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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边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他们中间，有狂热的红卫兵、干部子弟、造反派，有权力场的失意者，站错队，划错线的保守派、走资派子女，也有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的“黑五类”、剥削阶级子女等等，当然随波逐流的广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数。毋庸置疑，那是个与压抑、绝望、躁动和贫困为伍的年代，我本人作为一名背负家庭十字架的初中生，曾经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军，成为这场轰轰烈烈又悲怆失落的中国二十世纪新青年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在我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曾经耳闻目睹不下数十起知青越境事件，这些年轻的逃亡者或公开参加缅共，或神秘失踪异国，总之他们中的多数人跨过国界一去不复返。1991年我写作《中国知青梦》，曾经大量查阅知青档案，追踪和调查有关当事人。据一位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回忆说，仅他任职期间，这类事件所涉及知青人数，“……大约有几千人吧。”他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会儿又补充道：“也许还多一些，后来回来一些人，总之弄不太清楚。” 当时云南有兵团知青和地方插队知青之分，插队知青人数更多，无人管束，他们是这类外逃和越境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一位曾经有过此类经历的知青作家在回忆文章中说：仅1969年6月，就有六百多名(插队)知青越过边境参加缅共。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金三角并且一去不回，成为这场青春大逃亡运动的牺牲品和冒险者，未见档案数字记载。有人保守估计为七八千人，有人说应为上万人，也有人认为除去部分陆续返回国内，留在境外的实际人数不会超过数千人。 1998年我只身进入金三角，寻找这些逃亡知青的命运轨迹是我采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与其说关注知青下落，不如说重新回首青春岁月，关注自己的人生走向，要是当年我的流浪生活没有及时回头，我现在会在哪里呢？我会成为作家吗？ 金三角采访千头万绪，无数困难和障碍像高墙一样包围我，令我疲于奔命。最初一段时间，我居然没有打听到一个知青的下落。问了许多当地人，他们都茫然地摇头，那种困惑的眼神，好像我在打听外星人。 但是我依然不肯放弃。 我相信这些俱往矣的老知青，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他们中间有的活着，或者生如草芥，默默无闻，或者被当地人同化，成为土著。当然许多人已经变成冰凉的墓碑，孤独的魂魄游荡在历史岁月的深处，还有的不知所终，不知所往，变成当地人口中一段传奇故事。在异国他乡，这些一度发着政治高烧和狂热迷乱的中国知青像外来的种子，被金三角土地所包容，所吸纳，所接受，一切与自然生存法则相悖的偏见、信仰、理论、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残酷的丛林社会露出真面目。金三角就是金三角，好比狼就是狼，如果你不能变成一头狼，你就将被狼群吃掉。 我渴望走进这个未知的知青世界，渴望在这里重新认识许多同龄人，他们在那个扭曲的年代走进国境另一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知青续写的人生篇章究竟是什么内容？