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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的经历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于公元1896年12月2日出生在莫斯科西南卡卢加省的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他父亲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是个穷鞋匠,母亲乌斯金妮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在一家农场干活。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的身世:
  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迸地百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青苔和杂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子。屋子有两个窗户。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人说。原来这儿住着一个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摆脱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生身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百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上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个皮匠学手艺。后来,他同我们讲起过,在他学徒期问,主要是于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以后,又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伊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伊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逐出莫斯科。从那时起,直到1921年去世,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俩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的外祖父阿尔捷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用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把马拉个屁股蹲儿。
  由于家里太穷,朱可夫的母亲不得不另外找些活干。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拼命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村的商人那里。运一趟能挣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戈比。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钱、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侯,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千。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子干的。她们把幼小的孩子丢下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谢尔普霍夫等地给别人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间劳动主要是由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于。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的。
  当然,我们村里也有富有的农民——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住的是宽敞舒适的房子,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米和面。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进最好的学校。我们村里的贫苦农民多半为这些人干活,但报酬极其微薄,有时给点粮食,有时给点饲料,有时只给点种籽。
  我们这些贫农家的孩子,都亲眼看见过妈妈们的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给我们带点小百包围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都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疲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村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朱可夫一家又遭到另一场灾难。屋顶因朽坏而坍塌了,不得不搬家。“必须离开这里。”朱可夫的父亲说:“不然我们都会被砸死的。现在天气暖和,我们住到草棚里去,至于以后,到时候再说。说不定有人会租一间温室或者茅屋给我们住。”
  朱可夫的父亲砌了一眼小炉灶,全家人都在草棚里住下。朱·可夫的母亲提议把母牛牵去卖了,买木料盖房子,可是她丈夫不同意,说那样的话,他们就只剩下一匹老马了。过了不久,朱可夫的父亲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一套小房架。邻居们帮忙把它运回来,不到11月就把房子盖好了,是用新稻草铺的房顶。朱可夫回忆说。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安身之地了。至于挤,俗话说:宁受挤,不受气呀!
  1902年冬,我已七岁了。这年冬天,我们家的日子十分困难。年成不好,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12月中旬。父母亲挣来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谢谢邻居们,他们有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粥。农村中这样的互助是常有的,这确实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团结友爱的传统。
  小朱可夫在邻村——韦利奇科沃村的一所教会小学念了七年书,学习成绩优异,还上过荣誉名册。再继续求学,他家里供他不起了,于是这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就被送到他的一个在莫斯科当皮货商的舅舅皮利欣那里当了学徒。到十大岁时,朱可夫的手艺已经学成了。那几年,因为朱可夫常常往返于莫斯科和他的家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之间,对这一片平坦的、到处是树林的地区的地形十分熟悉,在1941年秋季关键的日子里,这对他是非常有用的。
  朱可夫在皮和欣的作坊里干活期间,尽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学徒的活儿又很累,但他仍旧继续学习,主要是利用晚上和休假日。1913年,他参加了市立中学全部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
  当朱可夫跟一个名叫玛丽亚的莫斯科少女相识以后,便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初恋。这对情侣本打算要结婚,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1915年7月,宣布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入伍。格奥尔基同玛丽亚告别,再回家乡去告别父母,顺便帮家里收庄稼。
  1915年8月7日,十九岁的朱可夫在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应征入伍了。他被选进骑兵部队,他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一向很喜欢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朱可夫被送到卡卢加,编进预备骑兵第5团的预备步兵第189营。1915年9月,他随同这个团调到乌克兰,该团被编人著名的骑兵第10师。1916年春季,他所在的部队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部队了。这时候,有三十名骑兵被选送去培养当军士,朱可夫也被选上了。1916年8月初,训练结束,他又回到骑兵第10师,这时该师已调到哈尔科夫附近。
  在奔赴前线途中,朱可夫乘坐的火车开到一条侧线上停下来,为运送一个步兵师上前线的另一列火车让路。医务列车则从前线往回开,也停在这个车站上。朱可夫从伤兵们那里了解到,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很差。
  朱可夫的团队的番号是诺夫哥罗德龙骑兵第10团。部队到达文尼察西南的卡格涅次波多尔斯克,开始接收马匹时,遭到敌机空袭。敌机丢了几颗小炸弹,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朱可夫说,这是他的第一次战斗洗礼。
  这时第10师开到德涅斯特河岸,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9月初,该师在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集结,主要作为步兵参加战斗,因为这里的地形不能使用骑兵发动进攻。部队损失很大,进攻终于失败了。当时已向德国人宣战的盟国罗马尼亚的军队,由于役有做好准备,也遭受了很大损失。
  1916年10月,朱可夫遭遇了一次地雷爆炸,被从马上掀下来摔成脑震荡,因而被送回哈尔科夫治疗。出院以后,他仍感到不适,听力很不好。这一次,他没有回前线,医务委员会派他去担任部队训练工作。这时候,他已经获得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一枚是因为受伤得的,一枚是因为俘虏一名德国军官得的。
  1917年2月27日清晨,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紧急集合,开到巴拉克列亚城。士兵们对这次将要执行什么任务摸不着头脑,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他们看见公路上有人举着红旗游行示威,连长们纵马向团部疾驰而去。一个高个子的军人走过来,向士兵们大声宣布,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也不再为资本家和地主卖命了。俄国人民不愿意继续进行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土地和自由。这位军人在结束演说时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
  士兵们作出了响应,也都欢呼“乌拉!”,并且同示威者们混合到一起了。朱可夫很快得知,他的连长和其他军官都被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委员会逮捕了。各部队奉命返回驻地,等待士兵委员会的命令。第二天,来了一位军官,命令连队选出参加团苏维埃的代表,同时选出本连的士兵委员会。全连一致选举朱可夫担任连士兵委员会主席。
  3月初,有个准尉到连队来向士兵们讲演,讲演结束时要求士兵们支持临时政府,支持继续进行战争。愤怒的士兵们进行了一次表决,表明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所以,朱可夫说,他们团的苏维埃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了。
  5月,连士兵委员会决定把士兵遣散回家,给他们发了退伍证明书,但鼓励他们随身带着自己的枪支弹药。朱可夫拿到退伍证明书以后得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正在到处搜捕他,所以他不得不在巴拉克列亚城和拉格尔村躲藏了好几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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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所以决定把连队遣散,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篡夺了团苏维埃的领导权。——译者注

