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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之恋


  海王村古文化市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
  进海王村公园的拱门,四周搭满了出售古旧书籍和珍品玉器的小摊。有的扯起布棚,有的露天而设,琳琅满目,五光十色。
  旧书摊以书架作围,从南数是荣华堂孙氏、长兴书局孙氏、九经阁谷氏、养拙斋李氏、群玉斋张氏、久安堂李氏,都是小书摊。
  书籍插函装架,井井有条,经史子集,分门别类,细心的文化人,总能在这书海里淘出二三珍本。
  古董摊大都设在棚子里,所售都是珍玩玉器、古老佛像、金银首饰之类。那些面具摊、香烛摊、筝摊,还有那些卖兔爷、卖鸡毛掸子、卖空竹的小贩,是进不了海王村这个大院的,便在门外设摊,红火热闹地摆到厂甸。
  海王村是清代烧制琉瓦的土窑,又名琉璃厂。乾隆年间,发掘出辽代柱国李内贞的墓碑,才知道是辽代的村地。
  这里从明、清两代便是书市萃集之所,《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程鱼门有诗称:“势家歇马评珍玩,估客摊前买旧书。”
  林徽因、梁思成是这里的常客。早在二三十年代就经常同张奚若、徐志摩、沈从文等一班朋友到这里光顾。
  这一天,她又由梁思成陪着来到了海王村。在一个旧古玩摊上,一只景泰蓝花瓶吸引住了她,这只花瓶几乎同她小时候在上海爷爷家看到的那只一模一样,她拿在手里仔细观赏着。摊主是一位老人,见林徽因很喜欢这只花瓶,便说:“二位先生还是有眼力的,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蓝,别处你见不到了。就是老天利这家大字号,也撑不住,快关张了,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绝根儿了。”
  林徽因买下这只花瓶后,老人还告诉她:北京景泰蓝以老天利和中兴二厂为最大,都是清康熙的老厂,现在已经办不下去了。致于德兴成、天瑞堂、全兴城那几家小厂,就更加难以为继。
  回到家里,林徽因总是想着老人的话,不禁为这种传统工艺的命运担忧起来。她与梁思成再三商量,决定在清华营建系成立一个美术组,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这个美术组除了原国徽组高庄、莫宗江两名主将,还有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三个小姑娘。如今常莎娜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钱美华担任了北京珐琅厂总设计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景泰蓝专家之一。她们现在还经常回忆起与林徽因一起抢救景泰蓝那段难忘的日子。
  在美术小组第一次会上,林徽因拿出这只花瓶让大家传看。这三个姑娘都感到很惊奇,这是她们第一次欣赏到景泰蓝。
  梁思成说:“包豪斯曾倡导过,艺术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艺术家和工艺师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建筑、雕塑、绘画应该构成‘三位一体’的环境艺术,三者都应该转向与工艺的结合。”
  林徽因给大家讲起了景泰蓝的历史和工艺特点。
  景泰蓝也叫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特种工艺品,最早始于唐代,而以明朝景泰年间最为流传,因其主体颜色多为孔雀蓝豚釉料,故名景泰蓝。这种工艺素以造型美、花纹细、色彩绚丽而闻名中外。它雍容华贵、庄重的艺术风格,早就独树一帜,为世界所称道。
  林徽因接着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在新中国失传。”
  为了调查景泰蓝的生产状况,林徽因、莫宗江与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一起,跑了一整天,才找到了几家不显眼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都是一副破败凄凉之象,有的只有三五个老师傅,几副小炉灶,产量很低,而且产品也销不出去。
  一个老师傅听林徽因说他们是为恢复景泰蓝工艺做调查的,激动得老泪纵横,握着林徽因的手说:“你们救救景泰蓝吧!”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们基本摸清了北京仅存的几家作坊和景泰蓝生产情况。这些厂子大都处于倒闭边缘,新老艺人青黄不接,几百年来一直是作坊式操作,图案单调,缺乏对整个工艺市场的刺激,因而没有竞争能力,产量低,也销不出去。
  要拯救这一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最关键是调整生产结构,全面更新设计,才能起死回生。
  林徽因找出了珍藏的历代装饰图案,让大家分析研究。用于景泰蓝的图案只有荷花、牡丹那么几种,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变化,而中国的装饰图案始终是在千变万化中发展着。
  林徽因把那些图案指点给大家看:“中国的传统图案是这样表现它的象征意义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也都有着自己的象征体系。中国的吉祥图案就是一例,它源于商周,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吉祥图案以传统的装饰纹样,通过自然现象的寓义、谐音或附加文字等形式,来表现人们的愿望和追求。吉祥图案的内容大都是福禄喜庆、长寿安康。题材是动物、植物、器物、神人、符图等。 这些装饰图案有着浓重的民族色彩,至今,它的民族底色不仅没有全然褪去,而且愈磨愈亮,显示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然而,任何事物有变化才能有发展。景泰蓝的图样设计很少有变化,这也是它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景泰蓝这种民族工艺,要体现多方面的艺术特色,才能走出困境。我们应该编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推陈出新,闯一条新的路子。让王逊写文,小常、小钱、小孙你们几个画图,很快就能搞出来。”
  林徽因兴奋起来,面颊泛出了红晕。梁思成走过来说:“你又激动了!”