天使，还是魔鬼？人性，还是兽性？血祭沃土，还是魂断异域？总之在金三角这个充斥着毒品、战争、贫困和杀戮的舞台上，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将演出一幕幕生生死死的精彩人生大剧。 这是中国知青史上鲜为人知的特殊插曲。 结束勐萨之行回到美斯乐，我的石英手表在关键时刻出了一点问题，它一天只工作几小时，有点磨磨蹭蹭消极怠工的意思。旅店老板是个华人女孩，二十多岁，却精明能干，她热心指点我到村子拐角一个钟表匠那里给他看看。 钟表匠是个性格孤僻的人，他不喜欢说话，看上去面容枯黄，腰背佝偻，好像一阵风也能把他刮倒。我猜想他该有六十岁出头吧，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杂乱，即使染过仍然掩盖不住刺眼的白发。在金三角，戴眼镜的人比较稀罕，不像在城市里，所以我猜想他应该有一些文化。他表情冷漠地同一个修手表的村民说着泰语，那人扔下二十铢钱，他装进衣兜又埋头工作。我站在一旁看他修表，很快我发现他衣着古怪，趿一双当地人的夹趾拖鞋，肥大短裤，上身却穿一件老式蓝布中山装，衣领扣得紧紧的。这种四个兜很严肃的中山装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几乎绝了版，成为历史文物。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就是被这种面孔呆板的制服包装过来的，所以当我一眼看见中山装，禁不住内心尘土飞扬，就像我爷爷看见长袍马褂的心情。 我想，这里是金三角，居然有人穿中山装。其实想想也不奇怪，都是汉人，炎黄子孙，中山装顾名思义是孙中山倡导的服装，因此也就表示理解。那人对我的普通话不置一词，但是我从他的表情上明白他听懂了。手表换上一块液晶电池就修好了，我问他多少钱，他生硬地向我伸出两根指头，我付他二十铢泰币。 这天中午，向导小米满头雨水，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他母亲偶然提起，从前美斯乐确有许多大陆学生，后来陆续都离开了，但是有个教书先生一直留在村子里。小米母亲在学校门口卖了十几年米粉，知道一点先生来历。我禁不住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一个老知青！我相信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找到一条线索，就一定能找到十个、一百个知青下落。 老知青住在山脚一片低矮的棚户区，与村里那些大院豪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家基本上就是一间用竹子篱笆围起来的铁皮棚屋。当地人说住这种棚屋的人多是近年从缅甸老挝非法越境的难民，替人打工度日，像农村进城的打工仔。而当年的国民党残军官兵，现在个个根深叶茂，财大气粗者不乏其人。我想不出这位老兄怎么混的，落到如此境地？ 一个男人应声从黑黝黝的棚屋里走出来，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位老兄就是上午我见过的修表匠，名字叫焦昆。 焦昆对我这个远道而来的知青战友反应冷淡，如果仅以外表，你完全无法把他同当地山民区别开来。我感觉他像块石头瓦片，生硬，冷漠，麻木不仁，毫无热情，我在他家呆了两小时，总算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焦昆确实是老知青，昆明人，与我同属一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临走留给他一本书，就是曾经在知青中引起轰动的《中国知青梦》。 这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尽是焦昆无动于衷的漠然面孔。我猜想他为生活所累，家境不好，所以不知道对我那本书有没有兴趣，会不会将书扔在一边？他为什么活得如此落魄，即使放在大陆也属于扶贫之列？他的冷淡是因为曾经沧海，心如死灰？