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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沙俄军中一上尉


       欧洲大战起烽火,投笔从戎为报国;
       沙俄军中一上尉,转战千里费思索。

  在现代苏联军事史或战争史上,确实涌现出过为数颇众的勇冠三军、功名盖世的帅林英才。但是,在他们中间,像华西列夫斯基这样既亲身经历并直接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程,又亲身经历并直接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程的人,确实不多。

  如果说,是命运注定要使华西列夫斯基成为一名军人,那么,这应始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如果说,作为一名军人必须要经受过战场的战火洗礼与考验,那么,这在他也是始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消说,1914—1918年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远不是所谓的人类正义之战。但就其中某些参战的个别军人来说,他们的动机则不一定不是纯正而健康的。本书传主当年的投笔从戎,积极加入战争率伍行列,就是相当典型的一例。华西列夫斯基那时还是一个不足20岁的热血青年,他之投身旧俄沙皇军队,积极参加战争,正是抱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怀就一颗报效祖国的热心而去的。他根本不了解这竟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发生的强盗式的战争。

  却说华西列夫斯基请求提前毕业、报名参军的愿望得到满足之后,旋即作为现役军人被置于科斯特罗马省军事首长的管辖之下。1915年2月,华西列夫斯基被派往莫斯科,准备在那里进入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校学习。

  俄国当时共有十多所专门性的军事学校。就级别与名气而论,巴甫洛夫军校属第一,亚历山德罗夫军校属第二,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则排名第三。该校创立于1864年,原名叫莫斯科步兵士官生学校,后奉俄皇尼古拉二世之命,为纪念新诞生的王位继承人,乃于1906年改名为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它与前两所军事学校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两所军校专阿招收贵族出身的人,或者至少是富裕家庭的子弟入学,而它则优先招收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自然,这所学校的学员在毕业后的境遇和待遇方面,也远远不能与前两所贵族学校相比。他们通常是被发配到外省偏僻的地区去眼役,很有点中国古代被派遣戍边的味道。然而,这并不妨碍该校学员以自己的军校为荣耀与自豪的心理,因为,它的毕业生都能从它那里获得一枚相当考究别致的特制徽章。

  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当时的校长是哈明将军,他只拥有团长一级的权限。他的队列副校长是波波夫上校,一个十分严厉的长官。他坚持的信条是,只有严厉的处分才能有严格的秩序。这也是旧俄时代沙皇军事教育体制和军队生活中反映出的一种较普遍的倾向。每当波波夫上校接见纹丝不动地立正站在他面前的学员时,总是问他们是否处于战斗戒备状态,如果回答说“不是”,他就会立即要他们带着全副武装进入战斗状态罚站。他还说。“你们是皇帝陛下未来的军官,你们自己不先尝尝这罚站的滋味,将来怎么会处罚别人呢?!”

  华西列夫斯基在这所军校里只呆了4个月便毕业了。原因是当时正值战争期间,前线急需补充军官,所以这批学员的教育基本上是战时速成培训性质。毕业时,每人授准尉军衔,服役8个月后晋升少尉,如果有战功则可随时晋升。离校时,和其他学员一样,华西列夫斯基领到了300卢布的军眼费,军眼则由学校统一监制。另外又发了100卢布,作为战时离校薪俸。此外,还给每人发了左轮枪、军刀、野战用望远镜、指北针和现行军队条令。这样,华西列夫斯基在年方20岁之际,便成了准尉了。他的心里满是狐疑:我这就成为一名军官了,我真的会训练、培养和带兵吗?他们中许多人还打过仗,而且年龄也比我大得多?

  说来也是,当时他们在校训练和学习几乎根本不考虑正在进行的战争的要求,仍然按着早已过时的训练大纲进行十例如。教官们甚至连在野外障碍下的军事行动、新型重炮、各种类型手榴弹(除了俄制的“白铁瓶”)和在战争中使用汽车和飞机的最起码的原理都不介绍,各兵种间协同动作的原则也不予讲解。不仅在课堂,就是野外演练也是理论多于实践,因此,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形式主义的队列操练上。至于敌军的情况,则更是一无所知。对此种种,华西列夫斯基十分不满。一次,他对一位同乡同学说:“难怪外国人都说,俄国人善于送死,而且往往是糊里糊涂地送死。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少能用到将来的实际战争中呢?!”

