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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直到今天，追随采访李致新、王勇峰及他们的同行3 年多之后，还是不断地发现未曾了解的新内容，他们嘴里还是不断地有登山的故事讲出来。山，总是崭新的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的脚步不能离开它一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说过一句话：人与山相逢就能创造奇迹。是的。第一次进山是1997年，因为我的朋友北京电视台记者霍文的缘故。她要拍摄一个体验攀冰的片子，需要一个体验者，爱凑热闹的我就和他们钻进了北京密云四合堂的山里。那次我发现，我不但不反感睡在地上、每天只洗一次脸的生活，反而还挺喜欢。 刚开始几天，和队员们话不多，他们都很羞涩的样子，汉族队员还不如藏族队员爱聊天。但很快也发现，他们的心都一样的细，只要有点麻烦就会有人帮助你，他们之间也是如此。刚到那天，两卡车的物品半个小时就安排停当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是要闹闹嚷嚷协调半天的事，他们却没有更多的语言交流，默契而顺畅。 霍文和他们是老朋友了，1993年曾经在《东方之子》中做过一个王勇峰的专题片，还经常在登山队的训练基地练习攀岩，因此，关于登山的故事能讲一串一串的，听他们聊天就像听故事会。那时候只想多听那些悲壮的登山故事，还不敢想自己能真的登一次雪山。 回来做片子的时候，霍文把我的稿子全盘否定了，她说我没有发现队员们身上的真东西。我们俩坐下来重新回顾那几天，再去看那些平平凡凡的小事情时发现，队员们冷峻而严肃的面庞下是对生活滚烫的热爱。这些英雄般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渐渐清晰亲近起来。 1998年，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能和李致新、王勇峰一同去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了。当时只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随行，我爱人——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记者张伟鼓励我一同前往。于是，和父母凑了3 万块钱，征得了中国登山协会的同意，成行了。尽管出发那天像做梦一般。 实际上，这次非洲之行我只是一个记者兼旅游者的角色。只是在从二号营地向突击营地进发的路上才突然问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在烤得皮肉焦疼的阳光下，在胸闷得走一步就要停下来站一站的海拔4000多米的非洲高原上，我有些惊叹自己的意志了。前一天还在暴雨中前行，今天却在骄阳下暴晒，早上居然还能把热乎乎的脚丫子放进冰冷湿透的鞋子里。我有些对自己感到陌生了。 王勇峰为了让我、张伟和另一位记者潘燕生分散高山反应的注意力，一直在旁边给我们唱歌，我们默默地听，连一点儿感谢的笑容也没有。他唱：“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时……”当时我想说：“应该是慢慢地陪着天地走，慢慢地知道生命结果。”可又没有力气说，直到下了山才有闲。说说山上的感受，引得李致新、王勇峰一阵狂笑，第一次进山的样子实在是狼狈透了。 从非洲回来后半年，登山界出了一件大事：1991年在梅里雪山遇难的17名勇士的遗骸被发现了。中国登山协会组织搜索队前往云南，我随行采访。 走之前，因公务在身，留守的王勇峰专程来为我送行，曾曙生主席总是说感谢我们，我都觉得莫名其妙，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出差而已。 但这次梅里雪山之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结果。17名勇士中有孩子的父亲，有19岁的大学生，他们因为山而留在山里。当我们把21份遗骸样本带到大本营的时候，我望着那个小背包忍不住的掉眼泪，我不认识他们，却如同他们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莫名其妙的事情也就有了它的缘由。 1999年，我和张伟再次采访七大洲最高峰行动，这是最后一站了，我们也仿佛多了一种身份：登山者。一同准备装备，联系登山事宜，就像这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大概是因为出发前的这种心理准备，在海拔4700米的大岩壁上，王勇峰下令全体下撤的时候，我无法接受。张伟说，你是记者，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开始忍不住想哭，李致新说：“往上走走，感觉感觉得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明白我的心理，我希望是他们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登顶成了我的一个目标。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过程，从一个旅游者到一个采访登山的记者，到一个想成为登山者的普通人。我也想搞清楚山里藏着什么，让我们和他们一样着魔。很多人说写写登山家的故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其实，读故事是不能了解的，只有自己去体验、去感受，感受生命的种种发现。从这个角度说，我和张伟那么感谢李致新和王勇峰，并不是他们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而是他们引导和影响我们发现了生活和生命。 因此，如果你读完他们的故事，能放下书，向着大山，向着山野走一走，那么，才是真正的收获。 王淑锋 1999.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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