他心底埋藏着一些什么秘密，有过哪些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或者铭心刻骨大悲大痛的个人遭遇？我能启开他尘封的心扉，走进那些山呼海啸长歌当哭的历史岁月么？他愿意帮助我找到其他更多的同龄人和老知青吗？…… …… 我相信，在当过知青的整整一代人心中，无一例外淤集着人生岁月沉淀下来的某种共同情感，这种情感纠结起来，剪不断理还乱，就像化石，成为灵魂的一部分，有人称之为“知青情结”。我这本《中国知青梦》一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那段时间我常常收到远至北美、欧洲、南非、澳洲，近至日本、东南亚、台、港、澳以及国内读者雪片般来信，来信者大都是当年下乡插队的老知青，他们的认同使我强烈感受到同龄人的某种血缘关系。我与台湾作家曾焰就是因了这本书得以相识，后来遂成为鸿雁传书的至朋好友。 我想，人的记忆和情感真的会死灭么？譬如火，暴风刮灭，大雪压灭，那些垂死的灰烬仍可能复燃。就算一个死囚，已经套上绞索，他的心灵还是有权利奔向自由天地。焦昆就算心灵之火已经熄灭，心扉之锁已经锈蚀，难道就没有火种能将他重新点燃，钥匙重新开启吗？即使心如死水，如枯井，就没有重新掀起感情狂澜的一天吗？ 我与自己搏斗，心力交瘁，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睡去。 一阵很粗鲁的拍门声像强盗一样闯进大脑，或者像一匹野马踏破梦境，突然惊醒了我。我睡眼惺忪地看看窗外，天地依然混沌，山头刚刚露出鱼肚白，时间刚好清晨五点多钟，是谁这么早来拍我的房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我昨天见过的老知青焦昆。 他脸色更加憔悴，目光暗淡，好像刚刚害过一场大病。他不等我邀请就自动走进屋子，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是大陆作家，我还知道你每天都跟哪些人谈话，你见过丰会长，雷雨田也请你吃饭对不对？我知道你迟早要来找我，在读这本《中国知青梦》以前，我已经决定不接受任何采访，因为我没有必要成为你的写作材料。” 我问他喝点什么，他看看茶叶，又看看咖啡，自己动手冲了一杯很浓的雀巢咖啡，加进许多牛奶伴侣。我看他很虚弱的样子，就赶快把饼干贡献出来，这些食品都是我熬夜的干粮。他也不客气，把一盒巧克力饼干吃得精光。 我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等他将杯子推到一边，我才小心地说：“焦昆兄，你现在改变主意了？” 他脸上有了一些精神，眼神也有了生气。他在衣袋里寻找什么，我估计他是找纸烟，就把国内带来的“红塔山”扔给他。他点燃一枝，贪婪地吸了两口，徐徐吐出一阵烟雾。他说：“妈的，这烟真好抽，好多年没有抽过家乡烟了，有三十年了吧……是的，我愿意跟你谈谈。” 我大喜，冲动地站起来想同他握手，他却把头转向一边，弄得我很自作多情。他吐着烟雾说：“你当然知道是你那本书打动了我，这是一个原因……但是你不知道，我一直坚持写诗。在金三角这个鬼地方，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包括吸毒抽鸦片杀人放火都不奇怪，好像都很正常，但是写诗却是一件令人费解的怪事，就像你精神不正常。没有人理解我，包括我老婆，她只有一半中国血统，说汉话，不识一个汉字。昨天晚上，我从你的书中突然惊醒，就像一个人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我应该鼓起勇气面对自己，虽然我是一个已经很堕落的人。请不要吃惊，我会慢慢告诉你原因……我是凭直觉接受你的。” 采访就这样急转直下地开了头，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老知青焦昆带着他的一脸疲惫和沧桑风一样闯进我的视野。他坐在我对面，如果说我是个辛勤的探宝人，他就是那座从未开启过的宝藏之门，是上帝对我孜孜不倦的真诚信念的奖赏和回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如同那个著名的阿拉伯神话：“芝麻、芝麻，开门……”于是大山崩裂，宝藏洞开。 