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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外交”主力，主要任务是争取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多次赴美演讲，讲其“反攻大陆”的信心，利用其影响要求美国协防台湾，干扰中美华沙谈判，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1．海峡上空的云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近十年当中，国共双方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海峡几乎无日不在剑拔弩张中度过的。其中由对峙升级为战斗行动的主要有1949年的“金门古宁头之役”，1954年至1955年的“大陈岛之役”和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 自1949年发生“金门古宁头之役”后，时隔数年，到了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订立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图谋通过此条约使台湾“中立化”，由联合国“代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能坐视美国的险恶居心而不顾。于是1955年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浙江一江山岛发动进攻，陆海空协同作战，全歼了国民党守军1000多人，解放了该岛。 美国国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敢“在老虎身上拔毛”。国会通过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加强在台湾海峡的兵力，实际上是想对中国造成“划峡而治”的局面。 一江山岛解放，大陈岛与一江山岛唇齿相依，立即失去了屏障。蒋介石胁迫大陈岛居民撤往台湾，造成“大陈岛浩劫”。 依美国当时的意图，仅是想给蒋介石提供一顶保护伞，给其保护之盾而不给其进攻大陆之矛，有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对此蒋介石坚决反对。 1955年1月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示“只有伸张正义才能克服侵略危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这一席抱定“反攻大陆”信念，反对“一中一台”的主张使美国十分恼火。因为他们印象之中的驯服羔羊突然长出了犄角。 1955年4月24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到马祖视察，既是为鼓舞士气，又是向美国示威，金门、马祖是蒋“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蒋决不放弃。在此问题上，宋美龄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对于国际上一些邪恶势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宋美龄也深恶痛绝。1955年2月26日，宋美龄在接见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时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 在“大陈岛之役”之后的几个月里，台湾海峡局势依然十分紧张。蒋介石动用了三分之一兵力来保卫金门、马祖。到了同年4月，在万隆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的企图，要求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同时，周恩来又将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同美中关系区分开来，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5月13日，回国后的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可能有两种方式，即战争与和平。中国政府在可能的条件下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美国对此颇感兴趣，于是同年8月，中美在华沙开始大使级会谈，进行正式谈判。 这对相互间已存有不信任感的美蒋关系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面对如此局势，在1955年至1956年间，宋美龄利用其所处的地位和影响，积极活动，以求弥补。她多次发表讲话，在各种场合无不积极鼓动人们要有牺牲精神，旨在鼓舞士气，强调台湾增强自己的实力，反攻大陆，以求“天助自助”。同时，羔羊毕竟是羔羊，她没有忘记求助于老朋友美国。她在1955年1月29日《致美国妇女国家安全问题座谈会电》中称：“任何国家在求其自身生存之际，必须同时能为其坚守公平、正直与人道原则之国家觅取生存。”这实际上是哀求美国人：你们在讨论自身安全的同时，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样的小友的生存。为了使美国人相信她的希望是真诚的，11月27日，她在《美国以外》的电视节目中，重弹“光复”中国大陆老调，“我们曾经努力，并在继续努力，为我们的未来建立力量。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深知此次战斗是长期的，而且必须是不惜牺牲的。” 到了1958年，国共双方内部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新中国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台湾方面，蒋介石通过处理“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消除了内部不驯服势力，台湾岛内局势比较稳定。在美国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方面，也产生了相当的效益，其实力有所上升。面对双方实力的变化，蒋介石、宋美龄顿时信心倍增，“反共抗俄、光复大陆”之念大炽，由此台湾海峡又兴风浪。尽管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对大陆进行“反攻”，但在此期间，“协防”台湾的美军司令部仍然将“斗牛士”导弹部队开进台湾，对大陆进行“导弹威慑”，台湾海峡上空充满了火药味。 2．故地重游，故伎重演 在这紧张时刻，宋美龄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心中又在策划着一次对美行动。果然，到了1958年5月下旬，宋美龄又一次亲自出马，启程奔赴美国。表面上她以因蒋经国不断升迁，她不胜其烦，同时身体状况不佳，去美国休养为由，实际上到达美国之后，这位“病人”未见丝毫病态，反而还异常活跃，不断作巡回演讲，有时一个月里演讲三四次。 7月10日，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宋美龄荣誉博士学位。她在接受荣誉学位的典礼上，作了题为《生活在苦难中》的长篇演讲。她对听众说：“共产主义否认神的存在，并且从神那里窃取许多人性的哲言或基督的教义，共产主义者窃取神的意识之光和理性之光。于是共产主义似乎激发了人类所希望达到的想象。其实，共产主义正是以暴力来否定这种希望。”接着她以东德、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乱为例，宣称苏俄和中共所控制的地方，现在正在以奴役和集体屠杀的方式进行着大规模的清算和整肃。“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当年希特勒有系统地消灭犹太人的野蛮行为。” 7月16日，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该会各作了一次演讲。