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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蒋介石兵败大陆，企图在台湾继续经营蒋家小王朝，而李宗仁却在美国手握国家元首的名器不放，继续和蒋介石唱对台戏。为此，蒋介石为保住台湾这一立脚之地，为取得经营台湾的正统地位，就公开和李宗仁展开了夺权和护法的斗争。 1．蒋、李分道扬镳 其实，蒋介石从第三次下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酝酿复职，他手握实权在幕后处处牵制李宗仁，李宗仁代总统有名无实。 1949年7月1日，解放军横扫华南，李宗仁面对国民党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一愁莫展。28日，他飞抵台湾要求蒋介石调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蒋以宋希濂、胡宗南不同意为借口，加以阻止，李宗仁空手而归。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李宗仁叹息道：“可惜一个党国元老，一个国军名将，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真是树未倒，猢狲就散了。”在此形势下，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广州，不失时机地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事后，李宗仁试探白崇禧：“怎么样，你手中有枪杆子……”言外之意即你可以自由起义。但白崇禧却问：“将来如有必要，去台湾怎么样？”李宗仁一听这话勃然大怒，脱口而出：“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由此可见，李、白已各有打算了。 8月5日，美国国务卿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公开宣布美国政府不再援助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在日记中写道：“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他召集部下训话说：“美国竟至于不知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落井下石，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之污点。”蒋介石对美国的袖手静观政策痛心疾首。而李宗仁见此，更是公开表明和蒋抗争，支持顾孟余等“第三势力”组党。不久，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黄绍闳、龙云、刘斐等人签署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人心向背已经昭然若揭。 8月1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福州。蒋介石重新布置防御，准备固守西南，重走抗战老路；而李宗仁则主张固守两广以保存实力，并派甘介侯赴美陈情以争取美援，请美国人出面收拾蒋介石。蒋介石不理会李宗仁的所做所为，在台北、广州、重庆间飞来飞去，做垂死挣扎。 10月1日，固守广州的李宗仁从广播中听到了一则震颤人心的消息，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国民党前方面对解放军的大军压境而节节败退，后方蒋、李之间斗争也呈白热化趋势。蒋介石急欲走上前台，他派吴忠信自台北飞来谒李，劝李宗仁让位。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这时，张群、吴忠信、朱家骅等人不断唠叨劝李引退，以致有一次李宗仁勃然大怒： 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来劝我“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而蒋介石则声称：个人的出处事小，国家的存亡事大，此时应研究应不应该再起，不能问再起后之利害得失，只要对人民军队与国家有再起之必要，即不研究或其他关系问题，一切只有自立、自强，始能获得外援。倘自己内部无药可救，即有外援，亦无能为力。 在蒋介石亲信的授意下，11月1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新闻，内称200位“国大代表”呼吁：“现国府已西迁，李代总统亦经莅渝，冠盖云集，精诚共矢。甚盼钧座早日命驾驻节陪都，主持大计，共谋国事。勘乱救民，实深利赖。”蒋介石抛出“民意”的杀手锏要向李宗仁夺权。 对于蒋的咄咄逼人之势，李宗仁表示： 我不愿功进，并非个人对名位有所恋栈，只觉得蒋氏欺人太甚。他要引退，我就得上台，他要复出我就得功进，置法统于何地步？未免欺人太甚！如今国之将亡，宪法赋予我的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 11月底，桂林、重庆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迁至成都。李宗仁见大势已去，遂于11月20日自南宁飞往香港就医，并以求援为名飞往美国。对此，蒋介石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为其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此后，蒋介石派人三番五次请李引退，李宗仁却偏偏抓住“代总统”的名器不放。 12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起义，大西南几天内由白变红，蒋介石感到大陆“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决定将“中央机构”迁往台北。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边唱“国歌”边走出成都中央军校大门，从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飞往台湾。