此刻我无暇品尝成功的短暂喜悦，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感情潮水所淹没。焦昆好比一座年久失修的水库，他倾尽全力一点点启动那道早已锈蚀的记忆闸门，于是浑浊的水流冲刷淤泥，渐渐地，洪峰呼啸而至，惊涛拍岸的岁月洪水不时吞没他的讲述，当他那只承载过重的心灵小船被来自遥远年代的痛苦记忆和悲伤情感的大浪所掀翻所撕裂时，他的脸便扭曲了，忍不住发出惊天动地的悲号。哭声惊动旅馆的服务小姐，惹得她们惊慌失措地探进头来察看。 这天上午，讲述猝然而止，老知青连连打起哈欠，跳起身来说有要紧事做，就像他的到来一样迅速消失在门外。晚上他又来了，在我房间里洗了一个澡，很舒服地坐在席梦思床上，我们的谈话继续进行下去。这期间除了吃饭，他总有几次神秘消失，都是打着哈欠离去，就像哪里失火一样。感谢上帝！焦昆果然是一把打开历史之谜的钥匙，我随他潜入坚冰之下的水底世界，打捞被岁月封存的历史碎片。 在他的带领下，我陆续认识了许多流落金三角的同龄人：诗人刘舟、杨飞，编辑段学明，商人伊建、董明贵，失踪已久的秦大力，还有那些已经去了天国的于小兵、刘黑子、郜连胜、姜小玲、余新华、李红军、张和平等等。焦昆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切品质，富有正义感，嫉恶如仇，他的感情一点也不麻木，面对金三角触目惊心的贫富差别，他拍案怒斥道：“这些都是不义之财啊！喝兵血，走私毒品，卖军火，穷了当兵的，肥了当官的！一将功成万骨枯……长官发了多少财，谁也说不清，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兄弟，九泉之下不瞑目啊！” 焦昆每年都要在华文报纸上发表几首十几首诗作，他将这些作品小心地剪贴成册，引为自豪。他刚刚加入当地华人诗会，这是他内心的骄傲，他向我说起这些成就时脸上放着红光，我看到中华民族“文以载道”的光荣旗帜在高高飘扬。焦昆说，他从小厌恶体力劳动，认为那是污辱斯文。他本来在华文学校当老师，因为政府颁布法律，取消华文学校，所以他这个华文老师就失业了，而且活得很凄凉，只好去修修电子钟表电器雨伞什么的。我问他技术跟谁学的，他鄙夷地说：“学什么？胡乱弄弄就是了。” 我见过一次焦昆太太，她是个脸膛黑红，健康、勤劳和吃苦耐劳的华裔妇女，性格直爽开朗。她最大功绩是养育了五个高大健壮的儿子，和以辛勤劳动的微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焦大嫂见我第一句话，竟然是拉住我悲愤呼号：“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个嘎男人呀！” 我不能明确当地话中“嘎”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能猜出决不是表扬。大嫂拖着我的手好像要让我去看看什么罪证，我看见焦昆的脸上立刻挂不住了，唰地一下赤红。他讪讪地遮掩说：“她没有文化，去去！……不跟她一般见识！” 大嫂后来送给我一袋她自己亲手摘的茶叶，茶叶味道很好，打上商标就是台湾高山茶。焦昆说他太太靠给台湾商人打短工，种茶，采茶，制茶来维持生活。他愣了半天说：“是啊，我没有本事，对不住她，她跟我过得很苦。” 直到我结束采访即将离开金三角回国，焦昆执着我的手，满脸都是依依不舍。我问他：“焦昆兄，有事尽管说吧……你在昆明还有亲人吗？” 焦昆叹口气说：“我是不愿意开口麻烦你。我出来整整三十年，至今没有回去过，早与家人断绝音讯……我有个妹妹，名字叫张琳，她跟我母亲姓。父亲‘文革’出走，母亲改嫁，也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妹妹最后一次是1972年托人带信给我，说她在某技校念书。” 我记下这个线索，安慰他说：“你等着，也许会有好消息。我这人运气特好，没准能创造个奇迹！” 回到四川，我立刻鞍马不停，专程飞往昆明。但是该学校已迁走，单位撤消，我调动各种社会关系，好容易从原系统员工中找出九个叫张琳或者张玲或者张林的女性。一位朋友很负责任地替我电话查询，口气像个办大案要案的户籍警察。