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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焚书坑儒” 残害反抗的人民群众 黑色集团的黑色思想——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 勃洛姆堡一弗文契案件 波兰占领军身后的尾巴 施伦堡建立部队情报机构 伐尔克里计划 希特勒和他的御用工具党卫队把德国人民拉进苦难的泥潭。 焚烧进步书籍，镇压反抗者，灌输纳粹主义理论，使德国成了法西斯的策源地。 在占领区， 黑色魔鬼杀人如麻， 嗜血成性，无情的杀害妇女和儿童。野蛮的“人质法令”，使数万人冤死九泉。 强大的陆军同党卫队的骑士们争风吃醋，却屡屡败下阵来，令人不得其解。 盖世太保的基本任务是：禁止对纳粹教条进行任问评论，消灭政权的敌人，不管使用什么方法，甚至连那些仅仅敢于怀疑制度优越的人也不例外。党卫队保安处把重要材料搜集成卷，把他们认为是党的敌人的人做了登记。对这些人的政治活动和职业活动、家庭、朋友、住址和可能去的避难所、秘密的社会关系、个人弱点和爱好一一作了详细说明。所有记录都存档，以备适当的时候加以利用。 在海德里希领导下的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这两个组织监视着公众舆论。作为党的机构的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情报工作，而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盖世太保则负责逮捕、审讯、抄家等任务。 纳粹党的法令宣布：元首永远是对的。因而任何德国人必须相信这一点。这时的德国儿童自上学那天起，就要接受“元首永远是对的”的教育。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６日，鲍曼规定：“为使党的所有部门以及他们的支部同秘密警察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我代表元首进请盖世太保领导人在今后参加党和他们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会议。” 这样，盖世太保就能依靠上万个镇长和村长的耳目来监视每一个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思想动态。 国家公务员更要受到监视。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０日，戈林在一份传阅文件中告诫那些干部要监督国家公务人员的言行，并把那些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通报上来。他们用这种方法达到人人自危的目的。 德国的工人也同样受到监视。每家工厂企业都设有纳粹党的支部。“劳工防线”这个新的纳粹组织已代替了工会，它控制了社会保险、合作社、工资等。劳工阵线负责把党员、工人或职员中的不满行为上报给盖世太保。文化和宣传部门由戈培尔的宣传部牢丰地控制着。过去的通讯社为国家“德意志通讯社”所代替。每个记者都必须加入新闻全国协会，由它监视编辑的行动。 电影院和电台、报刊也牢牢地控制在宣传部手里。 “文献院”和作家协会把所有依靠写作生活的人都监视起来。只有该组织的成员才有权发表文章，而且只有政治可靠的人才能被吸收到这个组织里来。“文献院”要向宣传部汇报新老作品中出现的有害的东西。图书馆早已被清洗。 在柏林国家剧院门前，他们焚烧了马克思、思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此外，一些著名作家、诗人和科学家，如亨利·海涅、马克辛姆·高尔基，伊利亚·爱伦堡、阿伯尔特·爱国斯坦等的著作也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 由戈培尔在德国国歌声中亲自指挥的焚书行动，在其他大学也如法炮制。许多知识分子和狂热的大学生悲剧性地参加这一否定人类文化科学、否定德国文化科学、从而也是否定他们自身价值的行动。 许多诗人和作家受到迫害。波恩大学哲学系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托马斯·曼从荣誉博士名单中除掉。爱因斯坦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立茨·哈伯尔、亚马斯·弗兰克和古斯塔夫·赫尔茨等一千多位学者、教授和教员被迫停止了在德国的教学和研究活动。 世界著名的演员和导演帕伦贝尔格、巴塞尔曼、莫伊西、考尔特乃尔等被赶下了舞台。音乐家和乐队指挥欣德米特、克莱姆佩尔、布施等几十人被驱逐出德国。世界闻名的画家、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尔曼被迫退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天才演员克特·考尔维茨离开了艺术学院，她的剧照被污辱为“堕落艺术”。 德国医生学会在清洗了犹太人之后成了纳粹医生协会。卫生部成了内政部的一个部门。红十字会这个连战火都不得侵扰的机构竟然划规党卫队领导。 到了１９３７年的时候，大学里的五分之二的教授被清洗。而后由一个研究委员会领导全德国的科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所谓的科学机构里竟没有一个科学家。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是戈林，成员中包括希姆莱、鲍曼、凯特尔之流的纳粹党领袖。 事实上他们真的不需要科学家，戈林研究所不想研究什么该死的科学，而只想研究如何统治德国人民。 在德国，重要人物的谈话、外国人的谈话也要被窃听。一种特殊装置自动录下谈话内容，这在当时确属高科技。 经济部长沙赫特在１９３４年惊异地发现，有人在他的会客室里安劳了一边隐蔽的传声器。是他的女管家在为盖世太保效劳。她通过窃听器每晚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窃听到主人的私下谈话。 在德国，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党卫队、盖世太保的监视，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他们可能已被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名单，不幸随时会降临头上。 在德国国内，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一直为镇压抵抗组织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不能理解这些同他们有着纯亚利安血统的同胞为什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伟大的元首。 １９４２年，许多地下反纳粹小组活跃在柏林和其他城市里。 共产党员罗伯特·乌里希就是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战争期间，乌里希以柏林亚斯令灯泡厂为基地，同埃森、汉堡、希尔德海姆、慕尼黑和多特蒙德的反法西斯组织进行联系。盖世太保侦察到这个小组的存在，派人打入小组，使上百名成员壮烈牺牲。舒尔策一博伊森一哈纳克小组是由艺术家、作家、职业军人、记者、大学生和工人组成的，他们以德、俄、波、捷、法、意等文字出版了一种名为《内部阵线》的刊物，致力于争取成百万的外籍劳动者参与反对纳粹政权的共同斗争。