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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良知不灭者们的下场


  38年后的一个雨天,我去采访蔡中田,他的小脚老伴儿为我倒了开水,又去忙乎别的去了。蔡中田木然地望着窗外的冷雨,心情沉重地说:“群众早没吃的了,上哪儿挖粮食哟,可不挖就交不了账呀。当时,只想着弄不出粮食对不起党,可咋就没想对不起老百姓呢?”
  挖粮的任务一下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乡乡村村反响强烈。不少有良心的干部出于义愤,公开站出来说话。杨店管理区区长陈世轮有一副硬骨头,从不信邪,在放小麦高产卫星时,让他去验收,他公然拒绝。他拿着高产卫星田的麦子,说:“这麦子怎么会打那么多?”如今,他又忍不住了,公开站出来说:“群众一天三顿喝稀汤,哪里有粮食?再挖粮非出人命不可。”
  刘宝河生产队队长周法全说:“还天天挖粮食哩,俺队是一根毛也没有了。”槐树大队四队宋作平说:“现在连红薯也吃不饱,人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出门都像有病一样,还挖粮食哩。”
  但凡是站出来说真话的人,统统被批判得头破血流,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劳动改造。

  全部家当:一床烂棉絮和几个破瓦瓮

  没了粮食。
  该挖走的全挖走了,该上缴的全上缴了,查岈山中的老百姓十屋九空,除却一床烂棉絮、几个破瓦瓮外,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曾经供人们“可着肚子吃”的大食堂,也已经米尽粮绝了,开始每天还能供应发黑的红薯面窝窝头,到了11月,食堂的大锅里只有稀稀的面汤了。记得儿时的儿歌:晌午的馍一个眼一个,黑夜的汤映月亮。每当大食堂开饭钟敲响,家家户户便派人拎了小瓦罐,到大食堂排队打饭。炊事员用大马勺,一点也不会多给。稀汤打回家里,全家谁也不敢动,先由长者用勺子把稠点的面糊捞给小孩子吃,大人们只能喝稀的。那面汤稀得映见人影,咸咸的,有一星半点儿的面条味,喝到碗底,才见有两三根泡烂的面条。
  后来,连这咸汤也没有了。大食堂里每顿饭都熬一锅红薯叶,这是经过雨雪冻干的红薯叶,经过水熬软了,放上一点盐。炊事员想把谷糠用水淘淘,团成一团子,放在蒸笼里蒸。蒸熟的谷糠都散开了,吃的时候用手捧,扎嗓子眼儿,不喝水糠就送不下去,装进胃里扎得难受。可是,到拉屎时就难了,人憋得直叫,根本拉不出来屎。我同年的伙伴刘改明小名叫小山,小时候吃多了谷糠,拉不下来屎,疼得满地打滚,他娘让孩子撅起屁股,用手指从孩子的肛门里一点点往外抠,疼得小山头抵住墙大声惨叫。至今小山已是快40岁的人了,仍然又瘦又弱的样子,每当见到他,我就想起那惨叫的声音。
  再后来,大食堂的烟囱终于不冒烟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们被饥饿逼得发疯般地寻找吃的东西,不管是人能吃不能吃的,统统被找来吃下肚去。干干的红薯叶子,吃了;喂牛的谷草,吃了;喂猪的糠,吃了;剥了玉米的玉米心,也被人们吃了;花生皮,磨碎吃了。人们大开吃戒,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偷饿死人人皆偷

