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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边界争端与武装冲突


   
(1960年~1969年)

  中苏边界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缓冲国隔开而分为两部分:一、中亚部分。它把中国新疆自治区与苏联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隔开。二、远东部分。它把中国东北与西伯利亚东北隔开。从十八世纪起,中亚的俄国边界从巴尔喀什湖向东逐步推进,原先在中国宗主国下的大量地区在1864年和1861年被沙俄兼并。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开始后的数年中,中国行政区的地图对苏联领土的大量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最近更多的中国地图标明苏联认为是最后的边界地区为“未明确规定”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前,苏联政府曾积极鼓励新疆的反华运动。在新疆,绝大多数人并非中国人。在反对当地中国政府的暴乱之后,被当地的中国政府逐出。之后,在苏联的保护下,于1944年在伊犁地区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该地区拥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而且只是在1949年之后才被重新统一归入新疆。虽然,自1949年以来,至少有二百万中国内地人定居新疆,但是,当地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由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以及乌兹别克人组成——这些同样的种族组成了与之毗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人口。
  在远东,黑龙江北部和乌苏里江东部人口稀少的荒原,由于满族人征服中国,从而使之在十七世纪成为中国帝国的部分。但实际上,中国人从未在那里定居过。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给予了俄国阿穆尔河北部二十三万平方英里的主权,并且把乌苏里北部(阿穆尔的主要附庸国)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中俄联合控制之下。该条约是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当时,即1856年至1858年,中国由于同英、法发生战争而被削弱。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东部的领土并入了俄罗斯帝国。后来,俄罗斯帝国在新得到的领土上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市。
  ①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注
  ②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
  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条约承认了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这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1920年9月27日发表声明:苏联政府“宣布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归还中国。”
  1924年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否定了过去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不过,苏联政府并没有处理边界问题。
  自中国共产党革命以来,边界问题一直被搁置起来。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它又一次居于重要地位。苏中资料后来的声明披露出:尽管当时没有向苏联技术专家公布,但是,在他们被从中国召回之后,1960年7月1日便开始了边境事件。1969年4月1日,林彪元帅在他的讲话中指出。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中国曾向苏联政府建议应当通过举行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提出边界问题

  (1963年)
  1963年3月,中国首先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可能性,以此作为对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一段内容的答复。在这段话中,当他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时,谈到了中国对西方列强原来吞并中国领土的态度。
  赫鲁晓夫宣称:“一个人必须十分谨慎,不要以不负责的指责匆匆行事,例如:一些人执行正统的政策,而另一些人执行错误的政策;有些人攻击帝国主义,而另一些人容忍帝国主义。”赫鲁晓夫讽刺性地把印度驱逐果阿地区的葡萄牙人与中国政府不履行法律责任对澳门和香港采取(和印度)类似的行动相对照之后,继续指出:“来自这些地区的气味决不比果阿地区的殖民主义所释放出来的气味芳香。但是,谁也不会指责中国使殖民主义的这些碎砖烂瓦保持原样。刺激中国采取自己认为不合时宜的行动,这将是错误的。如果中国政府容忍澳门和香港,很明显,她这样做是有正确的理由。因此,指责中国这些做法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让步和姑息,这将是荒唐可笑的……”为了答复这段话,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提到了
  前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九个条约,其中包括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并质问道:“你们指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这个评论被看作是中国保留要求在将来某个时期归还这些领土的权利的一个建议。
  1963年9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声明宣称:中国“故意侵犯”苏联边境,并且中国宣传机构要求修正边界。声明指出:“1960年以来,中国的军队和平民一直故意地侵犯苏联边境。在1960年一年,中国一方对苏联边境的侵犯记录达五千余次。中国一方未经允许还试图‘开发’一些地区的苏联领土。”声明继续引用了被称为中国满洲政府所发表的一份文件,并提供了中国渔民不理睬苏联边防战士发出的不要接近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有争议的岛屿的命令的事实情况。
  声明继续指出:“苏联政府多次邀请中国政府就确定边界线问题举行协商会谈,以排除任何可能的误会。然而,中国一方在继续侵犯边界的同时,回避了这些协商会谈。这只能使我们提高警惕,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宣传机构在明确地暗示所谓过去所造成的苏中边界某些地区的‘不公平的定界’。不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人为
  地造成任何领土问题,都将会走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中亚边界的紧张局势

