工作已经启动，但是因为内外的环境因素没有成功。长兴岛一时搁浅，他们也曾伤心：国内最缺的不是好的项目，而是开发项目的资金，是获得这种资金的渠道和手段。痛定思痛，他们索性单刀直入，转向金融服务，操起他们在国外学习过的投资银行专业。 我打开了一本深蓝色的文件夹，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美国资本市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开放的资本市场，它随时对每一个具有良好经营业绩、管理能力，有心在美国市场上融资成为国际性企业的公司敞开大门。即便如此，如何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怎样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融到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资金呢？这就是我们的业务。 “公司董事长程万琦先生，世界华人联合会主席。出生于金融世家，为当代香港金融家、社会活动家。 “公司执行总经理宋学孟先生，副研究员。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悉尼温莎金融学院，金融问题专家。 “公司有员工20人。主要业务骨干由毕业于国外高等学府、又具有相当海外工作经验的归国留学人员组成。他们不但熟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谙中国现行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脉络，而且他们熟知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程度和国际惯例。” 从一片荒岛到国际金融市场，从最具体的开发到最抽象的运作，从追求自然浪漫到跻身现代经济最前沿的领域，这两位可真是天马行空，敢想敢为。 他们都是颇有人生阅历的中年人。宋学孟在北大荒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以生活的丰厚馈赠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曾以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在震惊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现场转辗采访过40天，出国前曾任《东北文学》副主编。苏珊在军营中长大，当过通讯兵，受过极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后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历从事记者职业，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采访。两人都是在九十年代初才各自留学到了澳洲，因为是文人而志趣相投，在澳洲合办过一家名为《雪梨书屋》的华文出版社。 两个文化人半路出家地干起了金融，而且自立门户地开展海外融资业务，仍然让我难在二者中找到某种联系。就在第二次造访世华公司见到总经理宋学孟，他作了一番独到的阐绎——金融是现代经济最敏感的中枢神经，是经济的核心。从这里头可以看到每个部位的反应，包括政治上的牵动，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投资银行这个专业，和文学创作有一种血脉的相通。 第一它非常浪漫。货币把实物抽象化了，股票又把货币虚拟化了，三个投资银行家坐在一起，一杯咖啡，一杯清茶就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第二它极具设计性和创造性。这有点像贝聿铭盖中银大厦，对选址的地形，对使用的材料，对周围的环境和背景都要作出充分和具有想象力的思考，才能有现在这个独特的设计。资本如何运作，很多时候是出于对企业的判断，对于相关知识的掌握，对这个产业的了解和理解，这需要一种悟性，一种文化的天赋。 中国文化与国际资本运作，在这里形成一种绝妙的组合。就在宋总经理办公室里，半墙精装大部头的国际金融书刊旁边，挂着一幅行书的《冶光寺弥勒槛联》： “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本无知无识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运筹金钱，却虚怀若谷；生杀予夺，却笑观世界。 苏珊的思维似乎更跳跃，更感性。她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干这么大的事情。 自从出了国门就觉得世界小了，在唐人街上就能碰到自己的中国同学和战友。在美国直接给总统写信也不算什么。世界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她特别感慨于她亲身经历过的一次美国坎培拉市政厅的聚会。那是一些事业成功者每年介绍自己成功之道的场所。这些人无论经历、教育、智商，各方面并不高多少，为什么他们能成功而中国人就不行呢？中国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缺少某种教育。美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意识：我在20岁时要拥有什么？在30岁时应该达到什么水平？贪欲固然不好，但成功的欲望是生命的奋斗之源。有时候最荒唐和最轻率的希望会导致非凡的成功。 她说过去我们曾经豪情万丈，壮怀激烈。当然那里面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现在呢，又太低调、太现实了。中国人不妨有一些“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气。 这种太泼墨似的写意真是淋漓尽致，但资本运作本身却是极其严谨、繁复甚至枯燥的。在这里，浪漫与豪情只能是思想和智慧的催化剂，真正的事业还要一步一步地走，一笔一笔业务地做。 宋总、苏副总，还有他们用严格得让一些博士和硕士也交了白卷的考试招进来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其实是很辛苦、很劳累的。他们的项目分布在辽宁、四川、山东、海南、浙江，他们十多个人成年累月地东走西奔，成年累月呆在基层企业，与成千上万的数据、摞起来像小山似的报表打交道。 他们是在做一个巨大的无形工程，他们要开通一条渠道，一条让中国企业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中国的资金短缺就像干旱的土地，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却涝得发愁。美国一个老人基金会就有2740亿美金寻求投资。一个拥有6万亿美元的基金，早把中国列为第一位的投资国。美国向国际开放的证券交易所有十家，金融品种更是达百种之多。但这中间千重万复。