几天后喜讯传来，在若干叫张琳的小姐女士中，确有一位某技校毕业生，并且有个哥哥早年在边疆当知青出走，至今没有下落。 我当即与张琳见了面。从这个妹妹脸上，我确信看见从前焦昆的影子，只是她很幸福，面色红润，没有焦昆的憔悴和沧桑。我把焦昆的消息和联系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很曲折，需要经过一系列国际中转。当晚这对失散达三十年的兄妹终于通上电话，隔着漫长的岁月风雨和千山万水，电波将骨肉的声音传向远方，妹妹只来得及叫出一声“哥啊！……”立刻放声痛哭，泪雨滂沱。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能想象电话那一头，那个海外游子焦昆，想必也泣不成声，被幸福和心酸的眼泪淹没了吧？ 有件事我始终没敢告诉这位妹妹。在清迈府，我采访另一个老知青，他淡淡一笑说：“焦昆么？他走不出金三角的……他抽大烟！” 我目瞪口呆，许久说不出话来。 战争以猝不及防的灾难方式降临新兵头上。 这是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北京红卫兵于小兵刚刚扛上枪就遇上政府军偷袭，当时山上下着雨，天空漆黑一团，枪声突然穿过睡梦，像打雷一样在人们脑子里炸响起来。卡宾枪好像不是射击，而是狞笑，咯、咯、咯……像魔鬼的晚餐。机关枪上气不接下气，好像许多怪兽在黑暗中疯狂咆哮。很近的什么地方，手榴弹接二连三爆炸，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子弹在看不见的空气中飞舞，你感到好像许多锋利的刀刃在四周呼呼作响，一不当心就会把人的脑袋或者胳膊削飞出去。 于小兵翻身滚下床，但是睡在门口的林建国动作比他更快，林建国从前是校田径队员，打破过中学运动会纪录，他抢先一个箭步拉开门，迎面一股火焰像潮水扑来，只听见他“哎呀……”一声就跌倒在地上。野佧班长连忙用中国话指挥他们：“不要从门口走，翻窗出去！撤退到树林里！” 于小兵摸摸田径队员，觉得他身上湿漉漉的，好像从温水里打捞起来一样。他试试鼻孔，觉得还有呼吸，就想去拖他，但是林建国身体软绵绵的，好像一头被剔去骨头的牛，死沉死沉的。他急得大叫：“谁来帮帮我？——林建国负伤了！” 敌人好像回答他，一串机枪子弹击中门框，木屑乱飞，半边门板倒下来。在这个紧要关头，野佧班长匍匐着爬过来，在他耳边大声吼道：“你快撤！我来掩护你！” 红卫兵心头一热，觉得革命队伍真好，革命同志万岁！就像电影上一样，关键时刻班长果然及时出现在面前。他连忙翻出窗户，跟着队伍撤退到安全地带。等到天亮清点人数，伤员林建国并没有出来，确切说并没有被班长背到安全的树林里。他好像挨了当头一棒，脑袋“嗡”地大了，结结巴巴问：“你……怎么……扔给、敌人？” 班长是个“野佧”，这是一种当地汉人的习惯称呼。在金三角，佧佤有野佧熟佧之分。开化和文明的佧佤称熟佧，野佧则指未经进化，仍然吃生肉，喝牛血，砍人头的原始部落。野佧班长黑着脸，将一撮烟丝扔进嘴里嚼，用生硬的汉话说：“他，已经死啦！” 于小兵瞪大眼睛说：“我明明看见他还有气，你怎么说他死了？” 班长嚼着烟丝无动于衷地回答：“我开了两枪。” 于小兵一拍步枪就跳起来，狂怒骂道：“混蛋！偿命来！……你这个凶手！” 新兵多半都是中国来的知青，一听于小兵吵架就围上来，野佧班长迅速操起冲锋枪，他警告新兵：“你们都给我放下枪！谁要动一动我就开枪……干娘×！他活不成了，伤口有嘴巴大。”所有在场人目瞪口呆。班长打死林建国，把革命同志变成一具尸体，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犯罪行为！田径队员明明活着，为什么见死不救呢？阶级弟兄，革命战友，你要是不想救，也不能朝他开枪呀！你能下得了手吗？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呢？很明显，知青遇到教科书和革命电影中不曾遇到的新问题。 班长却教训新兵说：“干娘×！敌人要是抓住他，会把他的头砍下来！……我要是受了伤，你们就打死我，这是命令！” 营长赶来，把新兵训斥一通，当场命令将于小兵关一周禁闭，以警诫所有目无军纪的中国知青。营长说：“……我们是游击队，要是敌人比我们跑得快，我们就会被消灭！