  与此相反,学校对学员们操行规定倒是极为严格与严厉的。例如,作息时间规定为:5点45分吹预备号,起床,早检查,祈祷,唱赞美歌,茶点,上课。中午12点30分吃饭,然后继续上课。17点45分吃饭,饭后休息,然后喝晚茶。21点全连列队听晚降旗号,然后点名和检查,23点熄灯。这时,除了昼夜值勤者外,所有学员都必须上床就寝。此外,还为休假学员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如,禁止学员到花钱的场所去游玩,禁止去俱乐部、饭店、大众食堂、台球房、赛马场、红场上的商店等地方。在剧院和音乐会上,不许学员坐靠近池座前7排的位子。在马戏院,不能坐在靠近前4排的位子。这些,对于培养一名有操行的军官也许是必须的。但华西列夫斯基相信,要造就和培养自己成为合格的军官,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还有比它们更为重要的东西。

  那时,华西列夫斯基还不大懂得军队及其指挥官所需担负的社会使命,只知道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必不可少的素质是:熟悉相当的军事理论,知己知彼,善于带领部下,培养和训练他们,保证部队有高度的纪律性和坚决服从的精神。为此,一方面,他下了很大功夫阅读俄国著名军事家和军事指挥者的著作,熟悉他们的生平与事业追求。他最喜欢的是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米柳钦、斯科别列夫等人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和卡片,以至以后奔赴战场时还带着它们。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向他当时的连长特卡丘大尉学习实践训练的本领。后者是当时教官中极少数亲自参加过战争、负过伤、得过奖章的军人之一。由于两人军事观点接近,为人处事作风相似,最后竟成为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

  在这4个月的军校学习和训练中,华西列夫斯基积累并记下了许多军事理论信条,在以后的终生军事生涯中,他总是把这些信条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其中有些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期的俄国英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德拉戈米罗夫教授的名言;有些则是军校提倡或他自己总结出来的。如:

     我们的宗旨是消灭敌人,只消灭敌人而自己不受伤亡的
   作战是不可能的。只使自己伤亡而未能消灭敌人的作战是愚
   蠢的。
     对部下和士兵,与其命令不如委托。
     为祖国服务,向军旗致敬,维护军服的荣誉。
     大公大勇,先公后私。
     接近部下,始有信任。
     敢于标新立异。
     行动要有目的性。

  1915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作为一名青年准尉,被派往驻在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省的一个县城的预备营中。这个有着大量俄罗斯文物古迹的小城,曾在这位年轻的准尉心里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大约十来天后,这个营忽然接到立即开赴前线的命令。为了给它的一个补充连任命一名新连长,营长便把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在内的军官集合在一起,请愿意赴前线的军官自动报名。华西列夫斯基想,一定会有许多人在他之前主动地举手的,尤其那些在预备营呆了很久的军官们会这样做。哪知道,尽管营长多次向“军官先生们”发出动员号召,却根本无人响应,连一个举手的也没有。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寂静,甚至有些穿着笔挺的军官们竟完全是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

  营长是一名老上校,显然年龄已经超过50岁。他很生气,大声地责备说:“你们是俄国皇帝陛下的军官!不应该只知白拿朝廷的俸禄,而不为国家的祸福担忧。现在国家有难,你们谁也不想去保卫祖国吗?”

  结果还是沉默,大厅里更加寂静。

  最后,老上校无奈地摇了摇头,又挥手叫来了副官。他指示副官用抽签的办法,立即从速选出一名连长来。

  此时,华西列夫斯基也默默地站在这些军官的行列里,他为大厅里的全体军官感到耻辱。心想,我倒是很想立即到前线去,但此时怎好冒昧地毛遂自荐呢——毕竟自己仅仅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准尉,这距连长的军阶还差得很远,怎好自不量力地高攀此职呢?!他认为,大概其他的年轻准尉们也准是这样想的。然而,年纪大一些的军官们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显然他们中仍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率队开赴前线。而副官正在忙于给每人制作预备抽取的纸签。

  华西列夫斯基再也忍不住了,只见他跨前一步,礼毕,大声说道:

  “报告营长,我是刚从阿列克谢耶夫军校毕业来此的准尉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虽然我的资历不够,但我愿意同另外的某个军官先生一道率领这支连队,立即奔赴指定的前线。报效祖国是我的义务和志愿,眼从命令则是我的天职。”

  营长的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他急步走过来,先拉住了青年准尉的双手,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样的!真是好小伙子!我感谢你的勇敢和忠诚。”

