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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在推卸自己失败的责任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被我们的内部某派系搞垮的。这当然有推卸之意,实际上也有被内部矛盾搞得狼狈之意。蒋介石和他的属下们的关系是根据这些人对他的忠诚程度、作用大小,以及姻亲、门生、同僚等而划分为嫡系和非嫡系,由此决定“总裁”对每个人的亲疏远近和地位高低。蒋介石把“五虎上将”、“十三太保”等各色嫡系亲信安置在党。政、军、经、特各个部门的要津。但是,对于非嫡系人物,蒋介石则小心谨慎,猜忌多疑,为达到控制之目的而煞费苦心。尤其是桂系,可算作国民党内蒋介石多年的老对手。在解放军大军迫近,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之时,窥觑王位已久而又屡不得志的桂系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蒋介石发起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

  1.蒋桂“仇”史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黄埔路的蒋介石府邸,灯光耀眼,火树银花,溢彩流光,总统府举行迎新年便宴。前来参加宴会的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常委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果夫、谷正刚、张道藩、吴铁城等40多人早已到齐。不多时,蒋介石从楼上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挥手请众人入席。尽管餐桌上有丰盛的山珍海味,宴会厅亦装饰得富丽堂皇,可是大家正襟危坐,彼此无斛筹交错,也看不到人们欢乐的笑脸,往日的热闹气氛消失了。
  蒋介石首先开口,他以低沉的音调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请岳军(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文告旨在声明保存国民党“宪法”、“法统”和军队的前提下向共产党“求和”,并且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蒋介石)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文告读毕,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扭头问坐在身边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宗仁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这时,有人表示文告可发,即同意蒋介石可下野,但CC系骨干分子谷正刚、张道藩等人却站出来嚎陶大哭,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反对蒋介石下野,人们议论纷纷,争论不休。这使蒋介石更为恼火,他大发雷霆:“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我们是被我们内部某个派系搞垮的!”说罢愤然离去。
  这“某一派系”人人都知道指的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
  在这形势非常时刻,蒋介石为何大骂桂系?
  原来,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桂系有解不开的疙瘩,桂系屡屡给蒋介石制造麻烦也由来已久,说来话长。
  桂系拥兵西南,以广西为根据地,其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闳个个能力非凡,智力超群,其部队也能征善战,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威震全国。这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战功、不易动的桂系,有争鼎之心,问鼎之力。这使蒋介石感到如卧榻之旁的猛虎,寝食难安。
  桂系和蒋介石历史积怨颇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分裂为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党部和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政权。南京方面蒋介石搞得一团糟:军事上军纪败坏,战斗力不如其他派系,北伐孙传芳、张作霖连连败北;外交方面,日本出兵山东后,蒋介石又摸不透西方各国的态度而犹豫不决。“七一五”政变后,南京和武汉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妥协,渐有宁汉合流之势,但武汉的汪精卫坚持只有蒋介石下野,才能谋求宁汉合作,他们把蒋介石视为合作的主要障碍。汪精卫的这一主张就成了南京政权内李宗仁等桂系逼蒋下野的一个绝好借口。
  恰在这时,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路战事连遭失利,他想以军事胜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希望成为泡影。1927年8月6日,蒋介石从前线回到南京召开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会议,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也列席参加。当王天培一进入会议厅,参谋长白崇禧就严肃地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突如其来的责问吓呆了,面色苍白,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白崇禧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的战役中,被敌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渍败,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且部下还控告你十大罪状……”在场的军官惊讶地看着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蒋介石冷冷地注视着会场,他搞不清楚白崇禧是在斥责王天培,还是在影射他。许多军官也在偷眼看他,他猛然惊醒,大喝一声:“王天培,你知罪吗?带下去,军法处置!”
