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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社区居民对于“性产业”的反应①


一、对“女人变坏就有钱”的夸大估计

  这是一个在全中国都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由于人们已经对此深信不疑,所以许许多多相反的例子,人们就会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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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笔者在访谈当地居民,尤其是当地妇女时,一位精通广东方言和普通话的女同志予以了大力协助,特此深表谢意。

  例如,笔者在B镇访谈医务工作者的时候,一位女护士谈到,经常有些小姐来看病时穷得买不起药,就把处方偷偷地扔掉。她也遇到过一位小姐被妈咪送来看病,一检查,其实只是饿昏了。可是,才过了几分钟,当谈到“女人变坏就有钱”的时候,还是这位女护士,却不假思索地说:这里的小姐干一次能赚300-400元,能干的一个月就能赚4万元。妈咪则是每月3-4万元。
  再如,一位当地人曾经向笔者描述了“二奶”们赚到了多么多么多的钱,最少的也是每个月2000元。可是话锋一转,说起他的一位朋友时,他又说那男人每月只给“二奶”500元。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前后有什么矛盾。
  这里面,可能有种种原因。
  有些人是人云亦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更没有任何实际的了解。
  有些人是看高不看低,或者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不自觉地专门说那些收入最高的极端例子。
  可是,如果做出夸大估计的人,自己这方面没有任何可以被挑动的因素,那么他们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被社会舆论蒙住了眼睛呢?
  这恐怕主要是因为,现今的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收入状况不满意,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心理不平衡;所以拉出最招人恨的卖淫来说事。实际上,这里面的潜台词是:看看,连不劳而获的、死不要脸的暗娼都赚这么多钱,而我呢?难道这公平吗?
  体制内的、挣死工资的人最容易这样,而他们,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民间舆论的主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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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这方面有一个民间笑话。有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看到里面正在说,某地的小姐赚了多少多少钱。于是父亲说:他妈的,比我挣的还多!母亲则说:男人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突然,十几岁的女儿说:爸,妈,送我也去干吧。

  小姐们当然有种种必要来吹嘘自己的高收入。可是许多时候,她们的吹嘘也和一般人的牢骚一样,实际上是在发泄自己的心理不平衡。
  例如,阿li曾经说过,当年那个想包她做“二奶”的男人,一张口就答应每月给她一万元,她却没有同意。这话,除了显示她昔日也有辉煌以外,同时也在表达着两种意思:自己现在不应该被这样看低;自己的未来不是梦。至于当年那事情是真是假,其实并不重要。
  mei姐是笔者所遇到的少有的明白人。她曾经当着所有手下小姐的面对笔者说(大意):我们这里地方偏,比不得×feng大酒店,别老听别人(别的小姐)吹牛。她们都是只说吃肉。不说唱汤。从她的这话,联系到她动员阿ying时的旁敲侧击,笔者觉得,她实际上是说给手下的小姐们听的,以免她们不知天高地厚,让非分之想把自己搅昏了头。

二、对“性产业”的矛盾态度

  在笔者的社区考察中,当地民众对于“性产业”的态度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不同的被调查者一致说,1992年之前,B镇没有小姐,家庭婚姻也很稳定。医生们说,1992年以前不但性病“少少”,就连各种妇科病都很少。
  那时候,当地人对于嫖娼卖淫这样的事情很痛恨。据说那时也有少数男人跑到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方去嫖娼,但是谁也不敢说出来,因为如果被家里的长辈知道了,会挨骂甚至挨打的。
  1992年以后,“性产业”一步步发展起来,当地人的态度也逐渐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在评价“性产业”,尤其是在评价小姐时,陷入了4种相互冲突的情感。

  1.对小姐的传统式的鄙视

  无论男女,当地人都很鄙视小姐。但是为什么鄙视她们呢?既不是出于婚姻道德,也不是因为她们违法,而是嫌小姐们“衰”。
  在当地方言里,“衰”=晦气、倒霉、让人恶心、烂货等等。因此,当地出租房屋的人,一般都不许小姐带男人回来住,“嫌衰”(但是长期被包的“二奶”,就无所谓了)。当地女人都把小姐叫做“街婆”,当地男人则使用“街妹”这样的称呼,而最通用的“鸡婆”则干脆就是骂了。就连五六岁的小孩,看见穿得好的、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也会说:鸡婆!
  良家妇女与小姐的界限,简直就是人类中最深的鸿沟。老年良家妇女对小姐的愤怒,更是无以复加,因为里面混杂了“九斤老太”对于“世风日下”的愤怒。例如,一位当地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衰街妹’就生气,(她们)最好死!衰!原来衣衫不贵,现在小姐们不靓不穿,农村妹看了学样(衣衫就贵了)。小三角(裤),还伸大腿!”
  中年良家妇女的鄙视里也混杂着愤怒,但是恐怕更多的是嫉妒式的心理不平衡。例如:当地的一位管理区(村)妇联主任,声称自己曾经深入到“鸡婆”里了解情况。但是当她向笔者描述“鸡婆”的情况时,只字不提小姐们的辛苦和风险,却首先提到她们都“穿金戴银”。看来,这一点深深地刺激了她(其实多数小姐也并不是这样)。
  年轻女性大概是本能地意识到,“九斤老太”对小姐的愤怒里,夹杂着婆婆对儿媳的嫉妒,所以笔者所访谈的当地年轻女性,对于小姐是一种“无冤无仇”式的鄙视。她们只是一再表白:我们(当地年轻女性)自己一个人不会去卡拉OK或者酒楼。如果一帮人一起去的话,就自己包房,因为不愿意与大厅里的小姐为伍。
  当地的男性正人君子又是另一种鄙视。例如,笔者访谈的一位原来的生产队长是这样谴责小姐的:男人不理(她们)都不行。男人点了小吃,小姐上来就拿、吃,真(让人)生气!在这个男人的鄙视里,小姐对男人的冒犯才是最令人看不起的。而且,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一部分小姐的可怜相,她们甚至不得不跟客人抢一口饭吃了。

