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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造后的国民党


  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中,权力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的当数蒋经国、陈诚和严家淦。对于蒋经国,大家心知肚明,无法相比,谁让人家是父子呢?而陈诚和严家淦为何能在“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内被蒋介石看好?

  1.陈诚只是一条狗

  蒋介石与陈诚,是师生关系,因此陈诚被人称为“天子门生”。陈诚对于蒋介石的忠心,如同儿子对父亲。
  早年陈诚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开始了为蒋介石卖命的戎马生涯,因其在军中表现突出,且是浙江老乡,蒋介石惭惭看中了他,先升他为师军、军长,升为集团军司令,内战爆发初,陈诚统率着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驻守东北。
  蒋介石一直对军队控制得很牢,因为他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他控制军队的方法很多,其中比较重点的一个方面就是在部队中培养自己之亲信,要他们越过自己的长官,直接向他汇报,或者他可以直接指挥他们。
  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惟蒋介石马首是瞻。在东北内战中,由于他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而不听东北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企图单独将自己的精锐部队按蒋介石命令撤出东北,最终被解放军击败,本人也逃回南京。当时南京、上海一带的东北籍人士要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天下”。
  但蒋介石内心明白,陈诚是由于忠于自己才导致那样,他当然不能杀他,更何况陈诚还有许多价值可以利用,遂批准陈诚辞职,以养病名义去台湾,这实际上是在台湾安放一枚棋子。
  此时,蒋介石的日子也十分难过。军事上节节失败,国民党内倒蒋风起,蒋介石自知下野已成定局,失败也成定数,遂于1949年三月1日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之前的最大且最为重要的一次人事任命。
  同年1月5日,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与陈诚在台北举行交接仪式。陈诚在仪式上作了演讲,提出“人民第一,生产第一”的施政口号,力求增产,达到生产合理化。
  蒋介石是要陈诚控制住台湾,以便他将来作为退守的最后之地,仅仅当个主席,肯定不行,所以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同时,蒋介石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还没有布置完,当年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
  陈诚在台湾,很能领会蒋介石的旨意。1949年2月1日,台湾成立军管区,陈诚任司令,掌握了在台湾地区的军权。3月,他又兼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于是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完会控制在陈诚手中。南京政府同时也电令驻台各机构由陈诚指挥监督,陈诚名符其实地总揽台湾的一切权力,认认真真为蒋介石到台湾打基础,可以说,陈诚为蒋介石败退台湾并立住脚,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诚主管台湾事务后,推行种种措施以发展台湾经济。1949年2月4日,陈诚在庆祝“农民节”讲话时说:“农民为四民之首,耕者有其田必须实现。”
  同月18日,陈诚在台湾取消烟酒专卖,规定民间可以制造、销售。3月12日,陈诚在台湾行政会议讲话时,声称:改组民意机构;实施地方自治;推行土地改革,实施“三七五减租”;当年稻谷要达到120万吨,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
  陈诚在台湾搞的“三七五减租”有一些起色,他的决心很大。当年3月13日,他宣布强制执行这一措施,使地主农民两利,并于25日专门召开“三七五减租”讲习会,在台湾全面推行。此政策使农民有一定受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被看成是台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的序幕。
  陈诚在台湾帮助蒋介石打基础时,确实体现出他有一定的行政领导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他就任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了台湾政局,推动了台湾经济发展。如抓台湾的治安;指示厉行节约,各机关带头,禁止奢糜,取缔地下银元交易;动用存留日本的美元外汇,购买民生用品,以稳定台湾经济与人心;在台湾成立“生产管理委员会”;实施台币改制,整顿公营事业;发展教育;加强护林,加强铁路、公路及港口建设。1949年7月18日,台湾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又被任命为长官,该公署辖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和海南五省区。
  更体现陈诚对蒋介石忠心的,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蒋介石的“思想”,他在台湾加强控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忘记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积极反共。