  1917年11月30日,他终于回到莫斯科,这时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这年12月和第二年的1月,朱可夫是在乡下同父母在一起。2月初他决定参加赤卫队,但他忽然得了重病——斑疹伤寒,4月又患了回归热。直到半年以后,他的身体才复原,能够去参加红军了。1918年8月,他志愿参加了莫斯科骑兵第1师骑兵第4团。
  1918年秋,朱可夫加入了前军士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的骑兵旅。这个旅是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指挥下的那个师的两个旅之一。在国内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朱可夫都在布琼尼的骑兵部队中服役,同它一起历尽沧桑。作为这支深受约瑟夫·斯大林赞赏的精锐部队的一员,他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它在战时和战后的各项活动。
  布琼尼也是骑兵出身,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役,成绩卓著,后来很快成为国内战争中最负盛名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是在1918年7月,当时他回答了斯涅萨列夫将军向他提出的一些有关战术方面的问题,从容不迫,对答如流。同月,在制定一次骑兵进袭计划时,布琼尼与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相识。那次进袭后来证明是极为成功的。虽然布琼尼以后的业绩不那么辉煌,可是在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勇敢的、生气勃勃的领导人。朱可夫曾在布琼尼的部队中服役这一事实,对他这个年轻的军人的迅速晋升是大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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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k·E·伏罗希洛夫——红军著名将领,第一批被晋升为苏联元帅的五人之一。1921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结束后,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职,1969年逝世。——译者注

