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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郭汝瑰在西南率部起义


党派来了联络员

  春种秋收,种籽下了,一定会有果实。
  王葆真与上海地下民革的策反对象刘昌义、张轸已先后起义,现在只剩下远在四川的郭汝瑰了。他能否起义成功呢?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由上海回到重庆。
  如鲸鲵入海,郭汝瑰回到四川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刚筹建的72军,如狮子滚雪球地发展起来,两个月后就弄足了二个师的兵员,加上同是陈诚系的罗广文拨给他一个师,这样他就有了满满的三个师九个团。其中有三个团还都是老兵。
  这时(5月)地下党的联系人任廉儒也从香港带着电台密码、呼号来到重庆在重庆川盐银行工作,这样郭汝瑰可以就近得到党的指示。
  郭汝瑰的72军在招足兵员后,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命令,移驻到内江、泸州、宜宾一带。这正中郭汝瑰的心意,因为宜宾偏处川西南一角,便于发动起义。
  在和罗广文的周旋中,郭汝瑰深得罗的信任。罗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建议成立叙(叙府)泸(泸州)警备司令部,并推荐郭汝瑰兼任叙泸警备司令。这时张群正与四川军阀王陵基有很深的矛盾,张群千方百计要削弱他的权力。罗广文的建议立刻被张群接受,叙泸警备司令部成立。郭汝瑰任72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这样他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
  郭汝瑰在千方百计创造起义条件。
  对郭汝瑰的起义,党非常重视。中共中央华南局派了任廉儒回川后,又派梁佐华(任的助手)从香港回内地。要梁佐华待上海解放后,就去前线司令部研究郭汝瑰的起义。1949年6月18日,梁佐华从香港回到上海。第二天一早,梁佐华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这时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副市长潘汉年已经披着衣服在忙碌地办公了。
  “你先坐一会,我把手头的事办一下就和你谈。”潘汉年看到梁佐华就招呼说。
  潘汉年一目十行,手不停批,很快就把手头的事办好。他回过头来亲切地对梁佐华说:“现在我们就要进军西南,72军正在四川,如果起义成功,将会起很大的作用。”
  潘汉年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梁佐华,他也兴奋地说:“华南局要我回来就是研究这个问题,听你的指示。”
  “进军西南是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你先回家休息。由我写信给二野驻沪联络处,他们会派人来找你,然后去南京二野司令部具体商谈起义工作。”
  潘汉年又说:“江南虽然解放了,但还有大半个中国尚待解放,潜伏的特务还多。搞起义工作,还要十分机密。蒋介石抓到你们这些搞策反起义的人,是格杀不论的。”
  “谢谢首长的指示。”梁佐华答。
  6月21日,仅隔一天,二野驻沪联络处的负责人张光西就带着潘汉年的亲笔信找到梁佐华,约定日期,张光西亲自陪同梁到南京去。当时梁佐华要回潘汉年的亲笔信作为纪念。文革中,红卫兵抄到了这封信,“与大叛徒勾结”,梁佐华被关押7年。这是梁佐华始料不及的后话。
  10天后——7月1日,梁佐华到二野司令部。与柴军武(处长)、李潢(科长)、张光西(参谋)共同研究商量后,决定派干部两人化装成商人秘密入川,就近指挥郭汝瑰的起义。
  “去的同志不能带任何文件,也不带介绍信,他们与任廉儒、郭汝瑰又不相识。这怎么办?”
  商量中遇到难题。对柴处长提出的问题,一时间在座的人都想不出办法。
  “有了。”梁佐华忽然高兴地说。
  “我可以介绍一个人陪同这两个干部去川。”梁佐华又说。
  “是谁?你快说。”柴处长催促他。
  “他是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生,他可以托词回家,他有警官身份也可掩护这两位同志进白区。”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
  任英儒、赵力钧、展云剑三人经历重重险阻,乘船经过宜昌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同船的人死了不少,三人幸而安然无恙,于8月间到了重庆,与任廉儒接上关系。
  任廉儒带着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展云剑另有任务去了别地)到泸州来见郭汝瑰。郭汝瑰在宜宾视察部队,又辗转来到宜宾。
  任廉儒与赵力钧找到一个偏僻的小茶馆,泡了两壶茶,边喝茶边打听郭汝瑰在宜宾何处。终于打听到郭汝瑰在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的家里。任廉儒把赵力钧安顿在小茶馆里,径来肖家找郭汝瑰。
  两人见面,任廉儒低声说:“党派来的人已经到宜宾,在什么地方见最稳妥?”
