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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27年的春夏之交，中国上空，风云突变。 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国民党右派举起了屠刀，杀气腾腾地朝共产党和人民的头上砍来，顿时，神州大地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血流成河。 这场血的洗礼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终于在他们的功劳簿上第一次记下了他们全面的收获： 全国的工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工人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所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包括武汉街头童子军的木棍已被全部收缴！工人纠察队员暴尸街头，血溅大地！ 全国的农民协会全部塌台，农民运动僵旗息鼓，农协会员四处逃散！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几乎被打垮，在“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掉一个共产党员”的口号下，共产党员们被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一批批肝脑涂地！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被践踏了； 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了； 中国的大革命运动彻底失败！ 是沉默，还是反抗？！ 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这是马克思的遗训。 于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中国共产党，记住了祖宗的这一警世之言，他们只有奋起反抗，去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权力机关，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了。 因为，“老祖宗”都是这样告诫他们的：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 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因为列宁还这样说过： 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的顽强的斗争以争取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就是共产国际！当然，这个“权威”也来自“老大哥”斯大林！ 正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于7月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只能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要“不退出国民党”，只坚持“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而不去彻底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这无疑是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条戒律。 在苏联的斯大林听到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人提出要“立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时候，再也忍耐不下去了。1927年8月1日，他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上的演说中，大发雷霆，批评中国共产党人“这是冒险主义，是冒险主义的突进，因为立刻成立苏维埃，在当时是表示跳过左派国民党的发展阶段”（斯大林《论中国》）。 既然，最高“权威”有话在先，中国共产党只有听命了，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折不扣地执行：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党的紧急会议上，虽然清算了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却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对于这一点，出席会议并由大会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却另有一番想法。他在会上就公然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此后便一直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武装斗争实践的准绳。 8月18日，毛泽东受党中央派遣，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参加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他在会上一再坚持： “现在应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 “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万岁”！ 最后，毛泽东在会上还大声疾呼： “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而去夺取，这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简直是同“老大哥”斯大林对着干了。 而恰在这时，又传来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 “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 毛泽东得此消息，如获至宝。 他在8月20日起草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般信心十足地写道： 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中国）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望中央无疑地接受国际训令……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们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的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可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却收到了党中央8月ZI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决议案》明文规定： 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下……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政权万岁！ 这就是说，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政权的政策及任务是： 一、不放弃联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 二、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三、建立有左派国民党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为临时革命政权。 一句话，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毛泽东在长沙又接到中央8月23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再次批评毛泽东提出的“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张“这是不对的”，是大错特错的”。信中指令湖南省委和毛泽东：“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中央怕省委和毛泽东说这个《决议案》缺乏“权威性”，为此，在指示信中特别申明： “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 直到9月5日，也就是说再过四天就要举行秋收暴动了，党中央还再一次提醒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这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这样，中央的决议和信件，又给主张搞工农兵苏维埃的毛泽东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历来主张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如果毛泽东只是一味地盲从，只是照着本本行事，没有他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个性，他也就不是毛泽东了。 9月初，身负秋收起义前委书记重任的毛泽东离开长沙，日夜兼程，赶到安源的张家湾。 在这里，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组建了起义的武装力量； 在这里，他把这支起义的武装定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辖四个团； 在这里，他决定秋收起义的旗帜打的应是共产党自己的旗帜，并对旗帜的形状、颜色作了统一的规定； 几天后，警卫团里的何长工和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新兵训练处处长陈明义等人一起，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设计制作出第一面画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面鲜艳的军旗。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面红旗第一次打出来了。