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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敌港遭惨败，临危受命赴中东。 1941年11月17日，布鲁克接替迪尔担任帝国参谋总长，佩吉特接替布鲁克担任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蒙哥马利接替佩吉特担任东南军区司令。 东南军区辖第12军、加拿大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现在，蒙哥马利在职务上可以和亚历山大平起平坐了。不过，亚历山大还拥有新英国远征军司令选定人的头衔，而蒙哥马利却没有。但蒙哥马利也有很大的机会，一旦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他就会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 为了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蒙哥马利把东南军区改称为“东南集团军”，把自己列入“集团军司令”之林。这样，不仅能使他属下的官兵习惯集团军指挥部的指挥程序，而且能使他易于向两个野战军及东南地区其他部队灌输他的作战思想。 蒙哥马利到任后，首先访问所属各部队长，然后下达集团军司令个人备忘录，订出冬季训练计划。他的训练计划包括士兵的各种训练、部队的野外演习和不带实兵的各级司令部演习。集团军将组织五次指挥所演习，日期定在12月、元月和2月。此外，每支本土防守部队必须归属于一支野战部队之下进行训练，因为他认为，要击败德军的入侵，决非野战部队单独所能，“本土防守部队的有效合作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提高本土防守部队的训练水平”。 然而，蒙哥马利第一份个人备忘录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仍是军官训练。他写道：“我认为今冬我们必须特别致力于军官训练，以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此项训练可在室内以模型进行，不会干扰第一节甲项所规定的主要训练目标。”而军官训练的核心问题，又是军举办的作战研究周。蒙哥马利决定第12军于12月15—20日举办作战研究周，邀请加拿大军的指挥官参加；加拿大军于1942年元月举办作战研究周，邀请第12军的指挥官参加。后来，这两次作战研究周都如期举行，英、加两军都感到颇有收获。 对蒙哥马利来说，指挥第12军是毫无问题的，但指挥加拿大军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加拿大军军长克里勒曾任加拿大参谋总长，他自以为自己不仅是加拿大军军长，而且是加拿大国家军事利益的保护人。这种态度使他多次同蒙哥马利发生冲突。到1942年春季，加拿大军不再对东南集团军行文，而只称之为东南军区指挥部。1942年2月，蒙哥马利拟订一套预备队计划，以备德军入侵时调动辖区内的总部预备队时使用，但克里勒对此计划提出抗议说，加拿大预备队的部署，除非得到加拿大政府或其授权之代表的同意，否则不能调动。克里勒的迂腐表现，使他和蒙哥马利的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处得很不融洽。 蒙哥马利认为，加拿大部队坚强而自信，所欠缺的只是良好的领导。于是，他决心让他们获得他们所缺少的。加拿大军参谋长盖·赛蒙兹是位具有卓越能力的军官，蒙哥马利决定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于是，他在晚上将东南集团军、第12军和加拿大军的参谋长召集在一起，秘密协调工作。他从抓加拿大军的训练和作战计划入手，在盖·赛蒙兹的协助下，他的战术理论被加拿大全军采用，而加拿大军的“击溃入侵计划”，则完全以他为第12军拟定的计划为蓝本。尽管蒙哥马利对加拿大军的指挥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还是将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蒙哥马利认为，固守英国海岸决不能击败轴心国，只有把军队训；练到能在外国的土地上以攻势行动击败敌人，盟国才能最后取胜。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后又侵占菲律宾，夺取香港；1942年2月8日登陆马来亚；一周之内迫使英军驻新加坡司令官阿瑟·琅西瓦尔率领约70000人的部队放下武器；2月27日，日海军在爪哇海战中获胜，次日登上爪哇，并于3月初占领苏门答腊。更糟糕的是，日军正向缅甸仰光推进，直捣印度大门。2月23日，在西塘的唯一桥梁被炸毁，第17师的退路被切断……丘吉尔已经感到厄运的黑手在向他伸来。在向全国呼吁团结的同时，丘吉尔决定派一名新陆军指挥官到缅甸去阻止日军的胜利推进，并适时举行反攻。东南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很可能觉得自己是最符合逻辑的人选，但拍给远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的电报里，被提到的名字却不是蒙哥马利，而是亚历山大。 