“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蒋经国语）。从此，蒋、李彻底分道扬镳。 总之，20多年来，蒋桂之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分分合合，但他们两派系间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焦点愈来愈集中，理由愈来愈动听，但性质却从未改变，他们所争、所斗、所抢、所夺的不过是那顶象征权力的王冠。 2．以白制李 桂系三将领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黄绍闳则深厚老成，深谋远虑。多年来三人患难与共，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他们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李宗仁去了美国，白崇禧跟蒋介石去了台湾，黄绍闳到香港后通电起义，宣布脱离桂系，不久回到祖国参加了新政府。桂系三巨头的三位一体宣告解体，几十年的老搭档最终劳燕分飞。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蒋桂水火不容，白崇禧又多次参与反蒋、倒蒋，为何最后还是跟蒋介石上了台湾这条贼船？ 其实，桂系将领虽不乏优点，缺陷亦不少。李宗仁多稳重而少果敢，白崇禧多聪明而少大度和忍让，黄绍闳多深沉而少坦陈。这就给蒋介石提供了机会。蒋介石对李、白的悖逆之行恨之入骨，为了彻底整垮桂系，并使桂系为之所驱使，他在白崇禧身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见白崇禧反共较李宗仁坚决，又手握重兵，遂对李、白二人采取了一打一拉、各个击破、以白制李之术。 1948年4月底5月初，蒋介石忽然命令上海市长陈良给白崇禧送来3万两黄金，充作部队经费。白崇禧对蒋此举很是感激。蒋介石对桂系等非嫡系部队的供给向来斤斤计较，“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这次却主动奉送这么多钱，这使白崇禧对蒋的看法大大改变。 4月27日，在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文告：“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之时，李宗仁尚滞留桂林有和谈的意向。白崇禧将蒋、李两人一对比，遂觉蒋抗“敌”之坚决和李之妥协。于是他受蒋之命，从广州飞往桂林，“促驾”李宗仁赴穗主政。白崇禧见桂林“主和”气氛浓厚就四处散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主战言论，并放言：“以后谁敢言和，给我抓起来！”在白崇禧的劝说下，李宗仁赴穗。蒋介石以白制李的计策初获成功。 9月下旬，蒋介石抵达广州，他一反过去先召见李宗仁的常态，而是先单独召见白崇禧，并闭门密谈。蒋介石说： 民国16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 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于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心一德，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 一席话使白崇禧受宠若惊，心中的天平慢慢倾向了蒋介石，后来他对李宗仁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地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 11月份，蒋介石想复职“总统”，见逼李“劝进”不行，他转过来又要逼他下野的头号人物白崇禧对李施加影响。吴忠信受蒋之托与白崇禧商洽，吴忠信说：“蒋先生说你不仅长于军事，政治也很内行，如今局势这么严重，非你出来不可。”白崇禧被捧得晕晕乎乎，假装推辞：“哪里，哪里，本人不才，只愿为总裁效犬马之劳。”这时，他正窥视着“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宝座，不过他知道要想谋得个一官半职，没有蒋介石的点头是不行的，所以他虽然仍与李宗仁维系着老关系，但同时对蒋又暗送秋波。经过这次恳谈，白崇禧转而声称：“蒋之复出已成定局，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亦必力促实现。” 同时，白崇禧对李宗仁的所为也日益不满。他曾对程思远说：“过去三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他不听我的话，以致陷于今日无所作为的境地。”他还抱怨说：“总结李宗仁上台十个多月来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蒋既不肯放手，而我们也搞不通。如果长此僵持下去，断非善策……只有蒋、李妥协，才能有利于挽救西南危局。”于是，他决心劝李让步，放弃“代总统”的名义，让蒋介石复出主政，消除当前危机。 此时，重庆迎蒋复职已如箭在弦上，白崇禧乘机劝李：“我建议德公去昆明休息一个月，由我出来调处，看看是否能够达成妥协，然后，德公再定行止。”在蒋介石的逼迫之下，李宗仁嘱托白崇禧见机行事，遂飞往昆明。 李宗仁走后，11月3日，白崇禧与程思远等商量拟出了一个蒋、李妥协的方案： 蒋介石宣布“复职”； 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病，亟须赴美就医，并借此在美进行“外交”活动； 白崇禧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11月7日，吴忠信将此方案转达到台北，蒋介石认为李宗仁不是真心求退，而是形势所逼，知难而退。吴忠信也说：“不应以研究李之有否诚意为出处之基准。”