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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人称大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溥仪的族弟溥侗（红豆馆主）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其时，军阀混战，群雄争霸，外贼乘虚而入。一时间，一批批堪称国宝的极为珍贵的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纷纷流向海外。为了国宝的失而复得，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曾不惜倾家荡产，置生死于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作过惊心动魄的争斗，显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功成不居、蒙冤不颓的宝责品格。解放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伯驹的名字几近被人遗忘。《张伯驹和陈毅的交往》，就是一个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编者 1952年春节。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齐白石宅。 齐老先生整整九十岁了。 劈柴胡同（今改为辟才胡同）是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中间还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跨车胡同是其中的一条。周围邻里的人，每每以此而自豪。嘴边上，时不时地要带上一句：“齐白石和我们住街坊。” 今天，从一大早，齐家宅院里就特别热闹，人进人出。张伯驹和王樾一路走，一路聊着什么。进了院子，正碰上于非an、陈半丁、王雪涛几个从里面出来。雪下了四五天，昨天夜里就晴了，今天的太阳也就特别大。空气中，弥漫着炖肉的香味和鞭炮的火药味。到处都可以听见有人在互相唤着：“走哇，逛厂甸去！” 上房里，白发苍苍的齐老先生眯缝着眼睛，正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双清楼主何香凝谈着什么，旁边坐着专程从天津来北京的画家刘奎龄、刘继卣父子。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禅执弟子礼，站在一边。 见到张伯驹和王樾，老人站了起来。笑吟吟地扬了扬手道：“哇，丛碧兄、森然兄，你们也来了。坐，坐！” 叙年齿，张伯驹、王森然他们比齐先生晚了整整一辈人。齐白石为人谦坦热诚，便是晚辈，只要是有书画往来之谊的，一律以“弟”相称相属。 二人依着老例，给齐老拜了年。齐白石见王樾竟穿着军装，皱了皱眉，问道：“森然，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也凑起热闹来了？” 王樾回道：“湖北解放后，陶铸邀我去武汉，接收敌产，所以，我就去了。” 张伯驹在侧补了一句：“他是临时帮忙的，在军管会文教部当副主任，就快完事了。” 齐白石点点头，有些感慨地说：“比来比去，倒是解放了的好。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这几十年，乱子就没停过，这儿打了那儿打，都说自己对，是为民立命。搞来搞去，还是共产党拿了天下。”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捋着胡子说：“那毛泽东，还是正经八辈儿我们湖南的老乡呢，也是湘潭人。前些天他接我到中南海，唠了一下午，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说着，他指了指身后挂着的一幅大字篆书对联道：“我送了他一幅对子，也不知写得对不对？” 王樾看看张伯驹，张伯驹把那幅擘窠大字的对联看了一遍，点点头道：“这字是没得挑了。倒是有个字，面生！” 王樾问道：“对子已经送去了？” “送去十几天了。”齐白石笑道，神色有些紧张，看着张伯驹道：“哪个字面生？” 张伯驹笑而不语。 论交情，却是王樾同齐先生更熟一些。王樾曾就师于齐白石，后引为知己，往来频密。王樾主攻诗画评论和教育，也爱画，画风老辣沉厚，不拘成格。齐白石老年变法，画风陡然一新，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同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密切关系。不久前，齐白石曾亲书了一幅大字对联，送给王樾，居然是“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十二个大字，亦可见交谊之深厚。 王樾道：“这两句，当出自清季安徽完白山人邓石如的成句。” 齐白石连连点头，道：“对，对，是邓顽伯的话。”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幅对联。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当时，他写了两幅。一幅送给了毛主席，另一幅自己留下来了。 王樾道：“邓石如的原句，下联为‘天是鹤家乡’！” 齐白石面色一沉。好一会儿，才摇摇头道：“对，对，是个‘天’字。当时我就觉着不大顺呢。唉，这下麻烦了，对联已经拿去，如何是好？这要是在过去，可是杀头之罪呢！” 张伯驹微微一笑道：“齐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见，这个‘云’字便好过了邓石如的那个‘天’字。上联若是‘地为龙世界’，下联的‘天’字便不可一动。上联为一个‘海’字，与‘云’字相对，又有什么不妥。” 听张伯驹这么一解释，齐白石才宽了宽心，笑了起来。 话题自此扯开，张伯驹说起了民间传的纪晓岚改唐诗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扇面，让纪晓岚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在上面。晓岚得意，一挥而就，写完一看，才发现丢了一个字。那原诗本是一首七绝：‘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一时得意，竟写丢了一个‘间’字。” 齐白石问道：“那怎么办了？” 张伯驹继续说道：“扇子递给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来了。这位‘古稀天子’自幼饱读诗书，岂能骗得了他？一问。纪晓岚答得却妙：古人向有‘一字师’之说。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涣这一首，‘间’字原本多余，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让纪晓岚详述。纪晓岚便道：这本是一首词，词，长短句也，方名实相属。这首词念来，却是这样：‘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听罢，连声道好。” 齐白石听了，细细一想，也觉有趣，笑了起来。 小叙片刻，齐白石忽然对张伯驹说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见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告诉我，《伯远帖》已从香港买回来了，不知是花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用的是外国钱。周先生说了，有时间，可以去故宫看一看。” 张伯驹心头一震！ 他仿佛听到了久别的亲人的消息。 “听森然说，这《伯远帖》在丛碧兄手上过过？”齐白石问。 张伯驹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听到齐白石问什么，怔了好一会，才对齐白石说：“齐先生，过了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好！”齐白石连连答应着。 方才他们进屋的时候，何香凝便出去了，这时，她同齐白石的夫人胡宝珠一同拉着手进了屋。因为常来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张伯驹问起了他的夫人：“伯驹，这两天慧素怎么没到我那儿去？” 何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健朗，广东口音很重，为人热情豁达。她的画属于岭南画派，高洁冷艳、苍劲峭丽，尤工画松竹花卉，别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刘继瑛、肖淑芳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做几幅大画。自古以来，女画家便寥若晨星，女国画家、女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画家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张伯驹道：“这几天，孩子有病，脱不开。”何香凝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听人说，慧素临过一张吴历的山水，绝了，不少人题词呢，真该看一看。”张伯驹热切地表示了欢迎。大家又闲聊了片刻，便告辞了。 齐白石送他们出了门，临别，不放心地嘱咐道：“对联的事，就不用往外传了，免得不好。”张伯驹见老人慎重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又劝了几句，便离去了。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一位稀客：谭得侃。 一晃几年不见，谭得侃明显地老了，皮肤松弛、粗糙，抬头纹又密又深。走起路来，步子也不那么稳了。一双黑黑的眼睛，全无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装，只能带给人一点儿强打精神的感觉。看得出，这几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他从广东来。 北平解放后，为还欠款和维持家用开支，张伯驹把护国寺的一处老宅卖了，全家迁到了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里。这是他最后一点儿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四间北房，西边是一个偏厦。街门冲着后海的南沿，进门是个不大的天井。右手拐过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早年间，这个小院是安顿老家来人临时住一住的，全然是寻常百姓之家的模样。张伯驹会住到这种地方来，谭得侃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领路，他根本就找不到这里了。 一见张伯驹，谭得侃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方便不方便？” 张伯驹自然应承了，让荣管家把谭先生带到客房里安顿了下来，谭得侃一路劳累，洗了洗，便关上门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虽说睡了一大觉，可他的气色依旧不大好，分明有什么心事。 