  郭汝瑰想了一下说:“就在这里吧,在客厅说话是不会有人窃听的。”
  赵力钧被带到萧家。又是拥抱,又是握手,
  郭汝瑰似乎和他原就很熟,这样做当然为着给别人看。
  谈到赵力钧的工作安排,郭汝瑰说:“赵先生是否请你屈就我的侍从副官,我们可以朝夕相处,有事可以立即商量。”
  “这,恐怕不行,除帮助你外,我还有别的任务,你需要我时我自然会来的。”赵力钧说话非常坦率。
  “我最好留在重庆。”赵力钧又说。
  郭汝瑰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到72军的重庆办事处去当办事员。”
  “他用什么名义进去呢?弄不好人家会怀疑的。”任廉儒说出他的意见。
  “这倒是的。”郭汝瑰双眉紧锁在想着能否有个妥善的办法。
  “让他持一封要人的八行书,而你非安排不可。”任廉儒说。
  “你这一说提醒了我。你们去刻一方顾祝修的私章,用他的名义写一封信来请给亲戚赵力钧安排一个小工作,我一回泸州就来见我,我就派他去重庆办事处。这是妥当的。”郭汝瑰不急不忙说了一套办法。
  “顾祝修何许人?”赵力钧问。
  “他嘛,总参谋长顾祝同的弟弟,这样的面子,我这个军长不会不给。安排你谁也不会怀疑。”
  商量定当,三人大声说笑了一阵。任、赵两人告辞。
  几天后,郭汝瑰回到泸州,赵力钧果然拿着顾祝修的介绍信来了。
  郭汝瑰装着并不相识,看了信笑笑说:“你是来谋小差事的,既是顾先生力荐,我怎么不安排呢。”
  他把军需主任叫来,说:“这位赵先生是顾总长的弟弟介绍来的,你就把他安排在重庆办事处当办事员,他做事不做事听他的便,照发他薪水便了。”
  赵力钧就此有了公开的身份,在重庆安下来进行着他的活动。

历史悲剧的最后一幕

  10月,秋风吹叶落,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历史悲剧用空前的速度在演最后的一幕了。
  1949年10月13日,国民党的残军撤离广州,所谓“政府”迁到重庆。10月15日在重庆正式办公。
  抗战时期,重庆曾作为国民党政府的精神堡垒,而现在由于挑起反人民的内战,这时已是“燕巢于飞幕之上,鱼游于沸鼎之中。”
  已经退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又重新跑到台前,想挽救残局,然而“唿喇喇大厦将倾”,“寻好梦梦难成。”
  郭汝瑰从任廉儒那里得到消息: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的大军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不久就要发起进攻。郭汝瑰判断,二野的部队将要从酉阳、贵阳入川,先攻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将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72军必须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入成都与国民党的主力作战,自己利用这形势带部队起义。
  就在这时——10月下旬蒋介石偕他的儿子蒋经国飞到重庆。他亲来主持作战会议。
  重庆的街上,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柏枝牌坊。上面挂着“欢迎蒋老先生回到第二故乡”的匾额。
  这实在是历史的嘲笑。
  抗战时期,蒋介石曾借故杀了袍哥出身的兵役署长。而现在张挂欢迎匾的却是各个山头的袍哥。可见这时的民心向背了。
  作战会议是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
  郭汝瑰和44军军长陈春霖一同到了重庆。
  陈春霖说:“我们开会得小心,丢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只剩这西南一角,老头子一肚子气,惹了他可要倒霉。”
  “你说得是,反正我们少说话就是了。”郭汝瑰说。
  郭、陈两人走进会议室,会场里坐得满满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重庆的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三处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刘文辉、邓锡侯等一干人物。
  会议室墙壁上挂着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图,室内横放一张餐桌。
  蒋介石与蒋经国进来了。蒋介石背靠地图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蒋经国、张群、刘文辉、邓锡侯、钱大钧等打横坐。
  其余人员都围着餐桌坐。