蒋介石感到此言甚是切中要害，遂对此方案作如下答复：一、蒋介石同意复职；二、李宗仁出国之议此时不能提，一提就表明蒋、李不能合作；三、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长一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 蒋介石不同意李宗仁出国，那么李氏凭什么答应蒋介石复职呢？至此，白崇禧的调停活动宣告失败。 11月10日，程思远从重庆飞往昆明，向李宗仁汇报白崇禧的调停及结果。李宗仁借此向程思远倾吐他的想法。他说： 白健生（崇禧）的一些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我则对蒋介石不寄予任何希望，因为我太了解他了。蒋对人毫无诚意，惟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记得1928年9月，蒋介石一面命健生代行总司令职权，用兵冀东，一面派刘兴北上夺军，并授刘兴密令：“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杀了”。其人阴险狠毒，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台湾我是不去的。目前惟一的一条退路就是去美国，我将为此作准备。 11月11日，李宗仁自昆明飞往桂林，而蒋介石则由台北飞抵重庆。行前，蒋亲自电告白崇禧：“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促命驾。”蒋介石还说：“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议，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 李宗仁对蒋不予理会，决定先飞赴香港。白崇禧见李决心已定，知多说已无用，但他还是禁不住问：“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李宗仁回答：“不必，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间百川（锡山，此时为行政院长）。”白崇禧最终同意了李宗仁的这一做法。 11月20日，李宗仁包机自南宁飞往香港，当日白崇禧即往重庆拜谒蒋介石，报告李宗仁已飞抵香港。蒋介石听后不胜骇异，他实在料想不到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当晚，白崇禧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如下谈话： 本人于前奉总裁电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 并促驾返渝，共商国事。奉电后，遵于昨自桂林飞抵南 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 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甚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 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 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吉后，李 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 于今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较艰危 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 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 11月21日，蒋介石再约白崇禧在重庆“林国”谈话，谓：“我已决定派居正、朱家骅等四人赴港挽留德邻，请你告诉他，我不在此时‘复行视事’，但必须德邻立即回到重庆来，待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后未尝不可以出国”。白崇禧应承转达此意，但不能强迫李宗仁返渝。他知道，李宗仁已坚拒同蒋氏合作了，这时让李再回重庆那将意味着什么。作为患难兄弟，他还不忍心出卖朋友。 28日，居正、朱家骅等到香港，带去了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役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望代总统宗仁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宗仁接此决议后严肃声明：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常会决议所限制。朱、居等人无可奈何而归。 不久，解放军相继解放桂林、柳州、梧州等地，桂系精锐大部被歼，白崇禧退守海口，李宗仁赴美就医，蒋介石回到台北。 12月10日，蒋介石命前“军政部军需署长”陈良和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到海口白崇禧住处。他们二人各有使命：陈良带去金砖数万两，说是清发所欠华中部队的军费；罗奇则请白崇禧去台北与蒋共商大局，并暗示蒋有意让他出任“行政院长”一职。对于蒋介石的恩宠，白崇禧自然心知肚明：老蒋与他“共商大局”是假，到台北“劝进”是真。因为蒋氏的复职活动一直没有停止，现在李宗仁在美养病，蒋就更振振有词了。但是，不管怎样，做“行政院长”组阁是极具吸引力的一件事，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2月15日，白崇禧联名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将领致电李宗仁：“蒋曾劝禧往晤，意在劝进。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问题。” 