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李致新 很快，学校组织和日本队一起登阿尼玛卿二峰，但已经有一些同学不来了，我觉得很奇怪。也有一些同学劝我，看过了，知道怎么一回事就行了。可我还是来了。你真的说不清山的魅力在哪里， 所以， 当有人问马洛里为什么要登山时，他说：“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在登山者中广为传诵，因为它最准确地传达了山对于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 这一次，条件相对好一些了，国家登山队还派人做教练指导。 因为有了第一次经验，烧水、做饭、运输，在我都习惯了。这一次王勇峰表现得也很出色，运输的时候能多装就多装，当然，体力消耗非常大。他和我都被选上了登顶队员。 这次登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登山运动员，曾曙生、陈建军，尤其是老曾，不仅登山技术好，还会摄影、摄像，还做过《第三女神》的编导，非常全面，再加上以前登山经历的介绍，以前崇敬的登山运动员形象活生生在眼前了。他那么大年纪了，既要给我们拍照，还要在前面开路。什么叫开路先锋呀，登山中最能体现了，开路的人体力消耗大，危险性也更大。最危险的时候，老曾总在最前面。我那时候能给他们背点东西心里都美滋滋的。所以，现在我们总是开玩笑说，当时是被老曾骗进登山队的。的确，当时，这些人身上的人格魅力，是我们走进登山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登山者的精神和气质，那种气质影响着我们一生。 本来我们的营地应该建在5700米的地方，但由于新队员多，为了突击方便，就建在了5800米。我们正在5800米的地方休息，刚下完大雪，日本人走到前面去了，我们修了很久的路。 路线越来越难，老曾把我们调到了最后。我、小熊、老包还有王勇峰。突然，只听见“咔嚓’一声，还什么都没看见呢，就听老曾大喊：“雪崩，保护住！”这时候，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接着，第二浪又到了，当时怎么扔的背包已经记不得了，我们一直跑，跑到一个大裂缝面前，雪停在了身后。这时候如果雪再来，我们也无处可逃了。回头一看，老曾他们不见了。 我们喊着：“曾老师！曾老师！”往回跑。一边喊曾老师一边四处乱扒。我们学校的两个老师埋得浅，拱了出来。可我们还扒不着老曾他们，时间就是生命，那时候很明白这个道理。 突然，一个念头问了出来，他们4 个人是拴在一块儿的。进山前，老教练讲过，发生雪崩时，要顺着结组的绳索去找。我顺着绳子用力拉，喊：快拽，抬不动了，就说明有人了。果然，扒到了背包，我们4 个小伙子喊着“一、二、三——”把陈建军翻了过来。他当时头朝下。他嘴里喊着：“完了完了，肯定冻伤了。”他脸已经冻紫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拉过他的手就往自己怀里揣。之后又顺着绳子往前拽。拽了两下，绳子拽不动了。这时候，不远处突然拱出一个帽子。原来老曾听见声音了，他的自我保护非常好，雪崩的时候，他把手挡在了脸前，这样有了一个空间。当时雪崩来的时候，他回头看陈建军，雪盖下来，又有向下推的力，绳子缠在了他的身上，所以身体不能动了，但手能动，就把帽子扔了出来。一看到帽子飘了出来，我们冲过去继续扒，扒出来一点儿后，刚要拽，他说：“先别拽！”他当时非常冷静，说绳子在他腰上缠着。我身上有一个水果刀，一听他这么说，就拿出来“哧，哧，哧’地割。 当时老曾说的一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他身体还在雪里，问：“其他人怎么样？”我们说就差你了。他又问：“日本人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哪顾得上日本人，扒出老曾，抬头一看，日本人出来两个，还有一个女的没出来。 我们用了不到10分钟把4 个人救了出来。1989年在南迹巴瓦，日本队员大西宏在雪里埋了8分钟就死了。 老曾出来喘了口气，喊：“冲，救日本人！”这时候我们又有了精神，连滚带爬往日本人那里跑，雪太深了。跑到那儿的时候，我的手套都没有了。日本人被扒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昏迷了，老曾说快放进睡袋里。急救的方法之一是把人放进睡袋里恢复体温。之后，下降高度，转移到安全地带。 把日本女队员驮到5700米的地方时，我开始流鼻涕，出现感冒症状，扒雪的时候，手套掉了，自己也没注意到，大概是那个时候着凉了。那天一夜也没有睡好。 第二天，老曾说你不能往上走了。在山里，最可怕的事情是感冒，因此，进山的时候，大家一般不洗澡，条件不够是一个原因，防止感冒是最重要的原因。感冒会带来肺气肿、脑水肿，很快死亡。在登山事故中，因脑水肿而死亡的现象并不少见。 我当时很矛盾，自己感觉这感冒不算什么，另外，自己状态一直不错，这么放弃太可惜了。正在犹豫的时候，老曾说，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你可以下撤了，现在就护送队员下撤。有一个队员因为被雪崩惊吓，不能上山了。登山有个规矩，不能把一个人留在路上，留在营地，必须有人陪着，让一个人留下，是登山的大忌。 当时的心清别提多矛盾了，想上，又怕得脑水肿；撤，又不甘心。我保护那个队员下撤时真是一步一回头。心里太难受了，毕竟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后来听说老曾又到5800米雪崩埋他的地方看了看。他在那里找到了我的那把国产水果刀，到今天还收藏着。 后来听登顶的队员讲，快接近顶峰的时候，又听见“咋嚓’一声，脚下一动，附近又发生雪崩。因为这次的目的是带学生，不是登顶，全队就撤到了5700米。日本人没有下来，坚持登了顶。看着日本人那个高兴的样子，队员们心里特别难受。小熊坚持要登顶。你想，修路日本人不行，运输日本人也不行，到登顶的时候我们不行了，这口气哪咽得下去？结果，老曾、陈建军带着4 个学生登了顶。登山往往就是这样，需要一口气，没有这口气，再强的实力也会功亏一篑。 这次登山使我们对登山有了更深的认识。老登山队员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登山运动员。同时，和登山家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登山的真正乐趣。老曾带着我取冰样，教我拍片子、摄像。那是一次幸福的登山，那种感受终身难忘。 记得建一号营地的时候，很艰苦。老曾是最后一个到的营地，他当时已经46岁了，不仅修路，还要给我们拍片子，他的精神已经折服了我们。那天一到营地，他就训陈建军：“为什么不下去接我？”最后那段路很危险，绕来绕去的，有很多冰裂缝。”他这一训，我们知道了登山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登山中，帮助人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伸出手去帮助别人是一个登山运动员最基本的素质，尽管有时这一伸手就是生命的付出。 其实，当时陈建军也没闲着，正忙着建营呢。一听老曾训陈建军，我们赶紧烧水做饭。 第一杯咖啡喝起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感觉到什么是“味道好极了”，真正找到了这种感觉。正像老曾讲的，越是艰苦的时候，别人给你一杯水的时候，那种感觉越是难忘。这在后来，1988年登珠穆朗玛峰时我有了切身的体会。 这一次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登山之后回家的感觉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一次要去北京庆功。北京，我去过，是在北京站过了一夜。这次，不仅去北京，还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大庆。回家的感觉太好了。也是在这一次，我还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长：生火，做饭。我对自己自信心大增，我发现我和山挺默契，高山适应很快，干起扎营、做饭这些事一点儿不烦，还挺有乐趣。在山里，我还露了一手：拔丝地瓜，从前只见过，在山里是初试身手。当然，程序是对了，但丝没有出来。大家拿我开心：这哪是拔丝呀，大连水果糖嘛。这成了登山队的一个典故。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