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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晚华老不荒



执著现实,继续战斗

  十年了,整个是一场噩梦,很长很长的一个噩梦。正因为这梦太长了,待到睁开眼睛,晨曦已穿透夜幕,在他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①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①这些,都已经过去,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②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文章③。除了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④,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就写了这么多,说明他的创作精力已经开始恢复过来了。以后,年复一年,他的创作势头有增无已,创作数量,几乎逐年递增。谁也没有想到,在被迫搁笔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步伐忽然加快起来。
  1978年10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到天津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说。对于开会,孙犁确实向不热心,这次有感于诗人的盛情,他慨然答应赴京,而且坚持一周,把会开完。
  李季还是那么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孙犁刚到旅馆,还没走进房间,就听到他在狭窄嘈杂的走廊里,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依然谈笑风生。会议期间,他发了言,而且很激动,像是和人争论,讲着讲着,忽然脸色苍白,要倒下去,吞了两片药,终于把话讲完,第二天就病了。
  孙犁的发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说:“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孙犁同意了。他讲得很短,题目是《奋勇地前进、战斗》①。开头他就规劝李季要节制感情,他说,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然而他也明白,不如此又何以作诗,何其为诗人?
  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很少到北京来,这次主要是来看望同志们。……
  作家就其天良来说,没有不愿为党为人民多写一点东西的。就像在阳光雨露下,禾苗花草没有理由不茁壮生长一样。作品需要生机。“四人帮”破坏了这个生机。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摧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他们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广大人民置于他们奴役之下。他们必然想到了文艺及其作家对他们罪恶行径的障碍。
  ……
  如何从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生理想许多精神领域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帮”的流毒在人民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对现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例如,他说《水浒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①1979年,笔者在多伦道他的住处访问他,在很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也谈到现实主义。他说,就是海市蜃楼,也是实体的幻景,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往往要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作家们进行创作,会很自然地互相区别开来,用不着特别加上一个什么名词。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谈话里,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客问:“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是的,我近来不太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①
  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热烈地执著于现实的作家,不知怎么一来,当“文革”刚刚结束,却有人传说他看破了红尘。消息传到北京,一次,周扬到天津来,问他:“你看破红尘了吗?”他说:“没有。我尘心很重。”
  是的,他确实尘心很重。他读《庄子》,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看见他在序里说:“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三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对这种说法,他很不以为然:“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①对于《红楼梦》,他也是这样看的,曹雪芹如果抱着“出世”思想,他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孙犁在“文革”期间,尚且“对生之恋慕,不绝如缕”②,怎么可能在“文革”之后看破红尘呢?他倒是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练习毛笔字(那些石刻或影印的唐人写经,大都书法精良,惹他喜爱),大部头的,很难卒读,他只读过一篇很短的“心经”,觉得作为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他绝不相信,生当现世,会有人真正信奉它。就是佛教的盛世,如南北朝和唐朝,对佛教的崇奉,也只是政治作用。至于百姓出家,大都为了衣食;而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从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对于佛教的看法。看法如此,他怎么可能看破红尘呢?
  据此,当有人传说贾平凹也有“出世”思想的时候,他同样是不相信的。“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与现实绝缘到如此程度,怎么还当得成作家?反之,一个一向热烈地寄情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不会向往佛门的。
  孙犁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①

为了耕耘

  可是,文坛实在很不清静,生活中扰人的事情也太多了。为了前进,他竟需要随时忘记一些事情。
  他想起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和一位同志闲谈,不知由何引起,这位同志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他那时年轻,并不以这话为然,以为他有什么不幸或不快之事压在心头,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这也不错,孙犁那时确实年轻,很富于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道边、河边、树下或山头,追念往昔,瞻望将来,醉心于甜蜜的遐想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烦恼和忧愁多了起来,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的话,并开始赞成。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他简直是在忘字上下功夫了。因为“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我想:此非养身立命之道也。身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非智者之所当为。”②这样,他就开始“忘”——准确些说,是不去想。他觉得这么一来,在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上,果然达观得多了:
  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眼,囫囵而吞之。这在嫉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目前是“修养”到家了。
  当然,这种近似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是不能向人推行的。我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排除一些干扰,集中一点精力,利用余生,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益的工作。①
  这些话,有些近于愤世嫉俗,好像不用过分认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生活的写照。流氓滋事不用说了,在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已经不算稀罕事;他年老体弱,自然只有退避求安。但是,关在家里,就能安然无事吗?也不一定。有一天中午,他正要休息,忽然门被推开,一条汉子探身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一打愣,就听见对方问:
  “买刀么?”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子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入睡了。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踏脚板,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得看开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御性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示意要他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干。”
  他出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其他事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求实现之后,他在给别人的信里高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①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种病态现象,不妨存录如下,作为时代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现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物是1985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叠的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心从事创作的: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令人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带点儿幽默的味道:“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他听了这一席话,很有些感触,不觉也幽默起来:“鼓励”这位同志再弄个官儿干几年。结果,阴差阳错,这位同志又当了某研究会的会长。
  孙犁自己却更加清静起来,甚至连电话机也不肯装。论资格,他能装;公家早就要给他装,他不要。他操着冀中乡音对访问者说:“装它有嘛(什么)用呢?他们说这是级别的标志,可我要级别有嘛用呢?”
  当一些人在官场、甚至在市场拚命追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花红柳绿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淡化”了。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习惯。
  进城那年,他买了一个火炉,直到1988年秋天搬离多伦道的大院,他用了差不多整整四十年。火炉伴他度过了壮年,迎来了晚年,老母、妻子去世了,儿女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火炉仍然陪伴着他,只是表面生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生火前他都要为它清理一番,然后,他们就共同携手,度过冬天,——炉膛内升起了桔红色的火焰,他心里也升起了温柔的诗: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身边,吃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上面烤两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予。①不仅如此,他还好喝棒子面粥哩,这也是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棒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①总之,对他来说,温饱就可以了,有个躲避风雨的住处就可以了。此外,别无所求。宋人有诗:“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②而他,却只是犁,犁,犁,这耕耘债,永远没有“了”的那一天。而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也是牛奶呢。
  这种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有些人的理解。有一个青年,采访他的生活起居,观察半日,没有发现有趣的东西,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他看,其中竟有这样的句子:“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孙犁看后,把最后两句删去了,因为作者让他提意见,而他还要活下去呀。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很喜欢自己这种有点儿寂寞、也有点儿恬淡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保证了他的从容写作的心情。1979年以来,仅新写作的集子,他就出版了七本:《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他知道晚年的这些时间得来不易,而且“也很有限了”,因此,他“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①
  为了耕耘,他只能这样生活。