  蒋介石强作冷静面露一丝笑容,眼光扫视全室一周后,说,“目前党国正经历着艰危,希诸位协力同心,精诚谋国,同时要坚定必胜信念。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只要我们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待国际局势变化,我们就可反败为胜。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研究如何固守西南,共军从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说到这里,蒋介石面向刘文辉、邓锡侯说:“请大家畅所欲言,共献良策。”
  静场片刻后,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按他的分析,共军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理由是此路交通方便,易于展开。他说:“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设防于川北剑阁一带,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
  沈策说完后,会上没有人吭声。郭汝瑰原不准备讲话,加上又接陈诚的指示,要陈系部队紧靠胡宗南,他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这时陈诚系统的罗广文起立发言,他赞同沈策的意见,并主张72军不动,以免后方空虚。这正中郭汝瑰的下怀。
  沈策、罗广文定了调子,其他人也不再说什么。蒋介石表示察纳雅言,又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你们两位有否高见?”这两人当然识相,都表示没有意见。蒋介石遂即作了把主力放在川西北的部署,这个圈子一兜就是几千里,这是兵家大忌。郭汝瑰心中暗暗发笑。
  作战会议散后,郭汝瑰在重庆逗留一天后就回到泸州。
  回泸州没有几天,郭汝瑰忽然接到参谋总部办公室的电话:“请即来重庆,委员长召见。”
  是祸是福,郭汝瑰惴惴不安。联想不久前的几件事,他更感到凶多吉少。
  不久前,陈诚的亲信赵志尧(预算局局长)来找他,说:“辞公(即陈诚)的意思,劝你把你太太送到台湾去安全些。”
  这显然是人质!他当即以妻子老小到台湾无以为生为由顶回去。赵志尧以陈诚自会照管作辩解。他还是用种种措辞顶住。赵志尧才无可奈何而走。临走时,郭汝瑰要他传话:
  “请辞公放心,如果失败,我一定打游击到底。”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天,罗广文向郭汝瑰透露了一个消息:“据张群的政工处长陈国儒说,新闻局长邓文仪(字雪冰)要陈国儒严加监视你。”罗广文要他多加小心。
  这同样是不祥之兆!虽然他借罗广文、陈国儒都在场的机会,吵了一顿。他嚷起来:“邓雪冰凭啥子说我靠不住?!我都靠不住,哪个才靠得住?我说邓雪冰才靠不住。”罗、陈两人自然安慰他,但难保陈国儒不暗中监视着。
  ……
  现在蒋介石又来召见,不去又不行。他只好舍命去闯了。
  车到重庆,郭汝瑰才知道召见的并非他一人,还有44军军长陈春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重庆,林园,当年国府主席林森所住之地。小有花木之胜。蒋介石在这里接见郭汝瑰与陈春霖。
  郭、陈两人连袂来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在那里等候。
  蒋经国见到他们,把他们引进园内,又热情地说:“请稍坐,父亲马上接见你们。”
  两人坐下不久,侍从副官招呼他们进去,只见走廊上摆着几张藤椅,刚准备坐下,蒋介石就来了。两人敬礼,蒋介石摆了摆手:“坐下说话吧。”
  蒋介石两眼看着郭汝瑰,问:“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打仗有没有希望?”
  “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是有希望的。不说别的部队,就是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3个团正在紧张训练,另3个团都是医院里收来的老兵。新拨来的傅秉勋师成立得很早。因此,我以为这个仗是有把握打的。”
  “唔,唔,这好。”蒋介石说。
  接着,蒋介石又问了陈春霖同样的几句话。
  随后,蒋介石又对两人作了几句训示,即让他们走了。
  蒋经国、陶希圣又把他们送出林园。
  从此,郭汝瑰不敢再去重庆。其实他身边就有一个军统特务(参谋长许亚殷)随时都有不测。
  11月初,解放军二野攻进贵州。这时蒋介石才弄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
  11月14日蒋介石父子又匆匆从台湾飞到重庆,急忙调兵遣将。