李宗仁复电云：“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根据，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职权，第49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三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任职。” 白崇禧接电后左右为难，一个要夺回“总统”之职，一个死活不让，他既曾是李宗仁的患难兄弟，又是蒋介石的一个马卒。权衡利弊，蒋氏复职是早晚的事，不如投靠蒋罢，或许能弄个“行政院长”当当。 为了探清蒋介石邀他赴台的真实意图，白崇禧特派李品仙飞台谒蒋。李品仙抵达台湾后不久致电白崇禧，说总裁请白先生组阁出于至诚，具体情况请到台后一叙。12月26日，白崇禧收到李品仙的信息后再次致电李宗仁：“鹤龄（李品仙）、燕谋（徐祖诒）电：在台与各方谈话结论，蒋复职事与德公今后作法有关：甲、德公病愈而辞代总统，则介公复职；乙、病愈即回国，愿效林子超（林森，任国府主席，仅是一个傀儡，不负政治责任）；丙、介公或不复职，病愈不辞又不返，对德公最为不利。”他想劝李宗仁回心转意以博取蒋介石的欢心。处于李品仙、罗奇、陈良包围中的白崇禧在蒋介石函电交驰的催促下，终于在12月30日乘专机飞台。 对白崇禧的这一轻率举动，程思远后来说：“白崇禧在过去22年中，曾经三次逼蒋下野，蒋介石对他自然恨得刻骨铭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所以不立刻对他下手，是因为李宗仁在海外进行反蒋活动，白崇禧还有可供利用的余地，但这一次进入台湾就休想再出来了。”“小诸葛”算计种种不及老蒋，最终自投罗网。 与此同时，李宗仁在美国通过他的外交顾问甘介侯提供的消息密切注视着美国正在酝酿的新的对台政策。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美国对台政策。他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授或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这无异于暗示如中共进攻台湾，美国决不过问。李宗仁了解这些情况后更坚定了对蒋介石的态度。 1950年1月16日，白崇禧从台北致电李宗仁，指出其六条出路，其中包括李宗仁辞去“代总统”仍任“副总统”，请蒋介石复职等。18日，李宗仁回电白崇禧： 一、德公割治虽经过良好，但身体尚未复原，故一时不能返国；二、职位问题，德公团愿引退，惟一再考虑，认为现在既无法召开国民大会，则行政院长代理过三月即违宪，而德公并非代理介公，而系代理总统职位。因此，介公复职亦违宪，如同志不谅解德公苦衷，宁愿受责，不愿使本党毁法；三、美不援台，实因杜鲁门、艾奇迹对个公之成见，对德公则无此种情形。 同时，李宗仁派秘书黄雪屯来台。而黄雪屯进入台湾后就再也无法回去了。 白崇禧将此电转给蒋介石，蒋阅后大怒，更积极部署“复职”。等到白崇禧得知蒋氏定于3月1日发表“复职文告”后，遂立即致电李宗仁：“望公不持反对态度，以期留有余地。”李对此置之不理。 蒋介石于3月1日“复职”。但白崇禧仍不死心，他派李品仙到香港，并随身携带一件声讨李宗仁外交顾问甘介候的电稿，电稿罗列了甘介侯两年来在李宗仁身边所提的一些坏主意，因而使李氏陷于今日困难的地位，故追查责任，应由甘介侯负责。白崇禧想让留港的桂系将领夏威等人在电报上签名，一方面表明他的忠心，另一方面又可洗刷李宗仁的罪名。但是，夏威等人不愿签名，这使白崇禧大失所望。 3．罢免李宗仁 临近1950年年关，蒋介石被赶出大陆，惊恐不定，心情极为恶劣。蒋经国回忆说： 民国三十八年……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继沦亡，决于俄顷。……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共产党的追打，美国的袖手静观，李宗仁的顽固对抗，使蒋介石忧虑重重，如履薄冰。那么，向李宗仁开火，坚决夺回“总统”的名分就成为当务之急。 而李宗仁携妻将雏到美后很快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诊断李患十二脂肠炎后施行手术，术后康复很快。出国行前，李宗仁曾致阎锡山一电，声明他离国后对职责问题的态度： 仁以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把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希仍就兄职权范围内处理一切。 由电可知，他并不想放弃任何职责。但是，蒋介石急欲“复职”，对他步步紧逼，甚至白崇禧也在推波助澜劝他引退，他真是体味到了人走茶凉的感觉。现如今，既然他们不仁不义，也就休怪我无情了。李宗仁决心和蒋介石斗争到底！ 1950年1月20日，台湾“监察院”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语多指责。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连复两电称：“病体尚需休养，未能即返。”“赴美就医未废政务，接洽美援，仍可遥领国事。” 此电一发，台北舆论大哗。2月4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刮起了抨击李宗仁的台风，要求蒋“总裁”复出，“绾领国事，统率三军”。李宗仁则以答复居正来信的形式作了答复。大意是：监察院之电醉翁之意路人皆知，我在国民党内三十多年的政争中，早已领教过了。我并无恋栈之意，因为在代总统任内，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早拟引退以谢国人。又何以迟迟不退呢？因为考虑再三，我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三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限，即为违宪。同时，我现正与美国接洽反共复国计划，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我们宜以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为。 从信中不难看出，李宗仁既不愿引退，更不想让蒋上台，他上台就是违宪。因为“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违宪之责！” 