  遂平县文化局调研员、前查岈山公社团委书记曹新志说:“当时别说群众没吃的,干部也饿得发晕,我们在刘百川召开全县团委书记会,一个团委书记分两捧蒸熟的糠,吃着甜甜的,吃到肚里不是味儿。”
  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人们饿的见啥吃啥,屋里的老鼠都逮住吃了,老鼠肉有股臊味儿。后来,连老鼠也逮吃光了。俺们几个小孩夜里到空仓里去逮麻雀,把门和窗户一堵,点着火把,用棍子打小麻雀。然后,把麻雀放到火里烧熟,吃下肚去,当时,觉得这是世上最香的肉。”梁永祥还回忆说:“俺爹会杀猪。家里有一把杀猪刀,正巧,生产队里的猪得了猪瘟,死了,埋在地里,俺爹见一家老小饿得不行,就夜里去埋猪的地方,扒开黄土,用杀猪的刀把猪的肚子弄开,扒出心肝来,用箩筐装了回家。谁知,猪血滴了一路,村干部循着血迹追到家里,罐子里的猪肉还没煮熟哩。村干部一脚踢翻了罐子,把血糊糊的猪肝往俺爹脖子里一搭,拉着就游街去了。”
  遂平县城关镇教育辅导站宋全富,家住查岈山下的杨楼村,他回忆小时候挨饿的情况时说:“我当时饿得皮包骨头,就到河里去捞蛤蜊,冬天河里封了冻,光脚跳进水里,一会儿就冻得失去知觉。在水里摸了半天,才摸出几个蛤蜊,拿出来砸开硬壳,放到罐里煮,半生不熟地吞下去,要不是当年吃了蛤蜊,我还活不到今天哩。”
  偷盗,本来不是件光彩的事,可在饥饿的逼迫下,偷也成了一件人人可为的事情。一时间,偷盗之风颇盛,大人偷、小孩偷、妇女偷、老人偷,不偷不行,不偷就可能饿死。
  下宋大队社员张金才、袁瑞甫、李大毛3个人被队里安排夜里看守红薯种。3个人饿着肚子蹲在红薯种旁,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敢说话,因为谁都知道,一张嘴肯定是个“吃”字。大家闭着眼睛,用鼻子仔细地品味着红薯散发出来的香,吞咽着大口大口的涎水。一直坚持到后半夜,饥饿终于撬开了张金才的嘴巴,他说:“伙伴们,饿不饿?”袁瑞甫、李大毛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屁话,谁不饿?”张金才一翻身跪在地上,并让他们二人也跪下,三个人对天盟誓:“今夜偷吃红薯种谁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说罢,三个人迫不及待地拿起红薯种吃开了。红薯种沾满了泥巴,可谁也不在乎,连皮也吞下去了。一口气,他们吃得直打饱嗝儿,累得躺在地上直喘气,都说:“奶奶的,今儿个吃饱了,明天枪毙我也值得了。”第二天一早,队长见到三个人,用狐疑的目光打量了一阵子,问:“偷吃红薯种了没有?”“没有。”三条汉子异口同声地回答。队长怪异地笑了笑,说:“把上衣搂起来,让我看看。”三条汉子互相看了一眼,迟疑了一会儿,露出光光的圆圆的肚皮。队长用手指挨个弹过肚皮,肚皮发出“咚咚咚”的响声,队长一下子沉了脸,“啪啪啪”打他们一人一耳光,骂道:“咋不吃死你们哩。”当天在小张庄召开了斗争大会,三条汉子被斗争得死去活来,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偷吃红薯种的经过。
  袁庄大队四队的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江,两个人蹲在牛棚里,有气无力地给牛喂草。牛棚上方的料斗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少得可怜的牛料已经被他俩生吃完了,牛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偷吃牛料,眼角扑簌簌掉着泪珠。牛绝望地吃着草,不时地停止咀嚼,抬头望一眼刘志兰和袁志江。两位饲养员也知道牛的目光里诉说着什么,说:“牛啊,也不能怪我们啊,我们也是饿急了呀。”正在这时候,一头猪娃饿晕了头,鬼使神差地进了饲养室,希望从这里得到一点充饥的东西,这小东西做梦也没想到它会撞到阎王爷的手里,还不时地用鼻子东嗅西嗅的。不约而同地,刘志兰和袁志江会意地对视了一眼,并快速地关了门,二人一齐举起拌草棍,对准猪娃死命一击,可怜小猪娃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糊里糊涂地上了西天,饥饿的小生灵被比它更饥饿的动物结果了生命。大白天,猪娃没法吃,二人就一齐动手,把猪娃埋到了牛铺里,准备到夜里挖出来吃。
  谁知,他们的行动被比他们更饥饿的老牛看在眼里,当他们刚把猪娃埋好,老牛就红了眼睛,伸嘴去拱。二人一见,急忙去抢,可老牛已将猪娃咬在大嘴里,死也不肯松嘴。二人拽着猪腿和老牛僵持不下,双方都气喘吁吁。正在这时,饲养室的门被撞开了,走进来的是生产队队长刘满仓。没什么理可摆的,刘志兰和袁志江被押到街上示众,猪娃被拦腰砍断,一人脖子上挂一截,连着几天的辩论会,把二人斗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刘志兰跑了6次,袁志江跑了两次,均被抓获,一块儿被活活斗死在辩论会场上。
  偷红薯,使母亲在孩子心中更加伟大
  如今,我妈妈常给我们全家讲起当年她偷红薯的事。那时,我饿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妈妈和我共分得6块红薯,就是我们一星期的伙食。妈妈把红薯切成小豆子一样的块,每顿饭抓一小把放进小罐里,熬成汤,把稠的捞给我,妈妈自己喝汤。6块红薯一连吃了6天。到了第7天,一早起来,天下了大雪,世界奇冷。我缩在被窝里,喊着饿。妈说:“娃,别喊,妈妈去给你弄吃的。”妈来到场里,用谷草裹了两块坏红薯,又绕了很大一圈,才转回家。我说:“妈,找到吃的了吗?”妈妈放下谷草,从里边掏出红薯递给我,说:“吃吧,孩子。”我接过红薯迫不及待地在被窝里啃起来,吃得满脸的泥水。妈妈伤心地掉下泪来。
  偷红薯使妈妈在我心中更加伟大。