谭得侃是有心人，礼数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来，是沉甸甸的两口大号木箱。谭得侃让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开来，居然全是各地的名产，有南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姑苏的酥糖，山东的牡蛎，江苏的银耳，广西的猴头，浙江的鲤鱼，广东的龙眼和月饼。一个大箱子，装得满满登登。张伯驹颇觉意外，客气了两句，谭得侃却随意说道：“一点土仪，不成样子，胡乱送人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谭先生好似有什么心事？”张伯驹关切地问。 谭得侃目光发涩，微微一叹，好一会儿才说：“张先生，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请借一步说话。” 张伯驹好生疑惑，便把谭得侃请到了书房里，关上了门。 谭得侃闷闷地吸上了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傅湘兄说，你把城里的房子家里的地，都卖了？” 张伯驹点点头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后。” 谭得侃目光发滞，点点头说：“你是聪明人，聪明！得侃当初不服，还想同仁兄一争高下，如今才知道，确是万不及一。” “谭先生这话是从何讲起？”张伯驹更加不解了。 谭得侃一叹，摇摇头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本来，我这个人是抱定宗旨，一件古董不卖的。可那一阵，地贱得让人流口水，钱又毛。我想着是机会来了呢，一下子买了八千多亩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古董，一下子卖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产党真得了天下，上来就搞土改。开头，我以为是减租减息呢，没怎么当回事。唉，结果是分田地。八千多亩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张伯驹默然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是命中注定，还是因为贪心不足呢？ 谭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义买的，要不，非得划个地主，戴上高帽儿游街不可。”谭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嘘了几声，又说：“这还不说。最惨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着上海自古便是块风水宝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阵，房子稀烂贱，买幢三层的楼，才几百块大洋。正好，上海有几个南洋来的商人想买古玩，我就把余下的都拿出来，换了几十万现洋，买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间房子，有楼，有店铺，还有厂。” “也没收了？”张伯驹问。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这不属于没收之列。 “麻烦就出在这儿！”谭得侃连呼吸也粗重了起来，说道：“这个事，外界一般还不知道呢。民国十七年，孙殿英不是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的陵么？民国三十四年冬天，曹志福又带着遵化县县长贺年汉、民兵队长穆树轩一伙，偷着把同治的惠陵、康熙的景陵也给盗了。东西装了几辆大车。中间，因为穆树轩私藏，让曹司令给崩了。接着，又一口气把咸丰的定陵也给掘了。那东西，真是没少弄。” 张伯驹点着头说：“皇室的载涛、载润上书政府清查，但没有下文，对吧？” 谭得侃恨恨地说：“事情，又毁在项林这个混蛋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他同贺年汉这伙人拉扯上了，劝我买下一点儿来。那价钱，也真是过得去。我动了心，弄了一批回来。在上海卖给那些南洋来的商人的古玩，就是这批东西。事情，就麻烦在这批东西上。” 他说得有些气促，喘吁吁的。张伯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双手把杯子捧着，喝了几口，一声长吁道：“那些东西，让上海军管会的人发现了，全扣了下来。张伯公，听说，你跟共产党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交情挺深。能不能帮着……通融一下。我实在是……倾家荡产了。一念之差，竟落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太没想到了…… 说到这里，谭得侃突然停住了。 张伯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谭先生，你让我为难了。” 谭得侃身子一震，呆呆地望着张伯驹，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呼噜了两声，没说出话来。 张伯驹道：“谭先生知道，我是国民党的旧人。同陈仲弘先生，我只是以文会友。陈先生精于诗词，每有佳咏，令伯驹钦敬。至于别的方面，他当他的市长，我当我的百姓，是没什么联系的。这类事，我看，倒是谭先生的不是。审时度势，顺乎潮流，是我们文化人的立身之本。发国难财，趁乱投机，正是伯驹一向所不齿的。” “张伯公，你和陈市长讲一下，成不成另外再说。堂堂一市之长，这么点小事，打个哈欠就办了。在我，却是一生的心血。我家上有老，下有小，这辈子，真是不敢吃、不敢喝，有了病，连剂药都是舍不得吃的……” 他说得声泪俱下，张伯驹却不为之所动。 “谭先生，这件事，伯驹实在难以开口，你还是听凭军管会处理吧。” 谭得侃脸上的肌肉滚动，眉目中，是一种使人看不下去的绝望。 第二天，谭得侃便离去了。 两口箱中的土产，一箱给张伯驹，一箱是打算由张伯驹拿去送给陈毅家的。张伯驹执意让谭得侃把东西带回去，谭得侃死活也不肯拿。张伯驹无奈，便把家中的最后一百块银元包了一包，拿给了谭得侃。 送走谭得侃，慧素道：“他这是贪心不足、机关算尽，聪明过头了。” 张伯驹道：“古人云：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他这是一个太好的例子了。” 这时候，门外一阵热闹，竟是何香凝老太太同几位女画家一齐来串门了。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人是张伯驹夫妇所没想到的--西谛。 西谛比张伯驹略小，三十年代初便已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著述甚多，尤以藏书丰富著称。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留居，致力于进步文化。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二书，享誉甚高，亦为张伯驹十分推重。以往，张伯驹同他来往不多，只是一般的相识，打打招呼而已。一九四一年张伯驹被韦江魂绑架，慧素找到了他，他当即鼎力相助，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通过舆论界向歹徒施加压力。张伯驹脱出樊笼之后，曾同慧素一道登门道谢。解放后不久，他出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长，事务多多，二人之间的往来便少了。张伯驹为人倨傲，尤其对当官的人，你不理我，我决不去求你，免得让人看低了。一上岁数，他的这股劲就越来越突出了。 “伯驹，老郑来请你出山呢，”何香凝热切地说：“为新中国，你应当干点什么。一个人闷在家里，会老得快！” 西谛的本名为郑振铎。 张伯驹忙道：“我一个衰朽之人，能干什么？” “起码可以自食其力。”何香凝不客气地抢白道：“新中国不喜欢吃闲饭的。我这个人，别看七十多岁了，这些年，还不全是靠着事撑着。真闲下来，什么也不干，早就死了。李济深、蔡廷锴、程潜，还有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都是你熟悉的，哪个不在干事？昨天我碰见了李书城，比你岁数大多了，光绪七年（1881）生人，才比我小三岁，还不是干得热火朝天？最近，准备出任农业部的部长呢。” 张伯驹连连摇头道：“晓圆先生（李书城字晓圆）乃一代人才，伯驹怎么和他比？辛亥武昌举事时，他便是汉阳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了，后来又出任过北京摄政内阁的陆军部总长，乃国之耆宿。伯驹何德何能，只要不给人家添麻烦，也便心满意足了，不敢再奢望什么。” 何香凝冲着西谛一笑，指指张伯驹说道：“瞧丛碧这股劲，竟是比我还老了呢。” 满屋一阵哄笑，闹得张伯驹也有些不大自在起来。 何香凝她们是来看画的，于是，慧素取出了《雪峰图》。《雪峰图》画心不大，高二尺许，宽一尺许，原本乃是清六家之一吴历所作。吴历字渔山，号墨并道人、桃溪居士，江苏常熟人，生于1632年，殁于1718年。他五十岁上入天主教，后至澳门进耶稣会。在上海、嘉定一带，传教三十年。其善画山水，初学黄公望、王蒙，丘壑层叠，笔墨苍润。自澳门归来后，画风有变，构图设色更为邃密苍郁，多用干笔焦墨，格调独特。 慧素临这件东西，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呢。 《雪峰图》原为傅湘之父所藏，传到傅湘手中，自是极为珍贵。傅湘个人收藏不多，唯有这一件《雪峰图》，是可以自豪的。 民国二十七年夏天，突然一场豪雨，使傅湘家那栋年久失修的房子四处漏雨。傅湘的夫人和孩子们帮着搬东搬西，竟然把挂在墙上的这幅画给疏忽了。傅太太也知丈夫对这件东西的珍爱，当时，傅湘碰巧外出，没在家。傅太太把画摘下来，卷好，因为孩子在里面叫，她随手把画放到了柜子顶上，一转身，便忘了。雨停了，傅湘回来，一进屋便找这幅画，傅太太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急得傅湘又摔碟子又摔碗。后来，总算在柜子顶上找到，已经让漏进来的雨水泡得面目全非了。傅湘一急，登时说不出话来。傅太太知道这下祸事大了，吓得周身发抖。 “就你的破衣烂衫是金的，我这东西全不是东西！”傅湘恨得直骂，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里，寻死觅活。书房里的盆盆碗碗，全让他摔了。 他一辈子也没发过这么大脾气。 傅太太跪在房门口，央求他看在孩子分上，看在她多年操持这个家的分上，饶了她这一次，开开门。傅湘不听，房门紧锁，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傅太太怕出人命，打发孩子去请来了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夫妇和傅家，说不上是世交，门第也相去甚远。但张伯驹一向喜欢傅湘的为人，闻听这事，马上同慧素赶到了傅家。 听见是张伯驹夫妇来了，傅湘总算是开了门，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这是要我死哇……”他一声长叹。 张伯驹把残画拿在手里，看了看，又看看慧素。 