最初始的，它需要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和投资者看得懂的标准，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梳理和表述。我在世华见过一套他们做成的资料，光是财务可行性报告，就是密密麻麻的一千一百多页，其中包括未来十年的资金流量表。 事情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 他们眼下正在做一个项目，是鞍山市政府提供的一家镁矿公司。这是一家农民？” 窗斓南缯蚱？” 业。虽然它有很多的利润，但拿到国际市场上，它的卖点在哪里？用什么去打动投资者的心？ 专家们扒拉了一个多月，一、二、三几个亮点，让公司的领导层自己也琢磨了半天：它拥有资源的开采权，不受矿石价格波动的影响；它控制了高品位的资源，为产品升挡提供了原料优势；它五个管理人员加在一起有一百年这个行当的管理经验，大大超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要求年限。 光有这个概念远远不够，还要让它在管理上拔高。这项工作极其浩繁，该建帐的建帐，该折旧的折旧，该抵销的抵销，帐目做了一尺多厚。光是清理它的家当，六个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还要调整企业的机构设置，培训电脑财务人员，销售人员，等于一次全方位的企业素质升级！ 连鞍山市体改委的同志都看不懂了：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性的机构为企业做这么多基础工作！但世华清楚，国际资本市场的钱是不好拿的，任何一项工作不到位，都将前功尽弃。而且，融资还仅仅是找到“血源”，要让企业真正健康起来，他们的责任还没有完。 为了这，他们只要接手包装一个企业，他们就要成为这个企业的常年财务顾问，一直对这个企业跟踪下去，直至它真正强壮起来。 中国的企业不是太需要这样的顾问了吗？宋学孟和苏珊简直就是一镐挖到了一个大泉眼：四川省拿出了三百多家化工企业请他们策划、包装；辽宁省则划出一百亿国有资产请他们运作。目前他们手头正在运作的是七个大项目，涉及的资产已是数以十亿计了。 在国际上，操作这种资本运作的企业，它自己的资本增值常常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神话。 美国投资银行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俄亥俄州发大水，把一个城市冲跑了。 美国政府为了救灾，组织了一个救灾委员会到全国进行募捐。但募捐情况不好。这时有一位投资银行家出面了，他请了一些城市规划专家，对这个城市进行重新规划，完整地作出一大本可行性报告，然后把规划搞成电影，搞成模型，花了几百万元。他靠这些资料发行灾区债券，不到一个月，把一个城市的资金、几百亿美金全部募集到手，然后开始建设这个城市。按照这个规划，十年还本付息，还本以后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投资银行家赢得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产权是他的了！ 宋、苏的世华当然没有如此大的手笔。这个行业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初生的幼芽。 他们惨淡经营，公司从去年八月开始运转，当年获利三百万元，1998年的利润计划是一千万元。而他们是一个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 对他们来说，发财从来就不是目的。对于干投资银行这一行的人来说，钱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钱，而是一种运作的工具，是一种金融商品。对于宋、苏来说，资本积累带给他们的是选择这个行当的自信，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真正为国家做一些事。苏珊那股浪漫劲儿又上来了。她说，彼得大帝拥有整个欧洲大地，但他临死时嘱人在他的棺材上掏了两个洞，把手从洞里伸出，掌心朝天，表示他是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 由于出国，他们感到自己比出国前更像个纯粹中国人了。这不单是个感情问题，而是非常理性地认识了这个民族。对许多过去会怒形于色的事情，现在反而能用客观的心态去理解。美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因为铁路赚钱，投资商一轰而上都搞铁路，造成铁路过剩，最后只得把铁路拆掉。连这样的荒唐事也干过！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间差异那么大，文化背景这么复杂，走一些弯路是很正常的。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连他都认为，料理十三亿人的吃喝拉撒需要重量级天才。宋学孟和苏珊由衷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对一些轻飘飘的议论、指责他们很反感：“这些人为什么不问问，自己都为中国做了什么？“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他们更为自己的选择而骄傲。资本运营是一场不见硝烟却充满血腥的战争。东南亚的几个受到冲击的国家等于是在前面给他们趟了地雷，让中国得以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开放之路。但是这场战争毕竟已经打到家门口来了，我们不能连对手是怎么回事都茫然无知！ 他们重新制订了公司的发展计划，既有更稳健的一面，也有更积极的一面。他们正着手在华尔街筹办分公司。他们希望今后在美国的业务可以直接由自己在华尔街的分公司来运作。而且，全世界的资金市场华尔街占了67%，作为投资银行不进华尔街，等于主权国家不进联合国！ 在宋学孟的书架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英国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家族史——《摩根集团》。这本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银行家在其业务经营中必然要表现出超乎人性的传统的体面。而终身从事这种活动却使他们成为最为浪漫并且最不现实的人。” 在宋和苏这里，我看到了一种人类精神的自由飞翔，它不是从快乐到快乐，而是从希望到希望。 苏琬女士四十多岁的生活中，有三件引为自豪的事情。一件是初中没毕业，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东北师范学院；第二件是不懂英文，而且囊中羞涩，却只身闯进美国，拿到了美国的心理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第三件就是她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事业——以美国太平洋研究院中国部主任和上海蒂比尔国际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中国推广美国心理学教授路.