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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级战犯认准自己死路一条,对抗改造


  在学习委员会组织创作活动、体育比赛等诸多文化娱乐活动时,第5、第6监舍里的战犯们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这两座监舍里收容着校级和将级日本战犯。此时,对他们审讯正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
  虽然,这些将校级日本战犯也和尉级以下战犯一样参加了学习改造和反省罪行的活动,但是他们的态度与尉级以下战犯相比有鲜明的不同。那些尉级以下战犯在坦白自己罪行时讲的具体确凿,而将校级战犯坦白的笼统抽象,把责任推向上级。甚至有些战犯还企图把自己的罪行说成合法。其中比较典型的人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他在第一天进行的审讯中,把自己描绘成“仁人志士”。自称“我是主张日本国和满洲国一心一德的人。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满洲国的利益,所以没有可坦白的。”
  武部六藏说完这句话后,拒绝审讯。我们没有强求他坦白,而是指出他犯下的几则罪状,并劝他深思之后再反省。
  武部六藏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达到顶峰的太平洋战争期间出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总务长官表面上是辅佐总理大臣,可实际上是伪满洲国政府最高当权者。他主持由各部次长参加的“火曜会”(星期二会),而各部所有次长都由日本人担任。伪满洲国所有的政策、法令和措施都是由“火曜会”炮制,而后再以溥仪皇帝的名义发布并实施。因此,“火曜会”成为伪满洲国的幕后指挥机构,是掌握实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武部六藏就是利用这个“火曜会”掌握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他为了维持法西斯统治,先后炮制了《治安维持法》、《时局特别刑事法》等强制性法令,并无情地镇压和残杀东北人民。东北的4000万百姓没有人权可言,他们每天都遭受蹂躏。武部六藏还制定所谓《5年开垦计划》,强行掠夺农民们的土地,而后从日本调入数十万名“开垦团”霸占中国的沃土。失去土地的许多农民过着流浪生活,最后还被抓去在铁矿、煤矿当劳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之后,武部六藏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日斗争,几次实施了“治安肃正”,杀害大量无辜的百姓,毁灭了无数座村落,并出于军事目的设立所谓“集团村屯”。据《康德10年满洲国。现况》记载,自1943年春季至秋季,仅在热河省就有18万户农民强行被迁移,荒废了大片良田。武部六藏还制定《战时农产物增产对策》,榨取东北农民的血汗。他在各地设立“检问所”,到了秋季到农村挨家挨户搜查,掠夺农民的粮食,有的地方就连种子粮也被抢走了。他还规定禁止个人买卖农产物,违者被处以“经济犯罪分子”。仅1943年因违反“经济法”而被捕的农民就达6.7万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期间,东北地区有许多百姓饿死、冻死或被苦役折磨死。
  武部六藏不是不晓得自己犯下的罪行,而是他认为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反正只有一死。
  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在第一天的审问中,不是回答提问,而是狡辩道:“战争必然要造成交战双方的伤亡,我们的杀伤定为罪状,那么你们对我们的杀伤也应该定为罪行。”
  佐佐真之助费尽脑汁想表现“大和精神”,但他做贼心虚,不由自主地在发抖。佐佐真之助不仅在中国犯下了许多罪行,而且极其残忍。他在中国湖北一带多次指挥侵略战争,摧毁了许许多多城市和村庄,并用各种恶毒的手段杀害了无辜的平民。1945年3月,佐佐真之助在襄阳城王家营村命令部下只要看到农民就抓起来,结果有18人无缘无故地被抓来了。。佐佐真之助下令把18名农民的手掌用铁丝穿起来,然后让他们排成一排,叫那些新兵当活靶子练习刺杀。那些新兵由于胆小,乱刺一阵,而可怜的农民为了活命还在挣扎,过了一个小时18名农民全身是血。佐佐真之助每侵占一个地方,就想着法子更换一次杀人手法。占领襄樊市后,他命令部下将30名中国普通百姓用铁丝捆绑后,扔进江里活活淹死。他还允许“自由强奸”,被害的中国妇女不计其数。豺狼般凶狠的日军官兵不管是少女还是孕妇,抓住一个就强奸一个,而后还用刺刀捅死她们。
  日本战犯中的高级战犯都是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掠夺、放火、杀人罪行的恶魔,是一群疯狂的战争狂。他们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不然被他们迫害过的数亿中国老百姓不能解除心中的积怨。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为了未来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多次指示不要停留在把日本战犯定罪上,而是要改造他们,叫他们自己主动放弃军国主义思想。而难题就在这儿,我们是按照中央指示逐步改造和教化日本战犯,但日本高级战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过和自新的意思。他们是经过长期的系统教育和训练才形成军国主义者的,他们顽固不化。鉴于此,我们制定了诱导多数,孤立少数,从内部攻克“堡垒”的方针。
  首先,我们叫最顽固最凶恶的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长长岛勤少将在他的部下面前做坦白。
  坦白大会交由学习委员会主持。管教和检查官以旁听者的身份出席。
  学习委员会委员长宣布大会开始后,长岛勤上台扫视了一下台下,他发现台下坐着的都是他过去的部属。
  他说:“诸位都知道,我是对公务忠诚的大公无私的人。过去我常常告知诸位,不许伤害无辜的平民,不许掠夺财产。所以,我确信我的部下不会干非人道的事,……。”
  “你是在坦白,还是在训话?”
