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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大校对傅索安说：“给你安 排一个新的岗位——去谍报学校当教 官。” 钟秀翔这样的特工在克格勃属于车载船装的小角色，克格勃并未为她的落网而安排力量去探查下文，也就是不管她的生死了。 因此，对于傅索安来说，钟秀翔的生死一直是个谜。也许钟秀翔是傅索安叛逃苏联以来所碰到的第一个中国女性，且又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同学的缘故，傅索安自得知钟秀翔出事的消息后，一直心神不宁，关心着钟秀翔的消息。她多次去找玛莎，并通过玛莎和特维尔谍报学校的几位分配在对外谍报局的苏联男女同学取得联系，央托他们找听钟秀翔的消息，均未遂愿。 傅索安通过一个谍报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克格勃技术管理局担任内勤的苏联同学，请无线电通讯专家特装了一个肥皂盒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具有特强的灵敏度，并且能自动排除干扰杂音，还有增音装置，在莫斯科能收听到东京、北京、香港、曼谷等地的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傅索安用这个收音机每天数次收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想得到钟秀翔的消息，但该台始终没有播出。 克格勃对其内部人员也有一套监视措施，傅索安的行为当然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对外谍报局的头头起初对博索安的举动抱容忍态度，因为第一这并未违反颁布的内部纪律。第二傅索安是经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特批而进入克格勃的角色。第三她在从谍报学校毕业后所从事的活动中表现比较出色。但是，后来见傅索安似乎有不肯停下来的意思，这就引起了头头的重视。1971年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对外谍报局特别监察处把傅索安召去，由一名中校军官跟她作了一次谈话。对方告诉傅索安，她在莫斯科所有的活动都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这不是单单针对她的，而是每一个从国外活动后返回的特工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受到秘密监视，即使是将军也不例外。 傅索安此时已经今非昔比，她已经站稳了脚跟，不怕苏联人把她怎样怎样，这样，深埋在她身上的桀骛不驯的本性便略有显露她虽然没开口，但从眼睛里透出的神色却是表露出不以为然的意思。中校看在眼里，也不吭声，从桌上的一个活页里拿出一张纸，微笑着递给傅索安。傅索安接过来一看，惊奇得像是亲眼见到电视屏幕上的人物蹦出来在她的面前：纸上打印着她从台湾返回莫斯科后的每次外出，和每个人接触的时间、地点，对方的姓名、身份！ 中校笑吟吟地加以说明：“这些材料都是输入了计算机的，将被永久保存。” 傅索安这下子真正领教克格勃的厉害了，她不敢再生抵触之心，老老实实坐在那里，显出一副俯首听令的样子。中校和她谈了许多“马列主义”、“苏维埃革命”、“热爱苏联”之类的大道理，最后说：“我们认为，在最近几年克格勃招募的外国特工中，你是一个优秀分子，你身上具有着一个优秀特工人员的天赋，因此，我们很想把你培养成一个特工专家。我代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你提出殷切希望，愿你时时处处以特工事业为重，以保卫苏联的国家安全为己任，摒弃那些不必要的杂念。傅，你能做到吗？” 傅索安点头：“是的，我应当做到！” 中校站起来跟她握手：“我们期待着你更多的实际行动。”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傅索安感冒了。她没当回事，仍旧独自外出去附近公园散步，中午还在公园的餐厅里喝了不少酒。但是，可能是受了寒气的原因，当天晚上她就咳嗽了，次日吃了药，仍不见效，并且开始发烧。她下榻的是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内部招待所，只有克格勃成员才能入祝眼务员显然不清楚她具体是什么角色，但是“自己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发现她生病后立刻向所长报告了。招待所所长是个体重百余公斤的胖女人，难为她还穿着一套克格勃的校官服，佩着少校衔章，闻报后像头大笨熊似地走进了傅索安的房间，问长问短一番后，让服务员给傅索安量了体温，然后说：“你必须去医院！” 招待所长给不知什么地方打了个电话，只隔得十余分钟，一辆救护车就已经呼啸而来，停在楼下。傅索安被送住位于马特洛索夫大街的克格勃医院，经诊断是患了大叶性肺炎，立刻住院治疗。 傅索安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疾病倒没给她带来多大痛苦，难熬的是寂寞和空虚。