  (1963年)
  1963年9月发表的中国声明和苏联声明指出:新疆边境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局势。9月6日,《人民日报》宣称,苏联一些机构和人员在新疆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并且胁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跑入苏联”。1963年9月20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说,四名新疆难民说:中国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人的态度大大恶化了,特别是当他们自称是苏联公民时;他们并且说,大约有四百名同情苏联的干部被送到了劳改营。
  根据莫斯科报道,最近几年,在新疆的穆斯林哈萨克人、维吾尔族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发生过多起暴乱,他们对中国企图禁止他们的宗教和语言表示不满。在1962年6月到1963年9月间,大约有五万名哈萨克人和其他部落的人逃入了苏联。

  边界谈判与在边界问题上的进一步争吵

  (1964年~1966年)
  边界谈判于1964年2月25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于其后的5月份中止了。据苏联方面的资料报道,苏联代表团提出了“澄清”边界某些地区的建议,但是中国代表团对150多万平方公里(58万平方英里)的苏联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中国同时声明目前将不坚持自己的要求。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中国代表团把《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同时,提出以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并在此条件下“对双方边界的个别地段作必要的调整。”但是,苏联代表团拒绝接受这些建议。虽然原则上双方已经商定在晚些时候继续于莫斯科会谈,但后来没有举行进一步的谈判。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一批日本社会党人时恢复了争吵。据报道,在会见中,毛泽东说道:“有太多的地方都被苏联占领着。……有人曾经说,新疆省和阿穆尔河北面的领土都必须包括在苏联的领土内。苏联正陈兵于边境。……中国还没有向苏联提出清算关于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半岛以及其他城镇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的帐,这些地区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俄国的领土了。”
  1964年9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同时配发了一个长篇社论。社论警告说,坚持中国领土要求的任何企图都会发生“最危险的后果”。
  《真理报》社论指出:“我们面临着一个具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出现在今天,也不是出现在昨天。1954年,中国出版的一本现代史教科书上的一幅地图标明了(就作者的看法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这幅地图把缅甸、越南、朝鲜、泰国、马来亚、尼伯尔、不丹和锡金都包括在中国地盘之内。中国北面的边界穿过斯塔诺夫克山脉,切断了苏联的沿海领土。在西面,吉尔吉斯、塔吉尔、哈萨克一直到巴尔喀什湖的一部分领土被包括在中国地盘之内。库页岛也标明为中国的领土。如果人们相信这本教科书,那么所有的这些土地和国家就是‘中国政府的版土’,并且它们已经被从这本教科书中给划走了……”
  “中国领导人根据什么权利要求从来就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呢?他们指的是几百年前,中国军队路过这些领土,而且中国皇帝有时从这些人中收集贡金。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毛泽东所运用的所谓典型的历史争端只能说是孩子气的。……那些质问苏联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所有权的人们,难道他们想到世世代代生息和劳动在这片领土上的苏联人民
  会怎样接受这些要求,并把这片领土看作是自己的祖国的吗?”……最后,《真理报》宣称,“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作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1964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通过提倡新疆和内蒙古的非中国人的民族自决而答复了毛的声明。
  赫鲁晓夫指出:“毛泽东宣称,苏联面积太大,沙俄占领了太多的中国领土。我不愿维护沙皇主义;沙皇和中国皇帝是一丘之貉。可是中国皇帝征服了内蒙古、满洲、西藏和新疆。新疆不是中国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居住在那里。大
  多数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居住在苏联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但是新疆也有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甚至还有乌兹别克人。因此,同样,独立的蒙古国只有一半蒙古人。另一半蒙古人定居在中国。毛泽东希望不在政治基础上而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解决政治问题。如果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我们不缺乏论据。哈萨克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支持民族自决。中国人也必须同样如此……”
  1966年初,苏联共产党在发给其他共产党的信件中(见第五章)指责中国“引起边界争端”。5月20日,陈毅元帅(当时的中国外长)答复这种断言时指责苏联在1960年7月和1965年底之间挑起了五千多起事件,指责苏联陈兵中国边境,并进行以中国为假设敌的军事演习。

