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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最后释放的293名国民党战犯中，有10人要求去台湾。他们是前国民党军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军调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江西东部青年服务队少将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第204师上校团长张海商、第105师上校团长杨南屯阝、第68军政治处上校处长张铁石、第281师上校团长赵一雪。他们之中除蔡省三之外，其他人的家眷都在台湾。 释放他们前，毛泽东主席曾做了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对全体被特赦释放的战犯给予公民权利，能工作的给找适当的工作， 有病的要像我们的干部那样免费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要抚养。要求回台 湾的人，要给他们足够的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后要返回大陆，我们 要欢迎。 被释放的战犯，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和零花钱100元，在北京举行欢送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并宴请了他们，还组织他们观光了北京城。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北京、抚顺、山东、西安、内蒙古5个战犯管理所分别召开特赦大会，宣布释放名单，宣读毛泽东的指示。 这个消息当时成为海内外舆论的中心话题。特别是对台湾震动较大。特赦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即3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以《关于毛泽东和共产党释放战犯的动机和阴谋》为题，发表了社论。其内容有： “这里至少有三个动机。第一是表现他们的‘宽大’政策；第二是表 明其内部安定；第三是暗示未来对台湾的武力冒犯。被毛泽东共产党监禁 的各界反共人士，虽然被毛泽东共产党戏弄，当作统一战线工具，但我们 给予他们无尽的关怀和同惰。” 3月22日，国民党机关报《香港时报》在一篇题为“向黄维等将军表示敬意”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台湾当局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此次发布特赦令，实际上是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其意图是让 我们政府难堪。但他们不知我们政府早有对策措施。毛泽东下达特赦令不 过24小时，中央通讯社发表公开声明，欢迎被释放的军政人员回归台湾， 香港政府也允许他们入境。其结果，毛泽东的宣传起到了反作用。” 台湾当局把特赦令看作是中共的宣传策略，认为10名战犯回台湾的要求是欺诈行为，所以，他们喧嚣什么“热烈欢迎”、“亲切关怀和同情”等等。可是，出乎意外，10名战犯按预定日程抵达香港。申请去台湾时，台湾当局开始丑态百出，他们立即变了态度，诬蔑10名战犯是“间谍”、“特务”，“是中共的统战工具”等，并为他们入境设置了许多障碍。 巧合的是，10名战犯抵达香港的那天正好是蒋介石的葬礼日，即4月14日。这个成为台湾当局的口实。台湾当局的发言人在与美联社记者谈话时称，“中共选择国葬这一天让10名前国民党将领回台湾，对此政府非常讨厌。”台湾驻香港代表与《星岛杂志》记者谈话时说，“我们并不重视这10名战犯，他们必须以偷入境香港的难民身份办理申请入境手续。” 10名战犯要求回台一事，在香港和台湾掀起了风波。对10名战犯各界人士众说纷纭。4月18日，严家淦出任总统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表态。 他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所有大陆救灾民会要求救灾的人。但为了国家的安全，在接收他们时要慎重考虑，制定出预防措施。” 4月23日，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了比严家注和当局更加露骨的对策。 “期间，共匪开展释放战犯等统战攻势的同时，于4月14日出于统战 目的将蔡省三等10名战犯派到香港。几天来，他们这些人在香港散布了极 为荒唐和阿谀奉承匪徒的言论。这表明，他们是共匪统一战线的工具，遭 到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他们如果真的信念自由，应该公开表明反对共 产党和毛泽东，回归台湾的立场，并依法办理入境手续。” 