她原以为玛莎以及在莫斯科的那几位苏联同学获悉她患病住院后（上救护车时她关照招待所长给他们打电话的），会来医院看望她并且陪她聊天的，她一直等到出院也没见这些人的影子。后来知道，那些和傅索安接触的同学都被克格勃有关部门找去谈过话，警告他们不准搞小集团，所以这些人吓得一个也不敢来医院看望傅索安。 傅索安独自躺在病榻上，医院规定不能阅读书报，也不能看电视听广播，当然更不能喝酒，这样，她只有静思默想。好几次，傅索安想到父母、弟妹，想到了家乡，寻思今生再也难以见到，不由得一次次潸然泪下，抽泣不已。 傅索安人院后的第十五天，招待所派来两名服务员，驾着一辆轿车来接她出院。胖胖的招待所长在招待所门口迎接傅索安，见她下车，迎上来和她握手，并送上一束鲜花：“亲爱的傅，祝贺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 傅索安还是住原先的那个房间，她进去后不无惊奇地发现里面多了个金属书架，上面放满了俄文版、英文版以及台湾印的中文版的《情报学》、《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心理学》、《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特工谈如何获取情报》、《情报特工实践》、《我的情报特工生涯》等关于情报学的书籍。傅索安一个愣怔后，问道：“这是谁布置的？” 招待所长说：“这是昨天局部派人送来的，说给你阅读。” 傅索安没再说什么，招待所长离开后，她开始琢磨此举的用意。起初，傅索安以为又要派她去哪个国家搞情报了，心里隐约有些忐忑。但是，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对头：如果是搞情报，是不必看这类书的。自己已经是一个称职的、有过实践的特工，毋须研究这些纸上谈兵的玩意儿。那么，上面可能是另有用意了。什么用意？ 会不会让她写一篇情报方面的文章，刊登在克格勃内部的工作杂志上？傅索安想到这里，头就痛了：她的俄语口语现在算是过关了，可以说得和苏联人一模一样，连俚语骂人话都精通。但是，对文字却没有把握，阅读还可以，写文章却是断断不行的。如果让她写一篇文章，那简直要从头学起，费时间耗精神，如今她已提不起劲儿来鼓捣这套玩意儿了。但是，克格勃纪律规定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她又不得不这样做。 这天晚上，傅索安是带着极端厌烦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进入睡眠状态的。她没有想到，克格勃让她接触这些阅读物的用意，并非是要她写文章，而是委以别用。 次日，傅索安以为克格勃会来人找她谈写文章的事，但却无人前来。她百无聊赖之中，就从书架上选了一本书，坐在沙发上看起来。看到晚上8点钟，一本书已经翻完了，于是她又拿了一本。 第三天上午，傅索安正在看书时，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她以为是服务员，说了声“请进”，头也没抬，继续看书。傅索安听见门被轻轻推开了，却没有脚步声，而是飘进来一阵烟草味，她抬眼一看，不由自主地扔下书本站了起来，愣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的苏联老头，穿着一套烫得笔挺的克格勃呢军官服，佩着大校衔章。他，就是1968年7月17日找傅索安谈话并让她填写参加克格勃的表格的安德烈上校！ 傅索安愣过之后，朝门口走去，边走边笑。安德烈走进房间，开口道：“是你吗？傅—索—安！” 傅索安如两年多前一样，冲安德烈深深鞠了一躬：“您好！尊敬的首长。” 安德烈拥抱了傅索安，并且吻了她的额头，说：“我的孩子，两年多不见，长得比过去更漂亮了！” 安德烈松开傅索安的时候，她看见仍是上次见到过的两个便衣卫士站在门外，便问道：“首长，请您的卫士进来坐坐吗？” 安德烈说：“不！把门关上。” 尽管傅索安对当克格勃特工已有厌烦情绪，但她对给自己指引这条路的安德烈始终怀着感激之情，也许是当初和他的见面意味着从叛逃以来的苦难到脱离苦海的分界线的缘故。她像招待自己的亲人那样，脸上浮着真诚的笑容，给安德烈端咖啡、沏茶、削水果，然后，又倒了两杯葡萄酒，一杯奉给对方，一杯高高擎起：“首长，祝贺您晋升为大校！我们下次见面时，您一定已经是将军了！’安德烈喝了酒，笑道：“我的孩子，你的俄语已经说得和苏联大没什么两样了。告诉我，这两年多时间，你过得好吗？” 傅索安知道安德烈是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高级官员，估计他不会不清楚自己这些日子里干了什么，这纯粹是一种作为正式谈话前的过渡性话题，所以，她用短短几句话便概括了全部内容。安德烈点点头：“傅，你干得不错！长此以往，你将会作出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的荣誉！” 傅索安微笑着问道：“首长，您的到来，是不是象征着要给我安排新的工作了？” “哦！多聪明的孩子啊！”安德烈发出慨叹，“你说得不错，是准备给你安排一个新的岗位，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岗位。” “什么岗位？” “派你去谍报学校当教官。” 