在这面鲜艳的旗帜下，汇集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奋起战斗，向长沙进攻，向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进攻…… 毛泽东，终于实践了他的诺言： “我们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闭门造车”．中国的第一个工农兵政府诞生了，谭震林当主席 四个团五千余人的工农革命军，分成三路大军，以分进合击的势态，按照预定的计划向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发动攻击。湘东赣西的秋收起义爆发了，给了全中国的人们一个极大的震动，国民党右派立即聚集大量的兵力来对付起义的部队。终于，这次起义，有胜有败，先胜后败。 当起义的队伍打到只剩两千余人的时候，当攻击长沙的计划已无法实现的时候，冷静的毛泽东知道如果再强行执行原有的计划将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前途，这时候，应该说他是越来越清晰了。 毛泽东并不想拿着鸡蛋去碰石头。 终于，他在9月19日夜里的文家市会议上力排众议，在沿途征程又力克阻力，他以超人的智慧和勇气，率领这支败军之旅，几经艰难，艰苦辗转，经过一个多月叫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在1927年10月27日，带着他身边仅有的三百多人，登上了井冈山上的茨坪。 就这样，共产党人第一次上山了，第一次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攻长沙失败，使毛泽东更冷静、更有心计了。他领着这支队伍，一会儿湖南，一会儿江西，再入湖南，又进江西，行进在湖南、江西省的边陲地带，走进了湘赣两省的夹缝之中。 具有非凡智慧的毛泽东，一路上，他一边走，走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夹缝中；一边看，他观察着两省的群众基础，察看着一路上的地形地貌；一边比较，比较着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着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比较着敌我力量的差别…… 他终于下决心了，他决心要为这支弱小的队伍找个落脚点，要为中国革命安个“家”。 毛泽东上山“安家”的经过，当时的亲历者的回忆和敌方的报道中都有详尽的记载。 三湾改编时的前委委员、建国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熊寿模向我们介绍当时他们进军井冈山时的情景时说：“我们从三湾开入宁冈，进驻古城，毛委员宣布我们以后就在井冈山周围活动，不再去广东找叶挺、贺龙了……这一项就大得人心。大家感觉到有了家似的，安定下来了。” 有一名叫“铁心”的人，他本来也是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军中的一分子，快到井冈山时，他吃不得苦了，动摇了，后来跑到敌人那儿去了。他要向新的主子介绍毛泽东上井冈山的经过，于是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落草井冈山》的文章，其中是这么说的： 三天以后，工农革命军到了宁冈的升乡（即古城）……我们的毛仁兄却召集所有的党员，同那些代表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毛泽东说：“袁文才是非常革命的，他经营此间，已有多年的历史和经验，我们决心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时，毛泽东才落草井冈山。 1930年，宁冈县的土豪们向江西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名曰（宁冈历年赤祸之真相），其间也这样说： 十月间，毛泽东自萍乡败来，始占县中心古城街，期逾一周。……毛之部下人马枪杆不过千余，至观井冈之险，固足以守，由是伏机始定。 毛泽东登上井冈山后，就决定不走了，要把“家”安在井冈山上。 这时，他得知湖南的茶陵县城是一座空城，敌军的兵力已全部调往前线同李宗仁火并了。毛泽东抓住了这一战机，下了他上井冈山后第一道军事命令： 乘敌空虚，攻下茶陵！ 在这次打茶陵战斗中立了功，尔后毛泽东将他由排长升为连长的谭希林将军，他的回忆特别风趣，他说： “这次打茶陵是11月中旬，也是宛希先带队，一营和团部在砻市集合出发。出发前，毛委员给我们讲了话，他说：‘这次打茶陵我们要扩大政治影响，要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他还风趣地说：‘我这个人是要革命的，可我这只脚不太革命。’确实，他的脚烂得厉害……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脚被草鞋打破，肉已溃烂，走路很困难……上井冈山以后，不久就去打茶陵。当时他在井冈山正忙着做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工作，又要指挥全面，又要处理大事，所以他没有亲自带领部队去打茶陵。” 毛泽东所以让宛希先、陈浩替他指挥去攻打茶陵，是事出有因的：一是他脚烂得实在已难以行走了，他确实需要喘口气、治治这双脚了；二是他要开始营造井冈山这个“家”，要尽快把管理“家门”的袁文才、王佐这两个绿林兄弟教育改造过来。出于这两个原因，毛泽东就坐镇在井冈山来指挥了。 几天之后，传来捷报：茶陵城攻下了。 山上山下，一片喜悦。 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在茨坪接到了党代表宛希先从茶陵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向他汇报： 攻下茶陵后，陈浩主张成立一个“茶陵县署”，命谭梓生去当县长，县府里的人基本还是原县政府的原班人马，处理各种纠纷案件，用坐堂审案的办法。部队的给养全靠向商会摊派……整个茶陵依然冷冷静静，人民群众对这个县署也漠不关心，而陈浩等人成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 毛泽东看罢信后，连连说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人民群众照样没有权力！” 那么，该建立什么性质的政府呢？ 这个政府该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 毛泽东自然地想起秋收起义之前，他与中央围绕着建立不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那场争论。 可终究还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呀，中央并没有同意他和湖南省委建立苏维埃的主张！ 毛泽东思来想去，如果在政权的性质上搞换汤不换药，就等于是欺骗，等于复辟，就失去革命的真实意义。但建立苏维埃，中央又一直在反对，怎么办？他想，那苏维埃无非也只是个洋名，用不用也无碍大局，他便来个“闭门造车”，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习惯，用“工农兵”来给自己的政府取名字。 主意已定，毛泽东立即去信，指示宛希先、陈浩等人，立即撤销那个“茶陵县署”，马上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还强调指出，新政府成立后，要为人民群众办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阮…… 1927年11月28日，宛希先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茶陵召开了第一次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当年的这位第一个红色县政府主席，以后成为共和国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回首往事，心情格外激动： “第二次打下茶陵后，刚开始时，部队派谭梓生当了县长。这 个县政府还是按国民党的那一套办事，款子靠商会摊派，不去做群 众工作。宛希先写信，将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给宛希先回了 信，指示说：派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成立工 农兵政府，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院。根据毛 主席的指示，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谁当主席呢？我在县工会， 就要我当工人代表，士兵代表是陈士榘，还有个农民代表是茶陵县 委的李炳荣。……选举结果，我担任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政 府设在老街门靠近东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作为一个红色县政权来 说，是全国第一个。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组织了宣传队、士兵分头下乡，县委几个人也下乡去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了农会、工会。妇女会，县城周围各个乡都建立了这些革命组织。” 这第一个红色政权中的三个常委之一，以后成为共和国上将。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将军回忆说： “刚打下茶陵不久，在茶陵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有八九十人参加。会议实行投票选举，选出了三个常委，有谭震林同志，我是士兵代表，还有一名农民代表姓李，是茶陵人。我们三个常委实行集体领导，主要是做部队的后勤工作，筹粮筹款。……县政府成立后还出过布告，是石印印的，政府的印鉴是长方形的。 “政府提出过土地问题，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田地和少田地的农民，但因时间太短，没有实施。 “县政府门坊上横幅是：茶陵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最后称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是湘赣边第一个工农兵政府。” 作为这第一个红色政权的三常委之一的农民代表李炳荣，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史料，终于也找到了有关他的一些蛛丝马迹： 李炳荣，1903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小东村的农家；1925年就读于湖南省长郡中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驱赵（恒惕）运动，思想进步；1926年6月成为茶陵县的第一批中共党员，积极推动茶陵县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马日事变后，他不幸被捕入狱，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攻克茶陵时他获救出狱；同年11月，革命军再克茶陵时，他给工农革命军带路，在茶陵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县工农兵政府代表时，他当选为三常委中的农民代表；同年12月底，工农革命军撤出茶陵后，他带农军在茶陵与安仁边境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7月8日，不幸被敌逮捕，在茶陵城东门洲上英勇就义。