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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寻找外交爱方位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政治两极格局的终结,南亚地区的外交态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印苏、巴美“四国双对抗”为特征的战略格局已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作了相应调整。贝·布托重新上台执政后,努力弥合与美国的分歧,继续巩固和加强与中国的友谊。同时,主要把目光“瞄准西部”,积极发展与西亚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并在穆斯林世界寻求支持,将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有力依托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针对印度的外交政策,贝·布托政府采取“追踪外交”,用“紧逼跟进,抵消影响”的方法,加紧做有关国家的工作。印度总理拉奥访美之后数日,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便以私人名义赴美活动;拉奥刚刚访问完俄罗斯,巴基斯坦也马上着手安排贝·布托总理访问莫斯科。
  贝·布托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积极拓展外交半径,为巴基斯坦的发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西亚和穆斯林国家是贝·布托政府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托。
  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关系有了大的改观,两国消除了直接对立,但昔日的积怨和现实的扑朔迷离一直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阿富汗在反对苏军入侵的十年抗战和推翻纳吉布拉政权的战斗中,形成了四派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它们基本上分别由四个民族组成,代表各自的民族和集团的利益: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伊斯兰党以普什图族为主体;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协会基本上是塔吉克人的组织;杜斯塔拇指挥的乌孜别克民兵代表乌孜别克族的利益;马扎里控制的伊斯兰统一党则由哈扎拉族组成。
  1992年4月,纳吉布拉政权的崩溃导致出现国家权力真空。阿富汗各派游击队在失去共同敌人后,互相之间因民族、教派、政见各异而形成的固有分歧与利益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它们根据各自的实力,纷纷抢夺全国或地方政权。各党派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各党派领导人为了个人的权力欲望,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无休无止的内部武装冲突。为了能在首都喀布尔占据一块立足之地,各党派不断驱使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自相残杀。
  巴基斯坦密切关注着这个邻邦局势的发展,贝·布托政府对阿富汗的内乱忧心忡忡。由于阿富汗政府声称巴基斯坦支持其境内的好斗分子,使贝·布托深感恢复两国友好关系的困难。
  自1992年4月以来,阿富汗各派游击队之间的激烈冲突,使数十万阿富汗无辜平民流离失所,逃到巴基斯坦,沦为难民。原先就滞留在巴基斯坦的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有家不能返,而大批新难民又蜂涌而至。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一带,联合国救援机构分发给难民的黄色帐篷,形成了一条黄色的河流。
  1994年3月3日,贝·布托访问了白沙瓦的一座难民营,会见了背井离乡的阿富汗妇女和儿童。针对巴基斯坦中断对阿富汗提供食品供应问题,贝·布托说,巴基斯坦并没有限制向阿富汗提供食品供应,这种供应是由于某些阿富汗派别的“干涉”而中断的。巴基斯坦将继续照顾这些难民,“只要他们的祖国没有恢复和平”,他们就可以呆在这里。在访问了这座难民营后,贝·布托伤感地说:“阿富汗人民对这场混战早已厌倦”。她呼吁阿富汗各派停止战斗,一起坐下来制订一项分享权力的安排。
  1994年10月,巴基斯坦的一支由3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在前往中亚的途中被阿富汗坎大哈省的地方武装劫持。几天之后,阿富汗伊斯兰学生民兵组织“塔利班”首次亮相,成功地营救了这支车队。后来它又趁势消灭了当地的地方武装,并于11月控制了坎大哈全省。这支学生民兵的成员,主要是居住在位于巴基斯坦北部边境的阿富汗难民营并在伊斯兰学校就读的青年学生,其领袖为穆尔维·乌乌尔。从1995年1月下旬开始,伊斯兰学生民兵从南方根据地发起代号为“进军喀布尔”的战役,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发展成阿富汗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
  一些西方分析家认为,伊斯兰学生民兵可能得到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大力援助。他们指出,由于希克马蒂亚尔既无力问鼎中央,又不肯同拉巴尼等派别握手言和,因而严重阻碍了巴基斯坦欲借道阿富汗同中亚穆斯林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计划,因而贝·布托政府放弃了对希克马蒂亚尔的支持转而支持学生武装。另外,“塔利班”最初见诸报端,正是在1994年9月巴基斯坦宣布它打算重新开辟通往中亚的古代贸易通道之后;而它采取的第一桩军事行动,就是解救被劫持的一支巴基斯坦车队。阿富汗的希克马蒂亚尔和拉巴尼也都这么认为。但贝·布托总理否认巴基斯坦向伊斯兰学生民兵提供了援助,重申巴基斯坦要在阿富汗各种党派的争斗中保持中立的立场。
  阿富汗学生民兵的迅速崛起,标志着长期陷入胶着状态的阿富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阿富汗何去何从,其前景是战是和,仍然扑朔迷离。联和国的和平计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只要阿富汗没有恢复安宁,只要阿富汗各派武装力量各据一方,分鼎争夺,巴基斯坦就无法顺利开辟通向中亚的贸易通道,它同穆斯林各国的合作就将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如果贝·布托政府支持任何一派,都将会使局势更加恶化,造成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执政派别的严重对立,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1995年3月中旬,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在参加中西亚地区十国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时宣称,巴基斯坦是新兴的阿富汗学生民兵的幕后支持者。