  人食不如猪食

  土山大队一队的养猪场,猪比人吃得好。人早就没吃的了,猪仍然可以吃到豆料拌的谷糠,每天都有得吃,所以猪并不见怎么瘦。饲养员李宗兴不能看见猪吃食,一见心里就发慌,看到猪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魔鬼般的饥饿啃噬得他六神无主。终于,他忍不住下手了,每天二斤猪料发下来,他拎着料布袋躲到没人处偷吃。猪万没想到料已进了人的肚子,仍是埋头吃食,吃着吃着觉出不是味来,没有了料香,猪也不肯吃。一头头猪抬着头,吼吼地发出抗议声。队干部以为猪得了病,跑来一看,才知猪食里只有谷糠,一星半点料也没有。队干部回头看看李宗兴的嘴,扬手就抽了一个大嘴巴,骂道:“李宗兴,你偷吃猪料。”李宗兴吐了口血水,说:“没有哇。”队干部又打了他一个嘴巴,骂:“你的嘴上就有白的哩!没有,骗鬼去!”

  窃食救儿未遂当场暴打致死

  包庄大队的中农李纪安饿得眼睛发蓝。他知道去食堂偷东西吃,被干部逮住有一顿好斗。可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偷东西的念头鬼魂一样缠绕着他,怎么也无法摆脱。偷吧,就偷这一次。白天,李纪安趁到食堂打饭的机会,看好了夜晚来偷东西的路径。夜里,他出了家门,直奔食堂,刚要动手偷东西,一道雪亮的手电筒光把他“钉”在那里,队会计刘来柱走过来,一脚将李纪安跺趴在地上,说:“好,偷东西偷到食堂来了。”当下,李纪安被捆了起来,吊在食堂的房梁上。
  没过多久,李纪安又想偷了,这个念头是那样强烈地攫住他,使他六神无主,非再偷一次不可。看着3个小儿子饿得连哭的力气也没有,李纪安又“恶向胆边生”,坚决要求自己再偷一回。这回他不能偷自己队里的了,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这一点他心里清楚,可是偷谁的呢?他想来想去,决定夜里去偷邻村土楼队的面。夜里,他又溜了出去,怀里揣着一只瓢,走到土楼村,摸着进了土楼食堂内,李纪安心中暗自祷告:“老天爷保佑我偷一回吧,就这一回,只偷一瓢面就中了。今后我李纪安再也不偷了。”谁知,祸不单行,李纪安被土楼村的妇女队长郑美荣逮住了。一顿暴打,李纪安很快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临死前,怀里还紧紧地抱着那只破瓢。