泰斯的《对卓越的投资》教程。 这天，她身着浅驼色西服套裙，庄重而高雅。在已经布置好的蒂比尔“《对卓越的投资》高级研究会”会场上，她仔细查看一遍放相机和幻灯机，整理好讲义，静静地等待她的学员。三十多名学员都是丹麦英特尔食品上海公司的白领。此前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习。在课前每个人半分钟的口述自我小结中，他们显得兴趣盎然，各有所得，“潜能”、“信念”、“修养”等心理学术语应用娴熟。 电视展幕上出现了路.泰斯教授。课程最精采的部分——教授的讲演开始了。他娓娓道来，隽语连珠，把个哲学和心理学课程讲得轻松幽默，不时地引起会心的笑声。上海著名男演员野芒流畅而富有磁性的配音，更增加了讲演的感染力…… 路.泰斯是国际上知名的教育家、演说家和作家，被称为“以戏剧风格来阐绎现代心理学概念”的人。他创立的《对卓越的投资》教程和他的太平洋研究院，以传授实用心理技巧、提高个人和组织效力而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迄今已发展到使用11种语言，推广到四十多个国家，每年进入太平洋研究院及其分支机构接受培训的达二百万人。在它的培养对象中，有像福特、丰田这样著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有教育家、管教人员、军人、牧师、行政官员、政治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国家领导人。在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500家最成功的企业中，70%的公司是太平洋研究院的客户。 苏琬与路.泰斯的缘分，是出于苏琬对于路.泰斯这套学说的领悟与共鸣，还是路.泰斯的哲学恰好契合了苏琬的人生道路？ 1991年夏天，苏琬怀揣着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心理学硕士的文凭开始求职。这又是一位不安分的女性。当时她已经成家，进入了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她或许可以找一份公司职员的工作平稳安逸地度日。但她不。由于阅历和年龄，她觉得自己具备了相当的理解能力，又由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美国的知识结构，她冥冥中总觉得有一项事业在等待着她。 先生欣赏他的想法，给了她一个建议：有一个帮助人们提高心理素质的课程很被称道，说不定对你有用。 这种短期培训的方式在美国很流行，有些版本的录像带在街上就能买到。苏琬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让人们认识自己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去开发自己的潜能，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诱惑力和挑战性的命题啊。有一位哲人曾经断言：“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每一个人，即使他是做出了辉煌创造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的大脑潜能还不到百亿分之一。” 美国富尔顿大学甚至要让人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编撰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写： 我们最大的悲剧不是恐怖的地震，不是连年的战争，甚至不是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而是：千千万万的人们生活着然后死去，却从未意识到存在于他们身体的巨大潜力。如此众多的吾辈，尚未经历足月的心理发育，却已经衰老和死亡。” 苏琬太欣赏这种观点了。她潜意识里的很多东西突然唤醒她回忆自己一生的道路，大凡成功便都是遵循着某种逻辑：只要下决心做的事都能做成；对自己能力的评估比自己的实际能力更重要。她是三十多岁才想到出国留学的，当时她既不懂外语，专业又没有优势，还是女性，论条件几乎没有可能。她办成签证的时候，只剩了70元钱，向朋友借钱买机票上了飞机。 在美国最初的日子，为了挣学费，她圣诞夜还骑着车送外卖。一次摔在雪地上，大街上空无一人，连拉一把的援手都没有。她没有沮丧，爬起来推着车往回走，15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两小时。她能走到了今天，这使她相信她有能力缔造自己的命运。 有一个意象对她的刺激很深：马戏团的大象从小被绳子系住了腿，一直到长成了大象，它从来不想到能挣脱腿上的绳子，它不认为自己能挣脱它。从小的束缚使它形成了自己能力的错误的概念。她想起在中国的一些朋友和亲人，他们的能力不比自己低，但太多的人仍然受到这种无形的心理束缚。这些年她跑遍了四大洲，到过很多国家。她觉得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人相比，除了肤色不同以外，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要说有什么距离，就是这种心灵的解放。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开发人类潜能的世纪。她看清了是什么工作在召唤着她。 苏琬鼓足勇气拨通了太平洋研究院国际部总裁贾克.菲特勒的电话，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把《对卓越的投资》推介到中国去。她谈到了自己对这个教程的理解和它对中国的意义，她说并不打算做太平洋研究院的雇员，而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双方建立一个承诺。总裁先生欣赏她的领悟力，也赞赏她开拓中国市场的想法。按例，购买教程的版权需要100万美金。总裁先生给了她一个特例：在没有盈利以前免费提供。 满心喜悦的苏琬，却没想到她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一百万字的教材，十多种录像资料，全部要由她自己翻译成中文。熟话说，听话听音，她的英语听力还没有纯熟到这种程度，同样一句话，别人笑，她却莫名其妙，她理解不了，更加无法把路.泰斯那精采的讲演从录像中直接笔译下来。她只能请人先把录音整理出来，再逐字逐句的笔译为中文。更吃劲的是，因为她与太平洋研究院不是雇佣关系，对方没有报酬给她，一切要自掏腰包，包括她自己还得接受太平洋研究院严格的“辅导员”培训。什么时候能有回报，则是遥遥无期。 这种困窘倒让她觉得这件事非她莫属了。她目前面包问题无虞，尚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换了别人是无论如何等不及的。 