他们还有自己的电台，定期向盟军递送消息。 １９４２年８月，这个小组的一百多个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盖世太保在审讯中的残忍令人难以想象，被捕者大部分被绞死。 鲍姆领导的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小组，在柏林焚毁了挑衅性的“苏维埃天堂”展览。由于小组中出了叛徒，盖世太保逮捕了这个小组的所有成员。十八名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青年被绞死。此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人被作为人质枪毙。 盖世太保在１９４４年破获了德国国内最大的抵抗小组——由共产党员泽夫科夫·贝斯特莱因和雅各布领导的小组。 泽夫科夫小组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尤利乌斯·勒伯尔同“七·二Ｏ事件”的人取得联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打击希特勒，而决不像那些陆军将领那样是想建立一个军政权，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 在盖世太保狗一样的嗅觉下，这个小组的成员全部落入魔掌。他们的判决书上写道： 泽夫科夫、雅各布和贝斯特莱因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和元首充满了刻骨仇很，甚至在开庭审讯时，也对此直言不讳。他们是不堪教育、不可教药的人。在战争的第五个年度里，他们又使德国共产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试图瓦解国防军，给国家带来严重危害。 纳粹密探在慕尼黑大学发现了一个名为“白玫瑰”的抵抗小组。这个小组油印和散发缪恩斯特主教、加仑伯爵的小册子和从席勒论文《卢库尔戈斯的立法和校伦》中摘录的几篇文章。 １９４３年初，“白玫瑰”队员开始公开抵抗，大胆地把“打倒希特勒！”的大字标语刷在墙上。他仍向国防军散发传单，呼吁军人的良心和自尊的复苏。海德里希的继任人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处理这个案件。 盖世太保立即采取了行动。２月１９日，小组的成员在慕尼黑领导大学生进行了政治集会，盖世太保的一个小头目记下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的名字。三个大学生被捕了。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和二十二岁的莎菲·舒尔，经过三天的严刑拷订后他们被处决。 恐怖没有停止。医科大学学生亚历山大·施莫莱尔被捕。盖世太保宣判他死刑，并用大斧砍去他的头颅。 １９３６年，德国发生了许多罢工事件，党卫队经常参与镇压工人罢工。吕塞尔斯海姆工厂的工人因工资过低而举行罢工，厂主立即向党卫队求援。党卫队派出大批队员去镇压，三十七名工人被捕，二百五十名工人被开除。 １９４４年，罢工事件更加多起来。盖世太保在报告中谈到德国工人“每月有二干人次至二干三百人次拒绝干活。这些工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被司法和军事机构判处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万五千名。这里不包括失败前期疯狂的屠杀。被党卫队和冲锋队杀害的人无法确定，它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高出好几倍。 已处于崩溃的纳粹政权在“七·二Ｏ”事件后，便沉湎于对本民族的大屠杀，仅仅因怀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惨无人道地将全部家庭成员杀绝。他们开始像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异族人那样大肆杀戮了。 据盖世太保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５月，每月最多只发现五百九十份各种反战材料，而１９４１年６月则有三干七百九十份，１０月有一万零二百七十份。１９４１年２月和３月，平均每月有七百五十名反法西斯战士被捕，而６月份则有一千一百六十九人、９月份有一于三百三十七人、１０月份有一千三百零五人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 据纳粹德国司法部的官方统计，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具体人数为： １９４０年 三百零六人 １９４１年 一千一百四十六人 １９４２年 三干三百九十三人 １９４３年 五千六百八十四人 １９４４年 五干七百六十四人 在这些数字中，不包括大约两万名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和军官。在这个极为保守的数字中，不包括那些被秘密处死的人。 这种血醒镇压不能不说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阶段，德国没有出现大规摸的反抗和起义。 在德国，绝大多数家庭或亲属都有在政府各部门、党卫队、国防军和各种纳粹组织工作的人。而纳粹主义的毒素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男女老幼的思想。作为第三帝国统治的支住，党卫队便用它自己的思想和原则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德国人民的生活。 党卫队的两条基本原则是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 “亚利安种族是优等民族”的怪论导致出一系列的错误结论和无数的野蛮行动。 不破不立，若要证明亚利安族是高贵的种族就要有犹太族和其他民族是劣等民族与之陪衬。 希特勒无耻地供认，他的党之所以要利用反犹太主义，目的就在于欺骗人民群众，搞乱他们的思想。当但泽市政委员会在一次谈话中曾问他是否将犹太人灭绝时，希特勒回答说：“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 根据党卫队一一纳粹主义的理论，劣等民族是不配生存下去的。灭绝这些种族，德意志人就有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这种蛊惑不能不说在许多德国人的头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概念。 于是就有了侵略战争，有了种族灭绝，有了资源掠夺。 由于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许多德国人把参加纳粹党，特别是参加党卫队引以为荣，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干出了许多蠢事。社会的许多上层人物，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也纷纷涌进党卫队，涌进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王子、贵族、经济界康采恩巨头们以及高级会员都想方设法获得党卫队的证件，这是政治态度最好的证明书。他们在党卫队中都有一个相应的名誉职务，尽管不去那里上班。 