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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初，为了进行起诉战犯前的正式审讯，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抚顺战犯管理所派遣了工作团。代表团工作人员共计900余人，其中包括从北京来的检察人员700名左右，也包括管理所干部和从全国各地招来的翻译人员。工作团分成日本战犯审问室、伪满洲国战犯审问室、管理教育组3个部门。另外，工作团还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当时我以教育科长身份担任了工作团总支委委员兼教育组组长。 工作团来之前管理所比较平静，经过4年的学习和教育，绝大多数战犯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再也不为军国主义辩护，再也不崇拜天皇了。也没有为坦白自己罪状而苦恼，学习自觉、生活秩序稳定。 可是，几百名工作团成员进驻管理所并着手开展审问工作之后，没过几天日本战犯们情绪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面对即将决定自己命运的审问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还是那些高级军官有头脑，闭口不谈还能定什么罪，而我们很幼稚地全部坦白了。”不少战犯开始后悔。并开始怀疑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是否有效，甚至有的战犯找管理所索要自己的坦白书。并矢口否认不久前坦白过的罪状。 而那些从一开始就拒绝坦白、抗拒改造的个别战犯，企图趁此机会再次发动骚动。 战犯铃木太助警佐在中央工作团进驻管理所那天起宣布绝食。 “我吃够了监狱的饭！”铃木太助边喊边叫，他让管教把自己拉出去枪毙。 中尉鹈野晋太郎挥动拳头，威胁那些率先参加学习小组和坦白的战犯，他叫嚣道：“等着瞧，你们这些大和民族的叛徒！” 在苏联被收容期间曾组织过“黑龙会”的战犯市毛高友龙拉了一帮人，搜集参加学习和坦白积极分子名单，并阴谋对他们行凶。还有个别战犯试图在受审前自杀。 战犯们面对即将进行的审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言行。虽然其表现形式各种各样，但归纳起来有进步、后进和顽固三种类型。其中进步和顽固分子人数较少，而其影响力却较大。后进分子占战犯人数的大多数，他们的思想立场不坚定，经常左右摇摆，随着进步或顽固分子的变化而变化。我们针对战犯们的这一情况，制定了鼓励进步、引导后进、孤立顽固分子的策略。 首先，我们肯定了率先参加学习小组活动和坦白的战犯们的进步，并明确表示将在审判过程中对他们宽大处理。 其次，着重加强占战犯绝大多数的后进分子的教育，他们都怕中国政府在审判过程中改变许诺过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因而，我们管教干部分头找他们谈话，再三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和审判制度，使他们消除思想顾虑。 我们向战犯们解释的政策和立场是：为了最终审判必须彻底调查清楚每个战犯个人犯下的罪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进行判决。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最终判决，如果单纯为了判决，那么不经过坦白过程也可以查清战犯们的罪行，因为这些战犯全部是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罪行的，其罪行铁证如山。那为什么又要求战犯们自觉坦白自己罪行呢？那就是为了让他们认罪，通过认罪过程认识犯罪的思想、社会、历史上的根源。如果不坦白罪行，就不可能改过自新。中国政府推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就是基于上述目的的。另外，中国的法庭不只依靠罪犯的自白或傍证就可定罪，主要是根据犯罪事实，以法律为准绳。 管教人员向战犯们讲解中国政府政策和立场的同时，耐心解答战犯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详细说明了中国法律制度和审判制度。 工作比较难做的是那些军衔较高、罪行大的顽固分子，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典型人物。但是，他们并不都是顽固不化的，实际上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其中有许多人叹服中国政府给予他们的人道主义待遇和教育改造的机会，并有心坦白自己的罪行。但他们心有余悸，每次回想起在侵略战争中指挥部队烧杀掠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就畏惧中国政府不会轻饶，坦白不坦白都会被判处死罪，与其这样不如不说。这些人中多数人也不想闹事，只有极少数分子只要有机可乘就表演一下。因此，我们将顽固分子也分为两类，即顽固分子和极端顽固分子。对于大多数顽固分子，积极开展感化教育，对于极端顽固分子开展批判，并从思想上孤立他们，使他们无寻机闹事的市场。我们把市毛高友龙作为极端顽固分子的典型代表，并及时揭露他私下搜集战犯中积极分子名单的阴谋，战犯们得知此事都异常愤怒，纷纷起来揭发他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战犯们谁也不愿意与市毛高友龙接近，无论吃饭、活动，他都被孤立了。 过了不久，我们为了改造市毛高友龙，找他个别谈了话，并教育其他战犯们不要欺侮他，要帮助他改造。 战犯们的思想波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每次经过思想波动后，战犯们的思想转化更快了。特别是顽固分子已开始动摇，其中4年来一直闭口不说的极端顽固分子主动找管教员谈心，坦白自己的罪行。这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做出的大胆行动，他们是特殊的一群。长时间受军国主义教育，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但是一旦有所觉悟，便不会反复也不会听信别人的鼓动，他们的主观意识比较强。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学习和坦白方面的积极分子，在许多方面起到了管教人员不能起到的作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稳定了战犯的思想情绪，绝大多数战犯能够自觉学习，积极配合改造。恰在这时，中央指示我们对尉官以下战犯一律免予审讯，结合学习反省自己的罪行。当我们向战犯宣布中央指示精神后，尉官以下战犯们显得非常高兴。他们未曾想到中国政府对他们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连审讯都免了，只是进行思想改造，心里深感中国政府的不念旧恶之恩。