  王天培成了蒋介石开脱战败责任和发泄羞愤的牺牲品,这更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恐慌,纷纷对他敬而远之而投向李宗仁、白崇禧一边。李、白曾为蒋介石立足东南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时他们与蒋已是貌合神离,遂抓住机会,加紧活动倒蒋。
  8月初的一次国民党党部和高级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和孙科、何应钦等串通一气,寻机向蒋发难。孙科提出:“现在形势太紧张了,蒋先生是不是该出国休息一下?”白崇禧紧接着附和:“总司令太辛苦了,是应当休息休息。再说,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李宗仁、何应钦、邹鲁等人表示同意,主张蒋介石出国的占多数,认为蒋介石出国有利于宁汉合作。
  在武汉汪精卫的直接逼迫和桂系的配合下,蒋介石经过种种考虑不得不于8月13日发出《辞职宣言》,回溪口老家去了。是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事后,白崇禧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干革命工作,没他,我们一样可以做。”甚至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也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了。”
  而下野对于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来说是以退为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与其成为众矢之的,不如暂时将计就计避开锋芒,观战局外,让宁、汉、沪各派争吵,待时机成熟时东山再起。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得,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而同时,他对桂系也记恨尤加,指责桂系对他施加压力迫他下野。此有董显光的《蒋介石传》为据:“其时,广西将领威认为与汉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围之险,由于蒋总统被视为和议之障碍,他的旧日同志遂不免对他施加压力。在此环境中,蒋总统雅不愿保持其权位。”可见,蒋介石记下了桂系反蒋的一笔账。
  而蒋介石和桂系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则是1929年的蒋桂战争。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对各派有拉有防,明拉暗防,相机收拾。为了整倒桂系,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先是桂系为争夺地盘曾联合程潜攻打唐生智,唐生智大败后蒋又怂恿桂系回头打程潜,致使程潜被挤走,桂系进一步壮大。对此,蒋介石如坐针毡,必须拿桂系开刀!
  第一步,起用唐生智,打倒白崇禧。唐生智被桂系打败后隐居上海,蒋介石派人授以权计,拉拢唐生智,使原属唐生智部下。现已投靠白崇禧的李品仙、廖磊等回归旧主;第二步,瓦解桂系。桂系中李明瑞、杨腾辉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蒋介石遂许诺给李、杨以高官厚禄,待其时机成熟率部倒戈;第三步,拆散粤桂联盟。李济深为粤系首领,陈济棠、陈铭枢为李济深麾下两员大将,粤桂向为一家。蒋介石趁李济深进南京的机会幽禁李济深,收买陈济棠和陈铭枢,使二陈投靠了蒋介石。
  1929年2月,桂系将领夏威、胡宗铎中了蒋介石的诡计,向湖南鲁涤平开火,蒋介石抓住此把柄后下令讨伐桂系,进攻桂系中心武汉。这时,李宗仁困处上海,李济深被拘南京,白崇禧远在平津,黄绍闳踞守广州,桂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两军一交火,早已做好倒戈准备的李明瑞、杨腾辉公开亮相,桂军乱了方寸,纷纷落荒而逃。在蒋桂第一次较量中桂系失败。
  这次桂系被蒋介石打了个七零八落,但它时时图谋东山再起,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它也有脱不掉的干系。
  蒋介石打败李宗仁后“削藩”信心大增,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两大派系即成为其眼中钉、肉中刺了,下一步即磨刀霍霍指向冯阎。但冯阎自知势力不足,火候欠缺,就主动联络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共同反蒋。这时,李宗仁兵败退居香港。
  193O年8月,避居香港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在寂寞无聊之际,应友人之邀到北平旅游。这本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游历,谁知经新闻媒体报道后,云集北平的各派反蒋人物获悉桂系巨头李宗仁夫人北上的消息后,犹如注射了兴奋剂一般,彼此奔走相告。郭德洁抵达北平时,军政各界代表数百人在车站迎接,郭氏不知缘由,她内心一面猜测,一面笑容可掬地频频还礼。下榻之后,邹鲁、谢持、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元老前来拜访这位年轻的李夫人。郭德洁做梦也没想到在丈夫走背运时她居然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不过,她很快悟出了其中的奥妙:拉桂系入伙共同反蒋。聪明漂亮的郭德洁尴尬表情迅即一扫,竟假戏真做,谈笑自如地和各方代表应酬起来,居然成了桂系参加反蒋会议的代表。代表们一致推举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举反蒋大旗。