整整三年艰苦奋斗，全套中文版的《对卓越的投资》问世了。苏婉在每一册教材的扉页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中国曾向全世界显示过自己卓越的创造天才，有过几千年领先的文明历史。如果我们今天也能摆脱自己的心理障碍，发扬中国人的优秀传统，中国仍然可以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相信《对卓越的投资》能为大家提供这种变化的哲学、气候、工具和先导。所以我决定把翻译传播这一课程作为我最好的礼物献给抚育过我成长的祖国，献给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献给海内外的中国同胞。” 1993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心态？经商，炒股，搞房地产赚大钱……对卓越的投资？ 卓越是什么？能有多少回报？苏琬的副业似乎是云中仙子，没有知音，只能悬在空中。她依靠亲友小打小闹地办了一些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国家人事部的干部听说了苏琬的培训班。他听了一个阶段的课程，大感兴趣，这不是和他们培养企业干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工作完全吻合吗？1993年的中国，是个到处都需要人才、人人都寻求成功的年代。苏琬的《对卓越的投资》弹动了社会最响的那根弦。在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科学研究所的支持下，苏琬的培训班一下子升格为全国范围的人才培训班。首期两个公共班。培训一批大企业的人事部经理，大获成功。这些经理们散开去，苏琬的名字和她的教程在许多地方传播开来，她始料不及地拥有了众多知音：四通，大众，庄臣，中信，at&t，……国家安全局的官员闻讯前来查询，检查课程内容，苏琬请他们听课，竟也成了她的知音和朋友。 似乎越是素质高、越是有活力的公司，越能与她产生共鸣。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领导层全部是二十多岁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领导着2700人的高科技企业，生龙活虎，每天的课程总是欲罢不能。而四通公司，则一气连续办了四个班。教程中有一个“跳出舒适区”的概念，激励人们战胜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开掘新的自我，迎接新的挑战。这一理念竟帮助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顺利地完成了一次中层干部的大调整。 天津市第二中学的校长刘玉岭已经是第五次前来听课了。他觉得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他把这种以现代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程于他的育人工作，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境界。 他在学校创造了一门“学法课”，启发学生“自我谈话”，这种谈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不能对自己讲消极的话，必须是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断言”，哪怕自己一时还没做到这样的人。比如断言“我是一个有计划、有成效、遇到事情有办法的人”，天天对自己讲，弹过去，再弹回来，反复提高自我形象，并按这个形象敞开，吸收相关的信息，使这种图象内化，产生能量，创造性地符合这个形象。这种自我谈话让许多自卑的同学变得自信，羞怯的同学变得大方…… 苏琬忙起来了。好几位像刘校长这样高水准的学员成了她的助手，她聘请他们为美国太平洋研究院中国部的辅导员、研究员或高级辅导员，其中便有国家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研究所的副所长宋桂选教授。苏琬的蒂比尔公司也开始运转起来。 按国内的费用标准，“对卓越的投资”培训价格不菲。蒂比尔公司和众多经营性公司一样，出卖的是一种商品，一种价格昂贵的商品。出卖衣服让你装扮自己，出卖食物让你得到营养。而蒂比尔的这种商品是让你的头脑发生某种变化，让你的潜能潜力得到发挥，让普通人走向成功，让卓越的人更加卓越。 但事实上苏琬离收回投资、获得回报还相去甚远。她深感在国内知音难求，她的定价远远低于美国的定价，也大大低于太平洋研究院在东南亚国家的定价。按照这样的收费，有时一期培训班仅够苏琬一张飞美国的机票。 她的小女儿只有三岁，有两次孩子过生日她都不在身边。听到女儿在电话里的哭闹，她就要问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 苏琬读过一本书，叫《寻找意义》，书中有一段文字描写一群关在集中营等死的犹太人，仍在关心需要安慰的人，还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人。书中的一句话让她刻骨铭心： “人类最后一个自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她欣赏这种人生的哲学。路.泰斯的教程中也有一个“幸福”的原则。人的幸福是有层次的，动机越有深度，幸福的层次越深，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如果把她的事业定位在一个“钱”字上，她是不会有幸福感的。 1994年8月5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会议厅，太平洋研究院一年一度的国际研究会议在这里举行。中国部主任苏琬作了十分钟发言，她谈到她在中国的知音，谈到大洋彼岸那些朋友对路.泰斯独到的领悟，谈到她为自己国家的付出和她的幸福感。当她发言完毕，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三天的国际会议中，全场自动起立为发言者鼓掌仅有两次，一次是为一位美国的将军，这另一次，就是为来自中国的苏琬。 苏琬热泪盈眶。她不止为太平洋研究院的专家们对自己工作的赞赏而欣慰，更为她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一种极大的报偿。她有过另一次热泪盈眶。那是在1991年，她和丈夫一起去音乐厅听交响乐。那天正值美国独立节，指挥在开场之前要求全场听众起立唱美国国歌。顿时，几千名互不相识的人化为一体，雄壮的国歌在交响乐的伴奏下响彻整个豪华的三层楼音乐大厅。她是那片人海中唯一的中国人。她深深地被这种人类庄严的气氛、民族团结的精神以及国歌特有的音乐效果感染了。她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是谁？我的国歌在哪里？！”