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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记得她当时的样子：法兰绒衬衫、厚镜片和朴素的衣着。简朴得就像入学通知——或校方告示——所要求的，“有点让人惊讶”，盖尔·希伊后来描述说。她很快投入到反战的罢课活动中，还组织了校园游说活动，最终迫使校方在法学院女厕所里配备了月经棉。塔米·怀尼特回忆起这一幕时充满温情，联想起当时女友们的笑语欢声。但同学们更深刻的印象来自她的“勤奋努力、严肃认真”，甚至独来独往。希拉里经历过父亲休·罗德姆的严格管束，所以还定时去大学生体育馆练健身操。 从一开始，她一如既往地把精力和热情放在学术上。 有一段时间，她参与了《那鲁法学社会学评论》这份短命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有意发出与校方正统观点相左的激烈言辞，代表了对法学院传统观念的积极挑战，里面常刊登一些反对政府压制的、代表黑豹党人和其他一些人意见的慷慨激昂的文章，她回忆说：“当时对于法学院教育的真正目的，我们很困惑，满怀热情去论争，对于将来是不是得到法学学位就能找到好工作也是意见不一。” 第一年她几乎没跟男孩子约会过。有人认为，她显得很孤单，尽管她的性格外向，而且有时她还公开表示对异性和聚会的冷漠。一位好友评论说：“作为一位年轻的法学院学生，希拉里有意穿得很朴素，决不出风头，只是有时带几分激进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的色彩。让我回想从前的话，不管她表面如何，像希望得到其他东西一样她也希望得到异性的注目。”内心深处对自我和对异性的感受是一回事，但在公共场合则是另一回事了。她母亲说：“我觉得那几年她遇到的挑战太多了。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与男人是平等的。可那时没有什么人能接受这一观念。”但这不只是一个两性差异的问题。22岁时，她已不愿而且也掩饰不了这样一种直截了当而又近乎苛刻的区别对待：哪些人吸引她，值得她注意和善待，而哪些人不值得。她的朋友艾·伯幸说：“她既能但言无碍又能尖酸刻薄，但对她所喜欢和信任的人则充满温情。”另一位男性朋友则补充说：“换言之，希拉里既可宛若天仙也能恶如魔鬼，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然而，她还是给学校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在威尔斯利一样，她参加了一些针对校方的抗议集会，其中包括1969年到1970年纽黑文对黑豹党的调查。当时，在那鲁法学学者托马斯，埃默森的指导下，她组织了一批批学生去法院旁听。像以前一样，她很快投入其中但不久奇怪地抽身出来。她中肯客观地总结别人，特别是学生们的缺少艺术性但不乏说服力的演讲，这位戴着厚镜片、举止严肃的女人很快受到欢迎，成为校内一位讲效率的调停人，是持不同政见学生与深感不安的校方之间的最佳沟通者——尽管她很自信，但有人说，她从未站在会损害自己利益的立场上。一位同学对记者说：“她是如此野心勃勃……那时就已懂得关系的重要性。她开始与校方和老师们而不是学生们培养良好关系。” 然而，和在威尔斯利不同的是，她的角色给那些关注她钓学生和老师留下的印象并不一样，1994年一位同学对布昏克说：“许多年来她一直掩饰着她的野心。但在耶鲁法学院时，她不再隐藏她急于要成为重要政治人物的渴望。”她沟另一同学则说：“那时有许多争取民权、关于外交政策及其他问题的集会，她总呐喊奔走其中，却从未受过处罚。我想她谈的最多的是在性别和工作机会方面，虽然所有这些看上去超出了她自身的能力。她真正的事业是她希拉里自己。”肯尼迪时代就是华盛顿政坛元老的那鲁法学教授伯克·马歇尔认为，“她非常聪明、勤奋、有吸引力，但是，在她的政治策略上和其他人一样，缺乏想象力。”后来他称她为“普通的民主党人。” 《生活》杂志刊出了她在威尔斯利的演说之后，她应邀参加了女选民联合会组织的一个叫做“未来年轻领导人”的会议。