丘吉尔选定亚历山大到缅甸去接替赫顿，实际上只不过是同意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的提名而已。布鲁克在1942年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午餐后我被首相召见，首相告诉我他同意派亚历山大去。由于缅甸的情况危急，他只希望亚历山大能及时赶到。” 布鲁克为什么没有考虑派蒙哥马利去缅甸而选定了亚历山大，始终是一个不甚清楚的问题。尽管亚历山大曾在西北前线指挥过一个旅，但却不能把日本人同山岳土族等量齐观。因此，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布鲁克对蒙哥马利在整训部队和作战方面的才能十分欣赏，但对让他指挥一个野战集团军仍感犹豫，尤其是有盟军部队在一起作战时更是如此，他怕蒙哥马利会做出傻事来。 如果蒙哥马利有再一次被忽视的感觉，他至少没有明确表示出来。他预见在长期的战争中，他的才能总有一天会被用到战场上，同时他也知道，他对军队的统驭方法和形式，使他的长官们即使不怀疑他，也不会欢迎他。因此，他当时作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对他忠诚敬仰的东南集团军官兵身上。这虽然不是指挥作战部队，但他却决定把它当作一个野战集团军，并利用全部时间去学习如何指挥更大的部队。依照他的看法，他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使他的两个军跟着他的“击溃入侵计划”走，在整个集团军奠定连贯一致的作战思想；二是使两个军都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能以必胜的信念随时执行集团军司令的作战命令；三是如何在头脑清醒和目标明确的条件下，授予他们足够的权力。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没有一个英国陆军指挥官能够解决的问题。 奥金莱克接任中东总司令后，马上把西方沙漠部队改编成第8集团军，但他对指挥官的选择却暴露出他的最大缺点：没有能力选择优良的部属，结果他在中东毫无作为。在蒙哥马利看来，选择部属是最为重要的，集团军司令的首要任务是了解部属，铲除庸劣，悉心提拔人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工作时间也许有三分之一用于人员的考虑上。在处理下属问题上，强烈的公正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全面评价。我亲自掌握包括营团级军官在内的指挥官的任用权。唯一的选择标准是，过去的成绩、领导才能与工作能力。我的任务就是要了解所有指挥官，坚持高标准。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一经选定，一定要加以信赖，并给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任何指挥官都有权得到他的直接上司的帮助与支持。得不到时，他可以把这归结为导致失败的一个因素。假如他获得了他所指望的帮助而失败了，那么他就应该离开。” 为了了解部属，蒙哥马利经常访问下属部队，其影响渗透到东南集团军的各个层次。他的这种访问并没有因为他成为集团军司令而有所减少。1942年1月的东南集团军的作战日记就有如下记载： 1月2日：集团军司令访问第43师辖区，并向加拿大官兵讲解“海獭演习”。 l月8日：司令官访问第44师辖区。 1月9日：司令官访问第46师辖区。 1月10日：司令官访问加拿大军军部。 l月11日：司令官访问西萨塞克斯本土防卫部队。 1月13日：司令官在高级军官学校演讲。 1月14日：司令官在坎伯利参谋学院演讲。 类似的活动还有：参加演习、战术讲座、加拿大军研究周、新武器示范等等。这种无休止的活动，似乎表明东南集团军司令部充满了狂热的工作气氛，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与伦敦佩吉特的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相比，东南集团军司令部的气氛显得极为平静。从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调到东南集团军的少校情报官戈伦韦·里斯回忆说： “当我到赖盖特（东南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向集团军司令汇报情况时，觉得一切情况都与佩吉特的总司令部大不相同。要见集团军司令没有任何困难，一经约定时间，他就会准时在那里等你。他总是让人觉得，除了已掌握的事情之外，他根本无事可做。桌上永远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干扰；人们会想到眼前坐的是个闲人，要不是有客人来访，简直不知道做什么来打发他的时间。我个人认为，最了不起的是他真正在郑重而有礼貌地倾听我说的话，而那些话我常常觉得是不值得一听的。如果他提出意见，或是下达指示，人们会觉得他曾经利用清凉平静的傍晚时间，在花园里对这些问题都作过冷静的思考。