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诞生，就是标志，就是方向，千年的劳苦大众真正开始坐天下了。 此后，在攻克茶陵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挥师南进，先后于1928年的三月和2月，占领江西的遂川县城和宁冈县城。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广州暴动并建立人民委员会的消息，他便照着这样的说法，先后又成立了遂川县人民委员会和宁冈县人民委员会。 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一会儿叫“工农兵政府”，一会儿又称“人民委员会”，这时的毛泽东到底为的哪一桩？！ 毛泽东自已解释说，这时的他，是在井冈山上“闭门造车”哩！ 事情是这样的： 1927年8月间，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关于建立苏维埃的主张虽未被中央采纳，但这种主张最终还是影响了党中央的决策，尤其当秋收起义失利之后，中央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9日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中是这样提出的： 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就明确地向全党宣布抛弃国民党的旗帜，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公开提出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的口号。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走向成熟了，它敢于面对现实，也敢于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了！当然，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 就在中央作出纠正错误的这个决议时，毛泽东已挥师在罗霄山上。到达井冈山后，因频繁的军事行动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交通阻塞，信息中断，远离省委和中央的毛泽东，早已同上级失去了一切联络，中央重新主张建立苏维埃的这个决议，他一无所知！ 他在1928年11月25日在井冈山上向中央写报告时，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这个时期，土地革命并没有深入，政权机关是“工农兵代表会”及“人民委员会”两种名字，简单称为工农兵政府，没有苏维埃的称呼。……这些简单的做法，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广东12月11日暴动的消息，照着这一广告做的（如人民委员会），因为从11月底起，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 历史已经证明： 毛泽东在井冈山“闭门造车”，造得好，造得及时。 无产阶级的革命，从城市走向农村，从平原进军山区，古今中外都没人干过，马、恩、列、斯他们也都没有说过。 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开始这样干起来了。 当各路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时，遭到敌军的围追堵截；当革命在井冈山发展起来时，又遭到敌人频繁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 自然，军民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这时，党内外，军民中，左的、右的思想出来了。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种右倾悲观思潮，也有走州过府的“左”倾盲动主义。这种种的错误思潮，一次次地冲击着党，冲击着军队，动摇着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涣散着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第一次，1927年冬。 毛泽东在关键时候，把秋收起义失利后剩下来的队伍带上井冈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也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由于这种转变来得太突然，太出人意料，致使革命队伍中的不少人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加上，失败的情绪笼罩着这支队伍；原本他们是热衷城市斗争的，突然转到这农村，尤其来到了这艰苦的井冈山区，就觉得很不习惯，很不自在。于是他们悲观了，没信心了，他们在问：“这红旗能打下去吗？” 早在进军井冈山的途中，就有人开始打着自己的算盘了： 边走，边躲； 边走，边逃； 边走，边溜。 这躲的、逃的、溜的，不仅有普通的士兵，还有那些高级指挥官： 在永新的三湾，有些连、排干部不辞而别，去向不明了； 在宁冈的砻市，新兵训练处处长陈明义等人离开了队伍； 在湖南酃县，三团团长苏先俊也去向不明； 在酃县的水口村，前委委员、师长余洒度也悄然出走了……后来这些人，大多当了叛徒！ 1927年12月，从三湾开始新任工农革命军团长的黄埔生陈浩、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一伙人，当他们领队攻下茶陵城后，就不愿再回艰苦的井冈山了，企图带着这支工农革命军去投敌叛变，幸亏毛泽东、宛希先等及时识破他们这种反革命阴谋，将其处决，才定军心。 第二次，1928年3月。 “左”倾盲动主义者不赞成在井冈山搞根据地，他们排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正确领导，撤消了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甚至误传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并同时命毛泽东将井冈山的武装开赴湘南去参加年关暴动。由于错误的路线导致错误的军事行动，井冈山成了空山，结果湘南的年关暴动和井冈山根据地同时遭到失败。这期间，在井冈山上，那些豪绅、地主和反革命纷纷卷土重来，向人民群众反攻例算。……这时，党内、军内一些人又悲观起来了，对革命又缺乏信心了，他们说：“红旗虽然插上了井冈山，可这红旗能打多久呢？” 第三次，1928年8月。 因为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加上政治动摇、不愿在井冈山做艰苦细致工作的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红军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利用二十九团湘籍军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极力在军中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红军二十八、二十九两个主力团冒进湘南，结果在湘南遭到惨痛失败，二十九团几乎全部被打散，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倒在叛徒的枪口之下，团参谋长王展程也身负重伤。敌人又乘机进攻井冈山，造成井冈山的八月失败。这时，各县的县城和平地全部被敌人占领，白色恐怖再次布满城乡，井冈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井冈山根据地又处在十分危急之中。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一些政治动摇者，一些投机分子，有的叛变，有的逃跑，有的甚至带着敌人来捉拿自己的同志。这时候，党内、军内又有一部分人重提“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了。他们认为，井冈山遭此劫难，元气大损，红旗难以再树起来了！ 第四次，1928年冬。 当红四军主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后，占遂川，克宁冈，攻永新，取得了三战三捷的军事胜利，收复了失地，湘赣敌军不甘失败，调集各县反动民团，对井冈山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这样，井冈山上粮食艰难，现金奇缺，食盐、布匹、药材已经断绝来源，军民们日食红米、南瓜、野菜充饥，夜宿词堂、庙宇过夜，身盖茅草、稻草御寒。就在这种极度困苦的日子里，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成天牢骚满腹，叫着：“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一些人又再提“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这种悲观的论调，又一次干扰着井冈山的斗争。 第五次，1929年春。 1928年冬，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这时，湘赣两省敌军也纠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按五路分进合击，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联合“会剿”。山上的红军总共只有四个团六千余人。面对强敌压境，红军和党内的少数人对形势又作出了悲观的估计，他们在敌人面前吓破了胆，有的主张弃山而逃，有的主张将主力化整为零，分散各自去打游击。实际上就是取消革命，取消武装斗争。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一种典型的悲观情绪，虽然当时在根据地内不是主流，但它却成为发展根据地的一个极大的障碍。它的直接危害是：动摇军心，瓦解斗志，制造混乱，腐蚀红军指战员的革命意志，模糊人民对革命必胜的认识，在革命队伍中起着极大的离心作用。 正因如此，毛泽东、朱德等人，他们在井冈山上先后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形势，精辟地回答了这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而坚定了大家的革命信心和决心。 应该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整个伟大的井冈山斗争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是一个变奏的插曲。这个插曲，自然也引起了党内、军内一些人的共鸣，似乎形成了一支同毛泽东、朱德等人唱对台戏的合唱队。