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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到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二十大”尼基塔·赫鲁晓夫宣布否定斯大林的政策期间，中苏两国的友谊与合作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其后的四年期间，主要由于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两国关系开始逐渐疏远，虽然当时的分歧尚未达到公开化的程度。 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至２５日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重申了苏联共产党对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政策的支持，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并且认为，在一些国家通过议会的道路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关于和平共处原则。赫鲁晓夫指出：“由于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些宣布以不参加集团和联盟作为外交政策原则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和平力量就大大地增强了”。因此，“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包括欧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和平地区。这个地区包括的范围非常广阔，居民人口将近１５亿，占全球人口的多数。” 赫鲁晓夫接着说：“在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影响下，西方有势力的人士中间出现了一些头脑清醒的征象。在这些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一场战争，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该是多么危险的赌博……。资本主义国家的著名人士越来越经常地承认，在使用原子武器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关于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他指出：“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与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成为苏联和美国的关系的基础，那么这会对全人类有着确实伟大的意义……。这些原则——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现在已经得到２０多个国家的赞成和支持。……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合作。我们提议这样做，是心怀善意的，并不是口蜜腹剑。……” 在详述苏联对和平共处的态度对，赫鲁晓夫指出：“有人认为：苏联提出和平共处原则，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权宜的考虑。但是，人人知道，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起，我们就以同样的坚定态度主张和平共处，由此可见，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不用说，在我们共产党人中间是没有资本主义信徒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曾经干涉过或者准备干涉那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内政。……”“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信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我们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在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是该国的人民内部的事情。…… 和平共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而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关于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当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不可避免时，赫鲁晓夫指出：“有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制定的：对战争不感兴趣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弱软，组织得不好，因而不能迫使帝国主义放弃战争。……然而，在目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在这个阵营中，和平力量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引其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将存在的原理，仍然是有效的。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持最高度的警惕。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代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利益的反动势力，今后依然会企图进行军事冒险和侵略，并且依然可能企图发动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今后，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拥有实实在在的手段，不容许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如果他们真的想发动战争，那就给侵略者以歼灭性打击，粉碎他们的冒险计划。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赫鲁晓夫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需要采取若干形式之后，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是走法并不完全一样，”他并且说这句话已经被历史的经验所进一步证实。他进而说道：“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 “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与内战连系在一起。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的激烈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是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剥削阶级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继续指出：“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是否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于最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样的道路是未曾有过的。……但是，从那时起，历史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同时，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移到人民手中。……争取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条件。当然，在那些资本主义还很强大而且拥有宠大的军事、警察机构的国家，反动势力必然要进行顽强的抵抗。在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 在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谴责了斯大林依靠酷刑迫使清白无辜的人民招供，并将他们大量地处死；谴责了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策略；谴责了１９４８年斯大林对破坏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在任何意义上都决不标志着苏联政策的新发展，而与当时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关系的观点相一致。在１９５２年斯大林出席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曾经指出：“苏联所奉行的和平与各族人民安全的政策的根据是：如果有着相互合作的愿望，有着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意愿，而且平等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得到遵守，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和合作就是十分可能的。苏联过去一直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而且不问其社会制度的差异。……我们决不打算用武器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经济制度。斯大林同志说：‘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要求革命，就得自己进行它的革命；如果不要求，那就不会发生革命。’……”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９日中印两国所签订的协定中首次系统阐述的。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万隆所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上，周恩来支持关于提倡全面禁止生产核武器和普遍裁军的决议，并发表了中美关系的下列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去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赫鲁晓夫报告的新特点在于他否定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承认资本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虽然这些理论连同他对斯大林的谴责后来成为中苏两党激烈论战的主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没有对这些理论和他对斯大林的谴责进行公开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发表的声明中认可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政策的否定在整个东欧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一反响在波兰和匈牙利采取了公开反对斯大林体制的形式。