  2.对小姐危害婚姻的愤怒

  当地人,尤其当地女人,对小姐的愤怒声讨,其实主要是针对“二奶”的,只不过她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笔者在访谈中,特意指出“二奶”与“小姐”的区别。结果,所有的男男女女,无一例外地都说“二奶”更可恨。而且,只要一点出这个区别,笔者就根本别想了解他们对小姐的看法了.因为他们都抓住“二奶”不放,即使满口“小姐”这个词,说的也仍然是“二奶”。
  这说明,对于久已淡忘了妻妾成群这个中国正宗传统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危害最大的是各种各样的小老婆,而不是娼妓。
  较年轻、较有文化的当地女性,对于小姐的危害想得更深一些,涉及到了男女两大社会性别集团的利益的问题。例如,一位女护士说:当地的22-23岁的未婚女性都提心吊胆,不知道应该如何挑选老公。(她们)对男人不敢相信。有这么多小姐来这里找钱,当地的男人无法把握自己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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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另一位当地农村年轻女性也说道:外来妹冲击当地农村女子。一些农村女28岁了还嫁不出去;还有30岁的老姑娘。一个村里就有四五个。过去可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过,这位当地女性显然又把“小姐”与远来的新嫁娘给混为一谈了。

  3.对小姐的某些宽容与同情

  当地人眼看着自己的家乡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最清楚打工妹的功劳与艰辛,所以也相对地更容易理解小姐的成因。年轻人尤其如此。
  例如,当地一位23岁的女护士这样说:(1)“通过某种途径我钱,也应该算职业。”(2)“(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姐最优秀,漂亮,有姿色,所以最有钱,又能(让男人)廉价消费,所以是正常的。”(但是在场的别人没有附和)
  再如:当地的3个男中学生到×le歌舞厅来玩,点了阿ying小姐“坐台”(仅仅是陪坐)。妈咪mei姐逗他们说:这个小姐可是你们的老师哟!结果3个小家伙把阿ying小姐一直护送到她的住处。他们在路上一致劝她:坐台可以,千万不要出台;还留下了其中一人的电话号码,说是有危险可以找他们。
  当地人传说最多的,是各级各种领导人对于“性产业”的宽容。例如,据说当地的领导在开大会的时候说过:男人要“叫街”(找“街妹”),女人要吃饭,这些都很正常。可是,这种传闻跟笔者调查过的其他地方一样,虽然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但往往只是一种“表意”,查不清来龙去脉的。在B镇,笔者先后听到五次有人这样说,但是没有一次能够通过笔者的测谎。
  这其实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惯用斗争策略。它既可以为自己的无法无天辩护,也可以表达自己实际上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既可以发泄对官方的不满,也可以证明自己绝对是忠顺良民;既可以表明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也可以证明自己是官逼民反。由于人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传闻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所以这传闻也就最容易三人成虎。至于领导人到底说过没说过,反而成为其次的问题了。

  4.“性产业共荣圈”