  1930年3月,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爆发。中华大地硝烟弥漫,烽火连天。蒋介石借助东北张学良的力量力挫群雄取得胜利。李宗仁见势不妙将部队退回广西老巢,但部队给养困难,粮饷两缺,处境艰难。这时,蒋介石独霸天下的野心昭然若揭,而南京政府的胡汉民对此率起反对,蒋一怒之下把胡汉民扣押。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桂系乘机联合粤系和香港的汪精卫等扩充兵力,厉兵袜马,扬言北伐,蒋介石则调兵遣将,准备南征。正待在战场上决一雌雄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在四面楚歌中,蒋介石感到与桂、粤僵持下去不是高明之举,同时为了转移全国人民怒斥国民党抗日不力的视线,他再次以退为进,于1931年12月5日宣布下野,带着宋美龄回老家溪口去了。临走之前,他留给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一封信称:“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看,蒋介石下野的决心有多么坚决!但不过12天,他又上台了。这种拙劣的表演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鉴于几次遭桂系打击,蒋介石对桂系更是严加防范,甚至欲借刀除之,而桂系经过一系列挫折后也持重多了,他们采取了一套新做法:休养生息,保存实力,养精蓄锐,蛰居待机;对于广西以外的事,赚钱就干,赔本不来,更不买蒋介石的账。

  2.总统竞选好戏连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各战场连连失败;加之,国民党政治、经济的腐败使各界反蒋情绪日益增长;而美国眼看蒋介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欲另觅新欢取而代之。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面临翻船的危险。为了安抚人心,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选举正、副总统。这样,围绕正、副总统的权位问题,蒋、桂争斗又日趋激烈。结果,李宗仁如愿以偿当上副总统,并促使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美国在对蒋介石失去信心的情况下默许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在美国的支持下,李宗仁做起了黄粱美梦,一心要参加竞选。对于这次选举,开始蒋介石公开表示希望“本党党员自由竞选”,眼见李宗仁真要参选,蒋介石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我是当然的正总统,岂容老对手做副总统,不是自找麻烦吗?
  4月3日,他亲自召见李宗仁劝其弃选。蒋介石说:“你最好放弃竞选。”
  李宗仁据理力争:“你已表示可以自由竞选,现在木已成舟,很难从命了。”
  蒋冷冷地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一听这话,李宗仁很恼火:“这倒很难说,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蒋介石霍地站起来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平静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说完,李宗仁转身而去,谈话不欢而散。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蒋介石召集黄埔系重要干部开会秘训:“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无疑将一把利刃插入我的心胸,你们如果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忠贞干部,就应该替我把这柄利刃拔出来。”同时,为了打败李宗仁,他拉孙科竞选副总统,以此分散李宗仁的选票。此外,参选副总统的还有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博霖等,而蒋介石、居正为总统候选人。
  选举期间,为了阻止李宗仁当选,孙科受蒋之命动用了国民党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中统、军统等一切力量,对“国大代表”威逼利诱,甚至三更半夜还去“代表”家中“访问”,转达从蒋意者有官有钱,违蒋意者自毁前途的意思。“国大代表”不堪其逼,怨声载道,议论纷纷,认为蒋介石手法几近下流,李宗仁气愤已极声言退出选举。蒋介石无奈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又假惺惺地回头劝李参选。如此反反复复闹了几次。选举结果,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孙科等人落选。
  公布选举结果那天,蒋介石在官邸从收音机中听到李宗仁当选的消息时,盛怒之下竟将收音机踢翻在地。李宗仁对此毫无所知,竟傻乎乎地带着夫人郭德洁到蒋的官邸拜谢,结果,李宗仁夫妇在会客室等了足足半个小时,蒋氏夫妇才姗姗来迟,双方表情都不自然,话不投机,李宗仁只好寒暄数语而出。蒋介石故意给了他一个警告。
  1948年5月20日,南京举行正、副总统就职仪式。这一天,南京各单位一律放假,通行大道上,张灯结彩,爆竹喧天,欢乐的南京似乎掩盖了国民党已经敲响的悠悠丧钟。就职典礼即将开始,李宗仁派人去侍从室问蒋就职时穿什么衣服。蒋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听后,心中犯疑:老蒋从来喜欢提倡民族精神,在这庄重时刻为什么穿西装?不一会侍从室又传出蒋的手谕:穿军便服。典礼开始了,此时出台亮相的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而李宗仁身穿军便服犹如一个大副官伫立在蒋的身后,形象极为难看。李宗仁顿悟出蒋介石在有意捉弄他,索性昂首挺胸不以为然。蒋介石斜眼看到李宗仁不伦不类的样子心中暗乐,多日来的恶气总算出了一口。蒋介石运用当年在上海滩从黄金荣那里学来的一套把戏,使李宗仁当众出了个洋相。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这一闷棍表面打在孙科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中。蒋不会对此善罢干休,他寻机对桂系进行报复。首先,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调任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几乎被这一纸任命气昏过去,他坚决不干,带着夫人马佩璋去了上海。马佩璋对此心存怨言,有一次对郭德洁说:“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其实,谁人不知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是徒有虚名呢?
