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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造战犯是一项难度很大政策性很强而又十分烦琐的工作，它比与持枪的敌人面对面进行斗争更具复杂性。我们管理所的同志对这项工作谁都没有经验，大部分人难以适应，特别是有些工作人员都有一本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血泪史，甚至有的人全家被日军杀害，他们心中充满着复仇的火焰。他们对上级不允许谩骂战犯很不理解。 詹华忠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他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不平，他找管理所长说：“那些杀害我们无数同胞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不仅不低头认罪，还进行反抗，为什么让他们活得自在，还让他们吃得好？我真不理解！” 说完，詹华忠把腰间的手枪拿出来放在所长桌子上准备辞职。之后，有许多看守人员也纷纷要求辞职，返回部队工作。实际上管理所的领导中也有不安心这份工作的。 人们思想情绪已波及到对战犯的改造，个别看守违反管理所的有关规定，谩骂战犯，食堂工作人员有时不洗净米菜就下锅，理发师故意剪坏战犯头发，有些医生声称不能当“东郭先生”，拒绝给日本战犯看病。 我是从一开始就不情愿到战犯管理所任职的。每当想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下我们一家人背井离乡，哥哥和妹妹都死于非命，我在念中学时被日军抓去当劳工等等苦难的往事，不由得对这些日本战犯非常憎恨，我觉得整天和他们打交道尤如过监禁生活般难耐。国内解放战争结束后，我原来打算脱下军装去朝鲜族较多的延边当一名教员或进机关工作，并好好孝敬年迈的父母。为此，我在前往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前，已将在嫩江省财政厅当会计的妻子调到延边和龙县税务局工作，结果事与愿违，整天和囚犯在一起，思想不通了许多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管理所领导在压制战犯们的反抗改造的同时，又为稳定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以孙明斋所长为首的领导逐个找工作人员谈心，进行思想教育，组织学习改造战犯的政治意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孙所长还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用这些政策说服大家。 战争犯罪是历史的社会现象，具体来讲战争犯罪原因不是某个个人的原因，而是具有历史的社会原因。因此，不能把成千上万参与战争犯罪的人全部处以死刑。只有把他们改造成热爱和平的人，把破坏性的因素转变为进步性的因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因而，中国没有处死一个日本战犯，制定了教育改造他们的方针。关于改造战犯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放下武器投降的绝大部分敌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但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才行。不能强迫压制，而是让他们自觉进行改造。” 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具有博大精深的哲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通过学习政策，转变了思想，树立了改造战犯的自信心。 思想情绪稳定后，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用批判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和实施人道主义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在改造战犯工作中找到了突破口。 战犯的军国主义思想与其他一切反动观念一样，不进行批判是不可能自行灭亡的。我们没有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战犯个人，而是批判社会制度。开展批判的形式是讨论或自由交流思想。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了多少灾难？ 为什么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的根源在哪里？ 战争使你们得到了什么？ 战犯虽然参与了多年的战争，但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上述问题。他们通过批判和讨论渐渐地认识到过去的盲目性和战争的反动性。 把杀人当做职业的战犯的心里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有喜怒哀乐的人类属性，这一点就是能够改造他们的基础。我们认识到，对战犯的罪行必须坚决批判；但对战犯个人要给予人道关怀，了解他们的苦衷。有了这种认识，管理所的全体人员自觉地投入到教育改造战犯的行列中。 一天，一名战犯玩球时不慎将玻璃打碎。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后，看守人员急速赶过来了，战犯吓得不知所措。他们想至少会被训斥一顿。但出乎意外，看守没有训斥，反而安慰他。 看守人员问“手没有伤着吧？” 战犯回答：“手是没有伤着，但玻璃碎了。” 看守说：“玻璃碎已经不能复原，只要手没有伤着就好了。” 是很简单的对话。