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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芦荡藏身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四天,也就是8月18日,苏军以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进入了齐齐哈尔市。
  “乌拉!乌拉!”
  大街上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呼喊着。强行侵占满洲大地的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男女老少走上街头与苏军一起高呼“万岁”。
  世道一天之内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前不久日本兵和日本人还在大街上到处耀武扬威,可如今他们不知躲到何处已无影无踪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欢歌笑语的人们。
  伪满洲国军也以中国人的身份混在欢呼的人群中。他们开着满载食品的汽车来到大街上,向欢庆胜利的人群分发饼干、糖果,还发了鞋和其它小日用品。
  我跟随人流在齐齐哈尔市大街上转。大街上到处张贴着墨迹未干的标语,什么“民主同盟”、“青年协会”等等。在南大街西边的商店门前,我发现“朝鲜留学生联络所”的招牌。当我进入贴招牌的房间时发现,原来是我同学家,屋里还有几名同我一起被日本军队征兵去的同学,他们正在谈论回国的问题。我在同学家住了好几天,一直等待回国的机会。我们正是20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想有朝一日回到祖国大干一番事业。但是,当时苏军和满洲国军还在与一些未放弃武装的日本小股部队打仗,因而火车也未开通,出门远行还是相当危险的。我在屋里实在无聊就去铁路上散步,我发现有一列苏军货车准备驶往碾子山方向。当时我突然想到了家。而此时火车恰巧爬坡运行,我拼命追赶,终于爬上了火车。
  我们家在碾子山附近的龙德屯。车到碾子山站后,我迫不及待地奔向家。我多么想看一看家里的亲人啊!当我跑到小山坡时,一眼就看见了我们的村庄,村里炊烟缭绕,家家在做晚饭。看来这里还很平静,我的心也轻松了许多。
  我到家的那天是8月21日。家里的二哥回家也仅仅两天。他也是被日军强行征兵去的,日本投降后他才逃了回来。到甘南县避难的弟弟也是一天前才回到家。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全家人能够求得团聚,大伙儿特别高兴。
  几天后,在济沁河住的义兄池浩俊到我家来做客了。他是我大哥生前到济沁河干活时拜的结拜兄弟。他和我们相处亲如兄弟。除了他外,附近的好多亲戚朋友来我们家聚会,家里就像过年那样热闹。
  在义兄准备离开我家时,他邀我去他那里玩几天。父亲也劝我去看一看,不得已我跟着他去了济沁河。到他家的第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第二天早饭刚过,义兄就对我说:“弟弟,我和你说一件事情。在济沁河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他有个侄女从哈尔滨女高毕业正在他家住着。这姑娘心眼好,长像也不错。这次我到你家曾与你父亲谈过此事,我做媒请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你既然来了就见她一面吧!”
  真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当初我虽然对义兄要我同他一起回济沁河和父亲也劝我来的情况有些想法,但我未曾想到这其中会谈这件事。我觉得已经是堂堂的中学毕业生了,婚事还要父亲和义兄包办实在是不能接受。
  我说:“大哥,如果就因为这个婚事把我领来,那我立刻就回去,我已经不是不懂事的顽童了。”
  我说话的语调显然激动,说完我就站了起来。虽然义兄一再挽留我,可我还是固执地穿上鞋走出他家。
  因为当时是生气离开他家,心里很懊悔。既然出来了,又不好意思返回去,心里非常矛盾。不知不觉我已经走到楚河农场前坡了,山脚下是平缓流淌的雅鲁河。从这儿过雅鲁河桥,再走10里路就到家了。我走下山坡发现有一片香瓜地,就顺手摘了几个,正准备吃时,发现从桥那边来了四五十名中国农民举着镰刀向我冲来,他们边走边喊:“抓住那个坏蛋!”
  呼喊声明显是带着愤怒的情绪。开始我还愣站着想,他们要干什么?当时的农村民风特别单纯,过路人如果进入没有主人的香瓜地吃几个香瓜不算什么坏事。因而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是来抓我的。我丢下吃剩的香瓜,拼命向来的路往回跑。不知什么时候把新皮鞋也脱掉了,赤脚跑过榛树林,穿过玉米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芦苇深处躲藏。我潜入水中后从芦苇缝隙中观察外边的动静。追赶来的农民们正在玉米地里搜查,骑马赶来的两个人在马背上东张西望。对此番情景,吓得我连大气都不敢喘。这些农民们一直到了太阳快落山时才悻悻地折回村子。
  天已经漆黑一片了,我小心地走出了芦苇丛,奔向楚河农场。这个农场都是朝鲜人,而且我认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
  当我敲响一户的门时,开门的老人发现我浑身泥水,回头就把门关上了。
  “请给我喝一碗水吧!”