我开始感到他与我所知道的其他指挥官不同的是，他真正地‘想’过，而他这个‘想’的含义与科学家或学者的‘想’是相同的……当思考战争的时候，他的思路流畅而集中。” 凡是与蒙哥马利共事或为其服务过的人，都会觉得里斯的印象是准确的，因为这种情况符合蒙哥马利的指挥原则：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极端紧要的是，一个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中。我总是注意这一点。我经常花不少时间考虑，思索主要问题之所在。在战役中，一个指挥官必须考虑如何击败敌人。假如他陷入事务堆中不能自拔，而对于真正的大事却视而不见，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不抓大事，而把注意力花在对战役无关紧要的次要事情上，他就不能成为参谋人员的坚强靠山。琐事细节是参谋们的份内事。指挥官整天忙于琐事，没有时间静心地深思熟虑，决不可能制定出高水平的作战计划或者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到1942年，蒙哥马利已成为闻名遐迩的训练专家，他的作战思想也更为成熟。奇怪的是，尽管当时英国在远东和中东战场吃紧，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但蒙哥马利却从未被列入高级将领的候选人名单。更奇怪的是，虽然蒙哥马利对远东和中东的战事颇有异议，但他却从来没有表示出他必定会有当野战指挥官之意。按照蒙哥马利的自负个性来看，这确是出乎意料之事。不过，他的继子约翰·卡弗的看法也许能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卡弗认为，蒙哥马利的雄心并不像一般人那样，一味地追求较大的权势。从在坎伯利参谋学院作教官或草拟步兵训练手册时起，他的作战思想就已包含师、军、集团军指挥部的正常演练。不论成功与否，他都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现在国家委托给他的部队上，务求其有最佳的训练和具备最强的战斗力。对在敦刻尔克与他同为师长的亚历山大的多姿多彩的晋升，他似乎完全忽略，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部队的训练和演习上。第12军和加拿大军的军研究周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营、旅、师级和军级演习，其目的是为了在野外演习场上验证在模型演习中所研讨的各种战术理论。蒙哥马利决心把部队训练到不仅能进行纵深防御作战，而且能成功地进行反攻作战。第12军的“加拉哈德”演习、“征服者”演习、“胜利者”演习、“兰斯洛特”演习以及加拿大军的“海獭第三”、“海獭第四”演习，都体现了蒙哥马利的这种决心。 但是，东南集团军所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演习，是蒙哥马利去非洲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前所进行的“猛虎”演习。该演习的目的，旨在表达蒙哥马利与日俱增的信念：要夺取战场主动权并战胜德军或日军，盟军部队就必须训练到能在真正复杂的情况下作战，并至少能坚持10天之久。演习从5月19日开始，5月30日结束，由第12军对抗加拿大第1军（第2军正在编成中），双方兵力超过10万人。参观演习的人蜂拥而至，包括华盛顿派来的首席参谋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演习中，蒙哥马利第一次遇见了艾森豪威尔，并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5月27日写道：“蒙哥马利将军是位果决型人物，精力充沛，于练非凡。” 从许多方面看，“猛虎”演习都是蒙哥马利在英国本土训练部队的顶点，也可被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彩排。20年后，蒙哥马利在演习讲评稿的档案本上，用笔补注说：“至今在加拿大仍为人所乐道。” 从敦刻尔克回到英国到1942年8月离开英国去埃及指挥第8集团军这两年中，蒙哥马利把他训练军队以及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观点固定了下来，并且把它一贯地应用于他所指挥的规模不等的部队。蒙哥马利说，他于1941年至1942年在英国发展的作战理论，“就是我于1942年带到非洲，1943年带到西西里和意大利，以及1944年带到诺曼底的一套理论”。 在任东南集团军司令期间，蒙哥马利最引起人们争论的一件事便是对迪耶普的袭击了。许多加拿大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他造成的，因此对他恨之入骨。但事实上，蒙哥马利只能负很少一部分责任。 在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由蒙巴顿勋爵领导的联合作战部的参谋长们、美国人以及英国首相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名为“围捕”和“大锤”的两项大胆的作战计划是否可行，或者可否实施其中的一项。