慧素凝目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 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伯驹上前一步，不屑地一笑道：“傅湘，亏你也是搞了几十年古董字画的人。这幅画，就完了么？” “这……”傅湘不解。 “古来传下的那么多画，历尽几多风波？吴历的东西，才有几年历史？莫非那古书古画，一浸水，便都不能要了么？这画补一补，重新揭裱一下，根本没问题，行家都看不出来！” 张伯驹的语气肯定而自信。他平素的学问和威望，更为他的话增加了分量。 傅湘半信半疑。 张伯驹道：“傅湘，这件事就由我来办吧，没问题的。小事一桩，何必生那么大的气？瞧把你太太吓的，真有个好歹，你就该后悔了！” 张伯驹夫妇回到家中，马上就开始着手临摹。仿制古画，第一位重要的是纸。一个时代同一个时代的纸不同，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看就能见真假。张伯驹是鉴赏名家，认出那纸是一种泾县出的熟宣纸，恰好家里收着有一张，找出来一量，刚好可以画两幅。 “一幅先练练笔，一幅定稿。印章，我找金禹民帮帮忙。”张伯驹说。 于是，慧素便画了起来。 她胸有成竹。傅湘的原画，经水一浸，已然面目全非，颜色尽脱，只剩下依稀的轮廓，模模糊糊。不过，这难不倒她。她不但熟悉吴历的画风，便是这张《雪峰图》，她也临摹过多次。 整整十天，她足不出户。有伯驹在一旁指点，她更放心大胆了。伯驹的目光如炬，十分挑剔，些微不足，也瞒不过他的眼睛。 这天，金禹民刻的章也送来了，张伯驹亲自试了几个样子，拿准了分寸，小心地印在了临摹成的画上，终于说了一句：“成了。” 慧素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说成了，那就是问题不大了。这方面，慧素佩服得五体投地。 两件临本，一模一样，毫无二致，张伯驹随意拿了一幅，让荣管家拿去荣宝斋裱了，另一幅则留在了家中。 没过几天，便是八月十五了，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好几位都是书画界的名家。有文坛耆宿章士钊、著名画家黄宾虹、书法大师沈尹默、于右任、孔子的后裔孔德成等。后来，张大千和溥儒也来了。 这幅画竟骗过了“伪造大师”张大千。 “哦，丛碧兄，你从哪儿弄了一幅吴历的真家伙来？还没装池呢！” “是吴历的东西么？” “骗得了我么？我是干什么的！”张大千的口吻十分肯定。 “值不值三百块大洋？”张伯驹故意问。 张大千道：“你卖么？” 张伯驹呵呵笑起来。 “张大千骗过了汉卿，骗过了罗振玉、陈半丁，天下传奇，想不到，也有受骗的时候！这一幅，是假的！”张伯驹说。 张大千把画又细细地看了一遍，摇摇头道：“丛碧兄便没有看走眼的时候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叫了另外几位道：“心畲兄，沈默老，黄公，潘（伯鹰）兄，你们看看，这件东西莫非有假么？” 章士钊已把画拿在手里，正在细看，沈尹默、黄宾虹都凑了上来。 画面风情古朴，景致深郁，韵味十足，实为佳作。 章士钊点点头道：“确是吴历的风格，真若是临本，临者的技艺也当十分惊人了。” 正在这时，荣管家从外面进来，把一轴刚裱好的字画递到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爱和大千开玩笑，故意走到大千面前，笑笑说道：“那么，我们赌个东道如何？” 张大千自付便是输了，也可赖三分，便不假思索道：“可以。不过，我不会输。你拿出证据来。” “你若输了，便拜这临画的人为师，不过分吧？” “可以。”大千叫道：“真有这等高手，还怕求不到呢！” 张伯驹取过画竿，挑住手中那幅画的一头，把另一幅《雪峰图》挂了起来。 两幅画，一模一样。 张大千叫道：“怎么能说这一件便是真本、那一件便是临本呢？干这行，我的经验多了。有一回，罗振玉借给我一张苦瓜和尚石涛的中堂山水，我临了一幅，把假的还他，他深信不疑。后来我拿真的去和他换，他还不换呢！这套猫匿的东西，不新鲜了。” 张伯驹却不理他，招手叫过慧素，笑着说：“哈，人道南张北溥，如今南张要拜到你的门下了，来，看看你这个学生。大千兄，还不快来见过师傅！” 张大千愕然。 他不相信这画竟出自慧素之手。 慧素脸边儿一红，说道：“你胡说什么，能给张先生当学生，慧素便感激不尽了。” 张大千知道慧素为人一向认真、不苟言笑的，听她这么一说，开始相信了，问道：“那……吴历的真本呢？” 慧素从书橱中取出那幅已被水浸坏了的原件，递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细细看了，连连跺足而叹。他这个人却是应了便做的，恭恭敬敬站在慧素面前，行了个大礼，直弄得慧素面红耳赤。 张伯驹把事情原委一说了，众人皆惊叹。这两幅画，慧素临了十四天，伯驹也在边上指点了十四天，可谓炉火纯青。慧素的功力，加上伯驹的眼光，在这幅画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章士钊道，“慧素将来定有造就，我们每人题一句，也为今天留下纪念，如何？” 众人一致说好。伯驹便让家人备好了纸笔。公推之下，章士钊最先挥笔，题了一句。接下来是黄宾虹、孔德成、沈尹默、潘伯鹰、溥心畲。张大千早已想好了句子，拿过笔来，也不犹豫，便写了一行： 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扬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放下笔，张大千又道：“丛碧兄，这重男轻女，实在是要不得了。依弟之见，莫若让大家都看一看，你把这一幅也裱了，裱得大一点儿，给人们留下题词的地方，将来，也算是个纪念物儿呢。” 张伯驹点头称是。 待众人走后，张伯驹便亲自拿上另一幅《雪峰图》，让人裱成了中堂大幅，所留空白，远大于画心，几位名家的题字，也裱在了上面。未久，这件事越传越广，许多人闻讯而来，一饱眼福，并于画上题词。时间不长，便已题满了。题词的人，达五十多个，蔚为奇观。 画一挂出来，便是满堂彩！ 大家细辨着在画上题名的人，只见夏敬观题道：“妙似冰蟾笔，能追墨井踪，为谙松柏性，写出岁寒容。” 陈庸题道：“墨井安能独擅名，纤纤女手白描成。漫劳重立门前雪，云水光中老眼明！” 傅湘题道：“瀑光寒不流，山容静逾妩，幽入夜未眠，坐玩群玉府。” 众人一一看去，五十多家题咏，直看得眼都花了。 “真正叫人扬眉吐气！”王雪涛的女弟子刘继瑛不胜兴奋地说：“潘大姐给我们女人好好地出了一口气！” 何香凝喜爱地把慧素拢在怀里，笑着说：“我们的张夫人胜过了当年的管夫人（传说中的女画家）呢。女人画山水，也能有这样的造就，真让我们这些老派人羡慕了。是谁说的，女人只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不是也有大匠之笔么？那些老封建，该都让他们看看！” 刘继瑛道：“何老，您也应当在这上面题一句什么。” “不，我不题，”何香凝得意地一笑道：“让男人们题，也杀杀他们的威风霸气。凭什么就该女人众星拱月地捧着男人？” 众人都道痛快，在边上的西谛和张伯驹反倒像是做了天大的错事一般，成了众矢之的。众人说笑一阵，何香凝又问：“伯驹，慧素自打解放后，可是干了不少事，你呢？你干了些什么？” 张伯驹喏喏连声，竟无言以对。当下，勉强答应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当顾问。 又坐了一会，何香凝等人便离去了。临走时，何老把《雪峰图》借了去，说是要让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张伯驹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支笔，呆呆地发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给他沏了一杯热咖啡，放到桌边，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上了门。 他在想到文化部当顾问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总会有一批这样或那样的“遗老遗少”。前朝为官，新朝又为官，向为张伯驹所不齿。他更欣赏史可法、郑成功，自然还有郑所南。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他应当效忠于谁呢？他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不盲从。一旦决定了，便义无返顾。 他还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赖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走。张学良去了台湾，溥心畲、梁容若，都去了台湾。张大千则去了海外。陈诚1948年底便去了台湾，给他来过信，劝他去台湾，词义恳切，并夸了一番台湾如何好，如何有发展。可是，他连封信也没回。 他也曾想过：共产党得了天下，会和他们这些国民党的人过不去。解放后，共产党一边搞土改，一边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间还搞了一阵“三反”和“五反”运动，声势大得很。可是，却没有触及他。相反，把他当作“开明人士”对待。从内心来说，他喜欢现在的这种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乎透明，简单，坦率，很少等级的观念，似乎大家都是从老远的地方来，在这儿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没有什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际关系简单、直接。而从前，则复杂得多。那时，每个人都把自己武装了，像一个个圆球。所谓接触，只是那么一点点。礼貌多，真情少。谁也不愿意自己那个球削掉一部分，因为一厢情愿，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触点。像傅湘那样的人，王樾、张大千那样的人，委实太少了。如今呢，却比比皆是…… 或许，真是自己的脑子太旧了？门“砰”地一声开了，女儿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爸，有空儿么？”女儿问得突兀。她已经十六岁，十足的大姑娘了，刚刚读高中一年级。 “坐吧。”张伯驹指指旁边的一把椅子。 女儿坐下了，问：“爸，咱们算是什么出身？学校里要填登记表呢？” “出身？”张伯驹皱眉反问：“问这干么？” “都要填的呢！”女儿的声音有些发急：“有人说，你是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 张伯驹正色道：“官僚？谁？你爸爸是旧官僚？去问你妈，你爸爸什么时候当过官？” “那……是什么呢？”女儿有些迷惘了。 “算什么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写上去，人家该说咱们吹牛了。你爷爷，倒可以算个官僚，当过河南督军。你爸爸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想当官，要想当，也早当了。” “那……算资产阶级么？”女儿认真地问。 “资产阶级？”张伯驹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个么，也算，也不算。咱们家有什么资产呢？抽屉里还有三千多万块钱（当时发行的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这所房子，或许能值五千万，就这么多。” 女儿颇有点失望：“终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张伯驹摇摇头：“咱们家没有地，一分地也没有，河南老家还有块坟地，一个宗祠。”