该会议是两党促成的一系列成果之一，他们从各校的激进分子中选出六十位学生领袖。这成为希拉里·罗德姆与华盛顿微妙联系的开端——一位观察家称这些集会中鱼龙混杂的学生政治新贵们为“现政权的候选人”，正是在那里，她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议会工作人员和对她未来丈夫的政治崛起将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人物，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黑人选民登记代理人弗农·乔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23年后，他成为大公司的游说者，并主持了比尔·克林顿的权力交接仪式。 然而，更为突出的是，集会邀请她在联合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演。联系1970年春天的入侵柬埔寨、百所大学抗议活动，她发表了演讲，在她从帕克里奇到白宫的政治生涯中，这被认为是最有力的一次演讲。言辞中充满主显节的宗教意味、挫败感和时代印记，当时尼克松的统治日益衰微、战争留下的阴影四处可见，战争结束遥遥无期。她在会上对听众说：“刚刚过去的这十年，以追求高尚开始，却以崇尚平庸结束。”她请求与会者“为制止希望破灭的恶性循环出一把力”。这是时代的要求。她接着说：“我们对社会进行谴责的面扩大了，原先我们拥护民权，现在我们鼓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组；原先我们公开南方和贫民窟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却在抨击工厂和公司里的工作质量；原先我们攻击剥削现象，而现在我们在批评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她指责广大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她们并非缺乏能力，只要她们回答她们不应回避的问题：“你该拥有什么样的底牌？该如何运用你的表决权？我们能让公司支配我们多长时间？难道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所有这些机构对人民负责的时候了吗？” 接下来的发言全是冷嘲热讽，仿佛是1970年的希拉里嘲讽20年之后的希拉里·克林顿——这位阿肯色州的第一夫人既不再抨击剥削劳工，也不批评该州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而是把持着腐败的期货市场和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的公司的高利润股票。作为几个大公司董事会的法律顾问，她早已不再鼓吹什么“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组了。”朝秦暮楚已成为她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这进一步预示出今后她的爱情和事业。这次演讲虽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它清楚地显现出她如何从应该成为的那种人变成已成为的这种人的发展过程。不管怎样，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是知道这两者的区别的。 