  蒋介石要胡宗南放弃关中,全力保四川。胡宗南的裴昌会、李文两兵团在广安通电起义。40万军队风消云散。
  蒋介石又命令驻守川北的罗广文兵团,急行军返回重庆,到乌江去布防。脚跟还没有站住,防线就被突破。锋芒所向,直逼重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在上海起义的刘昌义一样,蒋介石给郭汝瑰也加官进爵。国防部忽然电令郭汝瑰任22兵团司令,让他指挥本身的72军外,还有21军(军长王克俊驻乐山)、44军(军长陈春霖)由赤水向泸州退却,另外有3个独立师(都驻内江)。命令要他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
  这当然是蒋介石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
  郭汝瑰另有所谋——准备起义。

蒋介石凄惶离大陆

  任廉儒到泸州来了。
  在军部的密室里,郭汝瑰和他研究通讯联络问题。
  “老任,你还是编一本密码吧,便于联络。”郭汝瑰说。
  “由你编,编好后送一本给我。”任廉儒回答。
  “我编,容易泄密。不如你编了,送我一本。上面写‘泸密’郭军长密存——陈诚。这样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敢问的。至于你来电只要写‘泸密,郭军长亲译’,这也无从泄漏。”
  郭汝瑰的意见,得到任廉儒的同意。
  对起义的地点,他俩又作了研究。
  “现在重庆危急,你最好自告奋勇去守重庆。就在重庆起义。不然重庆的工厂与重要设施都会被破坏。”任廉儒说了他的意见。
  郭汝瑰笑笑说:“你这意见当然好。不过,你不了解,我的部队与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不同。我的部队是新组建的,意见不统一,也不听招呼,再加上部队里混进许多特务,特务控制很严密,到重庆起义困难太大,就在宜宾起义也难免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要在重庆起义可能弄巧成拙。”
  郭汝瑰的意见说服了任廉儒。任廉儒表示同意。
  两人又研究了一些其他问题才告分手。
  不久后,郭汝瑰属下的新34师奉蒋介石的命令从内江驻地转移到泸州以南江门一带。这个师的师长柏恒是郭汝瑰的同乡(铜梁县),两人交谊甚深,郭一直把他看作是有血性的左道热肠的人。郭汝瑰要起义的意图,柏恒也知道。一到泸州,柏恒告诉他:“我师里的100团团长许汉洲是个特务,必须设法除掉,否则对你不利。”
  新34师当时正在行进途中,郭汝瑰匆匆赶上去。他传下话:“部队暂停行进,军长要清点部队。”在蓝田坝的对岸江边,进行清点。许汉洲的100团,缺少100多名士兵,又丢失了枪。郭汝瑰勃然大怒道:“许汉洲,我一直信任你,你却是这样不称职,对我阳奉阴违。”“军座,人枪不足,我一定马上补齐。”许汉洲心想为这一点事军长要这样发怒。“不行,把他押起来。”许汉洲除掉后,他当即派了一名亲信当100团团长。解除了一个隐患。
  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正好与柏恒的新34师成为鲜明对比。
  1989年台湾出版的《百战军魂》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重庆撤退前,郭(时为72军军长)与同为‘天子门生’的徐孔嘉(当时72军参谋长)、傅秉勋(时为104师师长、傅为郭之姐夫)在泸州72军司令部密室,计划干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业——活捉蒋介石。
  结果因为傅秉勋不同意,终未实行。”
  这记载其实是不确实的。傅秉勋是郭汝瑰的妹夫(并非姐夫)。他们商议的只是起义,并非活捉蒋介石。
  傅秉勋与郭汝瑰不仅是亲戚,而且有同窗之谊。先后在黄埔军校与日本士官学校两度同学。傅秉勋的104师当时驻守新津飞机场。郭因与傅有这样一些关系,又知道傅在30年代是共产党员,就发了一个急电,请他来泸州商量起义问题。
  他应邀来了,选择了一个茂密的桂圆树林中进行密谈(并非是“72军司令部密室”)。他俩佯作散步。说到起义,傅秉勋面有难色地说:“我在新津,你在泸州,两地相距这样远,怎么能拉到一起呢。”
  “这并不难。我以兵团司令的名义,把你部调宜宾,不就行了吗?”
  “要是国防部派兵打我,怎么办?”
  “你真是聪明一世,胡涂一时,现在整个四川就只有我这个军是机动部队,难道我会打你吗?”
  傅秉勋一时语塞。数分钟后,吞吞吐吐说:“不过,我想,再是战事失败,我就藏到松潘里边去,待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到时我再出来。”
  郭汝瑰不禁笑起来,说:“我说你呀,真够胡涂了。你能算定三次大战一定能打起来?就是打起来,谁和谁打,胜负如何?再说就是蒋介石打回来了,别人有汗马功劳,你是躲在山沟里的,又拿什么晋见?”
