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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帝王思想影响的统治者，有极浓厚的传子思想。为培养蒋经国接班，可谓煞费苦心。越级提拔，铲除异己，任用亲信，顺利接班。 1．呼之欲出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正式宣布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的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蒋介石在秘密部署“父业子继”。蒋经国则惟父命是从，步步高升，真是父“慈”子“孝”。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追随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打入冷宫，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 蒋介石为蒋经国加入权力中枢做了精心安排。首先，他让陈诚任“行政院长”，陈诚对自己既忠心耿耿，又无独立野心，还能帮助自己支持眼前的残局，当然也不会妨碍蒋经国地位的稳步上升。其次，他安排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此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 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之位；而不买账的“军统”后裔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几近赋闲，时值壮年，竟抑郁而死。 蒋经国的官衔虽非至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他深知自己资历甚浅，涉足政界，根基不够。因此，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嫡系，网络自己的势力。 原来，蒋经国的班底有“两干一俄”。“两干”即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和“战干团”的学生，“一俄”指他留俄时的同学。 “两于”是他旧时的嫡系和亲信，大多位卑名微，在老将云集的台湾，这些人自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还得经过一定的培养和锻炼方可成器；“一俄”虽有一些干才，但真正效忠于他的也为数寥寥，只有严灵峰、王新衡等几个，更何况个别人还讨不到蒋介石的欢心。 经过一番筹划，1952年11月，蒋经国的“第三干”——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 1950年7月，国民党开始了“改造运动”。蒋介石便委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借此机会，蒋经国大刀阔斧，向把持党务多年的CC系开刀，最终，CC系头子陈立夫被逐到美国新泽西州去养鸡，一改旧时“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从而形成新的“蒋家天下蒋家党”，“太子系”势力急剧膨胀。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上，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至此，由老子撑腰，蒋经国进入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枢，而其爪牙、亲信则遍布各处，羽翼渐渐丰满。 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蒋介石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蒋经国赣南带来的李焕、萧昌乐等亲信落脚此处。父子二人一唱一和，使“三青团”得以借尸还魂，成为蒋经国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具。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一位令人瞩目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新一代政治“强人”呼之欲出。 2．吴国桢被逼出走 对于蒋氏父子有背历史潮流的作为，许多人并不买账，指指点点。为使长子逐步接班，蒋介石不断清除异己，扫除障碍，为“太子登基”铺平道路，可谓用心良苦。在蒋经国的“接棒”之路中，打击最烈、轰动最大的是吴国核、孙立人两案。对此，美国纽约《中报》1988年4月17日发表了美籍华人叶一舟的一篇文章，题为《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吴国桢、孙立人在蒋家王朝中的悲剧命运》。文章评论说：“国民党退台之初，最具国际声望的文武官员吴国桢和孙立人，在‘侯门深似海’的中国官场上，首先充当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的牺牲品。”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12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他是蒋介石眼中“红得发紫的人”，本来可以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但由于和蒋经国有过节，而最后导致流亡海外。 蒋介石器重吴国桢，是因为吴毕业于美国，和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向为美国人所欣赏，蒋介石也就“爱屋及乌”了。同时，蒋介石对吴国桢委以重任，也由于吴国桢从不结党营私，办事讲效率，令出必行，讲究法治，却也不失为一位“干才”。吴案发生后，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回忆道：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自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上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现洋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审长。 1949年12月，蒋介石退台后，一切行动皆以争取美援为主，而素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向来与美国交好，故而他就成了“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眩吴国桢对此曾大惑不解，婉言相拒：“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介石毫不隐讳地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上任“台湾省主席”后夺了陈诚之权，陈诚对吴耿耿于怀，吴国桢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后坚请辞职，蒋介石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吴国桢听了蒋介石和他说的“贴心话”后，深受感动：“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遂依旧做他的“台湾省主席”，幻想励精图治，挽救党国。 