  白崇禧出走上海,蒋介石下不了台,只好派白崇禧的老搭档黄绍闳去劝驾,黄对白晓之以理,认为在南京做个国防部长不过是笼中之鸟,有名无实,不如趁此机会到华中“剿总”武汉团结实力,静观大势,然后迫蒋下台,到时由李宗仁出面来收拾局面,岂不大有可为?白崇禧一听言之有理,遂接受了南京任命,一心经营华中。这样,桂系迫蒋下台的军事形势开始形成,只待时机来临。
  1948年底,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国民党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战役使国共前途渐趋明朗。眼看蒋家王朝已不可救药,美驻蒋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位,让位于李宗仁。”蒋介石闻知美国策划换马后非常恼火,无奈人家是主子不敢得罪,只好涎着脸派夫人宋美龄到美国“哭秦庭”,陈情求援。这时,美国已失去了往年迎接蒋夫人时的热情,只允许宋美龄以私人资格访问,总统杜鲁门对宋美龄的求援不予理睬,并指出:“就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宋美龄空走一趟一无所获,只好暂住孔祥熙在美国的别墅,准备作长期努力。
  在国共两军酣战的关头,蒋桂斗争也达到高潮。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临覆灭的危险,蒋介石心急如焚三番五次命华中“剿总”白崇禧增援,白崇禧却按兵不动,并且接连给蒋发来“亥敬”、“亥全”两电,策划“逼宫”,由李宗仁上台,以利和谈。李宗仁则宣布了包括“蒋总统下野”在内的五项和平主张,而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随电附和。其时,在解放军大军压顶的形势下,共产党宣布不以蒋介石政府为和谈对象,这又给桂系倒蒋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下野。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有所说明:“父亲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灶炉,排除万难,争取新生。”因此,才有了本节开头所描述的1949年元旦之夜蒋总统的“最后的晚餐”。
  几十年来,蒋桂之间风风雨雨,冲突不断。有时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是一前一后,如影随行,其实,他们大多貌合神离,泾渭分明,甚而兵戎相见。桂系之于蒋,是仅次于共产党的心腹大患。

  3.李总统“总而不统”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同日,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但是,蒋的文告只有“求和”并无“下野”的字样。蒋介石还在有意拖延,恋栈不去。并且他还致电白崇禧作一说明: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
  对于蒋介石的顽固不退,美国不答应,桂系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司徒雷登大使的顾问傅泾波打电话给李宗仁,认为蒋总统的元旦文告有收回两周前辞职的决定,请副总统以适当形式对蒋总统予以劝告。李宗仁当下给白崇禧打电话要他采取更激烈的逼蒋举动。很快,沪宁一带传递着一条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蒋氏如再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与此同时,武汉三镇大街小巷上贴满“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和谈!”“蒋不下野,美援无望!”的标语。
  而蒋介石对自己的迟迟不去自有说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了,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原来,他还挂念着杜聿明能使淮海战场起死回生。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
  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与此同时,桂系也在悄悄行动准备另立政府,加紧逼蒋行动。
  1月19日,蒋介石只好再次召集孙科、张群、吴忠信、陈立夫等人开会研究下野事宜。蒋介石道:“毛泽东的时局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蒋说完,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
  吴铁成壮了壮胆,说道:“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会讨论一下?”