  在考察这个方面的时候,笔者遇到了一出“戏”。
  在访谈当地××管理区卫生室的医生、妇联主任、男队长时,笔者问他们:“性产业”该不该封掉?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封了好!可是那位妇联主任接着就告诉笔者:她自己的房子就在×ye大道上,已经租给一间发廊了。于是笔者问她:如果封了发廊,您的房子还能租出去吗?她显然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逻辑问题,当时没有回答,而且后来再也不谈她出租房子的事情了。
  那位卫生室的医生也是如此。笔者访谈时,她刚刚大骂了“鸡婆”一顿,刚刚积极表态要求禁娼,就来了两位小姐(说普通话)看病。这位女医生给她们看完以后,告诉笔者:她们就是“鸡婆”;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继续冲着笔者骂小姐。
  这不是她们个人的双重人格,也不仅仅只是一种自我心理防卫。这是中国人在“表态文化”熏陶下的人格悲剧:“态”是一定要“表”的,而且必须“表”对;至于自己的实际行为和切身利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二者必须分离,甚至必须相互矛盾。久而久之,不仅没有人会察觉其中的矛盾,而且许多人会发现它大有好处。于是“表态”就成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民族习惯。
  访谈镇内的男女时,他们就比较暖昧了,一般都说:“性产业”不关我的事,封不封我都没意见,也不愿意管闲事。可是笔者在前文里已经举过例子,在B镇,无论是出租房屋的,还是经营各种小买卖的,连开摩托车载客的当地人都知道,他们与“性产业”已经是“砸断骨头连着筋”了。
  人都是这样。道德义愤最后还是要服从切身利益。有文化的卫生工作者,对于这一点认识得更清楚。
  一位女医生这样说:我们看不起做这种事的女人,但是从职业上来说,对她们的态度必须好,服务也要好。从女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支持关闭这些色情场所,但是一扫黄,医院马上就没有病人,没钱可收。过去几年,春节时小姐们回家过年,医院的生意就少许多。现在有些香港人过年也来,或者来这里过年,所以生意还不那么冷清。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地正规医院的妇科,主要的收入来自女人的冲洗阴道和阴道内放药。当地80%的小姐有各种妇女病,主要是霉菌性阴道炎④。农村妇女和打工妹里面,阴道滴虫比较多。所以,平时每天可以来70-80人,笔者访谈的那天是90人。每个星期一是人最多的日子。最旺的时候,每天可以来100-150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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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医生们的统计是:被“包租”的小姐得性病的少,其次是酒楼里的,发廊里的较多。丈夫传染给妻子的也发现了一些,1995年-1996年多起来,尤其是1996年最多。其实,这是因为,被包租的小姐一方面相对有钱,另一方面包她的男人也更严格地要求她的卫生。发廊妹则是一方面收入太低,舍不得来冲洗和放药;另一方面她们与嫖客也没有长期的关系,嫖客不大在乎她们有没有性病。至于被丈夫传染的妻子,过去不见得就一定很少,而是过去妻子怕丢人,不敢来看病。现在妻子敢来了,实际上也表明了当地社区日益宽容“性产业”的一个侧面。

  在B镇流行一句话,叫做“一昌(娼)带来百业兴”。事实上怎么样,笔者无从全面认证;但是这无疑已经成为该社区的一种共识。
  当地人说,刚开始的时候,公安狠抓小姐,每人罚款3000元。结果不但小姐少了,而且留下的小姐也穷了,到后来,本地的商店连百货都卖不出去了。特别是酒楼和饭店,只好“停业不关门”,以便对上面报喜不报忧。例如,1995年7月有一个18岁以下的外来妹,在B镇被迫卖淫。后来她告状到省公安厅,于是省里直接派人来抓,搞了一次大“扫黄”,影响B镇的商业长达4个月,直到11月以后小姐们才陆续回来。
  从那以后,B镇一年只抓一两次小姐。每次抓了以后,市面都会冷落整整一个季度。可是上面要求,所以只好一年抓两次。
  地方利益当然也与“性产业”息息相关。例如,当地的一位官方人员说:×qiao大酒店是香港人在B镇开办的,势力相对小一些。省里物价局检查它,要罚款。结果香港老板罢工了,镇政府少了250万元租金,也不干。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这就是说,“性产业”的经济纽带已经把许多行业和个人都拉进了一个“共荣圈”。社会学一般理论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现象能不能生存和发展,最关键的并不是看有多少人参与它,而是看有多少人不反对它,尤其是并不真的用行动去反对它。

三、“理论黑洞”

  对于“性产业”和“红灯区”,大多数中国人还很少思考。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人们仅仅依靠“飞进几只苍蝇”、“沉渣泛起”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
  笔者曾经访谈了一位当地的官方人员,他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少数大学生之一。他分析说,当地形成“红灯区”的主要原因有五个:
  一是外来投资带来了大量港台人和外国人;
  二是本地人赚钱很容易⑤,小姐们又年轻漂亮,本地男人对她们有很强烈的新鲜感,所以很舍得在她们身上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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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本地人除了经商、搞实业以外,出租房屋的收入也很可观。例如,镇区内的本地人平均每家都租出去3间屋,每间800元,每月就纯收入2400元。所以他们觉得赚钱很容易。

  三是卖淫的高收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妹。她们在工厂里打工,每月才挣400-500元,而卖淫一次就可以挣到这个钱数。
  四是她们远离家乡,卖淫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下水的人越来越多。
  五是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纵容与支持。
  笔者知道,许许多多中国人都持有类似的看法。可是我们却很少体味这种看法的真实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中国的具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人们,对于“性产业”的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思考套路,一个解释模型。任何地方的任何时期的任何情况,都可以圆满地放进这个理论大筐里,以便在稀里糊涂之中求得一团和气。
  更重要的是,这样思考出来的任何一个原因,都必定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而且往往是并不需要去解决的。这样,人们不仅可以不必再劳心费神地探索问题,而且理论上的无奈就是实践中的无奈,人们可以因此而相当心安理得地容忍问题的存在。
  由此,笔者经常想到,在许多禁娼文件和正式出版物里,也常常出现一些对于嫖娼卖淫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可是笔者总是觉得,它们真是难得的黑色幽默:不管作者分析出多少条原因,可是读者都会发现:它们是根本无法解决、无法改变的。那么,这样的宣传材料,到底是为禁娼呢,还是仅仅满足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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