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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新 为了不致因队员过早进山而造成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在大队进山之前，登山队派遣由罗志升和张俊岩带领的先遣组提前进入珠穆朗玛峰山区。先遣组在拉萨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与准备后，于1960年3月3日抵达珠穆朗玛峰山下的大本营营址。这是一片覆盖着积雪的平坦谷地，谷地的东西两侧都是中绒布冰川的高大侧碛，南北两侧则是古冰碛小丘。现代冰川的舌部停留在营地南面约1 公里的地方。按照侦察组的选择及行动计划方案，大本营要建立在南边的山丘之北，以便减弱经常顺着谷地刮来的地形风的袭扰。 先遣组的192 名队员，顶风冒雪，很快完成了建立大本营（包括气象台、电台）的工作。珠穆朗玛峰脚下出现了一座帐篷城市。 在建立大本营的同时，先遣队员们又分别在海拔5400米的东绒布冰川舌部，冰塔林立、海拔5900米的中部，以及海拔6400米的北拗脚下，建立起了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3 个高山营地。他们还把几千公斤的高山装备、食品、燃料从大本营运到各个高山营地。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以后向更高的营地进军时物资搬运的困难。 1960年3月19日，包括主力队员在内的登山队大队人员抵达大本营。3月23日晚，气象组向中国登山队队部报告了他们近期的预测：最近一次好天气过程，从3 月25日开始。根据这个情报，队部立即部署决定：3 月25日开始进行第一次适应性行军，高度到达6400米，使队员取得对这个高度的适应能力，同时继续完成向6400米营地运输物资的任务。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拗路线，向队部提出第二次行军通过北拗的技术措施。因为从海拔6400米登上北拗还有一天的路程，为了在最好的天气侦察北拗，所以队部决定侦察组先于大队出发。 3月24日上午，北拗侦察组先行进发。 3 月25日中午12时，全体登山队员在大本营营地广场上整装待发。在升旗仪式及队长史占春和代表全体出发队员的藏族队员拉八才仁讲话之后，队长史占春对登山队员们发布了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的命令。 登山队沿着侦察组和先遣组探寻出来的道路，绕过中绒布冰川的正面，插进东侧低洼的沟谷，向上攀行。远远可以望见中绒布冰川末端。 由于坡度较缓，升高较慢，因此路程相对较长。郭超人在他的《采访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背着背包，扶着冰镐，跟随着长长的一列纵队，踏过山岩，走过雪坡，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最先感到分量的是呼吸。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魔爪紧捏着我的喉头，重压着我的胸口，需要用很大的气力，张着嘴不停地吸人肺部需要的空气。其次是双腿变得愈来愈重了，严格地说是全身都变得沉重了。并不是身体的某一部分酸痛或困乏，而是整个身躯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近乎麻木的双腿向前移动……”，无怪乎外国探险家称其为“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里程”。下午6 时左右，登山队终于到达了海拔5400米的第一号高山营地。从海拔5120米一5400米，仅升高280米，漫长的路程却使他们艰难跋涉了6个小时。 第一号高山营地位于东绒布冰川末端不远的一块狭长的冰磁石台阶上。由东绒布冰川流来的小河，从台阶前面那陡峭的磁石下流过。台阶的后面紧挨着巨大的山崖，遭受着强烈风化的片麻岩层经常崩落。一个个倒石堆，贴伏在陡直的石崖上。滚落的岩块，有时会一直滚到营地近旁的石头围墙边上。在营地附近，中国登山队员们发现了几个用乱石堆叠成围墙的废弃的营址。里面堆放着一些已经锈烂的氧气瓶、罐头盒等，上面有清晰的英文字母。围墙外，散乱地丢弃着许多废旧电池和电线头。中国登山队员们推测，这是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失败的某支英国登山队遗留的物品。 当晚，登山队在第一号高山营地宿营。 3 月26日，中国登山队继续向海拔5900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进发。登山队员们向东穿过冰封的东绒布河，逐渐向东绒布冰川接近。