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大人物林彪，他在井冈山就参加了这个合唱队。他既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鼓噪者之一，又是怀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典型人物之一。 林彪，是一个在国内外很熟悉、很敏感、很富刺激的名字，这个名字既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又是一个变幻莫测、让人难以捉摸的名字。 林彪是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年关暴动部队于1928年4月底来到井冈山的。1929年1月14日，他随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出击，他在井冈山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一共十个月。 林彪，原名林育容，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广东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与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的营长伍中豪是同校同期的毕业生。林彪参加过第二期北伐攻打河南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的战斗。开始时，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即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排长职，1927年8月，随团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在三河坝失败后，他在朱德指挥下，转战粤赣湘三省边界。当这支部队来到江西的大庾时，朱德主持了部队的整编。在整编中，林彪升任为七十三团二营七连连长。 1928年初，林彪在朱德的指挥下，参加了湘南暴动，3月底湘南暴动失败后，朱德、陈毅率起义军开始向井冈山转移。4月底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林彪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同年8月，红军主力冒进湘南失利，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枪杀，团参谋长王展程身负重伤后，由朱德亲自兼任二十八团团长，林彪代任团参谋长。同年冬，红四军在井冈山开展政治、军事的冬季整训，在整训期间，林彪提升为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团长。1929年初下山后到3月份，红四军改团为纵队，林彪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到1930年6月成立红一军团时，朱德任军团总指挥，林彪任红四军军长。 也就是说，在军事职务上，林彪从1927年的连长，尔后则是营长、团参谋长、团长、纵队司令、师长、军长，四年之内连升六职，仅1928年的一年内就连升三职，可见林彪当时的军事指挥才能，已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赏识了。 在井冈山上，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已经是初露锋芒了。 他在井冈山参加过许多战斗：1928年3月，当湘南起义失败，朱德率部向井冈山转移时，林彪率七连在来阳县的敖山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他这个连成功地阻击了敌军两个连的进攻。 1928年在井冈山上著名的三打水新，林彪都参加了，而且战绩不错。 但当湘赣敌军调集十八个团的兵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时，林彪却主张放弃井冈山，到外面去打游击。他说：“现在井冈山很困难，天天吃红米南瓜，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必须打出去，不然就没法维持了。”他在大兵压境中悲观失望了。 当时在井冈山，在党内军内，一开始出现这种右倾悲观的思潮的时候，立即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在会上或会后，通过演讲，作报告，找人谈话等多种形式，用井冈山根据地日益发展的大好形势，来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努力，终于帮助许多同志克服了以前的那种模糊认识，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坚定了在井冈山建设红色政权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毛泽东的这片苦心，对林彪，却似乎作用不大。 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林彪的个人主义和不重视政治工作的作风越来越突出。1928年7月，红军大队冒进湘南攻打郴州失利后，身为营长的林彪，公开违反“打土豪要归公”的红军纪律，把缴获的大洋和金戒指私藏起来，不交公。他的这种行为，早在1927年10月下旬就开始暴露了，那时，正是朱德率部在湘粤赣边界辗转，部队离开江西大庾县城的当天，林彪就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私自脱离部队，往广东梅关方向逃跑。跑了一段之后，发现地主挨户团等反动武装在关口把守十分严密，加之他身上还藏着私自带走的好些金条，一路上林彪想来想去，万一身上的金条被挨户查出，金条没了连生命也给搭上就更不合算了，于是，当晚他又返回部队，然后跟着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上，林彪只是片面强调军事长官的职权，对政治工作和政治干部不予重视。他多次说：“营长就是管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三个排长。”他从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交谈，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这个人，为人阴沉，过分自尊。” 1929年初，在江西赣南的大质战斗中，林彪战前不察看地形，战斗中又不顾军部的安全，他带着部队就跑，致使他的二十八团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因何挺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政治都很强的干部，他的才华不亚于林彪，林彪早有忌妒之心，在转移时，他对何挺颖既不派担架，也不派人照顾，造成何从马背上摔下来后被马踩死的悲剧。此后，在寻邬战斗中，他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提前撤掉警戒部队，造成红四军军部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军身负重伤，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毛泽东、朱德等军部领导险遭不测，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 1929年春，红四军下山后，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越发严重了。5月18日晚，红四军在瑞金城召开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公然提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去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厂“而应该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实质上，他是反对建立红色政权，反对搞根据地建设，只主张东突西窜。走州过府式的流寇主义。到1929年冬，林彪再次上书给毛泽东，重提他的这些右倾悲观论调…… 为了使全党全军同志明确革命的方向，认清斗争的前途，坚定革命的信念，同时，也为了及时教育、挽救林彪，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新年刚过之际，在福建长汀的古田镇，给不在他身边的林彪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长信。信中，他开门见山地批评了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你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你相信XXX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 毛泽东在列举林彪那种种的右倾观点之后，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信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并详尽地阐明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一篇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是组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鉴于此，1947年1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收入了这封信。 这封信的重要内容都是针对林彪当时的右倾悲观论点而展开的，实际上这封信也是对林彪的一种批评。当然，毛泽东的出发点，也是在于帮助、教育林彪。 林彪为此于1948年2月特地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一封信，希望公开这封信的时候，不要公布他的名字，以免在党外和国际上引起误解。毛泽东接受了他的要求，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而收入这封信时，另拟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删去了原信中点名批评林彪的地方，文字上也作了些技术处理，将信中的第二人称的“你”改为第三人称的“他们”了。 天地转，光阴迫，时间一晃过去四十年。 1969年8月30日，春风得意的林彪，带着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一家人和他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一干人，前呼后拥地登上了井冈山。 