  1949年4月3O日,陈诚在台北召集党政军座谈会,宣布台湾为反共基地以“光复大陆”。5月19日,宣布实施宵禁,从夜10点至次日晨5点,台北及其他城镇一律不许人员上街露面,违者处死。20日,陈诚发表戒严令,在全台湾实施戒严,并延续了37年之久。27日陈诚颁布书报管理法令,控制新闻舆论。同时,陈诚还在台湾强征台湾同胞入伍,派到大陆打内战。7月13日,陈诚发布公告,收缴一切民间所藏武器弹药,防止台湾民众造反,有点像秦始皇“销锋镝,铸以金人十二”的作法。这些当然也使蒋介石对他极为满意。
  陈诚在台湾风光了不到一年时间,蒋介石在大陆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只好逃到台湾。主子一回来,奴才当然就要退到后面去,夹着尾巴跟着主子东跑西颠了。而且,此一紧紧跟随,转眼一去又是14年,直到1963年12月3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怕他功高盖主,让他赋闲颐养天年了。
  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后,陈诚还是原职,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不问“养病”美国的李宗仁意愿如何,匆匆“复职视事”。重新登上“总统”宝座,将权位一一安排他的有功之臣和亲信。
  蒋介石在台湾重登“总统”宝座时,国民党政府还是原样,但8天后,蒋介石就让陈诚当上了“行政院长”,并让其改组“行政院”,将一大批“元老”换下马,排除异已。又因为陈诚在台湾的确功劳不小,“元老”们即使想说话,也无责辞,新班子当然是新人,蒋介石这一手不可谓不厉害,他以陈诚之“威”轻易地将“元老”们赶下台,而且看起来还不是出自他之手,而是陈诚所为。这实际上是借陈诚之手而排除非蒋势力。
  陈诚当上“行政院”院长后,在蒋介石授意下,按蒋介石的调子又大干起来。要以台湾为三民主义的试验区,巩固反共基地,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三民主义至上,民生主义至上,团结一切反共力量,抵抗苏俄侵略。”
  在这一段时间,在台湾高喊“反共抗俄”口号最响的除了蒋介石,就是陈诚。
  正是因为陈诚对蒋介石紧紧跟随,蒋介石也着实没有亏待他,凡是可以让他当的大官都让他当过,除了“总统”宝座外,陈诚一时间成为台岛政权的第二号人物。
  1950年初,蒋介石让陈诚当“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诚的确很能干,一面紧随蒋介石高喊“反攻大陆”,表决心,订计划;一面还是努力搞好台湾的建设,惟有如此,才能让老蒋满意,才能让国民党其他人员满意,才能让老百姓满意。由于他工作出色,又很听蒋介石的话,1954年,蒋介石任“总统”时,提名陈诚候选“副总统”,5月20日当选就任。第二天,陈诚在蒋介石的暗示下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由俞鸿钧接任。
  陈诚对此心里也很明白,但他对蒋介石的为人已十分了解,所以并不辩白什么,依然老老实实地听从蒋介石的安排,因为他知道,他在国民党内发迹,全是靠蒋介石的赏识,下面恨他的人不会少,如果他有什么异动,肯定只会倒霉,所以干脆不想别的,惟卖命是从,听话去干,他毕竟有大功于蒋介石,适当时候,引退就是,只要不挡蒋介石的道,蒋介石该不至于无中生有,开罪于他。
  故而陈诚到“副总统”任上又老老实实干了起来。谁知俞鸿钧能力有限,蒋介石对他并不满意,1958年6月3日,俞鸿钧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蒋介石又任命陈诚兼任“行政院长”。
  这次陈诚二任“行政院长”,他深懂蒋介石的旨意,知道蒋介石对他有疑心,无非是想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蒋家王朝的“事业”,所以总是在关键时候会出点问题,为难身边心腹。陈诚对蒋介石是忠诚无二的,自然也会全力帮助蒋介石推举蒋经国登上国民党权力高峰,这也是陈诚所以被蒋介石相中而信任的原因之一。
  7月14日,陈诚组织的“行政院”,任命蒋经国任“政务委员”。蒋经国自此开始染指行政事务。过去蒋经国的权力影响主要是在军队和党务中,任此职以来,蒋经国进入政府高层,为其掌管台湾开通了行政道路。
  1960年,陈诚再次当选“副总统”,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在台湾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由于陈诚居高位太久,而且陈诚能干但有时并不“老实”,蒋介石还是十分担心,一旦自己死去,他的儿子继位会成问题,故在60年代初有了换陈之意。
  当时陈诚声威颇高,要换他得找一个“业绩”不错并且又十分老实的人才行,想来想去,蒋介石看好严家淦。
  1965年初,蒋介石与陈诚几次谈话中,暗示他应当功高而退,陈诚明白自己做官已做到顶了,虽不乐意,但只得服从主子意旨,遂于1963年12月3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蒋介石让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但还是保留了其“副总统”职位,但此举明显有排他之意,陈诚想到自己一生追随蒋介石,却也只得如此下场,虽然也还满足,但多少亦带了些心病,再加上年事已高,一年多后,即1965年3月5日,因病去世。
  至此,蒋介石对陈诚的使用宣告结束,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束!在蒋介石看来,陈诚还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奴才。

  2.“我的短处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严家淦则是“改造”运动中,在台湾政界脱颖而出的“新星”。
  “我的短处是严家徐同志的长处”。这话是蒋介石亲口说的。表面上看,蒋介石对严家徐极有赞美之意。这在蒋介石,的确很不一般,因为蒋介石很少褒扬过他的下属,纵使褒扬,也是话外有音。严家淦何以能得到蒋介石的如此肯定?