大院

  也有人写访问记,美化他的生活环境,说他的住处,高墙大院,西式平房,墙上是名人字画,书橱里是……是什么呢?总之,他的居室好像到处都是宝贝,非凡人所住,是仙境,竟至引出一个青年来信说,要到他家来做“食客”。其实,如前面讲过的,说到这座大院,原先倒是不错,可惜访问者没见着。经过动乱和地震,他看到的只能是断壁颓垣,满地垃圾。孙犁的住屋虽然高大,无奈门窗破败,到处通风,墙壁也有些黝暗。地上不只放着煤球和白菜,屋顶上还有蛛网,至于蚊蝇和老鼠,也在所难免。这明明是20世纪70和80年代天津一个普通大杂院的现实,访问者却故意不看,神乎其神地美化着一个作家的生活环境,孙犁对此很不满意。
  至于因为苦闷和无聊,和他开开玩笑的,也不乏人。前者尚属好心,后者连这个也谈不到,他们的行为,只能当个笑话看看了:
  ……比如,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降温,披棉袄作。他就来信问:“你一张照片上,不是穿着大衣吗?”又如,我同记者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人造谣说我吃的饭是透明的。他就又问:“那就是藕粉,‘荷花淀’出产的很多,你还买不起吗?”①孙犁明白,比起“棍子”来,这是“小巫”,虽然他们常常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只好置之不理。
  而且,他的房子也还漏雨呢。自从1972年让他搬回来以后,便开始了不断修房的生涯。其中1977年秋天的一次,大概算是“大修”,他在这年8月3日给韩映山的信里,记下了这次修房的情景:
  我的房昨天下午,顶棚塌了一块,夜间大雨,我通宵未眠,总结这两年的修房经验为:不漏不修,不修不漏,越漏越修,越修越漏。
  每日来四五人修房,招待烟茶糖果、西瓜,上房一小时,陪坐二小时,上下午都如此,实是苦事。
  所以,房顶漏雨如瀑布一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今天院中积水大腿深,像乡下发了大水,所有临建都泡了……②
  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芸斋小说”,题目就叫《修房》③:每到雨季,他的住所几乎无处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用来接漏水,还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天花板大片洇湿,接着是大片坠落。“一天夜里,乒乓乱响,后屋一角,水如狂瀑,我接连从窗口往外倾倒出十几桶雨水。”修吧,打电话给本区房管站,不来;亲自去请,来人只登记一下,便没有了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不愿意给‘走资派’修房,正如医院不愿给‘走资派’看病一样。同院有一家是军属,房也漏了,请来了人。第一天,没有带家具,几位工人坐在院里小亭下,喝完茶,吸完烟,一到上午11点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带了家具来,还推了一斗车白灰泥来,又是喝茶吸烟,到10点半钟,一个小伙子上房了,把灰泥系上去,11点又都下班走了。原来是把一小车灰泥,倒在瓦垄里,就算修好了。从此房顶走水不利,下雨时,屋里漏得更欢了。”
  如此修房法,他哪里敢去再惹?何况还要送上厚礼。
  但是,登记修房的人自己闯了进来。这是一个有明显的流氓习气的中年人,他好像已了解了孙犁的一切:“你的书不少呀。”
  “嗯。”孙犁只应了这一个字,表示无可奉告。他笑了:“听说你的书都很贵重。”
  “也说不上。”孙犁仍漫不经心地说,“买的时候贵重,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他抓起一本书,翻了起来。这很使孙犁讨厌;再说,书也受了潮,稍一不慎就会撕坏。
  “这也算是四旧吗?”他笑得越发狡猾了,“新近发还的吗?”
  “是。”
  “什么名字?”
  “湘绮楼日记。”
  “房漏吗?”
  “不漏,不漏。”
  他见无利可图,且又无隙可乘,只好讪讪地走开。但这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以后,总该好了,事实上如前所说,也不尽如人意,房顶仍是每年漏雨。而且房子周围,由同院的人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也很困难。直到1988年夏天,天花板的一角还塌落一块,幸亏没有伤着人。
  大院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1981年秋天,忽然来了一个人,进门就问:“你还认得我吗?”
  来人有六十多岁了,从声音和举止,孙犁一下子认出他是三十多年前的伙伴——柳荫。那时他们都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不算很亲近;三十多年后的这一面,倒非常亲近了。一般不招待客人吃饭的孙犁,想留柳荫吃顿午饭,客人婉辞了。他说,他带来了三册诗稿,怕孙犁没时间看,放在了朋友那里。孙犁说很愿意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那位朋友就把诗稿送来了。
  这是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有战争年代的激情贯穿其间,有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婉约舒畅,章法完整,节拍和谐。显然,这不是雏凤之声,而是龙凤之声。有些青年会说,这是老调重弹,但孙犁喜欢这样的“老调”。他读完后,在凌晨二时,从床上起来,开始为柳荫的诗写点儿什么了①,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大院里最安静。
  终于,太阳出来了,谁家的收音机里传出了歌声,车铃声也在院子里响起来,新的一天的嘈杂,重又统治了大院。孙犁写道: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他不怕寂寞,为了耕耘,他甚至追求寂寞,但这里说的寂寞,恰恰是嘈杂带给他的,是“砖来!”“泥来!”“毛毛雨”和“桃花江”带给他的,因此,寂寞成了一种反作用力。更坏的是,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了,“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①前几年,有位老同事对他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
  孙犁笑而不答。他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都很难说,还谈什么根据地呢。
  孙犁自从1951年迁居此院,除了“文革”三年,到1988年迁出,在这里住了三十七年,是最老的住户了。人地两熟,自然是好事,但这里常常勾起他的不愉快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例如,1975年12月2日写的“书衣文录”里就有这样的话:“近日为邻居在窗下盖小房生气,甚无谓也。然迫使余深思当前环境及将来可能遭遇。要之,应随时克制,慎之!”②可见,这心情由来已久。大院是一个小世界,在这里,他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否则,白天会使他五内不安,夜间会使他辗转反侧。
  作为三十七年院内生活的总结,他在迁出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夤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记。……
  大院之变化,亦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①
  以这个大院为题材和涉及到这个大院的作品,他已经写了不少了。这也是时代的记录。