在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之后，开始进人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带。珠穆朗玛山区的冰川由于消融和补给的运动比较强烈，因此发育着其他地区冰川未有或少见的冰塔，有的地方竞密如森林。很长一段路程，登山队员们就穿行在冰塔林中。 在冰川拐弯的山嘴，登山队员们遇上了一个难题，随行的记者郭超人这样记述道：“几座巨型冰塔并立在一起，像一道高峻的城墙一样堵住人们的去路。在冰塔的上方，露出几条曲曲折折幽暗的裂缝。看来，这是惟一可以穿越的路线。但是，当人们踏上冰塔对裂缝作进一步观察后，才发现这里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冰崩。很显然，从这里强行通过是极其危险的。队伍暂时停下来，开始寻找一条更安全的路线。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一块‘蘑菇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大家围上去，原来在石头裂缝里放着一张纸条。这是走在大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纸上用红笔写着：“危险！冰崩地区。攀右侧山嘴绕行，切勿停留！速去！速去！”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上刨出了一级级整齐的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沿着这条小路行进不久，登山队员们就到达了海拔5900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 第二号高山营地的负责人纪克诚、工作人员张玉清，自从随先遣组来此建营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营地。当他们从报话机里得知大队将来到的消息后，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琢磨了许久，他俩决定为登山队员们包一顿饺子。 当晚宿营于此的登山队员们，在海拔5900米的高度，几十个人吃的就是他们两个包出来的饺子。 3 月27日上午10点，队伍从第二号营地出发，目标是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顺着宽阔平坦的中碛堤，慢慢登上一个个倾斜的碎石坡后，队伍便开始进入中碛堤尽头的冰峡谷。穿过冰峡谷，登山队员们开始进入东绒布冰川巨大的粒雪原。这是一片漫漫的冰雪台地。由于冰面陡滑，裂缝极多，登山队员们开始在鞋上绑上冰爪，结成结组，用冰镐探路，继续向上攀登。从这里，可以看到海拔8470米的世界第五高峰——玛卡鲁峰的山巅。 下午，天气突然变坏，粒雪翻飞，寒风呼啸，温度计上指示温度的红线，骤然下降到零下20度的刻数以下。中国登山队员顶风冒雪，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队伍通过北峰阴影底下，向西拐了一道弯，便踏上了北拗冰川北侧的冰磁石堤。珠穆朗玛峰第一次这么近地出现在大家眼前，大家要仰头才看得见它那高高的山顶。在最后翻过一个碎石坡后，登山队终于到达了这次行军的终点——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 从这里再往上，就是以攀登困难和危险著称的北墩和“第二台阶”。保证在复杂地形中安全行军的各种登山物资，绝大部分集中储备在这里。这里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医务站等。第三号高山营地除了在物资供应、队员休息上起后勤基地的作用外，还是沟通突击队伍与大本营通讯联络的中转站。所以，大家都把它称之为“第二大本营”。 除队长史占春带领一个支援组留在第三号高山营地，准备随时出动支援侦察组外，登山队大队按计划于3月29日顺利结束第一次行军，安全返回大本营。 从1955年就参加登山活动、几乎每次重大登山活动都担任侦察任务、为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登山队副队长许竞，在3 月24日上午率领北撤侦察组先行出发。侦察组还有王凤祥。刘连满、刘大义、彭淑力、王振华共5名优秀的登山队员。 侦察组比第一次高山行军的大队提前一天到达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3月27日早晨，北拗侦察组从第三号高山营地出发，前往北拗探路。 出发不久，队员王振华发现在冰川边缘的一个凹坑里有一具尸体。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死者头朝南，脚朝北，面部朝西，侧身卧于雪地上，双腿蟋曲，两手抱膝。