  自残自戕相窥相斗

  没有粮食,人还得挨饿,想办法偷。干部挨饿了,同样也会想着去偷。1959年的查岈山人民公社的电话记录记下了当年干部偷粮食的行为。
  韩楼大队席庄东队的队长魏锁,一直没有为粮食发愁,愁啥哩?家里早藏下了100多斤麦子,藏得十分严实,家里还偷放了一口小锅,把麦子用蒜臼捣碎,搀点红薯叶,每天都能喝一点菜汤,熬过寒冷的冬天不成问题,所以,魏锁不愁。因此,魏锁在追逼挖粮中十分卖力能干,受到上级的不断表扬,奖状一个接一个地发。可是,到了没粮食吃的时候,群众恼了:“好你个魏锁,挖粮时你凶得阎王爷一样,如今没粮吃了,你咋不想想办法呢?你家的小锅夜夜冒烟,大人小孩出门肉乎乎的,没藏粮才怪哩。”于是34名社员把状告到大队,非要撤换队长魏锁不可,口口声声说魏锁家中藏了粮。上头派人到魏锁家一搜,拎着半袋麦子、一口锅回来了。斗他个兔孙!一声令下,早已怀恨在心的社员们冲了上去,一顿拳脚斗得魏锁喊爹叫娘。魏锁家从此断了顿,没有几天,全家五口人就有三个人浮肿起来,社员们还不解恨,讽刺说:“瞧人家魏队长家,就是有挖不完的粮食,人吃得多胖。”魏锁的肿脸抽搐了几下,两眼滚下几滴泪来。猛地,他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岗柴楼东队的队长杨宝锁有些生气。他万万没想到一向驯服、见了自己就害怕的平头老百姓,会吃了豹子胆,竟然到公社把自己告下了,说自己在公共食堂偷吃馍,还揭发自己家里埋藏有粮食。公社干部带人到自己家一挖,就把原先藏的100斤稻子、35斤红薯干给搜了出来,弄得自己丢人打家伙的。杨宝锁的队长职务给抹了,人也立时就灰溜溜的,看着新上任的队长成天那得意洋洋的劲头,杨宝锁咽不下这口气,他要寻机报复。
  这天夜里,杨宝锁偷偷地溜出家门,埋伏在队长家的附近,盯上了队长。不一会儿,队委会的几个人陆续来到队长家,杨宝锁大喜,心想:好你们几个龟孙,今儿个非抓住你们不可。他小心地溜到队长家门口,透过门缝往里一看,只见几个人正手忙脚乱地宰一只羊,有人分了羊大腿,有人分了羊杂碎。杨宝锁一脚踢开门,把几个队委吓得魂飞魄散,一见是他,都赔着笑脸说:“宝锁,弄点羊肠子,煮汤喝。”杨宝锁厉声说:“背着群众偷羊吃,这是什么作风?”说着,他伸手抓了那张热腾腾的羊皮,扭头就走。
  第二天,杨宝锁带领100名社员嗷嗷叫着手持着羊皮来到公社,状告队委们夜里偷羊吃,全体队委会成员就地免职。

  贼一个和贼一窝

  杨店大队牛庄东队队长徐金程吓跑了!徐金程当队长才两年,一向胆小怕事,群众推选他当队长时,他就说:“别选我,我不中的。”“就选你个不中的。”于是,他就当了队长。挖粮任务下达后,他带着挖粮队去挖粮,一进社员家门,他的一张脸皱得如同核桃皮,开口就说:“上级叫挖哩,不挖不中。”群众看他这副模样,先自心软了,就纷纷拿出些粮食,由他拿去交差。饥饿一天天地逼人,他家里也和社员家一样没吃的,大人好办,小孩日夜哭让他心如刀绞。这样下去非饿死不中,他开始想着偷点吃的弄回家,先是拿回去半块糠馍,后来弄点面回家,一家人欣喜若狂。靠着他一点点地偷拿,家里人总算没有浮肿的。群众心里有数,这年头家里人没有浮肿的,除非偷,别无他法,告他个徐金程!一状告到公社,村上饿蓝了眼的村民们联合行动,徐金程一看势头不妙,脚底抹油———溜吧!一去5年不知音讯。
  据1959年嵖岈山人民公社电话记录:土山大队副队长焦山根,每天都带着孩子和小姨子去食堂,偷吃稀饭和馍。
  高庄三队队长高秀池、会计高德,一次弄豆子80斤,不让社员知道,两人私分了。生产队留了360棵白菜,他俩偷吃了45棵。
  此时的嵖岈山区,无人不饿,无人不偷,偷盗的不光彩行为已经成为人们的手段。只是,手中有权的干部比社员偷得更明目张胆,更肆无忌惮,社员是暗偷,干部是明偷,而且干部们偷得体面、光彩,偷得理直气壮。
  权力,在中国是个了不起的玩艺儿!