他想了想说：“你把表放在这儿吧，明天我问问再说。” “爸，您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女儿扁着嘴道：“人家的父亲都上班儿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么说不工作？”张伯驹不愿被女儿看不起，不假思索地说道：“不信，去问你妈！” 女儿高高兴兴地走了，张伯驹也站了起来，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刚刚丢掉了一些什么，也像是刚刚得到了一些什么，觉得一阵轻松。 许多时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样，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与解脱。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从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轻易决定，也不轻易转变。一旦决定了的东西，便不后悔，而且不再去考虑这决定是否正确，只是想怎样才能把事干好。这一次，他的转变可以说是缓慢的，沉重的，却也是发自内心的。 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他开始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置下来的一点小事，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多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好评。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多干一点事情。 事业使他年轻了，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到台湾去。 可是，不久，他的热情便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件事，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目光虽然游动，却是有力的，坚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绍，同时，伸出了一只又湿又软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视眼镜，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个执著、自信而富有学识的人。 张伯驹双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产党里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肃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内心。 “我们随便一点，好么？”康生的问话颇有风度，有着一点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一种领导者的从容。 然后，他不等主人让，便坐下了。 “听夏衍同志说，张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还要多担一点呵！”康生微笑着说，“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来牵头，搞点现代戏。毛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国的舞台上，如果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恐怕说不过去。当然，搞新戏，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不热心，遗老遗少的那一套，让人不舒服。听陈毅同志说，当年你也登过台，唱过《空城计》，对么？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牵头，你看怎么样？” “我不行。”张伯驹出言无忌，马上回道：“我是个局外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杂，或许还可以，让我牵头，这个我可真是干不来。” “哦？”康生皱皱眉，颇觉意外，顿了一下，用手轻轻压了压前额的头发，目光炯炯地说：“不要这么肯定，可以先试一试嘛。张先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旧瓶要装新酒，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哟！” 张伯驹无言以对。 康生站起来，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最后站在了墙上挂的那幅《雪峰图》前，细细地看了好一会。画是昨天何香凝托刘继瑛送回来的，张伯驹想再欣赏一下，便挂在了那里，没有收起来。 “你认为这种情致很好么？”康生背着身子问。 张伯驹不知他想说什么，便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现在仍挂在这里。” 张伯驹道：“终是一种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吧？” 康生摇摇头，转过身来，口吻宽和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传统，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风，这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张先生是人到了社会主义，心还没到。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是不是？” 张伯驹觉得有些气闷。解放以后，他见过不少国家领导人，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教训的口吻同他说话。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大问题，不可小看。搞现代戏，也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后面推他一把。” “我是说，对现代戏，我一点也不懂，恐怕……” “这没什么，会推碾子就会推磨。旧瓶装新酒，旧瓶还是要的嘛。自古以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我们的步子就要大一点儿，口号就要响一点儿，决心也要坚定一点儿。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识形态。如果思想仍停留在从前，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张伯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康生挥了挥手道：“好吧，这个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虑好了，再答复我。”他的声音低了一低，关切地说：“张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抢着干，我还不一定相信呢。” 说着，他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词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兴致勃勃地说。方才那些关于“传统”之类的议论，一下子全丢到一边去了。 张伯驹让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伯远帖》的手续。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一种亵渎呢。后来，在张伯驹手上，又呆了整整八个月。八个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伯远帖》细细地看上好一阵，对上面的一笔一划，都印象极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到了脑子里。便是上面的渍点，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远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唤。 他强作镇定，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平素罩上蒙着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的照射而损坏画面。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背着一架照像机。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防对画有破坏作用。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 国民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 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于民间的珍贵文物尽数收购下来，以存国粹。后来，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国故委员会，可直到最后，甚至得不到一纸政府的委任。为了和美国老板交谊，政府甚至劝他把《平复帖》拿出来，送给美国人。解放后，正是百端待举，到处都在用钱之时，国家却不惜重金，将此画从香港购回。天渊之别，只一比较，又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一件东西上，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实在太多了。 《伯远帖》静静地躺在绒布的衬底上，显得华贵而精美。书右，是两款乾隆皇帝的亲题，写道： 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dang此幅，兰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 御识 又一款题曰： 乾隆丙寅春月，获王dang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额，日三希堂。 御笔又识 书左，是一幅吴昌硕的题字，并有一幅小画，老树半石，别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画家赵望云道：“张伯老，都云你收藏巨富，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过，为什么你没把它买下来？” 张伯驹不知从何说起。 千头万绪，又怎么能一下子说得清。 赵望云小张伯驹近十岁，是王樾的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黄胃、方济众等后起之秀，都师承于他。