在参议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一九四六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想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接着她大谈“美国行动的重要性”，吹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先生们“负着擘划美国外交政策之巨而且重之责任”，不论他们“规划出何种途径，无不影响整个自由人类之前途。”她越说越起劲，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去说服这些委员们。 讲到得意之处，她竟一时忘了自己仅是身处台湾这弹丸之地的地位，以为自己仍似1949年之前一统中国大陆之显赫处境，竟代表“全中国人民”向这些议员先生们致谢，并向他们保证“自由中国人民以及那些暂时被关在中国大陆铁幕之后的不敢伸张其要求的人民”将与他们合作，“只要我们振臂一呼，中国人民必然会群起而响应。”这些话说得太轻松，似乎大陆政权仅是一个纸糊的人儿，一戳即破，一推即倒。这使得美国议员先生们不得不对从宋美龄那两片俏薄而美丽的嘴唇中光涌而出的言辞的可信度大打了折扣。 7月17日，宋美龄应邀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谈“对共产主义危险性的认识”。她从赫鲁晓夫三个预言被证实说起。这三个预言是：1957年初料定西方在中东遭受惨败；大西洋联盟的瓦解；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预言已应验，大西洋联盟的问题，由于法国共产党在国会的雄厚势力，也可能被证实。这样，“苏俄目前的和平宣传攻势，含有一种戏弄和威胁的意味”。她设想美国面对苏俄和平攻势与核大战这两种危机的反应，并反问记者们：“我今天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击败共党的不断挑战？” 7月21日，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午餐会的演讲中，对7月17日自己所作的设问以题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演讲作回答。她说：“世界局势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解决问题呢？”她认为，“要克制苏俄的计划，其答案就是协助和鼓励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上的亿万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群起而反击。如此，共党将无法利用亚洲庞大的人力特别是中国大陆人力来侵略自由世界。那些一度跟着共产党走的知识分子，现在终于感觉到了他们所处的情形无法忍受而开始不听命令。”最后，她以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名言，赠送给参加午餐会的人们：“莫饮泣，莫激愤，当了解，当行动。” 正当宋美龄肩负游说重任，在美国四处积极活动，施展“口舌魅力”之际，台湾海峡的形势急剧紧张起来，8月6日，台湾“国防部”宣布：台湾海峡高度紧张，命令部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炮击金门，攻而不取，目的在于粉碎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打击蒋介石、宋美龄“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 8月23日，随着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福建沿海炮兵阵地万炮齐发，火力的猛烈密集“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八二三炮战”是两岸武力对峙的顶点，以后便由军事对抗转向冷战对立。 “八二三炮战”首先震惊了整个台湾岛，蒋介石虽早就预料到此场战争不可避免，但仍是准备不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极度的惊恐与愤怒之下，他命令俞大维向“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史慕德提出两项要求：一是美军尽一切力量协助，且增强外岛的防御，协助加强外岛的运补能力；二是建议美国派海军顾问与台湾协商运输问题。 8月27日，9月4日，蒋介石两次致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立即采取具体有效的行动，此时正在美国的宋美龄更觉得自己任务之重大。在金门炮战以后直至1958年底，宋美龄顾不得旅途之劳顿，在美国各地奔波，竭尽全力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公开演说达到7次。 8月28日，在美国律师公会第八十一届大会的午餐会上，宋美龄发表了题为《不加分辨的乐观》的演说；9月3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说，题为《对当前局势的认识》；11月16日，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滩城作了题为《晚，犹未太晚》的演讲；11月17日，她出席全美反共大会，发表《魔鬼虽恶，人性不会灭绝》的讲话；11月19日，她在美国罗德岛新港海军大学讲演，分析维系和平的最确实方法。12月9日，她针对大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表题为《匪对农民残酷剥削业已失败》的演说，以答谢邀请她出席美国农会联合会第四十届年会的主人。 一时间，美国上至国会，下至各州各地方，四处都留下了宋美龄的身影，各种场合皆能听到她那富于煽动性的演讲声音。这一时期，宋美龄在媒体中露面的频率恐怕要比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要高。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她不厌其烦地讲斯大林。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外交、内政政策，也讲金门炮战和台海关系，对大陆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与此同时，她还介绍台湾“解决土地问题及改善农村状况”的方案。此后几年，她不止一次地在“公社制度”上大做文章，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反攻大陆”进行舆论准备，争取岛内外反共势力的支持。 1959年6月14日，在旅美长达14个月之后，宋美龄准备返台。在夏威夷大学她接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接受仪式上，她又抓住机会，讲演《思想摹拟之害》，主张独立思想，反对环境思想。认为“目前有一种倾向，个人让他自己在思想上完全为环境所同化，而摒弃一切外来的影响，甚至除了刻着环墙柱上的东西外，拒绝接受接触一切新的情操和新的思想。”提出“强调思想的集中主义，而不应仅只重视一种思想，摒拒其他思想，这是自由世界为对抗共党以瘫痪人心智的任何一种思想来控制思想的手段。” 回顾宋美龄此次美国之行，她负有游说美国的任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她的目标绝对不仅仅只是大谈“美国行动的重要性”，要求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马祖，而且要求美国当局，协助她的丈夫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实现她和他梦寐以求的再次踏上大陆土地的追求。宋美龄肩负的责任，是试探美国对此一梦想，此一行动的支持程度。 3．收效甚微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同意美军协防金门、马祖外岛，这已经是美国对蒋介石友好宽容态度的最高极限。艾森豪威尔在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中东复杂局势的同时，已有些力不从心，无暇兼顾两边。