  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条古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至理名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儿女时,都会告诉他们不要打人骂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任何一个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打人凶手和杀人魔王,都希望儿女们有一颗善良的心。
  然而,1959年冬天的嵖岈山区,却打人成风。能不能打人,敢不敢打人,会不会打人,成为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不打人不是好人。”遂平县嵖岈山下的三官庙村教师肖宪云亲眼目睹了1959年干部打人成风的场面。
  “你不打人,别人就会打你。”遂平县老干部李正新说,“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忠于共产党,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和你划清界限。”
  “不打人不中啊!不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说明你思想有问题,你就会倒霉,轻则撤了你的职务,重则开除党籍,斗个鼻青脸肿。”1958年曾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县志办退休干部李丙寅心有余悸地说。
  于是,就打人成风。
  大营大队党支部书记杨田,在旧社会饱受欺辱,当牛做马,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个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可在1959年却成了打人阎王,群众送他一个绰号“撸劈”。
  他主持辩论会,都是站在方桌上,自己亲自动手打,往往是一耳光就可以把人打得满脸流血,当年曹新志到大营大队蹲点,亲眼看到杨田打人的场面。如今曹新志回忆说:“我在大营大队,天天喝红薯叶汤,胃疼得厉害,老百姓也没啥吃的了,食堂里顿顿红薯叶子汤,清水煮的。可杨田还一个劲儿地要挖粮食,声称无论如何也要把粮食挖出来。夜里开会,杨田站在方桌上,一气打了5个人,都打得躺在地上不会动弹,一脸的血。杨田让人弄凉水把人泼醒,继续批斗,我是公社团委书记,也不敢管,谁管谁是右倾。”

  江河不洗龙种悲

  豆毛子、稻草秆儿、红薯秧、花生皮、玉米心充饥,香哩!
  豫南几百万老百姓永远忘不了1959年冬天那场大雪。几十年不曾有过的大雪一下子把豫南原野埋掉了,棉絮般的雪团往下砸,一下就是几天,人们被堵在屋里,靠着一堆麦糠火苦熬。待到雪停了,人们到屋外一看,恁么大的雪呀!足有膝盖那么深,不少草房子禁不住雪压纷纷倒塌了。
  饥饿的冬天更加难熬。
  地里没有了粮食,家里没有了粮食,公共食堂也没有了粮食,人们恍然大悟。一向被吹得比鳖蛋还光的人民公社什么事也不顶,该饿肚子还是饿肚子。饿肚子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件无比残酷的事,没饭吃如同塌了天,那些一向手握大权高高在上大反瞒产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似乎也悟到如果老百姓肚子饿急眼了,会有很大麻烦的,水载舟也能覆舟。于是,这些老百姓的父母官们慌忙下发红头文件,安排好农民的生活。
  没有粮食,怎么安排好群众生活呢?
  寻找代食品。无疑这是当时各级领导的发明创造,说是食品吧,不是粮食做的,只有称“代”了,意即代替粮食做的可以吃的东西。
  名噪一时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查岈山人民公社,并没有因为伟大的荣耀而免受饥饿之苦,人们挖空心思疯了一样寻找代食品,恐怕又创下了全国之最。
  大里王大队寻找代食品走在了前面,饿急了的群众用9种作物替代食品。
  豆子打过以后,扬场时被风吹掉的豆毛子,成了金贵的东西。尽管豆毛子过去喂猪猪都不乐意吃,可现在人不得不吃了。人们把豆毛子用细箩箩过土,把扎人的角皮放入大锅去炒。豆毛子被炒得干脆以后,再放进石磨中磨碎,然后再用细箩箩一遍,兑上30%的红薯干面,用水和到一起,蒸成一个个紫色的窝窝头,窝窝头甜甜的,吃的时候还凑合,吃下去胃扎得人睡都睡不着。
  金黄的稻草秆子一向是喂马的饲料,或者被农民们用做修缮房屋,谁也没有想到稻草秆儿可以吃,敢想敢干的查岈山人民想到了。他们用铡刀把稻草一点点地铡碎,放入大锅里反复炒,炒得干焦以后,放到石碾上碾成碎末,这样还不能吃,就又放入石磨中磨,磨成草面再用箩箩,之后兑上30%的红薯干面,用开水烫一下,搀和到一块儿,做成窝窝头,颜色黑中透黄,吃着味甜,只是涩涩的,屙屎困难。
  玉米心去掉外衣,放入锅里炒干,切成碎条,再用磨磨成碎面,兑上一点红薯干面,做成窝窝头,也很甜。
  红薯秧子被老百姓收获到家后,或搭在树上,或扔在墙头,待风干后喂羊、喂猪。如今,饥饿的人们顾不得猪和羊了,先把红薯秧子用铡刀铡成寸把长,再放锅里炒,用石碾碾碎,用石磨磨成面,用箩一遍遍地箩,不用兑面,可以做成窝窝头,吃的时候,口味有点苦。
  既然豆毛子、稻草秆儿、玉米心都可以吃下肚去,那么花生皮壳、荞麦秆子也可以吃了。康庄生产队的炊事员张丙青脑瓜子灵活,用1580斤豆毛子、2400斤稻草秆儿、812斤红薯秧、310斤玉米心、1652斤荞麦秆、240斤花生皮,做成了470斤窝窝头,社员李玉兰说:“这不中吃呀。”队干部眼一瞪说:“谁说不中吃想当右倾哩,党说中吃,就是中吃,吃!”