  3月18日,贝·布托总理对此予以驳斥。她否认巴基斯坦支持了阿富汗的任何一派,说自她1993年10月上任后,一直对阿富汗采取不干涉政策,巴基斯坦更没有支持阿富汗学生民兵武装。贝·布托还指责阿富汗领导人自从1980一1989年抗击苏军及其傀儡政权的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没能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分歧。她说,阿富汗领导人已经让阿富汗人民感到失望,阿富汗人民因他们的野心而受苦,这些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得到全体阿富汗人的支持,而他们又不想分享权力,却把他们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其它国家。由此看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恢复正常关系尚需时日。
  贝·布托政府在波黑问题上也表现出强烈关注波黑穆斯林命运的立场,它一直在向波黑的穆斯林政府提供财政支援和声援,支持它同塞族和克族作战。
  1994年2月2日,贝·布托总理访问了处于战火中的萨拉热窝,特别呼吁国际社会拯救正在受苦受难的波黑妇女和儿童。贝·布托还呼吁国际社会保卫波黑,使之“免遭残酷的种族侵略之害”。
  贝·布托和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在这一天共同呼吁波黑冲突各方尽快达成“公正的和平方案”,并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对波黑塞族发动空袭,以促进达成和平方案。这位巴基斯坦女总理激昂地说:“为了早日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对波黑塞族发动空袭,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在空袭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那就应该取消对波黑的武器禁运,让波黑人民能够进行自卫。”
  贝·布托政府把加强与中亚穆斯林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看得特别重要,认为这是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
  目前,由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创建的“经济合作组织”已经将中亚各国全部吸收进来。该组织经常召开会议.商讨彼此间的经济合作,解决存在的问题,商讨共同发展、互相合作的对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巴基斯坦正力促将它建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以便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为了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与交流,1995年5月下旬,贝·布托总理亲自出访了乌兹别克斯坦。在访问中,贝·布托与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就双边合作、中亚地区局势等进行了讨论。双方签署了关于科技、贸易、旅游合作和避免双重征税等三项协定。两国政府还同意在毒品控制和反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合作。
  贝·布托政府除了重视和加强与穆斯林国家在政治和经贸方面进行合作外,还积极主张穆斯林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合作。
  1995年3目,伊斯兰会议组织科技合作常务委员会在伊斯兰堡主办了为期5天的题为“21世纪伊斯兰政策”的科学问题研讨会。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出席开幕式并讲了话。他在发言中呼吁穆斯林国家集中力量制订科学和技术政策。莱加里说,大科学项目耗资甚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投资得起。伊斯兰国家应该以欧洲核研究中心为样板建立一个科研中心。他说:“我们必须为穆斯林世界制订一个类似的战略。”这位总统认为,伊斯兰研究中心应将现代科学与宗教融为一体。穆斯林学者不应该盲目地全盘照搬西方学者提供的东西。莱加里说:“考虑到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不应该再掉入这种陷井中。”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将主要力量用于教育和扫除文盲方面。
  巴基斯坦政府对自己所处的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十分重视,一直积极参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各项活动,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5年5月3日,第八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包括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在内的南亚联盟七个成员国首脑与会,共商南亚的和平与发展问题。
  东道主印度总理拉奥在致开幕词时指出,目前全球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加强区域合作是促进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与会的各成员国首脑在讲话中也指出,包括南亚各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面临着外债负担重、贸易赤字大、商品价格高和新技术缺乏等困难,这些不利的因素严重影响着南亚地区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各国首脑决心采取措施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关税,加速实现贸易优惠协定,扩大贸易,吸引更多的外资,并在科教、农业和信息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
  5月4日,首脑会议闭幕。会议最后通过了《德里宣言》。与会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从1995年12月8日起,实施在达卡举行的第七届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南亚特惠贸易安排框架协议,开展地区自由贸易。