他认为没有必要在处理中东这一“烫手的山芋”的同时，再在太平洋上轻启战端，直接对抗新中国，否则无疑是自己给自己“火上浇油”。所以宋美龄几次三番，三番几次地在美国各种场合游说，并且用犀利的措辞来刺激美国赶快行动，要美国立刻对共产党还以颜色，但是，这类的刺激显然收效甚微。 “八二三炮战”使来美龄觉得可以以此为借口进一步试探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态度，可以刺激美国有所作为，但很明显她的热望落空了。美国从始至终没有表露出和新中国爆发正面冲突的任何意图，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特别是“韩战”的失败使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不好惹。宋美龄又遭遇到和几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她是一个无法忍受挫折，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门淑女”，为此她的心境一落千丈，陷入极度低潮的阶段。 可是“下雨偏逢屋漏”，就在她的心情开始萎顿的同时，两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是1958年7月，她在美国的友人陈纳德将军过世。陈纳德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最诚挚的友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飞虎队”，为蒋介石抗日出过大力。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之后，陈纳德也到过台湾，与夫人陈香梅在台北武昌新村租了一幢房子，他的民航空运队也继续为台服务。1957年8月29日，陈纳德在美国作发炎的肺组织切除手术时，切片检查中发现了癌细胞。以后又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了恶性肿瘤。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说服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这时候的陈纳德早已骨瘦如柴，高烧不退，气息奄奄。宋美龄闻讯后，特地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想说话却有气无力。宋美龄立即止住他，说：“上校（宋美龄一向如此称呼陈纳德），不要说话，这次，由我说”。7月27日，陈纳德去世了。宋美龄伤心不已，一方面是因为难过好友的过世，一方面也是哀怜自己的美国之行毫无结果。 另一个比这个更坏的消息，也是最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不但对宋美龄的言语无动于衷，而且显现出对新中国的极大的兴趣。就在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的1958年9月15日，美国开始和中国在波兰的华沙进行了首次接触性谈判。在两次会谈中，中国代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而美国则主张中国应该首先停止对大陆沿海国民党占领的各个岛屿的炮击。双方由于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未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却开了中美接触，讨论台湾问题之先河，为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蒋介石对中美华沙会谈的气氛十分敏感，但为了先声夺人，在华沙会谈举行的同一天，他宣布派空军轰炸中国大陆沿海的城市以及重要的军事要地，以示对华沙会谈的强烈不满。美国于是派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到台湾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在这个联合公报之中，蒋介石暗示“台湾将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计划而改用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恢复中国自由的目标”。蒋介石的此一让步实属无奈之举，一来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如不让步则无法换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沿海诸岛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防卫条件。二来也是蒋介石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对“反攻大陆”的信心有些不足了。 蒋介石从此再也不喊什么“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在以往，每逢节日，蒋介石照例要向全岛发布文告，高喊此类口号）。“反攻大陆”，至少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再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而仅仅只是蒋介石心中可以空想、不敢公开落实的一场白日梦而已。 尽管如此，台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那就是确保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蒋介石自然把这一使命，交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亲自办理。 在这个问题上，宋美龄总算是不辱使命。她通过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朝野人士的关系，加上孔家亲戚动用“美国百万人委员会”的力量，积极地在美国纽约运作关于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议案的行动。就在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台湾的联合国会员国，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会案。4个月以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重申了反对新中国人会的一贯立场。 尽管在这次的联合国争论中，台湾算是险胜，可是，这对长期以来始终不顺利的宋美龄的外交活动来讲，已经是一个难得的胜利成果了。每每遇到挫折，宋美龄总会回想这次“辉煌的胜利”，聊以自慰。在整个50年代末期，宋美龄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在联合国的问题上，绝对不予以退让，而美国基于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迄今未能软化，所以也一贯对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持支持态度，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视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为其最大月、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并把它提到外交日程上来。因而，相对于美国而言，加人联合国问题成为美国始终牢握在手的，对新中国最具优势的一张王牌。但是那种状态并未持续很久，到了1972年，对于宋美龄来说，最为沉重的打击终于来临了，这都是后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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