交游

  有一次,他对韩映山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的是閛知人,临事讯稀!焙成交卮鹚担骸笆钦庋阌姓庵缺点。”孙犁很喜欢韩的坦率直言,以为这非常可贵。他想,如果对别人这样说,那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还是率性直言的朋友可靠。因为他看到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单是在文人中,那种以文艺为趋附手段,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也太多了。他说,这实际上已远劣于市道之交了。
  韩映山,河北省高阳县人,初中毕业后即回乡生产,坚持业余写作,作品清新、朴素,充满平原和水乡情趣,50年代以来,出版有短篇集《水乡散记》、《作画》、《紫苇集》、《红菱集》以及中篇集《串枝红》、《满淀荷花香》等。他认识孙犁,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还在保定读初中,是由诗人远千里引见的。后来,他经常给《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投稿,迄于今日,仍和孙犁保持着密切的文字交往。
  远千里是孙犁十分怀念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冀中人,家在河北省任丘县。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和梁斌相善。喜欢《拓荒者》、《太阳月刊》等左翼刊物上的诗,也学着写,并于同年加入左联。关于他,还在“文革”期间,孙犁就在自己决没有想到会发表的“书衣文录”里,一再写下披肝沥胆的文字。那是一本《三唱集》,远的遗作,孙犁题签。这一天是1975年的9月8日,孙犁为这本书包上书皮之后,拿起笔来写上:“再为此册题字,不禁泫然。”“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可是当时千里一定叫我写,我也竟写了。千里重友情,虽知我的字不好,还是要我写。”
  为什么说“再为此册题字”呢?原来,他在1973年4月13日晚,在包书皮时题过一次字,现在重装此书,他就又题了一次字。而且,他把上次题字的摘要,也移抄在新包装的书皮上了:
  此系远的诗集,他在抗日期间,还写些歌词。书面题字是我写的。今天整理残书,去其污染,粘其破裂,装以薄纸,题记数语。
  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
  他是20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
  他写的诗,明白畅晓,我所喜爱。
  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此后,或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其见证较久远者,其为遗书。能引起我对远的全部回忆的,就是他这本诗集了。故珍重记述如上,以备身体较好,能有较详细的关于他的记述。①
  他的心愿实现了,1976年12月7日夜,即粉碎“四人帮”刚刚两个月,他就写了那篇《远的怀念》。这可以说是他重登文坛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虽然发表的时间较晚②。远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文章写道:“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的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特别是结尾的几句话,据我们所知,很多喜欢他的散文的读者,差不多都能背诵了: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他说自己于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无酒肉征逐,无肝胆言语……但在朋友身后,他却用自己充满真情和道义力量的文字,在读者的心里悄悄筑起了一块碑。在文学史上,远本无赫赫之名,在读者的心里,他至少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①这一观念,一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或支配着他的交际方式。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性格呢,他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加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验方面,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钟,谈了不多几句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大道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
  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①由于这种种原因,他在客座前面一张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年老体衰,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大意)。这固然是对自己身体和精力的一项保护性措施,而对于那种喜欢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人,也不失为一种限制性手段。他是主张“慎言”的,以为写出的文章,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尚且难免出错,更何况侃侃而谈、言多语失呢。即使不失,还会传错、领会错呢,那时再解释、更正,也未必来得及了。
  有时也会引出小小的插曲。有一次,谌容来了,回去以后,写来一封短信:
  孙犁同志:
  他们警告我说,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钟。可我不知不觉在您的椅子上坐了一小时,听你谈笑。回来一想,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心里很过意不去。您那篇稿子写完了吧?发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扰过的文章。
  寄上我的农村题材小书一本,望你批评指正。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子里也好。
  祝您
  逍遥自在!
  信就是这么长。孙犁接到后,写了一封足有八倍于此(近两千字)的长信,热情地和她谈道论文,除了对方的作品,还谈小说的两种写法,谈鲁迅,谈莫泊桑、契诃夫,谈《红楼梦》、茅盾……夸张一点说,真是题开八面,略无拘牵,不像一个拘谨的或衰病的老人。关于那张纸条,信里说:“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①他虽少交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诚的。对于朋友,他心里的热情,绝对比表现出来的要深厚、强烈得多。特别是在青年时代、艰苦岁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说是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②正因为这样,“自从1976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③这些文章,除了前面说过的《远的怀念》,还有《伙伴的回忆》(记侯金镜、郭小川)、《回忆何其芳同志》、《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夜思》(记张冠伦)、《悼念李季同志》、《悼念田间》,以及写于60年代,同样可以归于这一类文章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记邵子南)等等。
  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青年时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他都感动得流下热泪。到老来仍是如此。他读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不能心情平静,他给铁凝写信说:
  ……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①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北京来访的,尤其多。无须讳言,由于年龄、经历、学养等等的差异,他们的见解并不总是一样;但一般说来,他们相处得是很不错的。这从孙犁方面说,用得着今天人们常说的一个字眼,那就是理解。对于这些思想、风格、手法、趣味……连他们自己也往往各自迥异的中青年作家们,他总是设法去理解他们。不是迁就,是有条件的赞同和鼓励。当然,也不乏会心的击节赞赏和诚恳的直言谠论。好在他谈的是作品,是艺术,而艺术本身的路子是十分宽广的,要做的题目很多,他不一定去钻牛角尖或是死胡同。
  比起见面,他更习惯于笔谈,即名副其实的文字之交。他给贾平凹写信说:“我很孤独寂寞,对于朋友,也时常思念,但我们朋友们真的来了,会说我待人冷淡。有些老朋友,他们的印象里,还是青年时代的我,一旦相见,我怕使他们失望。对于新交,他们是从我过去的作品认识我的,见面以后,我也担心他们会说是判若两人。”①经验告诉他,和有些人见面,也确有某些不便之处。举例来说,他讨厌那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实际今日宗扬,明日师墨,高兴时鹦鹉学舌,不高兴时反咬一口的人。他觉得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
  对于领导他的人,他很尊重,但不愿多去接近。有的人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见得高,但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且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孙犁最不会应付这种人。他写过一篇《菜花》②,满可以形容他的为人: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没有香味,也就没有异味;色彩单调,也就没有斑驳;是黄色,但,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这种黄色;而且那样淡雅清净,论出身,决不高贵……这一切,不是他是谁?
  这种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扰的,所以,它只能摆在书案上。
  “文革”后期,有一年春节,在石家庄纱厂工作的大女儿(小苹)来了。一天中午,儿子(小达)来接大姐到佟楼自己的家里住两天。这日正赶上孙犁心里发烦,就对女儿说:“去吧,让爹安静安静。”女儿三十一岁了,从十六岁进纱厂,很早就帮助父亲分挑起生活的重担,很知道体爱父母。这样的儿女往往是心重的,听到父亲这样说,心里很不高兴。孙犁察觉了,愁闷有加,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原来,他的好静,不只对朋友,对家里人也是这样。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发生在“文革”期间,见于他的《〈书衣文录〉拾补》①。这一次,却是对朋友:“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伺余用饭毕,此公之故态也。”“文革”后,他发觉不对了,在这条“书衣文录”下面,补写了一个“附记”:“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谅、友多闻)。谅是交友的重要一条。上面那件事,也说明了他对朋友的谅——自然,朋友对他也是谅的。