傅索安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什么？叫我去当教官？首长，我怎么能当教官呢？我自己才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一年出头哩！” 安德烈像是没听见这番话，继续说他的：“你去那里教授‘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这是我们经过慎重研究的。当然，你还需要学习，所以我通知对外谍报局给你送来了这些书籍。另外，我们还要安排你到克格勃的高级特工学校去进修六个月，主要是学习一些情报学理论知识。” 傅索安还想分辨说明自己难以胜任，但刚说开了个头就被安德烈神情严肃地阻止了：“傅，这里不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 傅索安见状不对，只得点头：“我服从安排！” 笑容又回到了安德烈脸上：“傅，你记住，对于你来说，最难渡过的阶段已经渡过了，接下去，不管几时，都没有能挡得住你前进步伐的障碍了。”他点燃了已经熄灭的抽斗，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现在，我可以给你说一下你去执教的那所谍报学校的情况。” 傅索安从安德烈的叙述中，终于明白了克格勃调她去当教官的原因——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敌视中国的程度愈来愈深。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69年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决定了责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中国开展谍报工作。克格勃内针对中国的特工，都集中在对外谍报局第六部。该部的职能是针对中国、越南、朝鲜开展谍报活动，原先特工人数在对外谍报局同类的十个部中虽说是最多的，但现在为了加强对中国的谍报工作，理应大大增加特工。为此，克格勃在进行紧张的可行性研究后，决定新设一所特务学校。这座学校设在苏联、蒙古边境的贝加尔湖附近，位于伊尔库茨克以南大约三十多公里，名叫“契他伊斯卡维”。 在俄语中，“中国”的读法是“契他伊”，“契他伊斯卡雅”的意思，就是“专为中国而设”。“契他伊斯卡雅”只招募亚洲籍特务学员，尤其注重招募中国人。苏联中央政治局审议批准了这个计划，指定于1970年初开始筹建。至1971年春，“契他伊斯卡雅”的建筑物已经耸立，开始进行设施施工。与此同时，克格勃开始物色教官和制订招募特务学员的计划。按照克格勃高层核心的构想，“契他伊斯卡雅”创设伊始是短期训练一批特工，迅速充实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力量，为今后成立专门针对中国的对外谍报局特别第六部打下基础。这样，该校招募的特务学员应以中国人为主，其对象是：叛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及其他成分的人员，苏联及亚洲各国的华侨。 可以想象，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不懂俄语的，这个问题在他们的学期内难以解决。因此，就只能在教官上动脑筋，挑选一些精通汉语的克格勃特工去充任教官。克格勃人事管理部根据这个构想，在物色教官时，马上想起傅索安，认为她不但具备其他条件，还因其原先的红卫兵身份易与特务学员中的知识青年取得沟通。这样，傅索安便被列进“契他伊斯卡雅”的首批教官名单，指定她执教“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 傅索安了解情况后，寻思这样也好，至少她可以不再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与提心吊胆的日子告别了。这样想着，她的情绪变得好起来了，请安德烈和他的卫士吃了一顿饭，饭后还兴高采烈地跳了舞。 一星期后，傅索安被送往位于喀山的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让她进修情报学。 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的规矩比特维尔谍报学校还严，但傅索安这次是以教官身份去进修的，所以学校管不到她，教官们对她也很客气，她在里面算得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人。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半年将要过去了。就在傅索安扳着指头计算日子准备举行告别筵席款待教官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降临到她的头上来了！ 傅索安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一 幕：在温都尔汗三叉戟飞机坠毁地， 克格勃专家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 颅，放进沸水中煮。