与妇联会的接触为她的政治生涯打开了一条新路，集会上她认识的人中就有罗伯特·肯尼迪的前助手彼德·埃德尔曼，他的妻子，儿童权利保护律师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说，希拉里一下子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那鲁一位保证人的支持下，希拉里向华盛顿研究项目署申请到了一个职位，她先是在工程部做过短时间工作，不久，就经埃德尔曼夫妇推荐在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的移民劳工委员会中找到一个肥缺，研究弗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由于不卫生而瘟疫流行的移民区的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 为右翼代表人物哈罗德·科利尔工作过两年之后，她现在又作为蒙代尔工作班子的一员一头扎进实地调查和文字归档——这也是美国政治经济的一项副产品——的事务堆中去了，共事的人里有人说她“显然是个自由派”。在唐·琼斯的卫公理会青年组织时她早已了解了一些移民家庭，但现在她所看到的还是把她吓得够呛。她对朋友和同事说，这段经历“令她震惊”。1970年7月底委员会就移民区的恶劣生活条件举行听证会，其中包括对可口可乐子公司新招计时女工一事进行质询。7月24日当可口可乐公司总裁J．保罗·奥斯汀到议会听证会作证时，希拉里在走廊里截住了他。包括蒙代尔的职员在内的旁观者看到希拉里一反常态，满怀激愤地责问他，后来一位公司律师说，“她失去了往日的镇静，而且确实是个人物，咄咄逼人，毫不让步。”许多人都记得当时的情形，她对惊惶的总裁愤怒地说：“我们要揍你，揍你！” 奥斯汀生硬地向委员会保证，要提高移民职工的待遇。 但听证会后却对此事不了了之，工人的工作条件也没有多人改变。在华盛顿金钱万能的环境中，揭露黑暗和进行改革都颇具讽刺意味，结果都是破碎的胞皂泡。1984年当蒙代尔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时，可口可乐的顾问充当他的资深智囊团，而许多农业综合企业给予巨大资助，这些企业正是1970年听证会上曾被曝光的，他们从移民身上榨取了巨大利润。 可口可乐及其总裁奥斯汀并非这丑闻中的唯一涉嫌者。在听证会上，希拉里·罗德姆和听众还听到了被称为“世界上工作条件最恶劣、最不人道的”得克萨斯移民区的情况，在那里，工人及其家属为前议员、百万富翁庄园主劳埃德·本特森卖命。1970年本特森竞选参议员成功，主要得益于他在银行、保险和移民劳工身上攫取的巨大财富。 1992年，克林顿执政时他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听证会后不久，希拉里又回到了耶鲁。她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对后来几个月揭露出的移民劳工的惨状非常气愤。但这股热情持续时间不长。7年后，在一份广为人知的个人简历上，希拉里列举了她从威尔斯利大学时代开始从事的主要活动时，抹去了她在议会中从事移民劳工研究的这段经历，更没有提在华盛顿与奥尔汀的短兵相接和在妇联会上的有预见性的演说。 1970年秋天，法学院的新生们又开始聚集在纽黑文。 其中有一个絮絮叨叨的男生显得格外出众，他来自阿肯色州，留着猫上埃尔维斯的络腮胡，大谈一个叫霍普的地方的西瓜是如何鲜甜可口。 在l992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段故事总是被提到，所以希拉里·罗德姆和比尔·克林顿在法学院图书馆里的首次见面几乎已成为一段政坛名人的美谈佳话。当时一位同学劝他去复习艰涩的法律书时，他却在长长的阅览室里宣盯着希拉里看。最后，她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生硬地说：“好吧，如果你还要盯着我不放，那我也要反过来瞪你，还不如现在就认识一下，我叫希拉里·罗德姆，你呢？”玛莎·谢里尔后来写道，“这简直就是爱情电影中的一个情节。”用克林顿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一反常态，哑口无言”，站在那里苦苦想着自己姓什么。 无论是根据私下的流传还是后来公开的资料，这一故事的浪漫情调还有许多没有揭示出来，这个朴素、用功、总是一脸严肃的年轻女人确实引起了校园中这个引人注目的高大、英竣爱说笑的南方小伙子的注意。他呢，多少年来一直像吹嘘霍普西瓜一样推销自己，今天终于碰到了一个识货的买主。