正在这时，驻美“大使”顾维钧派人向蒋介石报告：“李宗仁通过甘介侯与艾奇逊接洽，安排杜鲁门与李宗仁于2月21日晤面。据说李宗仁的想法是，游说杜鲁门，让他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李，让其团结海内外民主人士，回台着手改革，使蒋先生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挠。因李宗仁欲以元首身份见杜鲁门，依国际惯例，须预先通过使馆安排，顾大使请示办法。”蒋介石大惊，忙指示：“大使馆应设法推迟李、杜之晤面，”并“必须于李、杜晤面前解决总统职位问题。” 2月14日，“监察院”再电李宗仁，指责他滞留美国，遥领国事，为此向“国大”提出弹劾。同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内称： 同人等佥认为总统的统帅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奠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令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日二十七日临时会议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此电实是对李宗仁的最后通碟。 28日，李宗仁复电称：“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遂作长途旅行。”李宗仁何以固执己见不返台呢？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他作了说明：“台湾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在这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预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第二也不可得了。” 同日，顾维钧又紧急报告：“大使馆借故延宕，然李急不可耐，遂经甘介侯与艾奇逊接洽，定于3月2日李、杜晤面。”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不再等待，他激动地声称：“倘若我去年初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意如此，殊为痛心。”“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在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确保。”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并发表“复职”文告宣称： 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兹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期共奋勉，以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二天，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偕夫人宋美龄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在台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台省参议员及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中央委员共千余人，在此蒋介石宣布了“复行视事”后的四项方针政策： 军事上，先以巩固台湾为基地，进图“光复大陆”； 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并联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共同反共； 经济上，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俭，奖励生产； 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3日，蒋介石着特级上将服，头戴军帽，携穿黑呢夹大衣、领系花绸围巾的宋美龄出席了10万群众参加的大会，接受群众的“拥戴”。蒋激动地表示自己“一方面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感到欣慰！今后决定和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消灭全国共匪，收复一切失地，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大业。”他还亲拟了6句口号：“刻苦耐劳，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密，铲除共匪。” 就在蒋介石踌躇满志登上“总统”宝座之时，另一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发表声明： 蒋氏会宣布他自己为中国总统，实令人惊异而难置信，蒋氏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已成为一介平民，现在竞不经选举，而自命为总统，实令人惊异。 李宗仁还写了一封致蒋公开信，散发给记者，信中说：“阁下的高压专横的行为，既无法以宪法来作解释，且非人民所赞同。当此我国历史紧急之秋，阁下此种严重错误，对国家命运将有深切影响。”同时，他声明，他将“代总统”到下届“总统”选举时为止。 在蒋介石“复职”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邀李宗仁到白宫赴宴，以“总统先生”相称，从旁助威，以示对李宗仁的支持。当记者问杜鲁门：“您为何称李先生为总统？”杜鲁门答曰：“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如此说来，您如何称呼蒋介石？”