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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底至1964年初，中苏论战仍在继续。同时，伴随着实现双方和好、或者至少是暂时中止意识形态方面敌对状态的尝试（这一尝试主要表现在苏联方面）。然而，这些行动收效甚微，到1964年中期，双方仍然象以前一样激烈地严厉批评对方。 中国对苏联共产党的驳斥 （1963年9月～1964年2月）在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2月10日期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七篇答复苏联共产党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的文章。 在回顾论战历史的介绍文章之后，紧接着的两篇文章分 别为斯大林辩护并攻击南斯拉夫政权为“野蛮的法西斯专政”。第四篇文章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对亚非拉人民的斗争采取“消极、藐视和否定态度”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指责他们通过复活“黄祸论”来煽动种族仇恨。 第五篇文章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文章指出：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也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文章的后一部分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正是这样做的。 第六篇文章指责赫鲁晓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和平共处的概念变为“阶级投降”政策。第七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为“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1963年夏秋，苏联报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说，避免了中国攻击赫鲁晓夫所包含的那种个人辱骂。1963年10月6日，苏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现在声称支持它以前攻击过的和平共处政策，但它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国际“革命战争”的可能性。文章指出，“用世界战争的方法努力实现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一条共产党人在原则上所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这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加速’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此外，这是一条用打核战争的方法而不顾世界战争的现实后果的道路……。” 1963年10月23日，《共产党人》声称，中国宣传机构正在进行“神化毛泽东”和进行“一场自托洛茨基主义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运动”。 中国宣传机构正在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反党和宗派团体”，企图从这些团体（大部分是由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人组成的）中拼凑一个国际集团。 苏联建议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并建议结束论战 （1963年10月～1964年2月） 1963年秋天，苏联报刊发表了许许多多外国共产党倡议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声明。10月25日，赫鲁晓夫呼吁结束公开论战，并建议如果中苏两党之间还有分歧，那“就让时间来检验谁的观点更正确。”然而，11月15日，新华社声称，自这个呼吁以来，苏联报刊已经发表了80多篇反华文章，新华社并把这个呼吁说成是“只不过是掩盖苏联领导人疯狂的反华活动的一个花招。”11月29日，苏联党在致中国党的一封信中建议中止论战，准备国际会议。 信中强调了公开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损害之后说：“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信中要求“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东西”之后，建议谈判应该在两国贸易增加和苏联对中国工业技术援助增加的情况下开始。 信中建议，公开论战应该被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所代替，这会对国际共产党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后，信中说：“所有党的义务是，促使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件不屑一顾，直到1964年2月29日才予以答复。与此同时，中国党继续发表文章攻击苏联共产党，并要求在那些支持苏联的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亲华政党。2月4日《人民日报》公开拥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并坚持认为：“象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倾向于一分为二。” 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64年2月） 中共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苏联领导放弃了调和的态度。在 1964年2月12日发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给了其他各国共产党，但没有发给中国共产党）中，苏联领导说苏共中央将在其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中国党的活动，此后将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再一次提出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问题。2月14日，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论战的长篇报告，它包括了苏联当时对中国领导的最全面的指控。然而，这篇报告应罗马尼亚党的请求，当时没有发表。 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中国领导人“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好象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中一样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硬规定一些条件；他们可以按照这些条件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党和人民或者列入社会主义，或者‘革除’出社会主义。”例如，他引证了中国领导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在1955年至1956年，中国领导对南斯拉夫给予了赞扬，而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遣责为“法西斯专政。” 当谈到阿尔巴尼亚党时，苏斯洛夫评论道：“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是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对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采取敌对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在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卫个人迷信，是同他们多年来自己培植个人迷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活动中采取恶劣方法有联系的。” 苏斯洛夫还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苏联所做的防止世界战争威胁的努力。例如，在1962年，他们利用古巴危机的有利条件，去扩大印度边界的冲突。他继续指责道：“中共领 导明显的冒险主义立场在它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上暴露出来。”中国领导人曾企图坚持要苏联给他们原子弹，而当苏联没有给他们原子武器的样品时，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耻辱。他接着说：“我们认为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是不适宜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西德和日本就会进行原子武装。它们作为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无疑能够比中国制造更多的原子弹，更快地建立起核潜力。” 当《报告》转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时，苏斯洛夫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背弃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强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这种态度“拒绝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作，对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的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苏斯洛夫评论道：“如果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把一切希望都无例外地仅仅寄托在武装斗争上，毫不考虑人民群众是否总是愿意支持这种斗争，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惨痛的失败。” 《报告》在宣称“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之后，苏斯洛夫继续指出。“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锡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都建立了反党的分裂主义的叛徒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人数，有的地方是几个人，有的地方是几十人。……中共中央领导正在把事态引到更远的地方——它公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拼凑一个有特殊纲领、有集团纪律、以北京为中心、由同他们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中共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的一个领导人，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样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 《报告》在结束时指出：“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展开派别活动。……我们党主张再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来讨论当代的根本问题，主张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广泛地交换意见，以便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中共领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党集体来确定为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所必需的途经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苏中两党之间信件的交换 （1964年2月—3月） 苏联共产党1964年2月12日的信件引起了中苏两党冗长的和语言刻薄的信件互换。