  “不要训活,要坦白罪行!”
  会场上响起了愤怒的斥责声。长岛勤被这意想不到的斥责不知所措。这回他的部下们质问他。
  “你是怎么指挥扫荡作战的?”
  “莱芜县大屠杀是怎么造成的?”
  长岛勤早在1938年开始任苏州地区特工头子,并因“功勋卓著”提升较快。1942年,他被晋升为少将旅团长之后,指挥日军在山东省泰安、莱芜、蒙阴、新泰、肥城、平阴、东阿、东平、济南等许多地方进行疯狂的扫荡作战,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放火烧毁的村庄不计其数,造成了许多“无人区”。1942年阴历8月2日,长岛勤指挥日军包围莱芜县刘白杨村,一把火使整个村庄化为灰烬,而后又抓来躲在山上的32名农民,并用枪刺刺死他们。农民刘奎力被抓去后,长岛勤手下的士兵挖去刘奎力的两只眼珠,而后又残忍地用军刀挑开刘奎力的肚肠。他们连一点点人性都没有。日军扫荡过的吉山乡、南梨沟村、羊庄村、岭东村、南文字村、常庄村等村落全部成为废墟。长岛勤命令部下杀人、放火、掠夺。在这些地区除了被日军杀死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人是活活被饿死的。1945年1月,长岛勤扫荡东阿县时其野蛮的罪行达到了顶峰。日军到了该县马家海村后,长岛勤为了培养新兵的胆量,把抓来的抗日联军战士捆绑在一块,让新兵把活人当靶子练习。
  觉醒的日本战犯纷纷揭发日军第54旅团的罪行。但是,长岛勤还是不肯低头认罪。
  他说:“真的发生过那么残忍的事吗?无法相信,我的部下不可能干出那么恶毒的事……”
  “别狡辩了,快坦白!”
  “不要诡辩,要讲罪状!”
  会场再次群情激昂,许多长岛勤的部下愤怒地呼喊。长岛勤依然若无所事地辩解。
  他称:“如果发生那么惨无人道的事情,那大队长们为什么没有向我报告?”
  “是你下令干的,报告有什么用?”
  一个大尉军衔的战犯站起来反问他,并讲述了扫荡作战的前后经过。
  长岛勤无法抵赖铁的罪证后,企图把罪责转嫁给部下。他说:“如果发生了夺取百姓生命和财产的事情,那就是一群流氓所为。我的错误是太相信部下。”
  “你才是真正的恶棍。在表彰战功时你把所有的事揽到自己的功劳簿上,而今天责问罪行你却把责任推给部下,难道你不是战争魔王是什么?”