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１日的一次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新的政治局，斯大林分子被排除出政治局，并选举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是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于１０月１９日飞往华沙，与此同时苏联坦克兵团开始向华沙推进。然而，波兰领导人立场坚定，１０月２３日赫鲁晓夫保证所有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将返回基地。在后来的官方声明中，中国共产党透露出了它对波兰危机的干预，并规劝苏联领导人不要使用武力，也不要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去谴责波兰党。 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匈牙利发生了一次武装起义，随之而来，在１０月３０日建立了四党联合政府，该政府宣布终止一党制。在同一天，苏联政府宣布从布达佩斯立即撤出苏联军队，但是至１１月４日，苏联军队进攻了布达佩斯，用武力镇压了匈牙利民族起义，并建立了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政府。其后，中国政府的声明透露，上述政策的变更，是以中国人的意见行事的，并且宣称赫鲁晓夫采取了举棋不定的态度；而是在中国政府的竭力劝说下，苏联才“去保卫匈牙利革命”的。 １９５７年元月７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他于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６日访问了华沙，并于１月１６日至１７日访问了布达佩斯，尔后又于１７日返回莫斯科继续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１月１８日，布尔加宁元帅与周恩来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倡，以欧亚集体安全条约和大国裁军协定来取代军事联盟，并认为苏联和中国与美国建立和平共处的尝试，被“美国垄断集团统治世界的主张以及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准备政策”所阻挠。该声明谴责匈牙利主义是“由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和匈牙利反革命分子所煽动的”，他们旨在“企图消灭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法西斯专政，并从而在欧洲建立一个战争的策源地，”该声明还把平息匈牙利暴乱说成是“和平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大胜利”。声明肯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完全平等的原则，并且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把他们的团结和独立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签署的秘密协定中，苏联将承担向中国提供能使中国自己生产核武器所必需的科学情报和技术资料。直到１９６３年，中国才披露了这一协定的存在。 为了庆祝“十月革命”４０周年，来自所有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聚集莫斯科。中国代表团由毛泽东率领。在庆祝期间，除南斯拉夫以外的其余十二个共产党国家的执政党代表于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６日进行了会晤商讨，会谈结束后，他们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后来引起了许多争论。他指出，存在着一种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核战争爆发，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人口能幸存下来，而“整个世界将会变成社会主义。” 十二国宣言重申了和平共处原则和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谴责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是，按照后来中国声明的说法，宣言所体现的最后形式与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修正案在语言上不尽相同。 宣言声明：十二党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的列宁主义原则，……这一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共同提出的五项原则以及亚非国家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原则是一致的。” 关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宣言》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共产党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但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这一个或那一个党在个别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对于每一个共产党来说，哪一个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 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对于目前的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 （修正主义）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宣言》继续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阵线和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党派和社会团体达成各种可能形成的协议和建立各种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多数的人民团结起来，不经过内战取得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工人阶级……有可能…… 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工具，同时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曾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取决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修正主义”这一名词最初运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伯恩斯坦主义。伯恩斯坦在１８９８年提出了签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当被修正的观点。从此以后，这一概念被共产党人用来形容那些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名词被用来形容那些不重视目前政治形势的实际的极左分子的学说和政策。——著者注）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参加莫斯科庆祝会的６４个共产主义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签署了一项和平宣言，宣言号召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终止军备竞赛和军事集团，支持和平共处政策。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虽然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但既没有参加十二国共产党的讨论，也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庆祝会的爱德华·卡德尔在返回贝尔格莱德后说：“我们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是因为我们不同意这个宣言。”１９５８年，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所采取的被称为“修正主义”性质的新纲领遭到苏联新闻界的攻击和中国新闻界更加猛烈的攻击时，苏南两党的关系急剧恶化了。 关于国际政策问题，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在１９５８年夏第一次明朗化的。 伊拉克７月１４日革命发生后，黎巴嫩夏蒙总统请求艾森豪威尔总统派美军驻扎该国，约旦国王候赛因向英国发出相似的呼吁，结果美国海军陆战队于７月１５日在黎巴嫩登陆，英国伞兵部也于两天后进驻约旦。赫鲁晓夫７月１９日在给艾森蒙威尔总统的一封信中，建议立即召开一个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和印度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艾森豪威尔在７月２２日的复信中建议，这样一个会议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机构内举行。次日，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个建议。 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访问了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宣称：两国政府的“观点完全一致”，谴责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和约旦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召开一个有关政府首脑会议，并要求美英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走军队。