党卫队非常乐于授予他们头衔，那样他们就和党卫队绑在一起，反过来支持它。 于是，在极端口号如潮的第三帝国出现了以“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日耳曼”等旗号命名的党卫队分队。 于是就出现了伸臂礼、出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盲目个人崇拜。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４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对警卫团军官所作的一次演说中说道：“有一项原则党卫队员必须绝对遵守，我们对待自己血统中的成员必须诚实、正派、忠诚和友好，而对待其他人则不同。怎样对待俄国人，怎样对待捷克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党卫队就是以这种反科学的血统论为思想基础建立起它的各种组织的。种族论成了把德国人凝聚在一起的工具。“以我是纯亚利安人”引为自豪的人产生了“英雄现实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含义就是党卫队副总指挥贝斯特所讲的： 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由时间来决定。并可以改变，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各样的东西，而是形式。 这是一种不择手段的伦理学，它构成了党卫队的心理状态核心。使得“不可能”、“不该做”这样的词句在党卫队的字典中被抹掉了。 盲目服从是党卫队的又一思想核心。 每年希特勒生日之时——４月２０日，都会有一批育年加入党卫队。这一天举行新队员宣誓、佩带领章并发给党卫队员证。向希特勒宣誓的誓词是这种盲目服从的开始。 德国领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向你宣誓 忠诚和勇敢。 我永远服从你和你所任命的上级领导 死而后已。 谨此宣誓。 宣誓仪式给人以神圣庄严的气氛，这些激动不已的青年从此成为黑衣队员，但这还没有成为“完全”合格的党卫队员。每个人大约还要服６个月的劳役，还必须获得国家体育运动证章和熟读党卫队的问答课本。这种通畅使新队员加深了黑色集团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 问：“我们为什么相信德国和领袖？” 答：“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德国和上帝给我们派来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问：“我们必须首先为谁效忠？” 答：“为我国人民和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 问：“为什么会做到服从？” 答：“出于内心深处的信念，出于相信德国、相信领袖、相信党卫队和出于忠诚。” 党卫队给予青年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它使得这些新队员丧失了起码的人道准则和良心。他们去做什么只凭上级的指示，不再用大脑去思考，他们变成了一群机器人。 把体育运动列为党卫队员的一项条件，或许有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为了表现德意志人的尚武精神和出于希姆莱想把党卫队变成骑士阶层的需要，没有健康强壮的体魄是不能够战斗的。 因此， 在党卫队以及各重要部门的人事档案的评语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字样：“×××·××，纯亚利安人，优秀运动员。家庭观念极强，对帝国的事业无限忠诚……” 这些党卫队新成员宣誓之后获得了党卫队短剑。从此他们便有了杀人无罪的权力。 对青少年进行纳粹思想灌输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也建立了起来。１９３６年有一条法令规定：青年人有义务在青年团中服役。也就是说，青年从十六岁起就处在纳粹思想的熏陶之中，种族优劣论、生存空间论、绝对服从论等都是教育的必备内容。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希特勒讲出了他对德国青年的企图： 如果敌人说，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你们也别想抓住我。那么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他们：“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一个民族是万古长存的。” “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影响了整个一代青年人。对每一个德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导致了排犹、杀犹，导致了侵略战争，导致了疯狂的掠夺。如果一个民族被一种极端的邪说引向歧途，它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应该说，德国人民是无罪的，希特勒一伙才是罪魁祸首，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才是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恶魔。 然而，同样作为法西斯专政机器的组成部分的各个机构，它们之间的运转也并非协调一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陆军同盖世太保积怨由来已久。 事情出于偶然。１９３６年５月，警察总局柏林第一审法院推事恩斯特经手审讯一名惯犯施密特。他多次犯有盗窃、讹诈和侵吞财物罪，是法院和监狱的常客。这次，他又因涉嫌讹诈被逮捕。 最初的审讯，他只承认了几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恩斯特乘胜追击，使这个罪犯又供出了对几百个人、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进行讹诈的罪行。他抓住了这些人搞鸡奸的事实而进行讹诈。这些人当中有自由团领袖的儿子、律师吕狄格·冯·戈尔茨伯爵，有波茨坦警察局长、党卫队旗队长冯·韦德尔伯爵和中央经济部长丰克等。在这一长串名字中有一个“弗立契将军”。恩斯特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追问是“哪一个弗立契？”施密特不肯回答。 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案子，却引出了震动整个帝国的大案特案。设在秘密警察处里的“全国打击鸡奸罪行中心”受理了这个案件。党卫队多么希望这个弗立契就是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大将啊！如果真的是他，就可以打掉他，从他手中夺过国防军对武器的垄断权。 审讯者将一本相簿摆在讹诈犯面前，他一下子便认出弗立契男爵的照片，受到软硬兼施的施密特终于交待了他的讹诈经过。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的一天晚亡，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前厅，盯住了一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深色礼帽、围着白色围巾、戴着一副单眼镜的人。