林彪在井冈山参观、视察以后，出版的各种书籍中相继出现了怪现象： “朱毛两军会师”变成了“林毛会师”； “朱德挑粮”变成了“林彪挑粮”； 原来，林彪上山的目的之一，就是篡改井冈山的革命历史！ 林彪下山回到北京，立即找人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词二首，还秘密地为这二首词配曲、录音。 繁茂三湾竹材，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睡，历来为两省省府不管之地，真所谓是“山高皇帝远”了。 因此地道路艰难，信息闭塞，生产落后，山民们20世纪初依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工具还处在原始时代。农民们用磨笼碾谷，使杵日打米；集市贸易只是四乡山民定期汇集一处，日中而市、三日一次的“逢圩”办法，而且多以以物易物为主。 这种全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上山前的状况。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首次登上井冈山上的大井时，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将士们的吃饭问题。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起码，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日三餐不吃饭的人。 可是，在井冈山上仅有的大小五井等十几个贫穷落后且又十分分散的自然村里，一下子聚集了那么多的队伍，那么多人的饭，该到哪里去找呀？！ 然而，自古道：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此话不假。 聪明的毛泽东，他一路调查了解，早已有了主意。上山伊始，他便利用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绿林首领王佐讲义气、重感情、爱枪如命的性格，一到大井，便立即送七十条好枪给王佐作见面礼。 常言道，有来无往非礼也。王佐得到这七十条好枪，比他六十枝破枪的老本还多，怎不高兴！他真是喜出望外，打心眼里得意。当他晓得工农革命军上山来碰到吃饭这个难题后，立即命他的弟兄，从藏在山洞的粮食中挑来了五百担谷子送给了毛泽东。王佐这一慷慨的解囊相助，及时地帮助毛泽东，帮助工农革命军暂时度过了上山来的第一道难关。 当时身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辎重队队长、肩负着这上千人吃饭重任的范树德老人，1985年5月，在广西桂林这样深有感触地向人们回忆说： “几个月来，我们这支部队几经转战，是相当疲劳的。部队除需要休整，还要解决吃饭问题。当时，我们连人带马一千多一下子来到井冈山，吃饭就成了很大的问题。虽然那时正好是秋收季节以后，每个地方也有些稻米，可是我们手里没有这么多钱，不能去买。就井冈山本地而言，五大哨口之内，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要常年供应部队的粮食，是负担不了的。毛主席当时把这个问题向袁文才、王佐提出来了。……王佐在山上的存粮对外人是保密的，他怕地主武装知道了会来搞破坏。王佐在接受了我们送的七十杖枪后，对我们说：‘我这里还有些存粮，共有五百担稻谷，你们在没有筹到粮以前，就放心在这里吃吧！’由于王佐给了我们稻谷，我们笑着对他说：‘王团长，那么我们就不客气地住在这里，吃你的，用你的罗！’王佐也心甘情愿地表示：‘在短时期内，你们的粮食仍没有着落的话，就在这找我好了。’我们就用这五百担稻谷对付了一段时期。那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老秤（老秤一斤是十六两）二十四两米，合一斤半。这样一个人每月就需要四十五斤米。当时我们这支上千人的队伍每月销粮四万五千斤左右，一担稻谷按七十斤来计算，王佐的五百担谷解决了我们一个月的给养，帮了我们的大忙。” 得到王佐这次重要帮助后，毛泽东和他的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开始了如火如茶的斗争。 时至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上的革命武装骤然由原来的千把人猛增到一万八千人了！ 两军胜利会师，使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红色区域一天天扩大，红色政权一天天推广，引起了两省敌军的极大恐慌。自朱毛两军会师以后，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先后发动多次反革命军事“进剿”和联合“会剿”。 在井冈山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实践证明，敌人的军事进攻是消灭不了红军也摧毁不了根据地的。于是，狡猾的敌人想出了一条更加毒辣的计策：对井冈山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来个里三层、外三层的重重包围，严禁一切物资运上井冈山。 本来就已经十分贫困落后的山区，本来现有的物资条件就难以支撑的这支万人以上的队伍，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真是雪上加霜，简直要把他们推向绝路了。 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月没有一文零用钱。 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两块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光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个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得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法发了。 作为在井冈山总揽全局、身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不得不向上级申报，仅1928年5月，他就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向湖南、江西两省省委和党中央惊呼：我们在井冈山上“吃饭太难”，“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疗万难！” 甚至，为了尽快解救井冈山上这些伤兵们那种难以入目的痛苦，毛泽东向上级已到了乞求的程度，他说：“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可是，在四面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地下交通极度困难，毛泽东和他的红军将士们，尽管迫切盼望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援助，他们实际上得到的答复只是毛泽东自己的两句话： “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 “吉安县委一点帮助都不给。” 党中央在遥遥数千里之外的上海，对毛泽东的祈求、呼吁，也只能是望山兴叹、爱莫能助了。 也许，这时候，是毛泽东最痛苦的时候，他不得不发自内心地呼喊：“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除了“寂寞”之外，井冈山的将士们，从军长到伙伕，他们为着生存、为着发展，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各种艰难困苦： 在饥饿中，他们日食红米、南瓜、野菜、竹笋充饥度日； 冰天雪地、北风呼啸中，他们穿单衣单裤御寒；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时，他们垫稻草盖稻草过夜； 因营养不足，他们中打摆子的、拉痢疾的、闹浮肿病的越来越多了； 将士们的头发越来越长了，身上的虱子越来越多了，衣裤越来越破了，最后长裤剪成短裤…… 伤兵们的伤口越来越痛了，只好用盐水、石灰水代替消炎药来洗伤口，甚至用剃头刀、菜刀、梭缥代替手术刀在自己身上取出那一块块弹片…… 人们，这群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召唤下的人们，在这块红色土壤浴血奋战的人们，就这样承受着这一切！ 眼前的现状如何改变？艰难的岁月如何度过？！ 毛泽东说，井冈山这块根据地，“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赣鄂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当努力的。” 毛泽东一声令下，井冈山军民们立即响应，在这块红土地上，开展了一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生产自救的全民运动。 毛泽东早在领着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的途中，就一直在寻觅一块既安全、可靠，又有民众基础的山地来做他这支疲劳之师的军事基地。 其实，早在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就已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革命一旦失败，就应上山！当初，为了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他曾大声疾呼：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可以去结交绿林朋友； 上山，可发动农民兄弟搞土地革命； 上山，可实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8年4月底，朱毛两军会师之后，毛泽东、朱德都已感到，再也不能带着这支弱小的红军东奔西跑了，应该有红军自己的一个“家”了，应该下力气营造井冈山这块红军天然的军事堡垒。 具有远见卓识的毛泽东、朱德，他们围绕着山上的大小五井村，走村串寨，登山越岭，一条一条山沟、一座一座山巅，都遍布了他俩的足迹。经过他俩精心的勘察，发现只有五条崎岖的羊肠小道通往山外，他们立即决定：在这五条小道的要隘处，构筑五个哨口工事，成为进出大小五井村的五扇山大门。 而第一扇最要紧的山门就是北面的黄洋界。 黄洋界，位于江西省的宁冈、遂川和湖南酃县三县边界的结合部，坐落在井冈山大小五井村的西北面，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是井冈山通往宁冈县直至湖南省的要隘。 黄洋界上山峰似剑，绝壁悬崖，一边是千仞高山，一面是万丈深渊，四周群峰连绵，地势极为险峻。山头上常有浓雾缭绕，迷漫山间，大风吹来，云海腾波，卷起一阵一阵云涛云浪，犹如一片汪洋大海；远眺前方，迷漫于云海之中的一座座峰尖，既像一个个海岛，又似一艘艘乘风破浪的航船……所以，历史上又有人将黄洋界称之为“汪洋界”、“望洋冈”。 黄洋界上有三条狭小崎岖、盘山而上的山间小道在此连结：一条北经宁冈县茅坪村，与江西省的永新县相连；一条西连宁冈县的大陇村，可抵湖南省的酃县；另一条则南接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村，直达主力红军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中心——茨坪。 