他久在西北，这边的事不大清楚，这时，正好王樾过来了，说道：“那时候，他也差不多是个‘无产者’了，买不起呢。” 蓦地，张伯驹又想起了卫福海将《伯远帖》拿走时的情景。可惜，卫福海已于去年底去世。否则，让他一同来看一看，怕是会有更多的感叹呢。 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细细地向慧素说了，慧素也是感触万千。当晚。张伯驹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却见外面月色正好。时钟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铺纸振笔，写了起来： 钟敲夜半窥长沟，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他觉得写的很不理想，太浅，也太杂乱。他的心太冲动，像年轻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两封信。第一封是陈毅寄来的，照例是最近写的几首诗，请他指正。陈毅的诗词有一种大将风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胆，貌似浅显，其义却深，很为张伯驹所喜爱。说起来，当初他与陈毅认识，也是命中有缘呢。 全国解放后，张伯驹与慧素前往苏州扫墓，回来时，应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一天，旧友丰子恺、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个聚餐会，他去了。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老词人柳亚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谈起诗词来。听说柳亚子同陈仲弘先生相熟，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托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诗词集转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本来没什么。这几年，他不断地见到一些陈仲弘的诗作，有几首，甚至他都能背出来了，可谓心仪已久。他发觉，在陈仲弘的诗词中，有一种他最缺少的豪迈之气。比起来，陈仲弘的东西是豪放派，若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之悲壮，若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深邃，若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雄壮，而他的东西，则每每总有一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几次想写一些奔放的东西出来，总不能如愿，苦恼了好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对陈仲弘的诗文特别欣赏。 有这样几句，他最为叹绝： “后死英雄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此去泉台集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严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淋漓酣畅，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见，作此诗词的人，一定是卓荤不凡之人。 后来，他才知道陈仲弘竟然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原来的新四军军长陈毅。 他愕然，失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 “人家一个共产党的大将，会理睬你一个不足挂齿的国民党遗老么？”他在心中暗说。 想不到的是，聚餐会后不久，陈毅便给他来了信，信中对他的诗词大加赞赏，并指出尤其对哪几首最为喜欢。显见，陈毅已把那本诗词仔细看过了。信中，还给张伯驹寄来几首他的近作，并邀他有时间到家中一坐。张伯驹犹豫再三，终于去了，在陈毅家吃了一餐饭，并谈到很晚。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友谊。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来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纸的公文口袋。打开来，是一封便函，很短，仅寥寥几句话，无非是问候一下，并说那几幅借去的画，夫人和朋友见了都很喜欢之类。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来潮，书章单一幅，尚觉满意，寄上。 张伯驹打开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张宣纸，中间，分两行写了十六个字：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署款为：“康生左手”。 一侧，别有一行行书，写道： 值康生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归来，兴酣而草。 署款为“伴竹”。 慧素走进书房，把这幅字看了看道：“这也是草书么？” 张伯驹点点头道：“对，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一种字体。字字不连写，流行于两汉时期，史游的《急就章》便用的这种字体，所以叫‘章草’。应当说，这一幅写得不错。” 慧素道：“怪不得口气那么大，果然有点本事。这一幅，要不要裱起来？” “先放着吧！”张伯驹淡淡地说。 不知为什么，他不愿同这种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他不愿意勉强自己。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空前高涨。 几年的工夫，张伯驹更有了一种“新中国的主人翁”的感觉。 热爱从来离不开参与。在文化部，他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见，提建议。有时，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面上来，供具体办事的人参考。他的见解独特，从不人云亦云、旅进旅退。文化部负责文物的整理与收集、鉴定工作，这上面，张伯驹也付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个现代戏创作小组一直没搞起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借走的那几幅古画，也再没了下文。从内心深处说，他不愿意同那些爱教训人的人在一起，更不愿意听那些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康生不再找他，他也乐得少一点应酬。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他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以后，周恩来戎马倥偬，这幅字同许多东西一道都遗失了，可张伯驹这个名字他却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听傅作义、何香凝、茅盾等人谈起过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陈毅有些不服气，说道：“他这是老毛病了，见了好东西不肯撒手，开头说得好听，借。借借就不还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我让颖超和小曹谈一下，慢慢来。否则，对张先生也不好。康生同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的。”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然耿耿于怀！ 曹轶欧把邓大姐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伯驹这般小气，不识时务，委实是他所没想到的。这几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画、碑帖砚墨，也有几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还未必收呢！张伯驹算个什么人，国民党的遗老。解放初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没拉他去“打靶”，已经便宜他了。如今神气活现起来，以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真正让人切齿。前番让他出山搞现代戏，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干。为几张破画，居然告到了总理那儿去，实在是太过分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帐。 有帐就不怕算，等着吧！ 这些，张伯驹一点儿也不知道。 虽说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参加现代戏的创作一事，但他内心里，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还是极为偏爱的。1942至1943年间，高庆奎、言菊朋、余叔岩接连去世，令张伯驹极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听戏，不去戏园子，怕触动伤心事。高、言、余三位同庚，均生于1890年，又几乎是同死，死时均不过五十岁出头，怎不让人难过。忆起依稀往事，每每怆然泪下。解放后，四宇宁和，万象峥嵘，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几分岁数，从前的爱好又浓了起来。北京的票友、戏迷最多，不相识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戏中找到共同的语言，像张伯驹这样的老戏迷，自然不甘闲呆。他不懂现代戏，但对传统的保留剧目如《让徐州》、《卧龙吊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遥津》等几十个剧目，还是耳熟能详的，高兴时便哼上一段。天桥戏院只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别的事，肯定是场场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剧演员，如长于“方巾丑”的萧长华，演旦角的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文武善能的谭富英，演净角的袭盛戎，演老生的马连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无论如何也要看一场周信芳的《四进士》或是《徐策跑城》。