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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将《布格· 雅加尔》重加整理，大部分重新写过，于一八二六年一月予以发表。同年十月，重印《短歌集》，添了一些新写的短歌、歌谣和一篇序言。在序言中，他毅然决然揭起文艺自由的旗帜。序言和诗受到旧规律的拥护者猛烈的攻击，但是也有人拥护，人数不多，但态度十分坚强。 当时有一种报纸，依靠它执笔的人的大名，季索、杜布亚、舒弗路亚、顾藏，而成为人所重视，尤其在沙龙中。它名叫《环球报》，依靠大学堂的牌头，自高自大，对后起的革新派，采取着善意保护的态度。他调和在两派中间，以进步劝右派，以稳重劝左派。杜布亚写了一篇文章，评论《两岛》的一首短歌，竟出于作者意料的热烈，几乎可以说，是一篇热情的颂扬。 维克多·雨果在家随时接见宾客，连吃饭时都不停止。有一天，他正在吃午餐，女仆领进一位年轻客人，名字叫圣伯夫。客人自称和雨果是邻居，在一家友好的报馆里当编辑。他住在乡间圣母堂路，常为《环球报》写文章。据他说，关于《短歌集》，《环球报》还要写批评；其他的文章，将由他执笔。他怕杜布亚卷土重来，而杜布亚不一定天天都肯恭维人，难免露出教授脾气来，因此，圣伯夫要求由他来担任这项工作。两人谈得十分和乐，约定以后常见面。这事并不难，因为雨果不久也要迁到乡间圣母常路，和批评家益发近在咫尺了。 过了几个星期，维克多·雨果搬入一座房子，一条林荫路把他的新居和马路隔开，房子后面是园子，园里假乌木树的树枝扫到他的窗子。一块草地直伸到一座小桥边，在夏天这里浓荫四合，桥都被遮没了。 有时雨果到奥台恩戏院的拱门下读揭示牌上的报纸。一八二七年二月某日，他发现自由派报纸上一片纷扬，原因是前一天，奥国大使馆闹了一件丑事。泰隆特公爵被邀去参加大使馆的跳舞会，他听见报告客到的人高唱“麦克唐奈元帅到”，吃了一惊。达尔麦锡公爵进门的时候，报告人高唱苏尔特元帅。两位公爵正在研究这什么意思，是否唱名人唱错了，这时特莱维斯公爵进来，又听高唱莫季埃元帅；雷奇奥公爵来到时，外国地名的爵号也同样被取消了。事情十分清楚，这是大使有意安排这一手的；奥国觉得这些爵号在宣扬它的败仗，有损于它的威信，公开表示不承认，特地把这几位元帅请来，褫夺他们的战功，要在他们的颊上打拿破仑帝国的耳光。几位公爵立刻一同退出了大使馆。 维克多·雨果血管里流着的军人血液立时涌上脸来；他感觉人们侮辱了他父亲，一种不可抗拒的复仇的意志在他心中产生，于是写了《科洛纳广场之塔》。 诗即日在《评论报》巴黎版第一页上发表出来，又被几家报纸转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对派的报纸，直到此刻对保王党诗人还抱着敌对的态度，这次齐声拥护他；反过来，政府派报纸停止了对他的赞扬。攻击奥国，就是攻击靠奥国送回来复辟的波旁王族；歌咏元帅们的战功，就是歌咏拿破仑帝国。在保王党看来，写这首诗就等于叛变。 雨果和政府派的分裂便从此开始。在奥国的无理举动之前，雨果感觉他不再是旺代派人，而是法国人了： 在这侮辱之前，全国团结站立起来， 武装起来，我们要在滑铁卢的石上， 磨旺代的钢刀。 他看见了超乎一切党派之上的法兰西。这个法兰西不否认它的历史，它对科洛纳广场之塔，高唱： 我的骄傲把你配合于享利的铜像。 在《献给我父亲》的歌中，他承认了法兰西军队，这次又承认了领导这军队的统帅。“布奥奈巴特”从此变成“拿破仑”，“暴君”已被遗忘，“拿破仑的马刺”也不亚于“查理大帝的革条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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