…… 身在异国他乡的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失落。今天她终于被作为一位中国的成功女性得到认同，她的失落得到了补偿，她的伤感中有了一种全新的充实。一种为自己国家尽力的巨大的幸福感包裹了她的全身。 我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副总经理办公室见到胡钅宏亮，这是在我所有接触的留学生中最不像留学生的一位。他的装束，他的做派，他的言谈，仍然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 在他的大办公桌旁，人们通常在豪华办公室可见的“老板椅”被搁置在一旁，换上了一把中国式硬木直背靠椅，他似乎连这一点都依旧保留着他学生时代的习惯。 他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国外，德国、美国、加拿大……工作了学习，学习了工作，期间还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就在他结束领馆工作回国复命时，组织上还要把他派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这一次他讲了“价钱”，他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他得伺俸她老人家多病的晚年。 其实更让他焦虑的是他自己已近天命之年，他有一腔报效祖国的宏愿，再不回国就来不及了。他觉得他这么多年就像一块浸饱了水份的毛巾，希望回到祖国能把它绞干了，滋润一块生他养他的土地。谁能把他“绞”干了，他就投奔谁，感激谁。他最怕的就是把他搁在一边“捂”着，让“毛巾”里的水发干、发臭。 和他谈话会让你心中回荡起一股浩然之气。他的骨子里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的色彩，也浓缩着众多海外学子的情怀。他不只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国留学生，而且还在海外和国家教育部门做过很长时间的留学生工作。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政策的见证人。 十多年中，胡钅宏亮已经是三度回国了。三度回国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留学生的回归史。 他是1981年第一批由国家选派的出国留学人员。学习期满，他和所有留学人员一样，义无反顾地准时回国，而且把当时国内还非常稀罕的电器大件全数上交。那时国家还很穷，出国人员也不多，他认为这样很应该，很正常。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和原单位很融洽，没有矛盾。 八十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成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待遇也提高了。当他再次出国又回国，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们这批留学人员似乎又镀金又发财，差距与国内的同事明显拉开。那时的中国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还缺乏承受能力，幸运儿立时变成了众矢之的。他原来所在的实验室、研究组，都没有了他的位置。他说，这么大一套设备呀，我做的实验还不行吗！就是不行，做实验也不缺我。他曾经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越是负责人越不好安排。这一次，他竟然无所事事地在实验室忍受了一年冷板凳！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烙印。在他后来被调到国家教委负责留学生工作时，他便深深理解为什么有些留学生回来后又会“二进宫”——这种冷遇不是人人都忍得下去的！ 第三次回国是在1996年。从八十年代后期，出国已经不是一种特权和恩赐，只要有决心又有经济能力，谁都可以走出国门。留学生回国的环境大为改善了，队伍也日益庞大起来。？br>欢？毕竟有了不同的阅历，要重新融入这个环境也并非易事。 对留学生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和谐地适应中国的现实。他们在国外习惯了那种简单的条理，老板，雇员，工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金钱、法律，办事很讲效率。中国虽然也在走向市场化，法制化，但尚处在艰难的蜕变过程，事情显然就要复杂得多。 因为这，造成众多归国留学生的不同际遇。一位应聘到上海做了处长的留学生，对这种无形的不和谐缺乏心理准备，在回国第4年时写诗抒怀：“四载远辞黄鹤楼，江轮入海任沉浮。机关茶道品难尽，热土文章写还休。但看群楼拥地起，谁怜经纬自空投。 暂将浩气存胸臆，终将长风荡晚秋。”满纸失落与不甘。 第三次回到国内的胡钅宏亮，工作舞台不错：新区。一张白纸，又定位在高科技的层次上，使他的专业和工作经历大有施展的天地。他竭尽全力地拓展他的工作局面，却也时时感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和谐。他急着干事，人们却往往从另一个角度把问题搞得很细腻，把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变得遥不可及。 有了前两次回国经历的心理基础，胡钅宏亮绝不为这种不快灰心沮丧。他有他的一整套哲学。 中国的老话是入乡随俗。很多人习惯了自我为中心，他们不愿意入俗，入不了俗，认为人家太俗，这就把自己陷入不伦不类。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穷困是个基本现象。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什么事情用钱，用法律解决，实际上就是这样它也没解决好，何况中国还这么穷。留学人员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做一点事情，必须要入俗，重新入俗。不要有这种奢想，我来改变环境。改造社会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一个人改造不了社会。只有和周围的人彻底融在一起，然后才有可能用优秀的东西渗透到环境中去。 胡钅宏亮很看重哲学这个东西，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心理素质的最高境界。 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之所以高级，就是他的悟性比较好，悟性好就是哲学好，哲学好就是人生观世界观要透彻，这很要紧。有些人你看他怎么那么着急，情绪怎么那么波动，好事弄弄就弄坏了。这里面内因是主要的，就是悟性不够，哲学功夫不到家。 曾经有公司看中胡钅宏亮经历丰富、国内外朋友从多的“无形资产”，开价25万年薪聘他。