  蒋失望之极,冷冷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陈立夫眼泪汪汪叫了声:“总统!”
  不等陈立夫说下去,蒋不耐烦地站起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下野文告怎样措词,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明天我去找李德邻,叫他来干,后天我就走开!”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说:“德邻兄,我是决定下野了,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任务艰巨啊。”李宗仁推辞一番:“你尚且不能讲和,我更不行。”二人虚情假意客气一套自不必说,蒋介石决计下野。
  1月29日上午,蒋介石在官邸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场气氛极为沉闷。蒋首先发言:“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和中共和谈。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挽救党国危机。”蒋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
  等他谈罢,谷正纲等人旧戏重演,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宜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说:“事已不可能,我已作出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罢起身欲走。
  李宗仁连忙问:“总统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边走边说:“我还有事未办,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这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喊:“总统!总统!”
  蒋稍停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之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一甩:“你找德邻办去!”说罢,扬长而去。大胡子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尴尬地慢慢走了。
  午饭后,李宗仁等纷纷赶往南京明故宫机场准备为蒋送行,岂料蒋介石离开会场便直奔机场乘“美龄”号飞机转道杭州回了溪口。李宗仁扑了个空,也再次尝到了蒋介石对他的戏弄。但他转念一想,总统职位已经到手,区区小事不必计较,不禁暗自高兴。而蒋介石这时心情则异常沉痛,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不得不离开这个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从此,蒋介石再也没回南京。
  蒋介石离开后,张群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交李宗仁过目。李宗仁看到文告中并无“下野”、“辞职”、“继任”等字样,只有“代总统”,很是生气。白崇禧得知后也说:“德公,刘邦当年对韩信说过,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为假!我劝你要做就做真皇帝,千万别做什么代的!”李宗仁坚持修改文告,将“代总统”改为“继任总统”。张群打电话给蒋,蒋介石满口答应说修改到李宗仁满意为止。
  第二天,各报均以头条位置同时刊登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任文告”。李宗仁兴冲冲地细读两则文告。“下野文告”云: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
  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
  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恪共党,
  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
  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
  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关精诚,同心一德,翊赞
  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看着看着,李宗仁脸色大变,忍气细读自己的“继位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
  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
  任,昌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
  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
  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
  容辞谢,惟有龟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
  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
  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
  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读罢两则文告,李宗仁才知“下野文告”根本只字未改。他不禁大骂:“老蒋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无奈,事已至此,只好由他罢。
  蒋经国后来在他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中谈及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时说:“父亲之所以要引退,是考虑到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而蒋介石后来追述他第三次下野时曾说:“我之下野的决心,固不能说全无国际环境之影响,但其重要因素还是由于我们内在矛盾的关系所多。”他还声称其下野是出于对台湾问题的考虑:“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堡垒。”
  看来,蒋介石早就找好了退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且下野之前,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他把亲信安置在大陆西南、东南、沿海及台湾的重要部门,并密令将大陆的军械、黄金和文物统统运往台湾,以防不测。

  4.蒋介石“垂帘听政”

  蒋介石虽避居溪口,这和当年袁世凯削职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样,是职退权未退,退而不休。他在溪口小镇驾了七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也不绝于途。溪口小镇取代了六朝粉黛的故都南京而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介石也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四天,便召集汤恩伯、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开会部署长江防守计划,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下,以确保上海的安全,将台湾作为最后据点,由汤恩伯负责总指挥。在会上,蒋说:“共产党是要我的命,而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而在南京的李宗仁虽说“代总统”面子不够,毕竟蒋介石让位了,他要挽救危局,打出和谈的旗号,争取时间取得美援,保住半壁江山。为此他也加紧部署江防,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西,确保南京的安全,以海南岛为最后打算,由白崇禧负责指挥。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内战达三年有余……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