  干部带头吃草根

  查岈山大队的老少爷们在寻找替代食品中也不甘示弱,人们说:“旧社会那样苦都熬过来了,如今的苦也难不倒俺们。”大队领导亲自抓,组织18个搜集替代食品专业队,浩浩荡荡地开上了被冰雪覆盖的大山。人们扒开冰雪挖苎麻根、葛麻根、山药蛋根,几天时间,就挖了1456斤,弄到家后,先用井水冲去泥巴,用刀子把眼儿一点点刮去,再放到石碾上把根碾成粉末,放入大缸里过滤,澄清后只剩下白色的粉,用这粉打稀饭,每人打一碗,喝下肚去甜甜的。
  查岈山大队先后挖掘苎麻根3785斤、葛麻根和山药蛋根1672斤,挖山野菜2075斤、野棵子37250斤。我怀疑这里又有吹牛不犯死罪的成分。

  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闻所未闻的东西

  李尧大队地处大山角落里,旧社会就穷得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他们靠山吃山,终年依靠到山上挖野菜度日。如今,往日的经验又派上了用场,李尧人肩扛镢头上了山,从石头缝里挖出山药根,大的有1斤,小的有半斤,回到家里,放到锅里一蒸,十分好吃。勤劳的李尧人每人每天可以刨10斤山药根、10斤荃菜根,饥饿的人们还把葫叶子、白蒿、山面条、驴噘嘴等弄回家,清水煮一下充饥。
  查岈山里盛产棉枣。这棉枣长着韭菜一样的叶子,下面埋在土里有杏核大的根,群众俗称棉枣。棉枣有毒,不能生吃,需要煮七天七夜才可食用。我小时候,常见货郎担着挑子,摇一柄拨浪鼓,走街串乡卖棉枣。拿一双破鞋子,就可换一小碗棉枣,用山枣刺扎了煮软的棉枣,津津有味地吃。民兵营长杨成金领了217人上山,一天竟挖了3100斤棉枣,窗户台的社员曹中法1人1天刨了40斤棉枣,上鲍队队长赵元德一天刨了38斤,人们把棉枣弄回去,架上大火,煮开了棉枣,没等煮熟就抢着吃起来。
  饥饿使人们疯狂,能吃下肚去的全吃了,不能吃下肚的也吃了,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你家有吃的非整你不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仍在发动人们报粮、反瞒产。袁庄大队挖了两个月,才挖出粮食524斤。袁庄大队孙庄有个傻瓜叫王毛孩,干部问他:“毛孩,你爹藏粮了没有?”王毛孩傻里傻气地说:“这几天俺爹还在家炒豆子吃哩。”干部大喜过望,把毛孩爹叫到大队部,逼他交出所藏粮食,毛孩爹坚持说没有,王毛孩说:“爹,都拿出来吧,咱不能落个半光荣。”他爹看着傻儿子,两眼直掉泪,只好拿出半斤芝麻、几棒玉米,拍着王毛孩的头,说:“咱都吃不成了。”
  后袁庄社员袁满仓十分积极,夜里看到邻居袁发勤家冒烟,骂道:“我没吃的,你家有吃的,非整你不中。”第二天汇报到大队,说袁发勤藏有粮食。大队干部到袁发勤家去搜,搜出了5斤豆子,袁发勤的小儿子嘴快,说:“床底下的罐子里还有哩。”干部们一拽,又从罐子里拽出10棒玉米,袁发勤拍着儿子的头直骂:“好个鳖儿。”