只可惜这家公司识他的身价却太不识他心气。 他说，他到退休还有十年工作可干，他绝不会把自己这十年最宝贵、最具含金量的精力交给外国老板而去换取什么高薪。一个人如果基本生活无忧的话，个人的物质追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人的消费是有限的，不能说有钱一天吃十顿饭，睡十尺大床。他学了那么多，见识了那么多，又经历了那么多，现在是把这一切还给社会的时候了。他的追求就是在这最后工作的十年，为培养自己一生的国家干成一些事情，在生他养他的大地上留下一些痕迹，写下自己的人生答卷。 说到底，留学生要熬得住，不论遇到什么不平、什么折腾、什么不快都能熬得住，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自己是为什么回来，而且永远记住自己为什么要回来。 张江是上海浦东起步较晚的一个开发区，加之对引进项目的技术要求高，远不如陆家嘴？br>⒔？桥那样红火，偌大开发区的土地正袒露着胸怀等待着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光顾。 胡钅宏亮使劲绞着自己这块大毛巾。他到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年，一周七天、一天十几个小时，接待、介绍、谈判、签约，恨不能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他和美国san公司谈java的引进；与美国奥罗浦公司合作开办远程教育、软件学院和网络数据库，创办奥罗浦的研究开发中心；和迈克马肯公司谈创建浦东软件园和信息中心先行区，和贝尔谈带有革命性的英芙罗网络操作系统，与美国第二大软件公司谈全方位的合作……每个项目都是亿字号的大投资。他办公室访客不断，电话铃声此伏彼起，人气大旺。他千方百计利用他在国外工作的“无形资产”，一手拽着美国大公司的衣襟，一手拉着国内同行的手，就想着能尽快地站到国外同行的肩膀上去。 他的胃口很大。他说中国十二亿人口，将来软件的天下就是中国的。但必须有正确的策略，那就是在软件产业上要跟美国全方位高水平地合作。要快一点站到美国人的肩上去再往前走。你今天不跟他合作，你就永远超不过他，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就永远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他把美国的工作效率引入到他的工作环境。去年五月份开始筹建“浦东java应用研究开发中心”——一个由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与美国sunmicrosystems公司携手建立的国内java计算技术的权威机构——他自己任中心主任，带着两位博士一共九个人，连同布线、安装、调试，仅仅两个月建成了国内同类中心第一流的水平。sun公司对这种效率大加赞赏，当即无偿提供两个工作平台和五十多万美元资助。1997年末，张江中层干部评价本年度的工作实绩，三十九人投票，唯一获得全票的项目就是java中心。 胡钅宏亮还想在张江校高等教育——这是高科技产业的原动力。他知道，著名的硅谷就是依托斯坦福大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惠普计算机就是在大学旁边的一个汽车库里做起来的。那些斯坦福的学子毕业后，就在学校周围办起自己的公司，他们在大学进进出出。科研教学，人员培训，做做实验又研讨研讨，方便得很。张江就缺少这样一个氛围，一个输送人才的基地。 胡钅宏亮想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他们也想走清华大学在深圳办高级研究院的路子，在沿海开办自己的窗口。这对张江真是天赐良机。胡钅宏[ht5”ss”亮立即有了一个动议，由浦东出钱建校舍，中科大出人、出头脑、出设备、出牌子，建中国科技大学浦东高级研究院。有了这样一个高等研究院，不仅教育基地解决了，还会激励其他高等院校为浦东的发展做些事情。人就是这样，谁也不来干，人家不当你一回事，穷乡僻壤，路途遥远。有一家来，尤其是层次高、牌子响的第一家，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 胡钅宏亮还是浦东引资领导小组组长。引资先要引人，他想到了海外一大批已经和正在成才的留学生。 新年伊始，胡钅宏亮和浦东新区人事部门的同志奔赴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为浦东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工作站——美国普林斯顿浦东信息咨询公司揭牌。这也是胡宏亮的一个创意。 在海外建站过去国家教委也有过，但所费不菲，买楼派人，每年光维持的费用就不下几十万美元。其实，海外留学生有很多专业性的组织，在当地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和号召力。 如中国留美学者经济学会，政治国际关系学会，历史学会，商学会，还有社会学、新闻学、能源、信息和图书馆等专业性网络。这些学术团体被称为“中国留美学者的历史创造”。为什么不借助这个强有力的网络，来联系海外留学生呢？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模式：在留学人员集中的地区，以优秀的留学人员组织为主体，加上领事馆的配合，建立一种既服务、双经营的咨询公司，为留学生和国内的人才机构搭起一座桥梁。 普林斯顿毗领四个州，纽约、新泽西，宾西法利亚，是美国医疗、生物医药、微电子信息最集中的地区，有一个四州华人科技协会，有一批非常能干又热心的留学生。胡钅宏亮亲自去张罗，组织，第一个咨询公司应运而生。接下来就是波斯顿，硅谷……这种模式一铺开就不止是建一个点，而是建起一个人才的网络。 从吸引留学生回国，胡钅宏亮又想到了一个机制的问题。留学人员的课题通常不会很大，但很有意义。他们最缺的是资金，常常会有一些很好的项目因为资金问题，连第一步也迈不出去。这里缺少一个重要的机制，那就是“风险投资”。 其实美国一些公司在创办之初也没有钱，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呢？这就是“风险投资机制”的功力。有那么一批风险投资集团，他们投十个项目也许有七个八个是失败的，但只要有一个成功，他的风险就释放了。一个项目最多投4、5百万美元，一个成功的项目上市，股票就可能是十倍二十倍的增值，他收回来的就是几千万、上亿美元。因此他不怕失败，能承担这个风险。美国就是靠这个机制，帮助成千上万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起步，从而成就了硅谷，成就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计算机巨头。 胡钅宏亮到处鼓吹风险投资机制，在浦东获得了一大批赞同者，而且也确有财团在跃跃欲试。胡钅宏亮希望在自己在职期间能促成这样一个机制，这也可能是对他的那些留学生朋友最大的帮助。其实，受惠的又何止是留学生呢？ 胡钅宏亮的想法太多了，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太庞大了。