而那些顽固分子也受到巨大的触动，他们叹服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并开始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战犯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主动找书和资料的战犯多了，在监舍闲聊的人少了。甚至有不少战犯提出个人学习和集体学习相结合的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由战犯们民主选举产生。结果，被选举的学习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其他负责人都是那些在学习和坦白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战犯。学习委员会下设学习部、文化部、创作部、生活部、体育部等，一切活动都经过民主讨论后进行。 学习部下设学习小组组长，每次学习都由小组长讨论决定学习计划和内容，并组织安排学习活动。 文化部组织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书法、电影欣赏等活动。 创作部指导战犯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写歌词、诗、小说和回忆录等。 体育部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比赛。 生活部管理监舍日常生活和伙食、生活日用品等。 由于各类活动都是由战犯们自己民主讨论后开展的，大家都很积极。通过各类活动，战犯们的思想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曾任伪满洲国抚顺监狱监狱长的大村忍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过去，这所监狱臭气熏天，每天行刑的鞭打声和犯人号陶痛哭声震荡在狱中，而今天则充满了歌声和笑声。谁也不会相信这里是一所监狱。这里的确不是监狱，而是一所培养人生的新生活的学校。” 全部日本战犯都和大村忍一样，把抚顺战犯管理所看作是学校。他们的思想是怎样转化的呢？由15名归国日本战犯执笔写的回忆录《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一书，比较客观地表述了日本战犯们思想转变的过程。 书中写道：“我们这些自暴自弃甚至负隅顽抗的人，在中国管教人员耐心的教育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化下，不得不叹服。”“就像过路人脱斗篷的故事那样，寒风刮得越猛，过路人不仅不脱斗篷，相反穿得越紧，但当和煦的阳光照暖了过路人时，过路人的斗篷便主动脱掉了。”“突然间世道变了，长期穿在身上的‘法西斯斗篷’已经过时了。我们吃穿有充分的保障，还有许多空余时间，许多人有了利用空暇学习的想法。” “管教们了解到我们的想法后，向每个监房分发了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出版的《民主新闻》、《前进》等杂志。几天后，又给我们发了大林多喜二写的《蟹工船》和德永直著的《没有阳光的街道》等小说。” “我们还可以借阅改造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全集》、野吕荣太郎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甚至能阅读印有‘满铁调查部’官印的文献书籍。” “我们借来书后抓紧时间抄写，由于大家都在抄书，不得不限定借阅时间，规定每个监房借阅一本书不得超过10天。因此，借来书后，大家分段抄写，以便在规定的时间内抄写完。我们抄写了如《贫苦的故事》、《经济学原理》等书。” “后来我们觉得有必要限定学习时间和组织集体学习。因而，我们自己选举了学习小组组长，并开始集体学习活动。” “我们的学历、经历和军衔虽然不同，但求知的欲望是相同的。大伙凑在一块学习，对每个人都有益处。通过一阶段学习，我们的思想逐渐开始变化。” “在毛泽东著作当中，我们最感兴趣而且体会最深刻的文章是《论持久战》一文。” “日中战争爆发10个月后，毛泽东写了论这场战争的性质和结局的《论持久战》一文。并在文中提出了‘弱而大的中国战胜强而小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必须是持久战’命题，并阐述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侵略别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必将受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对和世界舆论的反对，最终会以失败告终。这些道理，我们以前是不知道的。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过去，我们不分是非，受社会环境的支配，盲目听从上级的命令。我们佩服中国领导人在战争初期就明确阐明这场战争的结局并从理论上分析这场战争的意义。” “中国为了取得长期斗争的最后胜利，在军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政治原则。军队内规定了三大政治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依据此原则，必须尊重士兵。第二是军民一致，必须尊重百姓。第三是优待俘虏，根据这一原则优待放下武器的敌战俘。” “当我们了解到八路军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后，非常钦佩。特别是当念到‘必须尊重放下武器的敌战俘’一段时，没有一个人不感动。中国人为什么对我们这样亲切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解不开的谜。通过学习，我们解开了这个谜，管教们对我们亲切，就是实行优待俘虏的政治原则。” “八路军虽然不佩戴军衔，但他们受到人民大众的信任。用民主主义武装的军队，除了八路军是没有的。那么日本军队是怎么样呢？” “过去，我们的大队长不把士兵当作人。向上级汇报战斗结果时，从来不报告士兵的阵亡数，只报告敌军的伤亡数。我们的大队长只想自己立功晋升，根本不考虑士兵们的死活。” “在日本军队根本谈不上尊重战俘。随意枪杀中国战俘的我们这些人，应该受到惩罚，是死有余辜的。” “我们开始反省过去，重新认识军国主义和大和精神。” “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战争是惨无人道的战争。每每想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我们从内心深处忏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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