  1918年冬季,红军和白军开始加强各自的军队,为第二年春夏的战役作准备。随着同盟国1918年11月垮台,力量对比转而有利于布尔什维克了。但是,俄国南部的白军仍构成很大威胁。那里有三个集团军,即顿河集团军、志愿兵集团军和高加索集团军,它们都已摆好发动进攻的阵式。白军1919年的几次战役的目标是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进行合围进攻。邓尼金将军的军队预定要扫清北衡加索,挺进到乌克兰,同从东面进攻的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西伯利亚军会合。
  1919年初,高尔察克的军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迫使红军退往伏尔加河。四五月间,新组建的波兰集团军攻进了俄国西部,而白军将领尼古拉·尤登尼奇则在西北部向彼得全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决定首先打击高尔察克。为此,把东部战线划分成北部军队集群和南部军队集群,并任命足智多谋的米哈伊尔·伏龙芝指挥南部军队集群。这个包含有第1、第4和第5集团军的军群,把进攻矛头指向了乌拉尔山脉西麓的重镇马法。经过激烈战斗,伏龙芝的部队于6月在取了该城。
  朱可夫所在的莫斯科骑兵第1师,是伏龙芝指挥的集群中的一支部队。该师在乌拉尔斯克附近的希波沃车站的接近地上,首次投入战斗,不久又调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同白军作战。8月,整个骑兵团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
  这期间,朱可夫已经是骑兵连里苏联共产党的同情者小组的成员,被作为党的发展对象来培养。朱可夫回忆说:“当时发展党员是没有预备期的。”党的同情者小组只有五个人,但是团党委书记和国政委每周到他们这里来两次,谈国内和国际形势,谈党为加强红军所采取的措施等。1919年3月五日,朱可夫被吸收入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许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但我被吸收人党的那一天,我终生难忘。”
  1919年9月,察里津(1925年后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一带爆发了激烈战斗。在扎普拉夫诺耶和阿赫土巴之间的一次白刃战中,朱可夫的左脚和左肋被手榴弹炸伤,再次被送进医院。
  朱可夫出院后,获准休养一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探望了父母。当他回到部队,到军事委员会请求派他去作战部队时,领导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把他派到特韦尔的一个后备营,因为他受伤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1920年1月,他被派到梁赞省斯塔罗日洛沃骑兵训练班学习。这是一个专门造就指挥员的训练班,学员主要是从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中选拔的。朱可夫兼任了第1学员骑兵连的司务长。
  1920年7月,骑兵训练班结业,朱可夫晋升为军官,被派到莫斯科继续深造。他在莫斯科期间得悉他的恋人玛丽亚已经跟别人结婚了。此后,他再也没碰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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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朱可夫后来同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姑娘相识并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女儿艾拉和埃拉。前者获法学副博士学位,嫁给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当飞行员的儿子,后者嫁给了克利门特·E·伏罗希洛夫的孙子。见《苏联画报》1956年9月号。——原书注

  当时,朱可夫的经历开始引起红军领导人的注意。后来,正是他们帮助他沿着行伍的阶梯步步高升。朱可夫在布琼尼率领的骑兵中参加作战期间,伏罗希洛夫和伏龙芝,甚至斯大林,无疑都注意到朱可夫的才能。斯大林当时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之则是俄国最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军事理论和红军建军基本原则,就是在他的协助下形成和制订的。
  8月,朱可夫所在的学员混成团部署到高加索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攻打弗兰格尔的军队。当时弗兰格尔已经加强了他们最后的据点——克里米亚和相邻的黑海地区的白军。8月中旬,弗兰格尔组织了三支登陆部队向红军进攻,而朱可夫所在的部队被派去同乌拉卡伊将军指挥的白军作战。乌拉卡伊攻占了季莫舍夫斯卡亚以后,很有可能同红军第9集团军后方的反苏维埃游击队会合。B·M·吉蒂斯和T·K·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高加索司令都,把第9集团军投入战斗,阻击乌拉卡伊的军队。到9月10日终于打退了弗兰格尔军队的进攻。10月12日,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临时和平条约的签订,乃是弗兰格尔自军末日的开始。因为他们已得不到波兰的援助,在数量上处于1比4的劣势。红军于10月28日再次向弗兰格尔军队发动进攻,11月16日占领刻赤。弗兰格尔将其残部撤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的战事便渐渐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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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约翰·埃里克森著《苏军最高指挥部:军事政治史,1918—1941》,第97页一第102页,亦参阅T·戈雷洛夫著《粉碎弗兰格尔》,载《苏联军事评论》杂志,1970年10月号,第42页一第45页。——原书注(约翰·埃里克森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军事问题作家。——译者注)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团没有参加最后歼灭弗兰格尔军队的战役。那时到处都很需要军校学员,所以一些训练成绩最好的学员提前毕业,去补充在与弗兰格尔军队作战中有大量指挥人员伤亡的骑兵部队。其他学员奉命追击逃到高加索山区的白匪。后来朱可夫得知,他们在山里遭到伏击,损失严重。
  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学员被派往骑兵第14独立旅。该旅当时部署在诺沃热列利耶夫斯卡亚车站附近,继续肃清已经孤立无援的乌拉卡伊的残余部队和当地匪徒。朱可夫来到骑兵第1团,这个团是由一位顿河哥萨克老战士、素有“勇敢的指挥员”和“剑客”之名的A·A·安德烈耶夫指挥的。朱可夫被派去当排长。他向全排战士自我介绍说:“同志们,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我是好排长还是赖排长,你们是好战士还是赖战士,咱们以后走着瞧吧。可现在我想看看你们的马和战斗装备,并同每个人认识一下。”
  朱可夫的团长提醒他说,战士们常拿有些军官穿的红裤子取笑。朱可夫对全排战士说,他知道他们不喜欢红裤子,但这裤子是苏维埃政权发的,是革命的象征。几天以后,朱可夫率领这个排投入了肃清滨海地区残匪的战斗。敌军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他的排无一伤亡。朱可夫回忆说:“这次战斗以后,战士中再也没有人谈论我的红裤子了。”
  朱可夫不久被提升为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1920年12月末,整个独立旅调到沃罗涅日省去镇压富农暴动和肃清科列斯尼科夫率领的一股匪徒。这伙匪徒被粉碎了,残余分子逃到坦博夫省,同以安东诺夫为头子的富农——社会革命党匪徒汇合了。安东诺夫一度曾是当地民团的头子,他对苏维埃的土地政策非常不满。
  192O年12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坦博夫省清匪司令部,清剿安东诺夫的部队。1921年3月1日,坦博夫司令部共有三万二千五百名步兵和近八千名骑兵。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奉命指挥这支人数众多的部队。5月,同安东诺夫军队展开激战。尽管骑兵第14独立旅进行了顽强战斗,但未能全歼匪军。匪军残部向奔萨方向逃窜,后来才被全歼。安东诺夫军队的彻底失败,标志着对共产党的有组织的抵抗的结束,虽然直到1921年夏,N·N·乌鲍列维奇指挥的部队仍在追剿小股叛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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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M·H·图哈切夫斯基——红军著名将领和军事理论家,是第一批被晋升为苏联元帅的五个人之一。——译者注