  郭汝瑰的一连串问话,傅秉勋无从回答,他低下头,半晌才说:“我不到你这边来,就到松潘去。”
  郭汝瑰的劝说没有结果。
  后来傅秉勋的名字却上了毛人凤拟订的“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在该计划第二部分“组织及系列”中写着:甘青川游击根据地,辖“三边靖绥反共司令部”四个师,总司令周迅予,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1951年藏族头人苏永和在松潘叛乱,傅秉勋担任指挥。解放军黑水平叛,傅秉勋开枪自杀在一条小河边。
  就在郭汝瑰的起义计划在密锣紧鼓进行时,重庆已岌岌可危。11月29日行政院迁往成都。重庆市内秩序混乱。
  蒋经国后来曾追忆这段情况: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末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升空之时,从江口渡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半小时后解放军由海棠溪进入市区,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
  这是11月30日。
  重庆既丢,成都门户洞开,无险可守。
  12月7日,行政院再迁台北。
  10日,成都也濒临绝境。住在中央军校的蒋介石父子,听侍卫人员汇报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父子俩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后离开军校。下午2时,凤凰山机场一架飞机升空,蒋氏父子凄凄惶惶最后离开大陆。

历经艰险起义告成

  12月3日清晨,泸州,72军军部。
  “你是郭军长嘛?”
  郭汝瑰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我是。你是哪里?”
  “我们是第10军,军长杜义德。”
  郭汝瑰猛然醒悟,这名字好陌生,莫非是解放军。他立即问:“你是解放军?”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那边回答。
  “好!我按计划行事。”郭汝瑰回答。
  放下电话,郭汝瑰后悔了。怎样的计划,对方是否知道?他拿起话筒问电话局,要他们再接过去。电话局回说不知是哪里打来的,无法接通。
  郭汝瑰考虑,派人去和解放军联系。
  派谁去呢?他想到新来的高级参谋徐孔嘉。
  这徐孔嘉是有来历的。1927年郭汝瑰和他在涪州结识,徐曾是共产党员,不过已有多年未通音信。前不久郭汝瑰向任廉儒要军事干部,徐孔嘉突然来了。郭以为是党派来的,但问他与党是否有联系,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系。摸不清他的底细,留他任了高级参谋。
  “孔嘉兄,有一件事请你办一下。”
  “什么事?您说。”
  “请你去找解放军。”郭汝瑰说得够清楚了。这时去找解放军当然是联系起义,不过不能这样说。
  “去做什么?”
  “去联络联络。”郭汝瑰看他明知故问就这样回答。
  “联络我就不去。”徐孔嘉这样回答。
  郭汝瑰默然,心里另外有了主意。
  当天,郭汝瑰下令所有部队向宜宾撤退。他所属的新34师已由江门向宜宾撤退中。
  4天后,12月8日郭汝瑰的部队到了宜宾。次日上午郭汝瑰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这时郭汝瑰已经成竹在胸,口袋里装着向解放军声明起义的信,待会上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宣读。
  开会地点在233师师长赵德树的家里。出席的有参谋长、师、团长共11人。
  郭汝瑰首先讲话:“解放军已经入川,国军完全垮了。形势这样紧张,今天请大家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出路。有人说‘仗是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畅所欲言,这关系到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大家的意见必须取得一致。现在请哪一位先说。”
  他的话刚落音,233师师长赵德树首先发言。他说:“不能打了,这个仗怎样打呢,要打,我们就完,不如干脆和了吧。”
  郭汝瑰心中暗喜,如果没有人反对赵的意见,事情就成功了。那知赵德树下面的话却变了。
  “不过,司令的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不合算,共产党以后不会信任你。现在的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你走,我派一营人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着抬你走,三天就可赶到新津,再乘飞机去台湾。你看怎样?”赵德树振振有词地说。
  这一下,全场惊愕。
  赵德树的话明明是要赶走郭汝瑰。
  郭汝瑰大感意外。不过他并不惊慌。因为这部队他完全能掌握,不仅全军营以上军官是由他委任的,而且许多团、营长是他的亲信与亲人。再说赵德树本与他私交甚厚,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在赵德树有危难时(因枪杀一临阵退缩的营长被国防部军法局扣押),曾救过他。有这两点所以他非常镇静。
  郭汝瑰在想:赵德树这样讲,也许是因事先未和他商量,他在试探我起义与战的真正意向;或许他怕干部一时接受不了,发生意外,他挺身而出,为我担当危险。
  想到这里,郭汝瑰胆气壮了,他说:“败军之将,谁还来和我们言和?只有起义一条路。不管是起义,或是打,还是由我来指挥。在这时刻,我岂能一人求安。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在一起。打,看来是绝路一条,仅有‘忠义’虚名,而留下孤儿寡妇。大家如果要打,我和大家死在一起;不打,那就起义!现在大家再发表意见。”
  “军长说得对,我们起义。”又是赵德树跟着说。
  这一来,会场的气氛由紧张变为缓和。
  “仗是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697团团长张纬说。
  张纬的话还没有说完,冷不丁地698团团长吴让站起来说:“我反对起义!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为什么不打?比如一个女人,男人还没有死,就想改嫁,说得过去吗!?”