他见这个气度不凡的人和同性恋者丁·魏国格特纳一起离开车站大厅，钻进一条供铁路局专用的胡同。他好奇地尾随其后，惊异地发现他们俩在那里发生了鸡奸关系。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出来了，走到波茨坦广场附近的车站。施密特看到这是一个敲诈的好机会，便跟上他，向他讲他见到的一切，并自称是刑事警官克勒格尔。这位先生出示了身份证，那上面坦白无误地写着“冯·弗立契”。 接着进行“私了”的金额谈判。弗立契说身上只有一百马克，请他去家里取。在弗立契的家门口，施密特得到了五百马克。转年１月，他又得到了约定的剩下的那一千马克。 令人不再怀疑的供词摆在希姆莱的办公桌上。他很快便向希特勒报告这一重大案件。希特勒看后，指令“烧掉这种无聊的东西。”希姆莱有点不识相。当时，希特勒对陆军非常信任，听不进去任何反对陆军将领的话，他需要这些将军去占领夷邦，征服欧洲的战争迫在眉睫。 秘密警察亦对弗立契案件饶有兴趣。在这位陆军总司令出访埃及时，派了两名秘密警察官员进行监视，以便看他是否出入有鸡奸活动的酒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新婚旅行刚走不久，“妨害风化罪行”科的瑙克就把一包淫秽照片交到了中央刑事警察处全国技术鉴定中心头目米勒的手中。照片的两个人中，陆军元帅准确无误，可是那位裸体女人却看不清楚。最后他们找到了戈林，他是元帅的证婚人，并参加了婚礼，一定熟悉他的夫人。 戈林惊喜了，那女士不是元帅的夫人，他可以利用这场丑闻把陆军元帅赶下台。如果元帅下台，接任他的第一人选将是弗立契大将。因此，他戈林要一箭双雕，然后自己当上战争部长。 二十四小时后，当希特勒风尘仆仆地从伯格霍夫回到总理府时，戈林顾不得领袖旅途劳顿，边不及待地进见。希特勒接见他后，“非常激动，但并不显得怎样忧虑或难过。”由此可见，戈林在谈到两位陆军高级将领的坏消息时非常策略。 当天夜里，戈林命令刑事参议迈辛格下达了重新整理冯·弗立契案卷的命令。第二天上午，案卷便摆到了希特勒的特大写字台上。 希特勒看后，同昨日判若两人，垂头丧气地倒剪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 经过短暂的失望和痛苦，希特勒忽然想到，这不正是解决国防军领导层、自己统帅三军的好机会吗？他立刻转风使舵，唆使戈林出面搞垮这些军人。戈林怀着浓重的个人动机更加有恃无恐了。 许多军官为此鸣不平。在正直的霍斯巴赫的请求下，希特勒才答应接见弗立契，听听“这只猪猡是怎样申诉的”。弗立契和施密特当面对质，他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施密特肯定地说：“就是这个人！”僵持中，戈林冲进房间，声嘶力竭地喊道：“就是他，就是他！”尔后，他悄悄地对希特勒的副官说：“听我说，您满可以和领袖谈谈，您告诉他不妨把陆军交给我，我已准备交出一个四年计划。” 可是，希特勒拿陆军开刀，并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以种种无可争辩也没人敢争辩的事实三次拒绝那些为戈林劝进的人。他对他的副官维德曼说：“根本不会考虑。戈林连视察空军的规矩都不懂，我比他懂的还多呢！”他对陆军元帅凯特尔说：“这是根本不会考虑的……空军必须由他来抓……而且他必须作为既定的接班人熟悉政务。”他还对第一位陆军元帅勃洛姆堡说：“他太轻闲了，也许可以说是懒惰，无论如何他不在考虑之列。” 即将下台的战争部长勒洛姆堡这时对陆军中的战友产生了怨恨。关键时刻，很少有人拉他一把，同时又产生决不能让戈林这个整人的野心家如愿以偿的想法。于是，他在离职前拜见了希特勒，提议由领袖兼总理亲自任战争部长一职。 希特勒为了第三帝国的命运，毫不谦虚地同意了这一提议，将战争部划规他领导，并改名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ＯＫＷ）。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被免职，十六名将军被强令退休养老，另有四十四人被调职。 这是一场德国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从中受益最大的是希特勒本人，从此，他将军政大权集一人之身，成了德国的大独裁者。 然而，事情仍旧没有完结，在弗立契大将退职前，希特勒示意他悄悄地提出辞呈。领袖的伎俩十分明了，一是让将军体面些，二是让他自己更体面些，减少火药味，平静地实现权力移交。可是固执的弗立契不同意这样做，坚持要个说法。希特勒无奈，提以要由特别法庭对此案做出裁决。但是，这个特别法庭是由盖世太保的人组成的。 军人和法学家们对此表示异议，纷纷出面干预。他们认为对一个军官只能用军事法庭。在司法部长古纳特和国防军军法处长的巧抄周旋下，希特勒只好同意他们的意见，由三军总司令和德国军事法庭的两庭长组成了军事法庭。但希特勒担心失控，便任命戈林为法庭主席，并责成秘密警察配合调查。 多年来，秘密警察无权逮捕军人，甚至传讯也不可以，这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这一点，连刚入伍的新兵也知晓。而如今，神圣不可侵犯的军人、陆军司令本人却坐到秘密警察对面受审，该是何等的窝囊。 两次审讯均无结果。这时，已被查清没有鸡奸罪、被施密待陷害的戈尔茨伯爵灵机一动，从居民户口中找到与冯·弗立契同名同姓的人，他就是骑兵上尉冯·弗立契。他的住址恰好是费迪南德街２１号。骑兵上尉被捕，他对在万湖车站作过案供认不讳，并交出了支付讹诈金的提款单据，他是从德累斯顿银行第四十九分行他的１０２２０号账户上提的款。 其实，按照揭发人交待的地址核实情况是非常简单的，况且弗立契大将的经济状况不致于拖了八个月才付清另一半讹诈金。然而，由于秘密警察带着有色眼镜对待这一案件，才使他们狗一详的嗅觉失灵了。 真相大白，法庭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８日宣判： 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法庭就控告退役大将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一案，根据正式审讯结果……裁决： 正式审讯实退役大将冯·弗立契男爵所有各点上均无罪。 希姆莱陷于被动，他担心自己会被国防军骂个狗血喷头。海德里希连声叫苦，生怕丢了脑袋。他们看到陆军军官团结起来，想砸烂保安处的权力，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成了军人们的支持者。 卡纳里斯和霍斯巴赫拟了一份“建议要求”，由陆军呈报希特勒。 卡纳里斯口授道： 一、郑重明确地为冯·弗立契男爵大将恢复名誉……， 二、调动秘密警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首先考虑应该调动的是希姆莱、海德里希、约斯特（党卫队保安处长）、贝斯特、迈辛格、费林和其他人。 文件送到陆军参谋长贝克的面前，他看了以后只是存档了事。将军的举动，应了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的一句名言：“将军们是全世界最缺少勇气采取行动的人。”经过勃洛姆堡一一弗立契案件的冲击，国防军元气大损，不敢再提更多的要求了。这时德军正向奥地利进军，正是用人之际，“公正”的希特勒宣布为冯·弗立契平反，任命他为第十二炮兵团团长。弗立契后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在进攻波兰首都华沙时阵亡。 希姆莱丢了丑，他对自己属下的无能表示愤慨。他声称，他是庸碌无能官员的受害者。