井冈山的军民们，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意图，从1928年4月间开始，就利用这一天然地势，在黄洋界三条小路的连结点上，建造了三个防御工事：右边一个工事用以控制通往茅坪的小路，阻击从江西永新方向来进犯井冈山的敌军；左边一个工事可控制通往宁冈大陇的小路，阻击从湖南酃县方向来犯的敌人；在这两个工事的后山顶上设立一个瞭望哨所，用以监视山下敌军的动静，以掩护前面两个工事。三个工事互为犄角之势，作战时可以互相呼应，组成井冈山红军的五大哨口之——黄洋界哨口。 这，就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北大门！ 随着井冈山斗争的不断发展，革命的不断深入，湘赣两省敌军也频繁地向井冈山发起了军事进攻。为有效地阻击敌军的进犯，自1928年夏季开始，军民们在黄洋界哨口左、右两个工事的前沿，各筑有五道防线： 第一道，是竹钉阵。左、右两个工事前沿小路两旁的草丛中，各插了三四华里的竹钉。这竹钉，是山上军民们用竹子制作成的两端尖利的武器，竹钉削好后均在锅里炒干，再放在尿里浸泡过，既坚硬又有毒，运上工事后将它的一端插在泥土里，一端外露在地上。因为它体积小，上面盖上一些茅草，就不易被人发现了。敌人进攻时，一脚踩上，既会穿破鞋底，又会刺破脚板，不仅流血不止，疼痛难忍，而且伤口化脓溃烂，不易治愈； 第二道，是壕沟。军民们在工事前沿的半山腰中拦山挖断，筑成深五尺、宽四尺左右的壕沟，以延缓敌军进攻的时间； 第三道，是竹篱笆。军民们就地取材，将竹子锯成五尺左右一节后破开，竹片的两端削尖，一端插在壕沟上首的地上，编织成篱笆，并用木桩牢牢地固定，让进攻的敌人难以逾越； 第四道，是滚木擂石。山民们仿造古人的战法，将大树锯成五至八尺长一段，堆放在工事前沿的悬崖处，两端用棕绳拴住，树段上再垒上大堆石头。敌人进攻时，将两端的棕绳割断，木头、石头立即一齐朝山下翻滚下去，轰隆隆一阵阵巨响，势不可挡，山民们称其为“仙女散花”； 第五道，是射击掩体。这种掩体用木头、石头和泥土垒筑而成，既有单个地堡式的，也有几个掩体连接在一起的串通式，这是红军哨口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与此同时，井冈山军民们全体动员，男女上阵，按照黄洋界哨口工事的构筑方法，又先后在茨坪西面的八面山、西南面的双马石、南面的朱砂冲、东面的桐木岭，建造了四个同样坚固的哨口工事。 这样，黄洋界哨口和八面山哨口、双马石哨口、朱砂冲哨口、桐木岭哨口一起，组成了井冈山著名的五大哨口。这五大哨口，又似井冈山上的五扇山门、五道关卡，构成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防御体系，使井冈山成为红军初期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堡垒，成为保卫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内党、政、军高级指挥机关的一座天然屏障。 井冈道路真艰难，五个哨口五座关； 敌兵胆敢来进山，有命来时无命还。 这是军民们对五大哨口的赞颂。 1928年8月30日，就在黄洋界哨口上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斗。湘赣敌军乘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远在湘南欲归未归之际，调集四个团之众，从黄洋界方向攻击井冈山，妄图一举摧毁井冈山军事根据地。这时，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凭借黄洋界这一天险，英勇奋战，充分发挥工事上五道防线的作用，顽强抵抗，终于打退敌军四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成功地保卫了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上山之初，在宁冈茅坪的攀龙书院，办起了工农革命军自己的第一所医院。 这虽叫“医院”，但简陋得叫人难以置信。 缺医少药，器具简单。 年过八旬，当年是这所医院中医的赖辛达老人，蹒跚地来到这医院的遗址上，向人们介绍当年的情景： “毛主席1927年10月割禾后来到宁冈，三湾改编时成立的卫生队就设在这里，共有四十人左右。这个卫生队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建立了一个医院，有中医赖于华、陈金，西医吴鹏飞共三个医生，11月又增加我和黄少古、谢贻阶三个中医。现在旧址这边的一个小膳厅是当时中医的医疗室。轻伤员、担架队住楼上，床铺摊在楼板上。起初伤病员只有四五十人，伤员用的中药，是靠大陇、滩头两个小药店供给……后来不久药就用完了，我们就上山去挖了七十多种草药，有金银花、土茯苓、木通、麦冬、厚朴、茵香、金英子、库前草、五加皮等。 “1928年农历四月，毛主席发动打永新，搞到不少药放在茶头源，这时药材丰富了，部队和群众都来这里看病、买药。” 根据地扩大以后，疗伤和救护的任务就越来越重了，当时担任过护士的肖明将军回忆说： “朱军长和毛委员的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时，当时茅坪医院里有一个莫队长和叶党代表，下面只有几个中医生和西医生，设有一个医务室，还有看护排、担架排、事务排，每排有十多个人。这医院内只能容纳四五十个病人，但来来往往的病人比较多。这时，医院里的药材已开始缺乏，虽然各地党组织想方设法冲破重重困难，把治枪伤用的红汞、碘片等西药也送到根据地来，但是不够用。因此，医院就组织医务人员和附近的群众上山采草药。……因为没有西药，就用中草药来治枪伤，没有碘片了，就用盐水洗伤口，部队打仗时，医院的医生、担架排就随部队上前线救护伤员，国民党的俘虏兵受了伤的，我们也给他治疗。” 毛泽东就是从主张给敌军的伤兵疗伤开始制定出“优待俘虏”的政策。 那是1928年的2月，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的新城之后，抓来了敌军四百多个俘虏，同志们对国民党右派怀着极大的仇恨，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深恶痛绝。这回头一次抓来那么多俘虏，就把这仇恨发泄到这些俘虏兵身上了：有的不给饭吃，有打有骂的，有伤不给药吃，甚至有的战士用石头去砸俘虏的脑袋的。这些事不久让毛泽东知道了，他教育这些红军战士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那些俘虏，也是被抓来当兵抵炮灰的，要瓦解敌军，我们不仅不虐待俘虏，还应当优待俘虏。”就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第一次提出了以“医治白军伤病兵”和“释放俘虏”的俘虏政策。 茅坪的这所医院，虽说简单、原始，但它却挺管用，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了上山之初许多实际问题。人民解放军上将、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将军说：“我在茅坪医院住过两次，第一次是打茶陵后，第二次是黄洋界战斗后。……医生每天用竹片捅到伤口里，把旧纱布拿出来，换上新的，换药时痛得难忍，总不见效。后来请来本地的一些草药医生，也不知用的是什么草药，有草根、青草、树皮，混在一起，砸成糊糊，然后敷在伤口上，把脓血都弄出来，再贴上一张膏药，一个星期就好了。……我记得那时在茅坪不叫医院，只是伤病员在里面住着治病。在山上叫红军医院，就是在小井，是1928年冬天建立起来的。” 红军不断扩大，战斗日益频繁，伤兵也日渐增多，这时，在井冈山上又建立了一个医务所来缓解矛盾。但有时伤兵突然增至数百人，茅坪和大井的医疗条件都已不适用了。1928年6月间，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在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成立红军的第一所正式医院。 军委决定，由红四军后方留守处处长邓允庭负责领导筹建医院的规划工程；由防务委员会主任王佐负责筹集建院的资金。正当筹划小井红军医院建筑的当儿，龙源口战斗打响了，这时，八百多伤兵源源不断地抬上了井冈山。为了应急，医院决定先在大小五井成立四个管理所，一、二所设在大井，三所设在中井，四所放在小井，所有伤兵全部住在当地群众的家里。 伤兵越来越多，建医院的任务越来越紧迫。红四军军委决定，为克眼建院的资金困难，号召军民自觉募集资金。很快，有捐三角的，有捐四角的，也有捐一块的，每人都尽其所有了。 你一点，我一点，合计起来，已有一千块大洋，木工、蔑工、铁匠等人的工钱可以解决了。 至于建院的建筑材料，军民们就地取材，上山砍杉木做栋梁，锯板子做墙，取杉树皮当瓦，男女老幼齐动手，盖起了第一栋医院的房子。 这所医院，原来计划建三栋房屋，但第一栋才建好不久，1929年1月29日，窜进根据地的敌军放一把火，将它烧得精光。一百三十多名重伤员全部被敌杀害，医院内所有的病历、病员名单和医院管理人员的资料，随着这把火也化为灰烬。解放后，我们几经艰难，从南到北，采访所有从这医院走出去而尚健在的老将军们，才得到以下这样一个粗略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名单： 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 建院时间：1928年秋末 建院主持：邓允庭、王佐 医院设计：朱启正 建院施工：朱启正、朱兴仁、朱天梁、肖仁寿、刘Xx等 院长：曹（钅荣） 党代表：肖光球 党总支书记：曾志医务主任：段执中 看护（护士）班长：王云霖 看护（护士）：肖明、伍道清等 事务长：董青云 西医医师：资彬、徐鸽等 中医医师：谢秋月、李保山等 草医医师：吴海泉、吴文奎等 机构设置： 总院院部：设中井村大树窝群众家 四个医务所：第一、二所设在大井村 第三所设在中井村 第四所设在小井村 小井红军医院住院部下设有： 医务室、换药房、中药房、草药房、担架排（三十余人）。 看护排（三十余人）、事务排（十余人） 这所在湘赣敌军重重包围中，在罗霄山峰中诞生的中国红军的第一所正式医院，建院伊始，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们就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当年从红军医院走出来的历史见证人，是这样说的。 看护班长王云霖回忆： “小井红军医院各方面都是很苦的。拿用药来说，由于敌人搞封锁，非常缺乏。……比如治疗用的凡士林，没有，就用猪油代替。医疗器械方面也是这样，用许多上办法来代替。消毒用的盒子是自制的，把大的竹子截成段，然后剖成两半，去掉中间的节疤，就变成消毒盒了；把竹子削成薄片，放在火里烤一下，把它一弯，就成了个镊子。一块普通的纱布，一条普通的绷带，都是洗了又洗，用了又用，从来舍不得轻易丢掉，直至最后完全不能用为止。” 王跃南将军曾在小井住过院，他说： “为了解决医药上的困难，当时想了好多办法。没有医疗器械，就用打碎的碗片，把竹子刮平，做成镊子；没有酒精消毒，就用石灰水来煮医疗器械，土法消毒；没有纱布，就用土布代替纱布；没有药品，就发动老百姓上山采草药。……医治感冒也是用土办法，就是用一个小碗放上酒，再放一节葱，用火烧，然后把衣服脱得光光的，两手蘸着酒往身上猛擦。擦的时候又烫又痛，擦了以后再用被子盖起来，睡一睡，让他发汗。一出汗，感冒就治好了。” 当年在这里做过外科手术的吴树隆将军，回忆当时的情景，还心惊肉跳，他说： “当时做外科手术时，没有骨锯，就用木匠的小锯子，是那种细齿的小锯子来做断骨手术；用杀猪刀来开刀。