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傅索安在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的教官餐厅吃过晚饭，回到寝室，刚准备洗个澡后看电视时，电话铃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她迟迟疑疑地望着电话机，不肯伸手去取耳机。那是因为她入校将近半年，极少有人在晚上给她打过电话，她有点怀疑是不是拨错了号码。铃声执拗地响着，她在无可奈何中终于拿起了耳机。 电话是学校政治委员打来的，只有一句话：“傅，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就不由分说地挂断了。 傅索安一边穿外套，一边思忖：政委亲自打电话，声音又这么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傅索安在克格勃已经待了三年多，凭她的聪明，知道克格勃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不少特工都平白无故地受到了无端的怀疑，从而被软禁、关押甚至判刑、流放、枪决。这类事情在对外谍报局发生得最多，因为该局的特工一大半都出国执行过任务，构成被无端怀疑的根源。现在，以学校政治委员出面夜晚急召她，莫非厄运也降到她头上来了？ 傅索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校部，一踏进政治委员办公室，那个有着克格勃少将军衔的中年秃顶男子便把一纸电传递给她：“傅，你看一下，五分钟以前，从莫斯科发过来的。” 傅索安定睛一看，电传内容是让她阅到这个命令后，立刻去喀山澳托尔军用机场，当晚22时45分左右，将有一架伊尔运输机从莫斯科飞来，她即登上该机，具体任务由也在这架飞机上的伊凡诺夫上校向她交代。 政治委员问道：“看完了吗？” “是的。” “那么，你马上坐我的车去奥托尔机场吧。” “奔驰”轿车把傅索安送到奥托尔军用机场时，机场方面已经接到通知，一个少校军官客气地把傅索安引领到休息室，告诉她从莫斯科飞来的那架飞机将在五十分钟后到达，问她是否需要喝点什么，或者小憩一会。傅索安摇摇头：“我什么都不需要，就在这里坐等吧。” 五十分钟后，伊尔运输机准时飞抵机常飞机上的人没有下来，通过无线电向机场联系，让把傅索安送过去。少校驾着一辆吉普车把傅索安送到飞机前。傅索安登上飞机，见机舱里坐着十三个苏联男子，都穿着便装。她站在过道里，眼光迅速在那些人的脸上扫视，问道：“请问，哪位是伊凡诺夫上校？” 坐在第四排的一个中年金发男子点点头：“这里来！” 傅索安走过去，行了个礼：“上校同志，我是傅索安，奉总部命令向您报到！” 伊凡诺夫上校往里侧挪了个位置，让傅索安坐在他原先的那个座位上。傅索安刚系上安全带，飞机就起飞了。她以为伊凡诺夫会向她交代任务内容的，便侧脸望着他，但上校已经闭上眼睛在打盹了，她便也闭目养神。 三个多小时后，伊尔运输机降低了高度，傅索安从舷窗朝外望去，只见地面上闪烁着点点灯火，连绵逶迤一大片，估计是一个大城市。不一会，飞机便在一个军用机场降落了。飞机停稳后，伊凡诺夫第一个站起来：“到新西伯利亚市了，下去吧！” 傅索安这才知道这是新西伯利亚市，但不清楚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她随伊凡诺夫一行下去，地面上已停着三辆轿车，一辆巨型加油车正往飞机这边靠，几个穿工作服、戴军帽的士兵在拉皮管子，准备给这架飞机加油。轿车把他们送往机场招待所。傅索安由此而判断这仅是短暂停留，几小时后还要飞。这下子，她陷入了纳闷：飞机从莫斯科起飞时无疑加足了油，到喀山后未加油而要飞来新西伯利亚市加油，这说明还要作不会少于莫斯科到新西伯利亚之间距离的长途飞行，这样，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机场招待所给他们一行安排了八个房间，伊凡诺夫上校和傅索安单独一间，其他人都是两人一间。他们先去餐厅吃夜宵，菜很丰盛，还有酒，但气氛却不大热烈，大家都是各吃各的，很少交谈。 傅索安窥察下来，恍然大悟：这些人互相之间并不熟悉，是和她一样，临时从什么地方抽来的。这个思维结果延伸了先前那个问题的进度：把十几个人凑拢来，搞了一架专机飞来飞去，究竟是搞什么名堂？ 夜宵结束后，伊凡诺夫上校说：“请大家好好休息，我们明天……不，应该是今天了……还要作一次空中旅行。上午10点起床，11点登机。” 众人往外面走的时候，伊凡诺夫对博索安说：“傅，你要提早一小时起床，9点半。我将去你那里。” 傅索安点头：“明白！上校同志。” 当晚一宿无话。傅索安睡到8点1刻就醒了，起来漱洗后在花园里散了一会步。9点半，伊凡诺夫上校准时登门，手里提着一个包，鼓鼓囊囊不知装着什么东西。坐下后，他问道：“傅，你听说过乌兰巴托这个城市吗？” “那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对！我们这次空中旅行的目的地就是乌兰巴托。” 傅索安一怔：“唔！去蒙古干什么？” 