这一阶段，他对国防军特别是陆军的态度非常谨慎，不允许在党卫队领袖秘密讨论会上攻击陆军，公开场合自不必说了。 在勃洛姆堡一弗立契案件中，陆军同党卫队、盖世太保之间很难说谁是赢家。陆军损兵折将，党卫队、盖世太保名声大坏。从此，两败俱伤的对头结下了宿怨。卡纳里斯的那份“建议要求”的内容深深地印进希姆莱的脑子里，以至后来给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带来的厄运也与此不无关系。 １９３９年８月，希特勒决定开始灭亡波兰的行动。他在２２日萨尔斯堡的国防军将领会议上说：“在进军波兰中，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会得到德国将领们鼓掌喝彩的事情。因此，我不想麻烦军队去做必要的消灭工作，而是把它交给党卫队去执行。” 这位独裁者责成党卫队全国领袖组织特别行动队，跟在进入波兰的德国军队的身后，随时消灭遇到的一切波兰上层人物。在这之前，每占领一个地方，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队参加。吞并奥地利时，海德里希的特别队就随军前进。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时， 特别行动队也大打出手， 以致海德里希获得了“布拉格屠夫”的“美称”。 海德里希在几天内便组成了五支由秘密警察和保安处人员参加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身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军服，左臂配带保安处菱形标志。每个特别行动队由四个特遗队组成。尾随一个陆军军团前进；每个特遣队有队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个军团行动。队指挥官全部由保安处领袖担任。 这五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和尾随的部队分别是： 第一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旅队长施特雷肯巴慧，随威廉·李斯特大将的第十四军团向纽伦堡方向进军。 第二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埃马努埃尔·台费尔博士，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击，直抵维斯杜拉河。 第三特别行动队，领导入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赫伯特·菲舍尔博士，跟随约翰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的第八军团向罗兹进军。 第四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旅队长洛塔尔·博伊特尔，跟随古斯特·克鲁格上将的第四军团向莫德林方向突击。 第五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旗队长思助特·达姆佐，跟随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第三军团前进。 海德里希的“行刑部队”按规定要接受战区内的陆军领导，但他的行动却是受中央保安局的指挥。因而这个受双向领导的部队一方面要完成中央保安局交给的使命，一方面又不能让军人们过多地了解他们的秘密，因为武装部队的军法审判对他们每个人同样有效。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尽量避开陆军将领的关注，把真正的最重要的，也就是消灭波兰上层人物的任务隐瞒起来，以致第八军团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给特别行动队的命令中有这样的任务内容： 打击作战部队后方的一切敌视德国和德国人的分子，特别是打击谍报人员，逮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缴武器，查封谍报的重要材料等。 可见，在作战部队中，士兵，包括将领们暂时还不了解他们的尾巴部队的真实任务。隐瞒不可能长久，只要特别行动队一开始杀害波兰的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军队就会醒悟过来。那时军队肯定会恼怒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两个党卫队领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要么向陆军宣言，说这是希特勒的命令，他们不能不执行；要么就隐瞒事实上报本无法隐瞒的真象。 狡猾的希姆莱向将军们暗示说：“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言外之意，他的行动是希特勒的命令。海德里希后来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透露，在波兰占领区发生了同陆军的冲突，由于“警方采取的行动特别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灭致以千计的波兰领导人）”，而领袖的命令“不能告知陆军将领，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参谋人员，以致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警察和党卫队擅自采取的独断专行的残暴行动。” 军人们很快就明白了特遗队的真正使命。９月７日，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向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格将军说，党卫队的领袖们每天以枪毙两百名波兰人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司法程序，受害者多为犹太人、贵族和教士。卡纳里斯怀着忧虑的心情警告说；“对这样的做法，终有一天，世界舆论会向武装部队追究发生在它眼皮底下的这些事情的责任的。” 在人们的眼睛里，武装部队成了特别行动队的同谋，至少对他们是姑息的。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他们这两支部队都是希特勒侵略扩张政策的工具。只不过警察、党卫队比武装部队更凶残一些。 特别行动队在消灭波兰上层时是“不讲阶级”的。他们把教师、医生、公务员、教士、地主和商人统统抓起来，关进接收营，然后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处死。希特勒的目的再明了不过，消灭波兰任何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的头排人物，或可能成为这些领域里领导人的人。 一次接一次地大规模屠杀，使波兰民族精英受到沉重打击。在库尔姆一佩普林主教区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达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处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会成员。