尽管条件这样差，可是伤病员来了一批又一批。” 这，就是中国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那是1927年的秋末，井冈山上的老表们纷纷传扬一件事，说是从湖南方向突然开进山来一队大兵，虽然这些兵穿着破破烂烂，但个个还挺精神。山上的座山虎王佐得来这个消息后，忙派人四出打听。他派出去的贴身卫士朱持柳派人来报：原来这支大兵正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几经艰难，登上荆竹山，现正从那里往井冈山上的大井村开来。 毛泽东一路上经过多方调查了解，知道井冈山上有股杀富济贫的队伍，首领就叫王佐。这王佐，英勇豪侠，仗义疏财，与豪绅地主结下不解之仇。他在这山上占山为王，是个地地道道的山大王。座山虎；他武功出众，十分了得。此人讲义气、重感情，这周围几十里以内的小民百姓都听他的。在大革命失败期间，王佐的这支绿林武装，遭到反动民团的追剿，虽然损失不小，王佐却还是牢牢保存了一支拥有六十条枪的武装。王佐是个爱枪如命的人，常对部下这样说：“枪这玩意是个好东西，至少有三个大好处：一可报仇，二可筹款，三可寻吃。有枪便是草头王，为了枪，人可以去死，但枪不能丢。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把枪送给他。” 但是，由于长期的绿林生涯，王佐养成了一种疑心重、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习惯。 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冲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上得井冈山来，但军需物资、粮饷供给已是十分紧张。 一路上，毛泽东边走边想，他反复揣度，到井冈山要尽快取得王佐的支持，尽早为这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队伍找个立足的地方，以渡过眼前的难关。 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部直奔井冈山上大小五井中的大井村而来。山上的王佐，来个顺水推舟，他带领自己那八十个弟兄在村口的学堂迎接毛泽东进村，毛泽东上山的第一站——大井，终于到了。 大小五井是井冈山山顶上人口集中的五个村名，即：大井、小井、中井、上井、下井。因这五个村庄均在群山环绕之中，道路相通，坐落有序，地形宛如一口口的井，故此得名。 大井是五井中最大的一个村子，王佐早年聚集他的绿林弟兄就驻扎在大井村。几番遭敌追剿之后，他手下还有八十个弟兄、六十条枪，驻扎在这大井村的新屋下的白屋中，凭这六十条枪日夜操练，准备东山再起，与豪绅地主决一死战。 上山以后，如何与王佐交往，毛泽东已胸有成竹、运筹妥当。这天，当工农革命军一到大井，毛泽东便立即命团部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将七十枝好枪赠送给王佐，以此作为他上山给王佐的见面礼。 一惯机枪如命的王佐，这回突然不费吹灰之力，便从毛泽东的手里得到七十校好枪，真是喜从天降，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激动得涨红着脸，拉着毛泽东的手说：“毛委员，我的这些家当（枪支）都是凭着我九死一生，拼着老命搞来的，为了保存这六十条枪，又差一点丢掉了生命。没想到，你一上山，就这样看得起我，送那么多枪给我，比我的老本还多哩！” 毛泽东拍了拍王佐的肩膀，真诚地笑道：“我们是朋友嘛，哪有朋友不帮朋友之理。你搞杀富济贫，我们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着帮穷人闹翻身嘛。我送给你枪，是希望你把你们队伍再扩大一倍，我们共同来和豪绅地主斗到底！” 王佐也不含糊，立即回赠五百担谷给毛泽东的队伍作暂时的给养，以渡吃饭的难关。 当下，王佐和毛泽东，就像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地交谈起来。 自然，毛泽东及时地就共产党的宗旨、纲领，工农革命军的性质、任务以及革命的前途和目的，详细地向王佐作了介绍，并希望他一道参加革命。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长年钻山沟沟的王佐茅塞顿开。 是夜，毛泽东和王佐第一次合作，两人亲自率领所部连夜向东开去，次日一早，攻占永新县东二区保卫团团部所在地——石门，缴来的十六条枪，毛泽东一条也不留，又全给了王佐。 王佐的心情更不平静了，他反反复复地想：这支军队果然与历代官军不同，是支真正的秋毫无犯之师；毛委员能体察民情，不仅精通世事，还了解他王佐的心思，真是个非凡的人物，是位信得过、靠得住的朋友。王佐暗自下决心，他应对毛泽东坦诚相待。 从石门回到大井的当夜，王佐就主动上门去找毛泽东，说这大井村子太小，请他的部队驻扎到他王佐“司令部”所在地茨坪去。 茨坪，是井冈山上最大的一个村庄，有几十栋干打垒盖着杉皮的泥土屋，世代居住着六百多山民，开着十几家伙铺。因这茨坪是跨江西、湖南两省的边界，四周群峰环抱，崇山峻岭，历来是南方数省过往商贾的歇脚之所，又是兵家袜马厉兵、藏龙卧虎之处。王佐在井冈山多年经营他的绿林队伍，几经同豪绅地主和官府的军队以及其他土匪武装反复较量之后，终于在这茫茫的井冈山区，独树一帜，立寨为王，把个井冈山控制得严严实实。在茨坪，有他的家小，有他自称的“司令部”，还有一些被王佐称之为“摇钱树”而关押的土豪。这些，都是他王佐的秘密，他是从来不会对外人讲的。 这回来了毛泽东，既慷慨地送枪给他，又给他讲述革命道理，还帮助他消灭了他的宿敌，叫他一下子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成天乐呵呵的。他打心眼里信服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把他的秘密第一次向毛泽东公开了。 1927年10月27日一大早，毛泽东欣然率全部人马，随王佐进驻了茨坪，从此，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王佐率其所部，忙着安顿工农革命军将士在茨坪住下。毛泽东被安排住在茨坪李利昌的家中。 这天，恰好是王佐在茨坪的部下名叫李先开的办结婚酒席，李先开这时特地来请王佐去他家喝结婚喜酒。 王佐心里一乐，忙问：“喜酒我当然要去喝的，我问你，这酒席的上席（第一贵宾席）是哪个坐？” 李先开听后，不假思索地答道：“这你知道呀，天上的雷公，地下的舅公，按老规矩当然是请我娘舅坐呀！” 王佐却摇了摇头，说：“今天这个规矩要改一改，这上席要给我的朋友毛委员来坐。” 李先开一听，倒疑惑不解了。他知道，王佐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从不把什么人放在眼里，今天他怎么突然对这个“毛委员”这么尊重，还要请他来坐上席，忙问：“毛委员是什么人，多大的官呀？” 这一问，倒把王佐问住了。其实他王佐自己也不知道这“毛委员”到底是多大的官。他摸着脑袋想了好一阵子，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回答，性子一急，便说：“以前不是有皇帝么，皇帝身边不是有左臣右相么，而今不叫皇帝叫党中央，毛委员就是党中央的委员，就像是皇帝左臣右相那么大的官哩！你说，这样大的官到我们井冈山来了，不请他坐上席，叫我王佐的面子往哪里放呀！” 从不出山门的李先开，听王佐这么一说，又惊又喜，看他脸色，倒真的诚惶诚恐起来了，忙说：“这个上席，那非请毛委员坐不可，这是我先开三生世的福份呢！” 王佐立刻来到店上村的李利昌家，恭请毛泽东去李家赴宴。 毛泽东本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儿子，他知道到农家坐上席那身份的分量，更清楚王佐请他坐上席，说明他现在已在王佐心目中的位置，毛泽东心中自然大喜。他细细想来，这结婚酒席，一定会有山里山外许许多多宾朋来客，这是他第一天上山，就有这么一个见见山民的绝好机会，他可在酒席宴上因势利导，向井冈山的老百姓介绍工农革命军，讲讲革命的道理。 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王佐的邀请。 王佐领着毛泽东来到李家，李先开十分虔诚，恭请毛泽东坐了这场酒宴的首席。 这时的王佐，兴奋不已，按捺不住。他亮开嗓门，向所有宾客大声介绍说：“各位亲友，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位贵客，这就是共产党中央毛委员，这位毛委员就像皇帝左臣右相那么大的官哩！他这次带兵上山，是来领导我们穷苦百姓闹翻身的，这是我们井冈山老表们的福份呀！” 顿时，席间人头攒动，惊喜交加，整个场面更添一份喜气。 毛泽东深知民间的乡情风俗，他站起身来，频频拱手，向宾客致意，向新郎新娘恭喜道贺。然后，以他那极具感化力的演讲，向这些来自井冈山村村寨寨的山民们讲述着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建政权、当主人。 毛泽东的这些话，像甘露滋润着山民们的心田。 自此，“毛委员”在井冈山上家喻户晓；“毛委员”成为井冈山人心目中的第一贵宾。 此后，毛泽东屯兵井冈山，率领着工农革命军攻城略地，平南镇北，井冈山上革命活动红红火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井冈山贫苦农民第一次获得了人生的解放。 井冈山上，罗浮、草坪、行洲、茨坪和大小五井村庄的人们，个个欢腾雀跃，人人喜笑颜开…… 自那场由毛泽东坐上席的酒宴过后，井冈山上，很快就在山里山外传颂着这样一首民谣： 行洲府，茨坪县； 大小五井，金銮殿。 1928年5月下旬，为了统一湘赣边界各县红色政权的领导，为了形成井冈山根据地内最高权力机关，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的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六个县的工农兵群众的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这个政府刚刚成立时，尽管时间仓促，加上经验不足，机构尚不完备。但它毕竟是一个湘赣边界最高的红色政权机关，到1928年6月底，边界政府已辖有六个县的工农兵政府了。 在中华大地上，一个崭新的高级红色政权，在罗霄山巅诞生了。 这个红色政权的组织系列如下：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 | 执行委员会 | 常务委员会 | 主席 副主席 | | 土 军 财 政 工 青 妇 新 茶 遂 宁 酃 永 莲 地 事 政 法 农 年 女 遂 陵 川 冈 县 新 花 部 部 部 部 运 运 运 边 县 县 县 工 县 县 动 动 员 陲 工 工 工 农 工 工 委 委 委 特 农 农 农 兵 农 农 员 员 员 别 兵 兵 兵 苏 兵 兵 会 会 会 区 苏 苏 苏 维 维 苏 工 维 维 维 埃 埃 维 农 埃 埃 埃 政 政 埃 兵 政 政 政 府 府 政 政 府 府 府 府 府 各县工农兵政府以下， 设若干区、乡两级工农 兵苏维埃政府 边界政府以下，各县、区、乡，同样由同级分别召开代表大会，形成县、区、乡各级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为该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执行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中均设常务委员会，并推选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 县、区两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一般都设立有财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裁判兼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赤卫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工作部门；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除正、副主席外，还有秘书和土地、财务、文化、裁判兼肃反等专职委员以及暴动队长，分别负责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工作。 