中共中央在注明2月20日的信中，指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仅采用“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而且还“摆出‘老子党’”的样子和策划“假团结，真分裂”。苏联共产党（2月22日）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答复苏联党1963年11月29日的信件，并且说，“既然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的软弱表现，那么2月12日的信给你们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益处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封信（2月27日）命令式地重复要求苏联共产党寄来2月12日的信件。 196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终于答复了苏联共产党 1963年11月29日的信件，表示愿意就边界问题达成谈判协议，但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经济援助的要求，并提出了关于召 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条件。（下边的小标题摘自原文） 关于经济援助问题。信中宣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贵得多。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价值21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产品价值14亿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或者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它占去我们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数……” 关于技术援助问题。信中继续指出：“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件，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止，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信中进而讽刺地说道：“我们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关于中苏贸易问题。信中继续指出：“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你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们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何况，你们从1960年起，……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地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1959年到1961年，我们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所造成的。……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 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他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你们欺负工业化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中国党的信件指责苏联共产党在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攻击阿尔巴尼亚开始了公开论战。信件继续指出：“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忙。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信件坚持认为，苏联报刊从1963年7月15日至10月底就发表了近200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就是在苏联共产党1963年11月29日来信以后，这些反华文章和材料也没有停止过。信中继续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的公开信（1963年7月14日的信件——作者注）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和多边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收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建议，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大会作进一步的准备。” 1964年3月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答复中共1964年2月27日和29日的信件中，提出了1964年秋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反提案。苏共中央的信件说“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1963年11月29日的信件——作者注）正式答复，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苏联共产党的信件否定了中国指责苏共是以“老子党”自居。它说：“我们不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时，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过类似的立场。……现在，局势已经不是1919年那样了，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大家庭……” 苏联共产党的信并没有企图答复中国党2月29日的信件中所包含的指责，而是集中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信件指出：“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同时，我们无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解释的。……你们建议在1964年10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议，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少推迟一年……” 信中否定了中国党提出的召开17个党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由曾经共同准备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26个党（即：中国党信中提出的17党，再加上锡兰、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26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1964年6、7月份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1964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最后，苏联党的信声称：“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罗马尼亚的调停尝试 （1964年2月～3月） 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论战过程中扮演了一种独立的角色。1964年2月至3月，它试图充当双方的调解国。罗马尼亚人收到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的信件后，要求苏联共产党不要发表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中国党立即结束论战，并建议举行一次两党领导人会议。苏联共产党同意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下推迟发表这篇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意暂时中止论战，并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北京。 1964年3月2日至11日，由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和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之间的会谈在北京举行，但是，会谈收效甚微。因为中国领导坚持，只有在双边或者多边会谈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停止论战。 1964年3月25日，在避免公开分裂的一次新的尝试中，罗马尼亚总统乔治乌·德治分别交给中国和苏联驻布加勒斯特的大使一个草案，呼吁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并建议由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各共产党官员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而不仅是某些政党组成的”国际会议作准备。 重新开始论战 （1964年3月～4月） 在中苏两党互通信件和罗马尼亚调停的尝试正在进行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避开了公开论战，但是1964年3月22日至26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运动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共又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势。 中国代表团成员指责苏联政府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背叛阿尔及利亚革命”、“拒绝帮助阿拉伯人民解放巴勒斯坦”、“在道义上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前总理、1961年被谋害。）的被杀负责。”苏联代表团的领导则予以反驳，指责中国人“企图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使国与国之间和整个大陆之间相互敌对。”其他大多数代表团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 1964年3月31日，第八篇（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中最长的一篇）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在北京发表。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总的错误”，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承认，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国曾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在设想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苏联的草案仅仅指的是和平过渡，非和平过渡只是在经过许多争论之后才加上去的；文章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对在这个问题上因赞同折衷办法而提出的批评。文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抨击。文章把他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访问 （1964年4月） 1964年3月31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访问期间，他作了几个讲话，为苏联关于和平共处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赫鲁晓夫在4月6日说：“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定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它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民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1964年4月9日布达佩斯的一次讲话中，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讲话中他把中国领导人描述为“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遣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中国拒绝苏联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1964年5月～7月）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64年5月7日的信件中否定了苏共中央3月7日的信件中所包括的一切建议，事实上这是提出无限期地延长举行已经建议的国际会议。