  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李宗仁电报一发,蒋介石大怒,即命孙科将行政院和国民党中央迁往广州,以示和李宗仁领导的南京政府对立,而大批国民党党政要员既不去广州也不在南京却聚集上海,两边都不得罪,这就形成了“一国三公”的局面。
  2月5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讥评道:
  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
  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是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
  同时,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南京政府。蒋介石对此幸灾乐祸,他在日记中写道:
  共匪于今用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
  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汗颜至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
  李宗仁见蒋一日不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遂策划逼蒋出国。和谈代表张治中和屈武对他深表同情,愿请缨前往溪口一劝。蒋介石一见张治中和屈武便没好气地说:“你们是要劝我出国的吧?”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报纸上早就登出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几句话把张治中的嘴封住了,他便只好就和谈一事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消了气,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可是谁又会相信他的话呢?蒋介石趁机就和谈规定了最低限度:划江而治,就地停战。
  4月1日,国民党派出张治中、邵力于、屈武等代表赴北平和中共谈判。这时,解放军早已饮马于长江北岸,随时准备过江。对于国民党的要求,中共中央答复:不承认已停战,无论和战解放军均要过江,并且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订案)。
  这不啻给李宗仁当头一棒,是战是和,他不敢作主,遂修书一封派人送给蒋介石:“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时机,如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争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蒋介石看罢信说:“现在我是退休的人,他是代总统,一切由他作主。不过我是支持他的。”4月16日,谈判代表黄绍闳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请示是否签字,李宗仁不敢签字,即派人送蒋过目。蒋介石一看,拍案而起:“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李宗仁无奈之下召集心腹桂系将领开会,研究和谈事宜。白崇禧认为中共中央的和谈条件过于苛刻,决不能签字。黄绍闳则认为共产党已答应保留桂系军队和地盘,李宗仁还可做联合政府的主席,这已很宽大了,应抓住机会签字。其他人议论纷纷多不主张签字。最后,李宗仁也表示拒绝签字。
  4月20日,和谈破裂。对日,解放军渡过长江。
  黄绍闳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解放已指日可待,遂悄悄飞往香港。在机场,他遇到屈武,他对屈武说:“快到西北去!”屈武会意后也迅速逃离了南京。
  4月22日,南京城内响起了零星的枪声,人们纷纷打起包裹细软出逃,交通一片拥挤,李宗仁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23日晨,他乘“追云”号飞机飞往广州,飞机飞了1个小时后,他突然命飞行员转变航向,去了桂林。当晚,南京解放。
  这时,蒋介石在溪口也坐不住了,遂乘车悄然驶离溪口,登上“太康”号军舰,驶往上海。从此,蒋介石父子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乡。
  27日,蒋介石在上海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文告,内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同时,他派人三番五次到桂林催李宗仁到广州主政。
  而李宗仁感到蒋处处掣肘,自己手中无钱、无枪、无军队,实在难以一展宏图,他不想去广州,一到广州即无法脱身了,还是留在桂林桂系老巢安稳些。鉴于此,他和白崇禧等经过一番磋商,拟出五项条件:

  代总统有权调整军政人事;
  移存台湾的金钱应运回大陆以供军政开支;
  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
  中常委之决策,只能作为建议;
  蒋先生出国。

  对此五项条件,蒋假惺惺地表示答应,唯有出国一事他不同意。他说:“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始终一贯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保持独立之主权,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他写信给李宗仁:“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李宗仁被蒋的花言巧语所迷,还是飞往了广州,继续做蒋的替罪羊。
  在解放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下,5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上海又失掉了,如此“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蒋介石孤舟漂泊,不知何处安身。5月末,他终于来到台湾,落脚于台北十几公里处的草山,因忌讳“落草为寇”的“草”,便改草山为阳明山,以表示对哲学家王阳明的尊重。草山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总统府”。
  草山,青山环绕,林木茂深,泉水叮呼,本是游览的胜地,但是,山河美景不能激起蒋介石的一丝游兴。烦闷之余,蒋开始拟定防台计划,决定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以防务台湾为第一。
  不久,李宗仁和阎锡山两次来台,要蒋介石到广州“主持大局”,蒋经国觉得“尚非其时,亦非其地。”蒋介石则不然,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遂于6月14日飞抵广州,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乖乖听从蒋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这无异于恢复了蒋的独裁。不久,他在对部下的一次训话中解释了他赴广州主持大政的理由:“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战。”看,他的理由又是多么动听。
  蒋介石酝酿从幕后走向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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