  他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是蠡县人,漂亮而温和,孙犁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的政法学院。孙犁家境困难,没有能够升学,也没有很多闲钱买书。他知道孙犁喜欢读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种读书杂志,其中有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孙犁尤其爱读。于是,他就买了两期送给他,并写信说:虽然每篇文章都标榜唯物史观,有些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又说,刘仁静的文章比较好。孙犁很佩服这位同学的政治学识。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忽然接到李从监狱寄来的信。他当时未涉足政治,胆子小,便约了一个伴儿去看他。在一个小小的窗口,他们交谈了几句,而且几乎同时落下眼泪。
  抗战爆发后,李一出狱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驻安国县时,他就住在孙犁父亲的店铺里。因为有他,父亲对孙犁出来抗日,才减少了些疑虑。1938年,他去延安。后来孙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鲁艺看孙犁,总要带上一本粉连纸印的军政杂志。他知道孙犁吸烟,当时卷烟纸又很难买;这本杂志正好在看过之后,再为得主尽一次义务。建国后,李先后担任中南局干部处长和中宣部秘书长。在他快要当副部长的时候,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成为右派,最后流放新疆。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孙犁送了他一些路费和两本书:《纪氏五种》(内有关于新疆的笔记)和《聊斋志异》。他没有收《聊斋志异》,让孙犁自己留着看。“文革”后,李得到平反,当了中纪委的常委。孙犁感到很光荣,对人说:“官儿,之琏做得够大了,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
  孙犁曾引古人的话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和李之琏,也是经过了沧桑世变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对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孙犁也没有放弃他的某种“脾气”。他回忆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来感动,也惭愧的,是他对我的体谅。有一次,他到天津,下了火车就来看我,天已经黑了。他是想住在我这里的,他知道我孤僻,就试探着问:
  “你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吧?”
  我说是。却没有留他住下。他只好又住到他哥哥那里去了。
  如果是别人,遇见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一定绝交了,他并不见怪。①李之琏也喜欢文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想写作,孙犁马上回信鼓励。他写了关于丁玲的回忆,孙犁读后,认为很好,大部分材料是首次披露,叙述之中也很有感情,但劝他不要急于发表。无他,主要是文艺界情形仍很复杂,不如过些时候再说。孙犁为这位老同学考虑得很周到:如发表,以什么刊物为宜,怎样做,都想到了。好事多磨,我们等着吧。

理解和误会

  所谓“閛知人”,也是相对的为一个作家,他非敏感,很会观察人,通过内心抓个性和特点。如说曾秀苍(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山鸣谷应》的作者):“他这个人,不好交际,更不会出风头。你和他说话,他从来不会和你辩论。你和他走路,他总是落在后面。”“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入时的,微弱渺小的,封闭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会证明,在编辑出版部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过的工作,其精确程度,其出色部分,后继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够达到。”①他说阿凤是:为人谨慎,与世无争;他的作品与此相符:不着先鞭,不触时忌。甚至对于古人,如柳宗元、翁同齸、王国维……他也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章或日记,细致地说出他们的性格,乃至心理活动。对于一些现代作家,他也说得非常在理,如说郁达夫:“遇人不淑,离散海外……文人不能见机,取祸于无形。天才不可恃,人誉不可信。千古一辙,而郁氏特显。”“单从爱情而言,郁氏可谓善于追逐,而不善于掌握;善于婚姻前之筹划,而不善于婚姻后之维持矣。此盖浪漫主义气质所致也。”①反面的例子,是对于周作人。他很讨厌周作人。他说:“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②作家所务,在于知人论世,从这方面说,他是不会“閛于知人”的。
  方纪晚年身体很不好,1979年春,有一天早晨曾秀苍来到多伦道大院,把一包东西交给孙犁,说:“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方纪的衰弱的身影,立刻浮现在他的面前,和青年时代精明强干、热情奔放的方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66年以后,他们一直没有见面,只是在最近两次集会上,孙犁才见到他。他看到方纪走路、签名都很吃力,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赶上前去搀扶了他。其实,方纪比他还年轻六岁。
  他们过去在冀中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吵得面红耳赤,出言不逊,拍案而起。但是,吵归吵,总是不伤道义,不伤感情。所以,吵过后,还是朋友。孙犁的妻子当时就对他们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现在,眼前的兄弟却变成了这般模样。而他对自己的文字事业,又是这样眷念、热心,对从前的朋友,还是像从前一样充满信任。这一切“讯号”,迅速地在孙犁的头脑里建立起联系,他觉得太理解这位已经变得十分衰弱的兄弟的感情了。于是,连他自己也非常奇怪,他竟一反常态,改变一向疏懒的性格,立刻回答曾秀苍说:“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心。”
  序,很快写出来了。这在他,确乎是一种不常见的勇于自任的慷慨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来自他的理解朋友,谙达人情。
  1978年以来,他为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新、老作者以及朋友们,写了不少的序。他向来看重感情,特别是早年战友,总是有求必应。
  有一次,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友,接连给他写来两封信,联络感情,随后寄去诗稿,求序。孙犁满口答应了。
  他作序,常常避实就虚,或谈感情,或忆往事,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而不喜欢对作品的内容,多做介绍。
  这位老友的诗稿,他也没有能够通读,同样就昔日共同经历、朋友交情,说了些话。对诗本身,虽无过多表扬,也无过多贬抑,只说有雕琢之病。这也是他一贯的看法,认为“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俑。”“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是相互了解了。”①序写好后,照例在末尾附了几句话:如不能用,请勿勉强。随后便寄了回去。不久,一家刊物拿走这篇序文,孙犁也写信告诉了老友。值老友外出,两个月后,才回到家中,看见序文。不看则已,一看便立即给孙犁一个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是一封长信:这序如用在书上,或在任何刊物发表,会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
  那家刊物远在福州,孙犁即刻发函,追回稿件。当得知已经铸版,又连夜打电报,请编辑硬挖了下来。此外,他又写信给那位老友,做了些解释和安慰工作。不料老友又发来加急电报,要求一定撒下序文,以免影响诗集出版。孙犁久久地拿着电报,感到这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热意全消了。他大惑不解:“序文不合意,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影响诗集出版呢?”他屡次说自己愚执,憨诚,好直感实言,因此吃过许多苦头,看来这次也不例外了。但是,“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婉言谢绝。我答应了,而没有从多方面考虑,把序写好,致失求者之望,又伤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①那篇序文的最后,是这样几句话:我苟延残喘,其亡也晚。故旧友朋,不弃衰朽,常常以序引之命责成。缅怀往日战斗情谊,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陈。好在我说错了,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秉性,不易改变,是要带到土里去的了。
  他忽然明白,这些话说得过于自信,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若说“閛知人”这倒有些像——倒不一定单指这作序而言。他回想,自己过去写过许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只是海涵,隐忍未发而已。
  但是,“知人”本来就是一件难事,包括伟大的哲人,也常常有看错人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说,“行易知难,”大概也包括这项内容。
  不过,孙犁的心地里十分善良的,一切善良的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美化他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孙犁可能确有“閛知人”的缺点这和作序已经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把话说远了。现在就拉回原来的题目:从1982年6月16日起,他声明不再为别人作序。从此,这个文体——专门谈论别人著述的文体,就在他的笔下消失了。
  还有人来试。那也是一位老朋友、老同事,1946年在河间认识的,当过《天津日报》的总编和市委宣传部长。他喜欢文学,现在老了,愿意留下一本书。一天黄昏,他带着稿子来到孙犁家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未寄的信,然后慢慢地、郑重地说:
  “我看,还是亲自来一趟。”
  他请孙犁作序,孙犁却拒绝了。这很出他意外,脸沉了下来。
  孙犁向他解释了他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没有得到理解。老朋友拿起书稿,告辞了,从此没再来过。不久,便传出孙犁不近人情的话。孙犁很苦恼:给人写序,不好;不给人写序,也不好。中国古话说,将心比心。但是,世间人们的心,是有种种不同的,如果谁来把人们相互之间理解的次数和误会的次数做个统计,他大概会失望的。
  不过,将心比心还是重要的:比得过,那就通了,就是没有见过面的古人,如柳宗元等等,也可记理解;比不过,都就“堵”了,纵使几十年的老朋友,也会误解,乃至产生隔膜。
  这位求序不得的老朋友后来死了,而且死在散步的马路上,有好长时间,都没有人认出他。等有人认出来,送到医院抢救,已经晚了。那是一个深秋,那条马路上树木很多,有许多黄叶,乱纷纷地飘落在他的身上和脸上。
  孙犁得悉他的死讯,惆怅良久。他终归觉得,对这位老友欠了点什么,因此,对于他的故去,倍觉难过。他眼前出现了那条马路,和马路两旁的飘落着黄叶的树木。他突然感到,就连树上的黄叶,也所剩无几了,于是,他在桌上铺平了稿纸,开始写悼念这位老友的文章。文章写出来了,题目就叫《黄叶》①。也不必过于寂寞,他们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原是一个乡村教师,爱好文学,在《大公报》文艺版发表过小说。抗战后,先在冀中七分区办油印小报,负责通讯工作。敌人五一大“扫荡”以后,转入地下。白天钻进地道里,点着小油灯,给通讯员写信,夜晚,背上稿件转移。
  他长得高大、白净,作风温文,谈吐谨慎。在河间,我们常到野外散步。进城后,在一家报社共事多年。
  他喜欢散步。当乡村教师时,黄昏放学以后,他他到田野里散步。抗日期间,夜晚行军,也算是散步吧。……