“围捕”是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代号，而“大锤”则是在俄国人陷入极端困难境地时，或在德国人显露出垮台迹象时，对法国进行小规模突击的应急计划。到4月份，“大锤”计划被认为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实行，但“围捕”计划则仍作为1943年4月的远景计划予以保留。到7月份，“大锤”计划被取消，“围捕”计划也逐渐消逝，注意力转向了英美军队将在西北非进行的登陆。这一登陆行动的代号为“火炬”。 在“大锤”计划和“围捕”计划的讨论过程中，参加讨论的人一致认为，要顺利地返回欧洲，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预先夺取一个良港，并且必须在敌人能够摧毁其设施以前全部占领这个良港。由于主要计划不是被取消就是被逐渐忘却，在1942年，大家越来越感到必须对横渡英吉利海峡作一次尝试，以便从实践中发现夺取一个港口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对许多可供选择的港口进行的周密研究表明，迪耶普位于战斗机的航程之内，并有一些合适的军事目标：一个雷达站，一个机场，各种炮兵连，还有港湾和船舶。 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定了一个计划草案，包括若干选择方案。经过反复考虑与研究，最后选定了一个方案，由参谋长联席委员会于5月13日予以批准。到这时，才决定指派参与袭击的部队。由于所选目标港口正对着东南集团军管辖区，于是决定由东南集团军的加拿大部队来实施这次袭击。蒙哥马利是东南集团军司令，自然要直接负责这次袭击的指挥与协调。 蒙哥马利向加拿大第1集团军司令麦克诺顿将军和加拿大第1军军长克里勒将军进行交涉，并征得他俩同意，决定由罗伯茨少将所指挥的加拿大第2师实施对迪耶普的袭击。其理由是，由英、加联合部队进行袭击难于统一指挥。 蒙哥马利是这个时候才上场的，他的部分责任也应当从这个时刻开始追究。6月5日，参与袭击的部队的指挥官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是否应按计划预先用重型轰炸机轰炸迪耶普的防御设施。皇家空军少将利·马洛里和加拿大的罗伯茨少将反对这个建议，于是预先轰炸被放弃了。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反对“取消从空中预先轰炸敌防御设施”。然而，著名军人作家伯纳德·弗格森爵士却在其著作《水的迷宫》一书中评论说：“蒙哥马利根本没有不同意这种改变。他是作出这个决定的会议主持人，而且会议记录上也没有关于他表示不同意的记录。” 7月1日，蒙哥马利报告说，在他看来，“这次作战颇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天气良好，能见度达到一般水平，而且皇家海军能运载部队在规定的时刻和正确的地点登陆的话”。因此，蒙哥马利直接或间接地对代号为“拉特”行动的第一次袭击负有一定的责任。 作战部队于7月2日和3日上船，定于4日或以后的某一天进行袭击。部队一上船就向他们充分交代作战任务，然后把他们“封闭”在船上。7月3日晚上，天气不好，不宜进行袭击。这种恶劣天气一直持续到7月8日原定可以袭击的最后一天。于是部队下船分别返回营房。袭击被取消后，蒙哥马利立即写信给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佩吉特将军，建议“永远”取消袭击迪耶普的计划。因为他认为，由于袭击多次延期以及参与其事的部队太多，秘密已无可挽回地泄露出去了。他说：“如果要对欧洲大陆进行袭击的话，无论如何应让他们选择迪耶普以外的其他目标。”8月10日，蒙哥马利离开英格兰，到北非沙漠指挥第8集团军去了。 蒙哥马利的建议未被采纳。夺取迪耶普的血战终于在8月19日发生。蒙哥马利于当天晚上听到袭击迪耶普的消息时，他正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以司令官的身份款待丘吉尔。” 加拿大军同与他们合作的突击队员作战十分英勇，海军也是如此，但加拿大军损失惨重。加拿大军的正式战史记载如下：“在迪耶普，一支不足5000人的加拿大军队，仅战斗了9个小时，被俘人数就超过了尔后在西北欧战役整整11个月中的被俘人数，也超过了加拿大军在意大利作战的20个月中的被俘人数。更可悲的是，阵亡总数达军官56人，士兵851人，合计各类伤亡人数为3369人。”对于加拿大军的惨重损失，蒙哥马利是没有多大责任的。假如他的建议被采纳，迪耶普袭击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对于他所默许的从第一个计划中取消使用重型轰炸机一事，人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争论。人们会说，难道不可以进行一次卡恩（法国地名）式袭击或一次卡西诺（意大利地名）式袭击？如果轰炸机把街道都炸得堵塞起来，那么让坦克登陆还有什么意义呢？ 1942年5月26日，德、意军统帅部发动了代号为“泰西”的进攻战役，其最终目标是占领托卜鲁克并挺进到埃及边境。