伊凡诺夫拿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边指点边向傅索安作了叙述，也就是交代任务：一个多月前，即1971年9月13日凌晨，大约2时左右，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牧民被一阵难听的“嗡嗡”声响所惊醒。有人爬起来观察，发现声音是从空中传来的，这地方不是航线，平时没有飞机经过，顿时，这越来越响的声音把羊群惊散，随后是马嘶狗吠。这时，牧民发现从西南向北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这架飞机在巴图脑尔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片刻，这架飞机在山谷尽头的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声响不怎么大、随后燃起了连天大火。 傅索安听得如坠云里雾中，不得要领，却又不敢发问。这时，伊凡诺夫上校说：“这架在温都尔汗坠毁的飞机，是英国制造的三叉戟运输机，是中国二号人物林彪元帅的座机。” “啊？！”傅索安大吃一惊，林彪的座机怎么飞出了国境线，又怎么坠毁了？她再也忍耐不注急煎煎问道：“上面坐着谁？” “据来自中国的情报、那架飞机上有九名乘员，全部遇难，其中有林彪、林的夫人叶群！林的儿子林立果！” 啊！简直石破天惊，傅索安一下子呆若木鸡。稍停，讷讷地问道：“这……这是真的吗？……唔，上校同志，请原谅，我不是针对您……”伊凡诺夫说：“这个情报的真假，有待于我们此行所作的努力。 政治局责成安德罗波夫主席主持查明坠机事件中的九名死者中究竟是否有林彪元帅，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抽调了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痕迹专家、化学专家、摄影专家等，组成了这个调查小组，专门前往坠机现场作调查。至于你，虽然不是专家，但你来自中国，曾是狂热的红卫兵，亲眼见到过林彪元帅和他的夫人叶群，并且有一段时期生活在睁眼就可看见林彪元帅的照片、电影、电视的环境中，头脑中对林彪元帅的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决定让你一起去坠机现场，辨认遗体，作为鉴别依据之一。” 傅索安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明白这层意思了。但她觉得头脑里像是打翻了一盆浆糊，昏昏糊糊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关于林彪叛逃坠机而亡的“九·一三事件”，傅索安直到两年后再次被派遣到国外去执行间谍任务时，才在外面详细获悉。 伊凡诺夫打开那个包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金色假发头套、一副大墨镜，放在博索安面前：“这两样东西供你化装用，你应当以苏联女郎的模样出现在蒙古人面前，明白吗？”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她戴上头套、墨镜，对着镜子一照，乍看还真像个苏联姑娘。 伊凡诺夫点头：“好！可以了！记住，从现在起，你叫卡娅。” 11点钟，傅索安混迹于由清一色苏联人组成的“九·一三事件尸体调查组”中，登上了伊尔运输机。飞机腾空而起，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一行十四人坐车去了乌兰巴托市内，下榻于一家设施很好的饭店。伊凡诺夫上校关照众人：未经许可，不能离开饭店。次日上午9点钟，动身去温都尔汗。 次日，这个调查组乘坐一辆由两个蒙古人轮流驾驶的客车，离开了乌兰巴托，前往温都尔汗。上午9点开车，下午5点钟过后方才抵达。温都尔汗是蒙古肯特省的省会，面积八点二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有7万多，市里并不繁华，也没有超过五六层的高楼大厦。傅索安一行下榻于市内最好的一家饭店，但设施远不及克格勃的招待所。当晚，人人都喝了不少烈性酒，大吃了一顿由牛羊肉做成的各种菜肴。 第三天上午，傅索安一行仍乘坐那辆客车，离开温都尔汗市，向东北方向的苏布尔古盆地行驶。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在呼和山下的西北草地上停了下来，开车的蒙古人说着生硬的俄语：“就在这里，到了。” 调查组众人跳下车，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块宽约二十米。 长约三十米的黑褐色的焦土，与四周绿茵茵的草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林彪座机坠毁时引起的大火形成的。时隔五周，现场空气中仍有明显的焦烟气味。摄影专家打开摄像机对现场开始拍摄，其他人也就开始步入焦土。 傅索安对这类勘查纯属外行，也没有这个使命，但她不愿放弃这个目睹历史事件现场的机会，便也在焦土中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焦土范围内满目都是已烧毁的钢铁、各种电器零件、烧成一团团块状的铝合金、被烧毁的精密仪器碎片，两个长长的翅膀和四个硕大的发动机散落其中。