  林徽因这才觉得已经很累了,疲倦地靠在枕头上。
  他们又多次到景泰蓝作坊调查研究,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一道工序一道工序跟着老工人干活,熟悉每一个工艺流程。
  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看到老师傅把一条细扁铜丝,蘸上白芨汁,圈成各种各样花纹,然后用焊药烧一下,固定在坯胎上,这就完成了“掐丝”的过程。然后,在花纹的空隙中添上各种彩釉,这是一种细活,要求做到不串色,浓淡有层次,填好彩釉后,把它放在通风处阴干,“点蓝”的工艺就完成了。“烧蓝”的火候最重要,釉料在烧结过程中有收缩现象,需填补釉料,再次烧结,反复四五次,才能烧成。烧结以后,铜丝与釉料已与胎骨熔合,然后施以错工,打平毛刺,再细研磨,这就叫“磨光”,一件绚丽的成品就此诞生,豪华的还要施以“镀金”,那就更漂亮了。
  林徽因发动大家为景泰蓝设计新的图案,要求每人画若干幅。林徽因已病得不能动笔,她的创作构想就由莫宗江来完成。
  景泰蓝厂的老师傅见林徽因病成这个样子,不忍心让她拖着病体一趟趟往厂里跑,他们就主动到林徽因家里切磋。这样,一批又一批新产品试制出来了。
  这年春天,常书鸿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了敦煌艺术展。林徽因得到消息,马上组织大家去观摩。常书鸿1936年从法国回来,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时,梁思成曾多次鼓励他去敦煌。1942年秋季,梁思成又问常书鸿愿不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1943年3月,常书鸿在敦煌建立了第一个敦煌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终生敦煌研究的事业。这几年,梁思成给他帮了不少忙,曾为研究所的经费等问题多方奔走。常书鸿破釜沉舟,在敦煌一扎数年,这个展览是他发掘敦煌艺术的全部成果。
  林徽因由莫宗江搀扶,很艰难地登上了午门城楼。面对着精彩的敦煌壁画摹本,她被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握住常书鸿的手说:“老常,感谢你给我带回了个敦煌。”
  常书鸿也激动地说:“还不全靠梁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常书鸿的临摹壁画,把她带人一个久远的年代。她看了北魏时期的《狩猎图》,看了隋代的《供养人与牛车》,还看了唐代的《飞天》和反弹琵琶的《乐伎》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壁画,透过佛教的色彩,感受到了当时生动的社会生活。最吸引她的,还是反弹琵琶的飞天,那柔和飘逸如烟云舒卷,表现了生命的飞动。她对莫宗江说:“艺术家从眼中的自然,经过他独特的感情、思想、意念,审美胸襟溶裁运化过程,将自然的形、色、线条综合为视觉意象,赋予特定的精神内涵,才创造出了以空间幻觉为特征的造型艺术,这也是中国民间艺术最缺乏的东西。舍弃了飞动的生命,那些象征就只有图解的意义了。”
  回来以后,她同莫宗江设计了一套以敦煌飞天为题材的景泰蓝图案,马上交给工厂投人试制。烧制出来的产品,果然别开生面。
  当时,正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苏联文化代表团也在中国访问,这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的第一批产品,作为礼物送给客人,得到了极高的赞誉。
  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礼品,真是美极了!”
  1953年第二届文代会召开,林徽因由于拯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被邀请参加。
  开会那天,萧乾坐在会场后边的位子上,林徽因远远地向他招手,他走过去,坐在她的旁边,照往常一样悄声说:“林小姐,您也来了!”
  林徽因笑着:“还小姐哪,都成老太婆了!”
  在全国美术家协会的报告上,美协负责人江丰对清华美术小组和林徽因挽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几十年过去了,北京景泰蓝工艺在飞快地发展,由解放初期的几个品种,拓展到上百个品种,并显示了综合工艺的水平,已成为世界性的工艺产品。但没有人会想到,是那一双纤弱的手,为它涂了第一抹新生的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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