他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地工作。有些东西他也许想得有些超前，有些理想化，但是先进国家早已是这样做了，不迎头赶上去，中国将如何迎战未来世纪的竞争？ 胡钅宏亮发现上海的领导、浦东的领导绝对的棒，眼光、思维方式非常现代，处理问题也非常务实。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自己就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但是在基层他总感到有一种有时他会觉得自己孤掌难鸣。他真希望那些优秀的留学生能大量地充实到一些重要的技术部门和行政部门，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了，而且用他们的成就来说明问题，形成一个潮流，就能真正帮助我们的国家。 胡宏亮在java中心有一位叫张建峰的助手，他至今对他怀着一种深深的歉疚。以张建峰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又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的学历，以他在法国著名跨国公司埃尔夫工作的经历，他一度是好几家外国大公司争相邀聘的对象。美国惠尔浦上海公司甚至开出了十七万元的年薪。但胡钅宏亮硬是把张建峰留在了张江。他给不出什么高薪，也做不出什么许诺，他只是用那一个一个具有跨世纪意义的高科技项目，向他展示在张江工作的前途。 张建峰就是让这样一个极富诱惑力的格局留在了张江。他再也没有左顾右盼，并全身心地投入java中心十分艰苦的创建工作，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仅有一次，他很歉意地向胡总述说了一点生活安排的难处。因为尽管浦东人事部门已经非常努力，却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单位，因而他的爱人已经在家“待业”了将近一年…… 胡钅宏亮心里直发热，多么好的年轻人啊，他真怕对他有什么闪失而辜负了他的一片赤诚。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你尽可以发牢骚。(春节后张建峰特意打电话告诉我，他的爱人已经安排好了，工作很如意。)他想起过去参加人大政协会，每年都有很多提案，质询花那么多钱送留学生出国，到底有什么意义？二十年留学浪潮是还是非？ 让更多的中国人去了解世界，去亲历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践，这种人才的培养，是光靠国内教育所难以完成的飞跃。到今天，七十年代出国的成才了，八十年代的快成才了，九十年代的正在培养。这些人当中的精华能不能为我所用，便是检验我们学生政策成功与失败的试金石。 胡钅宏亮看好当今中国对海外学子的吸引力。市场经济本身就构成留学生回国活动的大舞台，自由，宽松，你有能力你就闯。如果再有一些如风险投资这样的机制，那么搞高新技术的留学人员就能更方便地进入新兴的、机会最多的、发展最快的这个——中国市场。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再往下写，更精采、更辉煌的故事也正在演绎之中。在上海，这支八十年代出洋、又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回到上海的“新移民”已超过16000人之众，占到这个阶段全国各地回国人员的六分之一；而如侯鸟似飞去飞回或心向往之却正在等侯时机的更是难以数计。在科研所大学政府机关，在大公司大企业大医院，在文艺界司法界学术界，在开发区重点建设工地近郊农村的现代化园艺场，在留学生创业园区或繁华地带的写字楼，已经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或他们的公司。有时随便谈到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企业，不期然会得知，这是一批留学生办起来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才的流动，留学生的走向，有时会折射出某种世界经济的态势。有资料分析，如果说冷战时期东西方是在全面对抗、相互封锁的条件下角逐的话，那么后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在相互依存、跨国流动条件下的竞争。其中人力资本的流动和国际化，则反映出世界各国对高层次人才的激烈竞争。从发展中国家出去的留学生，大多是已经有了较高学历和工作经验的科技人员，是已经成熟只待收获的人才。欧美等国之所以对各国留学生采取宽容的态度，网开一面，并给予居留权或就业权，就是看中了这笔巨大的人才资源。有统计说，仅留学生一项，美国就可以以每年12至14万人的速度，用各国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持续地为自己补充高级人力资源的新鲜血液。 但是，由于竞争的激烈性和各自优势的此消彼长，人才流动的趋势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一个动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了人才回流的端倪？ 台湾地区自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回归的人数超过了6千人。当今个人电脑和集成电路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园内193家公司中，有81家为海外学人所创，园内雇佣的5万人中，有半数是从海外归来的学者。 香港移民局统计，1991年至1995年五年间，香港每年专业人员迁居他国2万人，但向外来专业人员发出的就业签证却有4万。换言之，近五年来香港专业人员流出入相抵有不下10万的“入超”。 印度近年来的人才“东流热”则提供了另一类引人注目的例子。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研究报告，印度留美学生数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许多印度留学生开始选择到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留学，然后前往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香港等地工作。…… 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似乎是一个神话，上海更是神话中的神话。1996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到上海访问，称“上海是当今世界最富活力的城市之一。”