  严家淦,1905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字静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严家淦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这一年,严家淦干得很出色,建设好了几个小型水电站,并修建福建省道路,这种基础工业建设,有利福建省经济的发展。
  1939年,由于其工作出色而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在任中创立“田赋征实制”,此一创举因其很有成效,后被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严家淦也因此在国民党政府中开始小有名气。
  1945年初,调任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具体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中加两个借款案物资之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
  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
  1946年,任“台湾公署财政处长”,兼台行董事长,筹建台湾省金融机构和管理体制。
  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时,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张台省实行币制改革,并在稳定物价中有特殊成绩,从而体现出他在经济方面的才能。
  陈诚到台湾后,严家涂协助陈诚稳定政治、经济作了不少事,1950年蒋介石组建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时,没有忘记这位在台湾已工作过5年,对台湾非常了解的非台湾人。1950年严家淦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兼“美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3月,又改任“财政部长”,掌管财经大权,推行现代预算制度。
  1955年,严家淦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严家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
  据《联合报》介绍,严氏政绩卓著,颇有才干,就其从大陆到台湾的从政经历和从政业绩来看,严家淦似乎也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真的十分能干,而且其行政管理程度可能也不及陈诚,经济管理才能对于台湾经济的贡献似乎也比不上尹仲容,然而却只有他能够在蒋介石扶持儿子蒋经国的进程中能被蒋介石信任,并最终以他为蒋经国顺利接班开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确完成了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可见蒋介石没有看错人,也难怪蒋介石对他赞许有加。
  外表看来,严家淦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特长。凡事他认为“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他对部属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公后私”。他经常说能“先公后私”,“易地而处”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并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话,每一位政治人物都知道在公众面前或大众场合表露出衣冠楚楚或极为公正、平和的伟者样子来,而其内在呢?也许不过平平常常,也许更是自私之极。严家淦虽不与后者为类,却是个八面玲珑式的人物,以此他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当上了台湾蒋家王朝的“副总统”。
  客观地评价严家注,他是一个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凡事不敢做主,或频频请示或推下级研究,才具自不出众。不过他对为官之道却吃得很透。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他,显然是看中了他的这些品性。蒋介石到台湾之初,培养了陈诚,希望他的这位黄埔学生帮助他儿子蒋经国成为继承人,以延继其蒋家王朝的香火。但陈诚威信树立起来以后,似乎看不出他在蒋介石死后会没有异心,故而蒋介石感到陈诚实际上已成为他儿子蒋经国接班的潜在威胁,所以1963年,借陈诚多病为由,要他让出兼任的“行政院长”职位,陈诚当然只得听命令,然后蒋介石顺理成章地任命严家淦为“行政院长”。
  所以,总的来说,蒋介石看中和器重严家淦,不过是为提升蒋经国,先找个陪衬而已。
  蒋介石从1949年败退台湾后,起初是对台湾的形势十分忧虑,但美国的军事介入使台海局势足以让他在台湾生存下去,那时他已60多岁,已入“烈士暮年”时期,蒋介石当然要为自己考虑接班人延续他开创的事业。通过对蒋经国的长期考察后,蒋介石为儿子有继承江山的能力,遂有了培养蒋经国之意,先是让蒋经国抓青年工作,主持特务工作,让他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把政工渗透到台湾的各行各业,为他以后上台打基础。
  蒋介石1960年连任第三届“总统”时,蒋经国晋升为二级上将,具体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中央常委”等。此时蒋经国已开始踏入台湾政治高层,但其要掌握最高权力,还需要时间、经历和能人相助,这些是由严家淦来帮助完成的。