  “噢,是一位朝鲜人。”老人知道我是朝鲜人后才开了门。
  “为何在这么晚的夜里一个人……”
  “是啊!遇到了倒霉的事情了。”
  我把刚才发生的情况给他讲了一遍。
  他说:“今天你拣了一条命。如果被他们抓住了,你还穿着日本的军装,不被打死也得残废。”
  我听了老人讲的事情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我借了老人家的衣服穿,绕了很远的路才回到家。
  这一年风调雨顺,田野到处是黄金般的稻穗,中秋节前就开始收割了,人们都在庆幸好世道来了。
  没有治理的天下不可能太平。当时正是边脱粒边碾米的时候。地里的稻子经常被人偷走。几天后,天一黑就有成群的强盗进入村里打劫,盗贼席卷了整个碾子山一带,一些村庄被他们洗劫一空。
  我们家在玉米地中央挖了一个地道,把衣物和口粮放在里面,到了晚上也在里面睡觉。有些人家到了晚上就进山躲避,白天再返回家里住,这些人家的屋里可用的东西全部被盗贼偷走。
  然而,老这样躲避也不是办法,必须与盗贼抗争。村民决定,在屯子周围堆砌土墙,全屯人团结一致抗击盗贼。于是,全屯男女老少齐动员,打土坯砌围墙。在龙德村周围共有12个朝鲜人屯。我们屯改名为三排屯。龙德村共分为12个屯都砌了土坯围墙,晚上盗贼来犯,村民们就举着火把出击。附近的村民们也举火把来支援。
  村子有了土围墙后,盗贼来的少多了。但没过几天,来了一帮更凶恶的强盗。他们向墙内投掷手榴弹,炸伤了数名村民。那时到处都能搞到日本兵丢下的武器和弹药。12个屯的代表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每屯出钱买12支枪,再选12名青年组成“警备班”。我有幸代表三排屯加入了“警备班”。离我们屯不远的鲁河车站有苏军驻守,每次盗贼来时,我们“警备队员”就求助苏军,苏军立刻帮助我们打跑强盗。
  到转年的1月,八路军王明贵旅到了我们地区,碾子山一带社会秩序也迅速得到了恢复,我们“警备班”随之也解散了。
  秋天被强盗搅得人心慌慌,到了冬天却迎来了太平盛世。没有人收租,也没有谁收税粮,家家都有充足的粮食。屯民们做打糕、酿米酒,生活一下子就好起来。
  那些被弄去当兵和做服务队的年轻人都回到家乡了,整个村屯充满了朝气。趁丰收的好年景都纷纷操办儿女喜事。有一天,有人上门提亲来了。在父母的强迫下,不得已同意见女方。一问才知,她是我在李三店读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她叫郑英顺,那时她坐在我的前桌,我坐在她后排,我们之间小时候的事情相当了解。英顺的父亲是楚河农场的农民。光复后,由于强盗盛行,这个农场的50余户人家大部分回了韩国,只有家境困难的几户人家搬到四排屯定居。英顺家连秋收也没完就迁到四排屯。我住的三排屯和四排屯相距不过两里地,但那时女人是不能随便出门的,虽然近在咫尺,也如同天各一方。由于双方都很了解,婚事很顺利。过了几天后,我们就在2月13日举行了婚礼。
  坎坷的人生,命运总是不顺。结婚的那天,还有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小插曲。
  要说结婚,我连一身新衣服都没有。但总不能穿平时穿的破衣服举行婚礼啊。于是去朋友处借好衣服,到中国朋友家借马匹。由于轿子没有搞到,只好赶一辆牛车去接新娘。当我到了英顺家的村口时,一个携枪的苏联士兵拦住了我,并用手势让我下马。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只好遵命。那个士兵没说二话就把马牵走了。还好,四排屯有一位会俄语的人,他到苏军营房说了不少好话,总算把马给牵回来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我的婚事办得很寒酸的。
  我和英顺结婚后,我们俩人前后参加了革命,在我参加革命不久的1947年4月,她参加了西满朝鲜民主联盟。后到哈尔滨朝鲜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在毕业后被分配到省财政厅工作。我们俩同舟共济,一同走革命的路,后来她也调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我们俩在革命队伍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走完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英顺性格温顺,对人慈祥忠厚。我们共生了二男二女,他们现在都结婚成家立业了。现在,我们全家和睦幸福,我们正在安度晚年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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