  《德里宣言》说,消除贫困是南亚各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与会领导人决心积极行动起来,争取到2002年消除地区贫困。《宣言》指出,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严重威胁着本地区安全。各国应该加强合作,严厉打击这些不法活动。《宣言》还呼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减少性别偏见,赋予妇女更大的权力。
  会议期间,各成员国首脑频繁接触,举行私下会谈,就一些双边问题进行磋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5月4日与印度总理拉奥的会见。一段时期以来,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在会谈中,莱加里和拉奥都强调,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两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
  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重点。从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对美国来说,巴基斯坦不仅是南亚的一个重要国家,而且还是对付苏联南下印度洋扩张战略的一个重要盟友。而对巴基斯坦来说,由于与印度因克什米尔争端而发生战争,也需要与美国这样的大国结盟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所以,出于不同的战略利益考虑,巴美两国从50年代起正式结盟,先后签订了《美巴共同防务援助协定》和《美巴双边防御合作协定》。巴基斯坦开始接受美国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此后巴美关系一直比较紧密,虽几次出现波折,但总能和解。
  1979年年底,苏联出兵占领阿富汗后,巴基斯坦成为美国抵御苏联南下印度洋的“前线国家”,它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棋盘中地位立即突出出来,巴美关系也随之升温。美国试图通过建立华盛顿—伊斯兰堡轴心同盟来抵御苏联的南下印度洋战略。
  1981年,里根政府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为期6年(1981一1987年)的总额达32亿元的一揽子军事、经济援助计划。该计划完成后,又从1988年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总价值40.2亿美元的第二期一揽子援助计划(1988—1993年),其中军事援助达17.4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售最先进的F-16A型和B型战斗机,两批共售60架。这些飞机使巴基斯坦军事实力大大增强。1989年,巴基斯坦又向美国增加订购60架F—16战斗机,总价值14亿美元。巴基斯坦为其中的28架预付订金6.58亿美元。
  然而,随着苏军撤出阿富汗,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需要日益减少。而随着苏联解体,以美苏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时代”急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巴基斯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更是江河日下。失去了共同战略基础的巴美关系很快开始滑坡、并最终降到离冰冻状态只一步之遥的临界点。
  巴美关系的不断恶化,既是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直接反应,也是当时美国共和党政府重新设计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必然结果。
  冷战结束后,防止核扩散成为美国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和党参议院普雷斯勒提出的针对巴基斯坦核问题的《普雷斯勒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如果美国总统未能证实巴基斯坦确无发展核爆炸装置和核武器的意图,美国则应停止对巴基斯坦的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及武器出售。具体做法是:由巴基斯坦总理向美国总统作一书面保证,表示巴基斯坦不准备拥有核武器,然后由美国总统再给国会出具保证,以使国会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和售让武器。
  1990年10月,纳瓦兹·谢里夫在大选中获胜出任巴基斯坦总理后,为获得美国的援助曾打算在《普雷斯勒修正案》问题上作些让步。谁知美国得寸进尺,要求巴基斯坦停止发展核武器,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同意美方检查巴基斯坦的核设施。考虑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以及反对党的态度,谢里夫政府没有同意美国的要求。故此,布什政府于1990年10月宣布中断对巴基斯坦的所有军事和经济援助;并禁止一切军事销售。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使巴基斯坦不但失去了近6亿美元的援助,同时现有的美式装备也因缺乏零备件而大多无法使用。巴基斯坦政府对此十分气愤,强烈要求美国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将所购的60架F一16战斗机交付巴基斯坦。但美国盛气凌人,不仅不履约,而且拒不退款。更有甚者,美国还以这批装备占地为由,每年向巴基斯坦索要100多万美元的所谓仓储费。几年来一直严重影响巴美关系的“F一16战斗机争端”由此产生。巴美关系陷入僵局。
  1991年6月,为了打破巴美关系上的僵局,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提出由美、苏、中、印、巴五国共同磋商以解决南亚地区的核不扩散问题的倡议,同时表示巴基斯坦决不会牺牲民族利益而单方面放弃核计划。该倡议虽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巴美恢复了双边对话及高层接触,但在巴基斯坦核计划这一关键问题上,双方基本立场均无变化。1992年,美国在巴基斯坦的一再保证和要求下,同意通过商售办法向巴基斯坦提供急需的军用零备件,但仍拒绝交付F—16战斗机。