你要是受伤了，要么你选择自杀，要么别人来帮你开一枪，总之我们不会把一个活人留给敌人。” 于小兵在禁闭室里悲痛一周之后，虽然感情上无论如何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现实，但是道理却并不难想通。你想想，在战场上打仗，翻山越岭，与敌人赛跑，情况万分危急，谁能背得动一百多斤重的林建国？他做不到，班长也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到，谁背上伤员就等于自取灭亡。既然你做不到，为什么又要怪罪班长呢？与其伤员被俘，被敌人杀死，头颅挂在树上，不如让他壮烈牺牲免受污辱。可是林建国毕竟是他的同学，战友，一起来自中国的伟大首都北京啊！一想到林建国被班长打死，他就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无以发泄，只好揪着自己头发像狼一样嚎叫起来。 雨季一过，政府军旱季围剿便开始了，战斗日趋频繁。半年过后，于小兵已经当上班长，成为一个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他的屁股上曾经穿过一颗子弹，脸上落下一道难看的刀疤，那是一个敌人用刺刀给他留下的终生纪念，幸好是轻伤，否则难免成为烈士。野佧班长在两个月前被一颗炮弹炸断腿，当时敌人正在进攻，他疼得在地上拧成一团，脸上五官全错了位，只有那双垂死的眼睛射出哀哀的光来。班长其实并没有错，他打死林建国，那不是他的罪过，是战争使然。于小兵想通了，他抬头望望天，天空晴朗而深邃，像口天真烂漫的陷阱。他不去看伤员，只将冲锋枪口向下压了压，扣动扳机…… 从前的红卫兵于小兵就这样被自己的子弹消灭了，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士兵，对子弹和死亡无所畏惧，心像石头一样冷酷无情。这期间游击队总是被敌人追击，一道越境的北京知青牺牲好几个：罗援朝是夜间行军失踪的，他失足掉下一座悬崖，只有风把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声惨叫慢吞吞地刮向远方。而另一个担任侦察任务的江国庆则是被敌人迎面捅死的。他喝多生水拉肚子，刚刚从一棵树后站起身来，来不及拉上裤子，一柄雪亮的刺刀迎面捅在肚子上。他死后姿势很难看，糊了一裤子稀屎。 一个太阳光金灿灿的日子里，战友聚在一起喝闷酒，都是北京知青，气氛压抑，情绪悲观。于小兵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盯着大家说：“切·格瓦拉是怎么死的？” 李红军喝着糯米酒回答：“好像是被俘后牺牲的。” 于小兵又说：“他为什么不开枪自杀？” 喝酒的人都愣住了，切·格瓦拉是红卫兵狂热崇拜的精神偶像，他们都是读过《格瓦拉日记》才投身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但是没有人能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于小兵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连连说来来，为活着干杯。于是那天四男一女都喝得酩酊大醉，又偷偷吸了鸦片，吐了一地秽物。 被对立派通缉的打砸抢分子刘黑子刚到边疆插队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越过边境参加反政府游击队。 初中生刘黑子并没有那么多高尚的革命理想，他不喜欢读书，不痴迷革命理论，更不知格瓦拉为何物，即使知道也决不会顶礼膜拜。他是那种下层平民子弟，出身低贱，父亲拉三轮车，码头扛大包，子女缺少教育，靠本能生存。因为重庆武斗打死人，为了逃避运动和对立派通缉，他与同伙才选择了非法越境的道路。如果刘黑子拥有格瓦拉同志的地位和权力，他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而要自讨苦吃呢？ 刘黑子说：“回去是不行了，我们都是打死过人的，日他娘！……打仗老子不怕，老子在重庆是出名的武斗大王，谁见了不怕？那回在朝天门，老子一口气打了一万发子弹，枪筒打红几根！