  战争结束以后,朱可夫决定继续留在军队。尽管在和平时期,晋升是比较慢的,但朱可夫的晋升比大多数人都快。从1922年6月到1923年3月,他在萨马骑兵第7师第38团的一个连任连长,随后任该师第40团的副团长。1923年4月,他被任命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
  1924年,共产党开始改造红军,以提高其战斗效能,并采用军事科学的新发明。这次军事改革的关键人物乃是伏龙芝将军。伏龙之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以后,着手提拔在国内战争中曾积极参加战斗的年轻指挥员来代替上层的一些保守的军官。到1924年年底,红军经过改组和复员,已从五百五十万人减少到五十六万二千人。
  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指挥员认识到这次改革的必要性,并利用了这次改革所提供的学习和晋升的机会。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十年期间,朱可夫曾数次到深造班学习。1924年至1925年期间,他曾在列宁格勒骑兵指挥员深造班深造。他的同班同学中有N·X·巴格拉米扬、A·N·叶廖缅科和R·R·罗科索夫斯基——他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将领。从1929年到1930年春,朱可夫曾在著名的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军官进修班进修。其余的时间,一直担任第39团团长。
  虽然一些苏联人士否认,但至少有一名德国将军证实朱可夫在1922年德苏签订腊帕洛协定以后的时期里,曾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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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腊帕洛协定——1922年苏格之间签订的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宣布废除蜡款,建立经济合作和政治联系。——译者注

  当时德国一心想要报仇雪恨,修改凡尔赛和约条款。在这个愿望驱使下,他们在发展现代军事思想方面走在最前面。由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军队开始使用两种新式武器——坦克和飞机,原有的军事概念和军事原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对许多国家来说,吸收和掌握坦克和飞机已证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对于德国来说却并非如此。去过德国的苏联人对于德国的理论有着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国以后,大力主张红军采用这些新武器。他们的主张得到当时任陆海军副人民委员的图哈切夫斯基的赞助。这位年轻的、卓越的将领对于德国人的军事效能很赞赏。二十年代末期,他曾亲自观看过德军的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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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麦金托什著《苏联红军,1920—1926》,第59页。——原书注

  T·R·朱可夫在柏林学习成绩优良。德国军官们回忆说,他和他的俄国朋友们都喜欢“高声谈笑”,吃过晚饭以后要喝很多酒。可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朱可夫交过手的F·W·冯·梅伦廷将军写道:“在军界,人们都非常清楚,朱可夫没有浪费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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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F·w·冯·梅伦廷少将曾任进攻苏联的德军坦克第48军参谋长。诺曼底登陆后,他被调到西部的G集团军群任参谋长。1945年5月3日被美军俘虏。被俘时,任坦克第5集团军参谋长。——原书注

  在德国,朱可夫接触到新德意志军队头号理论家汉斯·冯·赛克特将军的学说。这位德国将军强调在突破作战中使用装甲部队。冯·赛克特提出的以快速运动的机械化部队为基础的闪电战战术,给朱可夫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回到苏联后,成为红军推行机械化和现代化的主要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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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朱可夫是否曾在柏林受训的问题,证据是互相矛盾的。不过,不管他是否去过,他象许多其他苏联军官一样,受到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原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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