海德里希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曾自豪地宣称：“被占领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 希特勒对如此巨大的功绩很满意但不满足，他说道： 凡是经我们现已确定属于波兰领袖阶层的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后再发现的话，由我们注意看管，过一定时间后再加以清除。 他还不能高枕无忧，因为还有那个被他看来非常庞大的百分之三。 武装部队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后，东线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大将指示军人们负责社会治安，并向波兰居民发布了安民告示，宣言“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人，一切国际法条款均得到尊重。”党卫队的野蛮暴行，撕碎了这个诺言。陆军成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骗子。军人们恼怒之余开始猛烈攻击党卫队的暴行。 ９月２０日，第十四军团情报处报告，部队情绪严重不安。 这是由于沃伊尔施地区的特别行动队在军区的部分违法行为（集体枪杀，尤其是集体枪杀犹大人）……而引起的。部队特别感到气愤的是，午轻人不上前线去作战，而是拿手无寸铁的人来证明他们的勇敢。 接着东总提出不能再容许沃伊尔施的特别行动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希姆莱为了暂时缓解与日益不满的陆军将士的矛盾，只好同意了这个要求。１０月１日，陆军总司令部通知驻波兰各军团司令部： 保安警察首脑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１日给特别行动队的２８８／３９６号关于占领区内犹太人问题的命令。暂时仅限于采取措施做好准备。据悉，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向特别行动队发布一项相应的新命令。 希姆莱的命令还未发到特别提动队，或许他根本就不打算发布这样的命令，只是搪塞一下陆军而已，希特勒在１０月中旬便下令撤消了军事管制。 当东总冯·伦斯德大将得知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政府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收拾铺盖撤走了。这时行政机构还未建立，希姆莱利用这个真空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乘虚而入。特别行动队摇身一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建立了同德国本土一样的风纪警察系统。 希姆莱在波兰建立起来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要求下属单独同波兰的残余抵抗部队和新建的游击队作战，而不同军队磋商。这种以老大自居的傲慢态度激怒了武装部队的将领。新上任的东总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大将掀起了武装部队讨伐党卫队的斗争。他命令整理有关党卫队独断专行、胡作非为的材料，直接寄给陆军总司令部。几天后，这份报告摆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报告中写道： 因法枪杀、逮捕和查抄引起巨大忧虑，担心部队目睹这些事情后难以保持纪律，就地同保安队和秘密譬察磋商毫无结果，因为他们有党卫队全国领袖撑腰；请求重整法纪，特别应规定必须经过依法判决才能执行处决。 希特勒对此报告不屑一顾，鄙夷地说：“幼稚的看法。”他说他对勃拉斯科维兹将军队来不信任，应赶快换掉他的职务。由此可见，希特勒完全支持希姆莱一伙的狂暴行为，把陆军的不同意见看作是不忠的表现。 东总勃拉斯科维兹没有理会领袖的震怒，他继续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各个部队送来了大量的事实材料。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尔特兰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 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儿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杀害各种各样的人物，经常令人费解。而其做法也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杀人一抢劫。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 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的暴行层出不穷，反映出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禽兽无异……摆脱这种不光彩、站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 勃拉斯科维兹大将整理一份包括三十三起事件的材科，他在２月６日说： 部队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态度，时而厌恶，时而痛恨。每一个军人都对德国人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陆军高级将领反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暴虐行动，在血风血雨的波兰占领区形成了小气候。甚至连莱希瑙这样的以忠实于领袖著称的军人也加入到控诉党卫队一伙的行列中，在部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在领袖大本营里，武装部队的军官，谁也不愿同任何一个党卫队头子握手。 最后，是新任总督弗朗克这个小丑帮了希姆莱的忙。他面见希特勒，请求领袖撵走勃拉斯科绍兹，说他太爱吹毛求疵了。其实，希特勒已经决定抛开这块绊脚石。三个月后，勃拉斯科绍兹被调往西线，５月１０日打响了西线之战。 希特勒的“组织解决”，使希姆莱的行动不会再受到任何阻拦和攻击。然而，陆军同党卫队、盖世太保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停止，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仍然水火不相容。至第三帝国垮台前夕，这种斗争已发展到白热化程度。而领袖长期偏袒党卫队一伙的做法也给他带来引火烧身的后果。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早晨，一支强大的舰队向法国北岸推进。一小时后，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登上了卡尔瓦多斯海岸并迅速取得了立足点，解放法国的战斗开始了。“帝国师”经过顽强抵抗，损失了五分之三的兵力。圣洛沦陷后，德国军队狼狈地向布列塔尼撤退。 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德国遭受巨大损失，在非欧战场也节节失利。形势对盟军越来越有利，失败的阴影开始笼罩德国。 