  文化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

  (1966年~1968年)在文化革命初期阶段,边界紧张局势大大增加。1966年10月2日,据莫斯科报道,估计有二百万中国人在苏联边境,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之间的边界上,参加了群众示威游行,以支持中国的领土要求。而且中国军队向往返于阿穆尔河上的苏联轮船几次开火。鉴于紧张的局势,苏联于12月7日报道,苏联为哈萨克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公民建立了军事培训学校。
  1967年2月,在苏联大使馆被围困期间,局势特别紧张
  2月2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苏修和美日帝国主义者”通过黑龙江省进攻中国的阴谋被粉碎了。2月11日,所有的中国边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第二天,北京的墙报宣称:最近,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击退了海参崴附近苏联的一个营的进攻;这一报道未得到其他任何资料的证实。
  西方资料估计,当时中苏边界上的军队数目,苏军为近40个师(其中,许多个师是刚从西欧调来的),中国军队为50—60个师,即60万以上的兵力。然而,据1967年2月21日莫斯科报道,除边防战士外,所有的中国军队从苏联和蒙古边界撤退了大约100英里,创造了一块所有居民被疏散的“无人之地”。
  1967年1月,苏联报刊报道说:最近几个月,几万名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越过新疆边境在苏联避难,他们的离去被
  归咎于文化革命的恐吓和与此相伴随的对苏联同情者的搜捕。大量的中国人定居新疆,并且被称之为对少数民族的迫害。2月21日的报道说,新疆边境地区公民的疏散工作进行得特别彻底,从而几乎结束了难民向苏联的逃入。根据莫斯科的外交资料,1968年发生了许多小事件,但是双方都未公布这些事件;不过,1968年9月16日的一个中国抗议照会宣称:8月9日到29日之间,苏联军用飞机在黑龙江省上空飞行了29次。

  达曼斯基岛战斗

  ①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译者注。
  (1969年3月)
  1969年3月2日到3月15日,在乌苏里江附近发生了苏中边防战士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的生命伤亡。战斗发生在一个荒无人烟的1.5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小岛上,苏联人称这个岛为达曼斯基岛,中国人称这个岛为珍宝岛。它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南大约110英里,海参崴北205英里。根据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个岛的地位是有争议的。
  1969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坚持认为:按照国际法,乌苏里江主要河床的中心线就是边界线,珍宝岛位于这条中心线的中国一方,它一直处于中国的管辖之下,而且在1964年边界谈判时被苏联代表团承认为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3月29日苏联的一个照会(见下述)坚持认为:1861年双方政府通过的一幅地图表明,乌苏里江中国一边的江岸为这个地区的边界线。这个问题因春天冰雪融化后乌苏里江经常淹没江岸和改变河床这一事实而复杂化了。
  1969年3月10日的中国声明宣称,1967年1月23日至
  1969年3月2日期间,苏联边防军曾16次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有几次打伤了中国边防战士。而苏联海军陆战队少将瓦西里·洛巴诺夫(苏联驻太平洋边区的指挥官)在3月16日声称,中国军队在最近一年半期间,经常企图占领这个岛。
  1969年3月2日,双方对冲突都进行了完全相反的报道。按照苏联的说法,3月1日至2日夜间,大约300名中国士兵用白斗篷伪装起来,穿越冰冻的江河,登上达曼斯基岛,在那里埋伏着。次日清晨,另外30名中国人登上这个岛,当苏联边防军向他们走来,准备提出抗议时,中国人没有警告就开了火。与此同时,在这个岛上的军队和在中国岸上的其他军队朝另一批苏联边防军开枪开炮。据说,苏联军队在一个邻近边防哨所援军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打退了入侵者。在这次战斗中,苏军死亡31人,包括一名军官,受伤14人,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声明说,一大批苏军伴随着四辆装甲车朝着正常巡逻执勤的中国边防战士开火,打死打伤许多边防战士。
  1969年3月2日,两国政府都向对方送去了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苏联照会要求立即进行调查,严惩这一事件的肇事者,并采取紧急措施阻止任何继续侵犯边界的行为。照会还宣称,“中国当局不顾后果的挑衅行动”,将“遭到我们的断然拒绝”。同样,中国照会要求严惩罪犯,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力;而且宣称,如果苏联政府继续“挑起武装冲突”,它将遭到“坚决的反击”。
  1969年3月3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了群众抗议示威游行,实际上,苏联大使馆被数以万计高呼“吊死柯西金”“油炸勃列日涅夫”口号的中国军人和公民包围了四天。在以后的几天里,整个中国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据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有二亿六千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在苏联方面,虽然3月3日至4日,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了示威游行,但是直到3月7日,莫斯科才举行了示威游行,当5万多人列队走过中国大使馆时,人群中一些人朝中国使馆大楼扔石头、冰块、墨水瓶和颜料炸弹,砸烂了许多窗户,这是多年来这个城市所见到的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1969年3月7日,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讲述这个事件的详情之后,宣称中国人开枪和刺杀伤员,有些死亡者的面部“如此残缺不全,以致于无法辩认”。3月8日,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发生了比前一天规模更大的有10万余人参加的示威活动。虽然这一次没有发生骚乱,但是3月8日至9日,俄罗斯其他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集会。在北京,3月11日,在苏联大使馆外开始了对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扔石头的抗议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活动持续了三天。《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于3月14日宣布,如果苏联领导想打仗,“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文章补充说:“苏修泡制的‘有限主权论’有助于苏军进驻其他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作者注)。这使我们认识到,苏修最近这次的武装挑衅决不是偶然的。”
  苏联大使馆拒绝接受中国1969年3月13日的照会,该照会宣称:3月4日至3月12日之间,苏联装甲车辆已经有六次“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直升飞机有两次在珍宝岛上空飞行。苏联官方声明声称,3月14日,一群中国士兵企图“入侵”这个岛,但被驱散。
  1969年3月15日发生了进一步的战斗,显然,这次战斗比3月2日的规模更大。3月16日洛巴诺夫将军告诉新闻界:中国一个团的步兵——或者说一共二千人——在中国岸上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掩护下,向这个岛不断发动进攻,在邻近边防哨所和后备队边防军的援助下,经过七个小时的战斗,赶走了中国步兵。据北京广播电台提供的说法是,大批苏军在坦克车的支援下,不断地向在该岛上值勤的中国边防战士进攻,并且经过11个小时的战斗,苏军被赶了回去。在战斗中,苏联的重型大炮和坦克炮轰了这个岛和中国江岸。虽然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伤亡情况,但显然伤亡严重。苏联新闻界报道提到了死亡的12名军官和军士的名字,其中包括一个上校,——根据《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说法——苏联方面有整整一个团的边防军和后备队,或者说近三千人参加了这次战斗。
  随后,关于这个地区报道的只是一些小事件。1969年3月18日至4月8日,苏联报刊有好几次报道说,中国人把迫击炮和机枪对准这个岛,并且在自己的江岸一边挖了防御工事;4月13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俄国人在乌苏里边界犯下了“新的侵略罪行”,但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1969年3月15日,中国的一个照会指责苏联政府“不断地”派兵入侵中国领士,并且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武装挑衅”。同一天的苏联照会坚持认为,“达曼斯基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声称:“如果有人再次企图破坏苏联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各族人民将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土,并对这类侵犯边界的行径给以毁灭性的还击”。
  在1969年3月15日战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发起了对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恶毒和好斗性的攻击。3月20日,北京《人民日报》把“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之流”说成是“一小撮坏蛋”,宣称苏联人民憎恨“这些新沙皇”;而在3月23日,苏联军报《红星报》谴责毛泽东是“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沾满了人类的鲜血”,并且把他比作希特勒。然而,尽管最近的战斗依然严重,但是双方都不再继续进行抗议示威游行这一事实表明,双方政府都不急于把问题推向极端。