  吴让这人原就桀骜不驯,他这一骂,会场的气氛又紧张起来。699团团长廖觉雄与其他人都低着头不说话。
  郭汝瑰一看这情况,觉得会不能再开下去了,立即收蓬,他:“这是件大事,大家再去考虑考虑,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回到军部,郭汝瑰分析了会场情况。面对着这严峻的形势,各人都在作出选择,其中有少数死硬派不足为怪,只要大多数人能够意见一致。会场上699团团长廖觉雄的态度值得注意。现在他这一团负责宜宾的城防,对起义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应该把他动员过来,否则关系到大家的安全。
  他的想法得到军部高级参谋代参谋长徐孔嘉,干部学校教育长张继寅的同意。这两人建议233师师长赵德树去说服廖觉雄。郭汝瑰就把这任务交给了他们。
  出乎意外,两人很快就回来了。而且赵德树与廖觉雄一起跟了来。
  “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一进军长办公室,廖觉雄敬礼后就大声地说。
  “这好啊!你可不能后悔。”郭汝瑰内心虽然很高兴,但面下很冷静。
  “不后悔!什么情况下都不后悔。”廖觉雄的语气很坚决。
  原来徐孔嘉、张继寅两人去找赵德树途中,正好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事情的发展意外地顺利。
  水到渠成,郭汝瑰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给解放军的信,交给徐孔嘉。
  “这个任务你不能推辞吧。信上我已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必武同志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郭汝瑰严肃地说。
  “军长,你可能误会了。上次你只是要我和解放军联络联络,如果说是起义,我怎会不去呢。”徐孔嘉很高兴地回答。
  徐孔嘉与宜宾本地的代表若干人,一起乘轮下行,江水滔滔,当晚就到了解放军16军的驻地,受到军长尹先炳与政委吴实的欢迎与接待。第二天(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与徐孔嘉等一起来到宜宾。
  在发出《起义告官兵书》后,又发了起义的通电。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部在川南宜宾起义成功。
  随后,张国华将军的18军来到宜宾。接着18军召开了72军起义欢迎大会。会场上,解放军一阵阵高呼:“向72军起义干部致敬。”72军的全体官兵从未受过这样的对待,很多士兵的眼眶都湿润了。此时,郭汝瑰的高兴自不必说。
  郭汝瑰的72军起义通电在报纸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傅作义部的参谋长郭宗汾看了起义通电激动地说:“快了,快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起义了!”
  正象多米诺骨牌,川军邓锡侯、刘文辉部也已起义。如汤沃雪,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失败了。
  40年后,台湾的一本书还用愤恨的语言写到郭汝瑰的起义。文章说:“……黄埔嫡系并经日本士官校和陆大深造,受陈辞修将军特别赏识倚重(曾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带着国军的最后本钱——72军在泸州(应是宜宾——笔者注)阵前‘归队’(郭本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指挥中枢的共谍),瓦解了国军的最后部署与士气。政府原以为退路的西康刘文辉、云南卢汉因以往遭受歧视,对最高当局怨毒已深,自然亦乘机投共。”(许逖:《百战军魂》)郭汝瑰起义的作用于此可见。
  据熟悉郭汝瑰起义内情的人说:“蒋介石在台湾听到郭汝瑰起义的消息,气得捶胸顿足。”
  沪京暴动案的余波在西南一隅写上了句号。郭汝瑰起义的成功是党的力量的感召,也是王葆真、任廉儒、梁佐华等人舍身忘我、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艰苦工作的结果。38年后,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所送的文件,遭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我出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得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这句话说出了郭汝瑰真诚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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