吴国桢一时虽受宠于蒋介石，为何又遭贬呢？原来，吴国桢虽讨好了老子，可他却得罪了儿子。 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之命到上海打“老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一方面对蒋经国没有积极配合，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对蒋经国之举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吴国桢的权力被蒋经国架空，他又很不买蒋经国的账，致使蒋经国对吴国桢早已心存芥蒂。 到了台湾以后，蒋经国独揽台湾岛的安全、情报和特务系统大权，尤其是就任“总统府资料组”组长后，更是发号施令，借故打击异己和政敌。吴国桢对此深为不满。1950年，蒋经国逮捕了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吴国桢认为蒋经国随意抓人，证据不足，不服人心。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吴国桢，抓王哲甫是蒋介石的意思。吴国桢坚持认为：“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涉及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 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结果，蒋介石将王哲甫由死刑改判7年徒刑。但吴国桢与蒋氏父子的间隙却越来越大。 后来，蒋经国曾令全省特务以清查户口为名，一夜间逮捕398个人，其中19人仅有轻微的违警记录。吴国桢获息后出面干预，蒋经国方将这些人释放，避免了一次滥害无辜。事后，吴国侦对蒋介石进言：“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蒋介石未置可否。 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还涉及一个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台之初，“中央”与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应付这样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吴国桢作为“省府主席”曾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特务机关一些预算外的要求和请托，吴国侦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他曾悄悄对朋友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吴国桢对蒋经国不俯首听命，早已被看成是蒋经国“登基”的障碍，而吴国桢竟还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原爱经国兄，是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忠言逆耳，蒋介石听后很是尴尬和气恼。遂产生了除掉吴的念头。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 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和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老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原则，断然挂冠。蒋氏父子见拉不过来，只有杀。而‘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这使人们更加看清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吴国桢的预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蒋介石略微松了一口气，吴国桢的存在价值也大大降低，蒋氏父子遂对他突下狠手。吴国桢在《八十忆往》中讲述了如下一件事：1952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与宋美龄到台北郊外草山避寿，特邀吴国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他们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要返回时，发现自己车子的驾驶员不见了，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该吴氏夫妇走运，正巧吴夫人肚子疼，开车不久就到一家饭店方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驾驶员发现两只前轮的螺丝都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爬坡或转弯时，车轮必飞脱出去，吴氏夫妇必将粉身碎骨。 吴氏夫妇死里逃生，深感惶恐。加之，吴国桢素与“行政院长”陈诚不合。他遂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仍保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身份，准备偕夫人赴美。5月24日，在宋美龄的周旋下，吴国桢夫妇离台。陈诚、蒋经国、蒋介石、宋美龄等五百余要人和亲友前往机场送行，盛况空前，破历史之记录。行前，吴国侦的好友张群赠送他曾国藩手书的对联一幅：“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请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与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不料，吴国桢刚抵美不久，1954年1月，台湾就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流言。报刊推波助澜，接连发表社论，其中有《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国桢要求蒋介石：“转知政府对所传彻底查明，公布真相”，并作“辟谣启事”寄回台北的父亲联系报纸刊出，结果，吴老先生跑遍各报，无人敢登。吴国桢“含冤莫白”，1月29日，他在纽约《民声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辟谣：“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家着想？然而古语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仍洁其名。桢恳贵报勿逼帧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台湾当局见此，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函告吴国桢：“前次总裁指示不必登报，纯出于爱护之意，以为此类无稽之谈，不必与之计较，今兄在纽约侨报既有公开信谈及此事，此间自亦无妨同时发表吧。” 