同时看出死者的肋条很宽，大腿骨很长，关节粗大，虽然侧身蟋卧，但仍可看出此人躯体高大。这具尸体只剩一副骨架了，臀部以下，小腿和脚用一顶高山帐篷包得严严实实的，因此看不到他的脚。那顶帐篷已经腐烂了，但还可以看出它分为两层，内层白色，外层徽黄，边上有绳子和金属圆环。死者的身旁有一根金属的帐篷杆。死者用的皮质吊带上也只剩下裤腰上的几个皮头了。身上的衣服穿得不多，里面的上衣是淡淡的草绿色粗卡其布衬衫，外面套有一件深色的、但已经变了色的细毛线衣，下身穿一条细毛线裤，所有这些布料和毛线衣裤都已坏了，只残留着衣领、袖口、腰身等部分，稍一碰它，就会粉碎。大家仔细观察时，还发现死者手腕上残存着一丝一丝暗褐色的，已经干枯了的肌肉。从死者的姿态和他身上包着的帐篷来看，他当时可能是处在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境遇中，无力到达或无法找到宿营地和同伴而丧命的。从尸体和遗物看来，大家都认为这是20多年前一个不幸遇难的英国登山家。大家怀着严肃的心情，用雪掩埋了这位不知名姓的外国人。又拿起冰镐，匆匆上路。”后来这一发现公布时，在英国登山人士中引起震惊。美联社伦敦30日电以“共产党中国的埃佛勒斯峰探险队可能已经发现36年前在这个世界最高峰上失踪的两名传说中的英国冒险家之一的尸体，这真是奇迹般的发现”为题，报道说：“在阿尔卑斯山俱乐部总部里，这件事成为人们谈话的中心。马洛里和欧文原因不明的失踪是他们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虽然这些登山者已经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了。英国登山当局星期一晚上说，这个穿着英国登山服装的尸体，很可能是格·勒·马洛里或阿·克·欧文。曾经多次组织到埃佛勒斯峰探险的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克尔温说：‘很显然，中国人可能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所发生的事情的部分答案。我认为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具尸体不是马洛里就是欧文的。’克尔温说：‘只有有机会研究那具尸体的衣服和牙齿，才能最后辨出是谁。既然中国人说，他们的登山队员已经当场把尸体埋起来， 要辨认大概是不可能的。 ’这位会长说：‘但是就已经知道的事实来看，它们有助于弄清这个秘密的。’”中国登山运动员的看法与此有很大不同。《环渤杂志》1982年第7 期发表的史占春、许竞、王凤祥《马欧之谜——对珠峰攀登史上一个“悬案”的看法》一文认为：“至于在6400米附近所见之外国人遗体，其本身显然与马、欧无关。即使马、欧失事于滚坠，从地形上看也绝无滚到东绒布冰川的可能。”文章认为：“从过去的记载来看，6400米的遗体很可能就是1934年单人来北坡攀登并死于6400米的英国陆军大尉威尔逊。”文章还披露了这样一些事实：“奇怪的是，1965年中国登山队去珠峰训练时，遗体虽然还在，位置却有所移动，其附近还多出了外国产的鸭绒衣、短式睡袋和没有用过的彩色柯达胶卷。更为奇怪的是，1966年我们再去珠峰训练时，上述遗体又不见了。” 侦察组到达了海拔6600米的北拗脚下。 珠穆朗玛峰北面的崇山峻岭间，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皑皑的北峰，这就是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海拔7535米的珠穆北峰。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一道奇陡的冰雪山脊，山脊连结点的低四处，看上去像一个湖谷，所以人们称它为“北拗”。北拗顶部海拔7000米，相对高度400多米。有的地段坡度为70 度，个别地方几乎是垂直的。它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沿东绒布冰川地带从东山山脊攀登珠穆朗玛峰，必须通过北拗，因此登山队员们恰如其分地将之比喻为珠穆朗玛峰的“大门”。中国登山队员们后来这样描绘他们见到的北拗：“一个坚冰厚雪堆积起来的近于直立的冰壁，冰壁上潜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道。”“这里经常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数不清的冰崩和雪崩，数不清的冰岩和雪块以雷霆万钧之势，倾倒而下，老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它的轰鸣声，威力极大。” 过去，打算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登的探险队，就曾在这里遭受风雪的袭击，多次遇险。