于是，在陆军许多将领中滋生了悲观和不满情绪。他们预感到，元首再这样干下去，德国必然招致灭顶之灾。他们不愿从根本上改变纳粹主义，他们只是想保住已经得到的利益。 希姆莱历来重视军队这个国家和战争的支柱，他派出最优秀纳粹间谍追踪和监视将军们的动向。但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如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令他不能得心应手。 刺杀希特勒的“闪电计划”就是由谍报局的一批将校军官策划的。施行计划的有国内驻防军参谋长、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中央集团军第一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夫少将印司令部里的施拉勃伦道夫中尉。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３日，希特勒到中央集团军视察。他在乘飞机返回腊斯登堡之前、施拉勃伦夫给了他的陪同官员一个装有两瓶“白兰地”酒的包裹。这个官员事先已同意特莱斯科夫的请求，替他把礼物交上去。那包裹里面有枚定时炸弹，时间定在飞机恰好在空中时爆炸。但是，炸弹失灵了，希特勒安然无慈。机灵的密谋分子借口包裹里的瓶子搞错了，把东西取回来。这是一次没有暴露同时也未获得成功的行动。暗杀没有因此而罢手，下一次行动仍在策划之中。 缪勒和施伦堡凭着谍报专家的嗅觉，闻到了火药味。他们终于查清谍报局外谍处处长汉斯·奥斯特上校参与了一项秘密活动。盖世太保的警察们在他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批文件。希姆莱并没有立即对谍报局采取行动，他认为放长线才能钓到真正的大鱼。 ９月，盖世太保又有了新的收获。曾在威廉二世手下担任最后一任外交部长、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大使的威廉·索尔夫的遗孀——索尔夫夫人在自己的家里组织沙龙。这个“京尔夫夫人茶会”，实则是在进行情报活动。她同瑞士的逃亡者保持着接触，并通过他们与英美间谍挂上了钩。１９４３年９月，柏林仁慈医院一位年轻的瑞士医生雷克策博士经人介绍加入了这个圈子。他给人以强烈反纳粹的印象，并主动提出将情报送到瑞士去。索尔夫夫人同意了，她为如此轻信付出了代价。这个雷克策不仅是个医生，同时还是个间谍。他负责传递的那份情报，当天夜里就出现在希姆莱的办公桌上。 ２月２９日，在希姆莱的敦促下，希特勒下令对谍报局采取摧毁行动。谍报局办事处被德国中央保安局吞并，外事局情报处作为“军事机构”而获得有限的独立性。同时，希特勒给予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处长施伦堡以行动完全自主权，卡纳里斯被解职。 一场多年的斗争至此分出了胜负。大德意志武装部队失去了自己的谍报机构，从而变成世界上唯一一支本身没有情报机构的军队。今后武装部队的情报来源要依靠党卫队保安处了。 缪勒在对谍报局的战斗中功绩卓著，却未分到战利品，倒是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国外保安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伦堡摘取了谍报局这个熟透了的桃子。 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同施伦堡是望年之交，他喜欢这个聪颖过人的年轻人。反过来，施伦堡对卡纳里所也非常尊敬。他们经常探讨一些问题，甚至隐秘的事情也在此列。尽管慈父般的卡纳里斯下台了，但施沦堡还是很高兴，他现在可以建设一个统一的超级情报机构了。而由施沦堡兼并谍报局，总比别人好，卡纳里斯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 施伦堡性格内向，是个有尖不露的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同事们把他看作是海德里希唯命是从的大管家。只是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仪表堂堂且又文质彬彬的人物柔中有刚。党卫队全国领袖称施伦堡为“本杰明”。一次乘飞机，希姆莱不小心背靠在飞机舱门的把手上，反应敏捷的施伦堡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衣服，于是他给全国领袖留下了好印象。这个好印象使希姆莱在合并保安处和谍报局后，立刻想到的人选便是施伦堡。 施伦堡开始建立隶属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部队情报机构。但是他在人事安排上非常谨慎，几乎留用了全部原谍报局的人员。他的宽容态度深得人心，同时也引起一些人的猜测：这个施伦堡为什么这样仁慈呢？ 时隔不久，他的属下们惊喜地发现，原谍报局的反对派同施伦堡对时局的看法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即德国最终将失败，杀死希特勒，单独同英、美媾和，德国才能获救。 杀死希特勒，拯救德国的想法和行动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并付诸于行动。施伦堡对此暗中支持，并提供条件。 陆军中的一批高中级将领策划的“伐尔克里”行动就是六次谋杀希特勒中最为成功的一次。 施道芬堡中校是一个旧贵族军士家庭的后代，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能给德国带来好处。他在突尼斯受了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臂。伤愈后，他被提升为上校、补充军总参谋长。战争的进程出乎他的愿望，他不愿看到德国的失败，不愿看到军队被彻底打垮，于是他参加了密谋活动。领导他的是前莱比锡市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台勒和前任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同时，他们的活动得到了西线占领军中的许多指挥官的支持。施道芬堡认为，得到一些大人物的支持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行动，即干掉希特勒，拯救国家和军队。 在法国战役中，英美军队大获全胜。随即他们又向意大利进军，并很占领了罗马。苏联军队也踏上了波兰领土。德国东部防线全面崩溃，这一切都迫使施道芬堡加快了行动步伐。迟了，可能永远失去机会。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同戈台勒和贝克拟定了“伐尔克里计划”，杀死希特勒，在柏林成立军政府。 尚还完整的西线占领军中的相当一批军官答应给予密谋分子帮助。这支谋反大军中有：法国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上将、比利时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还有令人瞩目的隆美尔陆军元帅，他在非洲曾有过辉煌的战绩，被誉为“沙漠之狐”。他的参谋长汉斯·斯泥达尔将军也加入了这个队伍。甚至连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也不是铁板一块。刑事警察头子奈比、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道夫伯爵及其副手也卷了进来，他们的任务是在国家发生政变时与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中将保持联络。 