文坛小风云

  当孙犁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他发现前些年的岁月也并非全是虚度,他显然更加坚定了某些看法。他说,“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①
  他很喜欢五代人作的《敬斋泛说》(清末缪荃荪辑录的丛书《藕香零拾》之一种)中的一段话,特请曾秀苍书为小幅,张之座右: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这都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他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他借古人之笔,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蛊俗”、“不可以示子孙”这五种不应该有的行为或现象,都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非颠倒地,反常态、反理性地发生了。孙犁这样强调它们,自然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事情。
  结果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他读了一些诗,他也主张“诗贵有我”。他曾说过,李白、杜甫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成其为李白、杜甫了(大意)。但是,他渐渐看出,有些诗是把“我”神化,无限制地扩张“自我意识”,实际是以自我为中心,观察、判断一切,并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结果,出现的不是诗,只能说是一种症状: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①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新颖独到之处,一一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仅是他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介绍的作家,就有十余位之多,如刘绍棠、从维熙、刘心武、林斤澜、宗璞、李oe省⒓制桨肌⑻②容、张贤亮、鲍昌、邓友梅等等。其中,大部分还曾经是他的座上客。
  他并不守旧,如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是比较早地提醒人们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他看到许多人以谈论弗氏学说为时髦,并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热”的时候,便不再凑这个热闹了。
  关于这一点,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正谷,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孙犁与弗洛伊德》②。这位作者说:几年前他从书店购书后去看望孙犁,孙犁问他买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于是,便引出了孙犁的下列议论:“弗洛伊德此书三十年代就曾出过,弗氏理论在西方亦早成旧论,今人不察,以为是什么新的东西,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谈以充时髦。实在,弗氏理论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谬误之处的(大意如此)。”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话:“……1979、1980两年,他又连续三次论及弗氏。要知道,那时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译出版,那些认为孙犁保守论者和以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对这一事实又将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在文化问题上,孙犁不是一个锁国论者或保守论者。相反,差不多还在十年以前,他就批判了这种现象:“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①这虽是就清末讲的,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战斗锋芒。关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他这些年来讲得不算少了,他甚至于在给一个作家的信里提出:“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②显然,他把这看成了一条经验。他说,他极喜爱泰戈尔的散文。不过,“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③,这也是人们想象得到的吧。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与孙犁过去遇到的完全不同。他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做为一个清醒的、从不盲从的、拥有自己的独创风格的作家,对周围的一切,他必然采取分析的态度。
  因此,在这些年来,人们从他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流俗的、甚至是空谷足音式的议论;同时,也正因此,不免在他身旁卷起一股小风云——学习外国吗?这很好,但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①“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②鼓励新人新作吗?这当然应该(孙犁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歌,年复一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数。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相面,只能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③
  当批评者不再提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做为创作的首要问题提了出来:“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按:作者此文写于1980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下谈?”①当人们否定了高、大、全和假、大、空的“英雄典型”论,一般人对塑造英雄人物讳莫如深的时候,他坦然而理直气壮地说:“群众是喜爱英雄的……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②他还看到一些刊物的插图,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了,裸露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这时,他常常慨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面大不一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变形的、狂态的、非现实的东西。”他指出这些标榜新潮或探索的作品,其实是早已有之,是把肉麻当有趣。“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30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③……
  渐渐地,终于招惹出是非来了,他不得不声明: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更从来不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种人,有两大特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意文章里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
  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万别捅破这张纸儿。”
  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老实说,我是九死余生,对于生前也好,身后也好,很少考虑。考虑也没用……①他所评论的或涉及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当然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这也是一个敏感区域,他自己知道,稍不注意,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但是,这也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写这些文章,乃是出于至诚,发自热心,而且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从直接感受出发,谈读书感想,决不参考别的评论家定的调子。这样,他谈的纯属文章之道、个人见解,而决非成见。再则,他在文章里提到的作家,无论年齿长幼,都是他敬重的,或有好感的;他论及的作品,都是看过以后,感到喜欢的。这样,他由于心里高兴,也就随读随记,志以纪念。“反之,即使作品如何煊赫,我是不能也不肯赞一辞的。这一点,我谈到的那些作家,是会一目了然的。对于他们,我并自以为有些知己之感。”①他的诚意和解释,没有挡住有些人散布流言蜚语。这些人说:他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是教训别人,是要别人按照他的主张去写作。对此,他置辩说:“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拨。无论是青年,老年,谁也没有权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张写作,我更没有那种野心。”
  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旗帜。虽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按:即1982年春夏之际),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小说”,平时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的小说吗?文学的旗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30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②这些年来,老作家在文坛上比较沉默,孙犁没有沉默;这些年来,文坛上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如果有,那也是很微小的),孙犁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1986年,他居然开起玩笑,用“姜化”的笔名,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几篇杂文,对风派和全盘西化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泼辣的揭露和抨击。后来有人去看他,顺便问问是谁写的(其实,这位来访者从那犀利的笔法上,已有几分猜到是他写的),得到的回答,果然是他写的。问他何以这样署名,他说:“我一是不想得罪人,二是来点幽默,和他们开个不大不小玩笑:他们思想新,我的思想守旧,姜化者,僵化也……”
  据这位来访者介绍说:有一次,某女作家到孙犁家里做客,讨论到当前创作问题,孙犁说自己写文章往往左顾右盼,谨小慎微。女作家脱口说道:“你老说自己胆小,写起来比谁都胆大。“孙犁听后大笑起来。
  应该说,他谨慎还是谨慎的。1983年秋,有一天出版社的编辑来他家拿《远道集》的书稿,对他说:“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按:指《尺泽集》)还要厚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他慨叹地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他向来的习惯是,一篇文章写出后,总是左看右看,不止一遍地进行修改。这是基于他的这一认识:“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①可是,文坛上的事情是这件难以预测,就是这样小心,有时还是闹出笑话。
  一家出版社要印他的小说选集,他让编辑代选。选好后,编辑让他写序,他请对方摘用他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②,做为代序。清样寄来了,值他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以为摘录旧作,问题不大,就请别人代看了一下。书印出后,才发现出了毛病:原文是他和吴泰昌的谈话,编辑摘录时,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都变成了他的话,而且进行了某种润色和加工,“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长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严肃与荒诞——修改文章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作品,孙犁是很爱惜的。1946年7月4日,他给康濯的信①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
  这样的不舒服,建国后他遇到的更多了。
  1980年,江苏省铜山县一位中学教师发现徐州师院函授室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里的出入甚大,写信问他:究竟哪个版本可靠?“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修改的?”显然,这位教师把前者看成了他的原作。
  于是,他把前者找来一看,不觉吓了一跳。选本所载《荷花淀》,第二段全被删去,这一段是: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6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下面是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也全被删去:“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此外,还有十余处字、句、段被删,一共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几乎删去千字。
  对于这种不加任何说明的滥删,孙犁斥之为“偷偷摸摸的行为”。他简直琢磨不透这种人的心理:“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也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以展不世之才。”①
  差不多与此同时,他的《山地回忆》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一位中学老师将这篇小说选做某部门的业余教材,还好,他没有采取那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而是寄来了他的修改清样。孙犁看到,仅第一段文字,他就用各种符号删来改去,勾画得像棋盘上走乱了的棋子。孙犁确实非常不愉快了,他想:“我写的文章,既然如此不通,那你何必又去选它呢?”他几乎一生都在做编辑,但从不大砍大削别人的文章。同样,他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他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退给他,他会更高兴些。一次,他向北京一家大报的副刊投稿,编辑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删去很多,文义都接不上了。读者去信质疑,编辑不假思索地把信转来,请作者答复。孙犁立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复。
  不知是什么原因,外界忽然传言:孙犁的文章,不能改动一个字。
  这当然是妄传。他实在不记得,别人对自己的稿件稍加改动,就盛气凌人或示以不满。倒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过度贬抑,曾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①实际情况是,做为投稿者,他是非常善于体察编辑改稿的用意或苦心的,而且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如《孙犁文集》的《自序》,在以《文集自叙》为题向《人民日报》投稿时,有一段文字(大约三百余字)概述他们那一代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并涉及时代和社会。发表时这段文字被删去了(文末有所注明)。孙犁以为编辑删得好。“因为,文章既是自叙,当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①在编入文集时,孙犁采用了编辑的改样。
  再如《玉华婶》(《乡里旧闻》之一)②,原稿中曾记述:玉华婶老了,儿媳们不听她的话,敢于和她对骂,“并声称要杀老家伙的威风。”此稿投寄《文汇月刊》,登出后,此句被删。孙犁说,乍看此句删得奇怪,细想情有可原:这些年来,“老家伙”三字,常使人联想起“老干部”,编辑将之删去,虽稍损文义,孙犁还是谅解他们的苦衷的。这就是说,他不只为文章着想,同时也为编辑、为别人着想了。
  他已经交稿、还没有出版的一个集子,书名是《无为集》,他在给编辑的信里说:“您在编审过程中,可严格选择一下,宁缺勿滥。无内容之书信,可酌量删除,另有不合时宜的文章、段、句,可删者,亦望不要客气。”③这哪里说得上,他的文章,别人不能改动一个字呢?
  至于他自己的修改,那就更不必说了。他把修改文章,视为成功的重要途径:“多修改文章,要几遍地修改。修改文章,不是单纯文字技术问题,这样做,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深度。也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①他知道欧阳修晚年还在修改文稿、为身后百世读者着想之后,深受感动。他以为以文字为业的人,应该学习这种榜样;但这样认真的人实在极少,所以传世之作也极少。他还认为,欧阳修并非天才作家,但他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会于心,然后执笔为文,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所以成功。他的文章实得于力,非得于才。
  这种精神(并非欧阳修一人)显然影响到他。他说: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②
  像他这样从事文字工作,真是一种“重劳动”。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换取读者的谅解。1982年冬,他接连闹病,抵抗力太弱了,别无所事,以写作自娱,尤其爱写诗。于是,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首《印象》。过了些天,收到一位读者来信:“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只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读了这封信,孙犁开玩笑地说:“捧读之下,心情沉重,无地自容。他希望我回信和他交换意见,因为怕再浪费他的时间,没有答复。”
  他有这样的经验:“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所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①他倒不以为自己的诗无可挑剔,他认为老朋友曼晴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对他的诗的毛病,说得最为确切明白,只是一开头就如此,改起来很难。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当不成诗人,弄个“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诱掖