6月11日前，从加柴拉到比尔哈凯姆之间的第一线支撑点全都落到德、意军手中。6月11—12日，英国坦克兵团在中心据点奈茨布里奇地域被击溃。在昔兰尼加的抵抗也遭到失败，于是零星部队开始乱哄哄地撤退到阿拉曼地区的后方防御阵地。6月19日，托卜鲁克被包围，第二天德军坦克部队立即在空军掩护下开始攻城。守军尽管储备有大量食物、技术装备和武器，却在6月21日投降了，33000名英军官兵被俘。 在这种形势下，布鲁克不得不作出决定：他必须到开罗去，并以帝国参谋总长的身份亲自调查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波斯一伊拉克地区的情况，最后与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就印缅边界的防御问题进行秘密磋商。但关于第8集团军，布鲁克则指出：“很明显，在那里有些事从根本上搞错了，但不容易判明这些事是什么，以及错到什么程度……危机已经来临，我必须去看看错误究竟在哪里。为此，我要单独去。然而，7月30日，即在他动身的前j天，他和参谋长联席委员会却突然接到通知说，首相也决定去。就这样，代号为“手镯”的丘吉尔调查组的人员于8月初在开罗集中了，他们是来决定第8集团军的命运的。丘吉尔是绕道来的，于8月3日到达。布鲁克因为是直接到开罗，所以比丘吉尔早到。 8月3日晚丘吉尔召见布鲁克，并与之会谈至次日凌晨1点30分。会谈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奥金莱克不能再同时担任中东总司令和第8集团军司令这样两个职务了。第8集团军司令这个职务是奥金莱克于6月25日下午从里奇手中接过来的。布鲁克当然同意这个建议，但关键问题是，谁来指挥第8集团军呢？丘吉尔建议由戈特来指挥，当时戈特正在指挥第13军。布鲁克争辩说，戈特衰老了；丘吉尔则回击说，那就让布鲁克干好了。第二天一早，布鲁克就去做奥金莱克的工作，奥金莱克当天下午就同意派蒙哥马利去第8集团军任司令。布鲁克并不认为奥金莱克能和蒙哥马利很好地共事，但他是如此地需要蒙哥马利，以至于他已经在考虑必要时把奥金莱克调走一事了。 第二天，丘吉尔、布鲁克及其随员们于早晨5时45分从开罗出发，途中他们与许多下级指挥官见了面，最后才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丘吉尔尖刻地说：“我们在一个满是苍蝇和军事要人的大笼子里用早餐。”这个大笼子当然就是“战斗司令部”了。丘吉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过这种司令部了，因此他对这种不舒服的环境感到十分恼怒。 早餐过后，丘吉尔在作战指挥篷里与奥金莱克及其助手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争吵。丘吉尔像往常一样要求“进攻、进攻”。军人们则提出了许多推迟进攻的理由，丘吉尔感到很沮丧，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并命令戈特开车把他送往他的飞机停放的地方。在途中，戈特意味深长地说他很疲倦，想回英国去休个长假。当天下午，布鲁克来到第13军指挥部与他进一步交谈，发现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戈特说，他的智谋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需要补充新的人员。 第二天（8月6日），对前线负责人作了变动。正当布鲁克起床穿衣服时，“几乎是光着身子”的丘吉尔突然闯进了他的卧室，并告诉他说，他的主意已经拿定了。在早餐后的一次谈话中，丘吉尔表示，他打算把中东司令部分成两部分，即分成波斯一伊拉克司令部和近东司令部，前者由奥金莱克负责，后者由布鲁克负责，而蒙哥马利则指挥第8集团军。布鲁克虽然十分喜欢作战司令部的工作，但他认为自己在驾驭首相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如果继续担负目前的艰巨任务，就能为英国做出更大贡献，于是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然而，就在这一天当中，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布鲁克被子召到英国大使馆，丘吉尔把一份准备发给艾德礼的电报给他看。艾德礼当时是副首相，丘吉尔不在伦敦期间，他担任战时内阁主席。该电报除了建议将中东司令部划为两部分外，还建议亚历山大出任中东司令部总司令，戈特任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负责“火炬”行动（即进攻北非的战役）。布鲁克同意这个方案，尽管他对戈特仍有疑虑。他这样写道：“我可能很软弱。但不管怎样，在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后还不到24小时，命运之神又插手了。” 战时内阁举行会议，同意了各项任命，但对划分两个新司令部的建议提出了若干疑问，匠吉尔对这些疑问作了答复，然后于8月7日下午离开开罗去视察刚刚抵达的第51高地师。但是，命运之神开始干预了。