  1993年,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后发现,华盛顿冷淡伊斯兰堡的做法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据美国报刊披露,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在90年代乃至21世纪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包括开拓国际市场、防止核扩散、平息局部战争、扼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消灭毒品走私、平衡地区力量对比消长等众多因素,而美巴两国恰好在上述领域“仍然享有并行不悖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应采取积极步骤以“尽快打破美巴关系停滞不前的非正常局面”。为此,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4月出台了“南亚政策”。为了扩大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表示将对印巴两国采取“平衡”政策。同年8月,美国国防部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间有关F—16战斗机的纷争举行正式会谈。此举使解决巴美争端出现了一线转机,但双方在对这批F-16战斗机是“交货”还是“转售、退款”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争执不下。
  巴基斯坦人民党在1993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份书面报告中说,1980年以来,巴基斯坦从其它一些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贷款机构收到了大约190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中有27亿美元是非具体用途的贷款和赠款。来自美国、欧共体、日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钱使巴基斯坦能够为进口民用产品提供资金,并且“腾出数额相当的资金用在核计划上”。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武器专家伦纳德·斯佩克特指出,即使有具体用途的贷款,也可以使巴基斯坦腾出其它的钱款用于它的国际计划。
  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认为,巴基斯坦有现成的组件,可以制造出多达10枚或15权原子弹。这些组件分开保存,但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将它们装配起来。中央情报局承认印度基本上有同样的能力。
  1993年11月,美国和巴基斯坦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斐尔同巴基斯坦代总统萨贾德、总理贝·布托、外长莱加里和陆军参谋长阿布尔·瓦希德等进行了会谈,但未取得任何突破。拉斐尔在11月18日说,根据美国1990年通过的关于核不扩散问题的《普雷斯勒修正案》,对巴基斯坦暂停援助的决定,可以继续下去。
  巴基斯坦方面则坚持认为,它的核计划完全是必要的计划,因为它受到宿敌印度的核威胁。11月23日,贝·布托总理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是美国开始重新评价其政策的时候了。指望巴基斯坦削减核计划是卑劣的,是对巴基斯坦的羞辱。”她排除了削减核计划的任何可能性。但在谴责美国不公正地把巴基斯坦列为限制全球武器竞赛对象的同时,贝·布托女士又说,她的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是重建同美国的紧密关系。
  作为阻止在南亚扩散核武器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3月建议国会取消不得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的禁令,以作为对巴基斯坦不生产制造核武器材料的回报。但美国国会大多数议员不支持政府要废除《普雷斯勒修正案》的计划,也不同意有不受这项修正案的约束的例外情况。
  1994年4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塔尔博特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领导人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就美国提出的一项建议继续进行对话。美方的建议内容是:巴基斯坦同意限制其核计划,这样美国便向它提供F一16战斗机。塔尔博特和巴基斯坦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都说,将继续通过“悄悄的外交”讨论限制巴基斯坦核计划的问题。
  在塔尔博特访问南亚以结束印巴之间核武器竞赛一周后,巴基斯坦前看守政府总理莫伊·考莱希便在4月17日说,巴基斯坦4年前就冻结了它的核计划,但巴基斯坦必须拥有生产核弹的能力。他说:“简单地说,我们说过,我们不会采取实施生产核武器的计划,但我们有能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生产核武器。”“从常规军事力量角度讲,巴基斯坦军事力量要比印度弱得多。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单方面行动改变或削弱我们的核防御能力。”
  但贝·布托政府对美国把原来要巴基斯坦应该限制和取消核计划改为只要求限制表现出积极态度。5月18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里说,伊斯兰堡已经认识到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的转变,巴基斯坦准备考虑接受对它的核计划进行检查,并希望年底之前美国能恢复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但阿里强调,伊斯兰堡没有改变它提出的核检查应包括印度的要求。
  从1994年4月开始,美国首次在对巴基斯坦和南亚的政策上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华盛顿放弃了它早些时期采取的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同防止核扩散问题相联系的立场。它开始实行这样的政策:首先限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能力,然后在某个适当的阶段消灭它。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报答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意限制它们现有的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取决于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安全框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如何同印巴两国现任的领导人打交道。因为印巴两国的绝大部分人赞成自己的国家生产核武器。巴基斯坦认为自己的核计划是抗衡印度在常规武器方面占优势地位的一种威慑力量。印度则认为自己的核计划是对中国的一种威慑,是一种国际威望的象征。