  长岛勤试图把罪责推卸给部下,引起了部下们的愤慨。他们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揭发长岛勤的罪行。
  坦白大会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但长岛勤没有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过,他显然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傲慢的气焰,脸色苍白,他没有想到昔日的部下们会“变心”,他感到危难当头,陷入了沉重的苦恼。
  这次大会之后,我们按照日本战犯原来的师、旅团编制,分别召开了坦白大会,让那些将校级战犯们在他们昔日部下们的面前坦白自己的罪行。在管理所的操场、礼堂、俱乐部同时召开坦白大会,尽管将校级战犯们很顽固,谁也不肯低头认罪,但将校级战犯们无法辩解昔日部下们揭发的罪行。
  几天之后,我们找几个态度较诚实的将校级战犯举行示范性的坦白会。
  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与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一道制定了许许多多罪恶的政策和法令。仅在1941年就炮制出《产业统制法》、《矿产统制法》、《产业组合法》、《金属回收法》等法令,进行毁灭性的经济掠夺,并将数千万东北人民推向饥饿线上。这一年,古海忠之为了缓解军费紧张的问题,制定了《鸦片增产计划》,还亲自走上海、南京等地销售鸦片。1942年,又实施《国民勤劳奉事法》,强行要求东北人民干苦役。1943年,为了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颁布《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随意逮捕因失业而流浪的中国青年。被抓去的人送到东北各地“矫正辅导院”。所谓“矫正辅导院”是集中营,被抓去的人每天只吃6两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玉米饼,在矿山地下坑道每天还要干12小时以上的重劳动。谁要患病不干活,每天只发给4两玉米饼。矿山每天都有许多中国劳工死去,他们被人用破席卷上扔进“万人坑”。
  古海忠之给4000万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过,他在高级战犯之中态度比较诚实,也承认自己的部分罪行。他在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他的思想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于是,我们把他选为示范对象,单独对他解释中国政策,而后让他在全体战犯参加的大会上坦白自己的罪行。
  会场犹如一泓清泉宁静。古海忠之毫不犹豫滔滔不绝地坦白自己的罪行。他详细列举了自己罪行后,跪在台上泪流满面地说:“我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为了教育日本后代,为了使人们再也不进行残酷的战争,我恳求中国政府判处我死刑,我千死万死也洗不净自己的罪责!”
  古海忠之跪着不肯起身,看守人员不得不上台把他扶到原来的座位。管理所负责人简单做了总结。首先,管理所负责人严肃地指出古海忠之犯下的罪行,而后又表扬了他诚实坦白罪行的态度。他说:“虽然过去是敌人,但他放下武器后不反抗和真心悔过,我们是给一条生路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今天古海忠之迈出了思想转变的重要的一步,我们希望全体战犯都要像古海忠之那样坦白自己的罪过,争取获得宽大处理。”
  古海忠之的坦白成为突破口,对全体高级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带来了较大的冲击。4年来那些监禁在第5、6监舍的高级战犯们一直闭口不谈过去,但从现在起开口谈自己的罪行。
  前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在坦白的前夜一宿没有合眼。他想,眼前的趋势不坦白是不行的,但坦白前途也渺茫。
  铃木启久是把部下训练成野兽般恶棍的臭名昭著的指挥官。1942年4月,铃木启久担任步兵旅旅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期间,发动了“丰润大讨伐”。他指挥下的第一支队侵入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乡后,不分老少见人就杀,见屋就放火,其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例如把刚刚学步的幼童用枪刺挑入火堆烧死,用刀划开孕妇肚子挑出胎儿,把青壮年活埋等等。用这种手段杀死了220名中国农民。1942年10月8日,指挥步兵和骑兵进攻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一天之内杀害了中国平民1280余人。其中包括活埋幼儿19名、强奸后杀死的妇女100余名。甚至还将数十名农民捆绑在一起后,试验了用多种手段杀人的方法。
  1942年9月至12月,铃木启久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把居住在长城一带的中国百姓全部赶走,使这些地区成了无人区。当时有230余人因反抗被打死,170余人因饥饿而饿死,230余名青壮年被拉去为日本军队挖工事,最后被枪杀。
  1944年10月17日,铃木启久指挥所属扫荡河北省长垣县小渠村,火烧村落,杀害660名平民。
  铃木启久是罪大恶极的战犯。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再宽大也不会容忍自己,因而他苦恼得连饭也吃不下。一天,炊事员以为他病了,就给他特意做了病号饭,并把煎鱼、炒鸡蛋送到他的牢房。铃木启久从床上起身看着丰盛的饭菜后长叹了一口气。
  “啊!战败的将军落得个只吃鱼的地位。”
  铃木启久没有吃饭,而是泪流满面。他以为这是临刑前的最后一顿饭菜。
  我路过铃木启久监舍时偶然发现了这个情景。我对他说:“我们理解和同情你的苦衷。认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没有痛苦就不可能认真悔过。只要相信我们的政策就能摆脱痛苦,并能改造成为新人。中国共产党不杀害放下武器认罪悔过的敌人。我们只希望你们改造成为不挑起战争和热爱和平的新人。要认罪悔过就必须吃饭和身体健康才行。”
  我反复强调中国政府的政策后,铃木启久开始吃饭了。
  高级战犯们的坦白持续了一年时间,调查确认日本战犯罪行的工作一直进行,为此有数百人前往全国各地现场取证,查阅了数十万份文件,找到了数万人做了印证。
  最后确定的资料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8年期间,共杀伤了中国军民3000多万人,其中有94.9万人是被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们所杀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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