  孙犁做过编辑,又做过教师,这两种职业,都有利于养成他在处理稿件或文章方面严谨、精审的工作品质。或者说,他正是以这样的品质,对待这两种职业的。
  他常以编辑的眼光,发现或提出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例如他说,编辑要浏览百家之书,不怕成为杂家。要熟悉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和语言,出及各种具体知识等等,以避免改稿闹出笑话。有一次,他的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的“回到冀中”,错排为“回到北平”,编辑没有看出。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北平还是敌占区。他幽默地说:如果后人据此审查作者历史,岂不麻烦?
  他甚至提出,编辑应该注意标点符号,因为就是有经验的作者,有时也不太讲究标点,一般编辑也容易犯标点错误。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排印的《鲁迅日记》里,有一段话是:友人惠赠图章一枚,文曰:“迅翁”,不可用也。编辑标为:文曰:“迅翁不可用也”。一点之差,意思大谬。他常用当编辑的习惯,读出许多人读不出的错误。1982年9月,在在接待南开区工人文化宫主办的《南开文艺》的几位编辑的时候,谈了他读书的习惯和方式,同时也寄寓着对青年文学爱好者们的期待:……现在一些青年人,一个是读的太少,另一个是读的不太仔细。我看书一般看的比较慢。差不多一字一句地看,连标点符号、错字也不放过。有些青年人,甚至有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看书看得快极了。最近有个朋友给我捎来一本旧小说,叫《续孽海花》。我每天晚上也许看上一回到两回。精力也不行。但我看的比较仔细。它的错字非常多。遇上错字,我就考虑它应该是什么字。这样,印象就加深了。……①
  同时,他希望青年人好好写字。他常常发现:内容好的稿件,往往字也抄得工整;反之亦然。他说,字迹潦草,在考场上也是吃亏的。正好,《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的主持人邹明(他也是从50年代起就在《天津日报》文艺版默默耕耘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编辑)刚从北京约来舒群的稿子,孙犁即以此为例,向来访者们说:“舒群同志都七、八十岁了,可那个字就像小学五、六年级非常用功的学生,写得清楚,一笔一划,每个字都是这样……写字也能代表你是否认真地推敲了,严肃地思考了。”
  他指导投稿者很具体,也很近人情:可以先在地方报刊投稿,这样容易选用,得到鼓励。投稿前,要经常阅读一些报刊,看看它的内容、要求。投寄时,最好按邮局规章,寄到编辑部,下面用清楚字体注明姓名、地址,以便联系。发表后,特别是再经人一捧,容易飘飘然,这是人之常情。但需要克制,人的弱点之一,就是经不起荣誉考验,要当心压沉自己。再不行,可以在自己桌上放部《鲁迅全集》,拿它一比,不就显得自己那点儿成绩过于渺小和寒碜了吗?初学写作,最好写自己熟悉的、有亲身体会的事,要学写短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写好后誊清,先请老师和周围的人们看,修改满意之后再投稿。要认真,不存侥幸心理。稿件倘被退回,也不要灰心,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会做得更好。其实,稿件被采用或被退还,都是正常的事,不要大惊小怪。稿件不用,固然有质量问题,但也不一定。这可能有多种情况:有时是不适合刊物当前要求,这叫没赶上时候;有时是编辑一眼看高,一眼看低,这叫没遇见伯乐,如果自己有信心,过些时候或另投他处,终归会有出路。
  他还告诉投稿者:在学校作文,可以模仿他人,也可以抄录一些平日喜爱的语句。但从事创作,千万不能犯抄袭毛病,否则,一经败露,就会一蹶不振。他举出30年代的穆时英,最初模仿日本的新流派,马上走红,拉稿者纷纷登门,他供不应求,从模仿沦为抄袭,经人在《现代》杂志上揭出(他的一篇小说抄了日本某作家的《街景》),这颗“明星”再也放不出光来了。
  总之,他对青年写作者言传身教,是很花了心思的。他这样做,目的全在“培植一代正气之花、磊落之树的新苗”①,他说:“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②他虽然在青年作者身上花了许多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但他编刊物的时候,从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以为干这一行,只应有文字之交。例如和刘绍棠、从维熙等,虽然文坛盛传他们是孙犁的“大弟子”(孙犁本人一直反对这样称呼),但至今见面为数寥寥。从维熙最初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孙犁只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在会议室里见了一面。1957年初春,孙犁在北京住院,从维熙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去看他,结果没能进去。80年代,孙犁重提此事,还眷念不已:……1957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①即使在这些他亲自指点、培养过的后辈作家面前,他也总是那么平易亲切,谦虚谨慎。有一次,他给从维熙写信说:“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②现在,他以同样的热情,继续不断地注视着新的作者和新的文学幼芽。其中,最小的一位是寒青,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孙犁和她说话,就像和大人说话一样,但谆谆之意,又是十分地感人。他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③:寒青同学:
  收到你2月14日来信,我非常高兴。这并不是因为你在信中赞扬了我,是因为我看到了你对生活,你对父母,你对文学写作的一片赤诚,和你对我的一片天真之心。你的文字,也使我高兴。你才十五岁,有这样通顺,鲜明,能很好的表达情意的文字,证明你是很用功,很懂事的一位小姑娘。
  只有严肃纯朴地对待生活,才能严肃纯朴地对待文学艺术。那些把文学艺术看作是荒诞玩闹的化身的人,最终必然导致荒诞玩闹地对待生活。每年都可以看到,不久以前还在玩弄魔术、哗众取宠的人,在文艺舞台上消声敛迹了。
  我生活得很好,春节过得也很愉快,请你不要挂念我,好好学习,继续努力。问你父亲好!
  孙犁
  2月22日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他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贯串着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持久不懈的热情。前些年,他已从具体的编辑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许多人都能感到,在他和青年作者的接触中,仍然葆有他当编辑时的那种一贯特色。1983年前后,山东省鱼台县一位青年作家李贯通,常常寄信寄作品给他,向他请教。孙犁的复信,直率而具体,但又充满激情。例如,有他的信里,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话:“寄来信及刊物收到。当即读过你的小说。小说写得很好,很吸引人,我吃过晚饭,一口气就读完了,忘记了抽烟。可见是有它的特点了。”“小说主要是写出人物来,就是写出‘人情’来。故事情节都要服从这一点,不能倒置。你的小说,情节故事还可以单纯一些,例如‘文化大革命’及遇到管文物的老人,均可从简。写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道理’,而道理本应从人情中生出,不应从编故事中生出。”①1984年11月14日,李贯通再次致信孙犁,说自己一篇小说发表后,收到不少赞誉的信,但终没有引起什么重视,有些朋友说他缺少“诗外功夫”。并随信寄来一期《萌芽》,上面载有他的新作《第二十一个深夜》,恳请指正。
  李信约三四百字。距李写信不足一周,即同年11月20日,孙犁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回信②,告诉这位作者:“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兴。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欢。”“说来说去,创作一途,生活积累总是根本,其次是读书。”“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物写信求助。因为权威人物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口。有时说上一句两句,钝根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数万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连串的好处,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点。”“给我写信,是另一回事,与上述无干。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热情洋溢,没有对年轻作者的由衷爱护,是做不来的。但是,作者的信,正如次开了的堤防,一时还收它不住: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欢下雪,雪,不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
  直率地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他认为甜妮母亲的自尽非常不自然,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悬念”。由于这一关键性的情节失当,使后面的故事乱了套。他也想到,这可能是作者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但他明白表示,他不欣赏这种手法。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性格变得“复杂化”了,但和她们前面的形象发生了矛盾和破裂。至于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那简直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最后,他向作者表示:他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说得过火了,希望得到原谅。
  该信稍后发表,没有等到作者表示原谅,他自己先惴惴不安起来。一位评论工作者看过他的信和李的小说后,委婉地告诉他:“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他想:他和这位青年作家只见过一面,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说不上什么了解,结果会是怎样呢?
  他本来已变得不大愿意读自己发表过的东西,这次却找出原稿,读了几遍。还好,没有发现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他放心了。
  但他发现这信是在激动状态下写的,有些借题发挥。对李的小说,某些地方也难免说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读到这些地方,会是不愉快的。
  李来了信,没有这样看,他倒是表示要把小说改写一次。孙犁劝他不要这样做,以为这样不合艺术规律,建议他在出书时,原封不动收进去,把精力放在写新的作品上。
  没有私心,不存成见,放笔直言,坐而论道。孙犁一向提倡的文字之交,他的诱掖后学的激情,在这次通信里,表现得是十分突出的。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次。由于他读书认真、仔细,他提的意见也往往是非常具体的。有一位作者寄来了他的散文《母亲琐记》。孙犁一直认为散文以纪实为本,可以剪裁、组织,但不能虚构。读了这篇散文,他回信说:“你这篇散文,有个别处,使我感到不太真实。如‘第三个对象’,有黑麻子,那是谁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你看不出来,还要母亲去‘暗地察访’?这种写法,即使在小说里也是漏洞,就不用说散文了。”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作者特地挂号寄来该期刊物。孙犁知道这是无声的督促,便从当天下午开始阅读,读到晚上11点钟,仍剩下两节,次日早上读完。因为他读得很慢,是逐字逐句地读,所以连文字排印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看出来了。这些问题,如非编校人员,本来是不易发现的。其中,第二十页:“看透这层窗户纸,葛翎血如潮涌……”他指出葛翎二字应是路威之误①。可见,他平常阅读作品的情景,是如何全神贯注、念兹在兹了。
  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诉青年作者:要勤写。生活准备尚不充分时,多写些散文;当真有体会、见闻,适于作小说时,写些短篇也很好。总之,手不能闲着,每个月要写一两篇才好。他这个方法,特别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说来,可能是个极其简便、有效的提高方法。
  他充分估计到,写作是有干扰的,特别是某些不恰当的批评,干扰更大。他幽默地采用了契诃夫的一个比喻:有些批评家对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有一次,他也告诉贾平凹:“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地吸取,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①北京有位作家到天津来,和他谈起贾平凹。他说,青年人一时喜欢研究点什么,或有点什么思想,不要大惊小怪。过一段时间,他会有所领悟,有所改变的。那位作家也这么看。这里指的是,传说贾平凹对佛学感到兴趣。
  作家受社会风气、时代思想的影响很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对于作家个人,尤其是青年作家,常常给予体谅:“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②这话说得很近人情,但不是姑息原谅,因为当被原谅者看到他这样说,一定是更加警觉地审视周围,省察自己了。所以,归根结蒂,还是他心地诚恳,诱导有方。
  下面是又一个谆谆善诱的例子,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最后一次引述他的“芸斋小说”了。
  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春天的风》③:那是1984年3月,春打“六九”头,而当时已经进入“九九”了。这天刮着大风,虽然搅得满院子尘土,但空气里已经带着暖意了。
  孙犁正伏案写作,而且确是文思泉涌,好句子抢着跳出来,心情也很愉快——他写顺了的时候,情形正是这样。忽然有人敲门。他最怕写作时来客,沉重的敲门声,常常引起他的反感,不得不强自克制,以免得罪客人。这次敲门声却很轻微。
  进来的是一位长身玉立的女孩子。从面容和眼神上,孙犁看出她神经方面不很健康。这些年来,常有这样的青年来访。孙犁让给她一把藤椅,她说:“你老年纪大了,理应坐椅子,我坐凳子。”说着自己拉过一只小凳,坐下了。
  孙犁对她发生了好感,心里安定下来。只听女孩子说:“我想拜访一位作家,我就想到了你老。”
  “你找我谈些什么呀?”他和气地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可以使对方畅所欲言。
  女孩子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我想问问你,我还需要不需要写作?”
  “你带了稿子来吗?”
  “没有。我不想写东西了。因为我看到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都不是那么高尚,他们都很自私。我想,不值得我去写。”
  孙犁开导她: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可以先休息休息。等精神好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人还是很好的,很可爱的,那时再写,情形就会不同。
  女孩子说她九岁患病,很固执,想不通。今天来,口袋里还装着很多药。
  “是中药还是西药?”孙犁显然想使谈话更随便、空气更轻松些。
  “什么药也有。”她掏出一包药叫他看。
  “九岁……”孙犁在心里计算着一个数字。
  “你今年多大了?父母做什么工作?”他问。
  她说二十七岁,父母都在保定某大学教书。
  “你应该到保定去,那里空气好一些,对你的身体有利。”他说着,那个数字也算出来了:她是一九六六年得的病。
  她承认保定空气好。她拉着自己搭在浅花棉袄上的驼色长围巾说,在那里,这围巾一个月还很干净,在天津几天就黑了。但她对生活没信心,每天应付许多生活琐事,她受不了。“生活,并不像文学作品描写得那样可爱。”她说。“那还是因为你有病。”孙犁深表同情,女孩子感到了这一点。孙犁继续说下去,“生活就是生活,它不像你想的那样好,可是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不好。你记着我说的这句话。这不是我的创造,这是我十四岁时,刚上初中,从一本书上,得到的启示。我一生信奉它,对我有很大好处,我现在把它奉送给你。你现在,要离开这个城市,这里对你的病很不利,这里的空气污染,噪音刺激,都很严重。你应该到农村去,呼吸新鲜空气,吹新鲜的风。”
  “你叫我去当农民吗?我还没有找到朋友哪!”对方忽然有些不安静了。
  “不是。”他赶紧解释,“你可以请假去,碍不着城市户口,也不耽误找对象。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也得过你这种病,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他告诉她,这病需要大量新鲜氧气,这个城市人太多、太拥挤,只会加剧她的病。接着,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我在1956年,得了神经衰弱症,很是严重,我可以说是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先到了小汤山疗养院,在那里洗了温泉,吹了由温泉形成的湖泊的风。每天在湖边转,学习屈子的泽畔行吟,我想屈子那时也是有病。然后我到了青岛,我吹海风,洗海水澡……我又到了太湖,坐在湖边的大岩石上,像一个入定的和尚,吹着从浩淼的水面,从芦塘、稻田吹过来的风。……”
  “我没有你那个条件。”女孩子说。
  “是的,你没有我的条件。……你农村有亲戚吧?吹吹农村的风,对你也有利。从幼年,我就生活在农村。那里的女孩子们,身体都很好,脸都很红润。……”
  “那你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去呢?”
  这问题不好回答,难住了他。因为出来革命早,农村已无家可归?因为老了,走不动了?好像都不成道理。但他的热心肠没有冷下来,他给她介绍了一位本市的女作家,并说她们一定可以谈得很好。女孩子很高兴,站在他身旁,看他写好信和信封(并帮助他纠正了一次笔误)。她把信收起来,脸上有了笑意:
  “希望你老人家保重。你说我还应该写作吗?”
  “应该,你很聪明懂事,我想你一定写得很好。”女孩子很礼貌地向他告别。
  这一天,他的写作虽然受到些干扰,但他觉得做了一件比写作更有意义的事。“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①他又一次回味着刚才的谈话。