这一年，文化部搞传统剧目的整理等项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地参加了，任顾问。虽忙，却乐此不疲，为传统保留剧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许多点子，被授予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名誉理事。康生见到名单上有张伯驹，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为这等于是在对着干了。 而张伯驹，却以为这是在为革命做贡献，年届六旬，他反倒更觉年轻了。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干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巴。”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块钱，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贴》、《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前两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轻，把东西卖了，慧素将来怎么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还年轻，才四十岁出头，孩子又小。将来，她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顾忌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总可以收到万儿八千块的租息。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只靠那么一点儿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钱，月月花光。将来自己死了，她们怎么办呢？ 再有，女儿已经大了要给她今后的婚事考虑了。没一份像样的嫁妆，在他们这么样的一个家里是很丢人的…… 他要强了一辈子，如今老了老了，却要丢人现眼了呢！ 慧素见他闷闷不乐，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解不开的心事。她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他这种样子了。他这个人心宽，一般的事，从来不会皱眉头。 “吃饭了？”她小声地问。 “唔。”他随意应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绿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阵酥暖。 人一老，便更觉得妻的可贵了。这么多年了，她总能理解他，总能帮助他。可自己，却总给她添事。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似乎做了什么错事。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么？”妻子的声音分外柔和，充满了关心。 “没……没有。能有什么呢？”他勉强地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老傅今天下午来了，说是谭先生故去了，死的时候很孤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噢！”张伯驹若有所思，应了一声。 谭得侃也算是个精明人呢。对古董字画，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么贪心，何至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上次谭得侃从这里走后，不久，他便听说了，谭得侃被划成了漏网的地主。在新社会，地主是很让人憎的。谭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张伯驹也向陈毅问过了，其中的情况比谭得侃讲得还复杂。陈毅告诉他：那是一批官僚买办的资产，中间的内容很肮脏，政府已按规定全部没收了。 也许，这就叫“鸡飞蛋打”吧？ 人世间，有没有“命运”这种东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质相联系。能说谭先生是一时糊涂、走火入魔么？他本来是可以很有发展的，他的收藏之丰富，是罕见的。然而，从一开头，他的心术便不正，为的是钱，是待价而沽…… 这么多年，他也算是阅尽沧桑了。光他认识的人名字写出来，也够挺厚的一本书了。老谋深算的大帅张作霖，英雄一世，盖棺却仍无法定论；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鸿铭，反对白话文，却提倡纳妾。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的筹安会，陈独秀的激进，蔡元培的宽容，胡适的风流，曹锟的滑稽；鲁迅、郭沫若和一班旧派人物的论战，周作人、张资平的鸳鸯蝴蝶派，胡秋原、苏汶的“第三种人”。文坛上，有郭沫若、蒋光赤提出的“革命文学”，马上便有了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学”。哦，让人眼花缭乱呢！《玩偶之家》，《温少奶奶的扇子》，林语堂，严复，易卜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几十年中，社会像个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都变得警觉，也变得麻木了。每一种爱，都像一个裂得很深的伤口，充满了痛楚；而每一种恨，却又像吸剩下的烟头，马上就被丢在了脑后。人人身如不系之舟，进，身不由己；退，身不由己，不但失去了选择，而且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从光怪陆离的上海十里洋场，到老气横秋的北京遗老遗少，都让中国这幅大画儿变得让人无法理喻、也无法琢磨了。兵荒马乱，勾心斗角，腐败，堕落，面上的夸夸其谈，实际的口是心非。人们为意气、也为主义而争着，为面子、也为实惠而打着。三民主义，总理遗训，联合政府，国共合作，有真诚相见，也有同床异梦，有听天由命，也有恬不知耻。三十多年的民国史，就这样走马灯似地一场又一场地演着，终于轰然一声大幕落下，让共产党坐了江山。开始，他以为恐怕也是一阵子的事。到底江山谁坐，还不一定呢。历史上，大凡根基牢一点的朝代，灭亡之后，都是要好好乱上几年的。汉朝完了，有三国，魏、蜀、吴，打了几辈人，归到了晋朝的司马氏坐天下。两晋一百五十六年，亡了，又是一场大乱，南北朝，斗了一百七十年，归到了隋朝。隋朝短命，权归李唐。唐朝二百九十年，气数尽了，出了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昙花一现。大清二百多年，亡了，谁知道会乱多少年呢？可是…… 共产党倒真是替天行道呢！这江山，看样子真会坐下去了呢。当初，真是把共产党看小了！ 北京还是从前的北京，不过名字变了。中央公园改成了中山公园，从前的社稷坛改成了文化宫。可大街上，扬眉吐气的，是从前的那些泥腿子了。这朝代真是变了呢！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国民党没能实现，却让共产党实现了。天下事，就是这么让人不可琢磨…… 他微微一叹，闭上了眼睛。 整整一天，张伯驹没去上班，关在书房里，一个人闷坐。 他只觉欠慧素的太多了。他不忍把这个帐再增加，因为他恐怕来不及偿还。 毫无疑问，他的心中还有很浓厚的旧的意识，认为女人同男人不一样，即便不叫男尊女卑，终是女人更软弱一点儿。况且，他从未把慧素当成妾，而一直把她作为夫人。慧素嫁给他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自古以来，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都是什么都靠男人的。可如今…… 他看了那么多书，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三百五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没点儿本事，又怎能名登“四大公子”？然而，今天，他却没了一点儿主张。 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这个家，还没有真正穷过呢。 慧素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边，也不知已经站了多久。 “告诉我。”她的语气平稳而坚定，不容有别的选择。 他顿了一下，长出了口气，低声说道：“部里开会，动员大家带头买公债。西谛一次就买了八千，以后还准备再多买一些。” 慧素心中一宽。 “那就买嘛，何必愁成这样子，让我担心了一天，昨天夜里也没敢睡。”语气从容而轻松，全无一点儿顾忌。 “可是，我们……哪儿有多少钱？千把块钱，怎么拿得出手？” 慧素淡淡一笑，看着他，似乎也在等着他。 她已经猜到他的想法了。 “实在不行，恐怕……就得卖……卖点儿字画了。”他的语气实在艰难。“咱们……可不能丢这个人，不能的，慧素。让人家在后面指手划脚，我心里……不安稳。” “卖《平复帖》？”慧素故意问。 张伯驹嗫嚅，不知说什么好。 “你打算卖给谁呢？谁有那么多钱？”慧素又问道。 张伯驹立时怔住了。这一点，他竟完全没有想到。 慧素又道：“另外，你打算把这些字画传给谁呢？” “那些，我都已经做嘱，留给你了……” “给我？”慧素一笑道：“我可背不了这么重的包袱，也操不起这份心。就算是天下太平了，不怕人来抢，可万一虫蛀了，霉坏了，我也负不了责。” 张伯驹有些茫然。 藏在老家的那些古画，他们去年已经全部取回来了。有一部分因为保管不当，让虫咬坏了。所幸埋在地下的那些完好如初。一点没变。不过，张伯驹也明白，放在家里，终非长久之计。汉唐以来，人们画了多少画，可以说数也数不清。一个画家，一辈子能画几千张画。一千个画家，就是几百万张。然而，真能传到后世的，又有几张呢？据史书记载，最早的画家可考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曹不兴。相传，孙权命他画屏风，他不小心将一个墨点溅到屏风上，便随手绘成了一只苍蝇。孙权见了，以为是真的，竟用指去弹呢。但在当时，曹不兴的画已属珍品，为人们所珍藏，名气甚大，可是，在南北朝时代，他的画便已经失传。唯有南朝的谢赫，在秘阁中见过一个曹不兴画的龙头，赞曰：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在记载中居第二名的，是西晋时的画家卫协，师法曹不兴，擅画神佛及人物，据传笔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古人曾评道：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他一生作画甚多，但亦已全部失传。排在第三的是东晋画家戴逵，第一次有了卒年的记载，殁于公元396年。他是安徽宿县地方人，擅画人物山水走兽，被誉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名重一时，可是，作品也全部失传了。再接下来，是东晋时的画家顾恺之，比戴逵略晚，时称“才绝、画绝、痴绝”。他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据说三天便为该寺募捐款几十万。