  浮肿病肆虐如瘟疫

  粮食终于被干部挖光了,真的!
  浮肿病像瘟疫一样肆虐开了,先是大人肿,大人把吃的都让给小孩子吃了,所以先肿。后是小孩子肿。人们先是肿了双脚,接着是腿,渐渐往上肿,直肿得头如柳斗,两眼合缝,皮肤发亮,再肿下去,不消一天,就呜呼哀哉了
  毛泽东说过:“人固有一死。”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饿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则,以饿死最令人发怵,你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想到自己会淹死,累死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这残酷的饿死,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生机蓬勃、血肉丰满、情欲旺盛的人,在饥饿的剪刀下一点点地剪去肌肉,不几日便空了一副皮囊,消蚀身上的脂肪,最后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想去死呢?没有一个是自觉自愿的,不愿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去,这对人不仅从肉体而且到精神是一种怎样残忍的煎熬?!
  1959年冬天的豫南老百姓都受过这种煎熬。38年后,我在采访中走进查岈山每一个村落、每一户农家,每一位40岁以上的人都会向我诉说那可怕的一幕,诉说自己亲眼目睹的人一个接一个饿死的凄惨情景。可以说,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挨饿的血泪史,人人永远忘不了刻骨铭心的悲哀,不少人一提起大饥饿都会咬牙切齿,痛哭流涕。以至于到了现在,逢年过节人们都会带了猪肉、白馍去到先人的坟上祭奠,给饿死的人们送去一顿饱饭!

  公元1960年,全国净减人口1000万

  这是1960年2月份某一日(农历1959年十二月)查岈山人民公社对浮肿病的统计表与后来“三反五反”揭发出的情况出入很大,暂且照抄如下:槐树大队浮肿病人28人,土山大队浮肿病人28人,农场浮肿病人51人,霍庄浮肿病人68人,大里王浮肿病人31人,查岈山浮肿病人50人,包庄浮庄浮肿病人78人,小陈庄浮肿病人75人……这一天统计全查岈山公社浮肿病人共计786人。也就是说,这一天时间查岈山区共有786人的生命正一步步无望地走向死亡。
  这786人中没有一个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清一色的老百姓!我从小就会唱:一天吃一两,饿不住生产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队长见队长,比比蓝大氅;干部见干部,比比毛呢裤。群众有句形象的俗话,说:“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老百姓,顾名思义,就是世上有一百个人都行(姓),你也不能行(姓),你行(姓)也是个白行(姓),农民哲学家如是说。
  所以,豫南几百万老百姓也就别无选择了。
  此时,全国性的粮食极度缺乏开始了。各粮食调出省所调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计划的一半,100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30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向中央的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10个城市也只能销八九天,如再不紧急调运粮食,上述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农村缺粮问题更是严重,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1960年农村留粮比1957年减少70.1%,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

  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百姓逃荒

  1960年夏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他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大人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横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的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统治下的遂平县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经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路宪文还怕个鸟?!

  河南省饿死200万人以上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100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10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饿死8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10万人的新蔡县,至今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3个月期间就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就达1.2万人之多!
  河南省饿死200万人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扒毁民房160多万间。
  中国,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人!!!
  这还仅仅是单方面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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