  在从战争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中,孙犁是十分重视读书、并且也是读书很多的一位作家。而且,他相当重视读古书,晚年尤其如此。他把自己的读书过程,大致分为这样四个阶段:从小学到初中,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教育;高中到教书,是追求探索阶段;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是学以致用阶段;进城以后,是广事购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1983年,他在一次答客问时,这样说过: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
  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
  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①
  对于他,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欲望,即,只要他还具有生命力,他就具有读书的欲望。我们举个例子:1956年他得了大病,觉得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问津。在北京红十字医院,医生拿来唐诗宋词,试图恢复他的爱好,他动都不动一下。后来,在小汤山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到附近的新华书店去买书了(他在那里买了《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他从自己的这个行动,得悉自己的生命力已开始恢复。
  在晚年,读书之对他,似乎更有一些新的意义。70年代中期,他曾在《潜研堂文集》(清钱大昕作)的“书衣”上写:“能安身心,其唯书乎!”到了80年代,他自觉身体精力逐年衰减,白天事情多,坐下来看书的时间很少,但晚上关门以后,总是要安静地看一会儿书。如前所说,这些年他喜欢读古书,这些书没有标点,有时读起来很吃力,他又是一个读书认真的人,往往为了几句话,在那里默默读许多遍。
  他读书的方法之一,是抄书。我们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用这个方法;现在,他也常劝青年人试试这个方法。1980年3月16日,他给铁凝写信说:“你读着脾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他一些……另外,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①他还说:“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②对于古书,他的搜求和研读方面之广,仅看他的一些文章题目,也可略知一二。如:《买〈王国维遗书〉记》、《买〈饮冰室文集〉记》、《买〈崔东璧遗书〉记》、《买〈太平广记〉记》、《读〈伊川先生年谱〉记》、《读〈朱熹传〉记》、《读〈宋文鉴〉记》、《读〈旧唐书〉记》、《读〈沈下贤集〉》、《读〈哭庙纪略〉》、《读〈丁酋北闱大狱纪略〉》、《我的二十四史》、《我的书目书》、《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别的书且不谈,他买了哪些和为什么要买农桑畜牧花卉方面的书呢?从他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他至少买了这些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桑辑要》、《蚕桑萃编》、《农政全书》、《植物名实图考》、《群芳谱》、《广群芳谱》、《花镜》、《花经》等等。他自己说:“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③他买这些书,当时也不见得都认真读过,但终究是要读读的。就说他这些农桑方面的书,他读出些什么心得来呢?我们无妨抄出两段看看。
  其一是讲农商矛盾,农业得不到重视,终归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置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
  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农业搞不好,常常造成社会的动荡。他引《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中张国维作的序说:“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孙犁以为,这都是替农民说话,也是替明王朝着想的,可惜所谈往往是“官话”(张国维本人就是“钦差总理粮储”),实际做的背道而驰,明王朝还是很快完了。不过,他对于徐光启的这部《农政全书》,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受,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读的是古书,讲的是古人,而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思想,却是既合乎历史的实际,又适应现实的需要的。所以,常常能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其二是讲意识形态,同时进一步强调重商轻农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这样看来,他从这些“农桑畜牧花卉书”里,读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他并非泥古的书生或学究,而是把古书读活了,翻出新意来了。当笔者有一次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选好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极少半途而废。读到精彩处,就实行他的办法:摘录在本子上。但决不忍在书上涂写、作记号,免得把书弄“脏”。他知道这是因小失大,也没在办法。他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少女。他自己呢,在读书之前,是要洗手的,这里有他作的一则“书箴”,也抄在这里: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惟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①这则“书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爱书的问题,连他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回答了。
  他爱书,实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②,必使洁整、放心而后稍歇。殊不知如此动作,污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旧书,有细物吸入气管,不舒服了好几天,虽说当引以为戒,而事后仍乐此不疲。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等,这更为远近读者赞为一绝。香港有位读者写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说起作家孙犁喜欢包书,我听了半信半疑,也许有些书比较珍贵,藏者怕弄污,利用废纸将其包着封面,也决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没有详细追问起孙犁如何包书法。最近买到他的新著《耕堂杂录》,其中有一辑《书衣文录》,晚上在灯下披读之后,不忍释手,才知道孙犁果然喜欢包书,并且到了包书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书,更喜欢在书衣上题记,所以有《书衣文录》的辑存实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轶事。
  接着,这位读者叙述了他读“书衣文录”的感受:“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宁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之所作所为。”这位读者最后发问道:“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我忽然觉得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又在灯下包书写题记了……”①
  “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有些书,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他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道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部书看。”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爱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况书。那时,许多同志到他家去,打开他的书箱,挑选书籍,有的带走,有的油印流传,总之是增加知识,为抗战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间,是另一种情况,已如前述。“文革”后,他常送书给人,如韩映山、艾文会、李克明等,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赠书。甚至不认识的青年,也从他那里拿到过书。有一次,来了一位束鹿青年,从他的书橱里看到有《随园诗话》的复本,便欲索取石印本,孙犁很高兴地给了他。
  书为聚散无常之物,他爱书,送书时也常常考虑书的命运。“文革”后期,发还他的被抄书籍后,他将所购石印笔记小说全数送人。他说,清代光绪、宣统年间,石印为新法,旧籍为之解放。那些石印书,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印刷史,书写也多是能手,有观赏价值。这些书如所遇非人,不知爱惜,反不如售之书市,以待相知。
  关于藏书,他细心到为后来人着想。在《书衣文录·梅村家藏稿》条下,记有这样的话:“后得者注意:此珍贵书也。不只定价昂,且经查抄者定为珍贵二等。同时定为珍贵二等者尚有:影印明本太平广记,明刊有抄配四六法海,新影印太平御览、会真记,流沙坠简,郋园读书志,以及宣统活字国朝书画家笔录。”①其中,影印明本《太平广记》,宣纸印,磁青面,雍容华贵,茅盾也在求访,因在书店登记时孙犁在先,故归他有。
  前面说过,他的买书,是参阅《鲁迅日记》中的“书帐”的。他的线装旧书,见于“书帐”者十有七八,版本亦近似。新书则多为“书帐”不具,因鲁迅先生已去世了。这样看来,他的藏书既承续前贤,又有新的积累,是很具个人色彩的。
  这位非常珍爱他的藏书的老人,几年前就考虑他的身后的问题了。
  1985年国庆节(读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七十二岁,按照中国说法,下一年就是一个“坎儿”了),给他帮忙的人休息,儿子小达来给他做饭。饭后闲谈,他对儿子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上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献给一个地方,不要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管理别人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但他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字画也是这样。不要听吴昌硕多少钱一张,齐白石又多少钱一张,那是卖给香港和外国人的价。国家收购,价钱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几张,算得上文物,都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大玻璃柜中,画目附在书籍草目之后,连同书一块送去好了。”
  小达也有四十多岁了,一言不发,默默听着。孙犁忽然感到:大节日的,这样的谈话不好再继续下去,便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晚华老不荒