后来他们坦诚地描述当时情形时说，两人都是不经意地坠入爱河——至少在他们的体验中那是一种新奇。她说：“他不怕我。”他则对一位记者说：“我看着她，告诉她，她看上去很有趣，有深度。” 在图书馆见面之前，他曾试图接近她，但都未成功。盖尔·希伊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悄悄地跟踪她。克林顿则对一位传记作者说：“那时，我刚跟一个女孩吹了。”毫无疑问，希拉里是他长长的女友队伍中的最新的一个。她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在比尔·克林顿之前，希拉里在耶鲁与好几个男生约会过。”许多人还记得，在她的生活中，正如唐尼·拉德克利夫所说的，男人们“时进时出，更换不停。”但是在克林顿之前就与她很熟的一位男生认为，她不会经常跟某个人在一起——或者保持一种亲密关系，一开始她对克林顿也是这样。他说：“她当然不是他的第一个女友，但他对于她来说却是最好的，在以后发生的一切中，这一点比别的都重要。” ☆☆☆ 那年秋天，威廉·科尔曼三世进入了法学院，他是尼克松内阁中一位有钱有势的部长的儿子，也是125名学生中的10名非洲美国人之一。当时他特别注意到了那位“友善的有着南方口音和大使般圆圆笑脸的青年人……来到‘黑人餐桌’旁就坐。”当时，科尔曼和他的黑人同学在法学院就餐时，都是与白人分开的。不久，比尔·克林顿却加入到他们中间，他也鼓励别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坐在一起，他的谈吐欢快活泼、富有感染力。科尔曼说：“他有讲故事的天赋、最简单的事到他嘴里也变成了有情节有寓意的好故事。” 对于法学院的那些课程，他不像其他同学那样严肃认真。平易的性格使他常常是轻轻松松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地对待功课。耶鲁的朋友还记得克林顿第一学年就加入了“反课程”组织，这是一个学生自发的团体，试图撇开特定课程去学习，他也认真地撰写、修改学期论文。同学中没人怀疑他在用软绵绵的书法写出的文章中透露出的是聪明、敏捷和善辩。同在别处一样，他比起实际案例分析要来得更实在、更有个性——快乐、温和，有吸引力、甚至也很真诚。 在纽黑文的3年中，科尔曼和其他同学都感觉得到他“对正经功课随随便便”的态度，很少听讲座或去探讨那些重要的案例和宪法、法律原理，只是一个劲儿看侦探小说和探险小说。一位同学尖刻地说：“他根本没花什么时间去研究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V．Madison：美国最高法院1803年首次宣布一项国会通过的法令违宪。——译注）他们只记得他习惯于临时抱佛脚。学期结束前三周，比尔·克林顿向朋友们借了几本笔记，闭门苦读。同学们说，他最后的考试结果还“相当不错”。 在耶鲁时，他从未掩饰过急切谋取政治位置的野心，他的同伴和老师也从未对此表示异议或劝阻。布克·马歇尔对一位作者说“他是个好学生，非常聪明，但我从不认为比尔·克林顿会是一个好的专职律师。他瞄准的显然是总统候选人。”一位耶鲁同学说：克林顿确实是个人物，“他在24岁时就已明确了政治家的身份。”像在乔治敦一样，他孩子气般的爱唠叨使人觉得他并不工于心计，也不会怀疑或讨厌他。一位同学评论说：“在法学院，没有人会声称‘我要当一个惹事生非的人’，而他的所作所为却有点像这样。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克林顿看上去一点也不狡诈。”他家乡的落后甚至被用来解释他为什么在法学院如此敷衍塞责。威廉姆·科尔曼觉得“他的野心……是合乎情理的，”“政治实践比学术地位更重要”，计划又是那么实际，而“在阿肯色那么一个环境平和的小州里”克林顿确实大有被推选出来的机会。盖尔·希伊总结大多数人的看法时说：“对克林顿来说，法学院只是为他捞取政治资本的地方。” 当然，在他慷慨大方的外表下还有一些更内在的东西，令他们不太适应——因为这里有一个他们不愿承认的假设：政治和高官需要资历和声望而不仅仅是严肃的知识和学识，未来的州长需要圆滑、灵敏，需要临时抱佛脚期末也能考出好成绩这种本事。