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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参议会会长范众渠带着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最初找到杨森谈及保护市区的安全时，杨森的态度可并不像对待年轻后生鲜恒一样，他转弯抹角装着没听懂一般，却也默认了不破坏的要求，表示一定维持好市区秩序，声称“重庆毕竟是我的第二故乡”，并提出条件说：“将来我们转来，也要迎接我们。”在外人听来，他杨森似乎坚信还要反攻回来，而实际上，他是耍了一个滑头，他知道面前的这些财神爷还要找他，此时他还不必急于漫天要价。 几天后，当工商界的代表再次做杨森的策反工作，杨森周旋几句后，自知要价的火候已到，否则迟了就会失去。他直言不讳开口表明：不烧重庆，也不勒索，但要美丰银行给他10万银元，以抵消他在这个银行的两万元股本。这可是一个数目不小的交换条件，市商会紧急商议此事，与杨森就此展开了讨价还价的谈判。工商界的代表蔡鹤年、康心如和康心之与杨森的秘书李定宇，面对面地公开进行了多次交涉。不过，由于形势紧迫，杨森已来不及再在那里等着索要高价，而市商会也不敢冒着重庆即将被毁的更大风险再硬撑，双方最后达成一个杨森跌价稍多的折衷协议，以杨森从银行内提走6箱计3万银元了此谈判。 本来，市工商界以为有那3万元即可满足杨森的奢望，殊不知没过几天杨森竟变了个花招又来索要不烧重庆的价钱。杨森派出他的参谋长范延生，以养活其军队不致扰乱破坏重庆为名，开价是黄金3000条，若拿不出这些黄金，仍不敢担保重庆不被烧。中共川东特委和重庆市工商界，真是被杨森的这种丑恶行径激怒了，但又考虑到上级党组织关于保护重庆的指示，和确保重庆市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仍决定立即口头上答复杨森这一苛刻交换条件，而在暗地里则实行拖延。这时，人民解放军迅猛攻势已逼近重庆外围，范延生为了急于逃命，哪还顾得上索取黄金一事，先溜了。没过几天，这件事便随着解放军的入城，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杨森再次勒索最终未成。市工商会在迎接解放的过程中，除各同业工会供给杨森留下的起义部队数百人几天的伙食费外，共花费4800余银元。 11月30日上午10时，杨森在解放军即将进城之前，最后一次乘“森”字牌吉普车在市区转游，为许多市民所见。时有当地报纸在次日这样报道：“……杨氏面容颓丧，在车中频频注目市区，似对重庆还有无限依恋。但深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不得不抽身逃遁。吉普车驶回他的‘渝舍’之后，就嘱随从们从速收拾行李，一共装了四汽车，即偕同他的爪牙乘车离渝。” 杨森作为国民党最后一个逃离重庆的重要军政官员，他此时一定想得很多很多，他或许是在默默地祷告着重庆市区的平安。不管怎么说，尽管杨森没有能临阵起义，但他也的确是履行了自己不破坏重庆市区诺言的。不久，喻孟群、杨汉烈率杨森所属第二十军两个师起义；重庆城区在解放军入城之前，也没有发生国民党军的破坏骚扰，市民免受了一次战乱的苦难灾害。这些无不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反杨森有很大关系。 重庆解放第一天，《大公报》报道：“重庆卫戍总司令兼市长杨森于解放军到达前，即已狼狈逃跑，他的姨太大们早已在一周前乘民航队包机逃去香港，带跑了刮来的全部黄金和美钞。昨天解放军入城时，观音岩渝舍他的匪寓，下午已成一片狼藉，守卫人员已逃跑一空，到晚间10时，解放军已派人驻守。”毕竟金银有价人无价，渝舍换了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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