  苏联提出边界谈判的建议

  (1969年3月~4月)
  1969年3月12日,柯西金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来。”
  1969年3月29日,苏联政府在一个措词温和、篇幅冗长的照会中详细重申了自己对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并且建议尽快继续1964年中断的边界谈判。
  这个照会谈了苏联对1969年3月2日和15日事件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根据1951年缔结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船运的协定,中国政府已经表示接受现时的边界;根据要求,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那些江上的一些岛屿——这是一种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那些岛屿(包括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
  照会继续回顾了五十年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中国方面所采取的立场,那么我们两国间的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将会毫无疑问地成功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适用的。……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出现危险时,苏联忠实于其友好、联盟和互助条约许下的诺言,总是站出来支持人民的中国。”(西方观察家们把这些声明看作是在中国政策的变化事件中,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的一个建议。——作者注)
  在对边界谈判中断表示惋惜和回顾了1960年中国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苏中边界未确定部分“在地图上是无足轻重的差异,是很容易和平解决的”之后,苏联照会敦促中国政府“遏制可能会引起复杂化的任何边界行动,并且在和平的气氛中通过谈判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照会建议尽快恢复
  1964年于北京开始的边界协商会,最后还说:“苏联政府坚信,苏中两国人民的重要利益最终将有可能消除和克服苏中关系中的困难。苏联政府已经声明过,并且认为有必要重申:苏联政府坚决拒绝任何人在苏联领土问题上的任何侵犯,以及用语言工具来讲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坏话的任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反击。
  1969年4月1日,林彪元帅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对苏联照会的答复。4月11日,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建议:于1969年4月15日或于中国方面认为适当的其他任何时期在莫斯科继续开始边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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