4月末，10名战犯在台湾当局驻香港大陆救灾民会负责人谢伯昌的私人关系沟通下办理了申请入台湾的登记手续。本来说是几天之内办理签证，可是到了6月初仍没有办下来签证。原来，入境申请书应该呈送到台湾警备司令部审批的，但他们的申请书却送到行政院长蒋经国直接掌握的国家安全局。5月3日，英文版《弘报》证实了这个消息，“台湾当局拟派特别小组审查10名前国民党将领。”6月4日，《政报》报道，“这个特别小组由台湾调查局5名高级干部组成，他们已到达香港，并已对4名以上被释放者进行了调查。” 台湾当局根本不打算让10名战犯入境。4月25日，《远东经济论评》单刀直入地论述本原因。 “台湾当局将这个问题拖下去，对国民党产生不利的宣传效果。因为， 他们一直把战犯们称作‘不是敌人是同志’。可是一旦10名战犯回归台湾， 那么26年前撤退到台湾的400万国民党中，有许多人会想起在大陆的家人， 这一点台湾方面是很清楚的。” 因为这种原因，10名战犯未能实现去台湾的宿愿。 1992年3月，我应蔡省三先生的邀请访问香港。蔡省三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遭到的各种非难，他给我拿出来当时各种新闻杂志报道的有关他们的情况剪贴。从中我了解了一直想知道的10名战犯的归宿。 10名战犯到达香港后，在中国旅行社安排下住进帝国饭店和兰宫饭店。这两家饭店仅隔一条地下通道，距离很近。 他们一行还未住进房间，记者就围上来了，电话昼夜不停地响。晚上来的电话，几乎都是威胁恐吓的内容。“你们到香港后注意嘴巴”、“宣传共产党要你们的命”、“要想办签证手续，立即离开那个饭店”等。三五成群半夜三更来敲门进行威胁。他0海天过得心惊胆颤。 5月11日，王秉钺不声不响地走出帝国饭店。5月14日，张铁石也走出兰宫饭店。报纸报道，他们“失踪了”。 6月3日，蔡省三、陈士章、周养浩、段克文为办理香港逗留延期手续去了国际饭店。他们已办了5次延期手续。头一天未办成，办事人员让他们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下午。他们之中岁数较小的蔡省三来到国际饭店。他看见“失踪”几天的张铁石与大陆灾民救济会的一名官员步入国际饭店。他看见蔡省三后，转过头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这天，住在兰宫饭店的人去取延期手续时也见到张铁石，他还是有意躲避他们。 下午4时，蔡省三取回延期手续后返回了帝国饭店。过一会，电话铃响了。 “先生们之中有叫王浩然的人吗？”总警察署政治部袁先生打来的电话，蔡省三到达香港后与他见过一面。 “没有这么个人。” “好像是假名，这个人在富都饭店自杀了。” 蔡省三接完电话，立即通知了中国旅行社。不一会，来了几位记者提了几个问题后去了富都饭店。第二天，报纸报道“张铁石在富都饭店自尽”。 昨天还为办延期手续奔忙的张铁石怎么能自杀呢？他们对新闻不敢相信。 张铁石享年61岁。他生于辽宁省铁岭县，是中央军事学校特别讲习班第1期毕业生，是“复兴社”忠实的一员，长期在军界搞政治工作。他后来升为国民党第68军上校处长。1949年，掩护国民党首脑机关撤离作战中在厦门战役中被俘。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期间，张铁石从不苦恼，总是快活的样子。他性格活泼，爱逗笑话，喜欢轻喜剧，上舞台演出时总是演卓别林。到了香港后，他每次申请台湾入境签证时都说：“我有90高龄的老母和妻子、儿女、孙子，四代人在台湾，请给予照顾吧！” 这样迫切希望与家人团聚的张铁石，怎么能把家撇在飓尺而自尽呢？ 6月6日上午，他们接到警察署通知后，前往香港公共尸体室验尸。中国旅行社经理黎汝湛走在前边，后面是段克文、赵一雪、蔡省三等人。尸体是出事当天移到这里的。 进入阴沉的尸体室，在一个长形台上尸体用白布盖着。白布被人揭开了，人们惊讶地退了几步。这怎么可能呢？死者确实是张铁石。他的白衬衣特别脏，面色已黑，双目紧闭着，耳朵旁有一寸长的紫红的青肿。是上吊自尽的痕迹。奇怪的是，上吊自尽的人通常舌头伸出来，可他嘴口紧闭。他们觉得有疑点，但警察认为是“自杀”。 因为他死的太可惜了，同事们都号啕大哭。 如何处理丧事，中国旅行社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香港的中国旅行社受中国旅行社总部委托，负责10名回归者的生活和一切归还事项。因此，对张铁石先生的尸体、遗物、遗书等后事全权负责。香港中国旅行社于昨天电告在台湾的张铁石先生家人，通知他们参加葬礼。” 中国旅行社将张铁石的尸体移到香港葬礼社后宣布，葬礼于6月10日举行。 张铁石去逝后，人们才知他是用王浩然的假名住进了富都饭店。富都饭店是由台湾立法委员徐亨经营，是专门接待台湾客人的饭店。这说明，张铁石投住富都饭店，已与台湾方面有过相当深的接触。 6月5日，《明报》第一版登载“张铁石自尽”为题发表了有关事件。其内容是： “昨天下午，张铁石在美登岛富都饭店804号房间上吊自杀。事件发生后，香港的左派人士或右派人士都为之惊讶。他在遗书中写道，‘对回归台湾绝望了’。记者就此事件寻问警方。警察署发言人回答，认定是‘自杀’。死者是于5月14日用王浩然的假名投宿饭店。昨天下午，是饭店女清洁工在房间浴室发现尸体的。昨天下午，记者前往饭店采访时，不知是否出于保守自杀事件的秘密，饭店职工矢口否认发生类似事件。” 