但谈话的一瞬间，战犯冰冷的心里有一股暖流在通过。战犯为打碎玻璃而提心吊胆，而看守怕手伤了赶来安慰，没有指责，态度温和并给予安慰，这对几年的狱中生活的犯人来说，是首次得到公正的待遇。这名战犯在几年后被释放回国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开始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的待遇是个阴谋。但是，随着岁月的检验，我们从管理人员的言行中真正体会到了真挚的人间之爱。” 战犯们骚乱时，食堂的炊事员把饭盆放到监舍门口后用脚踢出声，以示开饭。也就是说不愿与战犯们搭话。可是，思想情绪转变后，他们的态度全变了。他们主动询问犯人，饭菜可口吗？饭量够不够？日本人喜食何种饭菜？并根据征求的意见不断改善伙食。 管理所规定，战犯平时不用的个人物品统一由管理所保管。战犯们的个人物品相当多，校官以上的个人物品一般都能装满五六个箱子。管理所把这么多东西一个不漏地登记在册，经常查看，以防损坏，布一类东西还经常晾晒，手表还保养上油去污。 曾任铁警军少将旅团长的佐古龙信有25米呢子，他认为这些呢子早就要烂了。后来，他家属来探监时，管理所将完好的25米呢子交给他的家属。佐古龙情把25米呢子打开看后，发现没有一点霉烂。 “保管员先生，太谢谢您了。我以为这些呢子全部会烂掉的，没想到还这么好。”佐古龙佑夫妇一再表示谢意。 一天，管理所的温久达医生领着一名战犯去抚顺矿物局医院诊病。车到医院门口时，战犯晕倒了，温医生毫不犹豫地把他背到三楼诊室。当时正是夏季，温医生全身被汗水湿透。战犯看到这一情景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我这样的人能得到治疗就已经是过分的事情，而医生先生还背着我上楼就诊，我不知怎样感谢才好。我也是有良心的人，我不会忘记中国政府的恩情。” 曾任过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因患脑出血半瘫了。他在任总务长官的5年期间颁布了许多法令，血腥镇压了东北4000万同胞。仅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逮捕的人就高达17.7万人。对这样的战犯，中国政府也实行教育改造。担任看护武部六藏的护士焦桂珍，每天都要给瘫痪的武部六藏洗脸、喂饭，还给他洗澡。武部六藏被假释回国时，焦桂珍还一直把他送到天津港。在告别时，武部六藏泪流满面，他说：“我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谢谢焦护士。” 由于全所人员增强了改造战犯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类感人的事情与日俱增。 1951年3月，战犯中流行一种怪病，开始有几名战犯突然视力减退，几天后脚趾渐渐麻痹，走路时鞋脱落了也没有知觉。而重病号下半身全都麻痹。 管理所发现此情后，急速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中央立即用飞机派来了专家和药品。诊断的结果是，多发性神经末梢炎。专家和医生采取应急措施，及时治疗，防止病毒蔓延。 据文献记载，世界上日本人是患多发性神经末梢炎症最多的民族。后来调查结果表明，伪满洲国战犯患这种病的人只占1％，而日本战犯却高达35.9％。管理所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是一样的，但发病率竟如此悬殊。发病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和运动量不够。日本战犯在西伯利亚被监禁的5年期间，吃得极差，且干重体力活，身体相当虚弱。到了中国后，他们不活动，成天顾虑重重。特别是发生骚乱的那些天，许多日本战犯彻夜难眠，因而他们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周恩来总理了解这一情况，立即指示管理所要绝对保证战犯们的健康。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多种措施，首先注重预防，定期进行体检，加强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严格执行更衣、洗衣、洗澡、理发、休息、活动等规定，进一步改善伙食的营养搭配。 对战犯治疗时不惜用贵重药品，一些珍贵药品连中国老百姓都享用不上，却由中央卫生部特别供应。从此，战犯之中再也没有发生传染病。有不少日本战犯根治了诸如梅毒等原有的疾病，完全恢复了健康。在治病过程中，战犯与医生之间逐渐有了共同语言和人之常情。那些病愈回到监舍的日本战犯，向其他战犯赞扬了中国医生们的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叹服真挚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这些事情中，有不少日本战犯受到感化，踏上人生新的征程。 1960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不能忘记的一年，这一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赫鲁晓夫要求中方偿还债务，就连抗美援朝期间无偿提供的武器也纳入债务要求归还。因此，国家财政极度恶化。而在这一年中国又遇大灾，食品相当缺乏，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一些灾情严重的地区，人们不得不扒树皮充饥。我们管理所的职员也受到饥饿的煎熬，有些人由于营养不良，甚至出现浮肿。我们为了解决眼前困难，到郊外开荒种地。我们每天连玉米面饼都吃不饱，但战犯们按规定吃大米饭和肉菜却一顿不少。战犯们感动地说：“管理所干部吃粗饭瓜菜代，而我们犯人吃精米白饭，这种监狱古今只有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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