  随后,又有一名年轻的准尉也主动地跨出队伍,表示愿与华西列夫斯基共同率领这个连队去前线。

  这样,华西列夫斯基便成了这支补充连的代理连长。但是,随后命令又改变了:没有要求他们这支队伍直接开赴前线,而是由本地转到另一省区,并被编入了新的预备役部队。直到这年9月份,华西列夫斯基所率的这个连队才被派往前线,直接隶属于西南方面军第9集团军。嗣后,华西列夫斯基及他的连队被集团军司令部编入步兵第103师,在这里,他暂时出任连长。后来,他所在的这个连被派赴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第1营,被编为该营第2连。

  自此,华西列夫斯基便来到了战争的最前沿。在这里,他第一次受到战斗的洗礼。及至第一次炮火过后,他才真正弄清楚了什么是榴霰弹,什么是榴弹,以及什么是迫击炮的炮火。这时,他才真正而切实地感到,和平的生活已经远远地被留在后面。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的职业军人生涯便真正开始了。

  华西列夫斯基率领自己所在的连队参加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是在1915年12月中旬展开的。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战役。当时,整个第9集团军所占领的防线都是极为不利的,它在霍亭城以西地区与奥匈帝国的第7集团军展开了阵地战。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第1营及他指挥的第2连,被部署在团部所在地尔扎维涅茨村以西的阵地上。战壕给人的印象十分蹩脚,只有一些极普通的沟渠,没有胸墙,只是在两边乱七八糟地堆了些土,既无枪眼,也无遮弹檐,甚至连起码的伪装都没有。武器装备和弹药供应也都极差。士兵的枪多是用缴获的奥地利军队的步枪,子弹严重不足。俄制火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各种型号的炮弹都极为缺乏。

  战斗打响后,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团曾在一周内反复不断地向霍亭以西的敌军正面阵地发起冲击,以求获得局部突破。但结果均未能达到战役国的,相反却带来了严重的指战员损失。到这年底,俄军虽把阵地向前推移了大约15俄里,但终究损兵折将,得不偿失。最后,该团不得不退出战斗,作为师的预备队在整个冬季里进行长时期的修整。

  通过此役及随后的冬季修整,华西列夫斯基发现了旧俄军队的许多弊病。且不说最高统治者与高级指挥官同广大前线士兵之间存在的那种尖锐利益对立,即使在中下级指挥员和士兵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不协调现状。一方面是前线士兵纪律极差,斗志懈怠,有些则干脆遇机会便开小差;另一方面则是中下级军官以严酷和粗暴的方式对待士兵。如,第103师师长萨拉福夫将军就明确告诉下属,必须使士兵害怕班长的棍子胜过害怕敌人的子弹。显然,这完全是普鲁士式的军规教育。

  华西列夫斯基对这种官兵关系不敢苟同,尤其在战争环境中,这样的官兵关系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慑于惩罚的服从是毫无用处的。一旦军队处于困难的作战条件下,这种服从就会消失得毫无踪影。他觉得,要想克敌制胜,光有服从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而又极其重要的应该是下属对指挥官的信任。自从进入阿列克谢耶夫军校以后,尤其是通过这段时间在实际战场上的耳闻目睹,华西列夫斯基越来越服膺了这样的观点:明智而有作为的军官,都应把自己同下属包括士兵的关系建立在尊重他们人格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俄国历史上从苏沃洛夫大元帅、库图佐夫元帅到十二月党人军官,以及俄国军官阶层中那些先进的陆军尉官,莫不如此然。

  由于有了此种明确的认识,他便开始在自己所属的连队里试行新的教育和训练方法。开始,有的军官认为,他这样做是一种姑息纵容的先导手段。但随着一段时间的工作,辛勤的耕耘便逐步结出了果实。周围的非议也随之逐渐消失了。到1916年春,经过整整一冬的休整与训练,华西列夫斯基因治军有方被提升为第1连连长。紧接着,在全团性的大检查中,团长列昂节夫上校认为,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的第1连不论在训练、纪律,还是战斗力方面,都是团内的最优秀单位之一。列昂节夫上校在全团总评会上谈到华西列夫斯基时曾说:“我到过许多连队和团队,甚至我自己也有过率领一支基本连队的经历,但是像华西列夫斯基少尉这样,几乎从末与下属发生过纠纷的青年军官,确实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这一点,华西列夫斯基本人也很引以骄傲和自豪,而且终生都未改变。因为,有些他当年领导下的下级军官直到四五十年后都还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双方都对第一次大战中彼此和睦、融洽的上下级关系记忆犹新。有些人则到七八十岁仍对他这位当年的年轻上司保持着敬意。例如,1946年1月,当年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l连的列兵基斯利钦科在写给他的信中说:“过了28年,你还没有忘记前线同一战壕里生死与共的战友……”1956年,住在芬兰的土尔库市的埃赫瓦尔特,特别写信给他追忆昔日战斗友情。信中写道:“今年秋天是基尔利巴巴高地战斗的40周年,你还记得曾经参加这次战斗的光荣的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1连您指挥下的一名芬兰籍下级军官吗?”