  严家淦一当上“行政院长”,领会蒋介石的意思又快又准,随即提名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此时“国防部”部长是俞大维,此人也是个年事已高、不问人事的人,蒋经国当他的副手,当然实际上就是代俞大维主持“国防部”。蒋经国又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和俞大维是同僚,更有取代俞大维职位的有利条件。
  严家淦这件事为蒋介石办得十分好,既不太招摇,却又有实质意义,因为不可能把蒋经国升为“国防部长”,如果那样一来,连蒋介石也会认为极不像话,会招来党内外非议,所以严家淦不露声色,先让俞大维任“国防部长”,因为俞大维在军方资格较老,无人会指责,再将蒋经国定为“副部长”,这一步棋下得不可谓不妙。更何况,蒋经国在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期间,很善于同俞大维处理好合作关系,他的女儿已嫁给俞大维的儿子,和俞大维结成了儿女亲家,有了裙带关系,自是更亲密了一层。俞大维也明白,蒋介石有意栽培蒋经国接班,他也乐得顺手推舟,所以俞大维在任职第二年,就愉快地提出辞职,并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
  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照准俞大维辞“国防部长”职,遂升蒋经国任“国防部长”。蒋经国在“副部长”位上呆了不到一年就当上“国防部长”,升职不可谓不快,这样一来,蒋经国不但名义上而且事实上牢牢地掌握了军界大权,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中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其直线上升如此神速,严金淦的功劳自然最大,从而也十分明显地表明:蒋经国将继承其父的蒋家王朝。
  1964年,陈诚逝世,蒋介石的心中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蒋经国接班的强大威胁力量没有了,这也为蒋介石回报严家淦提供了好机会。
  其实,陈诚还没有死之前,蒋介石已有意架空他而代之以严家淦。比如1964年6月16日,蒋介石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建校40周年庆典,他就没有带上陈诚。因为依照过去惯例,肯定是“总统”和“副总统”一块儿出席。可这次蒋介石却让严家淦陪他去出席庆典,他走前面,严家淦跟在他身后,这是否是有意在党内提高严家淦的地位呢?是否是有意将严家淦培养成取代陈诚的台湾第二号人物呢?后来的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
  1966年3月,台湾又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介石连任第四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早已将“宪法’作了修改,他可以连任到老死为止。为何他此时不提名让他儿子竞选总统呢?因为时机还没有到,蒋经国资历和威信均还不够。所以蒋介石以79岁高龄,却依然挺住为儿子死守宝座。
  关键是“副总统”人选,蒋介石的意见当然不言自明,但严家淦在国民党内却并无太大的威信,他不同于陈诚。蒋介石为了儿子以后能够顺利接班,所以致力扶持严家淦为“副总统”。
  最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对与会者说:
  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这两句话很有意思,既像是对严家淦的褒扬,让大家都投他的票;又像是在对严家淦的盖棺而定。不过,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蒋介石的话中也有几分真意,因为严家淦是个老好人,没有强烈的权欲,而蒋介石刚好相反。
  投票前夕,蒋介石又举行全体“国代”的便餐招待会,并讲了几句话,又解释为何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问题。
  投票统计显示:严以七十三比七十五票获选为“副总统”候选人。差一票就通不过,要是通不过,那对蒋介石必将十分难堪,由此也可见严家淦能当上“副总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国民大会”对严家淦更是不客气,不少代表要严答复福利条件,否则选举将出现“难产”;投票结果是发票1417张,收回1416,严得票为782张,勉强超过半数获选为台湾“副总统”,正式成为台湾第二号人物。当蒋死严继后,之下就是蒋经国的了。
  这时蒋介石已为儿子蒋经国的接班准备就绪。严家淦的“优点”被蒋介石完全用上了,也许蒋介石所指的“缺点”,无非是严家淦可能比他要后死而已,他要先死,这是短处,要后死,这是长处,蒋介石以严的后死长处为儿子铺路,可谓用心良苦。
  严家淦任“副总统”期间,对蒋经国极为照顾,这段时期蒋经国不断到国外出访,以加强国际社会对他的了解和认同。
  1972年3月对日,蒋介石以1308票当选“总统”,第五次连任。严家淦以1095当选,说明他的威信已上升,而这段时期,蒋经国的地位和威信也直线上升,成为事实上台湾的第三号人物,同年5月26日,蒋经国任“行政院长”。
  又过了3年,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第二天,严家淦宣誓继任“总统”。台湾的一切大权似乎已转严家淦手中,但大家都很明白,他不过是个过渡人物。3年后,即于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总统”。
  严家淦的使命彻底完成了,因其对于蒋家王朝的忠心而至少名义上作过台湾国民党小朝廷的“总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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