杜鲁门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宴会结束，李宗仁给居正、于右任、阎锡山等人发出一电，电文说： 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 院，仁仅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 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间与杜总统 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三人均称仁 为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 未便于函电奉告。 其实，不用李宗仁奉告，当天下午白宫发表声明：国务院收到了蒋“复职”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国家“元首”，杜鲁门无意决定谁是中国“总统”这一重要问题！ 蒋介石看到美国的声明后略为宽心，他更不理睬李宗仁的一套了。3月13日，蒋在总理纪念周发表了《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称：“我一生中有三次下野三次复职”，第一次复职的使命是“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第二次复职的使命是“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最后胜利”；第三次复职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而最后的目的乃是在消灭共产国际，重奠世界和平。”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蒋介石的第三次使命不会完成。 蒋介石重新“登基”，李宗仁不肯善罢干休，屡揭蒋介石的伤疤，蒋感到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1950年5月5日，他指使“国大代表”胡钟吾等711人连名提出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其罪状有三：其一，李自代总统以来，妄倡和平，而养痈成患，侈言抵抗，而失地丧师；大陆沦丧之际竟藉词出巡，擅行赴美，……迹近逃亡，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其二，李在国外遥领元首职权，而不负丝毫责任，以国事为儿戏，视大法弁髦。其三，蒋已复职，李“代总统”应自动解除，现存一“总统”和“代总统”，是李破坏“法统”，动摇国本，颠覆民国，理应罢免。胡钟吾等人将联名签署书提交“国大”，建议召开临时会议行使“国大”罢免权。由于众多“国大”代表反对，此提案暂予搁置。但蒋介石仍不死心，准备随时寻找机会。 恰在此时，“毛邦初案”事发，原来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命人将国民党在美国的存款以私人名义化整为零，分存入外国银行，以防不测。仅在国民党驻美空军购料处负责人毛邦初那里，就有1000万美元。及蒋复职后他令毛邦初将这笔钱电汇台北，毛邦初公然抗命并将一批机密文件交给了李宗仁。不久这些文件却散发到美国会议员手里，搞得蒋介石声名狼藉，十分恼火，遂加速了他罢免李“副总统”的步伐。 1952年1月，“监察委员”金维系等92人受蒋指使，提出“为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提请弹劾”一案，该案经“监察院”大会审查成立，并起草了报告书，称： 佥认副总统李宗仁于代行总统职权期间弃职出国，复于代总统名义解除后在外国擅发命令，显系违法失职。至其公开声明，“拟有恢复中国合作政府计划，不久即可宣布，此计划并非完全依赖武力”，显系有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之意图，实触犯刑法第100条之罪行，当经决议……经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该案成立后，“监察院”将此案送交“国大”秘书处，“国大”秘书长依“法”致函李宗仁返台接受弹劾。李宗仁接电后未予理睬。但“国大”因代表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按期召开，直到1954年1月才召开“国大”。会议通过弹劾案，并致电李宗仁返台对弹劾案提出答辩。李宗仁接电后认为弹劾案的提出和通过是非法的，并亲致蒋介石一函：“按照宪法第90条，全体监察人员的人数，确定为223人。又按宪法第100条，对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得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之决议，向国民大会提出之。过半数则为113人。前年1月11日监察院出席委员只为93人，凑足法定人数尚少20人。吾兄竟唆使违法集会，对仁提出弹劾，所持理由，为若干委员未曾选出，若干委员未曾报到，若干出缺，若干附匪，擅将全体委员减为160人。宪法明文规定之人数，可以任意减少，毁法弄权，莫此为甚。” 蒋介石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李宗仁未到台答辩的情况下，一手操纵“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大”代表所签署“副总统”李宗仁“违宪背誓”罢免案与“监察院”所提“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的弹劾案。 至此，罢免李宗仁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蒋介石把李宗仁的职权剥得一干二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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