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评价，它并非指上海现有的繁华水平——离真正的发达与先进，它还有着相当长的距离——而是就其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以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1997年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3000美元，达到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这个显示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数据将达到5000美元，初步进入中等发达水平。 从3000美元到5000美元，这里面包涵着多少资金投入，多少技术含量，多少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歌德说：“任何有活力的事物都会构成它自己的氛围。”活力会产生一种磁场。上海每年吸引前来寻求发展和投资的人何止数百万？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从来就不甘平庸的海外新移民。 一位留学人员吐露这样一种心声：移民是为了发展，回归也是为了发展。 已经出国的人不会仅仅为了爱国而回国，或是为了绿卡而留在他乡。真正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不是别的，而是发展的机会。 当代留学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浪潮，是伴随着中国的振兴、也意味着中国的更加振兴。这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移民近20年来达到70万人，其中留学生(包括他们家属)有40万人。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结构，又亲身感受了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里崭露头角，有的甚至创造了跻身世界前列的辉煌业绩。 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最有价值的是，这当中的优秀人物，通过对世界的闯荡，对中国更加忠诚和热爱，心更加纯。他们对国家忠心耿耿的劲头，恰恰是在国外十几年锤炼出来的。他们真正的知己知彼，他们把国外的长短看得很透，也思考着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沟通世界，他的品牌足够。这些人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是我们未来的栋梁。 上海的领导人对当代留学生的价值有着充分的估价，也非常了解上海集聚这批人才的独特优势，因此他们声称要建立适应上海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人才高地”，并把它作为一个大的战略在加紧实施。而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参与上海的建设，便是这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在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上，上海的高层领导人透露：他们考虑今后上海的趋势是城市户籍人口减少，机动人口增加，而增加部分就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家、文化人，高层次、高学历的科技人才和留学生。上海的大门要向这些人敞开，让他们进得来出得去。 就像在美国，干得好留下来，呆不下去走也顺理成章。国际化大都市就是要有这样的胸襟气度。 在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其实是中国许多地方都曾经干过这样的傻事，留学人员要回国定居，必须把护照或绿卡上交。一条死板的政策，使多少留学生望而却步，又把多少有心报国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国历尽坎坷，回国也并非轻而易举：每个人都有他们自身的情况，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因素。他们在国外缺少精神依托，但有一分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基业；举目无亲的固然孤独，但回国也难免没有不被接受的困窘；寻找发展机会不易，不能不考虎留下后路……一位已经回国的留学生说：“不要怪他们患得患失，我也整整犹豫了一年。毕竟对国内的情况已经陌生，而舍弃的又是许多人孜孜以求而不得的东西。” 他们的这种心态终于得到了理解。历史伟人邓小平在那次著名的南方视察中对留学生有一段殷切而随和的谈话： “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根据这样的基调，国家教委对留学生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明确“来去自由”，“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并重”。简单单的几个字，对留学生来说就像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解开了一个大结。 于是，留学生可以从容地、务实地做出选择。到了该回来的时候，多回来走走，多交交朋友，多做一些探讨，尽量寻找一个比较和谐的结合点。一时没有适当的位置，也可以保留在国外的工作，定期回来讲学、交流或做一些短期的工作。有了在国外居留权的，也尽可以拿着绿卡在中国的大地上办厂开业。中国大地就是留学生的家，让他们在一个宽松和愉快的环境下，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国家和事业。 而更多的先行者，或许早已体会过这样的人世沧桑。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用人是要讲实效的。二十来岁年轻力壮，三十岁正当年华，最棒的时候，你可能处处逢源，倍受青睐。 但到了四、五十岁，在某些岗位上你的脑力、体力都逐渐走向衰老，头上的“玻璃屋顶”就离得很近了。一些更高的位置，你看得见，却到不了。叶落归根，真正到了叶黄枝枯的时候，你就错过了枝繁叶茂的大好风景。更何况，美国是老年人的地狱。本国的老年人尚且视为地狱，遑论他乡异客？ 写到这里，中国唐代著名诗圣杜甫的诗行涌向笔端： 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借用杜老先生一生诗作中感情最奔放、节奏最明快的这一首，寄语海外的亲人和年轻的朋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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