存世的《女史箴图》，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被劫去英国，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可惜的是，这张图只是后人的摹本，原画早已失传。他的另一幅《洛神赋》，其实是宋朝人画的，不过伪托了他的名而已。再往后，是南朝画家宗炳（375～443）、陆探微、张僧繇，都是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像那古传“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故事，便说的是张僧繇，然而，这几位画家，传世的真迹也已经一件也没有了。因此，比他们都晚的隋朝画家展子虔，才领受了“传世第一”的荣誉。由此，亦可见保存之艰难。千千万万珍贵的古画，被无情的历史、沧桑的岁月，一点点地吞噬了，因而才使得传下来的东西那般稀少而珍贵。 这件《平复帖》，这件《游春图》，又能传多久呢？ 想起来让人心颤。 两幅东西都传了一千多年了，被无数的人珍玩过，占有过，几千几万只手拿过它。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本身。万一有了什么不测，前人心血尽失，后人又将如何评论！ 它们真真都是有灵性的呢！否则，为什么单单它们能传下来？ 不难想见，便是那权倾天下的帝王将相，在观赏它们的时候，也会肃然起敬，屏住呼吸，在遐思中作冥冥之想，仿佛面对着神圣的祖先一般。再有，那天他去看《伯远帖》，不是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吗？那种神圣，那种庄严，那种忘我的劲头，便是在大雄宝殿里，也难以得到。 那么，谁又能保证它们以后的命运呢？ 他感到周身长久的震颤。 慧素的话听上去很平淡，细一想，却包含了更深刻的东西。 “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 “我？”慧素粲然一笑道：“我有两只手，可以自食其力。如今是新中国了，解放七年，天下安宁，四宇和平，你却担心有一天我会吃不上饭、靠卖画过日子？伯驹，别忘了你自己也曾说过：有些时候，财产其实是一种负担。所以，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才那么笨，念不好书；贫穷人们的孩子，反倒聪明伶俐，干成了大事。再说，就算那些画值几百万，能卖么？当初我们买这些画，难道目的就是为了卖大钱么？谭先生的教训，已经足够了！” “那……你的意思是……”张伯驹看着慧素，似乎在期待。 “你也知道，”慧素不假思索地说：“再珍贵的东西，在私人手里，也很难传到三代人以上。项元汴可谓一代收藏大家，却有了项林这样的败类。他的那些收藏，也早不知都流落到了什么地方。现在，《平复帖》、《游春图》在我们手上，可十年后百年后呢？” 张伯驹不住地点头。 “所以，依我看，干脆，都捐出去，给国家，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你不相信共产党会把它们保存得很好么？” 慧素说得从容、轻松，仿佛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对她的态度，张伯驹深感吃惊。 他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她的美好。 在一般人的眼中，女人爱计较，太实际，顾虑多，私心多。可是慧素却全然不同。蓦地，他有了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而她却是在他面前突兀而起的一座高山！ 他的顾虑、担心显得多可笑噢。 饭桌上，慧素一边给丈夫倒了一小杯北京特产的二锅头酒，一边用体贴的口吻埋怨道：“你呀，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儿似的，一遇上点儿什么事，饭就不好好吃了，一点儿不知道爱惜自己。瞧，肩胛骨都高出来了！” 张伯驹听着，心中甜甜的。 “哎，我怎么那么有福气，会找上了你呢？”他傻傻地一笑，问得没头没脑。 “又说傻话，吃菜呀！”慧素吟吟一笑，也抿了一口酒，脸边红晕晕的。 “人家家里的那些太太，净是把家虎，什么都看得紧紧的。可你，真就那么想得开。瞧吧，这事，老傅知道了，能愣得说不出话来，你信不信？”他的话显得特别多。周身的每个汗毛孔似乎都充满了兴奋。 “我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呢。”慧素的口吻淡淡的，很平静，像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 她这个人，喜欢把高兴埋在心底。 “把我名下的那二十件，都一起捐出去吧。”她又说了一句。 “嘿！”张伯驹把杯中的酒一口吞了，放下杯子，使劲地搓着双手道：“你可真舍得！你说，别人眼里，会怎么看我们呢？” “管他呢！”慧素道：“普天之下，没有一件事会人人说好的。我们做得光明磊落、坦坦然然的，就行了，又不想当官，又不想捞什么好处，问心无愧，由他们说去吧。你瞧着吧，便是老傅，也不理解呢。” 这一晚，张伯驹怎么也睡不好，几次一个人爬起来，到书房里坐上一阵。那二十件东西已经找出来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个包，静静地放在桌子中间。他呆呆地望着它们，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儿女出远门，又像是准备接受一项新的使命。这么多年中，它们带给他的牵挂太多了，感情上，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他觉出来了，这一夜，慧素也没睡好。 这么大的一件事，她又怎么可能不想呢！ 张伯驹夫妇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锁链般的震动。文化部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正式的捐献仪式，为他们夫妇发了“褒扬奖”和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赞誉鹊起。 那三万块钱，张伯驹本意坚辞不受，怕沾上“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画款，只是对他们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勉强把钱收了下来，并全部拿去买了公债。 了却了这桩心事，他们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般轻松，同时，也像肩起了一个神圣的使命，脚步分外地庄严了起来。他们把那张奖状仔细地收好，放到箱子里，依旧像从前那样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种主人翁的参与感更强烈了。此后，又陆续捐了一百多件。 看着报纸，康生的心中阵阵燥热。 如果他早一点儿知道张伯驹夫妇的手中藏着这样的宝贝，他会对他们采用另一种态度的，会更含蓄，更柔和，更从容。 他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恼火，想发脾气。这么糊里糊涂地“败”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张伯驹也太嚣张了！那次，他看张伯驹的藏品，张伯驹只拿出了那么几件破烂充景，真正的好东西却藏起来，秘而不宣。真是太张狂了！ 这么多年，有几个人敢这样对他呢？ 西太后的一句“名言”跳进了他的脑际：你若让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这年头，还轮不到这些资产阶级站起来说话呢。 况且，整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本行了。这方面，他的经验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任你张伯驹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么？ 张伯驹有足够的学识，却缺少最起码的狡诈。他又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身后，已经张开了一张报复的大网。 任何时代，当权者只要想找，便一定能够找到那种特务式的帮手。那种人不但机智、灵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许多时候，你甚至会承认他们并不是坏人，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职责，在表现对事业的忠诚。 罗迈便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广东客家人，大高个，肩很宽，全无广东人的那种瘦小与灵巧劲儿。从延安整风时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深沉，不苟言笑，说话时喉音很重，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阶级与使命的庄严。他办事认真，仔细，韧性十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然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但是，无人会怀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交给党的事业。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一种人，生活简单而无奢求，不吸烟，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以“清贫，洁白而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为荣，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财或当官。可惜的是，他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只习惯于接受和服从，从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与分析。因此，康生选中了他，把他视为心腹。 因为他无需伪装，他表里如一，他能够坚决服从。康生需要他的无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诚。许多时候，这样的人才更有威力，因为他身上无懈可击。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一旦被邪恶所掌握，其破坏力常常是毁灭性的。从延安整风、以后的反右斗争，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这种人充当了最出色的打手。当他们从事着破坏的时候，与那些幕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坚定地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康生找来了罗迈，亲手为罗迈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脸上，是长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罗，最近很忙么？