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吴的“辟谣启事”：“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长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挤于人类。” 2月7日，吴国桢在美国接受台电视台和合众社记者的访问，公开表示，他之所以离台，是由于“健康”和“政治”两个原因，并发表三点政见：台湾如不实行民主政治，将无法争取美国与侨胞的支持；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专政，而他主张民主化；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 吴国桢登高一呼，美国和台湾议论纷纷。 不久，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同时，把矛头直指“太子”，主张将其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否则，妨碍台湾进步。2月27日，吴国桢又趁台湾召开“国民大会”的机会，上书大会，提出如下建议：保障各方反共人士均能在台公开成立政党，并有批评政府之权；撤消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不得由当局派其戚属主持；组织委员会公开接受无辜被捕及非法受扰者亲友之控诉；对于过去之非法措施，应追究其责任，藉以树信于民，使言论自由得以保障；撤销青年团，不得有变相之组织。 吴国桢条条戳到了蒋氏父子的痛处，蒋氏父子岂可饶过他。 随即发动党政官员、报纸进行围攻，指责吴国桢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3月门日，“国民大会”通过临时决议：“建议政府以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 同时，蒋介石发表“总统命令”，内称：据行政院里：“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竞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低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职责者20余年，乃出国甫与数日，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这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 此后，蒋氏父子还不肯放过吴国桢，企图将他引渡回台，在美国的干预下，此事不了了之。但蒋氏父子对待异己之心狠手辣却已深深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台湾自由民主人士胡适曾对此评论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 1984年，吴国桢含恨而死，葬于美国佐治亚州滨海小城。 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完成揭露蒋家父子统治内幕的著作。有幸的是，蒋经国的老部下江南在美留学期间，和吴国桢交往密切，从吴手中搜集到大量资料，著成《蒋经国传》。然而，正当此书刚刚出版之际，江南便遭枪杀，发生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事后查明，枪杀江南的主谋便是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蒋经国之所以急于将江南所掌握的秘密扼杀，是因为江南揭露了他们父子的种种劣迹。江南命案是吴国桢一案的继续，蒋经国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引起了世界公愤。 3．孙立人遭遇横祸 正当吴国桢案在台岛余波未尽之际，孙立人又向“太子擅权”发难。由此发生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后人美国普渡大学、西点军校学习。归国后，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滇缅战役中，率军取得仁安羌大捷，享有“东方隆美尔”之称。抗战胜利后，任过陆军副总司令。1950年到台湾后任“陆军总司令”。 孙立人属于留洋生，不属国民党内任何一派，富有才干，屡有战功，本受蒋介石的赏识。可是，他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一大批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不和，更要命的是，他还敢与蒋经国为敌，公开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抵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高级干部们来听听士兵们的“良心”话。会上孙立人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孙立人是举，遭到蒋经国的怀疑，觉得他侵越了政治部的主权。蒋经国遂以召开“庆生会”来和他对着干。 孙立人以留美身份和抗战中的赫赫战功而为美国人所赏识，他与美军顾问团长蔡斯的关系尤其密切，两人对许多问题看法一致，都主张取消军中政工制度。而蔡斯作为蒋介石的“上帝”，又负责台湾军援的执行和美援的发票签字权，因此，颐指气使，法力无边。蒋经国迁怒于孙立人假外人以自尊，遂想借机收拾他。 还有，孙立人为了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于1952年11月指示部属郭廷亮将军官训练班的学生串连起来，使他们彼此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孙立人的这些举动，哪逃得过爪牙遍地的蒋经国的眼睛。孙立人与蒋经国间矛盾加深。 1954年6月，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已满年限，调动是必然。但调任何职，却大有文章。凭孙立人的资历、能力，估计应任“参谋总长”之职。可是，蒋介石却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调来做“参谋总长”，孙立人屈就于“总统府参军长”的虚位上。不料，新任“参谋总长”桂永清到任两个月后即患病去世。 在众人看来，“总长”一职已非孙莫属。然而，孙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蒋经国的亲信彭孟辑一跃而上任“代参谋总长”。孙立人再一次受到打击后，更加速了和军训班学生的联络，准备时机成熟，“结成一股力量，以作苦谏之用”。 而对孙立人的再次打入冷宫，江南分析说：“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争取美援的作用消失；主观的情势，孙犯众怒，特别得罪了小蒋，导致内部的不和，且忧虑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1955年5月初，孙立人和部属郭廷亮商议，趁蒋介石到台南检阅部队之机，实行张学良式的“兵谏”，呈上意见书和改革方案。但由于特务机构早有觉察，台湾保安组织遂先下手为强，首先逮捕了郭廷亮和一批骨干成员。只有安徽籍军官刘凯英得幸逃脱，他迅速到孙立人公馆报告消息，但此时孙宅已被监视，他终没逃出蒋经国的天罗地网。 6月6日，蒋介石的台南之行按时进行，早晨4点30分，台南7万受检部队进入受检位置。但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军方两度用扫雷器在检阅台前反复检查，致使7万官兵空等了2个小时。