一位教授谈到这位未来总统对耶鲁课程的态度时说：“这不仅说明比尔·克林顿是何人，也表明这所学校究竟如何。”克林顿早就发现，那些“追名逐利者”与电视上总是在奋斗、艰难而又劳累的法学学生捍卫正义的形象并不相符。后来一位失望的教授说：“我们必须正视它。我就曾为华尔街经纪人和其他奸滑的律师讲授过选举的技巧。”另一位在耶鲁法学院学习并工作过的教授说：“很少有人严肃认真，大多数人都敷衍了事，课程就这样，所以他们都学得不错，而且从许多方面来看，它像一个加工厂，是一个重要的交易场所，而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一所商贸学院。” 1970年秋，学期刚开始几周，克林顿就搬到长岛海峡，距纽黑文南25英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里。他与科尔曼和罗兹学者道格拉斯·埃肯利和道格拉斯·波格住在一起，后者来自中西部的一个工人家庭。这所房子马上成了热闹的聚会场所，在这里，克林顿的同学们都还记得他对年轻女士的偏爱和渴望以及暴饮暴食的恶习。一位室友打趣说：他在兹兹作响四处飞溅的沸油中煎炸各类食物，然后在一系列“从平底锅到盘子到嘴里”的连续动作中狼吞虎咽。 波格是这个圈子里为数不多的60年代激进分子中的一个，他认为，同室的这位来自温泉城的新朋友“对待每个人都有一种得体的礼貌，能使他们畅所欲言”。当克林顿和科尔曼以及其他非洲裔同学畅谈时，他就谴责阿肯色的奥瓦尔·福伯斯那样的种族主义政客；在跟埃肯利在一起时，他就大谈南方文学，和波格大声争论对外政策，科尔曼说，讨论最多的还是“体制内部的问题”。在这些争论中他从不树敌，他们一致认为，而且毫不怀疑“他的政治观——就像他早已与这一体系达成一致，他也会微笑着接受唐·波格所要反对的各种折衷方案。 在耶鲁，克林顿时常脱课，就像他经常不在他们海滨寓所一样，忙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或者去做一些临时兼职。 他虽然在耶鲁有奖学金户头，而且温泉城那里还有弗吉尼亚源源不断的充足的资助，但他还得挣钱应付巨大的开支。 他曾在社区大学教过书，当过当地一位政务委员的助手，并协助纽黑文的一位律师做案件调查，调查工作为他提供了了解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罪恶的机会。他后来说：“我走进那些屋子里，人们正在那里注射毒品，我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工作。”（下次他接触到的吸毒场面就大不相同了，那是十几年后在小石城投机家和他的政治赞助者们组织的可卡因聚会上。）当时他是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城里的打工经历将是这位未来总统真正接触下层贫民的一次极好的机会。后来，他再也没有在贫穷的街区工作过，或者住在贫民区及附近，接触到阿肯色城镇乡村的真实情况——除了他当候选人或执政者时，精心安排了保护的那些巡回访问。 尽管如此，克林顿的主要工作还是政治活动。在耶鲁时，他曾为康涅狄格州的一位议员和一位市长竞选人工作过。但是他更重要的经历和关系还是来自他与联邦官员的接触中。从牛津回来后，他利用里茨，即著名的里克·斯持恩斯的关系，参加了1970年夏天的财政紧缩计划，这一项目是华盛顿游说者支持哈蒂菲尔德·麦哥文提出的修正案，意在削减对越战的财政拨款。在那里，他遇到未来的民主党政治顾问和支持者卡尔·瓦格纳和安东尼·波德斯塔，后者在康涅狄格州的约瑟夫·P．达菲牧师的竞选参议员活动中曾给克林顿做了引见。达菲是一个反战分子，也是前议员尤金·麦卡锡的支持者，在初选中他击败了陈腐的民主党机器，大选中则历尽坎坷。一方面，达菲要面对丑闻不绝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多德，他曾一度退出大选后来又作为独立人士重新加入竞选；另一方面，达菲还得对付财力雄厚的共和党议员洛厄尔·韦克，他是斯奎帕药业财团的继承人。 