公报还指出，两国共产党将进行一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种主要危险已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公报指出：“中苏两国将竭尽一切可能，继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防止新的战争灾难而努力。双方重申：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必须按照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的著名的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一切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在互利与和平竞赛的基础上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应当受到鼓励……”“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各国间就裁减军备、停止实验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取消一切军事集团和外国设置的一切军事基地、缔结和平和集体安全公约达成协议。” “但是，战争能否避免，不能仅靠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和他们单方面的努力。西方大国的侵略集团至今拒绝对于维护和平采取任何认真的步骤，反而肆无忌惮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使人类濒于战争灾难的边缘。但是，他们应当知道，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竟敢把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么所有爱好和平和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必将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彻底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奠定世界的永久和平。” 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后，又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５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以联合国安理会由美国及其同盟国所控制为理由，收回了他对艾林豪威尔所建议召开的最高级会议的支持，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出席联合国会议。他态度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被认为是北京会谈的直接结果。 赫鲁晓夫在后来的信中特别指出：“如果现在看一看安理会的成员，不能不得出结论，这个机构……变成了主要是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参加国组成的一种特殊委员会，其中，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席位被政治僵尸蒋介石的代表所窃据。 “无视人民中国的这种政策是不明智的。这个伟大的国家存在着，不断巩固和发展着，不管某些政府是否承认它。…… 安理会和联合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就不可能象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那样成为维护和平与保障安全的真正有效的组织。……因此造成这样的情况：安理会实际上瘫痪了，它不能通过任何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真正有助于保障世界和平的决定……”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中国军队开始几乎全天炮轰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岛。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９月４日公然宣称，将用美国军队来保护金门，而且到本月中旬，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已经聚集在西太平洋。赫鲁晓夫于９月８日警告艾林豪威尔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的伟大朋友、同盟国和邻邦，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与此同时他强调，希望“找到与你们的共同语言”以便有关各方能够“共同消除在远东出现的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在９月１３日的答复中，谴责了中国政府的“侵略行为”。在９月１３日的照会中，赫鲁晓夫坚持认为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应对这一危机负责，在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之前，远东将不会有持久的和平。 美国政府正式拒绝了这一照会。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６日，中国政府暂时停止了对金门的炮击之后，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 １９６２年９月，毛泽东透露，当时赫鲁晓夫曾建议中苏两国建立一支联合舰队。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拒绝，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他们把这个建议看作是苏联控制中国海岸线和便于可能封锁中国的一种企图。 １９５８年４月至８月间，把农业合作社变为工农联合的人民公社的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８月份正式批准了这一运动，并与此同时批准了中国迅速工业化的“大跃进”政策，与１９５７年生产的５９０万吨钢产量指标相比，这一政策要求１９５８年的钢产量指标增加到１０７０万吨，为了这一目标，中国党放弃了原来的工业产量主要靠苏联援助下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建成的大工业综合体的政策。相反，采取了在全国各地建立成千上万中小型炼钢厂的政策。 中国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没有得到苏联共产党的同意，苏联新闻界和广播电台对于这一政策保持了异常沉默的态度。 《华盛顿邮报》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报道说：赫鲁晓夫在与美国参议员赫伯特·汉弗莱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把人民公社制度说成是“反动的”和不适当的。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为了集中精力于理论工作，要求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只保留党的主席的建议。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是由于人民公社运动，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以及中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失败，而被迫辞去共和国主席这一职务的。 与此同时，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国家工业化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即从“按劳分配”原则到“按需分配”的原则）的过渡，“从现在起将需要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的时间”；“按需”分配生活用品的尝试是“以好高鹜远的方式进入共产主义的一种尝试——这毋用置疑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思想。”１９５９年４月，刘少奇接替毛泽东担任了共和国主席。 在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７日至２月５日举行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苏之间紧张迹象没有显露出来。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侵犯政策”说成是远东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并建议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无核区。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许多独特的形式，但是，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我们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都完全同意，尽管他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的方法不同。” 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谈到了中苏之间“永久的颠扑不破的”友谊，读了一份毛泽东赞扬赫鲁晓夫“正确领导”的电文，但没有提到后者的远东无核区的建议。 在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９日至６月４日赫鲁晓夫正式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据后来透露，彭德怀“元帅”让赫鲁晓夫看了一个强烈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备忘录。其后，彭德怀向７月和８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这份备忘录。 会议于９月１７日宣布，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已被林彪元帅接替。这一新的任命标志着中国军事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正如彭德怀元帅倾向于苏联人关于现代武器是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的理论一样，林彪元帅则是毛泽东关于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 苏联于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撕毁了１９５７年所签订的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援助的秘密协定。