同一天，《明报》报道了采访台湾大陆灾民救济会总干事谢伯昌的内容。其内容是： “据谢伯昌推测，张铁石因台湾方面长期不允许入境而忧郁不安，最后自尽。记者问除了这个原因外，有没有其他原因时，谢伯昌说不知道。他又指出了这样的事。前天下午5时，张铁石来到九龙本会的谢伯昌办公室，他说这天上午与九龙本会一个人一起去移民入境事务处，办理了滞留香港延期手续。入境事务处接收申请书后，将中共发的‘往返通行证’没收了。通行证被没收后，张铁石感到担心。张铁石在自杀前，几乎每两天都要来见一次谢伯昌，寻问台湾入境问题。他每次都是表情焦虑。他说了多次，急切地想见父母妻儿。谢伯昌说，张铁石到了香港后，其子随时都给他寄钱，所以，不像是因经济困难而自杀。” 《远东情报社》于6月10日报道独家新闻，其内容是： “据本社独家采访，张铁石自杀有隐情。张铁石自杀前，台湾特使到香港处理了对特赦犯入台湾境的事情。但，那个特使为了独吞财物，制造事件，目前这名特使生死情况不详。这样处理公事和私事，这是多么荒唐啊！那位特使姓钱，湖北人，年龄大约45岁左右。他毕业于中央军事学校，在台湾他的公开身份是某土产公司经理。张铁石去逝前，钱氏已奉命到香港，住进美丽和饭店。谁也不知他与张铁石谈了什么。但，他对张铁石说，如果交一定数额的美元，可以去台湾。钱曾用同样手段担保南越华侨去台湾。所以，不长时间，钱氏口袋里美元装得鼓鼓的。6月3日晚，有人见两名大汉将钱氏挟着上了停在西环海边的游船。这艘船于凌晨驶向台湾。那两名大汉是台湾国际刑警。从此，钱氏消影行踪。第二天，张铁石自尽了。” 报纸对张铁石自杀事件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没有一家拿出确凿的证据。因此，他的死迄今仍是谜。 中国旅行社宣布葬礼之日，并多次电告张铁石家人，但没有答复。可是，6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突然打破沉默，登载长篇报道。其内容是： “现任国泰航空经理，即张铁石之子张润佩今天下午在台北国际机场对本报记者说，他希望香港当局出于人道主义将其父尸体还给他，让他们做儿女的为父亲办葬礼，并不使其父尸体成为毛泽东共产党的宣传物。他把找回父亲尸体的事交给他的律师。对于父亲的死因，他断然否定是因为长期得不到签证而自杀的说法。他说，他与父亲经常通电话，在6月2日最后一次通话中，他还告知父亲，签证不久就要下来了。据他了解，其父之所以到富都饭店住是为了摆脱毛泽东共产党的控制。4月18日，他因公务到香港时，通过关系见了父亲，并父子俩谈了一个多小时。父亲知道家人在台湾富足，家人都盼望早日相逢。父亲曾问他签证何时能批下来，他说，这件事台湾上头正在研究，估计需要时间。他交给父亲生活费很多，并嘱咐在香港国泰公司的亲朋好友多多关照父亲。” 6月13日，张润佩抵达香港。他立刻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指责中共，为要回其父尸体向当地高等法院起诉。 对此，中国旅行社发表声明：“张铁石先生之子张润佩先生即已到香港，将授权香港葬礼社把尸体和火葬证一同交给张润佩先生或他委托的人。” 结果，“争夺尸体”的法律诉讼因无对象不了了之了。 可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祭主张润佩没有举行葬礼就匆忙离开香港返回台湾。14日，他到香港葬礼社在父亲尸体前叩拜后，急忙离开了。17日，张润佩的一位朋友替他火化了张铁石的尸体。7月11日，骨灰由别人护送到台北。 张铁石是去世后进入台湾境内。那么其余9名归还者命运如何呢？ 杨南屯阝、张海商、赵一雪三人因签证迟迟批不下来，在香港滞留140天后，返回了大陆。 杨南屯阝回大陆之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他的夫人和子女都在台湾。其女儿是台湾空军医院护士长，但其父回大陆前被解雇。杨南屯阝通过香港朋友往家里寄了多封信，可一次回信也没有得到。后来，他觉得可能给家人添麻烦，没有再写信。 赵一雪返回大陆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他的故乡是湖北，但他在夫人和五个子女居住的上海安家了。其叔父，即他的养父在台湾。他是因为90高龄的养父要见他一面，所以申请去台湾。 张海商返回大陆后，任湖北省政协委员。他有两个儿子在武汉。夫人和四个子女在台湾，所以他申请去台湾。他给夫人和子女写过许多次信，但杏无音信。 周养浩去了儿子定居的美国洛杉矾。陈士章去了女儿定居的美国印地安那州。王秉钺去美国后无消息。他的夫人是台湾国大议员，办理入境手续容易，但最终还是未去台湾。段克文原来在美国无亲属，可是因在四川工作的儿子不愿见父亲，所以他去了美国纽约。政府为他们父子和好做了许多工作，但未获成功。 王云沛和蔡省三于当年9月22日凌晨离开帝国饭店后，在香港朋友帮助下定居下来。 蔡省三在香港开了一家小诊所。其夫人是医科大学毕业生。他又开一家公司。’但生活并不富裕。他主要是专心著书，成为《新报》专栏作家。他写道： “我不想官、不想财和享乐。我将成为历史的发言人，写书，为真理而大声疾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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