信中在拒绝苏联任何停止论战的建议时指出：“我们的报刊，对你们1963年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信中指责苏联“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指责苏联“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信中质问：“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你们怎么能够期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呢？” 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答复苏联共产党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时指出：“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5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10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5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我们认为，为了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需要作好一系列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更长一些时间……” 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重申自己建议只有17个党参加的筹备会议时指出，在苏联共产党的信中提到的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巴西）里，共产党已经分裂为两个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修正主义”的党，而在印度，信中断言：“丹吉已经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至于邀请哪一个党参加，中苏两党意见不一，但是，中国认为，“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联共产党在注明日期为1964年6月15日的复信中重复了它提出的尽早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苏共中央的信中在声称“压倒多数的兄弟党”支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之后，坚持认为，中国之所以反对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信中指出，1957年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致决定，“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关于谁有资格参加会议问题，信中坚持认为：“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斗争的……反党分子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在答复中国对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各党领导人的攻击时，信中指出“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作出判断的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的信说：“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26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1960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内就同兄弟党商定。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 中国共产党的复信（注明日期为1964年7月28日）中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继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迥旋余地。……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苏联提出举行筹备会议的建议再次又被中国共产党拒绝 （1964年7月～8月） 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破坏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当时，它邀请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组织筹备会议的其他25个党，于当年12月15日派代团到莫斯科开始为1965年的国际会议作准备。苏共中央信件中阐明：“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它们主张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新的国际会议，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 信中继续说：“兄弟党在1957年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到目前为止，必要的协商已经进行了，……所有共产党的立场也都清楚了。……苏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认为已经到了开始筹备召开国际会议工作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 “由于在事先交换意见过程中已经看出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问题会成为召开起草委员会的新的障碍，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出路是按照筹备1960年会议时的成员来召集起草委员会，也即由下述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组成（当时列举的26个国家，包括苏联党自己——作者注）。苏共中央邀请上述兄弟党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达莫斯科…… “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对谁遣责，把谁‘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给谁戴污辱性的帽子，相互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我们认为，会议应该集中自己的努力，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分歧的途径。……在所有问题上可能不会一下子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们深信，这也并不意味着使分裂‘肯定下来’，也不意味着为继续寻找走向团结的途径会制造出障碍…… “我们深信，只要起草委员会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以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1965年年中，而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所有81个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的理由……” 1964年8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拒绝了这一邀请，信件开头如下：“你们在这次来信中蛮横地规定：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就召开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只能是你们所指定的26个党，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你们甚至等不及你们所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开始，就规定国际会议要在明年年中举行。” 中共中央的信继续指出：“你们的来信还悍然宣布，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你们指定的起草委员会都要如期开张，你们片面召开的国际会议都要如期举行。这样，你们在今年12月召开起草委员会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 “你们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今天，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共同的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你们却一心一意地勾结美帝国主义，寻找使你们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你们一再向美帝国主义表白，你们要从所有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线上脱身出来。当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明确宣布支持越南反对美国侵犯，反而助纣为虐，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通过联合国干涉越南。在你们执行这种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同你们达成什么协议，采取什么共同行动呢？……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关于国际会议的筹备、召开、和参加成员等所有问题，必须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和印度等已经脱离了现存共产党的亲中国的政党。——作者注）。否则，不论你们召开什么样的起草委员会，什么样的国际会议，统统都是非法的……” 论战的加剧 （1964年7月～10月） 1964年夏秋期间，双方的论战日益恶毒起来。7月14日（苏共的公开信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第九篇答复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复信，文章包括了到此为止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最猛烈的抨击。 中国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中国的文章继续说：“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避了道路。……赫鲁晓夫……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中国的评论还作出了如下断定：“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化的西方文化（在苏联）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各方都引证了美国1964年8月5日对北越海军基地的轰炸袭击。以此证实对方反对支持自卫的例证。8月30日，中共中央的信件遣责苏共支持美国在北越的“侵略行动。”9月4日，赫鲁晓夫在布拉格说：“我们的对手正在利用中国政治上的异端分子的活动所制造的困难。”在后面，他引证了“美帝国主义者不断侵略东南亚，武装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干预老挝的内政。”从1963年夏起，双方都加强了自己的电台宣传。据1963年8月报道：“最近，在中国西北和阿尔巴尼亚建立的强大的发射机正在广播对苏联和东欧的宣传。一年以后，莫斯科电台以一周70个小时用中文进行广播，北京电台也以一周63小时用俄文广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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