当戈特乘坐的运输机沿阿拉伯堡一赫利奥波利斯航线飞行时，一架从高空追赶下来的德国战斗机遇上了它，把它击落了，戈特不幸遇难。这条航线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安全，就连丘吉尔使用这条航线时，也没有给他提供护航。谁知这不幸的一刹那却偏偏被戈特碰上了。 匠吉尔和布鲁克当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和陆军元帅史末资一起商量，最后决定由蒙哥马利接替戈特。布鲁克用电话通知奥金莱克他们的这个决定，奥金莱克表示同意。于是，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发出一份关于举荐蒙哥马利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电报。次日凌晨，战时内阁认可蒙哥马利为第8集团军司令的回电到达。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由伊恩·雅各布上校带一封丘吉尔的亲笔信给奥金莱克，告诉他，他所担任的两个司令职务已被解除。 蒙哥马利对上层的这些活动一无所知。1942年8月初，苏格兰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佩吉特将军让蒙哥马利与他一起前往观看。他就和佩吉特一起乘总司令的“轻剑”号专列北上。演习的第二天，陆军部打电话给蒙哥马利，要他立即返回伦敦，去接替亚历山大任第1集团军司令，并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着手制定将在1942年11月进行的代号为“火炬”的北非登陆计划。亚历山大已去埃及担任中东总司令。他立即返回伦敦，并在陆军部获悉了详细情况，随后便回到设在赖盖特的司令部，准备开拔。 然而，第二天（8月8日）早晨7点钟，当蒙哥马利还在刮脸的时候，陆军部又来电话说，任命他为第1集团军司令的命令撤消了。现在要他到埃及去指挥沙漠中的第8集团军。那是早上晚些时候，蒙哥马利才知道戈特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但他已阵亡，所以要他去接替那个职务。 蒙哥马利被任命为第1集团军司令还不到24小时，就被调任第8集团军司令，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最走运的一件事。凭借第8集团军，他能够在首相和世界新闻记者的注视下，打败一个著名的敌人，赢得一次巨大的胜利，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如果他参加“火炬”战役，却不可能赢得什么荣誉，因为不管蒙哥马利可能做些什么，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火炬”战役的初期阶段，英国部队的数量要比美国部队少得多，人们注意的中心人物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他麾下的各集团军司令官。同时，德军力量的增强，排除了英美军队在冬天降临之前迅速取胜的可能性。 蒙哥马利十分愉快，信心十足地做好赴非洲作战的准备。但他为他儿子戴维的事烦恼。蒙哥马利很少见到戴维，但他不要蒙哥马利家族的人去探望戴维，更不要他们照顾他。在任第5军军长期间，他严格遵守眷属探亲办法，卡修斯家只好继续替他照顾戴维。1942年该是戴维进公学的时候了，蒙哥马利就于5月初把他送入温彻斯特学院。他准备启程去埃及时，戴维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度暑假。于是，他决定写信给雷诺兹少校（戴维所进预备学校的校长），请他们夫妇替他收留和照顾戴维，直到他打完仗回来。蒙哥马利在信里还附上他的遗嘱副本：“我所有的一切，包括一张200镑的汇票，都留给戴维。我请你替戴维付学费，买衣服，事实上在我离英期间，作戴维的监护人。” 蒙哥马利的东西很少，离英准备工作很快就完成了。1938年离开朴次茅斯时，他便把他的家具、书籍、银器、文件、照片和纪念品等，都寄存在一家信托公司里。1941年1月10日夜间，德军轰炸朴次茅斯，信托公司全部被毁。他得到了993镑的赔偿费，但那些纪念贝蒂的物品却是赔偿费无法补偿的。 蒙哥马利预定8月8日启程的飞机由于天气不好被取消。8月9日，他又给雷诺兹写了一封信，强调他家族的任何人都无权过问戴维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如我昨天的信（长信）还没有写清楚，我要再说一遍：我托你对戴维进行完全而绝对的管理。假如我家族中任何人想插手过问，让他们马上走开。有关管理戴维的所有事情，你拥有独特的权威。我请你在我离开英国期间，担任戴维的官方监护人。如我阵亡，戴维的法定监护人将是约翰·卡弗。但我不会阵亡。” 8月10日晚，蒙哥马利飞离英国，第二天黎明抵达直布罗陀。在直布罗陀呆了一整天后，当晚起飞去开罗。旅途中，他反复考虑面临的各种问题，对干如何着手工作，终于想出了一些主意，至少已初具轮廓。正是：苦练两年战法定，从容上阵扭乾坤。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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