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在1922年的一次雪崩中，就有7 名英国探险队的搬运工被埋在这一带的冰雪底层中。 根据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计划，全队第二次行军的任务，就是敲开北拗这座珠穆朗玛峰的“大门”，登上7000米以上地带。而侦察组的任务，则是为大队通过北拗寻找、开辟一条能往返经过数百人次的安全路线。没有向导，没有精确的地图，北拗的地形在1958年的侦察之后，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务不言而喻相当艰巨。 当晚，侦察组宿营于海拔6600米北拗脚下。 3 月27日，侦察组分为两个小组在北拗下活动，用望远镜对北拗全貌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根据观察结果和反复研究，他们发现，可供选择的路线共有4 条，其中包括英国队过去选取的大“这”字形路线。乍看起来，英国队选取的路线坡度较小，比较好走。但仔细观察发现，它不仅线路长，而且还有发生雪崩的危险。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选择位于英国队选取路线南面的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与1958年侦察组提出的路线大致相同。这条路线的有利之处在于避开了冰裂及冰崩、雪崩区，不利的是坡度大，易发生滚坠的危险。 侦察组先由许竞走在第一个结组的前面开路，在登上一个雪坡之后，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冰坡。侦察组换上刘连满在前面开路。刘连满使用“三拍法”的攀登技术，右手握住冰镐的十字头，使镐铲向上，镐尖朝下；左手紧抓住镐身，将冰镐尖扎在冰坡上。扎牢之后，他才抬起右腿，使前面的4 个冰爪齿抓在冰面上。接着左腿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当两脚蹬住后，便将整个身子的重量移在脚尖上。随后他拔起冰镐，两手高举，又往更高的冰面上扎去，两个脚又同样移动一次。每次移动，约摸上升30厘米。每当他爬上七八米的时候，就用冰镐刨出一个台阶，从胸带上摘下冰锥，用铁锤把它敲人冰层，把铁锁卡在冰锥的铁锁上，再将保护自己的主绳套在铁锁里。由于空气稀薄、呼吸急促，所以体力消耗得很快。他每上几步，就要伏在冰镐柄上喘息一会儿。爬完了这20多米长的冰坡，他打下了最后一个冰锥，把主绳固定在上面。侦察组的其他队员，便抓住主绳爬上了冰坡。 接着，又是王振华、许竞、王凤祥轮番开道。他们上升到海拔6860米的地方，被一道冰崖挡住了去路。冰崖高20多米，近乎直立，很难攀登。但在冰崖上有一条垂直的冰裂缝，宽约一米。许竞同队员们研究之后，决定沿着这条被他们称为“珠穆朗玛冰胡同”的裂缝攀登上去，刘大义先上，王凤祥保护。 由于冰雪不太坚实，冰锥无法打牢。王凤祥便用冰镐凿出了几个窝状的台阶。然后，刘大义叉开两腿，蹬在两侧冰壁的台阶上，整个身体摆成一个“大”字，利用这几点支撑着全身的重量。利用攀登大型岩石裂缝的办法，一下一下向上挪动。当他登上这几个台阶后，自己又抡起冰镐刨起新的台阶来。许竞这时发现，“冰胡同”的上部，冰的透明度较大，估计冰层较硬，便建议刘大义打冰锥试试。刘大义一试果然打牢了。于是他便打一个冰锥跨上一步，登到“冰胡同”顶部固定好了软梯。 刘大义与随后攀登上来的彭淑力一起，对“冰胡同”以上的地形进行了侦察。他们发现： “冰胡同”往上，是一个坡度约为30度的雪坡，积雪很浅，但长有200米左右。这段雪坡可供大队做临时宿营地。雪坡尽头，是一道又高又陡的冰雪陡坡，高约50米。陡坡下的高度为海拔6950米。他们估计从这个陡坡上去，便是北拗顶部。 刘大义、彭淑力从“冰胡同”上下来，把观察的情况向许竞做了汇报。鉴于天色已晚，许竞下令侦察组全体队员立即下撤。 由于天气恶劣，地形险恶，登山队大队十分关注侦察组的动向与安全。队长史占春一直留在第三号高山营地，并专门设立了一个配备远距离望远镜和信号装置的降望哨进行不间断的跟踪观察。同时，派出陈荣昌、屈银华、罗桑、郭超人组成的结组支援侦察组。 下撤的侦察组与支援组在北拗下相遇。当晚，他们宿营于6600米的过渡营地。 1960年3 月31日，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密电国家体委及支援委员会，称侦察组已全部安全地返回了大本营。因天气关系，此次侦察组到达的高度为6940米，未达到北拗顶，但他们已为大队攀登北拗找到了一条路线，“完成了侦察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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