检阅开始后，孙立人还在坐陪，几天以后，孙立人的影子就消失，孙立人以“兵变罪”被捕入狱。 孙立人等所准备的“意见书”内容，台湾方面一直讳莫如深，加以保密。据外电报道，要旨如下：反对蒋介石一人包办党务，要求结束政府私人化局面，实行美式民主；要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努力把台湾建设好；反对蒋经国领导的特务统治，要求铲除政府和军队中的贪官污吏；反对军队政工制度和师以上主官任期制度；要求孙立人担任“参谋总长”。 由此可见，这又是一篇反对蒋氏父子的宣言，尤其对蒋经国多有指责。 孙立人被捕，台湾当局只字不提，外电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台岛内外舆论的压力下，2个月后，蒋介石见纸里包不住火，无奈之下于8月3日抛出了孙立人的“辞职书”，内称：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言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材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局，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职随从垂30年，尽忠效死，惟恐不及，乃党发生郭廷亮及江云锦等案情，不但五内如焚，急悚万状，且愧对钧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曲，连日深切反省，职实有错，应向钧座坦率自陈，请予惩处有：（1）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迭予任使，乃竞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竞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立职责。 （2）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波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诲导无方，竞致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变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 上述二事，均应接受钧应严厉制裁，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俱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竞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扶忠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准予孙辞职，并命组成案件调查委员会。命令称：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听候核办。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有关详情，彻查具报。 命令发布后，陈诚等9人调查委员会连日召开会议，展开调查，50天后，他们拿出了一份长达1.6万字的《孙案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指出：郭廷亮作为匪谍，穿插于孙立人和第四军训班少数学生之间，一面利用军训班学生的不满情绪煽动孙立人“兵谏”，一面设法使军训班学生相信孙立人已有意采劝行动”；而孙立人联络学生，其目的在于培植力量以寻求对所提意见的支持，他与郭廷亮动机和目的不同，但在行动上相互利用。 报告书结论为： 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化，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 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察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坠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而不自觉。 在陈诚等9人委员会调查的同时，经蒋介石同意，另组成“监察委员”陶百川、曹启文、肖一山、王枕华和余俊贤的5人调查小组同时开展调查。不久，写成调查报告送蒋介石过目，但蒋却将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并列为“极机密”文件不予公之于世。对此，5人调查小组成员之一陶百川曾坦言，他们的调查结果与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颇有出入。到底出入在哪里，不得而知，反正里边大有文章。 10月底，蒋介石根据9人调查小组报告发布“总统令”，对孙立人一案作出最后的处理，该令称：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姑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觉察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现后效。 对于此案，美国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等先后致电蒋介石，希慎重处理。蒋介石表明对涉嫌本案人员亦有“维护”之心，美方也就不好再过多干预。蒋介石所谓的“维护”就是“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在“七不”的原则下，孙立人长期被软禁在台北，成了张学良第二；郭廷亮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其余案犯根据蒋“确属无知盲从、情有可原者，应予从宽发落”的指示，分别判处了3—15年不等的徒刑。 其实，关于本案，四十多年来海内外众说纷纭，说法不一。 其一，台湾当局的定论是“兵变”案，如上所述。 其二，有人认为这是蒋介石和陈诚的阴谋，孙立人是无辜受害者。因为孙长期和陈诚、王叔铭等人不和，远离了台湾军方主流派而遭入陷害。 其三，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扶植自己势力的失败。持这种说法的人说，50年代初，美国在政治上支持“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军事上支持孙立人，企图形成另一个权力核心，这就对偏安台岛的蒋家小朝廷构成威胁，故吴国桢、孙立人先后遭到整肃。 其四，香港《祖国》杂志认为，孙立人的悲剧实为蒋经国和孙立人斗争冲突的结果。 孙立人一案虽疑点很多，但是蒋介石一锤定音后至今台湾当局尚无意再讨论此案。80年代，有记者采访孙立人，问孙立人：“您的案子很多人认为疑点太多，好像不少人想为您平反？” 孙立人答：“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政府能还我清白，如此，亦将含笑九泉。” 可是，孙立人经过33年漫长的幽禁生活后，于1990年11月19日病逝台北，至此，台湾当局也未能给他辨明冤屈。 孙立人只好在日记中呐喊：“谁能还我清白，又有谁能还我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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