当同学们忙于购买法律书籍、认真记着笔记的时候，比尔·克林顿正为达菲在康涅狄格州选区组织第三议会选举，这一选区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意大利人工业区，是从纽黑文不恰当地划分出来的一个城镇区。这一地区的主要种族，甚至径渭分明的蓝领白领阶层都非常痛恨耶鲁，害怕大学附近的地盘虽小但声势很大的黑人居民，虽然他们只占该区人口的2％。这一选区名义上是民主党的，它在议会中的代表都是右翼民主党人，在根本问题上是与尼克松的白宫政权高度一致的。 在该选区过去第三党国会反战势力的基础上，克林顿利用最先进的电讯手段和挨家游说的学生志愿者，将第三选区动员起来。在每一处他都大加宣扬达菲充满智慧的反战言论，同时避免触及更微妙、根本的社会经济问题。尽管有克林顿的巨大努力，但达菲与民主党中坚人物多德闹翻，最终在全州输给了韦克。这位法学院学生在阿肯色的耕耘后来有了收获：达菲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执委会的主席和克林顿执政时的官员；而达菲竞选组织的负责人，后成为他妻子的安·韦克斯勒则成为华盛顿引人注目的政治顾问、大公司的游说者和克林顿的支持者。 l992年一个被称为新民主党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克林顿80年代在阿肯色州的经历，它由二战后不久古老的商业化了的南方民主党蜕变而成的。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追溯到1970年康涅狄格州的第三选区，当时困惑的中产阶级痛斥“激进分子”或仇视少数民族，为保守派所支配，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毫不懈怠地投民主党的票。 ☆☆☆ 以前曾有人问她是否体验过她在威尔斯利毕业典礼演讲中盼望的“幸福的……生活方式”，希拉里·罗德姆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在与比尔·克林顿相爱时。”一位朋友说，“她视权力胜过魅力，她看到了克林顿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我想正是这一点令克林顿难以拒绝。”在气质、思想和风格诸方面，他们似乎是那一代男女中的理想配偶。她传统的“男性气质”、活力和忍耐正好与他带有“女性气质”的温和、多情和敏感相匹配。她的传记作者朱迪思·沃纳写道：“这是理智与直党的结合。”至少，也是他们身上的野心的融合。 多年来了解他们的人说：“她不仅知道他急于想当总统，也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她如愿以偿。”很多人都觉察到了她未来的打算，另一位好友对康尼·布鲁克说：“而且她总是发现她能够同他一起分享政治权力——而不只是当选”20多年后，盖尔·希伊谈到他们在图书馆那次著名的见面时说：“他们一直相互注视着，情感里混合着兴奋和焦虑。” 1971年秋，希拉里。罗德姆成了海滨宿舍的常客，对于他们既是情侣又是盟友的关系，大家都很清楚。他们之间越来越不只是一对情人，更像一对搭档，罗德姆常帮他补习功课，在耶鲁的出庭律师联合会上组织的法庭辩论赛中，他们俩是最难对付的一组。在她的约束下，他们准备得极为细致。朋友们回忆说，她整理案件材料，由散漫的克林顿去对付那些心怀敌意的证人们，可最后，他们还是输了。20年后克林顿对一记者说：“我那大非常不痛快”。显然，他们共同分担失败。 他总是放纵自己，事后又后悔，不愿面对她的判断——像她那样的直言不讳正是他难以接受的。每个人都能发现，他们之间确实有着热烈的爱情，但一开始他们之间就有潜在的矛盾，后来演变成了痛苦艰辛的政治婚姻——而且事实比这样的概括更复杂。显然地，这场20世纪政坛上最具影响的爱情故事，是两个对国家统治有着难以估量影响的人一手造成的。在1992年的竞选手册中一位朋友谈到他们在海滨宿舍的生活时说：“我现在还记得当比尔大谈他的理想主义时，希拉里对他幽默而又疼爱的批评。”另一位朋友则更为坦率地说起希拉里当时的反应，她说：“哦，天啊，比尔，别说了，我们早就听过了。” 