傅索安发现了一些瓷器碎片，捡起来一看，上面还能看到清晰的中国文字“唐山裕丰瓷厂”，她拿了一个瓷杯底部，放进了衣袋。 傅索安忽然感到涉足于焦土间很是枯燥，便走了出来。她在草地上跺脚抖去皮靴上的焦灰时，一个蒙古人过来用手势比划着告诉她：前面还有东西。傅索安照他所指的方向向前走了一百多米，果然见草丛里有一堆飞机残骸，都是些轮架、圆形钢板之类。 克格勃的专家们在这块焦土里一直折腾到中午，这才回到车上。吃过带来的午餐后，开始进行此行的第二项工作，也是主要工作——辨别尸体。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当地牧民赶到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大火已经熄灭，地上一片狼藉，犹自冒着袅袅青烟。飞机残骸中乱七八糟地躺着九具尸体，其中一具是女尸。牧民们拿来白布，把尸体一一蒙上，一面自发地保护现场，一面往肯特省和附近贝尔赫矿区打电话报告，但始终没人接。后来，由一个名叫达木林的蒙古人骑了自行车去肯特省报告了。第二天，来了一批军人，封锁现场，拍照、摄像、勘查的折腾了好一阵，然后让牧民把尸体埋葬。 傅索安一行来到了埋葬尸体的地方，那是苏布尔古盆地西北坡的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墓地位于小小南坡，距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整个墓地呈圆形，在十米长、二米宽的空间里，设立了三座坟墓，每座坟墓前都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相同的文字：“中国遇难者之墓”。埋葬时，谁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 墓地上有四个蒙古牧民等着，他们是当时参加埋葬尸体的，现在被召来替克格勃挖掘坟墓。伊凡诺夫上校客气地和他们每个人握手，送给每人一包苏联纸烟，用流利的蒙古语向他们询问了当时埋葬尸体的情况，然后下令把三座坟墓全部挖开。上校强调：“牧民弟兄们，请千万手下留情，不要损坏了尸体，以免影响我们的鉴别工作。”说完后又用俄语嘀咕了一句：“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摄像机又打开了，拍摄了挖掘尸体的全过程。坟墓的土层很浅，不一会九具尸体便全部挖了出来。尸体外面裹着的白布沿未破损，只是已被尸体腐烂时分泌的尸液和泥土弄得肮脏不堪。当尸体全部暴露出来时，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立刻用喷雾器对墓穴进行细致的消毒。消毒后，伊凡诺夫下令开始检查，尸体外面的白布很快就被刀子割开了。专家对尸体直接喷洒了消毒液后，伊凡诺夫对傅索安说：“傅，现在，你去辨认，看这九具尸体中哪具比较像林彪元帅。” 傅索安其实早在观察了，尸体入土已经五个星期，9月中旬气温不算很低，而且墓地低凹，出现渗水现象，因此每具尸体的脸部都已经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她走到尸体近前，一一看下来，叶群那具是长头发，自然马上认出来。傅索安接着认出了右侧墓穴中的林彪尸体：“我想，这是林彪吧。” 这个结果，与牧民叙述当时埋葬尸体时“年龄最大的一个”所埋葬的位置相吻合。 傅索安后来对叛逃女知青胡国瑛说起这件事时说，她记得林彪的尸体并未与叶群埋在一个墓穴，而是与一个大个子尸体及另一个中等个子的尸体埋在一处，大个子可能是飞机驾驶员，中个子是否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叶群，与另外两具男尸埋在中间那个墓穴；叶群毛发浓密，由于毛发不易腐烂，所以在已开始腐烂的一堆尸体中显得特别醒目。 伊凡诺夫在和医学专家低声交换意见后，让用外科医疗器具切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在随车带来的一口铁锅里，用沸水煮了一阵，消除了全部皮肉及软组织，只剩两个骷髅，然后带走。 这次带回苏联的，还有一个林彪座机上的发动机。克格勃根据发动机上的钢印号码很快就查明那架失事的三叉朝确是中国从英国进口的运输机。但最后确认死者确是林彪，则是在一个多月后的事：克格勃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予以研究，进行“头骨鉴定”。在精密仪器下，专家发现有几张照片上林彪头部的右上角有一个伤疤。头部皮肉极薄，形成如此明显的伤疤的伤口当时肯定会在骨头上留下永难消失的痕迹，专家据此认为：如果从温都尔汗搞回的头骨确是林彪的，那么在相应位置应当找得到受伤的痕迹。经验查，果然发现头骨上有受伤痕迹。这样，克格勃便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林彪死于‘九·一三事件’”的汇报。 那时，傅索安已经去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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