密谋分子寄希望于希特勒消失后，便可同英美联手对付苏联，因为在反对共产主义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机会终于来了，施道芬堡放任命为国内驻防军的参谋长，这个职务有权使他经常进出元首大本营。 ７月２０日，希特勒举行军事会议。 施道芬堡把炸弹放进了一个黄色公文包里。这是一枚小型定时炸弹，但威力很大。他驱车前往元首大本营参加会议。 本来定在１２点钟举行会议，可是因为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来访，会议推迟了三十分钟。希特勒接见完来访者，向会议室走去。他看见许多军官等在外面，其他人已经待在闷热的会议室里了。他站在写字台旁，开始听豪·辛格将军汇报东方战线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凯特尔由一位副官布尔将军和弗洛姆参谋长陪同来到会议室。 凯特尔报告说：“我的元首，这是申克·冯·施道芬堡上校，他要向您汇报组建新师的情况。” 希特勒提了握施道芬堡余下的那只手，在一个柳条凳上就坐，背对着门，面对着敞开的窗户。希特勒在等待着施道芬堡汇报。他回头时，突然发现他不见了，他很气恼地嘟哝了一句。这时，会议室中只有二十四个人。空军参谋长科尔登将军坐在沉重的搁板桌的另一端，开始汇报空中侦察的情况。希特勒俯身在地图上，用右臂时支撑着身体，右手拿着一把不同颜色的铅笔，左手拿着一个放大镜。 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只放在地上的黄色公文包，它离希特勒大约六英尺左右。突然一声巨响，含有两磅炸药的炸弹爆炸了。黄色的火焰立刻吞没了希特勒，浓烟充满了房间。他躺在门框附近，天棚上掉下来的板条、石灰压在他身上，周围是一张张扭曲的面孔。烧焦的文件散落开来，铺满地面。卫兵们迅速冲进来。 希特勒大叫道：“一定是有人扔了炸弹！” 可是卫兵们未发现任何其他人。 医生为他检查，发现他的两腿被炸掉了许多块皮，裤子已经成了碎片儿，脸上也有伤痕。 他对其他人嚷到：“这算什么！这是胆小鬼的勾当！”他命人立即将希姆莱召来，指示他迅速将此事查清。 希姆莱知道这是一伙密谋分子所为，并很快把来到会议室又突然离去的施道芬堡列为第一号嫌疑犯。这时，在会议室外看电话的卫兵进来报告说，爆炸发生前，他曾见到一个军官匆匆离去。这个人只有一只胳膊。人们回忆起他进来时带着公文包，便问那士兵看见他走时拿什么东西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盖世太保的特工们终于在屋内发现了黄皮包的碎片儿。这时完全可以确定施道芬堡是凶犯了。 在大本营——“狼穴“的电讯监听室里，希姆莱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消息，一些陆军将领在频繁地通话。 施道芬堡的上司弗洛姆将军从柏林给凯特尔打来电话，说：“首都谣言四起，应不应该宣布紧急状态？” 接着，弗洛姆的办公室向各国驻防军司令部发出奇怪的命令，用“伐尔克里”为代号宣布了紧急状态。 希姆莱大吃一惊。这些陆军将领的活跃，证明了这是一次由陆军策划，并涉及多人的政变。他立即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听后，脸上由白变红，两手掐腰，愤怒到极点：“这些无耻的小人，叛徒！！”他骂道。 驻防巴黎的将军们听到政变失败的消息后，决定与希特勒彻底决裂。他们十分清楚，战是死，不战也是亡。继续战斗下去，或许还有一条生路。晚上七点多钟，军校第一摩托化步兵团包围了福熙大街的大楼，逮捕了奥伯格和大楼内的所有保安处成员。 还在５点钟的时候，维茨勒签署了一份长电文，发往国内驻防军司令部。电报写道： 一、内部骚乱。一个软弱无能的党的领袖的可耻集团利用了形势暗中伤害困难的军队，为着他们自己的私利夺取了权力。 二、在这最危险的时候，帝国政府已宣布军事法律，以维持法律和秩序，指派我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全权司令。 三、…… 接着是长长的关于合并武装党卫队、消灭盖世太保、无情解散任何反对派的指示。 与此同时，柏林发生了许多令希特勒惶恐不安的怪事：警卫营的一个分谴队试图占领总理府；有轨电车通过政府区时没有停下来；警卫营已受命占领政府区……他责问宣传部长戈培尔为什么不发布新闻。戈培尔解释说，评论还未写完。希特勒大发脾气说：“我没有让你写什么评论，我只要把消息尽快发出去！” 广播中发出的“元首还活着”的消息，给那些仍不知情的军官们一个重大打击，接着电台插放了希特勒的演讲。由于激动和气愤，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野心勃勃、无耻愚蠢的军官小集团一直阴谋摆脱我，同时要彻底清洗整个德国武装部队指挥员。炸弹是冯·施道芬堡伯爵安放的，我的几位亲密同事受了重伤，一位已经死去。我本人除了几处轻微的擦伤、扭伤和烧伤外，没受其他伤。我认为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苍给予我的使命，我要朝着我的目标继续前进…… 在巴黎，当军校准备第二天枪毙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头目时，西线总司令克鲁格改变了主意，不同意枪毙这些警察头目，并向柏林告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与政变无关并且忠实于元首的人。 凯特尔也为了保全自己，抢先跳出政变集团。他在下午４点１５分，向本土司令部打电话说：“元首还活着，安然无恙，不要服从维茨勒本元帅的命令！” 这些参与政变的高级将领的转向是因为希特勒没有死和他们的投机本性。 希姆莱很快飞到巴黎。他和海德里希的继任人卡尔登勃鲁纳将这场对陆军的镇压看做极大的乐趣。奥伯格和克诺亨重新回到警察局和情报局，协助了这场无情的镇压和报复。 在巴黎，盖世太保逮捕了许多军官，他们中有：总参谋部的施图尔纳格，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凯摄·冯·程法克中校，施图尔纫格的参谋长林斯托夫上校。克台格的副参谋长埃贝哈德·芬克以及比利时军事总督的表兄弟冯·福肯劳森男爵。 施图尔纳格在政变当天返回柏林的途中被害未死，双目失明后，被挂在肉钩子上慢慢绞死。其余的人也均被枪决。 弗洛姆为了除掉对他安全不利的证人，曾下令枪决施道芬堡等“伐尔克里计划”的领导人。爆炸时受了伤的凯特尔俨然与政变无关。但希特勒和希姆莱没有受骗，在利用了他们几天后，处决了他们。狡猾的克鲁格的转向也未能使他获救。在他即将被捕时，自杀身亡。 隆美尔元帅在１０月１４日也被迫自杀。 贝克将军、戈台勒等所有参与和涉嫌政变的人无一幸免。 施道芬堡在柏林给施图尔纳格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就被捕了，他被处以绞刑。 退休的卡纳里斯虽然没有参加“伐尔克里计划”，但也受到株连，于１９４５年３月上了绞刑架。希姆莱终于为他的宿敌画上了句号。 “伐尔克里计划”的失败，导致了希特勒和希姆莱对陆军的大清洗，在本土和占领区共有七干多人被捕，被枪杀的人数近五千。它的血腥程度决不亚于血洗冲锋队。这对在失败前夕本来就士气不振的军队是个沉重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及盖世太保从中得到了政治上的巨大好处，武装党卫队的作用愈显突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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