她在法学院的第四学年，从1971年到1972年，他们在校园附近的一所旧房子里开始同居，作为一对夫妇，他们吸引了许多人参加那里的社交活动，就像当年在海滨宿舍时那样，这里包括后来的顾问和部下罗伯特·赖克。在外人看来，克林顿还是那个故事大王。1971年秋，他的上进心似乎有所懈担11月17日，他写信给阿肯色州的朋友询问白宫的情况。他在信中说：“对于他们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一个非保守人士把一个准激进女人弄得兴奋不已，而这个女人因在白宫与林登·约翰逊睡过觉，于是，就学会了即使在做爱时也把和平的旗帜系在腰间的习惯。”然而在谈论别人的政治野心时他严肃地评论说：“如果你有灵感，那就继续努力吧！我在奋斗中遇到大多的挫折，也许哪一天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让这个痛苦的世界擦身而过。”他在那鲁法学院信笺纸上又打上这样一句：“做你想做的事吧，但一定得小心。” 圣诞节的假期里，比尔·克林顿去了一趟帕克里奇，多萝西·罗德姆承认那确实是一次“冷淡的接待”。这位母亲谈到她打开门，迎接这位第一个为25岁的希拉里而来的年轻人时说：“我知道，他来是要带走我的女儿。”他与他们待了“整整一星期”。罗德姆一家忍受着比尔睡在她兄弟的房间里和“他待在那里”的难受滋味。但不久，多萝西就被比尔·克林顿吸引住了，因为他鼓励她去上大学，他愿意和她谈论她感兴趣的上学这一话题，而且她也得到了向往已久的但在郊区舒适生活中从未得到的尊敬。 他们不停地谈论政治。她回忆说：“总是同一个话题。” 多萝西问这位高大、英俊的律师说：“你要回阿肯色实现你的理想，那我的女儿怎么办？”由于自己曾受到大多的限制，这位母亲希望女儿能得到更多更多，才提出这样的问题。 克林顿早已宣布了他的家庭计划。阿肯色的一位老朋友说：“很久前他就告诉人们，他不要漂亮的王后，而要娶班上最聪明的女孩。”另一位朋友则说：“你们要记住，比尔的生长环境中，女人们都热衷于打扮，涂抹许多化妆品，所以他并不想娶那种女人。”1971年与母亲短暂见面之后，他在离开小石城机场时，突然对弗吉尼亚大声说：“妈妈，我希望你答应我娶希拉里，我非她不娶。” 在去纽黑文的旅行途中，弗吉尼亚遇见了希拉里，在1972年比尔带她去温泉城之前，这是她们以后许多遭遇战中的第一次——这位年轻女子看上去非常朴素，而且“不拘小节”，这位母亲回忆说。弗吉尼亚还记得，比尔曾带回家“那么多来自各地的漂亮女孩”，带她们去他常去的地方，然后去湖上划船，而眼前的这个女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弗吉尼亚和16岁的小罗杰虽不太喜欢，但对她并未表现出不礼貌。当希拉里走出房间去卸行李时，比尔把他们拉到一边，目光逼视，愤怒地斥责他们，弗吉尼亚写道：“就像我母亲当年那样。”然后，他对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厌倦那些漂亮姑娘，我要娶一个能谈得来的人。” 他的责备压制了他母亲当时的敌意，弗吉尼亚后来承认，这只是“我们面前漫漫长路”的开始。那次见面后，她觉得希拉里“安静、冷冰冰，反应迟钝，使人不快”。她的判断是对的。罗德姆家的一位朋友说：“从她踏进这个家庭的门槛时，她母亲就显得很紧张，觉得受到了轻视。她对阿肯色州不感兴趣，对未来的婆婆和脏兮兮的小叔子也不太在意。” 后来，对于这种第一次会面就产生的并且从未中断的厌恶，她们各有自己的解释。在比尔·克林顿看来，这是被称为阿肯色州典型的母亲和芝加哥郊区的儿媳之间的“一种文化冲突”。不知道是因为弗吉尼亚后来坦诚道出她对希拉里聪慧的嫉妒，还是因为这两位强劲的、与众不同的女人身上隐含着相同之处，弗吉尼亚曾记得比尔有一次对她说：“好，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你和希拉里彼此都不喜欢对方，那么，你们就是不喜欢你们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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