打活人靶子赌香烟，谁敢干？所以我说，弟兄们好好干，将来坐了天下，大家还不弄个省长市长干干！反正闹革命，打死人不偿命！” 但是重庆的武斗大王第一次上战场就吓得尿了裤子。 那是一次遭遇战，真正的战争，而不是重庆乌烟瘴气的群众武斗。游击队正要开进寨子，正好遭遇政府军出寨子，枪声立刻哒哒地响起来，一颗大号达姆弹把碗口粗的树干拦腰击断，树枝砸在刘黑子头上，立刻鼓起一个大血包。就在他跌倒在地上的时候，一个人好像被风刮倒一样重重压在他身上，那人仿佛刚从粘腻的海水里捞上来，浑身湿漉漉的，散发着一种新鲜海草温暖而浓烈的咸腥味。他感到海水还在顺着那个身体往下淌，流到他的脸上和嘴里，像小虫子在爬，弄得他痒痒的。他砸砸舌头，感觉海水是咸的，不，好像是甜的，像小时候外婆熬的糊米水又浓又稠。 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炸开来，几乎把他的耳朵震聋，爆炸气浪把他身上的那人掀开来。他使劲睁开被胶水粘住的迷糊眼睛，这才看清那人原来是他的同学陈倭瓜。陈倭瓜眼睛睁得大大的，样子很怕人，肚子已经变成一个空洞。刘黑子赶快在脸上抹一把，抓到一手破碎的肠子和人胃，胃里还有早饭和没有消化的食物。武斗大王一恶心，就趴在地上哇哇地呕吐起来。 枪战激烈进行，各种武器的射击简直惊天动地，咚咚咚，咣咣咣，咔咔咔咔，刀光剑影，死亡之神漫天舞蹈。每个人都在杀人和被人杀死，他们用生命进行赌博，虽然最后的结局尚未产生，但是不断有痛苦的哀嚎和惨叫响起来，像屠宰场，反正那些人一定不是赢家。中弹的人像牲口一样噗通栽倒，四脚朝天，有的痉挛扭曲，有的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一样。许多红彤彤的液体就从他们身体里流出来，让人觉得他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只易碎的玻璃瓶子。 武斗是什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狂欢节，是成年人模拟的杀人游戏。战争才是真正的死亡大餐。好比演员在台上表演收割舞蹈，悠扬而多姿，但是他们永远学不会收割，而脸色黝黑的农妇在水田里干活，只一下，那些水稻就直挺挺地倒在泥地上。军人都是杀人专家，他们的职业就是收割死亡。他们甚至不用弯腰，手指轻轻那么一动，生命就像水稻一样纷纷跌倒在肮脏的泥地上。 此刻来自山城重庆的武斗大王刘黑子被一种深刻的恐惧和死亡气氛所包围，他把头埋在泥土里，身体像树叶簌簌发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觉得好像有根鞭子在脖子上嗖地抽了一下，就那么轻轻一抽，脖子上的皮肉就好像不结实的报纸一样裂开来，鲜血四溅，他一下子看见自己的脖子断了。“哦……我的脑袋要掉下来啦！”这么一想，他的尿就不争气顺着裤子汩汩地淌下来了。 一颗手榴弹在不远处爆炸，掀起泥土溅了他一头一脸。他动了动，下意识甩掉头上的泥土，这才发现脑袋依然结实地长在肩头上，他的脖子也没有因此折成两段。这时他听见一个走调的声音在心里急切地叫道：“你没有死，你活着！……你得活下去！” 一瞬间鲜活的生命和生存愿望重新回到身体里，血液依然汩汩地在体内流淌，他不顾一切地翻身滚进一条水沟。这一滚果然救了他的命，因为不久他就看见一排机枪子弹打在他躺过的地方。子弹优美地在空气中打着旋，跳跃着，歌唱着，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幸好他及时躲开了。子弹撞击在石头上，石头立刻像朽木一样裂开来，溅起一群五彩缤纷的火星。他虚弱地躲在岩石下面，大汗淋漓，像个初生的婴儿。 幸好政府军不占优势，打了一会儿就主动撤退，游击队打扫战场，在岩石下面找到负伤的重庆知青刘黑子。其实刘黑子也没有负什么重伤，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抹抹烧酒就好了。只是他的情绪恢复得慢一些，过了几周才渐渐恢复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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