显而易见，这一政策变更的动机是由赫鲁晓夫希望实现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和在远东建立无核区的计划，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好战倾向日益不信任所引发的，这一政策的变更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并导致了彭德怀元帅的倒台。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５日，中国的一篇广播首先透露了协定的详细情况，并宣称苏联撕毁协定是“苏联领导人９月到美国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见面礼。” １９５９年夏秋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是由赫鲁晓夫试图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和中国对印度边界的政策所引起的，这些事件使中苏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该年８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中国军队占领了西藏边境哨所，印度政府声称，这个边境哨所是他们的东北边境机构。然而，周恩来在给印度政府的一个照会中坚持认为，这一边境哨所在中国领土之内，并且被印度军队所非法占领。 １９５９年９月９日，塔斯社发表的一个声明指出，苏联“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中苏两国人民“是由建立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颠扑不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所连结在一起的”；“苏印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声明表示，苏联对中印两国将会解决由“悲惨的”边境事件引起的误解抱有信心，并声称“为了煽动冷战，……利用这些事件的歧图……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见下文）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声称，上述“有倾向性”的公报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我们的分歧。” 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８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结束后，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进行了三天个人会谈。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的公开声明中，多次强调核武器的危险性，呼吁和平共处和平遍彻底裁军，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他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真诚希望结束冷战和改善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赞扬激起了中国人的特别愤怒；在１９６０年的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仅从外交礼节上考虑，无法解释和原谅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平他帝国主义者言不得体的赞颂。” 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返回莫斯科后，立即飞往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领导人在公开的声明中避开了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批评。在９月３０日的宴会上，周恩来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赫鲁晓夫在答谢辞中强调必须以解决国际争端为手段消除战争，警告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和平—— 这是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越壮大，它就越有可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事业。现在，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因此，有了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可能性。” “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既成形势的倾向。” “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也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用谈判来解决争端。…… 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继续说：“拥有种种手段，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干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甚至像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崇高而进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强迫他们接受。因此，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对我们是最最神圣的。……”在北京期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是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这暗示着他们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４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之际，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能够永远地排除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并且指出：苏联“将利用一切可能来消除‘冷战’。”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当印度警察巡逻队的９名成员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和１０名成员被俘时，中印边界第二个严重事件发生了。 印度政府声称，这一事件发生于达拉克（位于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境内４０英里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印度人员侵入了中国领土。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达拉克事件，他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新闻界对这个事件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一时期仍在继续，其签署的主要协定如下： （１）１９５６年４月７日签订的协定规定，除了中苏在早些时候所规定的（苏联援建的） １５６个工业企业以外，中国将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５５个新的工业企业。将要建设的这些新企业包括冶金厂、机械工程、化工厂、塑料和人造纤维厂、电器和无线电厂、发电厂、人造液体燃料厂、航空工业研究所等。这些设备的总值大约为２５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率约合６亿３千６百万美元），中国政府将以向苏联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资来支付上述设备的金额。 （２）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日，宣布了中苏两国共同开发构成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之间边界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协定。这个协定为在该流域修建一系列的水电站、工业开发和为阿穆尔河（该河流没有足够的深度适合大船航行，而且河口一年之中有许多时间被冻结）修建一个新的出海口提供计划。 （３）１９５８年８月８日，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新建和扩建４７个冶金、化学、煤炭、机器制造、木材和建筑材料企业以及发电站等项目。 （４）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签订了一项关于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７年８年时间，苏联向设想追加的７８个大型建设项目（比前一个协定多了３１个项目，并以这一次的项目代替以前的项目）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协定。在协定期间，苏联援助的总价值计５０亿卢布（约合１２亿５千万美元），中国将以货物交付来抵偿上述价值。 （５）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书，在协定书中，苏中协定准备就冶金、机器制造、煤炭和化工工业，以及科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互相交换专家和技术资料。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０日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调查中，莱蒙德说：“苏联援助所建造的１４１个‘项目’（例如：１９５３年宣布的那些项目）——工厂、企业、水坝、实验室、科学发展项目等等——逐渐发展成为１９５４年的１５６个项目，进而到１９５６年发展成为２１１个项目，最高到１９５９年发展成为大约２５０个项目。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仅仅是根据苏联人的方案来建设这些工厂的。苏联人提供了所有的机器，指导了这些机器的安装、试机，只是当生产开始时苏联人才离开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在１９４９的至１９５９年期间，苏联提供了１０８００名技术专家，另加来自中欧的１５００名技术专家。苏联人则声称，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７年期间，在苏联共为中国培训了１３６００名中国专家、留学生和工人。苏联向中国贷款的总数目从未透露过，但是，美国专家估计为２２亿美元，其中，４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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