  1916年春季,经过长时间休整的第9集团军随着整个西南方面军参加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战役的“勃鲁西洛夫突破”之战。该集团军正面的敌人仍是它先前的对手,即奥地利第7集团军。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步兵第103师,根据集团军的命令,与步兵第82师再次组合,于是新的混成军成立了。5月22日,战役打响后,混成军的任务是迅速突破敌人的正面阵地,同时随整个第9集团军向科洛梅亚地区挺进。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第409团的具体任务是:突入东喀尔巴阡峡谷,穿越布科维纳地区,最后攻取基尔利巴巴等一系列高地,从而彻底把奥军赶回罗马尼亚。在这次大规模越野进攻战斗中,华西列夫斯基学到了不少在遭遇战和行军中领导分队的经验。同时,由于他指挥有方,连队突进有力,还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就被提升为该团第1营管长,军衔也升为上尉。

  虽然西南方面军和沙皇大本营指挥部对这次大规模进攻的胜利结果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但就“勃鲁西洛夫突破”本身来说,仍然不失其世界性声誉,因为它曾直接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对华西列夫斯基本人,也有着不小的意义。“它对我的作战观点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在进攻期间得到的锻炼,对我后来很有帮助,在各种分队范围内组织战斗行动的经验,在卫国战争时期都派上了用场。”华西列夫斯基如是说。

  此次战役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曾结识了骑兵第3军军长克列尔伯爵。他认为,伯爵不愧为一个勇敢的军人,但却属于那种平庸的军事长官。华西列夫斯基之所以对他颇有些兴味,主要是因为伯爵曾经是他热烈崇拜的斯科别列夫将军的亲密助手。而他恰好对斯科别列夫的治军思想与战术原则极感兴趣。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第409团正作为预备队休整,正好归属克列尔伯爵的骑兵第3军统辖。一次,伯爵提出要一个步兵营去担任他设在基姆波隆格的司令部的警卫工作。结果,挑来挑去,华西列夫斯基的第一营被选中。当他到骑兵第3军驻地向参谋长报到时,那位参谋长感到十分惊讶。

  “小家伙,你今年多大了?”参谋长问。

  “报告长官,我今年22岁。”华西列夫斯基双脚一并,立正答道。

  “噢,这么年轻就当营长了,不简单啊!”说完,参谋长就要离开。

  这时,身材高大的克列尔伯爵正好出来,问道:“你在和谁讲话?”

  参谋长用手一指,毕恭毕敬地说道;“将军,这位就是给您派来的警卫营营长。我刚才正在同这位年轻的上尉聊天。”

  “啊,我知道了。你就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一年前才从莫斯科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分配来的,对吧?”伯爵笑脸对着华西列夫斯基。不等对方回答,他便用两只大手捧住了华西列夫斯基的脑袋,又继续说道:“好啊,再打两年仗,我们这些昨天的准尉就要当上将军了!”

  当时,华西列夫斯基觉得这位伯爵将军很是可亲,待到接触多了之后,他才感到了伯爵的虚伪。一实际上,克列尔伯爵是个地道的保皇党人和暴君胚子,但他却常常在下属面前扮演出一个民主派的模样。事实表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克列尔将军便完全暴露出他极端残忍的本性。

  1916年8月,罗马尼亚当局终于克服了两年的动摇,直接向奥匈帝国宣战。但后来的战争发展表明,俄国的这位新盟友根本没有接受战争考验的任何准备。到11月,罗马尼亚军队便彻底败北。首都布加勒斯特也沦入敌手,大约1/3的罗马尼亚军队转瞬间便成了敌方的俘虏。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旧俄统帅部不得不将整个战线南移,以掩护比萨拉比亚。为此,新组成了一个罗马尼亚方面军,华西列夫斯基所属的第9集团军全部划归该方面军指挥。随后,他也不得不随部队跨出国境,来到罗马尼亚境内奉命防御。

  1917年3月,当华西列夫斯基和他所在的部队还在境外的疆场上努力奔波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二月革命的消息。沙皇被推翻下台,但代之而起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仍然继续坚持战争政策。这样,在各方面军和各集团军内部,纷纷要求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向新政权宣誓效忠,当然也有保皇党军人叛乱的事情。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军队中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宣传鼓动的士兵苏维埃活动。所有这一切,一时搅得军队混乱不堪。中下级军官中也出现不同派别:有的站在保皇党一边,有的表示拥护临时政府,有的则与士兵一起,开始反对继续进行战争的政策。这时的华西列夫斯基,在政治态度上还并不十分明朗。