  1995年1月,一支由40人组成的以国防部长佩里为首的美国官方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它是1989年以来美国派往巴基斯坦的级别最高、阵容最强大的外交使团。
  巴基斯坦对美国国防部长的光临给予高规格的外交礼遇,总统莱加里、总理贝·布托和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分别接见了佩里一行,并“在十分亲切的气氛中举行了话题广泛的会晤”。据报道,佩里同巴基斯坦领导人会晤时赞扬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实行现代化的楷模”,在联合国维和努力方面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强调美国乐意看到“一个统一昌盛的巴基斯坦在今后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贝·布托事后告诉新闻界,防止核扩散并不是巴美会谈的“重点”,“美方没有要求巴基斯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巴基斯坦和美国此番在两个问题上面取得了两项重大进展:第一,美国同意恢复1948年成立、1990年起因《普雷斯勒修正案》实施而被迫中断了的“美巴军事磋商工作组”。过去美巴双方均把“军事磋商工作组”当作各自决策层相互传递战略意向的正常渠道。第二,美国将考虑从第三国向巴基斯坦转交价值6.5亿美元的28架F一16战斗机。
  2月11日,巴基斯坦和美国终于就安全合作达成了协议。美国承诺将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和经济合作。
  为了让巴基斯坦放心,美国国防部长佩里于2月12一13日又访问了印度,要求印度也“限制”其核计划。2月12日,美国与印度在新德里也签署了一项《美印防务关系协议》,以体现克林顿政府的南亚政策对印巴两国的“平衡”。
  虽然佩里的访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巴美关系,但对贝·布托政府来说,在改善和发展对美关系上仍将面临曲折的道路。随着1995年牢3月8日在卡拉奇发生刺杀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事件,巴美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发后贝·布托总理说:“巴基斯坦已支付价值12亿美元的军事设备的款项,但我们既没有受到货,也没拿回退款。我担心这种情况会助长巴基斯坦好战分子的气焰,我希望美国政府注意这些动向。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针对破坏我国温和力量的种种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为了恢复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贝·布托政府在外交上上采取主动行动。1995年4月5日一13日,贝·布托总理应美国总统克林顿之邀对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贝·布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美国取消对巴基斯坦出口军事装备的禁令,恢复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访美期间,贝·布托在巴尔的摩的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希望美国政府最好向巴基斯坦交付80年代末订购的价值14亿美元的60架F-16战斗矾。特别是交付早已付款的28架F-16战斗机。如果不愿意,那就退款。贝·布托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再拒绝交付F—16战斗机,巴基斯坦就准备向法国和俄罗斯订购新型战斗机。
  贝·布托访美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就是与克林顿总统进行的首脑会谈。在会谈中,克林顿总统承认美方在向巴基斯坦供应军事装备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不公平的”。他向贝·布托保证,他的政府将与国会合作,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据透露,克林顿政府考虑的解决办法有这么几种:1.力促国会通过有关决议,修改或在某一时间内暂缓执行《普雷斯勒修正案》,以便政府能将这批军事装备交付巴基斯坦。2.为这批F一16战斗机寻找其它买主.一俟转售,即将货款退还给巴基斯坦。3.如果上述两种方案行不通,美国则给予巴基斯坦经济补偿,比如拨款援助巴基斯坦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缉查毒品走私,或为巴基斯坦训练军事人员,为其现有的美式军事装备免费提供零配件等。
  事实上,美国政府已逐渐认识到,《普雷斯勒修正案》实施几年来,不仅未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导致巴基斯坦反美情绪高涨;一味施压不是办法。另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也使美国大伤脑筋,在防范原教旨主义泛滥问题上,美国离不开像巴基斯坦这样“温和的伊斯兰国家”的帮助。因此,自199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已开始逐步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双方试图绕过《普雷斯勒修正案》,在经贸、能源等领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到贝·布托访美时为止,巴美已签署了总投资金额达12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备忘录,美国主要在能源领域进行投资。
  贝·布托此次访美,在改善巴美关系上又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除与美国政界要人举行会晤外,贝·布托还同美国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深入探索巴美在经贸领域进行合作的前景。在访问的9天期间,巴基斯坦同美国经济界签订了总额达60亿美元的投资意向书。贝·布托的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巴美关系还有不少需要克服的障碍。作为一对“麻烦的伙伴”,巴美两国几十年来已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但双方都离不开对方,毕竟还是一对“伙伴”。贝·布托政府将继续寻求改善巴美关系,并将其作为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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