昨天轶欧同志还问起你，怎么不去家里玩？没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进了城，便忘了当年的老战友了。” 罗迈听着这亲切的话语，只觉周身一股暖流在游走。 “康生同志，您那么忙，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这难道就不是工作了么？作为一个革命人，应当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们聊天、吃饭、看戏、看书，其实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车跑起来是工作，难道停下来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么？”康生说得从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个年轻人唠家常，平易而近人。 罗迈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番话记到了心里。 从延安整风的时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的大将风度了。在那次整风运动中，康生同志的一双眼睛多么尖锐，挖出了多么隐蔽的“第五纵队”（即隐藏的特务和异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呢。因为可以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本来，我是有点儿私心的，想把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办事放心。可是再一想，又怕影响了你的发展，所以，就没有调。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哪儿都需要人。我们这些人老了。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挑更重的担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轻轻地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一只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幅丝织中国地图。那地图高一丈，宽一丈五，把整面墙都挡住了。他的样子十分严肃，眯着眼，挺着胸，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叉在腰间，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脑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物，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的。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与蓝天。 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在罗迈整理出来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动情况汇报材料”中，密密麻麻地开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行录。罗迈工作认真而审慎，他开列的名单，分成了三大类：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党言论”，不但有现在的，还有以前的。时间、地点、证明人，清清楚楚。 张伯驹被划在中间那一类里面。 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以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现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语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里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hong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有会议记录为证）”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他们那样讲，也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hong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可谓是深文周纳了。 康生把关于张伯驹的言论部份仔细地看了两遍，微微一笑。 然后，他用红铅笔在张伯驹的名字旁边，大大地写了“极右”两个字。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 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笔批字，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虽然茅盾、夏衍、郑振锋等部里的领导都为他做解释工作，特别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贵的书画捐献给国家。然而，功不抵过。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样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说：他那些东西，刚解放时便应当视为官僚资产，予以没收呢。 张伯驹看了自己的“言论汇编”，也惊得目瞪口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他痛悔，发自内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观上怎样想，客观上，起到了危害党和国家的作用。回头细想一想，委实吓了一跳。 部里的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罗迈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你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还不大清楚！” 张伯驹连连点头。 他开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单最后公布，全部上下开始大批判的时候，张伯驹才把被划成右派的事情告诉慧素。 他怕她伤心！ 慧素听了，什么也没说。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泪，可是，她的样子却异样平静。 “伯驹，你说心里话。你真的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么？” 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爱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废寝忘食、焚膏继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黾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胡须都是每天早晨她为他梳理的。作为夫妻，还有什么能比共患难更为珍贵的呢。 没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会倒下去。 这天吃过了晚饭，傅湘悄悄地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闻喜的煮饼。他刚从儿子那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运城盐化局工作，他去看儿子，在运城住了半年多。回来一听说张伯驹出了事，就马上来了。 “老了老了，又摊上这路事[害！”傅湘的样子极为伤感，叹着气说：“都说大起才有大落，若没有去年那个事，兴许这回就不会。有人说，去年你们那是‘冒进’呢，一下子把那么多东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什么呢，消消停停地呆几天，比什么不好？” 张伯驹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前些天王越来，两个人谈起来，倒还投缘。许多事不必解释，便能理解。而且，王樾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王樾从武汉回来，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他这个人也有点儿像张伯驹，看见不对的事便要讲，倔起来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由于和院领导意见相左，他顶了几次，一气便退休了。就这样，运动中，还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呢。若不是因为他已经退了休，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认识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谈谈心里话，精神上多少算是有点安慰。中间，王樾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可你那些《言论》，分明是有人去年就开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张伯驹暗付。 王樾又道：“这个事，应当让上边知道，给总理写信，剖白自己，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算了！将来，对孩子也有影响。” 张伯驹也曾想过，向上面反映一下。可是，一拿起笔，又觉得无从说起，便又放下了。此刻，听傅湘一说，张伯驹的情绪立时变得很坏，脸绷得铁青，一句话也不想说。 冤屈比打击更难忍受。傅湘走后，他开始暗想：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存心整自己呢？否则，为什么那些“言论”那么清清楚楚，时间、地点、证明人，都有。若不是存心整人，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运动是今年夏天才搞开的，可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去年的呢。 他茫然，惶惑，期待。总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吧？ 岁月显得异样地沉重与压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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