  这是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增长也是逐步的、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部队距首都远近的影响。一般地说,北方方面军的革命化程度要比西方方面军快些,而西方方面军又比西南方面军快些,同样,西南方面军又比罗马尼亚方面军快些。尤其在罗马尼亚方面军中,反动势力拥有相当大的市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该军的鼓动和宣传工作。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当时他所在的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中,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布尔什维克鼓动员在秘密状态下展开活动。至于出现支部活动,那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严重动荡,旧俄军队原来就不很妙的前线形势也日趋恶化。先是6月间西南方面军在利沃夫附近的进攻遭到失败,紧接着7月间罗马尼亚方面军的进攻也严重受挫。于是,前线士兵开始人心浮动,开小差回家的人数日益增多。这种形势首先影响到中下级军官,他们感到无所适从,进退失据。真正的,也是最后的选择正在迫近他们。

  8月间,罗马尼亚方面军新易的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组织保皇派军官发动了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叛乱,相当多的军官都归到了他的麾下。华西列夫斯基等在战争初期入伍的军官,没有选择他们的道路。相反,这些人开始逐步向士兵阶层靠拢。这样,整个军队分裂了:一边是士兵和进步军官,一边是继续号召“保卫祖国”的人们。

  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千百遍在内心里反问自己,同时也在思谋今后的打算和出路。他曾就此写道:“难道能有不跟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的爱国者吗?不能!我暗自回答。这说明,真理并不在我以前寻找的地方。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是对我的幻想的彻底打击。我开始谴责战争,对临时政府产生了怀疑。”

  此后一段时间,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第409团又在多尔纳一瓦特拉以东地区进行了多次的艰苦作战。之后,他们才被编为第4集团军的预备队,在阿朱德—瑙市郊进行新的一番休整。此间,他们到处探听来自祖国的一切政治消息,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不放过。他们听到了许多关于雅西、基什尼奥夫、敖德萨等大城市里老百姓和驻军游行示威的传闻,但确切的消息一直没有。大家都在期待事态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他们心里都清楚,现在的形势不明朗只不过是暂时现象。

  一天,就在阿朱德—瑙市郊区,华西列夫斯基确切地听到了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待他像往常那样走向各个连队巡视时,竟发现绝大多数士兵都已在毫不避讳地讨论着《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毅然宣布放弃目前的战争政策,当天前线的士兵们便与奥地利士兵搞起了大规模联欢活动。看到他们纷纷扔掉那些前几天还枪口相向的枪支、互相拥抱、载歌载舞的场面,华西列夫斯基的心灵深处仿佛受到了猛烈的震撼:这是什么?它不正是人民意志的表露和体现吗?!

  军官阶层再一次分裂,不久前大家还都坐在同一条板凳上讨论问题,甚至还在同一战壕里向敌人喊着冲杀的命令。现在则变得怒目相视,甚至干脆反目成仇了。在第409团团部召集的全团营连级军官会议上,华西列夫斯基因为“结交布尔什维克”和出席过士兵代表苏维埃会议而遭受同僚们的白眼。

  既然如此,我何不干脆宣布自己承认苏维埃政权呢?华西列夫斯基曾这样想,但一转念:还是先辞官回家吧,到那时还愁回国后没有定夺?

  1917年11月底,华西列夫斯基退伍了。

  有的战友激动地同他拥抱道别。另一些人则避之不及,根本不愿同他握手。还有一些人,则是他根本不屑去看的一群。

  12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从罗马尼亚踏上了回国回乡的路程。他艰难地走过了形势复杂的乌克兰,好不容易回到了俄罗斯本土。每到一地,他都格外地感受到那种高涨的政治热情与革命精神,他贪婪地吸取各地出现的各种新气象。月底,他终于回到了故乡。

  如此急转直下地退伍回乡,华西列夫斯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请看他的自陈自话:

  我决心辞去军职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那时已经知道,工农政府正在进行签订和约的谈判。有人已经开始自发地退伍,我为什么还要盲目地呆在罗马尼亚呢?过去,我带领士兵打仗,自以为是在履行一个俄国爱国者的义务。现在才明白,人民过去受骗了,他们需要的是和平。旧军队同苏维埃国家是不相容的。这就是说,我的军事生涯该结束了。我准备怀着一颗纯洁的心,献身于自己喜爱的事业——在田野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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