  读者一定都还记得,本书开头介绍的那个“幼年OE肚印钡孩子。这个孩子究竟能长到多大、长成什么样子,连孩子的父母都未必能说清楚。
  现在,他早已阅历了人生的许多阶段,回首往事,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九死余生”——有时为敌人驱赶;有时为自己人驱赶;有时为病魔驱赶;有时是心灰意冷——自我驱赶……总之,他曾多次跌入死神的怀抱,而每一次又都被它推开了。
  单说他那身体,这一生也不能说是十分健康的。我们注意到,近十几年来,光有文字可查的,他就多次说到自己的病或健康状况:
  1975年4月14日记:“晨起扫除李家冲刷下之煤灰,不断弯腰,直立时忽觉晕眩,脚下绵软。上班后,小路劝到医务室。心脏主动脉第二音亢进,为血管硬化之征。吴大夫给药。”①
  1980年8月29日致铁凝信②:“我的病,是严重晕眩,已查过,心脏及血压正常,尚需查脑血流及骨质增生两项,因天热,我尚未去查。现已不大晕,但时有不稳定之感,写作已完全停止……”
  1983年8月17日记:“去年秋天,北京来信,要我为一家报纸,写一篇介绍中国农村妇女的文章。我坐公共汽车到了北郊区。采访完毕,下了大雨,汽车不通了。我一打听,那里距离市区,不过三十里,背上书包就走了。过去,每天走上八九十里,对我是平常的事。谁知走了不到二十里,腿就不好使起来,像要跳舞。我以为是饿了,坐在路旁,吃了两口郊区老乡送给我的新玉米面饼子,还是不顶事。勉强走到市区,雇了一辆三轮,才回到了家。”③1986年12月17日致关国栋信①:“弟年老多病,脑血管疾病严重,不能出门,近些年囿于庭院,哪里也没有去过……”
  另外,他还多次说到自己好做梦,而且经常是噩梦,“行将已矣”,“大限之期”将要来临,等等。
  老年人的话,自然不是说着玩的;但我们看到,就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从1976年12月算起吧),却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出版了我们前面列举的那么多集子,这本身就证明,他仍是文学园地上的一个强有力的耕耘者。说起来多么有意思:谁会想到,这个至今仍是那么强有力的耕耘者,会是那个“幼年OE肚印钡暮⒆幽兀炕故撬臻档煤茫“世有OE顿倏迹嘤凶呈⒍┩觥!雹谔斓啦徊猓撕跎髟铡古语说:“人之有生,唯精与神;精神不蔽,身体常春。”“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老而寡欲,闲心劳形,养生之方也。”这几条说的,孙犁全占了。再则,他是作家,他的生命,是与写作共存的。对他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剂振奋精神的良药。他说他不会养生之道,也不相信单凭养而获长生。那么,他信什么呢?除了修补旧书、擦摩小玩意(诗人张志民送给他自己家乡深山出产的两枚野胡桃,他非常喜欢,常拿在手心里把玩)和养养花之外,那就是写作了吧?
  其实,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确实是这样,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只有动乱的十年,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①从1976年年底以来,他一直顽强而有效地耕耘着,按产量和收获计算,他应该被评为“壮劳力”。他把自己复出后的第一个集子定名为《晚华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另一个集子定名为《老荒集》。实际情况呢,他是“无间寒暑,不计阴晴”②,在他耕耘的土地上,逐年都是花掩垄野,老而不荒。但是,人们到底记起他已经是七十六岁的高龄老人了。前些年,在张同志走了以后,他还想找个老伴,当时,住在多伦道大院附近的一位中年同志,常到他那里走动,孙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他谈过。他的要求并不高,主要的一点,是理解。也许正是“理解”这两个字太难了吧,事情终于没有成。不过,说到理解,我们还可以提提过去的一个小插曲。那是在老伴去世之后,别人介绍了一个对象,他去见面。女方很隆重,连母亲也来了。
  “听说你住的房子,很小,是吧?”那位母亲问。“也很低,”他答,“有个臭虫、蚊子什么的,一伸手就摸着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在张走后,他强调理解,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那是1988年10月,我们在天津开会,很随便地谈起孙犁的生活来。
  “这两年,他不再提找对象的事情了。”那位中年同志说。
  这就是说,孙犁自己也感觉到,年龄的确是不饶人了。
  何况,这些年来,找他录音、录像的人也一再登门,这也加强了他的某种预感。
  本来,他是连照相也不肯的。自1956年患病后,他很少照相,每逢照相,他总感到紧张,头也有些摆动。“你乐一乐!”摄影师说。
  但他乐不上来(本书所收他笑得很好的一张近照,实在是很难得的),有时是一脸苦笑,使摄影师更为难了:“你这样,我没法给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他高兴地离开座位,摄影师不高兴地走开了。
  有的摄影师能体谅他,不强求他笑,也下摆弄他拿姿势,只拿着机子在一边等,看到他从容的时候,就按一下。所以,他记忆中还是照了一些连他自己也觉满意的照片,其中,有的还是名家的作品。
  他还记得1952年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照相的情形。闭幕那天,通知到中南海照相。他虽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相,这一次是不能不去的。
  穿过几个过道,到了现场,凳子已经摆好。他照例往后面跑,忽听有人喊:“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已经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低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相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相虽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①1952年,他是三十九岁,不用特别夸张,那也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而现在录音的找上门来了,那意义就非同寻常。
  来录音的,是北京一个文学团体派出的两个姑娘。这天早晨8点,他们来到了多伦道大院。时值隆冬,外面很冷,朴素的冬装把她们包了个严严实实。进屋后,宽去头巾外衣,孙犁发现,是两个异常美丽的姑娘。霎时间,孙犁感到,青春的光彩使他那空荡、清冷和老旧的房间,平添了许多温暖和活气,甚至连室内光线都提高了一度。
  “留下你的声音!”身材较高的那个,把小录音机朝孙犁的桌子上随手一丢,轻声地说。
  孙犁本来不喜欢见客,尤其是生客。人传一言不和,他会中止和客人的谈话。此外,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
  这句不祥的刺激性的话没有惹恼他。他看见那位俊俏的姑娘已经退回远处的座位,脸上露出诚挚而天真的微笑。显然,她只是认真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并没有考虑“留下”二字意味着什么。
  孙犁高兴地把自己的声音留在了那个小盒子里。我们都会记得,他在抗战学院上课,面对几百人,不用扩音器,一喊就是几个小时。他练出了一副好嗓子,他“留下”的声音一定是洪亮的。
  较矮的那个姑娘,带着一只照相机,给他照了许多相,然后两人又轮流同他合影。这位姑娘很是文静端庄,她向孙犁合影时,用双手抹抹头发,又平平前襟,青春的风度和魅力,使孙犁至今不忘——不过,这也说明,孙犁毕竟还不算十分衰老的。
  1988年秋,他迁出了和平区多伦道大院,搬进了南开区鞍山西道西湖村的新楼。孩子们给他买了新灯、新窗帘,电视也换成了彩色的,较之多伦道的居室陈设,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
  “我的现代化建设起步很晚,但进展很快。”他对来道贺乔迁之喜的客人们说。
  但他搬家时,除了二十一箱书籍、一箱书画、五箱衣被、五筐瓷器、一筐文具……等等之外,没有忘记带回那一筐破鞋烂袜。这些孩子们要扔掉的东西,他到底还是一一收拾在一起,带回来了。
  这到底是新居,四周也都是拔地而起的新建楼群。在这里,他将要进入90年代了。
  这本传记结束了,他的下一个里程的人生,正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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