在建立红色政权的同时，井冈山根据地内各县、区、乡都普遍组织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革命群众团体，如共青团、工会、妇女会等，主要由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及其下属的各级组织负责领导；另一类是革命群众武装组织，如赤卫队、暴动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由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负责指挥。 为了统一领导各县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充分发挥各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各革命群众团体和各革命群众武装组织在巩固、发展红色政权中的的作用，当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最高政府成立时，就委任了各部、委主要领导人： 土地部部长 谭震林 军事部部长 张子清 财政部部长 余贲民 政法部部长 邓允庭 防务委员会主任 王佐 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 宋乔生 副主任 毛科文 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 肖子南 副主任 刘珍 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吴仲莲 副主任 彭儒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袁文才 人们终于可以发现，共产党从1927年的八七会议到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毛泽东从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诞生，从井冈山的山民们唱出“金銮殿”的民谣到毛泽东实实在在当上湘赣边界最高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共和国的形象已开始展示出来了。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隆重典礼。 毛泽东也终于可以以一个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国了。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面了。 两双巨人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一起。 斯大林久久地望着他既陌生又似熟悉的毛泽东，赞叹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而这时的毛泽东，却意味深长地说： “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 “不，不，不——”，斯大林没等翻译把话说完，捏着烟斗的手习惯地摇了摇，说：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谁也不能去谴责一位胜利者！”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 这笑的代价，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同胞才知道得一清二楚。 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应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并主动提出从苏联派几位理论家、翻译家来华协助完成这项工作。 不久，苏联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外交家，斯大林的首席华语翻译费德林，以斯大林特使的身份，来到了中国。 在北京，这位专家在仔细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简历时，惊奇地发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罗荣桓、粟裕。黄克诚、谭政……这些开国的功臣们，从1927年秋至1928年，党和军队的初创时期，他们几乎都是同时战斗和生活在同一个山区，这个山区他以前在一些共产国际的文件中也时断时续地见到过它的名字，那就是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井冈山。 细心的费德林还发现，在毛泽东早期的一些著作中，有几篇关键性的文章就是在井冈山写成的。此后，从中央苏区到陕北延安，在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都反反复复地提到过这座山。 作为一个中国通的费德林，他已敏锐地意识到：井冈山，在毛泽东个人的经历上，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发展史上，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个进展之中，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缺少！ “啊，井冈山，神秘而伟大的井冈山！我要尽快去考察、去访问、去揭开这块革命圣地之谜。”费德林用汉字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并转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同意并亲自指派他的首席俄文翻译、他身边的主要工作秘书师暂，全程陪同这位斯大林的特使上井冈山。 当他们来到江西井冈山下的吉安时，吉安地委书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红军战士李立，决定亲自陪同毛主席的客人上山。 建国伊始，井冈山四周依然是悬崖峭壁、羊肠小道，修马路、坐汽车还只能是以后的事。 费德林一行上山的路线是：从吉安坐汽车到山下的遂川县，尔后从遂川县城开始，骑马经草林、堆子前、黄坳，然后下马过朱砂冲，翻山越岭，爬山过拗，于1950年底的一天，登上了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人运筹帷幄的井冈山茨坪，而且，还住在当年毛泽东的房东李利昌的家中。这时，这栋干打垒的泥土屋已经成了“井冈山特区政府”的区公所了。 来自异国的这位毛泽东的客人，在井冈山感觉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神奇，那么新鲜！ 他来到小井村，站在那块稻田边上，面对被敌人屠杀的一百三十多位红军烈士的三堆坟冢，默默地低头沉思； 他在大井村，在那栋曾被山民称之为“金銮殿”的毛泽东等人的旧居前，在他眼前，能见到的只是用杉木皮盖着保护起来的一堵弹痕累累的残墙； 他登上八面山，在那几个已塌陷的工事上，他从老暴动队长邹文楷那儿得知：彭德怀属下的红五军第二大队大队长彭包才、党代表李克如带领红军官兵在这里同敌人激战七天七夜，最后弹尽粮绝，一百多名红军战士战死在这里； 他又登上黄洋界，才知道，毛泽东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原来红军在这里只凭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最后保卫了井冈山这块红色根据地。 在茨坪，他还看见了红军的被服厂、军械处、军官教导队、红四军军部、党的特委、前委、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那一个个的遗址。 还有，这农舍，这清泉，那青山，那翠竹，无不吸引着这位异国他乡的客人。 费德林是个中国通，但他却并不怎么通中国的农村，更没有弄通中国的井冈山。 于是，他请求李立同志，就在茨坪，在毛泽东当年写下《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的地方，召开一个有井冈山人民群众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这会，开得那么自然，那么实在，那么热烈。“ 会上，费德林似一个小学生，又似一个学者，似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又似一个刚刚参加战斗的红军战士。他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按照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那篇名著，向这些山民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印证书中写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战例…… 让这位外国客人难以置信的是，参加座谈会的这些山民们，给他的每句回话，每一个问题的解答，竟像是毛泽东书中的翻版。 这位斯大林的特使，他信服地向师暂、李立竖起了大拇指，用他那流利的中国话说：“中国红军了不起呀，毛泽东真伟大！” 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一页页他在井冈山的所见所闻和他感受到的一切。 费德林兴奋不已。就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他向着李立、师哲，向着井冈山的山民们自问自答地说： “井冈山可以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吗？！我想，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论证我这个观点的。” 费德林带着激动而愉快的心情，离开了井冈山，回到北京。 这次来中国的井冈山之行，对这位苏联外交家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后来，他回到苏联，特意写了一部反映井冈山斗争的书，并把这次井冈之行的见闻都写上了。他满怀激情，赞扬中国共产党，赞扬中国红军，赞扬毛泽东。他的结论就是： 井冈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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